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与启示

管制理论的跨文化研究：源起、争论与启示

井润田　周家贵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成都　61005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872017）、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06-0804）和教育部聘请外籍教师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井润田，1971年生，陕西省蒲城县人，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研究方向为领导行为、团队理论、跨文化管理等；周家贵，1965年生，重庆市人，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科研团队、跨文化管理等。

［摘　要］本文首先回顾了管制理论的不同学派，然后对一项关于新企业创立时政府管制的前期研究借助跨文化理论框架重新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文化观念对于管制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论文围绕以上成果的撰写、评审与发表过程，综述和比较了跨文化研究领域的相关理论及其争论，对后续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管制理论；跨文化研究；文化观念；情境嵌入

一、问题的源起

政府管制（Regulation）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主流领域，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对此观点不同（茅铭晨，2007）。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该领域涌现出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和自主管制（Self-regulation）成为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想（Reich，1984）。当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日渐增多，在反思之后我们需要以新的思维逻辑和理论视角重新认识管制问题。

经济学的管制理论包括三个代表性学派：①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理论，认为政府管制可以控制企业的价格垄断或者对消费者和劳工滥用权力，管制行为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有利于社会福利；②俘获（Capture）理论，认为管制是出于行业利益保护需要，政府的管制政策往往成为行业集团追逐利益的俘获者并为其服务；③收费站（Tollbooth）理论，认为政府通过管制给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审批与分配权力，从而为政客或官僚体系的寻租和腐败行为创造条件。后两者统称为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

Djankov，La Porta，Lopez-De-Silanes和Shleifer等学者（2002）调查了85个国家/地区的企业创立时政府的管制程度，并通过三个指标来衡量，即在中等城市创办一家新企业需要的手续、时间和费用。各国对新企业创办的管制程度相差很大。例如，在澳大利亚新办一家企业平均只需2天，只需2道手续；在美国则费用很低，只有150美元；在俄罗斯需要20道手续，57天和449美元；在我国平均需要12道手续，92天和111美元。

为了探索和验证管制行为的起因，他们将腐败程度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度量指标采用德国透

明国际公司发布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腐败感知指数是感知主体做出的对某个国家/地区腐败水平的主观评价，评价专家大多是企业管理者，基础数据来源于著名调查机构，如盖洛普国际组织（Gallup International，GI）、政治与经济风险组织（Political ＆ Economic Risk Consulting，PERC）、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等。目前，该指数是最流行、最普遍的腐败衡量指标，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借助OLS回归分析，他们发现“……严格的政府管制总是很明显地与高的腐败水平相关，从而导致社会上大量的非官方交易”（Djankov et al.，2002）。管制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可以解释腐败水平因变量80%的变异，因此，他们推论“这样的证据与公共利益理论相悖，却有力地支持了收费站理论，证明管制的确能给政客和官僚体系带来好处”（Djankov et al.，2002）。他们的研究结论发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期刊上，成为研究管制问题的一篇经典文献。

二、跨文化视角的解释

以上研究思路很精妙，但结论也存在值得推敲之处。例如：①与现有数据不吻合。国际金融公司（IFC）在世界范围内资助进行“企业如何看待政府”的调查，结果公布在《世界发展报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里。调查问卷里有一道关于新企业创建时管制约束的题目，结果回答采用Likert量表，从“1.没有任何约束”到“6.约束很大”（Brunetti et al.，1997）。直觉猜想，IFC数据和Djankov等的新企业管制数据（简称Djankov数据）相关性应该很高。事实上，两组数据间却没有相关性。例如，俄罗斯企业家面临的行政审批手续很烦琐（20道，Djankov数据），但他们却认为本国政府的管制约束很少（IFC数据）；美国企业家面临的审批手续很少（3道，Djankov数据），但他们却认为本国政府的管制约束很重（IFC数据）。究其原因，在于Djankov等学者调查的是管制手续、时间、成本等客观数据，而IFC测量的是管制程度感知的主观认识。美国社会权力距离较小而个体主义较强，主流经济思想长期崇尚“小政府、大社会”模式，尽管实际管制约束很少，但企业家依然不满意；俄罗斯的情境则刚好相反。②没有进行因果关系检验。Djankov推论腐败动机导致管制加重，需要验证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但依据却是腐败数据和管制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这点是不够的。因为要证明因果关系，除满足相关性外，必须同时满足方向性、独立性等要求（Scheines，1997）。

我们进一步发现，当Djankov数据与Hofstede（2001）文化维度数据放在同一散点图时，呈现

出很强的关联性。这启示我们从跨文化的视角上对数据重新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出文化观念在解释管制行为时的重要作用。

为了便于比较，研究的基础数据采用Djankov的管制数据和腐败数据，分析方法采用结构方

程建模，以便理清因果关系和模型结构。在管制程度变量（RGU）和腐败水平变量（CRP）之外，新增文化观念变量（CVal）和经济发展水平变量（ECO），前期研究表明后两者与前两者之间存在很多关联。重新收集和整理数据之后，我们在LISREL 8.3软件上建模并进行模型竞争。最终确定的模型结构如图1所示。图中线条旁边的数据是标准化后的负载系数，数据上的星号表示显著性水平（p）（具体而言，**表示p < 1%，*表示p < 5%）。如图1所示，分析结果表明，Djankov等学者描述的只是管制变量和腐败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而非因果关系。加入文化观念的影响后，管制和腐败之间的因果关系被拒绝，而文化对管制变量和腐败变量的影响同时得到验证。

图1　文化观念对管制程度的影响

2004年2月，本文第一作者与合作者John L. Graham教授完成以上成果，并决定开始投稿。此时，我们才发现其实研究不是已经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一场更激烈更有趣的学术争论将接踵而来。这场争论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跨文化研究领域里的理论基础、学术规范和分析逻辑方面的讨论。

三、研究领域里的争论

所有科学理论都是建立在隐含或明显的前提假设基础上，社会科学研究突破的途径之一就是努力在现有理论假设之外开辟出新的领域（Whetten，2002）。比较管理研究通常使用“国别/地区”作为分类变量，对比不同国家/地区管理思维、行为或者实践的差异，并借助其他概念或理论进行解释（Schollhammer，1969）。Harbison和Myer（1959）最先从国家层面对管理实践进行比较，并将各国不同的管理风格归因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就实质而言，该研究属于比较管理研究，但不属于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 Research），因为其解释变量不是文化。除文化理论用以比较国家层面管理行为的差异外，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都可以作为解释的理论框架（Ajiferuke and Boddewyn，1970）。管理行为和文化理论结合在一起，其实很不容易。20世纪60年代以前，文化理论是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范畴，而在美国持有文化概念最多的是那些长发披肩的艺术家；而当时，从事管理教育和研究的学者则以西装革履的职业精神为导向。很难想象这两类人群会有什么共同兴趣和话题。终于Edward T. Hall教授的研究将两者结合起来，1960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论文The Silent Language成为跨文化研究兴起的标志（Hall，1960）。

20世纪70年代，基于对IBM公司全球各国分支机构员工的调查结果，Hofstede（1980）提出区别民族文化的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体主义/集体主义、阳刚文华/阴柔文化等维度。此后，结合Michael H. Bond等的研究成果，Hofstede补充了第五个文化维度，即长期/短期时间导向（Hofstede and Bond，1984）。以上文化维度理论虽然比较抽象，但概括性强，较全面地反映和测度了文化的基本特征，成为该领域迄今为止最权威的理论框架；Hofstede也成为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SSCI）上引用率最高的非美国裔学者。

Trompenaars和Hampden-Turner（1997）以Talcott Parsons的价值观取向/关系取向理论为基础，提出民族文化的七个维度：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个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中性化或情绪化；关系特定或关系散漫；个人成就或社会等级；长期导向或短期导向；人与自然的关系。Schwartz（1992）开发出“Schwartz价值观调查”（Schwartz Values Survey，SVS），要求被调查者对57种价值观的重要度排序，并将“价值观类型”和“价值观维度”相区别，期望建立世界范围内的价值观地形图。此外，Kluckhohn and Strodtbeck（1961），Triandis（1995），Ralston，Gustafson，Cheung and Terpstra（1993）等研究也很有影响。通过调查和比较62个国家/地区的民族文化及其对领导行为的影响，近年来，Robert J. House教授负责的全球领导力和企业行为效能（Global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Effectiveness，GLOBE）研究的影响愈增，其特色在于不仅提出文化的维度划分，而且同时考虑“文化现实”（as is）和“文化价值观”（should be）两个层面（House，Javidan，Dorfman and Hanges，2004）。

对于跨文化研究的批评和争论也越来越多。Adler（1983）认为跨文化研究受到价值取向的影响，例如母国心态、优越心态、多中心心态、比较心态、地心心态、协同心态等，正确取向是承认差异并把差异视为有利因素。Leung和Bond（1989）指出，研究者在进行类似Hofstede的文化维度区位分析时，采用泛文化（Pancultural）分析方法会影响结论的科学性。Singh（1995），Cavusgil和Das（1997）分别总结了跨文化研究时普遍遇到的测度问题和方法论问题。Li和Tsui （2002）在对中国管理研究的文献综述时发现，跨文化研究成果引用率不高，原因在于缺乏理论解释框架。Tung（2008）认为在社会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内差异与跨国差异对于文化价值观研究而言变得同等重要。闫进宏（2008）认为当前国内跨文化研究存在很多问题：一般性的比较与描述较多，过于简单化和经验化，方法论开发薄弱。

在这些讨论之中，围绕Hofstede的争论最多，也最具代表性。例如，Brendan McSweeney认为，尽管Hofstede的理论框架是基于IBM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117000份问卷调查而来，但结果其实是不可靠的，这是因为：①问卷设计的目的不是辨识民族文化差异而是IBM公司为了找出士气下降的原因，调查组织缺乏独立性；②调查对象是针对营销部和销售部的员工，没有包括蓝领工人更没有包括其他社会阶层，存在抽样偏差；③调查者错误地认为各国/地区的被调查者所受到的组织文化和职业文化影响相同，进而可以忽略其影响；这样的假设不成立，调查混淆了组织文化、职业文化和民族文化等层次的问题；④假定一个国家/地区只有一种民族文化的前提过于简化和机械，而且调查只是在特定区域的特定人群进行，用其作为整体代表缺乏合理性；等等。针对McSweeney的批评，Hofstede以学术化的态度进行了回应，双方在Human Relations上发表的三篇论文集中反映了这场争论的核心（McSweeney，2002a，2002b；Hofstede，2002）。此外，Hofstede （2006）对GLOBE项目的分析结果也提出质疑，认为其划分的18个文化维度大部分已经内含在原有的五维度模型中，调查者的思路并没能被调查对象所接受。

四、没有结束的结局

最终，以上争论很多都反映在了我们论文的评审过程中。2004年2月，我们决定将论文投稿给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期刊，期望引起经济学者的注意，但该期刊很快回复并拒绝安排评审，因为“论文应该深入揭示文化观念后的机制问题，而且研究方法不符合经济学研究范式”。2004年8月，我们继续投稿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该期刊认真组织了专家评审，评审过程历时约11个月，最终形成长达13页的评审意见。虽然评审者和主编仍然拒稿，但他们的评审意见成为论文修改和完善的真知灼见，例如：①前期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观念互为因果，此外文化观念还受到宗教信仰、语言谱系、法律体系来源等影响；忽略这些因素后，文化观念成为唯一的外生变量。②虽然引用率很高，但关于Hofstede文化维度的争议也很多，建议采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 Survey，WVS）或Schwartz（1992）等其他来源的调查数据，对结论进行交叉验证。③如果把基于调查的文化观念作为解释变量，会导致模型系数在包含实测效应的同时，受到干扰调查质量的其他因素影响（Bertrand and Mullainathan，2001）等。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遇到的普遍问题。

根据以上评审意见，我们仔细对论文进行修改。例如，通过Robert V. Levine教授的文化观念数据对结论进行交叉验证。Levine（1997）曾经调查了31个国家/地区人们对于时间重要性的认识。他通过三个指标来测度：闹市区人们步行60英尺的时间、邮局职员出售一次邮票花费的时间、公共场所里时钟行走的准确程度；然后，对三项指标进行排序和综合，排名越前表示对时间重要性的认识越高。我们用Levine的时间观念数据与Djankov管制数据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时间观念与管制程度的关联性都很显著，特别是对管制花费时间的影响最强（Spearman相关系数R = -0.602），这说明一个国家/地区人们对于时间的重要性认识越强，管制的时间效率越高。因此，政府的审批效率与马路上人们步行速度有关，非同源的调查数据进一步证明了文化观念对于政府管制行为的影响。这点很难用腐败动机来解释，正如前述Adler（1983）的观点，Djankov等学者的结论具有明显的母国价值取向。

我们决定转投管理学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该期刊是Financial Times认定的40种经济学/管理学国际权威期刊之一，也是商业伦理与价值观领域的领先期刊。经过6个月评审和修改后，最终获得录用并于2008年发表（Jing and Graham，2008）。

由于数据限制，以上研究无法对评审专家关于文化内生性和调查数据作为解释变量等问题进行回答。为此，基于Coleman（1990）建立的宗教—观念—行为的三层解释模型，我们建立了图2所示的模型，分析影响文化观念的社会环境因素，验证文化观念对于管制程度的影响。这项新的研究是对全球银行业的跨文化比较，银行业的基础数据来自《Bankscope：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数据库》，宏观数据来自《CountryData：各国宏观经济指标宝典》等其他来源（例如：Demirgü觭-Kunt，Laeven and Levine，2004），所有数据经过重新编码和整理。分析结果验证了宗教信仰、全民受教育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对文化观念的影响，也进一步验证文化观念的确对于银行业的管制程度具有显著影响（Jing and Li，2008）。同时，我们也发现银行业管制行为与经营业绩之间的确存在关联性，部分回应了当前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监管政策的调整思路。

图2　文化观念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结构

然而，这场漫长而有趣的学术争论并没有就此结束，John Graham教授将分析结论改编成为政策研究报告，依然在不断地递送给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Graham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知名学者，从他的辩驳意识和学术热情那里，我感受和学到了科学研究的快乐。我相信，这样的执著绝非要证明孰对孰错，而是提醒陷于群思（Groupthink）的经济学界对于现实另一面认识的关注，即使这样的认识可能是片面和单薄的。这里，我体会到后现代主义强调的开放的知识和真理观，认识到现实世界里不会只有一种真理，而学术探索的乐趣就在于从多个方面去触摸一种真理。我也相信，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样的争论会变得更有价值。

五、启示与展望

在当前市场全球化和企业国际化的背景下，特别是伴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变，跨文化研究具有愈来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跨文化研究可以增强管理理论的情景适应性，从而对我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更有效的理论指导。同时，跨文化研究有助于建立具有“中国情景”的管理科学理论，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学部所倡导的“顶天立地”的研究目标（张维、李帅、熊熊，2005）。然而，当前从事跨文化研究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与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的建议：

（1）慎重对待文化比较的理论基础，采用多样化的数据渠道对结论进行交叉验证。除普遍采用的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外，世界价值观调查（WVS）、Schwartz价值观调查（SVS）、全球领导力和企业行为效能调查（GLOBE）、Levine的时间观念调查等渠道都可以采用。

（2）重视“情境嵌入”的本土化研究，对跨文化研究结论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如前所述，目前针对中国企业与员工行为的跨文化比较研究成果引用率不高。要得到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建议将跨文化研究和本土化研究的视角相结合（Morris，Leung，Ames and Lickel，1999），从研究对象所依赖的文化根基和政治经济制度入手提出假设，同时将分析结论根植于丰富的社会情境。

（3）将文化作为内生变量，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性特征。除前期研究关注的宗教信仰、语言谱系、法律体系来源、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外，探索和总结其他的机制因素。例如，从心理认知过程来解释文化表象（DiMaggio，1997；Dequech，2003）。

本文的研究结论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价值。例如：

（1）Djankov等学者认为腐败是导致管制程度加重的根本原因，只要消除一个国家/地区政府的管制行为，就可以减低该地区的腐败水平。我们不同意以上观点，认为文化观念才是影响管制程度和腐败水平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消除腐败行为或者管制程度，有效途径是改善社会民众的整体观念和素养。

（2）正如权变观点所言，没有一种管理理论能适用于所有情境。对于政府管制的认识也应如此，不能简单机械地以管制程度作为政策好坏的判别标准，各国不同的管制模式是根植于其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在解决当前金融危机乃至未来经济复苏问题时，各国政府的管制和调控政策要结合国情，简单的经验模仿会导致事倍功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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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s-cultural Research on Regulation Theory：Its Origin，Arguments and Implication

Jing Run-tian，Zhou Jia-gui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UESTC，Chengdu，610054，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different approaches of regulation theory. Then，based on a previous study on the regulation of entry，analysis is carried out again by the aid of cross-cultural theory，which highlights the important impact of cultural value upon regulation behavio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riting，reviewing and issuing process of the above finding，the theories and arguments in the cross-cultural research area are also reviewed and compared in this paper，and some suggestions are raised up for the future studies.

Key Words：Regulation Theory；Cross-cultural Research；Cultural Value；Context-embedd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