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之间的
伦理倾向差异研究
A Research on the Difference in Ethical Orient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Entrepreneurially-Inclined Managers
周洁如 大卫·罗宾斯
Jieru Zhou David Robbins
摘 要 本研究选取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为研究对象,以西方传统的三个伦理理论——美德、结果论、道义论为基础,利用问卷调研了东西方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的伦理倾向。分析调研数据得出结论: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和一般企业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和澳大利亚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也存在显著差异。
关键词 企业家倾向,伦理,伦理倾向
Abstract Based on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ethical theories-virtues,deontology and consequences,this research chooses the entrepreneurially-inclined managers to be its object,uses questionnaires to survey their ethical inclin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entrepreneurially-inclined managers and analyzes the data from the investigation.It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ethical orientation between entrepreneurially-inclined and corporate manager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entrepreneurially-inclined manager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ethical orientations.
Keywords Entrepreneurial inclination,Ethics,Ethical inclination
企业家是组织的主要决策者,他们比一般企业管理者要承担更多的决策责任。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不确定的环境,他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复杂、新奇的问题,然而又无法获得现成的解决方法,因而也常陷入决策的道德困境(Cialdini,1998),这就迫使企业家直面伦理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企业家往往需要依靠自己来判断“哪个是正确的”。这其实就意味着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最符合道德规则的行为。
伦理选择对商业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了解企业家是否具有特定的伦理倾向。
本研究的问题有两个方面:
确定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和一般企业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
确定具有企业家倾向的中国管理者与澳大利亚管理者之间的伦理倾向是否具有差异。
什么是企业家倾向?这里我们把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定义为:已经成为自己企业的管理者或者将企业家视为今后的职业。无论如何,他们在思想上、行为上都表现出企业家的特征。而不具企业家倾向的人是指那些不准备自己做老板的企业管理者,或者那些在非营利单位工作并希望将其作为长期职业的人。
一、文献回顾
有关企业家激励因素的研究表明:企业家并不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一味追求者,也不是只关注别人为其创造的价值(Hebert &Link,1988,p.48)。提及促使企业家创业的动因,他们认为有一系列经济、非经济因素。最直接的两个原因是:希望成为老板;希望能够将自己酝酿已久的想法付诸实践或者与上述两者相关的其他愿望(Birley &Westhead,1994;Vesalainen &Pikhala,1999)。
但是道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准则以及条件状态的变化而变化。什么是道德?Rachels等学者(1993;Boylan,2000)给出了道德底线的定义,并将其作为判断企业家的商业决策可能引起伦理困境的基础:
道德就是责任,道德就是对他人的关心,道德就是一种理由,道德就是前后的一致性,道德就是普遍性。
对于那些希望能够确保自己决策符合伦理的企业家来讲,上述的五条已经构成了一个参照系。但是当企业家的商业决策不符合上述一条或者多条时,问题就出现了。企业家需要在不同的情景下进行选择。那么,企业家是如何做出选择的呢?
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找到一套准则、标准、价值或者实例以效仿,并在此基础上使用标准伦理。标准伦理是对行为的道德责任、内在价值以及人类的品格的一种哲学思考(Boylan,2000)。中西方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二、东西方伦理观点
(一)西方传统的伦理理论
传统的西方伦理理论认为伦理选择有三大基础理论,分别是美德、道义论和结果论。
美德是相对稳定的,它促使人们行善。相对稳定就意味着该方面已经成为人的一种习惯。因此,美德关注的是个人品格的形成,并使人成为一个良好市民,它相信拥有良好品格市民的社会将是一个美好的社会。在亚里士多德时代,道德成为个人品格的一部分(Negri,1988),因此我们不需要强加给自己或者他人任何有关道德的理论,但是我们的行为必将具有道德性而且总是和个人价值相一致,这种价值坚强可信,因为它就是在一种正确的道德系统中形成的。伦理不是对行为的事后判断。准确地说,伦理应该是每个人的心声,指导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
人类社会的文化存在差异,人们适应文化又需要一段时间,因此美德不可能给人们和社会提供绝对的指导(Negri,1998)。与理性人概念那样,虽然对具有美德人的假设概念可能会有助于评价人类行为的道德合理性,企业家还会希望能够对具有美德的人进行综合的描述,但是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包罗万象的描述。美德强调品格与推理的作用,那么,也许我们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到底什么样才算合理,怎样才算品格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理想化的要求其实都取决于企业家自己的理解,缺少明确的指导方针,这样准则性伦理的描述形式就显得很多,我们把这种伦理称为是以规则为基础的伦理。其包括结果论和道义论。
结果论,这种方式下人们根据行为的结果判断行为的道德性。结果论最典型的就是实用主义——“认为如果某种行动能够较其他方式为组织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该行动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Boylan,2000,p.66)。实用主义的目标是为尽可能多的人谋求尽可能多的利益(Boylan,2000;Rachels,1993;Rossouw,2002)。Weiss(2003)超越传统理想主义的定义,将实用主义的概念拓展到商业界,引入了下面的原则:如果某一行为能够实现所有相关方的净利最大化,那么这种行为在道德上就是正确的。对道德的这种分析方法正类似于商业决策中广泛使用的成本利益分析。
结果论者同样也扎根于快乐主义的基础上,快乐主义赋予及时行乐无限的优先权。对于企业家来讲这也存在负面效应,比如说抢劫银行对快乐主义者来讲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但是短时间的快乐并不一定能够带来长期的快乐(例如,抢劫犯后来成了逃亡者或者犯人)。狡猾的冒险者可能会考虑到被逮捕的可能性,但是他还是继续准备抢劫银行。所以,我们发现因果推理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面对个人以及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时,利己主义将个人利益放在社会利益之前。但是利己主义不能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规则,因为它违反道德的基本条件,比如责任以及对他人的关心。与此同时,利他主义关心别人甚于关心自己。在上述内容的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知道企业家在面对伦理是否会倾向于使用结果论。
道义论认为,任何行为的正误判断并不取决于结果,而取决于行动本质的善意性。与美德形成鲜明对比的道义论,仅强调行为的内在正义性,并不考虑其结果。道义论者不顾结果是奖励还是惩罚,坚信责任的必要性。所以,道义论者不会说谎,即使如果他这样做可以挽救很多人。对于道义论者来讲,道德行为永远只是理性的道德行为,所以,这些必要性的基本价值就在于提供一种帮助人们判断“什么才是正确?”现实中,我们只要相信一个座右铭就可以了:“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这样还行得通吗?”从道德理论角度来讲,道义论和美德一样,其目标也是为了让大家的行为表现出美德。它们之间的差异在于,道义论提出一系列必要道德要求,向大家指明道德责任,它假设人们不可能总是表现得那么有道德。它支持大多数道德基本准则,特别是责任感、对他人的关爱、一致性、普遍性以及理由。但是,企业家与其他人不同,这也正是他们价值所在,他们事事争第一、努力成为最好的、最快的,希望将产品价格降到最低,又最具创意,因此,我们就不能要求他们的决策也和一般的人一样。
(二)中国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商业伦理。儒家文化提倡一系列重要的价值观,并强调人们之间的关系及互动,但是它本质上强调的是四个互相联系的观点(图卫明,1995)。仁是核心观点,认为人应该对万物都表现出慷慨和同情。它提倡的是忠诚,并且坚持认为最崇高的忠诚不是对某个国家的忠诚,而是对人类的忠诚。第二个观点是礼,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从恰当的行为法则。而正是这些未成文的法则不断地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且调节人们的行为和欲望。第三个观点是孝,它教导人们要热爱自己的家庭,并在这个基础上将这种爱散播到整个社会。第四个观点是中庸,它教导人们不要走极端,争取在两极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认为只要坚持中庸,人们就可以获得一种平衡,这对于和谐的社会来讲是必须的。
在中国的商业界里,这些经典的思想观点都会影响中国企业家的决策。因此,他们在寻求最优决策的时候必定不仅仅考虑经济利益,还会考虑到上述的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演化成为对中庸的追求,认为人道是最基础的因素,同时还重视忠诚、道德以及和谐。此外,商业领袖承担着实业兴国的重任,他们将社会经济的昌盛视为自己的责任(朱清忠、吴传清,1996),还希望通过遵循这些规则,实现自己的企业的长期持续发展。
此外,我们还要谈一下“关系”,因为它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将关系定义为:一种事先存在的关系,包括同学关系、同乡关系、亲戚关系、上下级关系等等(Y.H Wong,2000)。这些关系界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想要了解中国人的商业行为,我们就必须深刻理解关系这一概念。虽然关系扎根于儒教思想统治的社会,但是直到现在,关系所表述的还是一张隐性的人际关系网,它将帮助你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五大关系,分别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关系的这种层级结构与W.D.Ross的“基本责任”——20世纪版道义责任理论不同,它向人们阐述了一种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责任。从陈廷书和James E.Littlefield(2001)的观点来看,尽管社会发生了改变,对人际关系的适应与培育还是中国人一种基本而又重要的行为(Leiduo,2005)。
现实情况可能是中国商业体系中并不存在单一的决策主体。相反,决策主体可能是整个人际网络,比如关系,它是一个集体决策体(Ford,1997)。因此当中国企业家决策时,特别是针对伦理问题进行决策时,他必将考虑决策对自己的社会关系是否有利。结果就是,中国人习惯任人唯亲、任人唯熟,这也是中国的人情理论、血缘文化的起源(朱金瑞,2005)。所以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讲,关系在决策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潜在的信念就是,企业关系质量好其经济利润就高,相反企业关系质量差或没有关系,企业家行事将处处受到限制。
由于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与大多数人所处的环境差别很大,因此我们选取他们作为研究伦理倾向的对象。我们需要研究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是否天生、有意识或者下意识存在某些特定的伦理倾向。
本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1 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和一般企业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假设2 中国和澳大利亚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的伦理倾向存在显著差异。
三、研究方法
我们设计了一份商业伦理问卷,问卷总共由37个问题组成。前面4个问题是针对一个简短案例提出的,主要是为了调查一下被调查者在销售、人际关系以及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的态度。剩下33个问题,其中每个问题都有五个选项——“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针对三大西方伦理理论我们给出选项的数目是相等的,而且都是接受/拒绝以及折中问题,这样有效地避免了问卷的片面性。我们向中国和澳大利亚的企业管理者分发了问卷。他们中有的是具有多年管理经验并认为自己具有企业家倾向的MBA学生,有的已经是企业家,还有一些是在营利或非营利组织工作的一般企业管理者。
根据接受/拒绝(正值/负值)、相对理论的折中(都是正值)程度我们对问卷的选项进行赋值。这样,“非常同意”——三分,“同意”——一分,“一般”——零分,“不同意”——负一分,“非常不同意”——负三分。然后我们对其答案进行记录(正值、负值),并根据对象对其总分进行加总,然后在组内进行平均,这我们就对每个小组在每个理论上的平均得分有了很清楚的了解。然后将这些结果汇总成一张表格,并对每项理论的均值进行卡方统计,并进行假设检验。
四、研究结果
总的应答者有183个,其中161是具有企业家倾向的。剩下的22个人为非企业家倾向,他们来自澳大利亚,我们把他们定义为“一般企业管理者”,并对他们进行单独记分。
表1所示的是问卷反馈答案的总结以及概述。
表1 各文化组在各理论上的均值
(续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一般来讲,美德获得的支持率是最高的(65.3%),其次是道义论(26.1%),最后才是结果论(8.6%)。在结果论内继续细分,回答者支持实用主义的达59.1%,其次是利他主义(40.9%),最后才是利己主义(0.0%)。如果只考虑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情况还是类似的:
·美德59.1%,道义论29.6%,结果论11.3%;
·实用主义64.1%,利他主义35.9%,利己主义0.0%。
我们用卡方统计分析以下的影响和假设:
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和一般企业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卡方分析值是6.01,自由度为2。其值大于5.99,所以当置信度为95%时,应该拒绝该假设。由此可知,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和一般企业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中国和澳大利亚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在伦理倾向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卡方统计值是11.5,自由度为2。卡方值大于9.21,所以当置信度为99%时,我们应该拒绝该假设。由此可知,中国和澳大利亚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之间存在显著的伦理倾向差异。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
(1)所有文化组最支持美德,然后是道义论,而结果论总是位列最后。(类似地,所有文化组最偏好实用主义,然后是利他主义,最后才是利己主义)。
(2)具有企业家倾向的管理者在决定商业伦理问题时最偏好美德。
五、研究局限
本研究的可用性受以下条件的限制:
不同文化组的伦理倾向以及价值观之间存在交叉,特别是有些澳大利亚样本有可能具有亚洲血统。
将正在进行企业家课程学习的MBA学生做为样本并根据他们的自我感觉定义他们是否具有企业家倾向来判断是否将其包括在本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中国人认为的企业家倾向可能和英语国家的认识存在差别。
测试对象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可能存在一定问题,即使问卷在介绍部分就指明问题没有对错之分。
本研究只考虑了三大伦理理论,分别是美德、道义论和结果论。因为企业家生活在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它需要有利的行动,因此他们平时可能很少有时间去考虑伦理问题,这样一来,本研究发现的一些伦理倾向方面的启示可能和现实情况存在差异。
最后,即使假设检验的结果很明确,但是由于研究的样本较小,所以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可能存在一定的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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