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和组织

导论：边界和组织

Tor Hernes和Neil Paulsen

仅研究边界就能让一个人耗尽一生时间，这是一项值得为之奉献的工作。

Hall，1996

这段引文引自Deborah Pellow编辑的一部文选，它反映出人们对于边界问题越来越感兴趣并对边界问题做了相应的系统研究的努力，它把这种努力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Epstein（1997）曾特别提出，对于边界问题的兴趣引发了人们对社会科学的又一次研究热潮。之所以近十年来人们会对这一现象这么关注是出于几个原因。技术方面的原因涉及面很广，主要表现就是沟通技术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和性能越来越好。另外一个公认的原因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和随之而来的竞争需要：企业必须超越自己的地区或是国家边界来建立竞争优势。第三个原因是大规模生产向个性化生产的转变要求无缝制造系统超越组织边界。这一趋势并不仅仅是组织义务的要求或是机会使然。这种边界的“模糊”也是一种全球趋势，这种趋势在艺术、时装和政治上都有所体现。有很多现象体现了这一演变过程。在公众领域，边界日益消失使公民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在私人产业中，产品和服务能够更好地满足个体客户的需求，各个行业都建立了“天衣无缝”的流程。在组织内部，来自于官僚组织的官僚边界信号日益消失，来自中层管理者的干扰越来越少，信息的失真也减少了。边界的消失是对个体所作出的巨大承诺。它象征着自由的选择和对个人事业的认可。

但是，有很多原因要求我们谨慎而行，并用钻研的眼光质疑边界问题的理论定位和实践演变情况。我们可以质疑，我们现在的边界理论是否足以阐释边界问题和现代社会中边界“模糊”问题的演变过程。我们同意Brunsson和Olsen（1998）的观点，他们认为受到韦伯思想影响的组织理论并没有很好地解释现在出现的种种现象。他们的著作认为，组织边界不断变化的性质要求我们应该采取新的、多元化的观点。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社会的，这个问题在这两位学者的著作中并没有得到特别阐述，但也是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这种组织边界的“模糊”是否是一件好事情。有些重要的机构的确需要具有公正性和持续性。负责任的公共机构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而一旦它们在道德上变得具有弹性，我们就无法获得很好的服务了。我们都希望这些机构能够出于效率、公众责任和审慎的考虑来放开其组织边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它们的公正性为代价。比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司法系统能够变得更加敏感，但是并不希望它们变得腐败。

问题是，机构边界的开放——这会使它们更加敏感更负责任——是否会使它们更容易受到不当影响？尽管公共机构在促进公正的实现这一问题上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韦伯的官僚式方案（韦伯，1968）影响，但是，它们并不能完全从社会中脱离开来，它们毕竟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们都建立了自己的边界，但是正如Abbott（1995）所指出的，这些边界必须要在范围更广的社会所建立的基本条块的基础上发挥作用。Frans Kamsteeg(该书中的第十二章)曾举过一个例子，描述了挪威的天主教发展辅佑会(Catholic Development Aid，Cordaid)是如何处理内部压力的，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宗教性的创始原则，另一方面来自于其作为一个现代商业实体的生存需要。

边界的多元化难题并不仅仅出现在公共机构当中。对于私人企业、临时群体和虚拟团体来说，边界的关闭或是开放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比如，稳定的边界有利于保证效率，但是对于组织变革不利。但即使是这一论断也是需要验证的。尽管人们不断地说，具备流动边界的有机系统比起那种机械的系统来说更有延展性，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究竟哪种边界不利于组织变革而有利于稳定或是相反。换句话说，我们对边界的理解不应该只局限于单一的目标，不应该只看到它们对实体的限制作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对边界进行重新认识和重新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