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的企业发展

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的企业发展——2009年中国首届比较管理研讨会观点综述

关　鑫

（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作者简介］关鑫，1981年生，男，辽宁沈阳人，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比较管理》杂志主编助理。

［摘要］中国首届比较管理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我国企业如何应对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式等相关问题展开深度研讨。本文对此次研讨会的发起、主要议题及与会者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要介绍，并综述了当前经济形势与危机应对、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比较管理专题三大类问题。

［关键词］经济危机；企业发展；比较管理；研究范式

由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经济管理出版社和《比较管理》编辑部共同发起主办，由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江西财经大学产业集群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承办的“2009全球经济危机形势下的企业发展暨中国首届比较管理研讨会”于5月30日在江西南昌隆重召开。

会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吴晓华、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秘书长黄群慧、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罗珉分别就经济危机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比较管理的演进、问题与研究走向和管理学方法论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会议期间，学者们还就我国企业如何应对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式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他们的观点或论题大致可以分为当前经济形势与危机应对、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比较管理专题三大类。

一、当前经济形势与危机应对

（一）经济危机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

吴晓华主任对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作了全面的阐述。

首先，他扼要地介绍了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政府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其中主要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投入，特别是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建设以及铁路、公路、机场和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计划，大力加强科技支撑，以及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

其次，他全面、客观地分析了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例如，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投资能力不足；企业经营环境并没得到根本改善；政府财政收支压力倍增，全年预算收入任务很难完成；行业产能过剩严重，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去库存化任务很艰巨。总体而言，当前经济形势可谓是喜忧参半，经济复苏虽近犹远。

再次，他通过对近30年来中国经济走势细致深刻的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基本趋势。他通过对1982～1988年、1992～1998年、2002～2008年三个时期经济发展走势的比较分析，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二八定律”（即时逢1982年、1992年、2002年，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而时逢1988年、1998年、2008年，经济开始衰退）。同时，这次经济危机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产业结构高级化（消费结构向发展型转变，消费内容以住行为主）；②城市化快速推进；③科学进步加速化。国家提倡和鼓励自主创新，并科学制定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产业技术的“三新”战略；④资源配置全面市场化；⑤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⑥国际政治关系多极化。

最后，他通过以上分析，指出宏观经济管理需要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即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扩大内需与稳定外需的关系、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关系、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的关系、扩大投资与增加消费的关系、促进增长与深化改革的关系、促进增长与培育新增长点的关系、加强金融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资产价格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的关系、资源环境管理与宏观经济管理的关系。

（二）德国政府应对危机的实践与启示

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李好好教授等着重考察了德国应对危机的机制和做法，并结合欧美发达国家在大大小小的危机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和教训，探讨其对我国政府的重要启示。其中包括：健康经济体是防御危机的根本；创造雄厚财力，提高应对危机实力；促进产业升级，减小危机冲击；大力发展内需，分散发展风险；注重地区性发展，提高抗危机能力；加强国际监督建设；制定正确的应对危机政策推出策略；避免和处理救市的负面影响。

此外，他们还分析了德国中小企业的特征及当前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如信心危机、贷款困难或出口市场急剧萎缩等，在此基础上，系统地介绍了德国政府在援助中小企业方面的原则和具体措施，并指出这些做法对我国政府的重要启示。例如，援助中小企业应该加强其自生能力，而不是削弱其自生能力；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沟通，提振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尽可能通过立法来实施对中小企业的支持，避免政府的援助措施异化为对中小企业经营的过度干预；加速税制改革，减轻中小企业的负担；积极支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实现转危为机。

（三）我国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刘海云教授等将中国玩具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创业战略分为专注于低成本制造、专注于差异化研发设计和专注于培育自有品牌开发利基市场三种。他们指出，这三种国际创业战略影响了全球玩具产业价值链治理和利益分配，使得企业面临不同的资源和能力约束，从而影响了玩具企业参与行为的长期化或短期化，直接导致了玩具召回和企业倒闭。因此，玩具企业的出路不在于主观的产业升级，而在于结合国际市场创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国际创业战略调整。基于此，他们建议政府等外部力量在应对玩具企业的困境时应有所作为，并在短、中、长期分别采取“以保障就业作为优先目标”、“鼓励自主创新、开发利基品牌和拓展国际市场”和“打造中国品牌的玩具和大力开发国内玩具市场”对策。

二、比较管理的研究范式与方法

（一）比较管理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副局长黄群慧认为，比较管理学是建立在比较分析基础上对管理现象进行研究的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它之所以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旨在分析不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环境差异情况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并探索管理发展的模式和管理知识在不同国家的适用性。由于管理知识的移植和创新是组织建立有效管理方式的途径，因此，比较管理学的研究内容在于探索关于管理知识移植和创新的规律，并具体研究在特定环境和组织系统中产生的有效的管理知识能否和如何移植到其他环境和组织系统中，以及移植后如何创新等问题。

比较研究方法可理解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受控实验方法”。比较管理理论模式的内容是有关比较管理的研究目的、对象、特性指标等有关命题的系统组合，旨在作为比较研究的指导理论。其对象是管理方式，其研究范围往往是跨国度、跨地区的，也可是任何两个组织（企业之间、企业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管理方式，还可以是同一类组织的跨时期比较（如具体的案例研究和历史分析），旨在通过比较方法寻求建立与环境和组织系统相适应的有效管理方式。

（二）管理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

罗珉教授强调，管理理论范式力图将所有领域的组织及其管理问题都纳入到范式考察的视野中，为了推动管理理论范式的发展，管理学必须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开展对管理学范式的比较分析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分析是管理理论研究的最低形式，它是一套格子架和一个个的抽屉或文件柜，用以储存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或研究问题的技术路径。

他分别通过对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的比较分析、多方位和多角度的管理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不同作用标志的管理理论范式的比较分析以及管理理论范式组成部分的比较分析，掷地有声地阐明，对管理学发展来说，比较分析那些富有特色的管理理论范式甚至是反对意见，是十分有用的。这些管理理论范式或反对意见多半出现于各种管理理论流派的发展过程中，并在一次次的争论中辨明是非，从而起到推动管理理论范式发展的作用。反之，各管理理论流派之间如果没有“相互摩擦”，管理学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甚至导致一些理论流派和管理理论范式在沉默中悄悄地走向它的终结。为此，必须大力提倡“管理学研究应通过相互批评形成积极的思想竞争局面”，竞争性的学术环境之于管理学的发展，犹如市场竞争之于经济的发展，不可或缺。

（三）管理学方法论的辨析

罗珉教授遵从布赖尔和摩根（Burrell & Morgan，1979）的方法论分类方法，从科学本质属性（主观与客观）和社会（组织）本质属性（稳定的社会科学与急剧变革的社会科学）将管理学方法论分为职能主义方法论、诠释型方法论、激进的人本主义方法论和激进的结构主义方法论四种。并且，在全面系统地比较了四种方法的基本内涵、假设前提、主要特点及缺失或局限基础上，对现有管理学方法论进行深刻反思与批判，进而提出发展管理学的多元化方法论的主张。

他指出，管理学方法论的多样性一方面是由管理学探究对象——组织及其管理活动本身的复杂多样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受到各种文化、知识传统的影响，因而每一种方法论都不能自诩把握了整个组织及其管理的真相或全貌，更不应该将特定的视角普遍化为全知全能的视角。一般而言，研究者很难仅用一种方法就能够透彻地分析组织及其管理世界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有自己难以克服的盲点，同时每一种理论和方法都能够为理解组织及其管理现象提供一把钥匙。因此，没有理由用一种研究方法或方法论去贬斥另一种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方法本身就是多元的、可变的，它只是相对于具体的研究过程而存在。

三、比较管理专题

（一）文化与管理方式比较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罗家德教授等指出，社会网理论的理想即在沟通个体—集体以及结构—行动的二分法，镶嵌于人际网络中的经济行动是超越于二元对立的，是二元间的动态互动。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或“关系社会”，所以在管理实践中就已超越了这样的二元对立。基于此，他们提出了一个网络观点：①中国人完成个人目标需要透过人脉，所以需要展现“和”的特质。②中国人的人脉建立是长期性思考的，在长期中不确定性太高，所以会以服从社会规范取代理性算计，但行为动机却不是集体目标而是个人长期利益。所以，中国人会有“集体主义”的行为表征，但却不符合集体主义的定义。③中国人在“家”之中，就是真正的集体主义，所以当他对一个组织有归属感时，也会展现集体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是关系导向的行为方式，因此，要遵循“均分”与“人伦”法则，要有长期性的思考，这样才能建立人脉，累积资源。中国组织中之所以善用转包这样的激励方式，之所以常有派系，之所以需要仁慈领导，组织结构之所以是网络式的，都与中国人这种建立人脉的关系导向有关。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赵顺龙教授等指出，多数关于东亚企业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积极引进西方学术理念的同时，却疏于对东亚文化本身的梳理，往往把东亚文化笼统地看做“儒家文化”，并根据文献或想象描述其行为特征。他们认为，这种描述不仅过于粗糙，而且在缺失对文化形成的本土环境历史分析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对东亚企业行为的错误描述，难以保证研究结论的价值。因此，他们通过对东亚企业文化比较研究中被经常赖以为基础的几点“常识”的分析，说明这些“常识”是多么地不可靠，进而说明在开放心态基础上广泛地吸收各相关学科尤其是历史研究的成果，补上对东亚特别是对中国文化本身深刻理解这一课，以及重新为东亚企业文化比较研究寻求坚实的“常识”基础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宝贡敏教授等通过对面子和自己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提出“面子预期”及“自己人感知”的概念，并就二者对组织成员合作倾向的影响关系进行了缜密的论述，相应地提出两组假设，并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的模型框架。他们的模型框架可以表述为，用“自己人感知”概念来表示组织成员感知他人在其心理关系格局中认同的程度，“自己人感知”是一个连续变量，纯粹自己人和纯粹外人分别是这一连续变量的两端，自己人感知对组织成员的面子预期和合作倾向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

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文瑞教授对威廉·大内提出的Z理论进行了精彩品读。他指出，Z理论实际上就是对日本和美国的管理学或管理模式进行的比较研究。大内把日本式管理概括为终身雇佣制、长期评价与升职体系、非专门化的职业发展模式等特点，并同美国式管理对照，概括出了与日本式管理类似的Z理论。但Z理论来自美国而非来自日本，日式终身雇佣以企业等级制为条件，Z理论也不等于权变理论。他还强调，同日本学者大前研一侧重于实践相比，大内侧重于理论构建；同美国学者麦格雷戈强调人性相比，大内侧重于氏族式组织。尽管中国不具备移植日本式管理的条件，但Z理论对中国的管理学理论建设的推进有重要作用。

日本神户大学研究生院国际合作研究科骏河辉和教授利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频繁发生的裁员数据，实证研究了实施裁员对后来正式员工的变化有何影响，裁员以及薪酬体系的变化对雇佣不足有何影响，以及在实施加班限制、调换岗位、外派、劝退等调整雇佣手段中是否存在着滞后现象。他根据推测得出以下结果：前期所采取的劝退手段，抑制了这一时期雇佣的增加，呈现出大量削减雇佣的倾向；劝退的实施在全体正式雇佣者及三四十岁的正式雇佣者中还残留着雇佣过剩的感觉，却使雇佣者感到自己仍被雇佣；从加班限制到外派，从调换岗位到外派，可见这一实施中存在滞后结构，而在实施劝退中却没有表现出具有滞后的雇佣调整手段。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井润田教授回顾了管制理论的不同学派，然后借助跨文化理论框架对一项关于新企业创立时政府管制的前期研究重新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出文化观念对于管制行为的重要影响。他们建议：①慎重对待文化比较的理论基础，采用多样化的数据渠道对结论进行交叉验证；②将文化作为内生变量，分析其形成机制和动态性特征；③重视“情境嵌入”的本土化研究，对跨文化研究结论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论解释。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甘元霞老师比较分析了以Michael Earl为代表的西方管理学者和以野中郁次郎为代表的东方管理学者对知识管理理论的研究。她一方面从研究重点、目标、单位、关键成功因素、IT的贡献和哲学观六个维度对西方知识管理中的系统学派、制图学派、工程学派、商用学派、组织学派、空间学派和战略学派进行梳理；另一方面从组织的意图、组织成员拥有自主权、能刺激组织与外在环境互动的波动与创造性混沌、组织活动的信息公开化以及组织内必要的多样化五种有助于组织知识创造的情境因素对东方知识管理学派（或称为“情境学派”）进行剖析，进而比较东西方知识管理理论流派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理论维度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

（二）公司治理模式比较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莽景石教授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制度及其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化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了这一演化过程与政府行为、市场演进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企业制度以及相应的公司治理结构起源于美国占领军依据美国模式而进行的制度设计，但在其后的市场化、本土化的适应性演化过程中，发生了对美国模式的“偏离”，而在日本陷入长期萧条以来的新一轮体制变革中，似乎又发生了对美国模式的“回归”，前者已经为经验事实所证明，而后者则是不确定性的。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李新春教授等结合委托代理理论和组织管理理论，对家族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收益和成本进行综述，对家族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产生或消除的代理成本进行解析，对中国家族企业和德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并从制度的角度对它们之间的区别做出解释。他们发现，德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更加正式、规范和科学，代理成本较低，企业价值较高。而中国家族企业治理中人治的成分较多，小股东权益被侵犯，代理成本较高。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使中国家族企业更多地集中控制权，采用传统的家族式管理。因此，要使中国家族企业摆脱人治色彩浓厚的家族化治理，进入现代公司治理结构，需要建立和完善配套的正式制度体系，同时正式制度的建立也能使一些非正式规则逐渐改变。

辽宁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高闯教授等将信息体制看成是企业间治理合约的某种表达形式，进而运用信息体制表述企业集群的治理结构，并建立起一个企业集群治理结构的一般模型。他们利用这一模型，将企业集群中不同层级企业之间的治理结构表达为HD［IA（t）］- IE、［IA（t）］- IA（t）、IA-IE和IA-IA（t）四种基本模式，并通过逐层递推的方式，在四种基本模式的基础上又衍生出更多、更为具体的一般模式。在此基础上，他们对外部主导型治理模式（两类四种）和内部主导型治理模式（四种）的具体形式及其基本特征进行了细致比较和详尽分析，揭示出企业集群治理结构的一般性演化规律，并发现企业集群治理结构的演化与信息体制的演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山东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刘冰教授借助比较制度分析视角，分析了基于组织信息体制分类标准下不同公司治理模式（功能层级制模式、参与层级制模式、水平层级制模式和第三方中介式企业集群模式）的概要特征。他指出，组织信息体制与制度环境交互作用影响着各国公司治理合约的选择结果和演进方向。在技术不断进化和制度不断演化的情况下，组织信息体制和制度环境也必然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公司治理模式的变革。因此，必须准确评估技术进化和制度环境演进对公司治理可能产生的影响，不断调整公司治理机制，以适应整体性制度安排变化的内在需要。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徐向艺教授等从经济学与法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单边治理理论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他们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是对上述两种观点的整合与修正，是公司治理理论发展的新趋势。从资本市场成熟程度、法律环境与路径依赖等方面来看，中国公司治理实践的发展与完善应以核心利益相关者治理理论为指导，并且不断强化股东、管理者、员工以及主要债权人等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治理功能。

（三）市场营销理论比较

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孙明贵教授等通过对比较营销产生的制度基础、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的细致梳理与系统分析，着重指出，比较营销研究是随着国际营销的发展、专门从事各国间营销系统和环境等异同性比较的营销分支，差异性分析是其研究重点。他们还注意到，现有的比较营销研究主要涉及营销制度与活动、环境条件、消费者行为、比较营销的方法论以及概念框架等领域，其研究进展滞后于社会发展，今后可以在各国市场、环境和营销系统的比较分析方面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于洪彦教授对美国营销学会（AMA）所公布的营销定义的动态变化［经历了由提供商品与服务（1935）到满足顾客需要（1985），再到共同创造价值（2004），最后是营销的社会责任（2007）］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比较。通过深入探讨每一定义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主要特点，清晰地勾勒出了市场营销概念的发展脉络。他强调，由于美国营销学会的构成是由学术界的营销学者与实务界的营销专家所组成，它所公布的营销定义既代表了营销理论方面的发展，也反映了营销实务的根本性变化。因此，比较与分析不同时期的营销定义，对于认识营销的实质、理解营销理论及把握营销未来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李建军老师指出，市场营销理论框架的模糊（如过于专注于市场营销的全过程、混淆了营销基本理论和营销管理理论之间的界限、对营销基础理论中的营销哲学论述不足等）不仅影响市场营销学的理论发展，而且对市场营销实践指导也会发生偏差。他从考察国内外市场营销理论的基本框架入手，在对现有的市场营销理论框架的局限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交换障碍的克服”为核心的“三位一体”（三位即营销基础理论、营销基本理论和营销管理理论）的市场营销理论新框架。

可以说，此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比较管理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学术交流平台，使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得以汇集。同时，也为我国比较管理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以及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创造了一个新的契机。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in the Situ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Crisis：

Review on 2009China First Seminar of Comparative Management

GUAN Xin

（Business School of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Abstract：During China First Seminar of Comparative Management，the participants have deeply talked about the problems such as how Chinese enterprise cope with this global economic crisis，and researching paradigm of comparative management，and so on. In this paper，we willmake a brief introduce of the seminar，which contains themain agenda and the main viewpoints.We also review there topics such as the 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and how to cope with the crisis，researching paradigm and methods of comparativemanagement，and the special fields of comparativemanagement.

Key Words：Economic Crisis；Enterprise Development；Comparative Management；Paradigm of Resear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