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措并举，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

二、多措并举，生育观念发生根本转变

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要素之一，妇女的生育行为从来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川流不息地进行，因此人口控制从来都不可能单纯依靠一个部门完成，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在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调动各方面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一）影响生育的因素多样化和生育现象的具体化

影响育龄夫妇生育的因素很多，从大的方面概括，可以分为生物学因素和社会因素两类。生物学因素是指，作为有生命的生物，人有其自身遗传、变异、出生、成长、死亡的过程。生物学因素决定了人生命的有限性、体质和寿命的差异性和成长规律性。社会因素则指生物学因素之外的一切因素。如经济因素显著影响家庭和社会对人口再生产的不同选择，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改变家庭内的“财富流向”等都会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选择。非经济因素，如教育、科学技术、婚姻状况、社会观念、人口思想与人口政策、战争等也会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

我国人口众多，社会阶层结构复杂，民族成分多样，并且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对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传播，影响生育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支配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的，不可一概而论。

首先，由人口民族结构来看，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少数民族并不必然地具有“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多子多福重男轻女”是典型的汉文化的思想，在《诗经》中即有“桃之夭夭”的诗句，用来形容果实繁盛的样子，当时无论从家庭还是国家的层面都追求人口的众多。而各少数民族的观念与汉族并不完全相同。如在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相关分析中，自“三普”以来几乎达成共识的认识是“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上升有助于控制生育”，尤其初中教育是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及以上时生育水平较之小学教育阶段有很大的下降。但是黑龙江对赫哲族的研究却发现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初中及以上时，妇女生育水平较之文盲半文盲有较大的提高而非下降。这是由于赫哲族由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过封建社会，赫哲族群众对于生育一直抱着自然随意的态度。但是当育龄妇女接受了初中及以上的教育之后，就受到了汉文化中“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思想影响，反而开始追求多生。

再比如，有很多民族都是有宗教信仰的，宗教对于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以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最为明显。世界上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妇女生育率较高，如回族、保安族、东乡族等。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妇女生育率较低，如藏族、蒙古族、裕固族等。民族人口学的研究认为伊斯兰教是主张增殖人口的，如穆罕默德说：“你们生育，你们繁殖，未来我要以你们与其他各民族竞赛……”另外《古兰经》中是不主张歧视妇女的，因为“妇女是家中之灯，是幸福的源泉，美德的工匠……”还因为穆罕默德说“不要歧视女儿，我是女儿的父亲”。而研究认为藏传佛教实际上起到了不鼓励人口增殖的作用，因为佛教讲生死轮回，“佛教八苦”中“生”（即生育抚育）的苦是第一位的苦。所以当一位妇女生的孩子多时她可能会认为自己前世罪孽深重，所以生很多孩子来消除罪孽。

其次，除了少数民族，汉族的生育观念也表现出“碎片化”现象。如甘肃陇南康县的阳坝镇到文县的碧口镇一带都是汉族人口，但是“女到男家”的婚嫁现象很常见，当地把“招女婿”叫“抱儿子”，两女户家庭很多就“抱”两个“儿子”，当地的两女户节育很普遍。他们的观念认为较之儿媳，女儿跟父母比较亲近，父母把女儿留在身边可以让自己在晚年生活受到更精心的照顾。

再次，除了上述因素，生育从来都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行为，它受到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支配下的产物，规律中的例外和例外中的规律处处存在。如前述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民族妇女生育水平比较高，但是哈萨克斯坦和我国的哈萨克族都是例外，例外的原因是受到了另一条规律的影响，哈萨克族生活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都比较高，而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与妇女生育率之间关系的倒“U”曲线表明，经济的长足发展有助于降低妇女的生育水平，如甘肃省酒泉市的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百强县，妇女政策外生育很少见。再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则既是经济社会发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大多数群众又信仰藏传佛教，人口受教育程度也超过了汉族，所以生育控制的难度很小。

育龄妇女生育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人口的生育控制难度大于城市，则是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主要从事的生产活动方式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程度差异，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差异等等的综合表现。城市的经济发展达到了节制生育所需要的水平，人口受教育水平较高，妇女生育周期缩短，对个人成长和发展怀有更高的期望，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网络覆盖，遵守生育政策与就业以及个人的职业成长有密切的联系，从事的生产活动越来越注重人们的脑力而非体力，这一切决定了生育行为更容易符合国家和社会的政策期望。而农村则经济不够发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很多领域刚刚起步，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主要从事的生产活动仍依赖劳动力的体能投入，诸多因素的结合则导致了农村的生育控制难度远远大于城市，客观的原因可能更多于主观的原因。

（二）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取得来之不易的人口控制成果

与全国其他省份一样，甘肃省的人口数量控制在早期是以行政强力推动的，为了达到短期内控制住人口的目标，有时甚至会动用一些事实上会侵害群众利益的手段和措施。在取得人口控制成效的同时，也体现出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暴，工作手段的单一古板，甚至在局部地区、特定时点可能会引起群众抵触，损害干群关系。随着低生育水平实现，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传播，伴随建设“法治政府”的步伐，人口公共管理更加注重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使用，更加注重宣传倡导，更加注重服务关怀，更加注重利益导向，更加注重依法行政，在切实关怀群众切身利益、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的理念指引下，把群众满意度列为工作考核的最重要指标，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综合运用多种调控手段，人口数量管理工作日益人性化，管理过程日益全程化，计划生育“合情合理”、“可接受度”迅速提高。时至今日，依法生育已经成为绝大多数育龄群众自觉自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