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管理科学化进程

一般认为，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美国人泰罗开始使用秒表研究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而法国人法约尔一直在思考组织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独立的规律，这标志着管理科学化历程的开始。实际上，准确地说，这是管理作为一门具有系统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或者学科的开始。由于管理实践活动几乎和人类历史一样悠久，探索管理活动规律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中国和古希腊。在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有关管理规律的一些论述，而公元前5世纪的《孙子兵法》则因为探索战略的一般规律被认为是最早、最系统的战略管理学著作。本章试图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和逻辑线索。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管理理论经历了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行为科学阶段和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出现了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管理过程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理角色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等诸多流派，形成了庞大的管理学知识体系。面对百年形成的庞大的知识体系和众多的流派，管理学和管理思想史的研究者一直试图归纳出管理学发展的逻辑主线，但是，由于百年来管理经典著作所关心的主题过于复杂，包括管理与管理者、领导、组织与人事、效率、市场与顾客、竞争与战略、创新与变革、现代公司的组织逻辑和管理的国际化等诸多方面[1]。而从管理学的学科分类角度而言，管理学包括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管理、质量管理等构成管理学的经典内容，而且这些学科还在不断地丰富、细化、交叉和发展，管理学的新学科、新分支还在不断地产生。因此，迄今为止，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管理学发展历史逻辑主线。

从现有文献看，研究者所总结的管理学发展线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根据管理学的内容构成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发展路径划分为组织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到企业文化等）、管理方式方法研究的演进路径（从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到生产管理信息管理方法等）、经营理论研究的演进路径（从厂商理论、产业组织、市场学、消费者理论到战略管理）[2]；第二类是根据管理知识的产生方法进行划分，例如将管理学的形成与发展划分为三条线索，即应用管理学（从管理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管理原理和方法）、理论管理学（以基本的人性假设出发构造的管理理论）和实验管理学（以管理案例为主的管理学）[3]；第三类则是根据管理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来划分，在著名管理史学家雷恩看来，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文化环境紧密相连，管理理论的发展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4]。基于此，有的学者认为存在三条管理学发展轨迹：一是以科学文化为基础的科学主义线索，由泰勒科学管理开始，包括社会系统理论、管理过程理论、系统管理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和决策管理理论等；二是建立在对现代人性基础的人本主义线索，从梅奥对“社会人”的研究开始，包括个体行为理论、团体行为理论、组织行为理论和管理伦理理论等；三是建立在文化模式基础上的文化主义的线索，由德鲁克管理实践理论开始，包括组织文化理论、战略管理理论、变革管理理论、知识管理等[5]。同样，基于对于文化环境对管理科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作用的认识，还存在另外一种管理学发展线索的划分，即以资本主义精神为文化基础的古典组织管理理论、以环境地域文化（主要是美国文化）为基础的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和基于东西方文化渗透的当代管理理论[6]。

显然，第三类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管理学发展的线索，与前两类从管理内容和从管理知识产生方式角度划分管理学发展线索相比，第三类各个线索具有时间上的前后继承性，而前两类的管理学发展线索在时间上具有并行性。从管理学发展历史角度考察，无疑从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角度分析管理发展的线索更有价值，但是，仅仅将环境影响因素归结为文化环境是过于泛泛而又不全面，因而单纯从文化环境层次去寻找管理学发展的线索仍难以形成共同的观点。

具体而言，纵观整个管理理论的发展史，我们认为管理理论发展的环境影响因素可以归结为两大类因素：一类是持续作用的长期因素，主要有制度变迁、科技进步与文化传统三方面因素，体现了制度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文化环境的作用[7]；另一类是短期作用的临时因素，例如战争和其他重大突发事件（比如经济危机）。这两类因素作用于管理理论和知识创新的能动主体，包括企业家和其他管理实践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研究人员或者团队、专业管理咨询人员或者团队等，这些人员提出管理理论和方法，创新管理知识，实践新的管理思想，从而促进管理学的不断发展。这个过程可以表述为如图3—1所示的管理科学化进程影响因素的“钻石模型”。“钻石模型”试图表明的是，科技进步、制度变迁和文化传统与管理创新者的创新活动相互作用最终推进的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战争和其他一些临时重大事件对整个过程也有短期的推动作用。这里，科技进步因素具体包括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以及改造世界的技术方法和工具的创新，科学发展不断为人类提供正确认识世界的思想和方法，而技术进步则不断为人类提供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方法；制度变迁是指有关宏观社会、经济、法律、政治和微观具体经济组织运行等方面正式规则的变化，这些规则变化会引导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选择；而文化传统要描述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人们行为具有引导和约束作用的非正式的规则，与制度变迁中的正式规则可以较快地发生变化不同，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化往往是长期的渐变过程。这里

，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即包括管理思想、理论、方法等以各种形式体现的管理知识的丰富发展以及管理学的发展，也包括解决各种现实管理问题、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实践活动的创新与发展。这对应到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内涵上，包括管理实践层面、管理问题研究层面、管理学科发展层面三方面的管理科学化进程。也就是说，上述“钻石模型”既是一般意义上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影响因素模型，也是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模型。接下来，我们需要从管理发展史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各个影响因素是如何影响管理科学化进程的。

图3—1　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尽管探索管理活动的普遍规律、提高管理活动效率的尝试可以追溯到古代，但管理科学化进程却真正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广泛运用于企业组织的结果。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开始，一般认为技术进步周期可以划分为5个周期，每个周期或者阶段长约半个世纪，也就是经济学中的康德拉季也夫长波，如表3—1所示，伴随着连续的技术进步周期，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不断推进：①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长波周期中，与科学技术进步水平和工业化进程相适应，只出现了科学管理的初步实践和早期的科学管理思想，企业管理仍处于经验管理阶段。②到了第三次技术进步长波周期，即到19世纪下半叶，由于以牛顿力学为主题的经典力学体系和以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核心的经典电磁理论都已经建立，这些自然科学理论体系为技术革命提供了科学前提，尤其是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引发了动力革命，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而由技术革命产生的社会化大生产必然对规范管理提出要求，原来的经验管理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化生产和大公司的发展需要，于是科学管理理论应运而生。科技进步对管理创新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这方面，还体现在由于自然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功产生了的巨大社会效应和知识效应，使得科学方法在管理问题研究和管理理论产生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泰勒试图通过科学实验方法寻求优良的管理方法，把管理提高到科学层次，从而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而法约尔的组织管理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组织管理普遍性原理的追求，把管理提高到理性层次；梅奥的开拓的行为科学理论也是以实验方式研究人类管理行为的。③进入到第四个技术进步周期，科技进步进一步推进了工业生产力的发展，由福特公司开创的流水生产成为普遍的生产组织方式，而计算机的诞生、应用和发展，对管理科学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产生了计算机管理学派。而该阶段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等自然科学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又为管理理论丛林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④人类社会正处于第5个技术进步周期中，该阶段主要技术特征是信息技术的突破性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该阶段的管理创新主要是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管理信息化成为该阶段管理创新的主线和管理科学化的主要内容，供应链管理、企业资源计划、6西格玛管理、敏捷制造、计算机集成制造、网络营销等依靠信息技术的新管理思想或方法得到发展和应用，与信息化社会相适应，核心能力理论、流程再造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等广泛传播。

从管理发展史的角度看，科技进步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科技进步推进社会经济发展，进一步产生了对管理科学化进程的需求；二是科技进步直接为管理科学化提供了技术、手段和方法等方面的支持；三是科学研究的思维、方法还为管理学理论和管理问题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表3—1　连续技术进步周期与管理科学化进程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以下资料综合整理：克利斯·弗里曼等：《工业创新经济学》，第77～8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没有人会否认，泰勒科学管理理论产生的前提是以分工生产为基础的现代工厂制度的出现。在经济学家看来，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技术革命，更重要的是一场制度创新，“产业革命的实质就是用竞争取代以前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中世纪规则”[8]。工业革命在西方彻底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工厂制度，工厂中实施了高度的专业化分工，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曾详细分析了分工制度（专业分工和职业分工）能够提高企业效率的原因。工厂制度的产生对科学管理提出了要求：如何解决高度分工条件下的协作问题；如何解决工厂制度下工人的培训和激励问题；如何改善由于工厂制度的发展而逐步恶化的劳资关系。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产生的。

制度变迁对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需求牵动”方面，而且从企业制度的演进看，企业制度变迁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谁来承当管理创新主体的角色和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方向和内容。在古典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比较分散，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较低，企业规模较小，多为独资或者合伙企业，属于自然人企业制度。这类企业的所有者是集企业主与管理者于一身的，由于没有专职的管理阶层的存在，自然人企业制度下企业的管理水平完全取决于企业主的个人能力。虽然早在泰勒之前就存在一些著名的科学管理实践，但这些实践难以很快地被其他企业复制。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现并成为企业制度的主流，自然人企业制度发展成为法人企业制度，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专业的管理阶层——职业经理出现并成为管理实践和管理创新的主体，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成为这些管理人员的专业知识，而学习和创新科学管理理论和方法、推进管理科学化的进程成为职业经理的职责。随着股份公司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股份的逐渐分散，经理阶层对公司的控制权越来越大[9]，经理阶层所需要的管理科学知识已经不仅仅是车间和工厂管理层次，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从基层向高层、从局部向整体，管理科学化的内容从生产管理逐步发展到公司组织管理、公司战略管理等，古典管理理论向现代管理理论丛林发展也适应这种企业制度演进、变迁的需要。从我国企业这些年的管理科学化进程看，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企业管理创新活动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适应这种制度变迁的需要，彻底改变以前的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通过企业管理创新对这种传统计划体制下的企业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企业管理模式。

制度创新与变迁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还在于为管理创新和管理科学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激励约束机制。所有的创新行为都是有风险的，而现代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的产生，保证了承担创新风险创新者能够获得的创新收益。如果将企业的创新活动分为企业制度创新、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管理创新，那么可以认为企业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呈相互“支撑”的三角关系，企业技术创新为企业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形成相应的技术能力保障机制，企业管理创新为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和制度创新提供了组织管理方面的保证，而企业制度创新为企业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基础，形成了相应的激励机制。企业制度不同，提供的管理创新激励机制也是不同的。如表3—2所示，为不同企业制度下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产生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的差异，考虑到企业高层管理者就是企业管理创新和科学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该表清楚地说明了企业制度是如何影响企业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激励约束机制的。

表3—2　6种企业制度环境下的高层管理者的产生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

资料来源：黄群慧：《企业家的激励约束与国有企业改革》，第92～9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总之，制度变迁，尤其是产权制度变革，对管理创新和科学化进程的影响是全面的，对管理创新主体的选择、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和管理组织结构的创新都具有强有力的约束作用。

文化传统体现为社会认可的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此，文化对于人的行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往往又是根深蒂固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会产生不同的行为方式。具体从管理科学化进程看，科学的管理理论和实践是有其文化背景和基础的。

管理史学家雷恩曾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文化基础是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孕育出科学管理思想和古典管理理论。雷恩提出新教伦理、个人自由伦理和市场伦理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10]新教伦理提倡积极的人生，认为积极的工作但又不追求奢侈生活才是善良的人生目标。上帝渴望人们获得利润，放弃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是违背上帝的意志的，人们创造的利润除满足基本需求外，应该投资到新的事业中，上帝将救助自助者。新教伦理是对封建社会的教会集权发出了挑战，是对人们今生要争取获得成就的需求的反映，这非常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②个人自由伦理强调人的个性解放，认为人类社会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要求保护财产契约关系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鼓励人们用财产追求幸福，这反映了对铁板一样的政府形式和代表制政府的反抗，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③市场伦理主张政府不加干预、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放任的资本主义。雷恩指出，人们在市场伦理中找到了“在经济上对发挥个人主动性的支持而不是重商主义，找到了竞争而不是保护，找到了创新而不是经济的停止，而作为激励的力量，找到了自我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①。市场伦理因此成为促进工业制度繁荣发展的文化环境中的一个重要力量。也就是说，这三种伦理构成了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精神基础。而伴随着工业革命和工厂制度的产生，探索如何在市场竞争中通过提高效率使企业获得利润的科学管理和古典管理理论逐步发展起来。

具体而言，可以分别分析文化对管理研究活动和管理实践活动的影响。从管理研究层次看，管理科学化进程开始和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文艺复兴以后，科学主义的价值观逐渐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流文化，科学主义所包括的逻辑主义、分解思维、规范形式、精确原则和实验原则被广泛地应用到世界各个领域的问题分析研究中，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组织管理问题自然也不例外。泰勒首先将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主义的研究规范引入到生产作业管理领域中，通过追求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有序化提高人类生产制造活动的效率；而法约尔则试图应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寻求整个企业管理活动的一般性规律；韦伯、巴纳德等人是在探索一般组织和社会领域中管理活动的科学管理原则；而行为科学是按照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来分析人的行为的科学规律；现代管理理论则是应用运筹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科学理论方法和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等手段分析和研究管理问题。没有追求科学和理性的价值观，没有应用科学原则研究管理问题的信念，没有科学的文化基础，管理科学化的进程也就无从谈起。

从管理实践活动看，文化可以在民族文化和组织文化两个层次影响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科学化进程：一是在民族文化层次，这个层次的文化环境的典型描述是1980年霍夫斯泰德（Hofstede）提出的民族文化环境四个维度。他认为可以通过权力距离（PD，用于描述社会承认的权力在组织结构中不平等分配的范围）、不确定性避免（UC，指社会感到不确定性和模糊情景威胁时，试图通过建立职业安全保障、正式规则、不容忍超出常规的观点和行为、相信绝对知识和专家评定等手段避免这些情景的程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C，个人主义是一种只关心个人和直系亲属的松散社会结构，而集体主义则是社会成员对集体具有强烈的依赖情感的社会结构）、男性度/女性度（MF，用于描述社会中“男性”价值或者“女性”价值占优势的程度，“男性”价值观体现为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他人和强调生活质量，“女性”价值观则与“男性”价值观完全相反）四个指标分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民族的文化。霍夫斯泰德曾对40个国家进行了调查，如表3—3所示，该表内容是其中10个国家的四个维度的具体得分，其中中国和日本的民族文化比较相近，都属于强不确定性避免、大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倾向的国家，而美国和英国比较接近，属于弱不确定性避免、小权力距离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国家。霍夫斯泰德的研究表明，这些文化维度会影响企业的结构和管理的方式。在跨文化管理中，两个国家文化环境的特征越接近，科学管理的方式和制度的可移植性就越大。二是组织文化层次，所谓组织文化是指组织成员共享的价值观。欧瑞里（O’Reilly）1991年在通过广泛的文献回顾找到54条有关价值观的陈述基础上给出了描述组织文化的七个维度：创新、结果导向、尊重人、团队导向、稳定性、进取和关注细节。而1991年霍夫斯泰德也总结出组织文化的六个维度：过程导向还是结果导向、人导向还是任务导向、行政性的还是职业化的、开放系统还是封闭系统、松散控制还是紧密控制[11]。一般认为，组织文化是创始人的远见使命和倾向性思想以及第一批创业人员实践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组织文化对管理者的管理实践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可以通过影响管理者的知觉、思想和判断进而影响管理者决策的科学水平和各项管理职能执行的科学水平，如表3—4所示，为组织文化对管理职能运行的影响。

表3—3　10个国家的文化环境四个维度的评分结果

资料来源：Hofstede. G. Culture’s Consequences, W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表3—4　组织文化对管理职能活动的影响

资料来源：斯蒂芬·P.罗宾斯：《管理学》，第6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显然，科技进步、文化传统和制度变迁对管理科学化的影响属于环境因素，而直接的管理创新者则在管理科学化进程中，在管理学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这些管理创新者包括从事管理实践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和教授、从事管理咨询工作的团队和专业人员。但是，自从管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随着时间的推移，管理实践者兼管理理论研究者的作用越来越小，专业的学者和管理咨询人员对管理知识的创新越来越起到主导作用。许多著名管理创新者被一些管理史研究者称为管理学大师，管理学的各个领域中知识体系往往是与这些管理学大师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表3—5详细罗列了这些著名的管理创新者的贡献，正是这些管理学大师的贡献，推动了管理科学化进程。这些管理学大师的贡献主要集中在提出管理新概念、术语和理论，发展新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以及通过管理实践对管理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等方面。

表3—5　影响管理科学化进程的管理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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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这里是按照管理大师的出生年份前后排列的。“主要影响领域”主要划分为：会计与财务、比较管理与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生产管理、营销管理、运筹学与管理方法论、战略管理、组织行为、一般管理等领域，没有把企业经济学或者管理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领域放进去，也基本没有将那些对管理学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包括进去，因为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队伍。“代表性的成果”基本上是以著作为主。显然，这份表格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管理创新者，选择的标准主要基于资料来源所罗列四本文献的资料。这里并不是按照学派罗列人物的，但从“影响评价和理论渊源”一栏中，大致可以看出学派渊源。有关理论学派视角的分析可以参阅本书第五章。
资料来源：马尔科姆·沃纳：《管理大师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方振帮：《管理思想百年脉络——影响世界管理进程的百名大师》，中国商业出版社，2004；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百年》，海南出版社，2003；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必读50种》，海南出版社，1999。

企业管理的实践者和研究者从《孙子兵法》与克劳塞维兹的《战争论》中汲取了很多战略管理的智慧，但战争与管理学的发展关系并不仅仅停留在战略管理领域上。在管理学发展史上，有很多管理的科学方法是和战争直接和间接相关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兰彻斯特（F.W.Lanchester）在1914～1915年期间开始创造性地把数学分析方法应用于军事，研究关于火力和人力优势与军事胜利的关系。同时，英国军需部成立了一个由生物学家希尔（A.V.Hill）领导的防空实验组，尝试用数理分析方法分析防空武器。而稍后在美国，托马斯·爱迪生开始研究反潜艇战的程序，设计出一种用于海军的战争策略，分析了商船反潜艇措施的走“之”字型策略的优缺点。这些都被认为是运筹学的早期研究，这些研究者被认为是运筹学的创始人。运筹学的正式产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美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布莱克特创立运筹学，应用数学分析方法研究城市防卫与进攻、雷达网络的优化配置、轰炸敌方潜艇飞机的有效高度以及配合等问题。基于这些研究发展出许多寻求问题最优解的方法，这些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广泛地应用于企业管理中。运筹学——狭义的管理科学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孕育最终产生。

同样，战争与质量管理的发展也密切相关。从泰勒开始的由专职检验员检查质量、挑出不合格品是初始阶段质量管理的全部内容。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休哈特、道奇和罗米格等人已经发明出控制图、抽样检查和小样本统计学等进行产品质量控制的方法，但是，真正将数理统计方法用于企业产品质量控制、将质量管理发展阶段从质量检查阶段推进到统计质量管理阶段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为了保证军需物资的质量，规定生产军需物资的厂商必须采用统计抽样检查方式。美国标准协会颁布了美国战时质量管理标准（质量控制指导书、数据分析用控制图法、制造工序中的质量控制用控制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标准被美国工业企业广泛采用，质量管理进入了统计质量管理阶段。

有关战争对管理学发展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例子，例如麦尔斯提出的降低成本的革命性方法——价值工程，也与战争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在战时形成的不注意节约（战时国家对企业生产成本按照件数进行补贴，养成了不注意产品成本的习惯）以及战争对物资的巨大消耗，造成原材料奇缺，价格暴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位电气工程师——麦尔斯提出了突破设计成本的价值工程方法。另外，组织管理学家古利克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的管理问题的思考》中，通过观察战争总结出了一些组织管理原则，进而说明管理原理的普遍性。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能够促进管理科学发展，具有其必然性。战争能够彻底改变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各个方面，属于一种巨大的、临时的突变因素，这种临时的、巨大的、整个环境的突变必然会对管理提出新的要求，也就是说，战争会对管理创新产生巨大的需求。从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看，一门科学发展的途径可以划分为互相关联的两类：一是“实践需求拉动”；二是“理论供给推动”。所谓“理论供给推动型”是指研究者在自己的理论王国里按照这门科学内在的理论逻辑进行探索，从而发现和提出一些新的理论，然后再通过实践去检验，进而解决实际问题，最终逐步推进这门学科的发展。这是一种先有理论再研究其实际应用，从而推动学科发展的知识创新积累方式。现代科学发展和庞大的科学知识库已经使这类途径变得越来越普遍；而“实践需求拉动型”则是指现实中已经出现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这门学科现有理论和方法无能为力，这促使人们针对解决现实问题进行研究，去寻求新的理论和方法。随着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新理论和方法的产生，这门科学取得了发展。这是一种实践超前理论、先有实际需求、再有理论和方法创新的知识积累方式，这类途径一般比较适合应用学科的发展。显然，管理科学的发展比较适合这种“实践需求拉动型”，而战争一旦爆发，往往会对管理科学的发展具有强大的“拉动力”。

战争，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迫使敌方服从己方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具有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战争具有最大限度地使用暴力和其他各种力量的特征；战争具有残酷性、毁灭性和极大的破坏性；战争具有概然性和偶然性。由于战争具有政治工具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因而，一旦为了战争的需要，参战方会不惜一切代价，倾尽自己的所有财力、物力、人力，最大限度地使用力量，这正是战争的巨大“拉动力”的原因所在。如果战争对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就会对管理学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实际上，由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依赖于各自的战斗力，只有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才能增大自己获胜的概率，减少失败的偶然。而由于战斗力是由人、武器、经济力和自然地理条件等诸多要素组成的综合能力，提高战斗力不仅需要改善各个组成要素本身，还需要有效地组合这些要素，因此，战斗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战方的整体管理水平。通过提高管理水平，有效组合各个领域和各个层次的要素，是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方法。所以，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提高管理水平，战争必然会对管理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场战争就是一场重视管理和不惜一切代价改善管理、发展管理的运动。

总结本章的论述，通过分析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归纳出管理科学发展的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个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影响管理学发展的“钻石模型”。这些因素包括长期作用的环境因素和短期作用的突变因素，它们会综合作用于管理知识创新的主体，从而促进管理科学的发展。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虽然本章的分析是按照各个因素分开论述的，但这些因素对管理科学化进程是综合作用的。

[1]有关管理学经典著作可参考斯图尔特·克雷纳：《管理必读50种》，海南人民出版社，1999。

[2]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4]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进》，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魏文斌：《现代西方管理学理论》，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6]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7]这里，制度环境的“制度”是界定人们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一套正式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正式规则构成的一种社会等级结构，具体体现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具体的根据正式契约确定的各个经济单位（包括组织和人）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制度、竞争与合作制度等。而这里的文化环境中的“文化”可以理解为人们长期交往中形成的具有持久性、代代继承性的约束人们行为的非正式规则，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则、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因此，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可以统一为整体的人文环境，如果说科学技术环境给管理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提供的是经过科学技术改造后的物质环境，而包括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内的人文环境则为管理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提供了精神环境。另外，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制度环境与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环境”并不完全相同，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是区分开的，“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治、社会和法律的基础规则，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或者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环境”可以是一种“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它决定、影响着其他的具体的“制度安排”。显然，由于对管理创新主体的管理创新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国家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还包括具体的微观制度环境，因此，我们这里的制度环境既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正式的“制度环境”，又包括具体的正式“制度安排”的内容。

[8]转引自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第18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

[9]阿道夫·贝利在《没有财产权的权力》一书中将这个过程划分为股东具有绝对控制权、股东具有现实控制权、经理阶层具有实际控制权和经理阶层具有绝对控制权四个阶段。参见杨瑞龙：《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第133～1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10]转引自郭咸纲：《西方管理思想史》，第40页，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11]忻榕等：《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对其维度和影响的归纳性分析》，载徐淑英、刘忠明主编：《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第372～39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