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

二、我国近现代社会管理创新的思想

西方世界的兴起对于世界格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不仅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迫使古老的中国开始“开眼看世界”。“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¹²⁾。清朝末年，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社会管理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和魏源首次尝试将西方的管理思想引人中国；随后登上历史舞台的洋务派、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别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在探索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对西方社会管理思想进行改良，丰富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体系。

（一）改革派“经世致用”的社会管理思想

地主阶级改革派面对清末儒学管理体制的衰敝，主张“更法”，认为“变”是历史的必然，只有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思想，才能实现救国救民、社会稳定的目标。林则徐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清本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受“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编写了《四洲志》和《华事夷言》，提出要顺应时代向西方学习。同为改革派代表人物的魏源编写的《海国图志》是我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专著。他在书中通过比较中西发展的差异，探讨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些著作在介绍西方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从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中吸收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内容，以实现其“经世治国”的理想。他们作为整个时代的先锋，第一次在古老的中国吹响了“改革”的号角。

（二）洋务派“中体西用”的社会管理理念

19世纪60年代初，清朝政治格局的变化推动了洋务派的兴起。绵延了30多年的洋务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洋务分子开始摆脱中国儒家管理思想的陈旧观念，开始萌生在儒家管理思想中构建符合近代化意义的管理新意识和新理念⁽¹³⁾。为了实现“自强”、“求富”的管理目标，洋务派主张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来指导社会管理领域的变革。洋务派早期代表人物冯桂芬提出“本辅论”，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¹⁴⁾，开“中体西用”之先声。在其思想基础之上，洋务派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仍然主张用封建的“圣道”作为统治人民的根本，只是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认为这样就可以维持风雨飘摇中清政府的统治。

（三）维新派“主张变革”的社会管理理论

19世纪末，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面对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机，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开始对洋务运动进行反思，随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政治舞台，进行了为期103天的改良运动，对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领域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史称“百日维新”。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对社会管理领域的变革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康有为看到了基督教教义对于整个西方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企图在中国重构神话，借孔教以改制。在他看来，通过建立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才能确保社会管理的发展方向。为了宣扬其改良思想，构建新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梁启超提出在各地积极兴办学堂、学会的主张。学会通过定期的讲课和辩论不仅传播了西学，也因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的乡绅控制地方的社会管理模式，为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型奠定了权力基础。

同为维新派代表人物的严复率先在中国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¹⁵⁾的观点，主张用“民主”来对抗“君主”，提出了兴民权的变革主张，要求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严复推崇的个人自由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培养，对于我国社会管理理论的近代化转型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但是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诸如废除八股取士，激活了社会人才的流通；倡导出版、结社、言论自由等，都是这一时期社会管理理论不断创新的体现，对我国社会管理思想的转变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四）革命派“以民生立国”的社会管理理论

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们高举“革命”的旗帜，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及时总结，在发扬传统治国之道的基础上创新社会管理理论，形成民族、民权和民生三大主义，以期能有效地管理社会，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作为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提出了民生立法方案，将民生作为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主张以国民多数幸福为社会管理的目标；提出变代议政治为全民政治，鼓励人民积极参加变革社会管理体制的斗争，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改革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陋习，为社会管理理论的创新创造了有利条件。其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管理价值取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