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的多元化

边界：概念的多元化

人们对于如何使用边界概念来解释组织行为并不清楚。在主流的组织理论里，边界往往被描绘成一个组织终止的地方和该组织所处的环境开始的地方（Pfeffer和Salancik，1978，30）。这种把组织和环境区分开的观点就是系统理论的基本原理（Miller和Rice，1967），并使得人们把组织看成是与它们所处的环境相互进行互动活动的系统。社会群体的学生认为边界是理解个体和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基础，对于他们来说，边界已经与其所扮演的角色和身份以及边界的管理方法紧密地联系起来了（Schneider，1987；鲍尔森，见本书中的第一章）。比如，伯格和史密斯（1990)认为如果根本不提及边界的概念，那么群体的概念就无从谈起。设置边界并确定边界已经成为社会学家一项重要的任务，他们要想在空间上确定社会秩序从而了解人们和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有何关联就必须这样做。但是，人们也可以认为边界并不存在。情况并不是如同一个人离开了一道边界并进入另一道边界这么简单。相反，个体可能总是处于一个“有限的”环境之中，在其中，人们在边界之间游走并把边界带在身边。Christena Nippert-Eng（见第十四章)为我们展示了个体是如何在个体和组织之间开展“边界工作”的。边界工作包括边界的设置和边界的超越。这一比喻对我们理解不同的个体——组织关系很有帮助。这再一次为我们了解那些影响我们生活的组织和我们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很多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根据分析的目的来划定边界，继而在分析中把边界描绘成一种稳定的秩序。秩序这一概念就是指对人类行为和互动的规范，吉登斯（1984)把它称为一种限制。把秩序视为限制这种观念来源于Parsons（1951)所说的机能主义社会学。如果过于强调限制（秩序)，就会对这一事实带来损害：即，事实上，边界能够使群体和组织在边界以外的地方采取行动。陶·赫尼斯（见第二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对“网络大学”的建立进行了分析，并以此证明边界能够允许组织在自己边界以外的地方发挥作用。陶·赫尼斯的观点是，尽管边界的确建立了秩序，但是同时它们也促进了组织的流动性，提高了组织对外界环境中活动的影响力。

对于跨组织理论研究——比如组织生态学和网络理论来说，边界的设置和确定十分重要，在这些理论中，组织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精确定义对于分析的结果具有直接的影响。Laumann等人（1983，19)在提到后者的时候曾指出，无法明确边界甚至会导致整个分析毫无意义。但是，边界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现象，我们在使用“明确”这个词的时候应该小心谨慎，特别是当我们要面对的是一个“虚拟体”的时候。NikiPanteli（见第四章）为我们描述了在一个虚拟体中，个体是如何在与别人的沟通过程中营造一种边界的印象的。比如，一名管理人员在度假的时候通过移动电话来营造一种正在办公场所说话的形象。这个例子很普通，但是其代表的意义绝不普通。这样的例子证明了在一个虚拟体中，我们可以创造出一种无法查证的边界。

一直以来，边界都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研究重点。但是，确定边界的位置和性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也同样很重要，因为他们要用它来构建经济行为。科斯（1937）提出了企业的性质这一问题，并得出结论说存在这样一个点，在该点上，以组织层级为基础的交易效率要高于市场驱动的交易的效率。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一点就是组织与环境之间的边界；组织代表层级机构，环境代表市场。而对于现代组织来说，这个假设就存在漏洞了。从外部看起来好像是组织的实体事实上可能是一个从内部组织起来的内部部门之间的市场交易。后来那些承继科斯理论的研究（Holmstrm和Roberts，1998）曾指出，现在边界已经比科斯当年所提出的复杂得多了，要理解交易的界限，就要考虑几种不同的边界。在本书中，Corswant等人（见第七章）以经济组织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边界观点。他们采用沃尔沃S80的开发和制作过程作为案例研究的内容，以此展示在网络组织之间，边界是如何在空间上和各项活动之间得到划分的。作者从协作的角度出发，描述了另一种超越组织边界的解决方案，进而揭示了这些解决方案本身产生的边界问题。

后一种有关边界工作的复杂性的观点在组织理论中也有所体现，边界的定义和分析往往被描述为有争议的（van Maanen，1982）、难度很高的、难以捉摸的（斯科特，1998；哈尔，1991）、模糊的（Pfeffer和Salancik，1978；Schwartz，1996；斯科特，1998）、变化多端的（Starbuck，1976；Weick，1979）和具有渗透性的（March和Simon，1958；Perrow，1986）。但是，如果边界的确存在并且具有重要意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理解其复杂性。仅仅从有争议的、多重的、模糊的和变化多端的各个方面分别对边界进行解释徒劳无益。边界的意义比所有这些的总和还要丰富。比如，在本书中，Cyr和Trevor-Smith（见第五章)为我们展示了为什么必须对企业间的业务往来进行管理，这种管理不仅局限于复杂的组织边界之间，还要在具有不同信任标准和忠诚规范的跨文化边界上发挥作用。人们喜欢把边界问题看做今天全球化(后)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现象。但是，我们更倾向于把边界看做从工业社会诞生之日起就存在的一种特有的复杂现象。21世纪的组织设计者们所感知的边界并不一定比亨利·福特所感知的更复杂。不同的是，过去我们采用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或多或少稳定而明确的系统界限的基础之上的。在20世纪，组织和管理学方面的理论家们从有机系统研究中获益不少，在系统及其所处环境之间往往能画出一条稳定的界限。而对于开放的系统来说，边界的概念就具有可渗透性了，但是仍然是一种障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边界搭建者”的理念应运而生了。这方面的研究者有Adams（1980）、Tushman和Scanlan（1981）以及Ancona和Caldwell（1992），他们的研究都指出了个体由于职位之间存在的组织边界而感受到的压力。边界搭建假设边界“里面”存在一些边界“外面”无法获得的东西，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国防士兵的作用。在实践中，对边界进行看守这种理念是片面的，因为边界搭建者要在组织边界内外移动，他们会对如何划定边界产生影响。Birgit Jevnaker（见第六章）在她针对产业设计者的研究中指出了这一点。Jevnaker认为，决定一个公司是否具有革新性的是组织对“中间人”彼此冲突的创造力的包容能力。

在主流组织理论中，边界的概念更多地是理论推导的结果而不是实践的产物。当理论要求一种稳定而明确的边界的时候，系统就被给予了这样的边界，但这主要是出于分析的目的。这就使得分析家们更多地采用闭门造车的方式而没有从实际出发，边界成为一种便利的分析工具，被用来为复杂的现实情况强加秩序和规则。对于很多分析工作来说，这种方法很管用，但是对于其他一些分析工作来说则不那么管用，尤其是边界的设置问题，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定义清楚而且很可能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对系统思考方法发挥互补作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应该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便于分析的需要出发来进行边界的选择。Hannele Kerusuo（参见本书第九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现实活动中研究边界的例子。Kerosuo的研究是关于内科医学中的病人关爱方面的，它对卫生保健提供者的陈述进行了分析——这些陈述是关于卫生保健提供者与某一位病人之间的互动活动的。她的分析借鉴了Vygotsky的研究，告诉我们人们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通过演说来捍卫边界或是质疑边界的以及微观层面上的边界冲突是如何在争执、质疑和两难选择中激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