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管理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我国颇具影响的高校本科权威教材《现代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就把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和经验，诸如行情研究、存货管理、产品质量控制、车间生产流程布局等，都归为西方经济学的内容[1]。虽然这并不一定能证明经济学家不承认企业管理是一个独立学科，但的确能够说明管理学和经济学具有“联姻关系”[2]。具体比较微观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企业管理学的确应用了很多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从企业管理学视角看，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知识构成了的一个经济学的分支——管理经济学或者企业经济学。本章试图详细分析经济学方法对企业管理学发展的作用。

经济学，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通用而简洁的定义，是研究将稀缺的资源分于不同用途的学科，即在给定生产力和资源稀缺的条件下，研究各种产品的相对比例如何在市场上决定。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每个经济主体必须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个基本的资源配置问题，这正是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和任务。管理学，虽然至今仍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定义，但一般认为是研究管理活动、过程及其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解决管理问题、指导管理实践的学科。而所谓管理，则是指在一定组织中通过计划、组织、控制、指挥、协调等职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从而以尽量少的投入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或过程。从直观的学科定义看，两者各不相同，似乎没有区分的必要，但是，由于两门学科都把研究“目光”集中于企业——当今社会最重要、最普遍的经济组织，区分的问题也就产生了。具体而言，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的区别可以归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分析问题的前提条件方面，企业管理学没有像经济学那样需要一些抽象的假设，企业管理学更多的是直接面对现实世界。

经济学对人性的假设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这种经济人有一个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这是主流经济学能够建立一个演绎逻辑体系的基础。经济学中的人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这个市场主体为了达到个人效用最大化而进行自主决策。在企业管理学中，人被认为是社会人，具有复杂性，承认每个人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基本接近现实的人性。而且，作为管理对象的人一般是某种组织中的人，具有一定层级性。也就是说，作为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人是独立的不依附任何组织的行为主体（市场交易主体），而企业管理学研究领域中的人一定是某个层级组织内、依附组织而存在的行为主体。管理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调动层级组织中的人的积极性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组织的目标。

第二，在研究对象上，虽然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都将企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但分析的角度和目的却完全不同。主流微观经济学中的企业是同质的，而企业管理学中的企业则是异质的。

主流经济学认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主体，其交易行为决定了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而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三个基本的资源配置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市场和价格机制的有效运行。企业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主流经济学中只被作为一个“黑箱”组织，经济学感兴趣的是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导致市场均衡的作用和过程。只要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入产出组织，至于其内部组织构造怎样、如何有效地进行生产经营、管理运行机制如何，对于经济学而言无关紧要，这并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也就是说，在主流微观经济学中，企业是同质的。而企业管理学的知识体系则是围绕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这个企业管理目标而建立的，即企业管理学承认每个企业组织的差异性，进而研究具体某个企业组织生存和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管理问题，其研究内容涉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思想、理论、具体方法、手段等。企业管理学同样追求效率，但不是社会范围内的资源配置效率，而是研究如何有效配置企业的资源，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服务于企业组织目标。可以这样认为，经济学站在整个社会经济角度上，研究企业的性质、企业行为对市场价格机制的影响及对经济稀缺资源配置的作用，经济学并不关注具体每个企业的差异。企业管理学则站在具体一个企业的角度上，研究如何有效组织、运营、管理一个具体的企业，使企业适应社会经济外部环境，不断发展，实现企业组织的目标。借用系统论的语言可能更能说明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在研究企业组织时的区别：经济学关于企业问题的研究，是把企业作为整个经济系统的构成要素，研究企业这个经济系统要素是如何影响经济系统运行机制的构成和运行效率、经济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因而没有必要过多关注作为系统要素的企业的内部构造及运行问题。对于企业管理学而言，企业是一个独立的开放的社会技术系统，整个社会经济是企业系统的环境，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是企业系统的内部构成、要素配置、运行机制以及如何适应系统的外部环境，实现系统功能，达到企业系统目标。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有自己十分独特的分析方法，而企业管理学则更多的是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和综合，尤其强调案例方法的应用。

在第四章中，我们曾详细分析了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特征，强调了经济学对于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的重视。如果我们从企业决策角度比较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方法的差异，可以说，企业管理学方法的核心是为解决企业运行和管理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设计出具体的决策方案。而经济学的方法旨在解释管理实践“是什么”，对管理决策起到一种判断基准和“思维框架”的基础作用，其主要功能是为“管理决策提供一个标准的经济学视角”，而不是给出一套解决问题的具体操作性方案。经济学方法作为帮助理解有限资源有效配置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提供的不过是充分理解现实管理问题和管理行为的效率基准，为衡量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提供度量标尺，以及解决管理决策的逻辑，管理者往往不能直接依照经济学方法做出决策。例如，在经典的经济学方法中，往往突出的是最优决策的基本分析结构，即最优的决策是在约束条件制约下做出的。一旦企业取得自身盈利的目标业已确定，那么决策的内容就是能发现约束条件的变化并及时调整实现目标的手段与方式。这个手段被主流经济学表述成“边际”范式。问题在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不过是用来帮助人们理解管理者决策的“概念工具”，而不是提供给管理者自己做出决策的“操作工具”。而企业管理学则必须根据对管理现象和问题的理解，直接为管理者提供可操作的决策工具，针对问题回答“怎么办”。

虽然企业管理学研究也十分重视实证和规范研究，但由于管理行为繁杂而具体，通常具有限制数据信息可得性的独有特性，实证分析受到严重阻碍，因此从实际需要出发，管理学就采用了多元方法，尤其是案例研究方法在管理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案例研究方法从分析的层面对管理学科具有开拓性的突破，但是由于受到问题的确定与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影响，一是研究可信度（reliability）不高，二是缺乏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因而难以具备积累知识的功能，在对管理知识的贡献和管理理论体系的形成方面，其作用受到限制。因此，管理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方法通常与数量方法相结合。例如，充分数量的案例分析可能是管理经验实证研究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论应用的基本前提。20世纪60年代起，更多的管理研究为了扩展有关组织现象的知识，研究者们从大规模案例研究而不是个别案例中收集数量证据。另外，案例研究中也发展出多种有效的研究方法，使研究手段不断丰富，以在更大程度上弥补自身缺陷，如关键事件法、跨情景研究，等等。

第四，在学科知识体系上，经济学则是相对封闭和演绎的，而企业管理学是开放和综合的。

在微观经济学中，价格或价值理论、厂商理论、分配理论及一般均衡理论形成了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一般教科书中把福利经济理论也列为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但实际上福利经济学是涉及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其中，价格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它从均衡价格论出发，并加以引伸、扩展，分别研究个别市场或个别商品的需求及供给问题；厂商理论是价格理论的延伸和发展，分析厂商在不同的竞争条件下的产量和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分配理论研究各种生产要素在各种竞争性用途中的分配，总产量在工业部门、产品和厂商中的划分；在单个市场分析的基础上，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所有市场、市场参与者共同作用下所有市场如何同时达到均衡，证明在完全竞争市场及其他一些假设条件下，存在稳定的均衡价格体系使所有市场达到供求均衡，并满足帕累托最优。主流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用被认为经济学领域中得到最好发展和最具审美合意性的模型阿罗（Arrow）和德布罗（Debreu）的竞争——均衡范式来概括：从可供选用物品的非常精确的定义开始，假定消费者完全了解物品的所有特性，对物品组合有一个偏好次序，生产者（厂商）服务于消费者，赋有生产可能性集合，然后再加上市场组织范式，所有行为主体都是价格接受者。消费者在支出不超过其收入的条件下，使福利达到最大，从而产生了需求函数。生产者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使利润达到最大，这就产生了供给函数。竞争均衡是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决定的一组价格，使所有的市场都出清[3]。上述分析表明，经济学崇尚理性、追求科学主义，有自己固有的研究分析方法，任何没有用数学语言表达的知识都难以进入主流经济学，被经济学家所接受。这无疑保持了经济学的纯洁性和科学性，有利于经济学知识的长期积累，但也阻碍了经济学从除数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吸取营养、学习借鉴相关知识。

与经济学不同，企业管理学自泰勒开拓性的贡献以来，至今已形成包括管理原理、生产企业管理学、经营决策、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管理、战略管理等众多分支学科以及管理科学学派、系统学派、人际行为学派、权变学派等诸多理论流派在内的庞大的知识体系，这些知识基本上难以被归结为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中，更无法被概括为一个具有审美合意性的理论范式。一个相对具有概括性的描述是，20世纪企业管理学形成包括三大板块的知识体系：一是组织理论板块，包括古典组织理论、组织行为学、组织社会学、领导科学、组织文化、学习型组织等内容；二是管理方法板块，包括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科学理论、决策理论、企业再造理论等内容；三是经营理论板块，包括市场营销管理、战略管理和核心能力理论等[4]。形成这种企业管理学知识体系的原因是由于企业管理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学科，任何有利于解决管理问题的知识，无论其属于什么学科，都可以被吸收、借鉴到企业管理学中（当然这是以牺牲企业管理学自身的科学性为代价的），企业管理学家对此进行综合创新，促进企业管理学的发展，从而构成了企业管理学开放的知识体系。

应当说，自从有了人类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进行有组织的活动，管理就应运而生，从此，管理实践就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伴随着人类从洪荒时代走向现代文明。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出现的管理学却是20世纪初的事[5]。相对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的经济学，管理学是相当年轻的学科，由于都是从不同角度关注现实世界事物的效率问题，管理学借鉴经济学的方法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从管理学理论形成的过程看，可以分解为知识积累过程、行为归纳过程和经验检验过程三个阶段，经济学方法在每个过程中都有突出的影响。

1．企业管理学的知识积累过程

企业管理学是关于如何为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而进行管人理事活动的知识体系，是随着不同历史时期各种文化中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企业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具有开放系统的特点。因此，文化环境中普遍存在的企业管理活动和实践，决定了企业管理学的对象和内容十分宽泛，其知识来源也必须非常宽广。概括说来，企业管理学的知识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知识来源也充分反映出企业管理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和制度性特征。

各类学科提供的理论营养是企业管理学的重要知识来源，也称为学理性知识。企业管理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始终重视吸收、融汇各学科的知识和成果。例如，孔茨等企业管理学大师就主张应该让管理理论从其他许多学科的相关发现中吸收能够充实自身的内容。管理活动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使企业管理学成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应用学科，可以说各类学科的演绎性研究成果和归纳性研究成果都为管理理论提供了基础的或应用的学理性知识。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对管理理论基础影响最大的是数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而经济学对管理方法论影响则是多方面的，最为重要的是为充分理解现实管理问题和管理行为提供标尺，为衡量管理的效果和效率提供度量标准，以及为最优管理决策提供基本的分析框架和基础工具。需要予以强调的是，解决一个管理问题往往要求综合运用来自多个学科的学理性知识，或者说，需要多种学科知识的相互结合。从这个意义上看，管理的复杂性要远远超过软科学中的其他领域。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取得较大研究进展的复杂性科学以及心理认知科学对企业管理学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企业管理学知识来源的另一个方面是从历史和现实管理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也称为经验性知识。多样化的管理实践领域和广泛存在的管理实践活动，产生了丰富的管理经验素材，激发出灿烂的管理思想火花。经验和思想是实践的结晶，对积累的大量经验素材和思想火花进行观察、收集、整理、融汇、归纳、总结和升华，可以进一步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和思想方法。由于管理实践是在大的经济背景和环境中进行的，无论是具体从事管理实践，还是总结分析管理实践经验，都离不开对经济环境、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的分析和认识，而经济学提供了分析经济环境、认识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的基本分析工具，因此，管理实践过程和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都会受到经济学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影响。

制度性知识是企业管理学的第三个知识来源，由一系列人为构建的规则所构成。制度作为历史的产物，是任何社会的人们为追求和维护共同的利益，在财富或效用最大化的历史进程之中人为设定而逐渐形成的一整套规章、程序和准则，以决定相互关系、约束个人行为，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包括主观设计的法律性规则（也称正式约束或正式规则，如宪法、法令、法规等）和理性继承的认同性规范（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规则，如习俗、习惯、道德、行为准则与自律等）。确立了一个社会基本制度特征的规则体系为相同环境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提供稳定的结构，最终激励低交易成本的行为、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确保合约的有效实施。管理作为实现共同组织目标的有意识活动，总是置身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之中，而制度又处于相对变动之中，这就是制度变革或制度变迁，也就是说，意味着由历史发展特征所决定的制度本质的改变，因此，企业管理学必须把制度性知识纳入自己的知识来源。换言之，制度性知识增强了管理理论对环境的适应性。重视制度性知识，强调何种制度在发挥决定和约束作用，是现代企业管理学的一个突出特征。近年来，十分活跃的新制度经济学为企业管理学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制度性知识基础。

管理理论因学理性知识、经验性知识和制度性知识的积累而变得丰富和更为逼进现实，因而对管理实践具有更广泛、更有效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而这些知识的产生都与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紧密相关。

2.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形成过程

理论形成过程是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知识形成中最为重要的阶段。如图9—1所示，管理理论的形成有两大类途径：第一个途径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实证分析为基本方法论，基于企业管理现象和企业管理学的基本知识提出基本假设，然后运用各种分析工具进行观察、实验、分析和调查研究，验证这些假设或者根据假设演绎的结论，从而形成判断、理论、假说、模式和各种普遍性的结论；第二个途径则是基于管理实践和管理知识，进行思辨性的研究，通过抽象和概括上升到理性认识，直接归纳出相应的管理理论、模式和体系。管理理论的这个产生过程属于戈拉瑟（Glaser）和斯特劳斯（Strauss）1967年提出的“扎根理论”，即研究者头脑中事先并没有理论假说，而是通过实践经验、资料的收集和分析，直接形成理论或者理论模型[6]。无论是第一类途径，还是第二类途径，经济学方法在企业管理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都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对于第一类途径而言，在管理理论假设和假说的形成中以及假设演绎结论过程中，对于第二类途径而言，在经验、资料的收集和整理过程中，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都能够起到关键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对于第一类途径而言，在管理理论假说或者演绎结论的验证过程中，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最为经常使用的验证工具，对于第二类途径而言，在研究者概括抽象出管理理性认识过程中，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又构成研究者的思辨的基本逻辑和工具。

3.企业管理学的经验检验过程

经过理论形成阶段概括出来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科学知识，即上升为理性认识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还需要经过事实的检验，通过实践应用效果的检验不断获得证实或者证伪。然后，再对原有的基本假设进行反思，或者调整研究方法，以此修正和发展其理论。这一过程与经济学理论的检验过程基本一致。更为关键的是，企业管理理论检验效果的衡量指标大多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如经济效益、利润、经济增加值、成本、利润率、股票价值等，而且衡量标准和具体的衡量方法大都来自经济学的标准和方法。对于企业管理理论而言，企业管理理论的正确与否的主要衡量标准是在某些企业管理理论被管理者采用前后企业经济效益的变化。

可以说，在整个上述企业管理学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如图9—1所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自始至终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图9—1　企业管理学理论形成的过程

1．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发展的融合趋势

管理学的学者和实践者一直致力于刻画各类组织及其运行的实际特征，力求对组织规律有深入的认识和清晰的描述，但是受实证分析方法论的影响，管理学缺少一个统一的、有力的理论框架组织和理解在管理活动中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和模式。这样一来，管理理论在围绕相关主题进行讨论时常常只能是问题导向的，就事论事，理论的形成满足于归纳解释现有的管理现象，而预测性较弱，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性特质。运用逻辑推理的方式分析各个重要因素，并揭示它们的相互作用和最终结果，对真实、有效地理解组织环境和管理过程是必须的，因而，经济学方法与管理学方法的融合、借鉴是必要的。因为正是经济学提供了建立这样一种理论的有力工具和方法。这也反映和强调了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发展将产生远超过两部分简单加总的结果。而正如一些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了有益尝试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探索“才刚刚开始”。这也意味着，在这一领域存在着几乎无限的理论创新空间。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忽视对企业和经济体制如何在一个动态的、无序的环境中运行的研究。在实践中，经济学对企业管理决策影响甚微。原因之一在于目前的经济学过度地采用高深的数学模型作为分析工具。数学在使经济学表达更为精炼、精确，逻辑更为严密、严谨的同时，也使经济学更加抽象，在追求自我“形式美”的过程中日益远离现实而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经济学也因此更加孤傲、孤僻，逐渐远离事实与现象，正在成为主流经济学的致命伤，其所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结论总是很难应用于普遍的管理实践，或者极其有限地对管理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一个典型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主要大学的经济学专业中，包括高深模型的抽象理论教学充斥着学生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所有阶段。为此，美国经济学家鲍莫尔提出过尖锐批评：“现今作为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如果不拿出相当大的一部分时间去啃数学，那他是难以继续学下去了。学生们日益感觉到若所写的文章中只有文字而不标注几个代数符号，自己的作品将极自然地只会被视做‘废品’。”[7]

近年来，借助方法论的变革，现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内容不断深化，与经济现实脱离的趋势有所抑制，尤其是以经验实证分析的思维逻辑和动态研究特色为特征的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的兴起与发展，正在逐步弥补主流经济学无法与现实相统一的缺陷。应当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学分支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都起始于分析方法的变革，起始于对现实实践需求的反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才出现了“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例如，行为经济学通常采用的是实例研究、实验研究和现场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抽样调查法、谈话法等，并在利用心理学和社会学成果方面也已取得了长足进展。而“新制度经济学的成功是经验性的，和现实的持续接触推动新制度经济学家超越正统经济学的限制，从相关社会科学中吸收营养”。与管理学方法的融合和借鉴正是其中最具前景的发展方向。

这些新的经济学分支在发展中，直面真实世界，紧紧围绕现实问题的描述与透视，通过修正假设，增加时间维度，放松过于抽象和不符合实际的约束条件，如强调知识不完全、信息不完全、信息获取和交流过程中存在成本、有限理性和企业家的作用等，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企业领域内存在的问题和运作力量的理解。从而人们有可能探询企业存在的理由、多样化的推动力、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影响以及对企业行为的作用、企业战略的形成、企业与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使经济学重新向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的方向回归，并逐渐开始受到决策领域的关注。具体而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企业管理学的发展结合至少表现在以下两方面：①经济学中“企业理论”的产生和迅速发展。20世纪30年代，科斯（Coase）以及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等人的开拓性的贡献表明经济学家开始试图打开企业这个“黑箱”，也标志着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的企业理论的产生。但直到70年代以前，新兴的企业理论并没有引起经济学家的兴趣。70年代由于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研究引入了不完全信息，才使企业理论迅速发展为一门全新的微观经济学分支。企业理论是近二十多年来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之一，以严格数学模型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契约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都可以归属于企业理论领域。企业理论旨在研究企业的本质和界线、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和企业的层级组织的内部结构等问题。由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对现代公司或现代企业的认识，以至于人们以为这是企业管理学的进展，把一些在这方面稍有研究的人看做是企业管理专家。”[8]例如，主流经济学在容纳了代理理论之后，先后采用了具有互补关系的最优契约方法[9]（optimal contracting approach）和管理权力方法[10]（managerial power approach）解释现代公司中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决定机理，并依此为董事会设计薪酬。②企业战略问题成为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和管理学中的战略管理共同关注的焦点。现代经济学发展已突破了适用完全竞争条件的阿罗和德布罗的竞争——均衡范式，开始着重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运行机制，增加了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解释力。尤其是研究市场运行的产业组织理论在70年代引入非合作博弈方法以后发展迅速，其研究企业间博弈行为方面的成果对企业战略分析极富指导意义。同时，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更加关注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竞争战略问题，企业战略管理也成为企业管理学的重要分支。在企业战略问题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目光交织在一起。

2．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

自1890～1920年间出现“现代”工业体系以来，企业正面临一次前所未有的变革，这次变革的影响较以往更为普遍、更为深入，并且其转变也更为彻底。这些变革源于经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可持续发展，来势汹涌，意味深远。在形成现代工业体系以来，企业家和组织实践者对大量的组织设计和管理问题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并形成了非凡的创新能力。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是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研究中最活跃、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但是系统的探讨仍然不尽如人意，两者的结合苍白无力。

在管理实践中，管理必须以包含一套基本假设的管理范式为起点。然而，管理自身形成的管理范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纵观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具有革命性质的转型变革，都意味着打破传统的、旧有的范式，建立新的范式。而管理范式或管理思维方式的剧变，莫不与“创造财富的机制”发生了革命性变化有着密切联系。

农业时代的文明，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将地球上的资源转变成财富的全新方法，以土地为核心开展的农耕劳动，与渔猎和采集相比，组织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劳动过程更易于控制，劳动成果更易于预测，尽管往往是以年为时间度量，财富的创造达到了新的高度。因此，农业最终必然取代渔猎和采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角，围绕土地配置资源和组织生产理所当然成为管理思维的主题。

工业革命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形成了以高度聚集资源的机械化工厂为基础的创造财富新机制。在这种新机制中，出现了层级式组织，通过流水线和标准化实现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销售，并且可以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可预测结果进行控制，时间度量缩短到了月，生产的效率和财富的创造与积累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样的“工业现实”在替代农业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主角的同时，使传统的产业管理范式成为主流。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无论是人们的生活形态、行为方式，还是社会的生产形态、组织方式，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多元的变化，不少变化是始料未及的，更多的变化是混沌的。以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核心、以互联网广泛运用为特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持续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等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主题，正在质深面广地改变着整个世界的面貌，似乎在引导着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全面、彻底转型，预示着新的创造财富机制的到来，或者已经成为传统的工业时代的终结。

传统产业管理范式的描述能力和解释能力被严重削弱。一方面，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相关的，不再只有某一种特定的技术；另一方面，某个产业或企业提供的某种产品或服务，不再只有单一的特定最终用途。挑剔的顾客并不是在购买供应商所提供的东西，而是在实现对自己心目中价值的认定。管理必须以“什么是顾客认为有价值的”作为起点，顾客重视什么，顾客决定怎样分配他们可支配所得，成为企业决策的最根本依据。

全球产业结构格局、市场态势和竞争环境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对现代企业而言，则意味着战略决策的基础不复存在，因为迅速的、非线性的、不连续的变化造成了环境的不可预测性，竞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不再有效，因为影响竞争的要素及其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以信息化网络为基础的市场模式初见端倪，不断对工业时代行之有效的传统管理教条、范式、规则、战略以及成功的秘诀发出挑战。事实上，传统的以垂直整合、协同效应、规模经济、成本控制、层级制组织、命令—控制模式、以职能为依据的分工等为特征的工业经营管理方式，正逐渐被以资源外包、规模小型化、定制化、利润中心、网络型组织、意识—反应模式、以知识为依据的分工等全新经营管理方式所取代。换言之，工业时代企业运行的整个过程，即资本形成方式、委托—代理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组织结构、生产结构、销售结构，乃至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结构等都在受到“颠覆性”的冲击。难怪有公司战略咨询家惊呼，工业时代“通往繁荣进步的平坦大道目前已经走到尽头，未来将与过去大不相同”。在此，战略上的方向感尤其至关重要。

20世纪的结束是否预示着出现了新的创造财富的机制，是否意味着工业时代、传统产业管理范式将告一段落，甚至所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人类社会将面临什么样的发展前景，当然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做出理性的、科学的解答，对传统范式进行检讨、反思，对创新范式进行判断、构建，应当说正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寻求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大好时机，也是通过两者的深入结合展示理论武器的用武之地。“当传统的管理范式已经不再适用，并且新的管理范式尚未建立时，就会形成一些创造性的思维。”的确如此，具有独创性、革命性的管理思维活动往往是、也只能是在这样的变革时期产生。对此，企业管理学已经空前活跃，力图独领风骚，“超越传统管理思维”已经成为企业管理理论探讨中最响亮的口号。

应对环境不连续变化和市场不确定性增大，近年来已经诞生了诸多颇为令人眼花缭乱的管理新药方：企业流程再造、标杆学习、团队结构、持续改进、精益生产、即时生产、柔性制造、组织灵捷、客户关系管理，等等，这些管理新时尚极大地丰富了管理学的思想宝库，形成了“新的管理理论丛林”。在这些理论中，方法的讨论和对策的建议都是从企业运行的不同侧面关注并力图解决企业在时代变革、交替中面临的问题。从实践看，这些方法所展示的效率增进是显著的，因而这些方法本身是成功的，然而，以略显夸张的判断分析，即使把所有这些方法予以集中，它们也是不充分的。这些方法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固然重要，但是仅仅使企业保持着继续参与比赛的资格，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必然能赢得胜利。因为这些方法或者说战略思想几乎都是从企业运行的某个侧面部分地试图帮助企业应对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要彻底摆脱危机，恰恰需要系统性、变革性的方法或思想。因此，无论是称之为信息时代、后工业时代，还是体验时代，既然新的时代已经到来，新时代与工业时代可能因财富创造的机制不同而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恐怕只有完全不同的、体现不同时代要求的管理范式、战略思维和企业组织才是充分的。这就是说，要在21世纪的全球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只有通过接受新范式、新概念、发展新工具和培育新的领导能力才能成功，而不是更好地运用老范式、老概念、改良老工具和完善老的领导能力。

企业管理面对的这种巨大的变革现实，以及对管理变革中动态问题的研究，使对企业管理学和经济学结合的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迫切。

[1]高鸿业、吴易风：《现代西方经济学》，第1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1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6。

[2]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关系主要集中于微观经济学（更为具体地说是企业经济学或者管理经济学）和企业管理学这两门学科的密切相关，但本章后面在论述时并不专门指出微观经济学，而统称为经济学。

[3][法]泰勒尔：《产业组织理论》，中译本，第6～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4]芮明杰：《企业管理学》，导论，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5]一般认为，管理学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其标志是1911年泰勒出版的《科学管理原理》，但也有多种不同看法。最为典型的观点以德鲁克为代表，认为管理学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末期，其基本特征是：（1）管理理论突破了凭经验、直觉和主观判断的制约，真正具备了科学的体系和方法；（2）管理研究建立起基本的范式，奠定了管理理论和管理实务的基础；（3）管理学作为正式的专业教学内容进入高等院校，管理学教科书得以大量出版；（4）管理理论研究组织纷纷成立，多种学术刊物开始陆续出版。相关的这些争论并不妨碍本书关于管理学相当年轻的判断。

[6]张梦中等：《理论的建立与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1（12）。

[7]Baumol, W. J.（1991）“Toward a newer economics: the future lies ahead”,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1, January, pp.1-8.

[8]芮明杰、袁安照：《现代公司理论与运行》，第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9]Murphy,K J.（1985）“Corporate performance and managerial remuner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7（1-3）: 11-42.
Murphy,K J.（1986）“Incentives, learning, and compensation: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managerial labor contrac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7（1）: 59-76.

[10]Bebchuk, L., J. Fried and D. Walker（2002）“managerial power and rent extraction in the design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69（3）: 751-846.
Bebchuk, L. and J. Fried（2003）“executive compensation as an agency problem”,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7（3）: 7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