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上下俱富”的和谐群体管理思想

荀子“上下俱富”的和谐群体管理思想
The Harmony Management Thought of Xunzi

徐培华

Peihua Xu

摘　要　荀子从国家治理面对义利之争的矛盾，在肯定人们对利的追求的正当性的前提下，主张人们更要遵守礼义，社会就会和谐，天下就会太平，人们的物质需求就会得到满足，这就是守义而得利的义利辩证关系，从而实现和谐管理。荀子认识到凡人皆有欲望，皆欲求利，又看到国君与百姓是“舟”与“水”的关系，因此他强调“上下俱富”，这是社会和谐管理的关键。

关键词　和谐管理，群体意识

Abstract Xunzi analyz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interests and justice，and thought that people should obey courtesy and justice rule when pursuing reasonable interests．If people could do that，the harmony management can be achieved．Xunzi emphasized every people should be rich，and thought that is the keypoint of society harmony．

Keywords Harmony Management，group consciousness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而使经济更加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构建和谐社会，它既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追求和谐社会，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梦想。中国儒家理想的小康、大同，就是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流传中的和谐社会景象，但传统的和谐社会景象往往是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换取社会的和谐局面，现代的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协调好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整合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它是建立在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是可持续的。在历史上，也有不少有影响的思想家，对追求和谐与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论述和思想，荀子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位。

一、追求义利辩证和谐的群体意识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为战国后期时赵国人，一生主要从事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关注社会现实问题。荀子从社会和谐的角度，对人们在处理社会道义和物质利益方面，强调要维护群体利益，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1]荀子肯定“义胜利者为治世”，也就是古人心目中的较为和谐的社会。在荀子看来，“义”是每个人在社会群体中必须处的地位和必守的规矩，如果人们都处在自己应该处的地位，遵守自己应该遵守的规矩，社会就会和谐，天下就会太平。这样，人们的物质需求就会得到满足。这就是守义而得利。如果人们都去追名逐利，相互争夺，超越自己的地位，不守应守的规矩，社会就会动荡，天下就会大乱，这样，人们的物质需求就难以得到满足，这就是求利而失义。

荀子的这种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管理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现代企业的发展尤其注重团队作用，而群体意识作为群体的纽带，正是企业的灵魂。现代企业文化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中，由全体职工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培育和形成的群体意识——企业精神，是企业管理的灵魂。企业活力的源泉在于职工的目标感、责任感、使命感，在于员工崇高的理想和价值观。那么，如何树立企业的群体意识呢？首先，企业内部的领导者、管理者和全体员工之间要有共利意识。儒家已经意识到，义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一个既相区别又相统一的关系。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义利，其实就是利益的概括和表述。“利”是微观的、具体的，也就是局部的私利。“义”则是宏观的、整体的公利。私利和公利是有区别的对立，但同时这两者又是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辅相成的。如果群体成员认识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自觉把个人融于群体之中，这样的群体便有较高的凝聚力。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企业自觉地用这种共利意识指导自己的经营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深受儒学影响的日本，创造了一套“家族氏”的集团管理体制，即在集中管理下实行分权管理，这种体制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充分按“集团”的力量，保持集团内部的协调，要求每个成员都要参加企业经营，实现“自下而上”的经营管理。因此，企业采取种种措施充分发挥集团内部所有成员的积极因素，使每人的个人目标与企业的组织目标融为一体，并经常向企业成员灌输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意识，让每个员工都切身感受到企业就是家，管理人员就是家人，只要他们拼命为企业工作，他们的生活就会找到依靠、得到保障。所以，日本企业大都采取终身雇佣制，如松下公司规定他们的近9万名职工每天上下班前都要朗读如下的信条：“只有通过公司每个成员的协力和合作才能实现进步和发展。”因此，当每一个人在致力于不断改进公司的工作时，均牢记这句话，公司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职工的意识中树立“公司命运与全体员工命运休戚相关的信念”。

不仅如此，企业还要满足企业员工的心理需求。儒家认为，一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只顾及个人生命和利益的存在，也不能由自己给自己的生存意义给予评价。个人的生命价值是由他人、社会给予评判的，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个人的人生价值才能得以体现出来，也就是说，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而且有精神上的需求。企业职工不仅是想得到公平合理的工资、奖金，而且还有心理上的满足，职工生活在群体中，希望得到群体的承认，得到其他成员的尊重和帮助。如果他们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会以厂为家，拼命工作。在这方面，江苏森达集团就有成功的经验。总经理朱相桂，只要在厂里，每天上下班都到厂门口接送工人，每天到车间看望工人，工人有困难，他尽力解决。在集团工作的意大利人马尼龙格因事不能回国过圣诞节，朱相桂托人买来圣诞礼物。正是朱相桂关心、尊重职工，造就了森达人的敬业精神，使企业达到和谐管理。

二、从“人性恶”到“明分使群”

但是另一方面，荀子提出了“人性恶”的命题，这是他“义利”思想的前提。

首先，荀子肯定人欲是正当的，是人必然的需要。“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骨肤体理好愉佚，是能然。”“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2]承认人类的欲望是相同的，并不是有些人有欲望，有些人无欲望，而且对于欲望人人都能满足的要求。“所谓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所必不可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虽为守门，欲不出，性之具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3]怀有情欲是人的本性所在，从贵为天子到普通的守门人，都有追求欲望满足的权利，在此方面，也是平等的。

在此基础上，他又认为人性生来就是恶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去恶变善，即“人之性恶，其善者伪”^[4]。荀子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伪”这两个概念。他把“性”解释成是未经加工的原始素质，他说：“性者，本始材朴也。”^[5]他认为，“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6]，“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7]。这说明“性”是指人的天赋、本质。荀子强调“人之性恶”是管理主客体的共性，“今之人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乐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8]。可见，如果顺从人的本性，就必然发生争夺，产生各种矛盾，破坏社会和谐，最终造成暴乱，证明人性是恶的。

对于“伪”，荀子说：“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虑积焉，能习焉而后成，后之伪^[9]。”因此，如果把“性”理解为人的自然属性，那么，“伪”则是指人的社会属性，它是人在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行为准则，是人类生活积累的结果。人性由恶变善，是后天人之所为。这个变化过程即“化性起伪”。凡人性都是恶的，差别在于能否化性起伪，能者为君子，不能者为小人。因此，人由恶变善，积习行善，是后天努力的结果。从荀子的“性恶论”看，他主张性恶，是认为恶属先天，善起于后天，恶在内，善在外。他否定了先天的道德观念，批判了孟子的先验主义道德论，这具有现实性，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进步。荀子认为，没有先天的道德观念，礼义辞让等道德原则都是由后天学习得来的。他主张“化性起伪”，着重于后天的教育、管理对人性的改造，才能达到和谐管理的目的。

因此，荀子承认礼义对国家命运的决定作用，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辉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礼义与日月、水火、珠玉一样宝贵，决定着国家的命运。“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11]荀子认为崇尚“隆礼贵义”的国家才能做到“国治”，做到和谐。

尽管古人所强调的道义、理智和公利带有封建等级和宗法观念的烙印，但其关于个人的感性欲求应受理性节制、个人利益应服从社会道义和社会公德的道德精神，却反映了一切人群的普遍准则。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原则，是人性的重要内容。人人都有饮食男女等感性欲求，为满足这些合理欲求以维持个体和种族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改造自然。这就要组成社会将个体连结在社会关系网中进行分工协作。在生活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个人欲求的满足限制在同时保证他人利益的范围之内。这一原则的实现单靠法律和行政的强制是不够的，还必须调动人们内心的自觉自律，这就是道德和理性的节制。无节制，则正如荀子所指出的那样：“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12]势必破坏生产和生活秩序，危及人类的生存，更不要说社会和谐了。可见，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因为他有自然性，有感性欲求，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有社会性，有理性，有道德。理性和道德对感性欲望的节制，也不纯粹是人们出自利害的考虑外在地强加给感性的东西，而是有其内在于感性的自然基础的。正因为一个人具有感性欲望和苦乐感受的血肉之躯，他才能够真切地了解他人的痛苦和欢乐。当他知道尤其是亲眼见到有人遭受痛苦的折磨或遭到生命危险时，在其感官和大脑受到刺激的同时，便会以虚拟的方式设身处地地感受到对方的痛苦，感情上也就会不自觉地要求解除对方的痛苦。

那么如何才能协调“人性恶”与道德理性之间的矛盾呢。荀子提出了“明分使群”的主张。管理是在一定的组织中进行的，管理的各项职能要借助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一定的组织活动来贯彻和实现。解决组织问题对搞好管理工作至关重要。荀子认为：组织是在“分”的基础上形成的。“水火虽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13]“分”指什么呢？是一定的等级和分工。“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势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悬也；群众未悬，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无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明分使群矣。”^[14]

这就是说，人们对于事物都有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看法，这一点智者和愚者是相同的；但是彼此认为是正确的想法并不一样，这会显示智者和愚者的不同。如果势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受不到惩罚，放纵欲望而毫无阻碍，那么人们都将群起相争而不能被说服了。这样，智者就不能获得治理社会的地位，功名也就成就不了。因而人们之间的尊卑、贵贱、上下等级就分不出来了。君与臣的关系也就确立不了。没有君主治臣，没有上级治理下级，天下将由于各自放纵欲望而产生种种祸患。人们爱憎同样的东西，爱好的东西多，而实际的东西少，必然引起纷争。因此，一个人的生活所需，要有各行各业的人来供给。一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兼通各种职业技术的，不可能兼管各种事务，个人自己顾自己而不相互依赖是无法生活下去的，一起生活而没有等级的区别和职业的分工就会导致争斗，从而产生祸患。要救患除祸，就必须确定上下职分和等级的差别来构成组织。可以看出，组织是在等级和分工基础上形成的“群”。协调好“群”，社会才能和谐。

三、“上下俱富”——社会和谐管理的关键

那么，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们团结凝聚起来，实现和谐管理，使管理组织发展壮大起来？荀子的答案是：“上下俱富。”他说：“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又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治。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15]他在这里强调君主和老百姓谁也离不开谁，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具体来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16]他认为农村是财的根本，粮仓是财物的枝末，百姓得到好的天时，耕作又适时，这是财货的源，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财货的流。所以，聪明的君主必须谨慎地适应时节的变化，节约开支，发展生产，并适时考虑这些问题，荀子反对君主官吏放弃应做的事业，对百姓搞些小恩小惠苟且的做法，更反对官吏吆五喝六地强迫百姓没日没夜去帮他们干活，失掉民心的极端做法。他主张“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17]”。

荀子特别强调要“节用裕民”。“节用裕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指“以礼节用”，另一方面指“以政裕民”。“以礼节用”的意思是“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百姓必以法数制之”，做到“出入相揜，必时臧余。”也就是按礼仪的规定节约使用，使用和身份能做到等级相配。“以政裕民”，就是指“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减轻田地的赋税，适当地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养万民，兼利天下。”^[18]达到“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信美”^[19]的境界，使国业昌盛。

对于国家这个庞大的组织来说，要想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统治者或者是领导者要爱民利民。爱民即对民众施以仁政；利民、裕民，施民以惠。荀子十分重视统治者的爱民、利民激励。“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20]荀子视爱民为君人者的大节之一，认为爱民是君人管理好民众，稳固其地位和政权的一个重要前提。他指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21]将君主的起源归之于天，这是一种陈腐的观念，但将立君的目的归之于“为民”，则是一种很进步和富有新意的观念。荀子引《易传》论君民关系说：“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22]意识到君民关系如同舟与水的关系，民众的力量既可以承载君主，亦可以推翻君主。换句话说，如果君主不能爱民利民，则势必会为人民所唾弃。因此要求管理者对百姓，就像爱护婴儿一样。“下之亲上如父母。”^[23]老百姓亲近治理者就如同喜欢他们的父母一样。在君子、管理者的倡导、教化下，父子“亲”（亲密）；兄弟“顺”（和气）；男女“欢”（快乐）；百姓“和”（和睦）^[24]，并且“抟苦一人”^[25]，整个社会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是基于上下关系的本质认识，不是统治和被统治的简单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是一种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的关系。《君道》篇总结得好：“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对于经济的微观主体企业来说，我们知道，在管理活动中出现的不少矛盾就是由于组织目标和组织成员的利益不能兼顾、不能保持平衡引发的，并且随着管理范围及其效益越来越依赖“管理的重心和管理的使命在于涵盖所有影响机构绩效的范围——不论是内部或外部，是这个机构可以控制的，还是完全超出他的控制范围的^[26]，”从而使管理矛盾变得复杂多样。解决这样的矛盾，一方面，“每个主管人员就是要通过领导职能帮助人们看到在他们为企业目标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能满足他们自己的需要并施展他们的潜在能力^[27]。”另一方面，管理者不仅要为股东服务，还要“对其他人，即休戚相关者，负有责任”。这些人包括投资者、供应商、雇员和其他社区居民等，是每个人都得到自己应得的利益，“上下俱富”。只有这样管理才能取得较好的绩效，保证组织发展壮大，从而不断从关注生产目标扩展到重视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有机统一，实现为企业甚至国家的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稳定的良好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刘厚琴．荀子管理心理思想探析［J］．商丘师专学报，1999．

［2］周晓勇，宋青平．荀子经济伦理的现代意义［J］．探索与争鸣，2000年．

［3］朱林，温冠英，罗蔚．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4］叶敦平，高惠珠，周中之，姚俭建．经济伦理的嬗变与适应［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5］王廷洽．荀子答客问［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张跃．致富论——中国古代义利思想的历史发展及其对日本义利观的影响［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注释】

[1]《荀子·大略》．

[2]《荀子·非相》．

[3]《荀子·正名》．

[4]《荀子·性恶》．

[5]《荀子·礼论》．

[6]《荀子·正名》．

[7]《荀子·性恶》．

[8]同上．

[9]《荀子·正名》．

[10]《荀子·天论》．

[11]《荀子·议兵》．

[12]《荀子·富国》．

[13]《荀子·王制》．

[14]《荀子·富国》．

[15]《荀子·王制》．

[16]《荀子·富国》．

[17]《荀子·富国》．

[18]同上．

[19]《荀子·王霸》．

[20]《荀子·王制》．

[21]《荀子·大略》．

[22]《荀子·王制》．

[23]《荀子·王霸》．

[24]《荀子·富国》．

[25]《荀子·儒效》．

[26]〔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第9版）［M］．郝国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第442页．

[27]〔美〕彼得·杜拉克．21世纪的管理挑战［M］．刘毓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