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　中国的管理思想

在学完前面两章后，你一定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前面两章的学习中，接触到的所有理论、所有人物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那么产生于五千年丰富历史文化的中国管理思想是什么呢?在实际工作中又如何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国情学习及运用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呢?在中国五千年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中，管理思想、管理方法同其他文化分支一样，同样是璀璨夺目的，同样是时至今日依然受到世人重视与尊敬，并对当今的管理理论与方法产生着影响、发挥着作用的。但受中国历史发展状况的影响，中国的管理思想更多地产生于国家的治理，军队乃至军事战争的治军、对策之中，也未能完成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科学的抽象，以形成管理理论的独立体系。受这方面的影响，迄今为止，对中国管理思想的研究依然是研究成果颇多，但统一的看法却很少。为便于研究和学习，特把我们认为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简明地介绍如下，供读者在学习和实际工作中参考。

一、《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评述

1984年由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管理界较为权威的书籍。在该书中，杨道南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代表性人物在管理经济上的思想。这些思想，有的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有的反映在他们的实践中，这些管理思想比较零星分散，择要可归纳为组织、经营、用人、理财和管理五个方面。

中国关于组织的理论和实践起源很早，在相传为周公为周朝制定官僚组织和制度的《周礼》一节中，就将周代的百官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天官的职位最高。六官分360职，各有职掌。在距今2500年前，在春秋时代孙武所著《孙子兵法》中，曾提到军、旅、卒、伍的军队编制，层次关系明晰，编制比较完备。在劳动组织方面，中国古代曾进行过许多重大的工程建设，并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安排、劳力组织方面的经验。如秦代蒙恬曾征役30万人，修筑长城;隋炀帝动员近百万人修浚运河;战国时代的墨翟曾提出过劳动分工的思想，他以修墙为例说道:“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

中国在经营方面有许多知名的理财家，如春秋时代的管仲、战国时的商鞅、西汉时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都曾提倡过经济改革，在历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历史上的范蠡、白圭、子贡、吕不韦、猗顿、邓通等人，都在经商中成为巨富。如范蠡、计然曾提出了“水则资车、旱则资舟”，“夏则资裘，冬则资纟希”的经营预测思想，“务完物，无息币(弊)。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猎取利润的“积著之理”和市场经营的原理。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提出了如重视货币资本，资金要不断运转，利润率不可过高，经营要善于掌握时机，勤俭办事，用人要善于挑选，商品要注意质量，经营人们喜爱和需要的商品等理念。

如何用人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十分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如在中国古代，素有“选贤任能”、“任人唯贤”的主张及“禅让”推举能人的制度。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废除“九品中正制”，创立科举制度，在沿袭下来的一千多年中，建立了十分规范的荐人、用人体系。

中国古代就曾有过会计和审计制度，有了理财的观念。南宋郑伯谦在《太平经国之书》中，提出了会计原则:“出纳移用之权”(主管财务行政官吏的职能)和“纠察钩考之权”(主管会计官吏的职能)要分别由不同“官司”掌管，主张出纳和会计分离。王莽时代(9—23年)就曾有过核算酒类成本的记载。清代魏源(1794—1857年)也曾提出，在经营盐务、漕运、造船和外贸等方面，要努力降低成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对24种行业进行了分析，结论是“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并提出，要经营群众普遍需要的商品，经营要善于掌握时机，要具有丰富的生产经营知识等。

在管物方面，中国的各个朝代对财物的保管和收纳支出都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并设立专门官员分类管理。如在周代，就设有内府、大府、王府，管理府库财物。汉代设少府管钱，司农管物。宋代规定，官吏到任，必须亲阅账籍所列财物，属吏不得作弊，主库吏要三年一换。对库藏收进的财物，由监临官监督，私藏者斩首，监临官也要重罪处罚。

二、《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评述

1988年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主编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被认为是同一类书中的第一部。在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赵靖教授撰写的序中这样写道:“本书所写的内容主要是宏观的经济管理思想，以中国传统的范畴来表示就是‘富国之学’。富国之学特别发达而‘治生之学’(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思想)则比较薄弱，这的确是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历史遗产的一个重要特点。”⁽¹⁾在该书中，作者认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是:“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中国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国，在汉唐鼎盛时代，经济的发展曾经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商品经济和国内外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此，反映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也比较丰富，大大超过西方古代的经济管理思想。但是，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封建制度延续的时间比西方各国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西方各国快，直到明清之际才有产业资本主义萌芽及一定的发展，到清代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反映在经济管理思想上，近代的管理思想就比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出现得晚一些，而且缺乏系统的论证，不少经济管理思想还带着浓厚的封建宗法观念的烙印……”⁽²⁾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指导思想主要体现在，几千年来历代思想家们围绕着经济管理的目标、动力、结构、分配和消费等基本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

(一)目标论。突出“富国之学”的探讨

“富国之学”主要是研究如何在封建经济基础上，增加国家财富，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其主要内容，一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即农本思想;二是以轻徭薄赋和足民为必要条件;三是以加强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为最高目标。

早在西周建国之时，太师姜子牙就指出，要实现“国富而家娱”，就必须“务农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春秋初期，齐相管仲提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义，衣食足则知荣辱。”儒家创始人孔子把富国富民看为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务。在他周游列国到卫国后，称赞卫国的人口恢复得很快，说“庶矣哉!”他的学生冉求问他，人口增多后应怎么办?孔子曰:“富之。”孔子的富国富民思想对以后的思想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富国”思想的基础上，到战国时期，商鞅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富国之学”。商鞅的“富国之学”是以“农战论”为核心的，他指出:“国之所以富者，农战也。”在农和战的关系上，他提出农是战的基础;在富和强的关系上，他主张富不离强，富是为了强;在富国和富民的关系上，他认为要达到富国，就必须限制富民。荀况在其著名的《富国》篇中认为，富国不是单纯地为了强兵，富国要放在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和增加国家财富的地位上;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提出“上下俱富”的主张，把国富与民富统一起来，而且把民富作为国富的基础;在财政和经济的关系上，农业生产是财富的本源，而财政只是对财富的使用与再分配，提出了“开源节流”的财政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提出“强本节用，则天不能贫”，主张“强本”(发展农业)、“节用”(节约消费)。

到了西汉时期，商人出身的桑弘羊，辅佐汉武帝推行了一整套富国之策。他认为，农业不是富国的唯一之道，商业也是富国之道，而且是富国的根本之道;要“抑商”，但不是抑一切商，而是抑大私商，发展官商，使国家财政富起来;“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罚威也。”强调“国富”，而不主张“民大富”。

(二)动力论。突出表现为义利之争

首先提出重义轻利观点的是孔子。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因此，他“罕言利”。儒家学派的正宗传人孟轲也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西汉时期，董仲舒继承和发扬了儒家学派的重义轻利论，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主张。但与此同时，桑弘羊却大谈其利，坚决批驳儒生贤良文学的重义轻利论，强调“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指出，“今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虽言仁义，亦不足贵者也!”司马迁更主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重利论，并为那些经商致富、理财有术的人立传。在以上诸家的言论中，虽各人对“义”、“利”的认识有差异，在重义或重利上的看法也有不同，但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只有儒家的重义轻利论成为统治者的思想，在舆论上占了支配地位，而重利轻义论仅成为人们实践中的准则，很少在理论上加以发扬。但这种状况，在封建社会晚期，乃至中国近代却有了改变，如谭嗣同就认为:“故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客固利，主尤利也。”

这种义利之争，涉及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问题，更涉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动力问题，即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究竟以什么作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

(三)经济结构论。主要表现为本末之争，即如何正确认识处理农业与工商业的关系问题

“重本轻末”(即重农业轻工商业)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要的经济管理指导思想。首次提出“禁末”概念的是《商君书》。其中写道:“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之谓也。”这里的“末”是指奢侈品之类的生产，而不是指整个工商业。稍后的《荀子》一书中，首次提出“务本禁末”的观点，把“务本”与“禁末”联系起来，认为“工商众则国贫”，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韩非提出了“明王治国之政，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寡末作”，并把工商业者同儒士、纵横家、侠士、侍臣等并列为社会的“五蠹”，就彻底形成了“重本轻末”的思想。

这种“重本轻末”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会中沿袭，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一些贤人志士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如桑弘羊就曾认为，本与末并不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说:“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其结论是:“农商交易，以利本末”，“民不困乏，本末并利”。到了明末清初，卓越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率先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认为不应该按部门划分本末，凡是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的都是本业，否则就是末业。但真正彻底与重本抑末论决裂的，是近代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康有为号召“定为工国”，即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直到孙中山提出的实现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

本末之争反映了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思想的发展过程。因为就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反映了中国国民经济结构中工商业的地位和重要性的逐步提高，预示着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对本末关系的认识，在实质上涉及宏观经济管理中经济结构的战略安排。

(四)分配论。主要是如何通过财政税收进行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

孔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在财政赋税方面提倡薄赋敛的思想。孔子对当时鲁国的税制改革一直持批判的态度。把鲁国君王按土地面积征税的税制改革视为:“非礼也”，“非正也”，“聚敛”，“贪冒无厌”，并提出了“敛从其薄”的主张。而长期与儒家学派持不同政见的法家学派却不是片面地强调薄赋敛，而是要求从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出发，根据具体情况而定税赋。如商鞅主张对农业“訾粟而税，则上壹而民平”，对工商业则主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税制的差别为其推行的农战政策服务。《管子》的作者提倡通过财政赋税来分配和再分配财富，提出了“相地而衰征”、“取于民有度”的理论方针。这个理论方针标志着战国时期封建剥削形式由劳役租税向实物租税的转变。“度”意味着财政赋税的制度必须在考虑巩固封建国家的统治之基础上进行确定。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分配问题一直围绕着是“薄赋税”，还是“理财”增加国家收入来减轻百姓的负担进行着争议。一般说来，前者代表着儒家的传统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进入近代以后，封建社会的赋税制度逐渐动摇，资本主义的赋税制度开始从西方传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提出用赋税制度来抵制外国资本的侵入，也有人把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明确加以区分，采用了“生之”、“移之”、“夺之”的概念，即在商品生产和分配的关系上，首要的是“生之”，尽量少用“移之”、“夺之”的方法来再分配财富。孙中山则在其分配纲领中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思想。

(五)消费论。集中表现为俭奢之争

一般说来，中国的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俭，而反对奢侈。如在先秦的思想家中，墨子认为，“凡是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也”。这意味着，凡是超出“民用”、“民利”的消费，都是“无用”、“不加利”的，必须制止。“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鸟兽、犬马，以盖衣裳、宫室、甲盾五兵、舟车之数。”这明确提出，要限制上层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孔子也主张节俭，反对奢侈。他主张把节用与他的根本思想“仁爱”联系起来，认为“仁者爱人”，“节用而爱人”，节用就是“仁”。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聃提出了更为独特的消费观，把“俭”作为自己的三“宝”之一。他提出:“我有三宝，持而足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把原始的生活标准作为俭的标志，反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法家学派的消费观，可以《管子》一书的观点为代表。该书认为“俭则伤事，侈则伤货”，即主张节俭，又提倡侈靡。这是因为，节俭会使生产停滞和货物流通不畅，而侈靡则会造成对财富的浪费。对于这似乎互相矛盾的结论，《管子》一书认为，应把它们统一到发展农业生产和实现富国安民的目标上。

以上墨、儒、道、法四家的消费观，对后世的两千多年影响巨大，但儒家的观点始终占有支配地位。进入近代以后，人们的奢俭观开始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愿望和实际联系起来。如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就公开提出了黜俭崇奢的口号。他认为，奢俭的划分本来就是相对的，崇俭与社会的发展相矛盾，并与那些宣扬崇俭者的事实不相符。如他曾极力赞扬“奢”的好处:奢之“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锦绣珠玉栋宇车马歌舞宴会之所集，是固农工商贾从而取盈，而转移执事者所奔走而趋附也”。这种对“奢”的赞誉之言已体现出资产阶级的奢俭观了。

三、《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要点的概括

1993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周三多主编的《管理学——原理与方法》是一本在中国管理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书籍。在这本书中，周三多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治生学，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从中概括出以下一些要点。

1.顺“道”。意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一书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然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夏冬，不更其节。”社会活动都有“轨”可循，“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万物按自然之“轨”运行，对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从于它，它必“助支”，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你若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史记》中也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

2.重人。这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特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得民是治国之一。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在先秦的思想家中，孔子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管子》一书提倡，“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西汉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子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之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

求贤若渴，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并把能否得贤能之助视为关系国家兴衰和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吕氏春秋》中就认为:“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在总结汉朝的历史经验时也提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的“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而言，和能兴邦;对治生而言，和能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看成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在必危。”“上下和同”，“和协辑睦”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古人还认为，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王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信誉是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名。”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该书认为:“言而不可复者，君子言也;行而不可再来，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

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吕氏春秋》也认为，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利器说的提倡促进中国民众推行、使用先进技术，并使之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如中国相当一段时间内，在某些技术领域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

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还认为，凡事应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还提出了“时空”原则，即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审时而举事”，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老一套办法到处运用。“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

7.对策。即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古语“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关于对策的形象描述。

《孙子兵法》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对策实例，如田忌和齐王赛马的故事，三国的赤壁之战、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等，都是系统运筹的结果。

8.节俭。节俭意指崇俭黜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也说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纵观历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在治生方面，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厉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闾里的表率，受人赞颂。

四、简单的评述

从以上的介绍中不难发现，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不论是在偏强的富国之学，还是在偏弱的治生之学中，都包含着丰富的治国、治军、待人、处事的思想和方法，蕴含着深厚的管理哲理，充满着辩证的气息。这种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管理思想库，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研究管理思想、理论、方法不可缺少的领域，而且迄今仍指导着众多的企业在商海中搏击，在竞争中取胜。如美国的百事可乐公司的高层主管、不少的日本企业领导人都在学习、研究《孙子兵法》，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综合前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可以总结出现实中的中国管理思想会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出它的特色，或是说，会在以下三个方面受到制约或影响。

1.传统的中国文化，丰富的历史底蕴，依然是中国管理思想发展的基础，植根的肥沃土壤。从理论上看，这里所涉及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中长期形成的共同思想、作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具有国家或民族的个性、信念和行为方式。由此可见，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纲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且变化较为困难和需要漫长的时间。从实践中看，20世纪70年代为实现“备战、备荒，为人民”目标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方略;90年代初为回应一部分西方国家的制裁而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应对策略;直至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国政府镇定自若，顾全大局的“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都深刻地反映、体现着管理思想精髓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影响。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发表的讲话中提到的:“国强必霸，不适合中国。称霸，既有悖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也违背中国人民意志。中国的发展不损害任何人，也不威胁任何人。中国要做和平的大国、学习的大国、合作的大国，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世界。”其道理就来自温家宝总理诠释的:“中华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奉为最高价值，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古老的经典——《尚书》就提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理想，主张人民和睦相处，国家友好往来。”

从中国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过程看，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体现在“富国之学”和“治国之学”的层面上，具体地反映在治国、治军等宏观的问题中，并深深地体现了农业社会和农业生产的价值特色。由于在治国、治军、农业生产中会与宏观的政治、经济问题，军事斗争的谋略、战争的方法，天文、地理、治山、治水的问题，以及与人打交道，因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上述各个方面都具有深刻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与此同时，中国在历史上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未经历产业革命和大生产的洗礼，因此，在上述丰富的成果中较少体现反映微观的“治生之学”，对产业革命的直接产物——企业和相应而生的企业管理理论及方法方面的问题研究较少。这也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要积极研究、总结中国文化的精髓，注意她对我国企业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影响，而在另一方面却要注意中国文化上述的特点，在现代企业管理的工作中应注意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律，大生产的特色，企业管理的理论，以形成我国企业管理的思想、理论、方法的研究特色。

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学习、继承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制度，百余年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中国文化上烙下的深深印记，注意其与大生产和工业文明相抵触、相矛盾的一面。例如，在强调秩序的时候，更多地是强调如何维护封建社会的王权，体现“人治”的特点;在研究为官之道、关注民生的同时，更多地是研究如何“治人”等。这些都与当今现代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存在明显的矛盾和冲突。在当今经济结构、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二元”经济现象⁽³⁾，经济发展的“梯度”⁽⁴⁾现象，市场分割、保护落后的现象，长官意志、胡乱指挥、轻视法律公道的现象，忽视大生产、市场经济规律、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小农意识浓厚的现象，都可以在这些“印记”上找到产生的原因、问题的源头。

2.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法律框架会对中国管理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如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所新修改的内容:“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十七大上总结、提出的“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等重要的思想，都会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理论、管理方法乃至组织的管理措施、分配体制、激励措施、用工政策产生直接、重要的影响。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较长的一段时间中，曾出现过严重的曲折和失误，究其根本原因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和这一阶段所特有的社会发展规律没有完全搞清楚。虽然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早已过去，但在几代人的思想深处却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对中国的政策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甚至对管理理论、管理方法也带来了影响。如僵化的体制，官本位的特色，平均主义(大锅饭)的习气，不注重经济规律，忽视效率和效益的作风等，正是这些痕迹和影响的反映，也自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行现代化管理必须予以注意的问题。

3.在学习外国管理理论、管理方法的过程中，外国管理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管理思想的影响。回顾外国管理理论、管理方法对中国管理思想产生影响的历史过程，主要的影响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全盘学习苏联和改革开放以后大力引进、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理论、管理方法这两个时期。可以这样认为，真正地建立完整的中国工业体系和按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对企业实施管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引进156个项目和相应的配套设施，全盘学习苏联开始的。在50年代，在前苏联政府的帮助下，中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应的工业企业管理理论、方法也随着苏联专家的传授、设备的运转、生产工艺过程的运行而传进了中国。回顾起来，虽然前苏联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依照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确立的，企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体系中的一个加工车间，完成的只是上级下达的生产任务，从不考虑市场的问题，管理理论和方法的注意点仅是生产任务的合理组织和安排，但前苏联企业管理工作的计划周密，强调生产任务时、空的衔接，突出基础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对技术的严格要求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现代化企业的管理水平，并培养和造就了新中国对现代化的企业实施管理的一代管理人才。

到了70年代，随着中国开始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成套设设备、技术，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也开始进入中国。那时引进的主要是一些管理方法，如价值工程、全面质量管理等。到了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开始全面地引进西方发达国家(其中主要以美国、日本为主)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如80年代开始在大连创办的中美联合培训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校教师企业管理培训班，就是全面按西方管理理论和方法培训中国人员的开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现有的管理学专业，特别是工商管理硕士(MBA)的教学理论和体系框架，基本上是按美国的管理理论和体系设置的，中国的众多企业也在全面、系统地按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运作。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理论较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大大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转轨变型，加快了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的进程，提高了中国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管理的水平和能力。但也必须看到，中国在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管理理论和方法时，模仿的多，照搬的多，结合中国国情、企业实际情况消化、改造、创新的少，往往造成西方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方法难以在中国企业经营工作中及在广大干部、职工心中扎根，有时干脆流于形式，甚至出现负面效应和效果。

因此，系统地总结过去几千年特别是当前几十年中国管理工作的经验，认真地结合中国的国情、厂情，科学地、创造性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还为时过早。丰富中国的管理思想库，还是一项艰苦而又具有挑战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