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为什么不同

东方管理研究的历程、现状与挑战
Oriental Management：History，
Status in Quo and Challenges

彭　贺

He　Peng

摘　要　作为我国管理学科中的一个亮点，东方管理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东方管理研究团队不断扩大、学术研讨会日渐增多、文献积累也越来越丰硕、东方管理理论日趋成熟、影响力日益扩大。未来的东方管理研究面临三大挑战：从理论提炼向实践运用转化；从研究对象向研究方法的转移；从西方训练向本土训练的转向。

关键词　东方管理，现状，未来挑战

Abstract Oriental management is a burgeoning discipline．The core ideology and a general framework have been developed．Now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 begin to study it；more and more academic conferences are hosted；more and more papers which study about it are published；the oriental management theory is becoming mature；the social influence power is becoming bigger．But future oriental management research should solve the following challenges：the transition from theory study to practice；the transition from research object to research methodology；the transition from western academic training to indigenous training．

Keywords Oriental Management，Status in Quo of Discipline，Future Challenges

东方管理学是以管理学、经济学为基础，融合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成果的新兴综合型交叉学科。作为我国管理学科中的一个亮点，东方管理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并逐步得到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关注和认同。本文将对东方管理的研究背景与历史做一回顾，并描述该学科目前的发展状况，最后就东方管理研究在未来发展中将要面临的挑战进行一些探讨。

一、东方管理研究历程

（一）研究缘起：从积极引进到主动反思

东方管理研究源于对西方管理思想与东方传统文化的反思。自从泰勒（Tylor，1911）开创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以来，西方管理思想体系在世界管理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并伴随西方经济力量的全球扩张而压抑了其他国家和地区本土管理学的发展。与之相应的是，尽管东方传统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光辉璀璨，却由于东方诸国近代经济发展的落后、市场发育水平低下，且没有与现代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制度进行有效结合，因而被世人忽视，致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西方学者唯西方管理中心论，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传统文化的现代经济意义予以否定（如马克斯·韦伯，1987），而且一些东方本土学者也漠视、忽略甚至对东方传统管理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妄自菲薄，唯西方管理思想马首是瞻。

然而，随着日本以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人们的观点逐渐发生改变。研究者在探索日本、东南亚经济奇迹的过程中，开始重新思索东方管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发现亚洲这些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家们大都创造性地理解、吸收了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的经营智慧，并逐步形成了迥异于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方法。荷兰著名跨文化管理学家霍夫斯泰德（Hofstede，1991）甚至提出了儒教动力学并将此作为解释东南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企业成功和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研究者这种对独具特质的东方管理思想的深刻反省和全新认识，直接引发了更多的学者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合理价值、现代命运以及未来走向的热烈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更是促进了一些管理学者开始去积极思考中国管理的特色，以及中国特色管理学科体系建设等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富有洞见的学者开始进行东方管理思想的探索，苏东水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文革”后期，就开设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讲座，开始对西方管理思想进行反思，并主张重新理解中国传统管理思想。1984年，袁宝华召集20多位学者教授座谈开展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研究工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以扭转当时流行的管理言必称西方的倾向。20多位学者的发言最终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与管理现代化》一书发表，影响很大。此后，一些学者继续这一思路，开始从各个视角切入到东方管理的研究过程中。与大多研究者仅关注中国传统管理研究不同（如潘承烈、成中英、曾仕强等），以苏东水为首的一批被外界称为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则将视野拓展得更宽，将研究内容不再局限于中国古代传统管理思想，而是拓展到与西方相对的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东方，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国家等。东方管理的基石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作为与西方文化截然相对的文化范式，尽管其内部仍然会表现出多种类型的文化形态，然而其仍然具有极为统一的心理特质、价值取向以及由此而支配着的行为方式。对东方传统文化的普遍关注不仅是考虑到管理背后的文化约束力，而且也是重新彰显东方各国本土管理精髓，形成更具普遍性管理原理的必经之途。

（二）研究意义：从边缘到中心

东方管理学以关注管理的社会文化属性为突出特征，其根本目的在于反思西方主流管理学话语霸权，试图恢复东方管理思想在管理理论与实践领域的话语权力。边缘与中心位置的变迁过程将接踵着评价和认同的身份问题。对于东方管理学而言，打破西方管理学的话语霸权，逐步取得与西方管理学的平等对话地位，是要完成的首要任务。

话语权的争夺并不是两种理论复杂性的比拼，而是所研究问题重要程度的比拼。纵观世界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地方最容易诞生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我非常赞同林毅夫的观点，“如果对本土问题能够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其成果将是国际性的。任何学术都是本土化的，美国的理论不是凭空来的，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理论都是研究了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得出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影响，所以研究发达国家的理论就被认为是国际性的。理论的影响有多大并不取决于它有多复杂，理论的影响取决于它所研究问题的重要性。”（林毅夫，1995）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预言：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他做出这样的判断，我相信不是根据所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简单类推，而是有深刻的逻辑基础的。东方诸国和地区在近几十年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让西方人开始关注、重视东方的问题。比如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高速成长，已让西方学者惊为“中国奇迹”，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问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文在西方杂志上被接受的概率也越来越大，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了。德国大学素以“学术严谨”、“学位含金量高”著称于世。但近几年来，德国大学却根据形势变化而新开设“中国管理学”专业。这就说明中国崛起所带来话语权地位的提升。德国高校联合会负责人提特茨博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含有“中国因素”的学科将越来越多（青木，2006）。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有意识地努力，随着东方经济的崛起，东方管理学将逐渐取得与西方管理学平等对话的话语权。

（三）研究阶段：从古为今用到融合创新

作为对西方主流管理学的一种超越，东方管理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历经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精髓的发掘、整理、提炼，到对西方主流管理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判，再到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已走过30余年的艰辛发展历程。这既是一条从追问、反思到原创的探索历程，也是一条从最初被研究同行质疑到逐渐认同、接受的学术影响历程。

纵观东方管理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古为今用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归纳、提炼东方诸国古代、近代的管理精髓，并在现代经济环境中对其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应用。此阶段的主要问题是从东方传统文化中提炼出一些原理、原则，去伪存真，传承创造。该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著作有《中国古代经营管理思想——孙子经营和领导思想方法》、《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中国古代行为学说研究》、《试论管理科学的对象与性质》等。（2）理论创建阶段，此阶段主要是基于现代东方国家的经济管理理论与实践，融合东西方管理精华，提炼出具有全球视野、现代意义的东方管理理论。不同学者对东方管理理论的提炼各不相同，影响最大的理论框架是苏东水教授提出的“三学”（中国管理学、西方管理学、华商管理学）、“三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四治”（治国学、治生学、治家学、治身学）、“五行”（人道行为、人心行为、人缘行为、人谋行为、人才行为）、“三和”（中和、和贵、和合）体系。此阶段的核心问题是发展一套可供后来研究继续深入的理论框架。（3）影响扩大阶段。随着研究学者的逐步增多，对东方管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实践界对东方传统文化兴趣的复归，东方管理思想的影响不断扩大。

二、东方管理研究现状

目前，东方管理学科发展日趋成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东方管理研究团队不断扩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本土的适应不良。于是，致力于研究东方管理、中国式管理的学者越来越多，拥有了一批常备的专门研究人员。一些知名高校更是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比如，复旦大学在1997年就在全国率先设立了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华侨大学、贵州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在近期亦设立了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东方管理研究院。其他高校如清华大学、苏州大学、杭州商学院等等也聚集了一批研究东方管理的学者。以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为首的，共同致力于东方管理研究的国内外学界精英甚至被外界称为东方管理学派。更为令人欣喜的是，不仅学术界开始研究东方管理的学者越来越多，在实践界亦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开始呼吁学界从事此方面的研究，以有效解决当代中国企业的一些现实问题，一些企业家更是身体力行，在管理实践中应用东方管理的一些原理、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东方管理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日渐增多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自1997年起每年举办一次东方管理论坛，迄今已召开十一届大会，累积十一卷东方管理会议论文集，收录相关学术论文近千篇，海内外学界、政界、商界近三千人出席了大会。历次东方管理论坛的主题、与会人数请见表1。从表中可见，会议议题涉及东方管理领域的各个方面，并紧密切合时代主题。定期召开的学术会议为东方管理的研究学者提供了有效的沟通、交流平台，促进了东方管理研究的深入发展。

表1　历次东方管理论坛概况

（续表）

（三）东方管理主题的研究文献日趋增多

众多学者对东方管理、中国式管理的关注，导致这方面的研究文献积累日趋增多。文献积累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促进了东方管理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坊间以中国管理、中国式管理、东方管理主题命名的著作、论文已有不少。尽管这些已有著作、论文还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但毕竟已经是在进行艰辛的探索工作。虽然研究艰辛，难度颇大，但只要大家齐心，还是能将研究推向深层的。必须要提及的是，苏东水教授目前正组织众多学者撰写东方管理学派著系十五部，部分著作已经出版，其余系列也将陆续推出。这一著系的推出标志着东方管理学科已走向成熟。

（四）东方管理理论日益成熟

学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学科是否形成了一些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目前，比较完备的东方管理理论体系是由苏东水教授提出的。苏东水教授理论框架概括起来就是“三为、四治、五行”体系（苏东水，2005）。其他学者（如潘承烈、成中英、曾仕强等）也从另外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理论框架，丰富了东方管理理论研究。随着东方管理理论的日益成熟，研究同行们对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属性、学科意义等问题上基本形成了较一致的看法。

（五）东方管理学的影响力日趋增强

近年来，随着东方管理研究的日趋深入，东方管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不仅越来越多地得到学术同仁的认可，而且通过权威媒体将东方管理学的影响传播到社会。2004年，东方管理学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在复旦大学率先设立，这对东方管理研究人才的培养、东方管理在实践中的运用均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在“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的指导下，东方管理学派博采古今中外，立足现实土壤，积极将学术研究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积极参加国际学术活动，为中国管理科学走向世界做出了贡献。1997年，复旦大学成功举办了世界管理大会。2008年，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又将承办IFSAM第九届世界管理大会，这将是向世界管理学界展示东方管理魅力的良好机会。

三、东方管理研究未来展望

东方管理理论适应了当代中国转型管理的需求，是我国管理学科自主创新的成果，也越来越获得同行的认同和支持。然而，东方管理学毕竟是一个新兴学科，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笔者以为，东方管理学科要取得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要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从理论提炼向实践运用的转化

理论源于实践，又要指导实践。这是实践论的普遍原理。管理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发生、发展均脱离不了管理实践。如何在理论与当代实践之间建立有效的衔接将是东方管理研究将要重点解决的一个问题。

纵观目前为止的东方管理研究，主要仍停留在对东方特别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萃取、提炼，中华优秀传统管理文化的溯源、梳理，中国人心理行为特征的归纳、验证等理论研究方面，而对从古至今的东方诸国具体的经营管理实践关注不够，对将东方管理理论运用于当代中国企业实践的关注不够。这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人们觉得东方管理听起来很美，但用起来不知如何操作。这直接约束了东方管理的进一步拓展。

因此，东方管理研究的下一个重点应是东方管理方法、东方管理实践的研究，要侧重将提炼出来的理论转换为可实际操作的步骤、流程、原则，要侧重对当代中国新商人的实践研究，要加强对东方诸国当代经营管理实践的比较研究。

（二）探讨东方管理独特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在各个学科群中，学科之间的边界主要由其研究什么而不是由其怎样研究来界定。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边界亦取决于其研究对象的差异。东方管理主要研究东方诸国（特别是中国、韩国、日本等儒教圈国家和地区）的管理思想与实践。正因为如此，目前的研究也就集中在探讨东方管理研究对象以及其特征上。然而，这样的一种研究聚焦可能存在很大的风险。

现在的管理研究普遍推崇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只有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果和解释，才具有科学性。而那种本土性的解释则由于与本土个体的知识和信仰联系在一起，被认为缺乏科学的证明。因此，一些东方管理的研究者认为，坚持西方实证研究方法来研究东方管理，才是东方管理未来研究发展之道。然而，这种说法存在一个矛盾，即研究对象、研究概念均是来自东方，而研究的手段、方法则来自西方，这种从东方诸国梳理出的概念和管理模式在经过西方实证方法分析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否还符合东方诸国的实际情况？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东西方的学术传统本身就不一样。比如，东西方在对概念的界定上就存在很大的差异。西方侧重分析、罗列，很容易将一些概念转变为变量，而东方侧重整体、系统，一些概念包含的内涵非常广泛，很难将其进行严格的界定，而一旦进行界定又失去了其原本的含义。因此，以西方的操纵变量方法来进行东方概念的研究很可能就是“指鹿为马”，生搬硬套。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顶级杂志编辑认为中国作者撰写英文论文的最大缺陷在概念界定上的原因。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方法进行分析，只是研究对象不同的话，那西方管理学者同样可以进行东方管理研究，只不过在其研究过程中，增加文化这一变量，东方管理研究的特色难以体现。因此，有必要去仔细思考，究竟以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东方管理最为合适。

（三）从传统学术训练转向中西融合训练

研究者的素质也是推进东方管理研究进一步深入的重要因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的管理研究学者受传统研究方式的影响太深，研究易陷于空泛。当然，现今的青年学者多多少少已经受过特定的西方学术训练，比如实证方法的训练。我们认为，同时接受中、西方的学术训练是必要的。我们也发现，在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比如一些学者往往只是将接受的这种训练简单嫁接到当前的研究之中。一些研究的论文更是仅仅通过检索西方文献来发现研究议题，而无法基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去发现一些迫切的、必要的、重大的管理问题。他们以为只要在把西方的理论框架简单运用于中国等东方情境之下，就是中国管理研究、东方管理研究。这种贴标签式的研究在一定阶段虽然也对文献积累有一定贡献，但对中国管理、东方管理理论建构的意义甚微，充其量只是简单验证西方理论在中国等东方情境之下是否可行。比较理想的东方管理研究应该是问题导向型的研究，问题应该源于东方诸国的经营管理实践，而不是套用西方现成的理论框架，也不是简单地进行二元比较，也不是要回到传统的东方思想之中，而是要基于实际问题和现象，去提炼真问题，去寻求解决方法，探索解决途径。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将这两者结合起来。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解，研究者除了接受西方学术训练，还应该接受本土训练。我们认为的本土训练不等于传统学术训练，它不仅应包括东方传统学术思维的训练，更应该包括对中国本土情境、文化特质的深度理解。研究者只有对东西方学术传统均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才可能参与东方管理这一新兴学科范式与理论的更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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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林毅夫．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J］．经济研究，1995，1．

［4］青木．德大学新专业注入中国因素［N］．环球时报，2006．8．11（19）．

［5］苏东水．东方管理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