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管理思想

第一章　人类管理思想的起源

管理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又是一个年轻的话题。说它古老，是从人类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的产生来说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的文明史，就有了管理活动，就产生了管理思想，管理是与文明古国的出现相联系的；说它年轻，是从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讲的，将管理作为一门科学来专门研究，只是近100年的事情，它是以1915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一书的发表为标志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

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们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从来都是集体进行的，要组织和协调集体活动，就必须有管理。所以，自从有了人类的文明史，就有了管理实践和管理思想。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管理活动的进行，管理思想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一、外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我们说劳动创造了人，同样，劳动也创造了管理。原始人在一起狩猎，有的人呐喊、有的人投掷石块，大家分工协作，从而完成了单个人所无法完成的工作，这种分工协作的方式就是管理思想和理论的萌芽。可见正是因为人们共同劳动的需要才产生了管理。

早在公元前5000年，古代埃及人就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金字塔，其中的大金字塔占地13英亩，高146．59米，总共用了230万块两吨多重的石块砌成。这个工程非常艰巨，据说每年动用10万人，耗时30年才建成。这样巨大的即使用现代工程技术也难以想象的工程，如果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管理是无法完成的。谁来吩咐每个人该干什么？谁来保证在工地上有足够的石料让每个人都有活干？答案是管理。不管当时人们怎样称呼管理，总得有人计划要做什么，需要有人去组织人力物力去做这件事，需要有人指挥人们怎样去做，并采取某些控制措施保证工作按预计的要求进行。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就有了管理实践。因此，管理起源于人类的生产经营活动。

关于管理思想最早的文字记录是西亚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留下的。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早在公元前3000年，生活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因为经营的需要，就在泥板上用文字记载账目、文件等，如从佃耕的农民那里收到的地租、牧群的头数、牲畜所需的饲料的数量、下次播种所需的种子的数量，都要记账或记录，这些管理事项的账目，是用削成三角尖头的芦苇秆当笔，刻写在泥板上，然后将泥板烘干，以便于保存。这种最早的文字称为楔形文字，并作为经营管理的一种工具。这种楔形文字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处于萌芽状态的进行管理控制和库存账目记录的管理思想的记载。

当然，管理不仅存在于生产经营活动中，在人类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管理更多的是与阶级的分化和国家的存在分不开的。人类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所以发展的速度也很缓慢。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就产生了对剩余产品的“管理者”，进而演变成剥削者；与此同时，随着人类集体生产劳动的发展，劳动分工的程度随之提高，从而出现了对分工的“组织者”，进而演变成统治者。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出现，进而社会上的人分裂为不同的阶级，产生了国家。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承担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职能，国家运用其强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解决各种纠纷，这种活动也就是我们现在称谓的行政管理。同样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巴比伦人则为人类留下了调整和规范人们社会经济关系的《汉穆拉比法典》。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巴比伦王国颁布了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由于这部法典是用楔形文字刻在石柱上的，所以又叫做“石柱法”。全文共有282条，它涉及社会和商业管理等许多方面，其中对人的活动做了许多规定。如对个人财产的保护、人与人的关系、最低工资、家庭纠纷与犯罪处理等，还有许多涉及商业活动的内容，如商品的出售、契约、合伙、协议、期票、借贷、租赁、转让、抵押、遗产等，并对各种职业、各个层面上人员的责、权、利关系给予了明确的规定。巴比伦人首先认识到责任不能推诿给下级这一原则。因此，国家的行政管理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并伴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得以发展。

《圣经》中也曾提到许多有关管理的思想。《圣经》中关于摩西（Moses）组织以色列人逃出埃及的一段故事说明了一个大型组织的管理者，需要授权和管理跨度的问题。在《出埃及记》第8章第17～26节中，记载了摩西的岳父注意到摩西费了很多时间去管理那么多的人，于是劝告他，你这样做不好，你和这些百姓都疲惫，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你独自一人管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了个主意，要从百姓中挑选有才能的人，派他们当“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并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理百姓的各种案件。凡是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所有的小事由他们自己去解决。这样，他们就可以替你分担许多容易处理的琐事。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事，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你就能在位长久，所有的百姓将安居乐业。于是摩西听从了他岳父的话。他从以色列人中挑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作“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理百姓的各种案件，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而各种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充分说明一个大型组织的管理者，在日常管理中，需要进行授权并只处理那些基层管理者不能解决的重大的和例外的问题。

古希腊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很崇尚民主管理。由于希腊地域环境的特点，古希腊人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城市政府——城邦。当地多石的土壤不适合农业发展，而曲折蜿蜒的海岸线则为远洋航行提供了许多优良的深水港，因此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工商业阶层——民主政治的中坚。经济革命促进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早在公元前6世纪，在古希腊城邦的许多小国就已经出现了古典民主。在这些国家，20岁以上的公民都可参加当时的最高权力机构——公民大会，并有发言和表决权，作为国家最高司法和监察机关的陪审法庭的权力和地位很高。但是，古希腊民主的享有人是当时的公民，奴隶和最底层的社会成员享受不到民主。在雅典，公民仅包括定居于城内的成年男性。据现代学者估计，大约只有16%的古希腊公民拥有民主的权利。这种古典民主是一种很不完善的民主，它的核心是直接由公民的意愿来决定国家事务。在奴隶制和封建制退出历史舞台后，特别是资产阶级将天赋人权观念引入人类社会后，古典民主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但它却是人类民主的启蒙。城邦鼓励自由交换意见，提供了自由讨论的实践经验。伯里克利（公元前461～前429）时代，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并达到了极盛时期。所有公民都获得了各级官职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担任公职的公民开始得到货币津贴，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来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据修昔底德《波罗奔尼撒战争史》记载，伯里克利在演讲中曾提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

科学和思维的发展促进了管理思想的发展。希腊人探寻所有各种知识和思想，他们在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体育运动、数学、生物学、医学等许多领域中推进了学术和科学的进步并且总结出了一些科学的管理方法，这些科学方法对管理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探究精神后来成为泰勒和其他许多著名管理学者的榜样。

希腊人早就认识到按规定速度应用统一的方法能使产量最大化这一原则。他们用音乐来规定时间，用笛子和管乐器来规定动作。这样，他们配合着音乐来工作，引进了节奏、标准动作和工作速度。其结果会使劳动产量增加而浪费和疲劳却减少。

苏格拉底曾提出管理具有普遍性特征，认为管理技能在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之间是相通的，一个好商人的职责和一个好将军的职责事实上是相同的。

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经济科学中的专业化或劳动分工原理。在《理想国》中他把人分为三等：第一等人是治国贤哲；第二等人是卫国的武士；第三等人是民间艺工。

特别是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1～前352），作为古代希腊著作家、历史学家，他的著述非常丰富，其中有一本《家庭经济》（又称《经济论》），主要研究家务管理和农业。其在管理思想上的主要贡献是：第一，提出了经济管理的研究对象，他认为，“家庭管理”研究的是优秀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这里的“家庭管理”应该是囊括了奴隶主阶级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奴隶）的各种组织与管理问题；第二，提出了管理水平的判别标准问题，他认为，检验管理水平高低的标准是财富是否得到增加；第三，认识到了管理的中心任务是加强人的管理；第四，第一次论述了劳动分工的利益：“在有的工厂中，一个人只是以缝鞋为业，另一个人做剪裁，另一个人缝鞋帮，还有一个人不做这些作业而只是把各种部件拼装起来。这里所遵循的原则是：一个从事高度专业化工作的人一定能工作得更好。”他认为分工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因为一个人不可能精通一切技艺，所以劳动分工是必要的。他认为管理是一种独特的技艺，有相同的规律。

二、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其发展的历史上有许多值得骄傲的管理实践以及至今仍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且内容丰富。它和其他社会思想一样蕴藏于各家各派的思想体系之中。从中国管理思想的历史轨迹看，古代管理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最早的管理思想在《尚书》、《周易》中就有所反映，系统的管理思想在战国时期就开始出现和形成。这些思想揭示了人类管理一些具有必然性和根本性的因素，具有包容性、人本性、系统性、创新性、柔和性、服务性等特点，因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和永恒的价值，它不仅对历代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也具有十分有益的借鉴价值。

（一）战略管理思想

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孙武就写下了传世之作《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以其第一篇（计篇）和第十三篇（用间）首尾相应，以“道”为核心主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原则，以权谋为经线，以战争的一般进程为纬线，提出了“经五事、校七计、知己知彼、知天知地、而索其情”的战略环境分析模型。

其中“经五事”、“校七计”，是关系到“国之大事，死生之道”的首要问题，是属于重要的战略管理思想。“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经之以五事，经是度量、评审之意。把决定战争性质的五件事，即五大基本要素作为经线、轴心加以考察。所谓“道”，是指方向、目标方面的问题，也是真理、道义的意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天”，是指掌握时机、发现规律的意思。搞管理、做决策必须注意把握机会，掌握规律，这是关系到组织生死存亡的大事；所谓“地”，是指环境条件方面的事情，打仗要选择地形、地势或者说要讲“地利”，做其他任何事情也要讲究根据客观环境和自身的条件做决定；所谓“将”，是指对管理者或领导者的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所谓“法”，是指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制定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

校之以七计。校是比较，计是计算。要从七个方面对己、彼双方做好定量比较。具体的七计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等七个方面。这七个方面可分为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四部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名句，强调在作战中要了解敌我双方的实力，即在内外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这样才能够克敌制胜。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子·谋攻》中的著名论断。体现了《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以智取胜。《孙子兵法》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战而胜。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既是谋攻的最高原则，同时也是战略的最高目标。“不战而屈人之兵”，即不用流血牺牲而使敌人屈服。“上兵伐谋”，第一流的将帅是胜人以谋略，而不是单靠攻城掠地的武力，强调斗智胜于斗力。强调“必以全争于天下”，力求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最大的战果。战争也好，竞争也好，不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拼个你死我活，而是要善于在竞争中合作，取得双赢的结果。

《孙子兵法》讲求灵活机动的动态战略战术。因为实际情况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所以不能墨守成规以致陷入经验主义。“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我情、天时、地利等各种条件，灵活用兵。只要有这“一心”，运用各种不同战略战术的方案都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速战速决”，要把“奇”和“正”、“虚”和“实”巧妙地运用，欺骗敌人，调动敌人。准确选择好主攻方向和主攻目标，以压倒敌人的优势和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去展开进攻，打击敌人，赢得胜利。

《孙子兵法》的辩证战略思想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管理的其他方面对我们今天的工作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美国和日本的许多大学和企业都把《孙子兵法》作为企业管理的必读著作来研读。

（二）组织管理思想

中国关于组织的实践和理论起源很早。《周礼》一书，相传是周公（公元前12～前11世纪）为周朝制定的一套官僚组织制度。它把国家政务划分为六个方面，分别称为治、教、礼、政、刑、事。这六个方面的政务又分别设六种官员来执掌其事，这六种官员分别称天、地、春、夏、秋、冬。以天官的等级最高，仅次于天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别还有一个职务称呼，依次为冢宰（太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天官冢宰，辅助天子，百官之总的意思，即相当于后来的宰相；地官司徒，掌管国家土地（农业）、户籍，主持每年的“籍田”（在立春举行的大礼），负责征发徒役；春官宗伯，辅助天子管宗庙之事、宗庙祭祀等礼仪；夏官司马，掌握国家军事与军赋；秋官司寇，掌管刑狱、纠察等事；冬官司空，掌管工程。

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公元191～234年），在长期的治国和领兵生涯中不但悟到了授权的问题，而且还提到了什么样的人可以为“十夫长”，什么样的人可以为“百夫长”。诸葛亮在《将之器》一文中写到：“将之器，其用大、小不同，若能察其奸、伺其祸，为众所服，此十夫之将。夙兴夜寐，言词密察，此百夫之将。直而有虑，勇而能斗，此千夫之将。外貌桓桓，中情烈烈，知人勤劳，悉人饥寒，此万夫之将。日慎一日，诚信宽大，闲于理乱，此十万人之将。仁爱治天下，信义服邻国，上知天文，中察人情，下识地理，四海之内，视为家室，此天下之将。”

在劳动组织方面，中国古代组织工农业生产，进行重大工程建设，都组织和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参与。如秦朝征役30万民工修建万里长城，隋朝动用近百万民工疏浚京杭大运河等。早在战国初期，墨翟（公元前468～前376年）就提出过劳动过程分工的思想：“譬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壤者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

（三）领导思想

领导者的素质与组织的兴衰关系极大，中国古代先贤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礼记·大学》中指出：“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说明要想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首先注意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的素质。

《礼记·哀公问》中说：“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论语·为政》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都是从领导者示范作用的角度，论述其自身修养的重要性。

领导者的自身修养从何做起呢？“治身莫先于孝，治国莫先于公。”（苏轼《司马温公行状》）从在家庭中尊老敬老做起，关心和爱护别人，养成利他和无私的品德。成就任何宏大的事业，都靠“居之以强力，发之以果敢，而成之以无私”（宋·苏辙《新论中》）。

在领导者自身修养中，如何战胜外界的诱惑，克服自身的弱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君子谋道不谋富。”（柳宗元《吏商》）“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管子·戒》）安于清贫，战胜物质上的诱惑，是领导者应有的道德境界。

“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领导者应以节俭为荣，以奢侈、淫逸为耻。

“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韩非子·十过》）高度概括了沉重的历史教训。

“欲胜人者必先自胜。”（《吕氏春秋·季春纪·先己》）只有首先克服自己的人性弱点，才能战胜外界的挑战。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历史上的这些格言警句为领导者发现自身不足、加强自身修养，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孔子的《论语》是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它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国界，在东南亚及世界上都有广泛的影响。《论语》主要是谈统治者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主张。宋朝有一位宰相在总结他一生的时候说：他是半部《论语》打天下，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领导者治军和治国中的作用。

汉高祖刘邦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吾不如萧何。连百万大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这些都突出体现了领导者善于用人所长的领导思想。而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最关键的问题则是领导者如何发挥团队的集体作用以达到组织的最终目标。

（四）人本管理与激励思想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就有了关于人性或人本管理思想的学说，主要包括孔子的“性可塑说”、孟子的“性善说”、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以及墨子的一些关于人的思想。孔子重视人的作用，但他的思想中有浓重的天命的成分，人的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墨子不讲天命，也重视人的作用，认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但他对天、鬼却又极为推崇，人还是附庸。孟子有很浓的“天命论”思想，认为有意志的天是世界的主宰。同时他又认为，人皆有“四心”，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也引出了他在政治管理上的“仁政”思想。而告子则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如同水流无分东西。“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关于人的需要和激励，《管子·牧民》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提出了人不仅有自然需要，而且有社会需要。同时，《管子·侈靡》中还写道：“衣食之于人也，不可以一日违也，亲戚可以时大也。”这就进一步指出了人的自然需要较之社会需要是更基本的东西。《管子·禁藏》中还进一步阐述了两者的关系，“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远之不能勿忘。”此书一方面指出人的情感是以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为转移的；另一方面指出情感反过来也会决定需求的强度。而且，人的需要能否满足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也会影响到政治统治的成败。所以，《管子·牧民》中明确提出：“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孟子》这本书记录了孟子的言论和思想，书中提出一系列管理国家的方法，如得民心者得天下，以佚道使民，任贤使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重根本救治之道，轻小恩小惠之赐，等等。他的性善论的人性观、施“仁政”的管理准则以及“修其身而天下平”等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管理仍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五）系统管理思想

我国古代的人们应用辩证的思想，把事物的各种因素联系起来作为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

我国古代许多的工程技术中都体现了系统管理的思想。战国时期秦国的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与修造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即使用现代系统论的眼光来看，也不愧为一项伟大杰作。秦昭王（公元前306～前251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驰名中外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兼有防洪、灌溉、漂木、行舟等多种功能，都江堰由“鱼嘴”岷江分洪工程、“飞沙堰”分洪排沙工程、“宝瓶口”引水工程等三大主体工程和120个附属渠堰工程巧妙地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分导了汹涌澎湃的岷江，使它驯服而有节制地灌溉成都平原14个县500余万亩农田，还建立了控制和养修制度，至今仍然发挥效益。无论其构思或实际设计、施工和管理的科学水平与创见，与现代系统方法的若干原则都不谋而合。

再如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一举而三役济”的故事，也是中国古代系统管理思想的典范。宋真宗年间，皇宫失火，一夜之间，大片宫室楼台、殿阁亭榭变成了废墟。宋真宗让大臣丁渭主持修复皇宫工程。丁渭运筹规划，制定了高明的施工方案。他首先下令“凿通衢取土”，因为嫌远道取土麻烦，就下令在交通要道上挖土，从施工现场向外挖了若干条大深沟，挖出的土作为施工用土。这样一来，取土问题即就地解决了。第二步，再把汴河的水引入新挖的深沟中，“引诸道竹木筏排及船运杂材，尽自堑中入至宫门”。这样，又解决了大批木材、石料的运输问题。最后，等宫殿修复完毕后，再排除堑水，把废弃的垃圾和用剩的土回填到沟中，结果又恢复了大道。这一施工方案，收到了“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费以亿万计”的最佳效果。这种“一举三得”的皇宫修建工程堪称运用系统管理、统筹规划的范例。

另外，《墨子》、《易经》、《老子》中也体现了系统辩证的思想。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部分或者个体都从整体中分出，而又同处于整体中。所谓“体，分于兼也”。“体”是指一部分，而“兼”则是全体。“体分于兼”说的是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由这种宇宙观又引出人类社会是整体，个人或国家应彼此相兼的社会系统观。

（六）经济管理思想

记载管仲相齐言论和实践的《管子》一书，包含有道、名、法家的思想以及天文、历数、地理、经济和农业等知识，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和财政等方面均有论述。其中含有丰富的管理思想，论及农业管理、矿业管理、手工业管理、商业和市场管理等。如果把管仲的上述管理思想联系起来，可以形成一个成套的经济管理学说。《管子》提出的富强之道，建立在国家统治经济政策上，主要是对资源的管理、对物资和货币的控制，同时通过国家经营和物价调节来增加财政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宏观经济管理。《管子》的许多论点被后世政治家、理财家作为准则，是中国最早的成就很高的经济著作。

我国古代著名的经营理论，有范蠡、计然的“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有关“待乏原则”和“积著之理”的记载出自《史记·货殖列传》。“待乏原则”提到“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夏则资裘，冬则资”，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说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什么物品，要预先做好准备，以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要根据气候的长期变化规律来预测市场的需求。因此，在天旱的时候，就要开始营造船只，以备水灾发生时市场之需；而发生水灾时，则应及早制备车辆，否则待水灾过后市场上急需车辆时再来制造就晚了。夏天贩运皮货，冬天早售葛麻，都是要预测未来的迫切需要，以图获利。所谓“积著之理”是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这是指所经营的物品必须质量完好，货币不能停滞不用，在采购物品时，对易腐烂的物品切勿长期存储，贪图高价。通过市场上某种商品的多寡，就可以预测其价格发展的趋势。一种商品，其价格极贵，可以获取极大的利润时，必然吸引更多的人从事这一产品的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一多，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一种商品价格极为便宜，必然导致很少有人愿意生产而致使市场供不应求，于是其价格就将上涨。因此，作为一个有远见的商人，在某一商品价格高涨时，应像粪土一样毫不吝惜地抛出，因为价格马上就要下跌了。而当一种商品价格极为低贱时，要立即如金玉般地收进，因为过不了多久就要涨价了，这就可以利用前后的差价来获取利润。要使商品和货币像流水一样经常流动和运行，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

三、中世纪的管理思想

到了中世纪，处于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意大利，对于管理思想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中世纪”指的是从罗马帝国的衰亡到文艺复兴前的这段时间。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但是，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的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很快，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在公元14～15世纪，主要的地点是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正是在资本主义曙光初露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管理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也开始萌芽了。

（一）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经验

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地中海沿岸，资本主义管理也开始萌芽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15世纪时，威尼斯在1436年建立了政府的造船厂，即兵工厂。威尼斯的兵工厂后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占有陆地和水面面积60英亩，雇用一两千个工人。许多由于规模庞大而产生的问题（会计、材料排列、工人的纪律等）都有效率地解决了。政府与工厂的关系是控制与授权经营的关系。兵工厂的管理体现了互相制约和平衡。兵工厂虽然由3位正副厂长正式负责，但作为威尼斯元老院同兵工厂之间的联系环节的特派员也有很大的影响。元老院本身也常常直接管理或干预兵工厂的事务。特派员和厂长们主要从事于财务管理、采购和类似的职能，以致无法指挥实际的造船工作。兵工厂中各个巨大的作业部门由工长和技术顾问来领导。政府给工厂下达明确的生产任务。工厂内部的管理已具有相当的水平。兵工厂在成品部件的编号和储存、安装舰只的装配线、人事管理、部件的标准化、会计控制、存货控制、成本控制等方面积累了成型的管理经验。仓库中经常备有应急物资、配件和装备，所有的装备都编上号码并储存在指定的地方。工人按照其工作而分别付给计件工资和计时工资。在兵工厂的某些行业、特别是木工行业，工人要通过考试才能被雇用。在生产部件和装配中实行标准化管理。实行会计控制，认识到并应用会计作为一种管理控制的技术，在用料等方面实行成本控制。威尼斯兵工厂的管理经验可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1）组织机构和领导工作。在兵工厂的管理工作中，较好地体现了互相监督、制约和平衡的原则。

（2）部件储存。这有助于实行装配线作业和精确计算存货，节省时间和劳力，加快了安装船只的速度。

（3）装配线生产。兵工厂在安装舰船时采用了类似于现代装配线生产的制度，生产效率很高。

（4）部件标准化。标准化为大批量、大规模生产奠定了基础。

（5）会计控制。兵工厂的会计制度使它能追踪并评价所有的费用，进行管理控制。

（6）存货控制。由专人负责检查并由专人记录。

（7）成本控制。兵工厂还利用成本控制和计量方法来帮助做出管理决策。

（8）人事管理。兵工厂有严密的人事管理制度，严格规定上下班和工间休息的时间，对职工的成绩予以评估以决定工薪和升迁，等等。

（二）马基雅维里的管理思想

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1469～1527年）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从1498年起在佛罗伦萨共和国任十人委员会秘书，后曾出使各国。1513年因政权更迭，被迫离职，晚年隐退，著书立说。他在《君主论》一书中，明确提出政治无道德论，主张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应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最卑劣的手段。他认为：“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理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的理论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独立统一意大利国家的愿望，具有反封建、反教会神权统治的积极作用，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且他还在所写的《君主论》、《谈话录》等著作中，论述了许多有关管理的思想。特别是他提出了与管理有关的四项领导原则：

（1）必须得到群众的同意。马基雅维里经常重申这样的观点，所有的政府，不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的，其持续存在都依赖于群众的支持。君主可能通过武力或继承而登上王位，但要牢固地控制国家，还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这种主张事实上是权力接受论，即权力的根源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他还指出，如果一位君王既可以通过贵族获得权力也可以通过人民获得权力，那他就应该明确地选择后者。

（2）必须维持组织的内聚力。马基雅维里认为，组织中内聚性的原则也在于能使国家持续存在。一个君主能维持组织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紧紧地抓住自己的朋友。组织内聚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使人民确实知道他们可以指望自己的君主，以及君主期望于他们的是什么，即责任明确性原则。一个君主如果没有法律而只有多变的政策，很快就会使整个国家陷入混乱。

（3）领导者应具备领导的品质和能力。马基雅维里认为，一个领导者应该成为人民的榜样并鼓舞他的人民从事伟大的事业；领导者应具有高超的能力：决策能力、用人能力、应变能力。要注意所有的集团，时刻同他们打成一片，以自己的博爱和仁慈为他们树立榜样，但始终要维持他自己的尊严，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能丧失。应该奖赏那些有益于城市和国家的人，保证他的公民不至于不公平地被剥夺自己的物品，以此来鼓励他们从事于自己的职业和使命。要善于对事件和人民进行观察，识别忠诚于他的贵族和只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贵族。他必须能够认识这两种人并使他们有利于自己。当机会来到时，要善于利用，但并不是以一种欺诈的方式。

（4）领导者一定要有使组织存在下去的意志。马基雅维里认为，任何组织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使自己存在下去。政府机构、宗教团体、公司等，全都努力使自己永远存在下去。因而他提出这样的建议，一个君主应该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警惕着混乱状态，以便及时予以扑灭。当他的王国处于存亡关头时，君王有权采取严酷的措施。在必要时，抛开所有道德上的借口，背弃任何已不再有用的誓言。

马基雅维里所提出的与管理有关的领导原则是为了君王能够成功地管理一个国家，但同样也适用于管理其他组织，因此，对以后的管理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