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科学化与管理学的科学性

科学主义与管理的结合过程就是管理科学化过程，是管理科学的产生、发展以及对管理实践的有效指导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将自然科学的思想、研究方法和规范推广到管理问题研究领域中，还意味着人们对科学价值观的积极肯定，以及对人类理解和处理诸如管理这样复杂的社会问题的自信。然而，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不仅取决于科学的力量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有效性，还决定于人类社会中的管理行为和过程的复杂性程度。对管理行为本身属性的分析，是管理科学化问题研究的基础。

源于古希腊理性文化，科学发展至今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与自然的看法，为人类生活创造了舒适的条件和环境。由于科学对人类伟大的贡献，使得在众多场合科学已经替代了宗教的功能，人们今天对科学的崇拜并不亚于昔日对上帝的信仰。然而，对于司空见惯的“科学”，当我们试图回答“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时，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政治学、科学心理学、科学道德学、科学形而上学和科学哲学等[1]。从我们的研究目标出发，我们主要关注科学哲学的“科学”。从科学哲学角度看，有关科学认识论也存在不同的学派或者立场，包括分析主义、结构主义、诠释学和辩证法等，而科学划界的标准经历了从经验证实原则到实证原则，再到证伪原则、“权威约定”、“经验符合论”、“经验建构论”等的更替，这意味着科学的标准是复杂的、非终极的和相对的[2]。甚至在著名的“反科学”的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划界的思维方式是要批判的，没有纯而又纯的科学[3]。但是，在科学哲学家眼中，存在关于什么是科学和科学方法、判断一门学科的科学性的基本标准。康德在《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起源》中指出：“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4]这意味着判断是否是科学的最基础条件是该门学问是否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被证明是真的完整的陈述系统。具体分解开来，科学首先与知识有关，知识就是一种真的或者说正确的陈述；其次，这些陈述不是单一陈述的累积，而是成体系的，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一个系统；最后，这种陈述系统是具有说理性和论证性，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法论证得到的正确的结果。科学所要求的论证和说理方法就是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一般认为，科学方法应该满足以下三方面的要求：

（1）从科学研究的出发点看，科学要有客观的研究立场和研究对象，具有客观性。这意味着科学研究者在科学研究中要以事实为依据，尽量排除价值观和主观偏好的影响，追求客观真理，强调事实命题，回答“实然”问题，而不回答“应然”问题。

（2）从科学研究过程看，科学有严格的“规范要求”，即可检验证实性、逻辑一致性、知识可积累性和方法简练性。可检验证实性意味着科学研究建立在直接观测和实验基础之上，科学所得到的陈述、命题和推理应该能够得到观测和实验的重复检验和证实；逻辑一致性要求科学陈述系统前后不存在逻辑矛盾，至少能够自圆其说；知识可积累性说明科学存在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使得科学知识能够继承、演绎和“自给自足”；方法简练性要求在科学研究中选择最简练的、前提条件最少的一种解释或者方法。这些规范要求表明，数学公理化方法、实验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3）从科学结论或知识看，科学具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科学旨在探索事物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结论共性越大，应用就越广泛；科学是最精确的求知方法，科学的精确性意味着科学应该能够准确地说明或者解释世界；科学的有效性要求科学理论能够在解释世界、发现事物运行规律的基础上，预测世界和事物的发展。

应该说，上述关于科学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条件和特征的描述是针对解释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言的。在自然科学中，科学性的解释模式被科学哲学家亨佩尔与奥本海姆概括为：以某种原始条件为前提，结合某种普遍性定律（这两者是所谓解释条件），可以引申出对某种现象（待解释现象）的解释。一个科学的解释在回答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时必须满足四个“相应条件”：推论条件（从要解释的现象到解释条件的推论必须“正确”）、定律条件（解释条件中必须至少含有一个普遍定律）、特征条件（解释条件必须带有经验内容）和真理条件（组成解释条件的句子必须真实）。这就是所谓的“亨—奥模式”的主要内容[5]。科学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解释的形式必须保证具有客观性和说理性，必须排除任何形式的随意性，而“亨—奥模式”所要求的“相应条件”恰恰表达了这种科学的主导思想。因此，利用“亨—奥模式”对现象进行完整的解释是科学性的规范要求，是经验科学应该追求实现的理想。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亨—奥模式”所要求的科学性解释是限于自然科学的，当面对人文科学或者历史科学时，由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个人、一次性事件和不可重复的现象，是描述一次性事件的科学，而不是提出规律的科学，“亨—奥模式”就很难适用。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发生的现象不需要科学性“解释”，而是在相应的历史语境中“设身处地”的“理解”，在韦尔海姆·狄尔泰看来，“理解”和“解释”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界线[6]。这意味着如果遵循自然科学的科学性规范，“人文科学”应该准确地称之为“人文学科”，不是“科学”，大多属于艺术领域。虽然，一些哲学家认为自然科学的模式不是科学的惟一模式，人文学科也具有科学性，但实际上，一般意义所理解的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基本标准，应该是针对自然科学的上述特征、条件、模式和规范。而我们所谓的“真正的科学”是指自然科学，本书在讨论管理科学性和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时就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

所谓学科，一般认为是科学的形式。一门学科之所以区别于另一门学科，从学科方法论的规定——或者是库恩所说的范式看，主要体现有四方面的区别：第一，关于学科的本体规定，即有关学科的基本研究对象的范围以及由此形成的学科结构，这是区别学科的本质规定；第二，有关知识来源的规定，这涉及到知识主要来源和渠道问题，应该明确哪些途径的“知识”可以是本学科的“科学知识”，而且还要规定不同的知识来源的等级，明确这些来源的轻重先后；第三，有关知识是否正确的判断规定，即要明确“真”的、“可靠”的知识的标准、判断方法；第四，有关学科的学术研究规范问题，这包括本学科的理论的表达形式要求，本学科哪些基本陈述是必须遵循等内容[7]。从学科分类看，人类知识可以划分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类学科中。德国哲学家狄尔泰最早严格区分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8]。人文科学是研究人的精神能力及其产物的学问，是专门对人类自己的精神产品进行反思和研究的学科，具体包括哲学、文学、宗教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在随后的发展中，社会科学从人文科学中独立出来，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学科，这些主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构成所谓的社会科学。这就构成以自然为对象的自然科学、以社会为对象的社会科学、以人与人类自身的精神活动为对象的人文科学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科，从而形成了人类面对的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在内的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如果从应用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程度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是一个递减的顺序。如果以上述自然科学的特点、规范作为衡量学科科学性的惟一标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科学性是由“强”到“弱”递减的。但这种以自然科学为衡量标准的科学划界往往会因为认为人文科学是非科学而要受到批评的[9]。另外一个比较权威的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分类是：第一类是旨在“研究普遍原理”的科学，即致力于建立“规律”的科学，这种“规律”既可以用相对恒定的数学函数形式表达，也可以用通用语言或者形式化的语言（如逻辑）表达。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等学科一般认为属于这一类，这类学科一般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第二类是历史科学，这旨在重构和理解社会生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一切表现展开的学科，历史涵盖所有个体和集体领域，各个学科都有其历史问题可以单独进行研究。第三类学科是单独构成规范系统的法学，法学是建立在一个特殊范畴——“应当是”的基础上的。第四类学科就是难以归类的哲学学科，由于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知识，旨在达到人类价值的普遍协调，因而超越了各门单独的学科。后三类学科，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学一般认为属于人文学科[10]。

从科学知识角度，我国通常接受自然科学和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二分法”——不仅在研究机构上分设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而且科学研究基金也分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这种“二分法”的合理性在于认为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是相同的，一方面社会科学具有人文科学的性质，社会现象不可能离开人和人的活动，研究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及其活动的规律的科学；另一方面人文科学也是社会性质的科学，离开了对人所处的社会和社会规律的理解和研究，对人的研究就是生物学或动物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划分过三种类型科学：一是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二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三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组成的关于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第三类实际上是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11]。

从上述科学或者学科分类角度看，如果接受这些分类，就意味着科学并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存在一个更为广义的科学概念，这个概念应该能够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包括进去。虽然本书在分析管理科学性和管理学的科学属性时是从严格意义的科学标准出发的，但在界定管理科学化的基本内涵时，考虑到管理科学知识来源的多学科性，还给出了一个广义的管理科学化的内涵。

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当把上述认识自然和物质世界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管理领域中时，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些科学标准究竟有多大的适用性，这就产生了所谓的管理科学性问题。具体而言，管理的科学性问题包括三个层次的内涵。

一是管理活动的科学性问题，即管理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和行为，其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理性的，或者说，管理行为中“理性”和“非理性”各自占有多大成分，分界限在哪里。这个问题的本质是管理实践的属性问题，它决定了科学分析方法和由此产生的管理科学知识、管理理论、管理原则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指导管理实践、提高管理活动和行为的效率。如果管理行为是一个完全的非理性行为，所谓科学的管理规律和通过科学思维和分析方法得到的管理理论、管理原则也就不存在；如果管理行为是一个完全的理性行为，则可以建立关于管理活动的科学理论和原则，得到一系列科学管理规律，并能够科学指导管理实践。如同经济学在对人是一个完全的“理性人”假设基础上能够建立数学模型、演绎经济理论和规律一样。

二是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即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是真正的科学，在多大程度上是科学，也就是说，管理学是否属于“研究普遍原理”、“建立规律”的学科，或者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类学科。管理学的科学性问题就是分析管理学在人类学科知识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如果从科学性角度看，在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到人文科学这个科学性由“强”到“弱”递减的学科定位频谱中，管理学科定位在这个频谱的什么位置。管理学的学科属性不仅决定了管理学知识的产生和积累模式，还决定了管理知识对管理实践指导的方式方法。

三是管理现象认识和问题研究的科学性问题，指在探索和研究管理问题、获取管理新知识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科学方法。如上所述，科学方法是通过系统观测和实验得到客观知识的方法，是人类获取新知识最为精确的方法，具有客观性、规范性、实证性、可重复性等特征。与科学方法相对应的是常识、思辨等获取知识的方法。管理现象认识和问题研究的方法的科学性决定了管理学知识中科学管理知识的比例，进而影响到管理学的科学性。而管理的科学性则决定了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能在多大范围内应用于解决管理实践问题。应该说明的是，管理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与管理实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实际上，管理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过程和管理实践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管理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管理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产生和创新知识管理的方法，而且，对于管理问题而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管理知识创新方法。

在分析上述三个层次的管理科学性问题基础上，应用科学方法认识管理现象和研究管理问题、创新和积累管理知识、应用管理科学知识指导管理实践、提高管理效率的过程就是管理科学化的过程[12]。与管理科学性三个层次的基本内涵相对应，管理科学化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在管理实践层面上，管理科学化就是应用科学的管理知识指导管理实践、解决管理实际问题、提高管理活动效率的过程，这是一个以科学理性管理取代直觉经验管理的过程。

二是在管理现象认识和问题研究层面上，管理科学化就是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和方法思考、研究管理现象和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强调以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管理问题的研究，探索管理活动规律，创新管理科学知识。

三是在管理学科发展上，管理科学化就是提高管理学学科的科学属性、推进管理学学科发展、促使管理科学知识有效积累和系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试图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从三个层面的关系看，管理实践层面的管理科学化是根本目标，有效解决管理现实问题、提高管理活动效率是管理科学化的根本目的所在。相对于管理实践层面，管理现象认识与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的管理科学化是手段，前者是核心手段，管理研究层面的科学化能够促进管理科学知识的创新和丰富，这为指导管理实践和管理学科发展提供了知识源泉；而后者是基础手段，管理学科的发展有利于管理知识积累与传播，从而进一步为管理科学知识的创新和应用奠定基础。由于管理实践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知识产生的重要方法，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管理实践科学化不仅仅是检验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学发展科学化的手段，同时管理实践科学化也可以理解为促进管理研究和管理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

基于对科学的理解，管理科学化实际上也存在狭义和广义角度的两个内涵。前者是指完全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解释和解决管理问题、创新和积累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效率的过程，如泰勒的科学管理、梅奥的“霍桑试验”、运筹学的产生和发展等都是狭义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里程碑等；而后者则是广泛地应用各类科学或者学科提供的方法分析和解决管理问题、创新和积累管理知识、提高管理效率的过程，当今的管理学知识大厦更大意义上是广义管理科学化进程深化的结果。尤其是在日常管理实践意义的管理科学化，往往是指广义的管理科学化，在本书第三篇关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科学化问题的论述中，采用的是广义的管理科学化的内涵。

应该说，管理科学化经过百年的进程，在管理实践、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学科发展三个层次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不仅表现在管理学已经成为一门具有庞大知识体系的科学，很多来自不同学科的科学方法被用于分析研究管理问题，更主要的是管理科学知识广泛应用到人类社会各种组织的管理中，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活动的效率，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为此，有人指出：“工业化属于19世纪，而管理属于20世纪。在1900年管理尚无人所识；现在，它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活动。”[13]可以说，没有管理科学化的巨大进展，无法想像管理能够成为人类文明的中心活动。

自从泰勒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解决提高劳动生产率问题开始，管理科学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工业工程、运筹学、系统工程等管理学分支学科的出现与发展更集中体现了科学方法在管理研究领域运用的成果。但是，如果我们严格按照上述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标准分析管理学和管理问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那么，管理学科很难说是一门真正的科学，管理学科的科学属性并不突出。

首先，由于组织的存在就意味着参与者的行为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因而管理学研究的问题不仅包括“实然”问题，还包括“应然”问题，管理学研究的客观性难以保证。西蒙指出，管理组织中的决策不仅包括事实要素，还包括价值要素，也就是说决策既包含事实成分，也包含道德成分。现实中，由于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常常混合在同一组织目标中，甚至实现最终目标的每个中间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多数道德命题中都混合了事实要素，而且这种分离在实际中十分困难，因此，“严格来说无法用科学方法对管理者的决策进行评价”[14]。其次，从管理学的研究过程看，数学公理化方法仅仅使用在有限的范围之内，除管理科学学派外，管理学的知识大多不是通过逻辑推理演绎而来。虽然也存在一门实验管理学[15]，但实验方法对管理学知识的贡献还相对有限，泰勒的金属切割试验、梅奥的霍桑试验是管理学中不多见的成功案例。而与实验方法可以类比的比较研究方法（管理学中存在一门比较管理学）和案例研究方法在管理学中则更为普遍[16]。再次，管理学中几乎不存在能够达成共识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管理理论和原则，“管理普遍主义”者常常是被批判的对象，甚至在“随机制宜学派”看来，有效的管理实践完全取决于环境。最后，由于对管理学研究对象——管理问题的基本内涵和范围的认识不统一，极大地影响了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尤其是对管理概念的理解过于广泛，极大地影响了管理学的科学性[17]。“现在的管理著作和专家过剩，似乎太阳底下所有的东西都是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指望实践者们认为管理理论是非常有用或者科学的吗？”[18]孔茨认为，提高管理学科学性的首要任务是划定管理研究领域和知识体系，“在划定管理的领域时，对分析和研究进行限定是必要的。如果人们没有把化学或者地理界定为非常专门的领域，而是对所有知识进行研究，就不会取得诸多的成就。同样，如果把整个文化世界和物质世界都叫做管理领域，我们也不会取得很大进步。”[19]因而，迄今为止，管理学还不可能是具有广泛性、有效性和精确性的科学。这一切表明，管理学不是一门严格意义的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只是一门具有“弱科学性”的学科。实际上，“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这个常常被提起的命题，正是管理学“弱科学属性”的一个写照。德鲁克所强调的“管理学不是、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纯科学’”，也反映了这一点。

关于管理学学科的“弱科学属性”的更为详细的描述，可以借用比彻（Becher，1989）发展的学科属性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20]。比彻提供的学科属性定位分析框架包括两个基本维度和四个基本衡量指标。第一个维度是学科认知维度，具体包括“硬”/“软”度指标和“纯”/“杂”度指标；第二个维度是学科规范维度，具体包括“趋同”/“分野”度指标和“城市”/“乡村”度指标。所谓“硬”/“软”度是衡量某一学科领域对特定研究范式或者理论体系的认同程度，“硬”度大意味着认同程度大，学科研究范式相对单一；“纯”/“杂”度指标是衡量一门学科知识应用于实践的程度，如果学科越致力于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则“纯”度就越高，如果学科越致力于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则“纯”度就越低；“趋同”/“分野”度指标用于描述一学科内研究人员所具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别程度，如果差别程度小，学术标准类似，则“趋同”度高，反之则“分野”度高；“城市”/“乡村”度指标则用于分析一个学科内研究人员相对于研究领域或者问题的相对集中程度，如果一门学科具有清晰的学术边界，具有严格界定的学术团体，相对多的研究人员抢占相对狭小的学术研究空间，研究人员具有充分的交流，则这门学科“城市”度高，相反，“乡村”度高。显然，基于上述对管理学的分析，管理学的“弱科学”学科属性具体表现为高“分野”度、低“城市”度、低“纯”度和高“软”度，也就是说管理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纯”度不高的“软”科学。

那么，管理学“弱科学性”的原因何在呢？在孔茨分析管理理论丛林中思想混乱的原因时，管理理论学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相互理解，被认为是主要原因。在孔茨看来，由于各个学派的管理理论家担心危及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地位而不愿意相互理解，结果存在着对“管理”和管理整个知识体系定义和理解的歧义，因而存在管理理论的丛林，进而影响到整个管理学的科学性。那么，为什么只有管理学家担心自己的专业和学术地位而不愿相互理解呢？实际上，把各个学科区分开来、把专业学术团队组合起来的决定性因素是各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工具或者方法[21]。也就是说，由于管理学的研究对象——管理的特性使得管理学家可以不“摒弃前嫌”、相互理解而生存下去，同样，管理学的“弱科学性”的学科属性也主要是由其研究对象——管理的本质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正是由于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和“管理”活动是如此之复杂和不确定，以至于单纯科学方法无法全部解决现实中的“管理”问题、分析描述“管理”活动和过程，经验常识、思辨艺术等非科学手段在解决管理问题方面同样“英雄有用武之地”，这使得管理学只具备“弱科学性”，不能成为纯科学。

影响管理科学性的“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22]：第一，在管理活动中，作为管理主体的管理者和作为管理客体的被管理者都是具有思维能力、复杂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差异化性格和行为方式的人，人的行为又受到人的知识、记忆和预期的影响，从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的互动行为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这使得管理者的管理行为和决策不能够仅仅依靠科学的逻辑思维，个性化的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也是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发现、辨识和解决管理问题所必需的，于是，科学所要求的客观性和共性在管理学中也就无从谈起。第二，作为管理学研究对象的人是组织中的人，而不是经济学中具有个人理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管理旨在借助组织中的人实现组织目标，同时组织中的人需要依靠组织或者团队实现个人目标，组织、团队和个人目标的多重性和冲突，使得管理问题非常复杂。更为困难的是，人类组织的类型有很多，不仅有企业之类的营利组织，还有社团类的非营利组织。按照瑞典管理学家肖斯特兰的划分，人类的理想组织包括国家、企业、团体和家族四类等级制度组织，以及无政府、市场、运动和关系网等四类网络型组织[23]，显然各类组织的目标完全不同，而又都存在管理问题。管理学如何面对具备不同目标的各种组织和个人而寻求普遍的管理规律呢？第三，作为管理载体的组织，本身又是处于不确定性的环境中。组织本身以及组织中的管理者和人、财、物、信息等管理对象，都会受到环境（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影响。现实中，管理的复杂性在于环境的影响、组织运行、管理主体与管理对象的相互作用是交织在一起的，人们很难将管理问题与组织内外环境隔离开来进行思考和研究。这种隔离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方法在管理领域中应用范围。自然科学可以将研究对象本体和环境按照一定边界分离开来，进而研究本体的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例如物理学可以研究真空状态中的物体运动，进而揭示物体运动的普遍规律。但在管理学中，隔离环境只研究管理本体这一点很难做到[24]。从科学哲学角度说，与一般科学知识产生的途径不同，管理知识的产生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由“发现与境（context）”和“辩护与境”构成的，而主要受到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心理、历史等各种因素在内的“接受与境”影响[25]。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科学和科学方法不能够全部解决复杂和不确定的管理问题，本身也体现了科学和科学方法的应用的局限性。在科学发达时代及科学发达国家一些哲学家开始对科学进行批判，例如费耶阿本德对科学普遍主义、科学划界思想、科学优越性和科学方法论的万能论等的批判[26]。从根本上说，这些批判合理性的根源在于科学和科学方法迄今为止无法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27]：一是科学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存在潜在冲突。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特征、价值和作用，但科学主义追求普遍适用的真理，强调人都是理性的，导致人的个性的消失。二是科学无法保证人类道德进步和理想的实现。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认为科学研究将带来更多的知识，更多的知识将带来更多合乎理性的行为，更合乎理性的行为亦是更道德的行为，从而实现建立富裕、和平共处的人类社会的理想。但是，科学的进步只改善了人们生活的条件，并没有保证人类道德的进步，促进人类和平共处。三是科学无法回答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的问题。虽然，最初科学家认为通过传授和学习科学形成对世界的看法即世界观，进而回答人生意义的问题，但科学发展表明，任何一门经验科学都无法回答“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世界观是科学的前提，而不是科学认识的结果，因而一些哲学家认为科学变得“没有意义”。如果说，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不直接涉及这三方面问题并不影响自身发展，但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学发展却无法彻底回避关于人的价值、人的道德和人的生活意义这些问题，科学和科学方法在这些问题上的“无助”必然限制了科学和科学方法在解决管理问题的应用范围和程度，这决定了管理学不可能从根本上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

实际上，在人类知识体系中，关注人的价值、人的道德和人的生活意义这类问题的学科是人文学科的范围。也就是说，既然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无法回避人的价值、道德之类“人文”问题，这意味着管理学必然具有人文学科的性质。一些研究者认为，在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频谱中，管理学应该是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管理学的科学性是要弱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更接近人文学科[28]。这意味着如果按照让·皮亚杰关于社会人文学科的分类，管理学科的整体科学性（研究普遍原理的属性）应该低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但高于人类学、历史学、法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学等人文学科。一些极端的学者甚至认为管理学根本就是人文学科，具有历史科学的性质[29]。这几乎将管理学完全推进了人文学科，认为管理学符合“艺术模式”，而非“科学模式”。但是，与这种将管理学在学科定位频谱中归为人文学科不同，我国将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设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之内，而不是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领域中。管理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自然科学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人文科学性，的确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管理学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具体“强”、“弱”程度也难以具体判断，但从现有的管理学知识看，科学研究方法在操作层次上管理问题应用广泛，功能层次次之，而高层决策层次则最少。反之，这意味着高层决策管理问题更多依赖直觉、思辨方法。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管理学具有“弱科学性”，并不意味着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如上所述，没有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就没有今天庞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也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和人类文明。由于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严格的科学方法应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从管理科学化的发展历史看，应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创新研究管理问题、创新管理知识只是管理科学知识产生的一个源泉，更多的管理知识创新来自于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在内的广义的科学方法在解决管理问题时的应用。也就是说，从广义的管理科学化内涵看，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本身就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与后现代主义相适应，20世纪中后期出现了许多对管理学的科学性和科学化倾向进行批评的文献，这些文献强调管理学的实践性、人文性，重视文化管理。管理学的发展被认为在经历了科学管理阶段以后进入了文化管理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管理科学化发展的停滞，实际上由于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即使从狭义角度讲，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在20世纪后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管理的各个职能领域都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而产生了巨大发展，不仅出现了各个职能领域的计算机辅助管理软件，还产生了诸如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6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精益生产、计算机集成制造、大规模定制管理、界面管理、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管理信息化成为管理创新和发展的主旋律[30]。从这个角度看，管理科学化仍是管理学发展的主流方向，只是管理科学化的内容更侧重计算机科学和信息技术在管理中的应用。更进一步说，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与重视文化管理并不矛盾。这一方面是因为，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和信仰，“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并且可以看成是人类文化最高最独特的成就。”[31]也就是说，强调管理科学化本身就是重视文化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文化管理重视，需要研究文化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这种研究本身也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指导。例如，跨文化管理研究需要跨国界的比较研究方法，而从方法论角度上说，跨国界比较研究方法可以认为是社会科学的实验科学方法。在我们看来，现代管理阶段强调文化管理所要表明的是，在推进管理科学化进程中，必须考虑到文化环境的影响和文化要素的作用。

从未来看，由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仍将不断加速，进而推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

第一，职业化的管理科学研究队伍日益扩大，系统的管理科学教育的不断发展，不仅促进管理科学知识创新，而且为管理科学知识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重要的人力资源基础，从而加速了管理科学化的进程。高度的专业化是现代科学的重要特征，也是科学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管理科学也不例外。管理科学教育研究人员的职业化，必将促进管理科学研究成果和出版物的迅速增加，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将更加精密和专业，用于管理科学教育和研究的经费将日益增多。管理科学化在这种经费投入、职业研究人员研究、专业研究方法创新与使用、管理科研成果不断产生、管理科学教育与实践等自我增强的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管理研究的职业化必将产生相应的研究规范，形成管理研究职业的进入壁垒，推崇数学之类的科学研究工具的研究规范显然要比仅仅依据经验讲故事的研究方法更具有高职业壁垒性。这也是管理科学化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

第二，科学研究方法和工具不断创新和完善，将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领域中的应用范围逐步拓展，从而促进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例如，针对复杂性和复杂系统问题，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复杂科学，复杂科学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被称为“21世纪的新科学”。复杂科学研究对象为复杂系统（人体、动物、植物、生态、企业、市场、经济、社会政治、天文、气象），所用工具包括数学、计算机模拟、形式逻辑、综合集成技术等，研究视角是系统思维。复杂科学认为社会层面的复杂系统有六方面特征：①定性和定量结合的特征；[32]系统中个体具有随机性、不确定性和非线性；③组成成分具有智能；④具有多个层次；⑤与环境的交互作用；⑥具有自组织性、自适应性和动态性②。显然，管理问题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问题，复杂科学方法的发展将对管理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而促进管理科学化的进程。

第三，管理研究的专业化分工、专业管理咨询队伍的出现，一方面促进了管理科学知识在管理实践的应用，另一方面也激发管理实践对管理科学知识的更大需求，保证了管理学科学性的提高，从而促进了管理科学化进程。由于管理科学研究脱离管理实践的问题一直受到管理实践学派的激烈批评，认为管理学发展进入了“科学”误区，这种对管理科学化方向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但是，随着管理研究的专业化分工，在进行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和进行管理实践的经营管理人员之间出现了专门应用管理科学知识解决现实管理问题的专业管理咨询人员，职业管理咨询队伍的出现不仅促进了管理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管理“生产力”，而且诱致了对管理科学知识的更大需求，还保证管理科学研究人员专门关注应用科学研究方法、基于科学研究规范研究管理科学问题，提高了管理的科学性。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和人员的出现，意味着西蒙有关价值要素和事实要素的区分的研究方法论以及理论管理学和实用管理学分类成为可能。西蒙认为，管理科学应该同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只关心事实论述，如果一旦有道德论述或者价值判断出现，就将其分解为事实和道德两部分，管理科学只关注第一部分[33]。在此基础上，管理学应该分为真正科学的理论管理学和强调管理实践、解决现实管理问题的实用管理学，二者的区分如同“生物学”和“医药学”的不同一样。也就是说，理论管理学是真正的科学，理论管理学家如同生物学家一样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而实用管理学则不是真正的科学，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和人员如同医院和医生，针对每个组织管理的具体问题“治病救人”。这样，如同我们不能要求生物学家治病救人一样，我们不能要求理论管理学家直接去解决具体的管理实践难题，管理学的科学化方向也就毋庸置疑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从管理学的整体上看，无论是我们强调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还是指出管理的复杂性和管理学的“弱科学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以下两种倾向是可取的：一是将管理学作为一门艺术而放弃推进管理科学化进程、强化管理学科学性的努力；二是奉行严格的科学主义，拒绝将任何无法用科学方法解决的管理实际问题纳入管理学的研究领域，将所有来自于非科学方法的管理知识排除在管理学知识体系之外。实际上，这两种极端倾向对整体管理学的发展和现实管理问题的解决都是有害的。根据杰克逊（Jackson）对管理系统方法论的划分[34]，我们认为，在管理学的发展问题上，可以划分为四种价值观：第一种是“孤立主义（isolationism）”价值观，这是一种只严格信奉一种研究方法或者理论的管理学发展观念，对其他理论或者方法视而不见或者完全排斥；第二种是“帝国主义（imperialism）”价值观，其试图将所有的研究方法或理论都纳入自己偏爱的理论或者方法中，如果不能够纳入就不承认这些理论或者方法的存在；第三种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价值观，其是从实用角度出发接受任何“可行的”的方法和理论；第四种是“多元主义（multiplism）”价值观，其在对管理学发展规律充分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上，尊重各种方法和理论的自由发展，并寻找到这些理论和方法与管理问题有效的匹配方式。比较这四种管理学发展观，可以认为“帝国主义”是修正的或者发展的“孤立主义”，而“多元主义”则是理性设计的“实用主义”。显然，从未来管理学的发展看，管理学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元主义”的，或者说理性“实用主义”的，在一定的最基础的管理学理论或者原则指导下，针对现实管理问题的解决，科学方法和非科学方法都会在管理研究中得到应用。而且，随着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方法在管理研究的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管理问题将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解决。然而，管理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管理领域中总会有科学方法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方法将无法完全取代非科学方法。这意味着，总体上管理学的科学性会逐渐提高，虽然永远也不会成为一门像自然科学一样的、十足的科学，但管理科学化的进程却是不断推进的，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是必然的。

[1]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2～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

[2]朱成全：《经济学方法论》，第79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第89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4]转引自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11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

[5]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2～7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

[6]关于韦尔海姆·狄尔泰哲学思想可参阅韦尔海姆·狄尔泰：《人文科学导论》，中译本，华夏出版社，2004；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7]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155～16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

[8]狄尔泰用德文“Geistwissenschaft”来表达“人文科学”，我国也将这个词译为“精神科学”，但由于“Wissenschaft”要比英文“Science”广泛，一般是指包括一切形式的学问，因而也可以翻译为“人文学科”。参阅谢地坤：《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狄尔泰哲学思想研究》，第5～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9]陈先达：《寻求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和谐——关于人文科学性质与创新问题》，2004-7-8，http//www. Zhao 163.com

[10]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第33～7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8～429页，人民出版社，1995。

[12]这里还有必要澄清与管理科学化和科学性相关的几个名词的含义，包括“管理科学”、“科学管理”、“管理学”、“管理学科”、“管理现代化”等。（1）“管理科学”在现实中主要在三个方面使用：一是用于“管理科学学派”，该学派又称为管理数量学派，具有以数量分析为基本方法、计算机技术为手段、以决策为着眼点等特征；二是指管理学这门学科是一门科学，强调管理学科的科学性，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管理科学部”，一般从学科内容上管理科学主要是指具有科学方法特征的管理学内容（如运筹学、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应用统计等），“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一个相对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的管理学专业；三是用于描述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里的“管理科学”的含义是管理是科学有效的。（2）“科学管理”也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泰勒所倡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泰勒所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二是最为常用的对管理实践的描述，所谓“科学的管理”和“科学管理”，一般是指有效率的、符合科学精神的管理实践，是针对低效率的经验管理而言的，在这一点上与描述现代企业制度特征的“管理科学”的含义是一样的。（3）“管理学”和“管理学科”都是指管理这门学科，只是后者更突出说明学科是科学的形式，在我国管理学这门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工商管理学科”、“公共管理学科”、“农业与林业管理学科”、“图书情报管理学科”等具体学科。（4）“管理现代化”与“管理科学化”经常并列使用，但管理现代化强调用现代的、最新的管理知识来指导管理实践的过程，包括管理思想、人才、方法、手段、技术等方面的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强调和时代发展同步，与古典相对应。从管理发展阶段看，可以划分为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阶段，一般认为现代管理是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上突出了文化管理的特征。实际上，由于现代化是一个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工业化过程，科学管理和现代管理，或者说管理科学化和管理现代化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13]引自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20世纪管理思想与实践的批判性回顾》，中译本，前言，第1页，海南出版社，2004。

[14]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第53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15]万迪昉、谢刚、侨志林：《管理新视角：实验管理学》，载《科学学研究》，2003（4）。

[16]有关管理比较研究和实验方法的关系可参阅黄群慧：《比较管理学学科理论体系构思》，《社会科学》，1993（2）。

[17]甚至有的学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认为，管理就是改造和改进人类的实践活动，使之更具效率，更有效果。从这个角度上说，管理学变成了哲学，管理学就是直接研究和回答实践哲学所提出的实践问题的，用管理学的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的理论解决如何更好地开展实践活动、如何更好地改造世界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管理学构成了当代哲学（实践论）的主要内涵，对其他科学发展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参阅周劲波、王重鸣：《论管理学在当代科学体系中的学科地位和意义》，《科学学研究》，2004（3）。

[18]哈罗德·孔茨：《管理理论丛林》，载迈克尔·T.麦特森等编：《管理与组织行为经典文选》，中译本，第76～77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19]哈罗德·孔茨：《管理理论丛林》，载迈克尔·T.麦特森等编：《管理与组织行为经典文选》，中译本，第81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0]具体参阅高静美：《社会学分析框架下的管理学学科属性》，《经济管理·新管理》，2003年第22期。

[21]罗纳德·H.科斯：《经济学和相邻学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6）。

[22]不确定性，一般是指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一种主观现象，产生于个体自己认为所拥有的信息总量和结构与完成某项活动或者任务所要求的信息总量和结构存在差异时，这种差异的存在影响个体行为者在控制局面时所感到的自信程度。不确定性不同于复杂性，复杂性是指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对于人的认识具有内在复杂性，不确定性是一个动态概念，是指从未来着眼事物的属性和状态是不稳定的和无法确定的，处于某一时点的人无法对下一个时点的人和事物乃至世界进行准确的预测。不确定性与风险不同，风险一般是对未来事物出现的概率能够估计，是一种可保险的成本进行处理的可能性。管理现象具有不确定性，虽然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学工具对未来进行预测，但总会在各种情况下留下真正的不确定性。具体而言，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包括物的不确定性、人的不确定性和人与物的不确定性。参阅王益谊等：《管理中的不确定性及其系统分析框架》，《管理评论》，2003（12）。

[23]斯文·艾里克·肖斯特兰：《管理的两面性——雅努斯因素》，中译本，第26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4]李怀祖：《管理研究方法论》，第21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5]“与境”(context)通常翻译为“上下文”、“语境”等，这里的“与境”主要是从“生成”层面使用“context”一词的。具体可参阅卡林·诺尔—塞蒂纳：《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中译本，东方出版社，2001。

[26]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费耶阿本德有限理性论研究》，第180～18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7]汉斯·波塞尔：《科学：科学是什么》，中译本，第240～243页，上海三联书店，2004。

[28]李怀祖：《管理科学研究方法论》，第14页，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9]罗岷：《管理学范式理论的发展》，第24～30页，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需要说明的是，什么是所谓的人文历史学科，“旨在重构和理解社会生活在时间过程中的一切表现展开的学科称为人文历史学科。……历史学家……不是去从实在抽象出适合建立规律的变量，而是从全部复杂性因而也从不可还原的独特性去把握每个具体过程。……历史学家感兴趣的是事件的个别内容，这个内容难以估量，但可加以重构，而历史学家的使命正是在于进行这种重构”（引自让·皮亚杰：《人文科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社会科学卷）》，第34～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基于上述对历史科学的理解，显然，将管理学归为历史科学，反对在管理中应用自然科学的概括性规律的方法，更多的是以德鲁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观点。而这种极端观点无疑漠视了包括管理科学学派在内的其他管理学派提供大量的、已经被实践证明了十分有价值的管理思想、方法、技术和知识的存在。这种观点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历史科学是否单独构成一个学科领域是可争议的，因为存在各种形式的历史学科，涉及到各类学科（数学、各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甚至包括管理学自身）的所特有的“历时向度”。而且，由于计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逐步应用，人们开始认识到“可以成为‘历史的’东西和可以成为‘科学的’东西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科学的方法和技术将日益深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引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历史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人文科学卷上）》，第1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因此，将管理学归为历史科学同样也是定位不清的，也无法由此证明管理学只具有“艺术性”。更进一步，在我们看来，历史科学对于管理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管理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学科方法或者范式，这基本上对应了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有关管理学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将在第四章进行深入探讨。

[30]黄群慧：《面向未来的管理学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理学的新进展》，《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2）。

[3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中译本，第2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转引自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第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2]参阅徐绪松：《复杂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李京文：《新型工业化与管理科学的新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成思危：《探索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5）。

[33]赫伯特·A.西蒙：《管理行为》，中译本，第333页，第285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4]Jackson, M. C. Present posio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management. Omega., 1987. 15, 455-4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