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内在关联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内在关联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徐建军

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整个世界的贸易和金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则成为这种行为下的必然结果。作为结果存在的贸易开放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包括货物贸易开放和服务贸易开放两个方面；而金融开放则体现了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融入到国际金融市场的进程，包括资本的国际流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业务范围的开放等。有关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金融开放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早已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Grossman和Helpman，1991；Dollars，1992；Sachs 和Warner，1995；陈雨露和罗煜，2007），但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关系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有关二者的关系问题主要围绕以下三条主线展开。

（一）是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次序性分析

Dooley和M athieson（1987）、M ckinnon和Schnabl（2003）等认为就单个国家而言，贸易自由化通常要先于金融自由化。M ckinnon等引用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经历，分析并说明了由政治压力而改变汇率政策最终会毁了本国经济，资本项目的放开必须在国内金融自由化、银行改革和贸易自由化完成之后才能进行。其理由是如果将金融业率先开放，国外金融机构将迅速在国内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本国脆弱与波动性高的金融市场将受到金额庞大的国际投机资本从期市、股市、汇市等不同市场发起的立体攻击，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会诱发投机泡沫冲击汇率的稳定导致金融市场动荡进而引发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银行危机也都证实了匆忙的金融自由化导致的危害。当然，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之间的先后顺序在特殊时期也可能逆转，如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爆发后，泰国、韩国迫于国内外的巨大压力迅速加大金融开放的力度由此带动贸易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倪克勤、郑平，2004）。

（二）是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关联路径诠释

Aizenman和Noy（2009）指出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很可能是相互影响的，其关联路径主要有三个：一是通过垂直的外国直接投资形成纽带，通过跨国公司对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对现有的资源进行分割和优化组合，将劳动密集型产品放到劳动力充裕的国家生产进而形成比较优势，这样可使得投资母国进口更多的初级和中间产品而出口更多的升级产品；二是通过贸易信贷形成纽带，由于国际贸易依赖于贸易信贷，而金融开放度较高有利于减少贸易信贷的成本，进而增加国际贸易量，促进贸易开放度的提高；三是出于政治经济因素的考虑。这可借助Rajan和Zingales（2003）提出的金融发展利益集团理论进行解释。该理论认为当贸易开放，尤其是允许资本跨境流动时，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开放的抑制能力会被削弱，并且由于政治经济集团的利益随时间会发生改变，这些利益集团对待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的态度也是会改变的，所以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应该与贸易开放保持一致。周茂荣、张子杰（2010）进一步指出了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另外两条联系路径：一是指出通过进出口违报（M isinvoicing）可使得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形成紧密关联。进出口伪报是通过低开出口发票或高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出；反过来，通过高开出口发票或低开进口发票，就可以实现资本的非法流入。尤其是在服务贸易中，由于很多服务产品的价值难以准确确定或者是交易难以监管，更是为非法的资本流动提供了渠道。所以，通过进出口伪报渠道，贸易开放度的增加能够内在地增加金融开放度。二是金融服务贸易与金融开放天然不可分。因为金融服务开放是贸易开放的组成部分，金融服务开放度的提高可以便利进出口融资、寻找客户和风险控制，促进国际贸易和贸易信贷，而且会降低国际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促进国际资本流动。

（三）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关联效果实证

Whitman（1969）利用不同测度方法得出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数据并对两者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Taylor和W ilson（2006）研究了英国1870—1913年和美国1920—1930年的贸易开放度与金融开放度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主要出口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是共同变化的。A izenman（2008）分析了1969—1998年间发展中国家和OECD国家的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隐含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的影响系数为2. 6%，而OECD国家的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的影响系数仅为2%。Aizenman和Noy（2009）结合21个OECD国家和60个发展中国家1982—1998年间的跨国数据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关联，结果表明金融开放对未来贸易开放产生强有力的影响。PHT Hong Hanh（2010）结合1994—2008年亚洲2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结果发现金融发展与金融开放是同质的，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Asongu（2010）结合1988—2007年间的非洲29个中低收入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了贸易开放、金融开放与金融中介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开放能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的贸易开放，但贸易开放只能带来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开放，低收入国家要比中等收入国家在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周茂荣、张子杰（2010）利用1982—2003年43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到的结论是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金融开放对贸易开放没有显著的影响。

近年来，有关中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关系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如：樊纲、张晓晶（2004）指出金融业作为特殊服务行业，是中国产业竞争力最为脆弱的行业之一，所以中国开放应该先贸易后金融，这样既享受到贸易开放的好处，同时又避免了因过快的金融开放带来的外部冲击；杨晶（2007）直接分析了贸易开放和直接利用外资对我国金融开放的促进作用；李季洧（2007）在分析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时也注意到了我国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的交互作用。但总体来看，直接针对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关系的研究文献还十分鲜见，二者是否形成良性互动关联亟待证实。为此，本文在对我国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水平进行了指标量化的基础上，结合误差修正模型、Granger和Geweke因果检验及分解方法、脉冲响应函数就二者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

二、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水平的衡量

（一）贸易开放水平的衡量

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的衡量指标可分为直接指标和间接指标两大类。最常用的直接度量指标是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国内生产总值（GDP）。但由于贸易开放涉及的因素太多且不易观察，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直接度量法不能准确客观地反映开放程度（K rueger，1997；Edwards，1998）。因此，有人主张采纳间接指标，即通过技术处理的手段推算出贸易开放度做法，如Dollars（1992）主张采用商品实际价格和贸易开放后的价格的偏差程度（即Dollars值）来衡量贸易开放水平，一国的Dollars值越接近于1则说明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越高；反之，离1越远则表明该国的贸易开放程度相对较低。还有学者如Learmer（1988）、Patrick Low等（1998）等主张以外贸依存度为基础，通过回归的方法对外贸依存度进行修正，修正后的外贸依存度即为贸易开放度的衡量指标。与直接指标相比，间接指标能更加客观而全面地反映一国或地区的贸易开放水平（余官胜，2010）。为此，本文借鉴Patrick Low et al（1998）的做法，建立如下计量方程来拟合我国真实的贸易开放度：

lnTRADEO t＝α0＋α1 lnGDP t＋α2 lnPOPUL t＋α3 lnAVGDP t＋εt（1）

这里TRADEO表示外贸依存度，即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GDP（见表1 第1列）；POPUL表示人口规模，用年末总人口数表示；AVGDP表示人均收入，用人均GDP来表示。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得到的拟合结果作为修正后的外贸依存度，此即为我国贸易开放的衡量指标，用TRADEN表示，见表1第2列。

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贸易开放度呈现出五个阶段性增长变化特征：第一阶段为1985—1988年，1984年国务院相继批准了沿海14个对外开放城市，1985年后我国的贸易开放度显著增长；第二阶段为1989—1991年；由于1989年特殊政治事件对经济的冲击，我国贸易开放度开始下降并且在1991年跌至最低谷；第三阶段为1992—1995年，受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激励，我国改革开放在1992年开始提速，但1993年后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通胀现象，中央及时出台相关政策使得我国外贸增速在1994年后下滑，贸易规模在1995年达到了一个新高点；第四阶段为1996—2006年，我国在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后，进一步加大了对外开放的进程，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外贸有一定影响但持续时间不长，很快我国外贸业迅速恢复增长，2001年成功入世后进一步提高了贸易开放度，在2006年结束了5年的入世过渡期后，我国的外贸开放度也达到了最高点。第五阶段为2007年至今。这段时间我国开始注意到外贸依存度过高的问题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的出口贸易受挫，贸易增速下滑，贸易开放度也呈下降趋势。但总体来看，中国的贸易开放度是在波动中曲折中上升。

（二）金融开放水平的衡量

金融开放的衡量方法也比较多。Edison等（2002）、陈雨露和罗煜（2007）等就贸易开放的衡量指标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本文主要参考姜波克（1999）做法来衡量我国的金融开放水平。姜波克认为金融开放度由货币市场开放度（INVESTM）和资本市场开放度（INVESTC）构成，并定义金融开放度（FINOPEN）＝（资本市场开放度＋货币市场开放度）/2。这里的货币市场开放度（INVESTM）＝央行国外净资产/央行总资产；而资本市场开放度＝直接投资开放度（INVESTD）＋证券投资开放度（INVESTS）＋其他投资开放度（INVESTO）。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度（INVESTD）＝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外来直接投资总额/GDP；对外证券投资度（INVESTS）＝一国对外证券投资和接受外来证券投资/GDP，其他对外投资度（INVESTO）＝一国对外其他投资和接受外来其他投资/GDP。因此，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可得到我国的直接投资开放度、证券投资开放度、其他投资开放度、资本市场开放度、货币市场开放度以及金融开放度指标，分别见表1 第3～8列。

我们以金融开放度出现转折的年份作为分界点，样本年份可分四个阶段来考察其变化特征：第一阶段为1985—1991年。在此期间的金融开放度总体上还比较低，1991年的金融开放度达到第一个高度。第二阶段为1992—1998年。在此期间，金融开放度增长较快，这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加大了改革开发的力度，大规模引进外资，开放国内市场，扩大国际交流。我国金融开放度在1998年达到第二个新高。第三个阶段为1999—2001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为了防止其对国内造成巨大影响，放慢了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的速度，实行了严格的管制，人民币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曾一度陷入了暂停状态。加之政策的相对滞后效应使得金融开放度在1999年之后连续2年金融开放度趋缓且略有下降，直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的特殊事件冲击才使得我国金融开放度又达到一个新高。第四个阶段为2002—2009年。由于中国正式加入W TO承诺将逐步放开对资本和金融项目管制，加上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大量资金涌入国内，使得中国资本和金融项目开放度迅速提高，进而使得整个金融开放度得到了显著增长，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到现在。在此期间，尽管受到2008年新一轮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金融开放度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并未使得整个金融开放度下降。总体来看，中国的金融开放度呈现曲折稳步上升态势。

表1　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衡量

续表

注：计算外贸依存度所需的货物贸易额、服务贸易额来源于《中国金融统计年鉴》（1986—2010）；计算贸易开放度所需的人口数、GDP和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86—2010）；计算金融开放度所需的直接投资额、证券投资额和其他投资额来源于《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1985—2009），央行国外净资产和央行总资产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1986—2010）。

三、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关联：计量分析

（一）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均衡关系分析

计算可知，我国贸易开放度（TRADEN）与金融开放（FINOPEN）的相关系数为0. 9079，呈现高度地正相关，但我们据此还很难知晓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隐含的其他内在的关联特征。为此，还需要结合计量方法作进一步分析。首先分析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图1显示了贸易开放度（TRADEN）与金融开放度（FINOPEN）的波动趋势图，这两个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起飘移的，说明二者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图2则显示贸易开放度（TRADEN）与金融开放度（FINOPEN）可能为一阶单整的时间序列。

图1　FINOPEN和TRADEN变化趋势

图2　FINOPEN和TRADEN一阶差分

为了进一步判断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是否为一阶单整序列，我们采用Phillips和Perron（简称PP）方法构造的统计量来检验依据图形判断的正确性。由表2的检验结果可知，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而贸易开放度（TRADEN）的一阶差分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内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金融开放度（FINOPEN）的一阶差分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内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这说明2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检验变量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表2　PP方法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①检验形式中，C为检验模型含常数项，T为检验模型含趋势项，B为窗宽，采用neweywest方法自动选择窗宽；②D表示变量的一阶差分；③*、**表示变量在1%和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Johansen和Juselius（简称JJ）提出了一种以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方法。使用这个方法前需要构建包含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的双变量VAR模型。由于VAR模型对滞后阶数的选取比较敏感，不当的滞后阶数，很可能导致虚协整。为此，我们采用Akaike信息量（A IC）、Schwarz信息量（SC）和Hannan-Quinn信息量（HQ）判断准则来确定滞后阶数。考虑到样本区间的限制，我们从最大滞后阶数4开始，得到表3的判断值。综合三种检验方法得到VAR模型的最佳滞后阶数为2。依据JJ检验方法的思路，选择包含截距但不包含趋势项的协整方程的形式进行检验，迹统计量和极大特征值的估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无论是按照迹统计量判断，还是按照极大特征值法判断，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存在零个协整关系的假设，而不能拒绝小于或等于1个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从而说明这2个变量之间只存在唯一的协整关系。

表3　自回归模型滞后阶数选取标准

注：*表示被标注的数值所在行对应的滞后阶数即为最佳滞后阶数。

表4　协整关系检验结果

协整分析只反映了各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在短期内有可能偏离长期均衡，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VECM），可估计出因变量偏离均衡值的程度。由于VECM的滞后期是无约束VAR（2）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据此确定本文VECM的最优滞后期为1。在估计VECM结果前，有必要对VECM设定的正确性进行检验。由于所有根模均落在单位圆上或圆内，表明VECM是稳定的。LM自相关检验显示，LM 1＝1. 8749，Prab.＝0. 7587，LM 2＝3. 1480，P＝0. 5334，故不存在自相关。W hite异方差检验显示，X2＝17. 8338，Prab.＝0. 4667，故不存在异方差。联合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JB＝3. 0605，Prab.＝0. 5477，表明符合正态分布。因此，VECM稳定且不存在设定偏差，根据VECM得出分析结论是可靠的。表5是估计出的VECM结果。由表5可知，方程（2）的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0. 2727），符合反向误差修正机制，表明TRADEN以27. 27%的速度从非均衡向均衡调整，揭示了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之间的均衡机制对贸易开放的重要制约作用。方程（3）的误差修正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0. 3536，表明误差修正项对金融开放度有着正向的修正作用，也就是说当系统偏离均衡状态时，金融开放度将下降，贸易开放度将会增加。

表5　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方括号的数字为t统计量。

（二）基于Geweke方法的因果分解

首先，我们采用Granger方法检验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因果关系。Granger因果检验的基本原理是：X是否引起Y，主要看Y能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所解释，加入X的滞后值后是否显著提高对Y的解释程度。Granger因果检验本质上是回归系数的线性约束检验。根据这一原理，下面分别采用VAR（2）模型分析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6。长期来看，贸易开放度（TRADEN）是引起金融开放度（FINOPEN）变化的Granger原因。反过来，金融开放度（FINOPEN）也是引起贸易开放度（TRADEN）变化的Granger原因。

表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简洁明了，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这种方法虽能检验两变量间长期的因果关系，但对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的变量，运用这种方法无法比较因果关系的相对强度或者说无法比较双向反馈的相对大小。为此，我们引入Geweke（1982）因果分解方法来分析变量的因果关系，把变量X和Y的因果关系（记为FX，Y）分解为X对Y的因果关系（记为FX→Y）、Y对X的因果关系（记为FY→X）、X和Y的即时因果关系（记为FXY）之和，即满足FX，Y＝FX→Y＋FY→X＋FXY，检验原理可参看Geweke （1982）的描述和说明。

Geweke因果检验结果见表7。从表7中的反馈分解值及其相伴概率来看，我国贸易开放度（TRADEN）与金融开放度（FINOPEN）之间呈现显著的双向长期因果关系，这与Granger因果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从变量的反馈份额显示，贸易开放度（TRADEN）对金融开放度（FINOPEN）的反馈关系占主导，反馈份额为44. 8712%，比金融开放度（FINOPEN）对贸易开放度（TRADEN）的反馈份额多16. 1766%。从即时因果关系看，贸易开放度（TRADEN）与金融开放度（FINOPEN）的即时因果关系显著，相伴概率为0. 0631。由此可见，贸易开放不仅在长期内与金融开放相互影响，而且在短期内与金融开放也相互影响。以上检验结果表明二者关系紧密：一方面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或者说对金融自由化的渗透力、影响力与推动力越来越强，贸易开放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自由化重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说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已经成为贸易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开放是我国贸易开放的客观需要。

表7　Geweke因果关系及分解（Y＝FINOPEN）

（三）基于脉冲响应函数的动态关系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用来描述在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误大小的新信息冲击对各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的直观方法。Pesaran和Shin（1998）提出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eneralized Impulse Response Function，GIRF）可以不考虑变量的排序问题而得出唯一的脉冲响应曲线，在最近的计量分析中被广泛地运用。根据他们的研究，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定义为：

其中，δk代表来自第k个变量的冲击，n是冲击响应的时期数，t- 1则代表该冲击发生时所有可获得的信息集。

图3　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的冲击

图4　金融开放对贸易开放的冲击

考虑到样本容量，将冲击响应期设定为12期，利用EV IEWS 6. 0可得到贸易开放度（TRADEN）和金融开放度（FINOPEN）的相互冲击响应结果。图3和图4就是在VAR（2）的基础上，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滞后阶数，纵轴代表被解释变量对来自解释变量的冲击响应程度。图形中实线部分为计算的响应函数值，虚线为脉冲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偏离带。从图3可得知：在滞后1～12年的时期内，金融开放度（FINOPEN）受到贸易开放度（FINOPEN）一个单位标准误的正向冲击后，其影响均为正数，而且这种正向冲击效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累积的正向冲击效应为0. 2597单位。这意味着持续的贸易开放将有助于我国进一步的金融开放。同理，图4说明贸易开放度（TRADEN）受到金融开放度（FINOPEN）一个单位标准误的正向冲击后，在滞后1～12年内的影响同样为正数。其中，正向冲击在1～3期都在逐渐增大，自第4期开始下降，到第6期达到最小，冲击值为0. 0191单位，之后开始缓慢增加，前12期累积的冲击效应为0. 2546单位。总之，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并且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的累积影响要稍大一些。

四、结　论

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贸易信贷方式、进出口违报、出于政治经济利益考虑以及共同的商业属性形成紧密的内在关联，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并不一致，不同类型国家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关联特征可能差异显著。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贸易开放和金融改革并不同步。为了深入揭示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关联特征，本文在对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水平进行指标量化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的计量方法就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表明我国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使有暂时性的非均衡，误差修正机制也能使得经济系统最终实现长期均衡。Granger分析表明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呈现显著的长期因果关系，Gew eke因果分析在肯定了Granger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揭示了二者的即时因果关系，Geweke分解结果显示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的反馈份额要明显多于金融开放对贸易开放的反馈份额，说明我国贸易开放对金融开放的影响强度更大。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表明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在长期内相互影响。贸易开放有助于我国金融开放；反过来，金融开放也有助于我国贸易开放，二者互动关系正在逐步形成。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金融业采用渐进式的开放战略，目前已经从从限制准入过渡到放宽准入战略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找到一个适度的金融开放水平是很重要的。这个适度的金融开放水平是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的国情使我国金融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是要使得金融开放水平既能对国内金融机构造成适度的竞争压力，又不影响到国内金融机构的生存和改革的开展；是要使得金融开放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对外开放相协调，特别是金融部门的开放与商品贸易部门的开放相协调，避免内外政策目标的冲突。本文的研究恰好说明，当前我国金融开放水平是适度的，它与贸易开放初步形成了良性互动。但问题是，随着我国完全兑现加入W TO的承诺，需要放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如何在新的外部冲击下使得我国金融开放与贸易开放实现全面实现良性互动，这需要相应的政策进行调适。此外，本文从国家整体层面证实了我国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内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国各区域内部二者的关系同样也是协调的。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各省域内部和省际间的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程度差异显著，如何正确地认识我国各地区的贸易开放和金融开放水平以及对二者的区域差异关系同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陈雨露，罗煜.金融开放与经济增长：一个述评.管理世界，2007（4）：138—147.

[2]樊纲，张晓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全球化中受益：中国的经验.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工作论文，2004.

[3]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管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4]李季洧.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5]倪克勤，郑平.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财经科学，2004（3）：79—83.

[6]杨晶.我国金融开放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7]余官胜.贸易开放的劳动力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8]周茂荣，张子杰.贸易开放与金融开放的内在联系——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财经科学，2010（3）：9—15.

[9] A lan M. Taylor，Janine L. F.Wils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Under the Two Hegomons：Complementaries in the United Kindom 1870-1913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20-30.NBERWorking Paper Series，2006.

[10]Dollars D.Outward-oriented Developing Countries Really do Grow More Rapidl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2（40），523-44.

[11]Dooley J.Frankel，Donald J.M athieson. International Capital Mobility：What Do Saving Investment Correlations Tell Us？Staff Papers，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987，34（3），503-530.

[12] Edwards S. Openness，Productivity and Grow th：What Do We Really Know？Economic Journal，1998，108（3），383-98.

[13] Edison，Hali，M ichael HIein，Luca Ricci，Torsten SlΦk.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Survey and Synthesis. IMF Working Paper，2004，51（2），220-256.

[14]Geweke John.Measurement of Linear Dependence and Feedback Between M ultiple Time Ser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2，77（378），304-313.

[15]Grossman G.，Helpman E.Innovation and Grow 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MA：M IT Press，1991.

[16] Krueger A. Trade Policy and Development：How We Lear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6，87（1），1-22.

[17] Learmer E.Measures of Openness.In R.Baldw in（ed.），Trade Policy and Empirical Analysis.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8.

[18] Joshua Aizenman. On the Hidden Links Between Financial and Trade Open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2008，27（3），372-386.

[19] Joshua Aizenman，Ilan Noy.Endogenous Financial and Trade Openness.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9，13（2），175-189.

[20]Marina Whitman.Economic Openness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Flows.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69，1（4），727-749.

[21] Patrick Low，M arcelo Olarreaga，Javier Suarez.Does Globalization Cause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Flow？WTO Working Paper，1998.

[22] Pham Thi Hong Hanh. Financial Development，Financial Openness and Trade Openness：New evidence.FIW Working Paper series 060，2010.

[23] Ronald M cKinnon，Gunther Schnabl.China：A Stabilizing or Deflationary Influence in East Asia？The Problem of Conflicted Virtue.SCID Working Paper 196，2003.

[24] Sachs J，Warner A.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ies，1995（1）：1-95.

[25] Simplice A，Asongu.Financial Development，Trade Openness and Financial openness：Do Income Levels Matter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MPRA Paper No.27441，2010.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