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的”和“可自由决定”的工作场所

“官僚主义的”、“贪婪的”和“可自由决定”的工作场所

标准的、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是分离主义的一个标准,其他所有自由决定权的大小都可以根据它来进行测量。它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其中工作场所非常明确的划定了家庭/工作边界的界线，员工在如何做个人边界工作方面有非常少的自由决定权。在这里，具有官僚主义风格的管理人员会认真地考虑和控制这样一种状况，即在他们的员工中确实存在跨领域的内容。通过在混合领域内容方面制定严格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促使我们在什么是“我们的”和什么是“别人的”、哪些是“私人的”和哪些是“公共的”以及哪些属于“家庭”和哪些属于“工作”之间进行区分。

例如，加利描述了她以前的一位主管，他在加利刚到他系的那一天开始就一直在分发“反污染”备忘录。加利和她的同事周围全是教师——一些一流的、职业的“专业人员”，他们都带着小狗和小孩去工作，在演讲的时候都穿着牛仔裤，而且胡须也不整洁，完全来去自由，而且他们可以随心所遇地装饰自己的办公室。然而，当她的新主管出现时，加利和她的同事却不断地因为创造的工作环境“不够职业”而受到书面或当面批评。

在加利的主管任期的第二周，他竟然实行了一次彻底巡查，并且指出他们工作场所周围所有“个人”的物品都“必须取走”。他甚至宣布了这些员工被允许放在桌子上的个人物品的最大数目：小的、“雅致”的照片和植物。违反这些规定及其他一些规定（如在墙上张贴图片、打私人电话、在别人的桌子旁吃东西等）将受到官方的训诫。

这位主管继续在创建“职业的”工作环境的红头文件中表达他的要求，而且他的做法都非常铁腕。正如加利在自己的故事中所建议的那样，在如何管理自己的边界工作方面，对于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传统的、有影响力的、职业化的专业人员（如大学教师、律师、医护人员和艺术家）更愿意获得更多的自由决定权（不过，迅速发展的官僚主义可能会使律师和医护人员削弱专业人员通常的权利/自由决定权）。无论是个人独立经营的专业人员，还是在别的地方（如大学）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比辅助其工作和机构的行政管理人员的影响力要大。实际上，这样的专业人员更愿意去要求和接受各种使得他们比支持人员更合成的机会。与其说是创造一个“专业化的”办公室，倒不如说是向加利的主管制定的那样一些工作场所政策创造了一种“充满官僚主义的”办公室，这与韦伯（1978，956～958）的分析一致。这些政策给员工自身造成的感觉也是官僚主义，其中一些政策也鼓励着员工去创造家庭和工作这样两个相互分离的世界，进而他们每天和每周都需要在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注意的事情之间来回转换。通过分析来看，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与“贪婪的”工作场所是恰恰相反的。正如刘易斯（1974）所指出的那样，“贪婪的”工作场所是那些要求勇猛的人分享他们的力量、忠诚和义务的工作场所。我给贪婪的工作场所下的定义是以这个概念为基础的，并且它主要根据用途对我们的时间和空间以及我们自己的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重新解释。通过将需求延伸到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的时间和空间之外，贪婪的工作场所也限制了对家庭/工作联系的选择。这样的工作场所要求我们必须将家庭和工作高度合成在一起，并要使合成朝着有利于工作的方向发展。

对于贪婪的工作场所的员工来说，工作无处、无时不在。它渗透到生活中去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当员工稍微一考虑，甚至当我们大多数人都感觉不可思议时，它就可能已经被有意识地激活了。几乎每个人都要做所有的工作，而且几乎所有的人都与他同时做这一工作，这在工作场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即使是某人的家庭成员也会因配偶——父母亲的工作而从根本上变得成型。妻子成为了“公司的妻子”，她自己相应的职业和工作责任都是为了支持和促进丈夫在工作上取得进步和成功。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目睹他们父母亲工作，因此他们会从多个方面来支持其父母的工作。家庭本身也成为了贪婪的工作场所的一个组成部分，对雇员和他或她的家庭来说，至少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内是这样的。

例如，考虑一下我们对美国总统、生活在黑人社区或他们的饭馆上面的普通移民家庭、甚至是我们的神职人员的期望。我们确信下面的这个例子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但它说明了甚至是一个人们所期望的贪婪的工作场所是如何将它的员工推离得太远的。从神学院毕业之后，马克将家搬到了他在独立大教堂公寓的家。虽然马克及其家人充分意识并预料到了自己所选职业的贪婪性，但他们不久还是被这个教堂贪婪的程度震惊了。他们不得不任由他们曾经想像过的生活发生变化。例如，鲁思打算白天继续在家照顾更小的小孩的同时，顺便对比较大的孩子进行“家庭教育”。然而该教堂有一个附属学校，因此他们被明言相告，如果连助理牧师的孩子都不登记入学的话，它似乎“看起来不太好”。于是有一点变得非常明显，即无论如何家庭教育已经变得非常困难。鲁思发现她自己不断地在烘烤食物、打扫卫生、招待客人、干跑腿的差使以及拜访别人，以此来急切地满足全体教徒和他丈夫的老板的期望。

不久以后，将家庭和工作合并在一起的好处出现了，如住公寓有津贴，干差使教堂有专车，孩子上学免学费，在学校的自助饭厅免费吃饭等，但这些补偿似乎并不够。因为马克每个工作日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两年中只请过3天假，尽管最终都如愿以偿，但每次都遭到了上司的拒绝）。他们绝不能脱离工作岗位，始终处在别人的监督之下，尤其在上司看来自己并不忠诚，这样的一种感觉不久便开始在整个家庭中发酵。从压力出现之日起夫妻两人就得了一种心病，甚至其体重也减轻了许多（当然这种减肥并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减肥）。

两年以后，和他们的六个前辈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等到另一份工作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离开。当马克和鲁思从别人口中听到了某些他们之间最秘密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忍耐力到了极限。这些对话或是在他们的公寓中进行的，或是通过电话进行的。前不久，他们刚刚发现首席大臣在教会的办公室安装了摄像机镜头和行动探测器，而这一点在此之前不为任何人所知。马克和鲁思不免想知道他通过电子窃听装置将“工作”延伸到了他们的电话和公寓中去的程度是否比他们意识到的更严重。与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和贪婪的工作场所不同的是，“可自由决定的”工作场所将边界工作留给员工自己决定。可自由决定的工作场所提供了许多选择。例如，衣着、人们是否必须将个人或工作的钱用于工作花费、人们可以装修其办公室或家的方式、打“私人”电话、享受午间或假期休息、使用工作场所的工具和资源、将自己的家庭成员带到自己的工作场所、将自己的同事带到自己家去做客等。

自由决定权最大的工作场所提供像“在家办公”这样的一些选择。真正的可自由决定的“在家办公”这样的选择给员工提供了按照自己希望的情况混合家庭生活和工作的机会。他们可以选择保持高度的分离性和保持领域之间传统的变换关系，可以选择在厨房台和房子中的其他地方继续工作，完全将传统的家中事务与带薪水的工作活动以及人员混合在一起,他们还可以选择在白天和晚上的任何时间内都既不在单位工作，也不在家中工作，而是选择在经过维修的办公空间内、社区工作中心（接有电话线和电脑线的普通的办公大楼或房间）、私人拥有的办公大楼或其他任何地方出租的办公空间内工作。当然，为了在“在家办公”方面得到最终的自由决定权，选择是否这样做在每周、每月、每年、甚至是给定的某天内都必须是灵活的。

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贪婪的工作场所和可自由决定的工作场所所提供的各种不同选择可以通过工作场所的育儿政策很容易地看出来。例如，考虑管理带薪工作和养育子女的典型的官僚主义做法，分离主义者的看法通常会导致抵制在工作场所照顾小孩、老人以及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安排。情况至少部分是这样，因为这些做法会使家务和工作相互混合在一起，并更好地相互融合，表面上看这似乎会削弱员工一心一意地将注意力放在工作和工作地点上。这样的政策提供给了工人更多的自由决定权，它使工作的合成程度可能比官僚主义者所希望的要高得多。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会限制员工的自由决定权，并且会通过拒绝采用这样的做法来确保更高程度的分离。贪婪的工作场所看起来似乎是不灵活的，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作为员工在这里工作的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让他们的孩子在当地的托儿所或学校登记入学，或者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工作场所去。社区、组织严密的宗教群体和声望很高的私人学校（它们的老师也都是父母）通常都希望孩子能够参加他们运营的独立的学校。这样，孩子就成为了某个群体加强对其所有成员的控制所使用的一个构件。

然而，管理组织严密的工作场所政策也可能会允许更大程度的选择。例如，位于纽约曼哈顿的CMP出版公司是一家技术方面的出版公司，它在长岛建有全球第一家私人日托服务中心。利劳和利兹作为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会的联合主席，同时负责管理日托服务中心。对日托服务中心的目标、设施和活动提供支撑作用的是他们及其儿子（公司总裁迈克尔）的哲学观。

没有什么可以比日托服务中心的直接可见性更能简洁地表现出利兹对家庭和工作的看法。日托服务中心位于办公大楼的第一层，而且它就在路口的旁边。透过锁着的玻璃门和窗户，所有进入该“办公大楼”的人都能够看见员工的孩子，即他们所代表的家庭身份。

最初，空间的限制导致利兹遗漏了喂养孩子的厨房设备，孩子的父母在午饭时间不得不去照看和喂养他们。然而，由于这种做法带来了大量的优势，因此CMP根本不干涉这样做，即使是在他们超过规定时间时也是如此。这是因为在CMP公司午饭时间允许高度合成的活动给了父母们一个分享故事、建议和精神支持以及认识各自的孩子的机会。当然，孩子们也得到了一个接触他们父母的“工作”的独特机会。他们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的工作非常重要的任务和人员。无论是父母将他们的孩子带到自助饭厅吃午饭，还是在日托服务中心吃午饭，所有的这些情况都会发生。

通过对日托服务中心所承担的义务，利兹使自己的员工能够在他们的家庭和工作关系方面更加合成或分离。员工可以将他们的孩子放在该服务中心，这样每天都可以与他们一起吃午饭，并且可以与他们和其他家庭交流。他们可以找到并雇佣一个代理人来在吃午饭时与他们的孩子坐在一起，或拒绝与其他人说话（即使是他们自己在喂孩子时）。当然，他们也完全可以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工作场所。在CMP，所有的员工在这些方面都有充分的自由决定权。从另外一些与孩子有关的政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CMP的员工在将家务与工作合成与分离方面有许多机会。在等待替代者出现时，日托服务中心有时也会有用人问题。因为利兹允许所有的员工篡改他们的工作计划以及在白天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因此父母可以帮着临时照看一下孩子（如果他们愿意）。虽然CMP也向稍微大一些的孩子提供了一个即时的“学前护理”项目，不过父母可以自由地让他们的孩子呆在办公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比较大的孩子要么在写作业，要么在玩电脑，要么就在各个工作场所玩耍。而且，克林顿政府的“家庭离开”法案在这里没有任何显著的影响。很多年以前，利兹给他们的员工四个月的产假，并且在休假期间仍然保留他们的工作和健康保险。像这样的一些允许自由决定权的政策出现这样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即CMP提供的每项工作（从最普通的工作到技术上非常复杂的工作）都有数百人去申请。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笑话,即“CMP”代表“称我为孕妇”。参加工作一年以后符合使用日托服务中心的条件，新来者在等待三个月之后进入生前抚育阶段，这也不足为奇。

利兹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成为“好的工人”和“好的父母”方面向员工提供自由决定权，这无疑是对美国实践中的许多比较普通的分离主义观点的直接蔑视。他们使人相信这样做可以帮助培养一支素质极其高的工人队伍。他们也认为一般来说这有助于造就更幸福的儿童、未来更光明的工人和更令人满意的市民。

允许选择使用假期和在最小限度内宣告假期的政策在并列的家庭和工作方面也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实验室人员可能会选择每周都休部分假期，或一次只休假期的四分之一，特别是对初级的父母来说，这项政策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在孩子（或年迈的父母）生病时或即使仅仅是某个人需要从两个领域的紧张工作中解脱出来休息一天时，这项政策使得他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假期。确保主管接受兼职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灵活的工作安排对在尽力保持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有价值的员工来说也是必需的。不管公司员工是否能够从突发心脏病、初为人父母的冲击、正在进行的化学治疗以及父母、配偶或孩子的疾病或日托服务中心提供者的丧失之中恢复过来，这些政策都有助于确定工人在家庭和工作方面合成和分离的程度。

简言之，我们在工作场所提供的机会和我们期望员工采纳的做法限制了每个员工在设定家庭/工作边界方面的自由决定权的数量。例如，当我们要求工人做到：在工作日规定的时间内休息，在工作时穿与家庭生活不相称或不合时宜的衣服，在工作消费和家庭消费中分别花不同的钱，不亲自接见跨领域的访问者或与其通电话，在工作场所之外不保留相片、纪念品、装饰品和家庭购买的其他任何东西，只在工作场所保留工作设备材料，在“工作”时间不谈论他们的“私”生活，不通过组织的协调来寻找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和体育活动，坚持非任人唯亲的用人方法和期望，那么我们增加了将家庭和工作分离开来的可能性；并且员工在加班时间内完全可以离开工作岗位，他们可以去休假或照看小孩，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整天、整周、整年和一生同时照管家庭和工作的机会。充满官僚主义的工作场所和贪婪的工作场所的一个基本的影响和原理是它减小了在边界决策中由员工个人负责的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方案的范围。雇主担心员工是以一种耗费公司资金和/或损害公司声誉的方式，而不是以一种为公司创造价值和/或提高公司声誉的方式将他们的工作带回家。他们也担心工人同样通过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将家务带到工作场所中去。组织无法弄清楚的地方，就是它应该相信别人可以以一种可接受的方式做个人边界工作的地方，分离主义（官僚主义）政策旨在阻止所有领域内的内容在不同地方和人员之间流动，合成主义（贪婪的）政策旨在将选择权从员工那里拿走。通过鼓励所有东西在两个领域之间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对贪婪的工作场所来说，要控制划定界线的地方和时机也更加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