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作为渗透性的膜

边界作为渗透性的膜

以第二种方式界定组织边界的途径和容器观点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试图在组织和环境之间做二元的区分方面。然而，区分的绝对性以及两者之间条件作用互相影响的缺乏在尝试解释组织内外不怎样相互关联的过程中部分地消失掉了。一些情况下，比如权变理论中，条件作用的影响事实上是单向的（Burns和Stalker，1961；Lawrence和Lorsch，1967a，b；Lorsch和Morse，1974；Thompson，1967；Woodward，1965）。其他情况下，组织和环境是一种互为条件或者互相限定的关系（Luhmann，1995；Maturana，1999；Maturana和Varela，1980，1987）。

尽管有很多缺点，权变理论的一个贡献在于它开始挑战意见一致者及单一论者关于古典组织理论的假说。首先，面对内部分化的整个协调问题推翻了组织的内部团结是确定的这样一个假设（Lawrence和Lorsch，1967a，b）。第二，通过对不同的环境条件做出反应的多种组织的经验进行鉴定，高效率的组织都有独特的计划的看法也受到了挑战（不管是Fordist－Taylorist官僚政治，M－form组织，还是什么组织）。比如，Burns和Stalker（1961）描述了组织结构的一个连续体，从机械的到有机的，他们认为前者与稳定、直截了当的、相对能够预料的任务和环境更适合，而后者更合适于相对不稳定不确定的环境。对动荡和不确定环境的描述在Lawrence和Lorsch（1967a，b）的作品中也有描述。他们认为在环境的不稳定性和组织的复杂性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处在不稳定环境中的组织趋向于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因为他们逐渐被分化成不同的子系统，这些子系统负责具体的工作领域，涉及和他们的活动相关的外界环境的有限部分。

组织不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而是被视为不能被孤立于外界环境之外的开放系统，因为它们的边界必须持续不断地被输入和输出所打破，这种特性赋予组织种种限制和与组织的技术及任务环境相关的偶然性。在这种意义上，组织的对外边界不是被视为一个容器壁，而是更像交互地带可渗透的一层膜。这种开放系统想法在Thompson（1967）的作品中得到清楚的发展。他对组织边界的特征还给出了直接的描述，尤其是通过他的跨越边界成分的概念。这些单位的确立是为了通过以过滤和分割的方式限制相关的意外事件的范围缓冲组织的核心行为不受外界环境不规则变动的影响。这样，尽管组织边界被描述为开放的，仍有人不断地尝试要缓和这种开放性，并且封闭组织的内部不受外界过多的动荡的侵扰。

然而，尽管权变理论在定义组织形式的多重性和认可复杂组织的内部分化方面标志着进步的关键性一步，它最终还是很有限的，因为它把边界扩张的影响描绘成主要是不定向的从环境到组织的。限制因素和偶然因素被视为主要是组织决策者似乎控制不了的环境的结果。它们的角色局限于确认相关的偶然性因素并相应地对组织结构做出修改。这里提到结构是有目的的，因为权变理论家不可抵抗地对他们发现的问题提出正式的结构式解决方案。主要包括联络角色、分部门组织经营法、强加任务、提出方案以及矩阵安排（Galbraith，1977；Lawrence和Lorsch，1967a,b）。其他有系统理论重点的方法尝试着以更复杂的方法来理解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在Maturana和Varela（1980，1987）的论点基础上，这些研究途径挑战了把环境看做预先设定的某种东西的观点(当做“就在哪里”的明显现象)。据Maturana和Varela的观点，一个的系统的统一性是由自我调节和交互作用中各种成分的回归运作定义的。重要的是，任何形式的统一性都是从观察者的角度来讲的。这样，“观察者所进行的基本操作……就是区分的操作；也就是说，通过进行一个定义边界并把它和环境分开的操作来达到统一”(Maturana，1999，161)。在相同和不同之间做出区分或划定边界的操作对于定义一个整体是至关重要的。正如Luhmann（1995，177）所说的，对于“自我参照系统的理论，环境是……系统特征的预先设想，因为只有进行区分才会有特征”。相对于权变理论中组织和环境被视为很大程度上独立的领域，自我参照理论思想的启示是组织和环境是不可分的互相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