可持续发展预期社会效益

三、管理与发展的均衡：可持续发展

社会发展决不取决于人的自由意志，但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管理者的政府，在管理社会中所采取的政策、方针和措施将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的状况和速度。发展道路的选择就要考虑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通过了《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提出了人类经济与环境发展的合理方式，那就是可持续发展，即“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理想的发展观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

是否选择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学领域涉及个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博弈。首先假设世界各国无论贫富、大小均有社会发展与环境相和谐的愿望；还假设与环境相和谐的发展所取得的收益。生存环境的改善，是指由于管理思想的改善，本国所取得的适宜生存的能力的增强。根据不同的发展程度，按照不同的政府管理模式，我们把世界上的国家大体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传统型管理国家，这类国家一般是指发展中国家，其生产力水平低，人们还处于较贫困的状态，政府管理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而由于技术、制度落后，经济的发展多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另一类国家是现代型管理国家，这类国家一般是指发达国家，其经济发展已进入了较高层次，人民生活相当富裕，政府管理社会发展的目标不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提高社会福利，因为其技术水平遥遥领先，已逐步进入了低投入高产出的阶段。同样，有两种发展战略可供选择，一种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另一种是非可持续发展战略。

根据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发展战略，可以得出下列4种策略选择：（1）两类国家同时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此时总收益量最大，假设为10，这时两类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均达到最佳状态。但由于发展水平的不同，又考虑到现代型管理国家进行环境改善的愿望更大一些，这类国家可能取得更多的收益，这样两者的纯收益应该分别为6和4。（2）只有现代型管理国家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两者的总收益假设为7（此时的总收益小于第一种情况，同时考虑到现代型管理国家的发展能力大于两者平均），由于可持续发展的收益具有外部性，或曰搭便车效应，收益应由两类国家共同获得。合理的分配是现代型管理国家为4，传统型管理国家为3。（3）只有传统型管理国家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两者的总收益要更小些，假设为5，同样由于可持续发展收益的外部性，仍在两类国家之间分配，传统型管理国家为3，现代型管理国家为2。（4）两类国家同时采取非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两者的总收益为0，那么各自收益也为0。显然，对现代型管理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是优选（因为6＞2，4＞0）；对传统型管理国家来说，也是可持续发展是优选（因为4＞3，3＞0）。这个博弈存在着“纳什均衡”：即无论什么国家，最理性的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

当然，这只是个理想状态。之所以该博弈存在着纳什均衡，是因为我们前面有一定的近似苛刻的假设。若考虑成本问题，即实行可持续发展要付出的代价，经济落后的国家会失去它的“理性”，实行非可持续发展：不惜破坏自然环境、生态平衡，大肆发展经济，而进入另一个恶性循环。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不存在理想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还会由于信息不完全和“搭便车”心理使选择行为出现“理性的无知”（rational ignorance）与“集体的愚蠢”（collective idiot）现象，选择了一个大多数人最不喜欢的方案即“阿罗不可能定理”（Arrow’s impossibility theorem）。在历史上无数事例说明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对立状态，比如“诺斯悖论”：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选择或默认了使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或地区长期停滞或衰败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