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管理思想的萌芽、兴起时期。中国管理哲学智慧首先是先秦诸子的管理智慧。但先秦诸子的概念主要是就春秋战国时期的各派学者而言，在这之前，中国管理思想已经走过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和萌芽的历史过程。先秦诸子为我们贡献出了一份至今仍为人们所赞叹的多彩画卷，这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史上所创造的一大奇观。限于篇幅，这里仅简要介绍孔子及儒家管理思想、老子及道家管理思想、韩非子及法家管理思想、孙子及兵家管理思想、墨子及墨家的管理思想。
（一）孔子及儒家管理思想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因此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不论是它的积极方面还是消极方面都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作为儒家学说的始创者，孔子的管理思想为以后儒家思想的发展无疑奠定了基础。
孔子的管理思想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他主张以礼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儒家学说以“仁”为理想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必须按照礼的规定行事，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在具体做法上，他认为必须遵守严格的等级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维护统治者的地位和整个国家的秩序。孔子在阐述治国理念时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的思想就是要各个层次的人按照其身份办事。根据“礼”，孔子把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这也是十分有利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2)在孔子眼里，“君子谋道不谋食”(3)，以“礼”来作为治理国家的准则，就是要使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地位永久化、固定化，使贵族统治能够长治久安。
2.为了克服统治者和百姓之间的矛盾，孔子又提出了重义轻利的管理方法。他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将对义利的取舍态度立为判断人品的标准，鼓励百姓安于现状。他自己也“罕言利”，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至于如何贯彻重义轻利的原则他提出了以下几点：
（1）管理者自己要以身作则，为普通民众树立榜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5)。
（2）对待百姓要加强教育，要用礼和义来教化百姓，使他们能够认同和遵守儒家的礼义规范。
（3）要举“正直”，也就是要选拔正直的人来参与管理。
3.孔子贵义贱利与惠民的治生思想。孔子的义利论首先肯定所有的人都有追求富贵的欲望，统治者应该承认人们这种欲望的合理性并给予满足。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更加强调以礼义制约利的重要性。至于惠民思想，他主张为政必须先考虑给人民以恩惠，让老百姓能过上安适的生活。孔子的惠民思想，一方面要求统治者“使民以时”(6)，不滥征民力，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这样既可以使百姓安居乐业，又可以保证统治者获得正常的赋税收入；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薄赋敛”，“节用爱人”，使人民得以“足食”，惠民以富的政策得以贯彻。
战国时期儒家的另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和荀子，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学说。孟子的管理思想对仁政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他以仁政作为治国的目标，孟子认为，仁政是治国之本。孟子主张人性善论，认为正因为人性先天是善的，所以可以用仁政的办法引导人民。人性善说，是孟子仁政管理的理论基础。民为贵则成为仁政管理的核心。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而统治者要想巩固其统治，就必须以德服人。孟子的经济管理思想则以“富民”为中心，强调要给百姓以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8)。和孔子一样，他也主张薄税敛，农业方面主张单一税制，工商业方面，也主张减轻工商业者负担。
孟子还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是他反复宣传的一项管理主张。孟子认为“不用贤则亡”(9)，把能否提拔重用贤能之士提高到决定国家存亡的高度，在战国群雄纷争的年代不能不说这一提议极具战略眼光。孟子还认为尊重贤才不能停留在口头上，只有重用贤人，发挥他们的才能才是真正的尊贤。在用人问题上，孟子反对论资排辈，另外，他还认为杰出的人才不一定要有显赫家世，用人不应当论出身，更不应当计较个人的恩怨。
此外，散见在孟子言论中的一些决策思想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变通思想、乘势思想等。前者是说孟子主张在危急的时候可以变通，哪怕违反了封建礼教，而后者是指制定国家战略要建立在对国情的具体分析基础上。
荀子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则是性恶论。以此为出发点，除了以礼治国的主张外，他还提出了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治之经，礼与刑”(10)。他认为，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比单纯的实施其中之一要有效果。任用贤能之士的问题也为荀子所关注，他认为明智的国君首先关心的选贤任能，把用人放在第一位，有一批贤能的人辅助，国君无须操劳就可以国定邦宁。荀子的经济管理思想着重于“上下俱富”(11)，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强农业生产。另外，他还主张轻税和节用，前者从增加国家长期赋税收入的角度主张减轻农民负担，而后者中荀子则认为个人消费和国家财政支出都必须节省，这既是富民富国的前提，也是在防止经济困难时国家发生混乱的必要条件。
总的说来，儒家管理思想重视人的因素，认为管理的精髓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作用，《礼记》中所谓“为政在人”，无疑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重视人的因素成为儒家管理思想的着力点，他们认为管理工作不仅要得到管理对象的支持，还要重视人才和教育在管理中的作用。同时，管理工作还要重视领导的作用，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孔子还把领导者自身的品质和行为对群众的影响比喻为风和草的关系：“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2)，这表明领导的作风优良与否直接影响到群众。在工作中，领导要气量大度，“宽则得众”，要能“赦小过”。儒家还强调管理必须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13)，孟子则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4)。不仅如此，儒家还提出了协调人际关系的具体方法，如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15)，也就是说，用道德和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协调人际关系的目的。
当然，儒家的管理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如贵义贱利思想就使中国在整个封建社会中耻于言利，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无法提高，抑制了竞争社会的形成。再如重道轻艺的消极影响。儒家管理思想崇尚“义理”，鄙薄“技艺”，这就造成中国传统管理意识的扭曲，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不受重视，被视为奇技淫巧，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由此受到了阻碍。
（二）老子及道家管理思想
老子相传是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又名《道德经》）则是其晚年的口述作品。这部书虽然只有5000字，但却是一部言简意赅、观点严谨的著作。老子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管理方法以及管理者自身修养诸方面，其中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的核心。
1.动合无形、无为而治是其管理思想原则。老子所谓无为，并不是说不为，而是顺其自然，依据事物自身的必然规律运行和发展，“动合无形”，而不凭加任何外加的力量。老子认为，所有的人们改造自然的活动都是“有为”，必须最大限度地削弱，为了使社会上一切人都遵循无为原则，统治者首先必须带头过一种质朴的生活，减少政事活动，同时还要使民失去有为的条件。老子的无为是作为一个政治管理原则提出的，他认为“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此国家要减少颁布法令规章。强调要“政简刑轻”，反对以繁复苛重的政治、法律手段治理国家。
2.提倡清净安定、无为而治的管理环境。老子主张安定，“清净可以为天下正”就包含着对环境安静的期盼，“为无为”就是要创造一个适合“无为而治”的安宁环境。
3.老子提出了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管理策略。《老子》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以弱胜强就是重要的内容。他认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反映在治国、治军上的表现，老子认为一是“以正治国”，二是后动制敌。
老子对领导者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居上谦下就要求领导者应当时刻处下，事事居后，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而应该永远谦恭、温和。另外，领导者还要做到“常善救人”，这样才“故无弃人”。这就是说，要做到人尽其才，才能做到不遗弃人才。
老子及其道家管理思想中有许多正面的、积极的因素，无为而治要求人们的管理活动要符合道之自然，也就是事物的本性和规律；对对立关系互相转化，老子也有深刻的认识，从事物的有和无分析出有关管理的道理。在用人的管理职能方面，老子提出“知人者智”，对领导者，则提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16)。这些思想都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
当然，老子的思想中也含有不少消极成分。他的无为而治主张退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而不是要把它建设得文明和先进，提倡“善下”不是想变更旧的等级秩序，而是为了缓和矛盾。这些消极内容，反映了当时社会急剧变革情况下没落社会势力的态度和幻想。
（三）韩非与法家管理思想
韩非是先秦诸子百家中法家的杰出代表，其天性口拙，却擅长文笔，曾与李斯一同师事荀子。韩非的著作收入《韩非子》一书之中，从理论上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列国兴亡盛衰的经验，提出其国家行政、经济、人事等诸方面的管理主张。它们基本上被秦始皇采用并付诸实践，为秦统一天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韩非的思想概括为三个方面。
1.崇君尚法的行政管理思想。“治民无常，唯法为治，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故民朴而禁之以名则治；世智而维之以刑则从。时移而法不易者乱；世变而禁不变者削。故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世变”（《韩非子·心度》）。韩非子这句“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已成为千古名言。即治国必须亦法为准绳，法则应因时、因情而变。
具体说来，以韩非为首的法家强调抱法处势，“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赏罚得当、严刑峻法，“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二柄》）；分级管理、逐级监督，禁结私党、形名参验；尽人之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穷于智。”（《主道》）
2.务力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重农而不重商，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只有规章制度定下不再有变动，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依靠民力，国家才能富强。欲富而家，先富而国。
3.信智并举的人事管理思想。韩非非常重视人才的选用。“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人主》）。在选拔人才时，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只见其才而忽视其德，这种人一旦掌权定会以权谋私；二是只见其德而忽视其才，这种人行使管理职能又往往会无所适从。在人才使用上，主张“官置一人”，反对一人身兼二职，要求明确其权限范围以各司其职。在人才考核上，他主张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则将这三者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大权；术是指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这种以“法”为核心的管理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孙武及兵家管理思想
孙武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他所著的《孙子兵法》传世的今存本有十三篇，该书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兵书，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它不仅对世界军事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哲学和文学价值，有很多思想都是可以为管理学所借鉴的。
孙子是世界上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在著作中对谋略问题着墨较多。孙武强调要在战前对事关全局的战略进行部署和谋划，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按照战争中各个方面、各个阶段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军事力量的准备和运用。如《孙子·计》中写到：“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17)在战争过程中，孙武则认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18)所以，通过谋略战胜敌人才是上策，在这里他同样强调了战略的重要性。“知己知彼”是孙武战略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只有通过各种方法获得敌方的信息，才能明白对方的意图从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达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这些方法既包括像通过观察物象、征候来判明敌人动向的直接观察法，也可以通过我方的主动行动而使敌人暴露出战略意图，甚至可以使用间谍这种隐蔽的方法来刺探对方的情报。
孙武十分重视人才在战事中的作用。他在《孙子·作战篇》中说：“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对有才能的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择人任势”是孙武的人才选用标准之一，《势篇》中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也就是说，选拔人才的时候要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以及选拔对象适应该情形的能力来作出决定。关于人才的综合素质，孙武在《计篇》中把它归纳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也就是有智谋，讲信用，仁德爱兵，勇敢善战，纪律严明。孙武还十分强调统帅自身的修养，《孙子·九地篇》中说：“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认为为将者应该能够有沉着、冷静的大将之风。他还认为，如果一个将领十分有才华，那么君主应该放手让他施展，这是孙武很重要的一条择人任势的原则。如《孙子·谋攻》就认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九变篇》则说，如果将受命于君，则“君命有所不受”。
（五）墨子及墨家的管理思想
墨子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不满儒家尚礼和厚葬制度，于是另立新说，创墨家学派，与儒家对立。其言论和主张被其门徒记述下来，编成《墨子》一书，共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墨子的管理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兼爱尚同。“兼爱”是墨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当时社会动乱不安，主要就是由于人们不相爱造成的。管理者如果平等的去爱下属，则能得到比较好的绩效。墨子的“兼爱”思想是以“交利”为基础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管理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体察民情，爱民诚心，为民谋利。
“尚同”亦是墨子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只有人们思想统一，天下才能稳定。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做到“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志》）
2.节用。墨子经济管理思想的核心是“节用”。节用就是指要节约消费，不能奢侈。人们只要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就行。如果统治者注意节约消费，则国家的税负就比较轻。
3.尚贤。在人才管理上，墨子提出“尚贤”。用人要注重有才德的贤人，要求把尊崇贤良和任用有才能的人作为主持政事的方针。
作为战国初期著名思想家，墨子因其来自社会下层，所提出的管理思想能较多地考虑广大人民的利益，他的“尚同”、“节用”、“尚贤”等思想对现代管理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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