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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环境因素

时间:2023-06-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环境因素无论是管理实践的发展,还是管理学的发展,都取决于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活动,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

二、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环境因素

无论是管理实践的发展,还是管理学的发展,都取决于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活动,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管理实践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活动,影响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因素众多,纵观整个管理的发展史,从大的环境因素看,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这主要有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2]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比如经济危机)。当然这两类环境因素是通过作用于管理实践者来推进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我们需要弄清这些环境因素是如何具体影响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进程的。

1.科技进步因素

尽管管理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人类活动,但大规模企业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有效地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却真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果。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每个周期或者阶段长约半个世纪,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也夫长波,伴随者连续的技术进步周期,企业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不断推进。

(1)在第一次(18世纪70和80年代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和第二次(19世纪30和40年代到19世纪80和90年代)长波周期中,与科学技术进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只出现了科学管理的初步实践和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

(2)到了第三次技术进步长波周期(19世纪80和90年代到20世纪30和40年代),即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主题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以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经典电磁理论都已经建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前提,尤其是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大生产必然对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原来的经验管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化生产和大公司的发展需要,于是科学管理理论和实践应运而生。科技进步对管理实践与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方面,还体现在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知识效应,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实际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示范作用。泰勒就是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指导管理实践,推进了管理实践的创新与发展。

(3)进入到第四个技术进步周期,20世纪30和40年代到20世纪80和90年代科技进步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由福特公司开创的流水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而计算机的诞生、应用和发展,对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4)人类社会正处于第五个技术进步周期中,该阶段主要技术特征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阶段的管理创新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管理信息化成为该阶段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主线和主要内容,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六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

归结起来,科技进步对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对提高管理效率、推进管理实践创新的需求;二是科技进步直接为管理实践创新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还为管理实际创新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2.制度变迁因素

没有人会否认,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产生前提是以分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3]工业革命在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工厂中实施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曾详细分析了分工制度(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原因。工厂制度的产生对科学管理提出了要求:如何解决高度分工条件下的协作问题,如何解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培训和激励问题,如何改善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而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与实践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制度变迁对管理实践创新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需求牵动”方面,而且从企业制度的演进看,企业制度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来承当管理实践创新主体的角色和管理实践创新的方向和内容。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在于还为管理实践创新活动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所有的创新行为都是有风险的,而现代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产生,保证了承担创新风险创新者能够获得创新收益。如果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呈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企业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物质技术条件、形成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企业管理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而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不同,提供的管理创新激励机制也是不同的。总之,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变革,对管理实践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管理创新主体的选择、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激励约束作用。

3.文化因素

文化传统体现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此,文化对于人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从管理实践活动看,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影响管理实践活动。

一是在民族文化层次,这个层次的文化环境的典型描述是1980年霍夫斯泰德(Hofstede)提出的民族文化环境四个维度。他认为可以通过权力距离(PD,用于描述社会承认的权力在组织结构中不平等分配的范围)、不确定性避免(UC,指社会感到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威胁时,试图通过建立职业安全保障、正式规则、不容忍超出常规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来避免这些情景的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C,个人主义是一种只关心个人和直系亲属的松散社会结构,而集体主义则是社会成员对集体具有强烈的依赖情感的社会结构)、男性度/女性度(MF,用于描述社会中“男性”价值或者“女性”价值占优势的程度,“男性”价值观体现为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他人和强调生活质量,“女性”价值观则与“男性”价值观完全相反)4个指标来分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族的文化。霍夫斯泰德曾对4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如下表(表13-1)为其中10个国家的四个维度的具体得分,其中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文化比较相近,都属于强不确定性避免、大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倾向的国家,而美国和英国比较接近,属于弱不确定性避免、小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倾向。霍夫斯泰德的研究表明这些文化维度会影响企业的结构和管理的方式。在跨文化管理中,两个国家文化环境的特征越接近,科学管理的方式和制度的可移植性就越大。

表13-1 10个国家的文化环境四个维度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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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ofstede.G. Culture’s Consequences,Wewbury Park,CA:Sage Publications.

二是组织文化层次,所谓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欧瑞里(O’Reilly)1991年在通过广泛的文献回顾找到54条有关价值观的陈述基础上给出了描述组织文化的七个维度:创新、结果导向、尊重人、团队导向、稳定性、进取和关注细节。而1991年霍夫斯泰德也总结出组织文化的五个维度:过程导向还是结果导向、人导向还是任务导向、行政性的还是职业化的、开放系统还是封闭系统、松散控制还是紧密控制。[4]一般认为组织文化是创始人的远见使命和倾向性思想以及第一批创业人员实践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组织文化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知觉、思想和判断进而影响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各项管理职能执行的科学水平,如表13-2所示,为组织文化对管理职能运行的影响。

表13-2 组织文化对管理职能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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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页。

4.突变因素

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的突变环境因素有很多,其中战争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企业管理的实践者从《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兹《战争论》中汲取了很多战略管理的智慧,但战争与管理实践发展的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管理领域上。在管理发展史上,有很多管理实践创新和战争直接或间接相关。有关战争对管理实践发展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我们可以列举很多例子。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质量,规定生产军需物资的厂商必须采用统计抽样检查方式。美国标准协会颁布了美国战时质量管理标准(质量控制指导书、数据分析用控制图法、制造工序中的质量控制用控制图)。战后,这些标准被美国工业企业广泛采用,质量管理进入了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又如,麦尔斯提出的降低成本的革命性方法——价值工程,也与战争环境背景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在战时形成的不注意节约(战时国家对企业生产成本按照件数进行补贴,养成了不注意产品成本的习惯)以及战争对物资的巨大消耗,原材料奇缺,价格暴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位电气工程师——麦尔斯提出了突破设计成本的价值工程方法。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能够促进管理实践创新与发展,具有其必然性。战争能够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属于一种巨大的临时的突变因素,这种临时的、巨大的、整个环境的突变必然会对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也就是说,战争会对管理创新产生巨大的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战争就是一场重视管理和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管理、发展管理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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