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方法在企业管理理论研究中的应用

管理是一种实践的艺术，而每门社会科学往往只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或侧面揭示了现实世界的真理，所以，不同门类的社会科学都能为管理实践提供一个视角，社会学也不例外。社会学不同于经济学，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经济现象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个人与组织行为受结构制约。社会学的这一看法，既代表着一种对现实的解释，也代表着一种构建现实的策略。把这种方法引入到管理理论研究中，可以为管理理论提供新的洞见，而在管理实践中运用这种方法，则可以提高管理的效能与效率，扩大管理的策略空间。

我们讨论方法时，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在比较抽象一点的层面上说，方法就是看问题的角度，如制度经济学，作为一种方法论，就属于这个范畴度；讨论方法的另一个层面是技术层面，指的是分析问题的具体技术，如时间序列分析、实验经济学方法等，就是这个层面意义上的方法。社会学和经济学是第一个层面上的两种不同的方法，经济学强调个人，以个人的行为为分析的出发点，强调个人效用的最大化。社会学的流派众多，每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视角，但从整体上来说，和经济学相比较，社会学最具特色的一面就是强调社会的相互作用，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假定了理性的个人，社会学则假定了嵌入性。过去强调的是“强嵌入”假定，现在开始转向“弱嵌入”假定。

嵌入性的思想在社会学中古已有之，但嵌入性这个概念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实体主义经济学提出来的。在那个时期，人类学界发生了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的争论。争论是由波拉尼（Karl Polanyi）发起和领导的。波拉尼把人们使用经济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作了区分，一种是实体的意义（substantive meaning），另一种是形式的意义（formal meaning），由此经济学被区分为实体经济学与形式经济学。

实体主义批评形式经济学假定所有的经济形式都具有共同的内核，忽略了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因素的历史相对性，如果形式主义所关心的这些因素的存在和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相联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适用于这些因素存在的经济分析方法就不能用来分析这些因素不存在的经济，如形式经济学必须借助价格形成的市场进行分析，而事实上很多经济形态并不存在所谓的价格。波拉尼区分三种主要的关系形式，即互惠、再分配与交换，前两者中就不能说存在所谓市场价格。再如经济行动者理性概念也不是所有经济形式都必须具备的因素。实体主义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是建立在嵌入性命题的基础之上的，嵌入性是实体主义者著作的核心。无论是波拉尼、霍普金斯（Hopkins，T.K.），还是后来的德尔敦（Dalton，G.）、布哈林（Bohannan，P.）和沙林斯（Sahlins，M.），都强调没有必要的经济过程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概念，就不可能有合理的经济理论。实体主义强调经济过程在社会中被制度化和经济过程嵌于社会关系之中。所以，对于实体主义学者来说，他们必须致力于经济过程嵌入性的机制研究。

在实体主义看来，嵌入性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保证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形式经济学建立在理性行动的逻辑之上。这里的理性既不是指工具，也不是指目的，而是指工具对于目的的实现是否合理。形式经济学把资源视为稀缺，为了满足需求，行动者必须进行选择，所以，经济行动是一个选择过程。形式经济学把这个选择过程同市场联系起来，所有的商品与服务都从市场上购买，在市场上每一种商品或服务都有自己的价格，所有的收入都来自商品和服务的出售，通过引入市场与价格，形式经济学的需求满足问题就转化为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转化成求解最大化的问题。实体经济简单地说，就是人与环境的互动的制度化过程（instituted process）。在这一概念下，社会背景（societal condition）是支持各种变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和循环（recurrence）的力量，人类的经济嵌于制度之中，包括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制度之中的，宗教、政府等非经济制度对于经济的结构与功能的实施和货币制度、工具等一样重要[1]。

实体主义还探讨了嵌入性程度的变异。在霍普金斯看来，经济过程嵌入其中的社会安排只是不同层次的社会系统的组成单位，对于不同层次的社会系统来说，这个组成单位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如一种经济行动只是经济角色的一部分，经济角色只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又是一个更大的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在不同的层次上经济与非经济的整合程度有所不同。嵌入性的意义也有所不同。从霍普金斯的分析看，经济过程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包括下述几种意义：

第一种是以非经济角色从事经济行动，这种形式的嵌入性程度最高，是最大化的嵌入水平。这个水平的嵌入性，其特点是经济行动与非经济考虑完全整合在一起，实际的经济行动依角色的形式进行组织，依这种角色定义的行动的基本价值并不首先指向经济过程。非经济通过角色标准介入经济行动的组织。只能由具有某种宗教信仰的成员才能生产某种特殊的工艺品就是一个这方面的例子。

第二种以非经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从事经济活动的角色是经济角色，但经济角色只是非经济角色的构成部分，这种意义上的嵌入是一种较低程度的嵌入。非经济因素在经济角色结构化组织层次介入。如按政治角色进行生产的组织。

第三种就是非经济因素在经济组织的层次上介入。在这个层次上，非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结构背景存在，对经济组织的行为起到修正作用。

第四种就是以经济组织从事经济活动，但经济组织与非经济组织一起介入共同的价值系统。这种水平的嵌入性是相对去嵌性（relative disembeddedness）。在这个水平，经济组织以经济为导向，非经济因素介入极少，只在下述意义上经济与非经济因素才被整合：它们介入了共同的价值系统，定义角色的要素[2]。

1985年，美国的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洛维特（Mark Granovetter）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的文章，再次提出嵌入性问题，并从嵌入的角度出发对交易成本经济学提出了批评。后来，他在“经济社会学的解释性问题”的文章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格兰洛维特提出的嵌入性概念是一种弱嵌入性（weak embeddedness）概念。

对待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立场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立场就是社会关系对理性的、自利的行为影响极小，即零嵌入性立场；另一种立场就是强嵌入立场，主张经济行动与经济制度完全受社会关系的宰制，不能不独立运作。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在处理原始社会、非市场社会时通常采取强嵌入性立场，对待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往采取零嵌入立场，认为随着原始社会、非市场社会走向市场社会，经济具有了自主性，经济行动开始脱离社会关系的影响，进入零嵌入时期。格兰洛维特对上述两者都不同意，提出了不同于强嵌入性与零嵌入性的弱嵌入性概念。弱嵌入性概念不同于以上两者，一方面它承认经济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它还承认经济过程的自主性。所以，弱嵌入性实际上就是部分嵌入性。从弱嵌入性立场来看，一个社会向现代的转型，并没有改变嵌入性水平。原始的、非市场社会的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的水平比起持强嵌入性立场的学者要低，现代社会经济对社会关系的嵌入水平比起持零嵌入立场的学者要高。这正是新经济社会学的嵌入性概念与波拉尼的嵌入性概念的不同之处。

弱嵌入性概念一方面指出了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另一方面不把行动者当成结构的奴隶，既非原子主义立场，也非结构主义的立场，它给结构与行动者都留下了作用的空间。对待个人与结构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社会化不足与过度社会化的对立。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提出过一个难题，他在谈论人的自然本性时，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在人类的天性中能发现三种造成争斗的原因：第一是竞争；第二是猜疑；第三是荣誉。第一种原因使人为了求利；第二种原因使人求安全；第三种原因则使人为了求名誉而进行侵犯。在第一种情形下，人们使用暴力去奴役他人及其妻子、儿女与牲畜；在第二种情形下则是为了保全这一切；在第三种情形下，则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一言一笑、一点意见上的分歧，以及任何其他直接对他们本人的蔑视，产生直接对他们的亲友、民族、职业或名誉的藐视。根据这一切，霍布斯让我们看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时，人们便处于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3]。霍布斯描述的这种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人们通常把它称之为“霍布斯难境”。在这种难境中，格兰洛伍特认为霍布斯所持有的关于人的观念是一种“社会化不足”（undersocialized）的观念[4]。此时，社会不可能获得秩序。

在提出这个难境的同时，霍布斯还提出了解决方案。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自然人，他们有倾向和平的激情，这种激情出自对死亡的恐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个人的自然权力，把它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组织，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识化为一个人的意识，能把大家的人格化为一个人的人格，大家服从他的判断，服从他的人格。通过这种形式社会就产生了秩序。格兰洛维特把在这种秩序之下的人称之为“过度社会化”。过度社会化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达成某种秩序。

上述两种立场同样存在于经济学之中。主流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社会因素排除在外，这种立场始于李嘉图，到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革命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种立场实际就是社会化不足的立场。另一种立场重视社会因素影响的研究，把社会因素的影响看成是行动者机械的自动地遵循习惯、规则，而不管行动是否理性。这种立场与上面所讲的过度社会化概念接近。

但无论是社会化不足还是过度社会化，格兰洛维特认为都是原子主义。社会化不足忽视社会因素对个人的影响，其原子化的特征自不必言，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人的影响，但是由于过度社会化概念强调社会因素被个人内化，强调社会因素完全内化为个人头脑与身体之中，到头来社会关系只起到边缘作用。过度社会化的结果同样是不见了社会因素。格兰洛维特的嵌入性概念既反对社会化不足的概念，也反对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他指出行动者既不可能脱离社会背景采取行动、做出决策，也不可能是规则的奴隶，变成社会的编码，相反行动者在具体的动态的社会关系制度中追求目标的实现。所以，弱嵌入性概念并不完全否定社会化不足，也不完全否定过度社会化，而是主张两者的相互支持，主张个体与结构之间的融合、互动[5]。个体自我并没有完全隐没于种种关系之中，相反，个体有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自主地行动。个体的行动或多或少地受固定的身份和责任规定之外，有相当的自由决定是否同他人发生人为的关系。自我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实体，他能够为自己，为他人构造角色，在建构个人关系网时享有行动的自由[6]。

社会学方法对于企业管理来说，并非一个全新的领域，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和分析管理问题，在企业管理理论中已有很长的历史。关于这个方面的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管理学中的人际关系学派，组织行为学派和社会协作学派，这三个学派都运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分析人的行为和组织的行为。

人际关系学派是最早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管理的管理学理论，它产生的依据是霍桑试验，其基本要点是三个：[7]职工是社会人。梅奥等人反对当时流行的古典管理理论关于职工只是追求高工资的“经济人”的假设，提出职工是“社会人”，必须从社会系统的角度对待之。他们依据霍桑试验的成果指出，职工不是单纯追求金钱收入，还有一种社会方面、心理方面的要求，这就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归宿感和受人尊重等，因此，必须从社会、心理方面鼓励工人提高生产率而不能单纯从技术条件着眼。[8]企业中除了“正式组织”外，还存在着“非正式组织”。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相互依存，对生产率的提高有很大的影响。[9]人际关系学派认为，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职工的满足度。企业管理人员要同时具有技术—经济的技能和人际关系的技能。

人际关系学说创建以后，在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管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方面的研究大量出现，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同管理学家一起积极进行研究，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人际关系学说，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运用社会学视角研究分析企业管理的理论，如组织行为学派、社会协作学派等，这些理论研究的内容与人际关系学派有所不同，但都秉承了人际关系学派的基本理念[10]。

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兴起了一个新流派，就是网络分析学派，这个学派不仅能真实地体现社会学的基本假定，而且还发展了一系列的分析工具与技巧，企业管理研究中的网络分析学派正在形成与发展之中[11]。

网络分析的源流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社会人类学。英国的结构功能主义以网络描述社会结构，但结构功能主义的真正兴趣在于文化如何规定人的行为。这种规范分析（normative analyses）对有界群体（bounded group）内的研究是有效的，但不能研究跨群体的各种关系。为了研究这种跨界关系（cross cutting ties），20世纪50年代，一些人类学家如拉达尔（S.F.Nadel）、伯尼斯（J.A.Barnes）开始系统地发展网络概念，他们把网络定义为联系跨界、跨社会的社会成员的一种关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人类学家在研究移民问题时发现需要网络分析工具，他们发现，这些移民不但在城市中形成了强力的支持关系，而且和他们的家乡保持着强烈的联系，网络跨越了部落、居住和工作场所的界限。1954年，伯尼斯用“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去分析挪威一个渔村的跨亲缘和阶级的关系，在此研究中，网络概念不但使他精确地描述了村庄的结构，而且在解释诸如获得工作和政治行为上比规范概念（normative concept）更为有用。不久后，波尔特（Elizabeth Bott）第一次发展出网络结构的明确测量工具——结（knit），现在称为密度（density），从而引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广泛注意。

很多美国的社会学家在英国的人类学家研究关怀从质的研究转到网络形式的时候就开始关心诸如网络中的关系形式是否影响社会制度的运行。美国的社会学家深受齐美尔（G.Simmel）的影响，他的著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译成英文，只是美国的学者更加关心从他的著作中引申出来的如社会的规模和关系交互作用的形式是如何制约人的行为和影响二元交换（dyadic exchange）的。这种研究多少受到了当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鼓舞。英国人类学家著作的传播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学界中结构分析兴趣的增长，不但研究范围扩大了，而且大量地增加了定量分析的内容。早期的社会计量学家以网络图代表小群体间的人际关系，并把数学中的图论引入社会关系的研究中。但这种方法只适用于极少量如二人、三人等关系的研究，一旦研究的人数超过十几人，图形中的点和线就会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失去了简明性的优势。结果是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社会学家开始运用矩阵研究社会网络。矩阵的引入不但为研究社会中更多成员间的关系提供了可能，而且有利于研究中计算机的应用。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网络分析的国际网络”得以形成，《社会网络》杂志成立，网络分析日益成为社会学中有影响力的领域。网络分析已经日益成熟，一批分析网络的模型和软件开始建立起来，为直接分析结构提供了技术工具，为模式化社会结构和直接研究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结构分析方得以最后形成[12]。目前，网络分析在西方社会学界已经很有势力，从事网络分析的一批社会学家，已经十分积极地对一系列重要的经济现象展开了研究。美国的网络分析大师哈里·怀特还积极推动从事网络分析的学者进入商学院，越来越多的网络分析专家开始进入商学院，运用网络分析工具从事企业管理的研究，其影响也日益广泛，出现了一批将网络分析应用于企业管理的著作，如伯特（R.Burt）的《走向结构行动理论》、《结构洞》，贝克（Wayne Baker）的《巧妙地建立社会网络》、《社会资本致胜》等。

网络分析法为企业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很有特色的视角，根据维尔曼（Barry Wellman）的研究，这种方法包括5大基本特征:

第一，结构化的社会关系较社会成员的特点是社会学解释更有力的源头。

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一种把社会结构和过程化约为个体行为者特性集合的理论取向。罗纳德·伯特把它称为原子社会学。这种社会学分析个体的特性，然后把具有相同特性的个人划入同一个类型。这种方法尽管目的是要研究社会结构，但由于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特点使它忽视社会结构和个人间的关系，引起了一系列问题：①把每个社会成员看成结构上相互独立的单位，不存在模式化的联系，相反，个人同个人之间的联系是随机联系（random linkages）；②分析集中在个人所具有的特性上，把结构现象如社会阶级当做了个人品质；③许多分析家比较品质的总体类型的相关性和分布，如建立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同投票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④分析者相信类型间的联系是真实的，而不是一种假集合，他们相信，寓于同类型的个体会以相似的方式行动；⑤把跨群体、跨类型的联系当做一种边际联系；⑥把分析者推向把个体行为作为受规范指导的现象处理；⑦规范的解释导致分析者去探讨类别成员间的共同的、被预定的行为。

结构分析不同，它认为，应该研究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品质。社会成员应根据他们联系方式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类别，个人应通过相同的结构化位置（structural location）组成群体，而不是靠相同的类别化成员性（equivalent categorical memberships）的方式组成群体。

第二，规则源于社会关系结构体系中的位置（location）。

主流社会学家把个人当做被动地以和他内化的规则相适应的方式行动的个体。这种处理方式使分析者关心个人行为的总体动机，最终是心理的而不是社会学的特性。他们把社会整合当做一种规则状态，如杜尔凯姆就十分注重集体意识，把原始社会作为一种享有共同价值的社会。

结构分析不同，它把动机的解释留给心理学。它最先追求的不是解释关于人们应该如何做的规则，而是力图解释人们或集体实际如何行动的规则，他们把规则当做结构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第三，社会结构决定二人关系的运作。

在研究社会关系时，很多学者把二人关系作为分析的基本单位，而不关心网络中其他关系的特点和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适应的。结构分析则认为，只有在结构的背景下才能理解二人关系。社会的结构特性决定了二人关系运作的形貌，绝大多数个人是在社会结构创造的框架中选择伙伴的，如亲缘群体、工作场所、邻里等。一旦发生关系，社会结构同时影响各种资源在特定关系中的配置。因此，个人不但没有完全自由地选择伙伴关系，而且关系的维持也跟二人关系附之于上的社会结构有关。二人关系只是作为社会结构的部分才是有意义的。

第四，世界是由网络组成的，而不是由群体组成的。

结构分析并不排斥对群体的研究，但它并不假定分析应从把社会划成数个群体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也不假定联系紧密的群体是大范围体系联结的基础。结构分析从网络开始，但它既可以分析没有形成群体的网络，同时也可以分析组成群体的各种网络，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和较大范围的适应性。

第五，用结构分析代替和补充了个体方法。

网络分析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用结构方法替代和补充个体方法。主流的社会学家广泛采用的统计方法把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处理。方法论上从个体主义到结构分析的转化提出了发展新的关系分析方法要求。分析的单位被重新定义一个关系而不是个人[13]。

社会学不仅提出嵌入性问题，而且发展出了一套分析结构的模型。社会学非常强调结构对行动的影响，而结构分析的最新发展却是用网络分析法描述结构。当社会结构表示的是一组网络时，它就可以形式化。任何一个网络都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一组社会单位；另一个是社会单位之间的一组关系。假定一个社会网络有M个社会单位，那么，这个社会网络可以表示如下：

P={Pi}，Pi是一个社会单位，i=1，2…M，

R={（Pi，Pj）}，表示Pi和Pj之间存在社会关系，

社会结构因而可以定义为：

S={P，R}

这里结构是用代数形式表示的，网络分析中，通常把用代数形式表示的结构称为代数结构。

结构表示的另一种标准方法就是图形法。表示结构的图形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点，通常用圆圈表示，代表社会单位；另一个是线条，代表关系，线条包括两种，一种没有方向性，一种有方向性,以箭头表示。比如说，四个人——老刘、老关、老张和老赵，在他们当中，老刘、老关、老张是结拜兄弟关系，他们三人和老赵却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没有方向性，所以，可以表示如图10—1所示：

图10—1　社会结构图举例

用图形表示社会结构时，S代表的是图形，P代表的是点，而R代表的是线。用图形和用代数形式表示结构，好处是比较直观，缺点是当社会单位的数量很多时，表达起来十分复杂。为了克服这个毛病，另一种方法被引入到结构的描述中，这就是矩阵法。在运用这种方法表示社会结构时，通常定义一个新变量Zij：

表示社会结构的矩阵可以定义为：

A= Zij埸埸

当i=j时，其值也为1。

以前述老刘等为例，仅考虑他们之间的直接关系，则由他们四人组成的社会结构可以用矩阵表示如下：

当运用网络对企业组织进行分析时包括两种分析模式：一是关系分析法；二是位置分析法[14]。

网络分析法是社会学方法的最典型的实现形式，在管理理论研究中，运用网络分析法，将为管理理论引进一些新的元素，补充新的过去管理理论中没有得到重视或重视不够的要素，从而有助于管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并且取得了许多成果。如在战略管理中，形成了不同于原子式研究方法的嵌入性方法，《战略管理的进展》第13卷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在《战略管理中的经济学与社会学》一书中，鲍等人（Joel A. C. Baum and Frank Dobbin）收集了从社会学和经济学阵营出发讨论战略管理的一系列文章，这充分表明，社会学方法正在对管理学中的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并形成了一种很有意义的方法。

进行上述网络分析，把社会学的视角引入到管理之中，对于管理实践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从目前已获得的成果看，这种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网络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的行动

假定行动者在行动时是考虑利益的，人们在采取行动时，会选择他们认为有利的行动。伯特发展了一个模型，这个模型描述了人们对利益的认识，这种认识和产生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行动者的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具体的刺激的主观评价，另一个方面就是社会背景（social context）。伯特综合两者建立了一个认识结构模型[15]。在伯特的模型中，行动者是有目的，这种有目的的行动包括四个要素：①为行动者的个人或群体；②行动者控制的资源是商品；③行动者有把资源用于改善其福利或增加效用的动机；④行动者从各种行动中选择最大化其效用的行动。

在伯特模型中，行动者是根据认知效用选择行动的。认知效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行动者把各种行动选择转化成一种主观估价，这个估价受到它得以发生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主观估价不是在绝对意义上进行的，而是在相对意义上进行的，是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的。

假设对于个人的客观刺激是τ*，个人对这种刺激的评价也就是对τ*的认知，可以表述为一个动力函数（power function）：

其中，U是行动者对刺激τ*的主观评价。是临界水平，低于这个水平，行动者对此就不会有什么反应。

考虑一下下列情形：行动者从他控制的资源预测他的效用。资源都可能用一些比例尺度衡量，如用财产的美元数。行动者这时所遇到的问题是采取增加他控制资源的数量的行动。对于行动者来说，他的主观评价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对于已经控制了一定资源的人来说，资源增加给他带来的认识效用的变化当然不同于那种什么资源都没有的人。假定行动者对资源增加的效用认识是同型的（isomorphism），同时不考虑评价其他行动者在场的影响，资源变化所引起的效用变化就是：

当0<v<1时，所表明的就是标准的边际效用递减；如果v>1，就表明边际效用是递增的。

行动者进行估价时，会受到其他行动者的影响，如行动者进行估价时，他会受到他认为与自己相似的人的影响。从结构分析的角度看，“相似的人”就是指那些具有同样的关系结构的人。由于他们具有同样的关系结构，所以他们在同样的社会背景中进行估价。对于行动者来说，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只是程度问题，相似程度不同的行动者，对行动者估价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假定行动者j和任何其他位置的最大距离是dmaxj，他观察到自己与行动者i的距离是dji，这两个行动者之间的相似性用dmaxj减dji衡量。如果其差为0，那么，两者之间最不相似；如果差为一个正值，就表明两个行动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结构相似的。

行动者之间的相似性是一种客观状态，但当行动者对此进行主观评价时，不同的行动者可能会不同。把行动者的客观相似性当成客观刺激，那么，对于行动者说，他对行动者相似性的认知，根据动力函数公式就是：

μ（dmaxj- dji）v

行动者之间的距离只有在和其他的距离相比较时，才是有意义的。对行动者j来说，他自己和其他所有行动者的相似性可能表示为：

行动者j和行动者I的相似性与j与其他行动者的相似性相比较所得的相似性为：

lij是结构相似性系数，其值位于0～1之间。行动者之间的认识相似性以结构相似性系数取大于0的数值表示。指数允许社会结构中同样的位置由于认识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它的取值决定于行动者把多大的距离认定为相似性。行动者对自己和其他行动者相似性的认知是促使行动者进行认知的理由的函数。举例来说，当系统中的行动者面对外来威胁时，他们完全可能忽略相互之间的差异。这时，指数v就取较低值。当两个人为了同一个工作竞争时，他们之间微小的差异都会被放大，以强调他们各自的特殊性，这时指数v就取较高值。

对于行动者来说，他对资源增加效用的认识不仅受现有资源控制水平的影响，而且还受他认为和他相似的行动者的影响。当行动者估价其效用时，不仅考虑他个人的资源控制，同时还考虑到和他社会地位相似的行动者对他的社会地位的认识时，行动者采取行动时所体现的利益就是结构利益。结构利益就是一种受到社会结构影响的利益。对于追求结构利益的行动者来说，他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种行动对我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而言，是否可以改善我的福利状况？当行动者在评估其资源占有的效用时，如果考虑到他人的影响，就必须把结构相似性系数作为权数代入方程之中，那么，资源增加带来的效用变化就是：

假定行动者j评价他的行动时，系统的结构不变，每个行动者控制的资源不变，也就是lij和τi不变，则对τj求积分得：

2.网络分析可以发现组织结构的合理与否，企业的结构利益是否得到充分实现

要博弈中，博弈方至少把三种资本带到了博弈场（competitive arena），这三种资本就是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波特的框架中，社会资本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在他看来，社会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本，首先社会资本只能共同拥有，博弈方不可能单独占有一种社会资本。其次社会资本和利润率是相关的，它创造了机会使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等转变为利润。引进社会资本这个变量后，那么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和非完全竞争市场就可以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进行定义。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社会资本是个常数，这个市场只有单一的利润率。当市场是不完全的时候，资本的流动性不够，这时资本的投资完全依赖于它投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社会资本就成了一种关键变量。而市场却总是不完全的，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想模型，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所以，对社会资本的分析就理解现实经济生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贸易的规则总是模棱两可的，机会的分布不仅仅考虑能力这个维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很多人带着可以和你相比的资本来到竞争场，无论你带来什么样的工作职位，都有很多人适合这个职位。这时就必须创造一个除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标准缩少选择范围，波特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社会资本。

根据波特的分析，社会资本的研究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描述一种网络，通过这种网络博弈者可以接近“谁”，这些人拥有特殊的资源，可以创造他们之间的联结。林南教授及他的同事走的就是这条路子。这条路子关注的是交往的是“谁”，是“谁”的问题。另一条路线就是把社会结构本身当成资本进行研究，关注的是交往的结构如何的问题，不是“谁”的问题。这两种形式的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既为交往者所持有的资源，同时也为交往者的社会结构。前者可以定义为社会资本的质的方面，后者是资本量的方面，竞争者的社会资本状况是质的方面与量的方面的结合。但在波特看来，后者的发展远比不上前者，所以他重点研究了网络的社会结构对于竞争力的影响，也就是“如何”的问题。

网络具有传播信息的功能。网络的这种信息功能的利益就在于它决定了谁知道了机会，什么时候他们知道的以及谁将参与其中。具有最佳网络结构的博弈方往往能抓住这种机会，获得较高的回报。

信息的利益表现为三种形式：可接近、节省时间和被提名。可接近指的是接到有价值的信息，并知道谁能利用它。由于信息在空间的分布总是均匀的，每个人对某种信息的可接近程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交往都不一样，他们并不是均衡地和所有的人进行交往，由此他们知道的信息也不一样。对于每个博弈者来说，世界的信息相对来说是无限的，但他们选择和关注什么样的信息呢？网络就是一种筛选机制（screening device），它使你接受某种信息，忽略某种信息。

节省时间是依靠网络获得信息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个人交往会使你比大家更早地获得某种信息。如果你知道了某种信息如警告，你就会比别人提前采取行动或者把这种信息再投到网络中去。

每一个人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布总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总是在正确的时候在正确的地点出现。网络会使你的名字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被提到，你就因此被送到了机会面前，这种被提名代表着未来的机会。

一个博弈者如果拥有利息丰厚的网络，那么，他的交往必须是建立在可能传播有用信息的地方以及从这些地方能够提供可靠的信息。后者虽然比较含糊但十分重要，其牵涉到信任，对传播的信息的相信程度。信任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市场是不完全的。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信任或不信任，而在于信任谁。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你可以信任制度，这种制度会给你的投资以公正的回报。如果竞争是不完全的，那么，只能依靠自己的交往。如果我为她做了事，他同样会为我做吗？这里没有一般的答案，而必须视个人之间的匹配而定。只有当被信任的人清偿了我的债务时，我们才能知道债务得到了清偿，由于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所以，人们与那些并不知道其声望如何的人进行交往时特别小心。从理论上说，存在一些线索可以帮助你区分交往的可信度。如强关系和熟知的关系通常在具有相似的教育背景、相似的收入水平、相似的声望与年龄之间的人建立，这表明具有相似背景对于债务履行具有强化作用（enforce interpersonal）。

3.网络分析可以深化对市场的理解

市场中最基本的单元就是二元，也就是双方进行交易，所以，市场中的最基本的关系元素就是两个行动者通过交易而形成的关系。贝克尔对这种最基本的元素关系所提出的问题是，行动者为什么要形成这种关系呢？

就理想的市场模型来说，行动者并不存在能力上的限制，也不存在机会主义，在这种情形下，交易圈完全是拓展的，行动者没有必要限制交易，尽管行动者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消失，但一般说来，每个行动者可以和其他任何一个行动者进行交易，在每种交易关系中，交易的规模也会很大。当行动者都发展出最大规模的联系时，两个规模有差异的群体只是意味着大规模群体能发展出更多的联系。假设潜在的联系数量是群体规模的乘数函数，潜在的贸易量也会变成群体规模的乘数函数。大规模的群体给行动者提供大规模贸易的机会，在每种关系中，他们将更倾向从事大规模贸易。

在有限理性的机会主义的行为假设下，行动者有控制交易的倾向。只要人是有限理性的，而且存在机会主义倾向，无论是大规模群体的行动者还是小规模群体的行动者的自我网络都会是限制性网络。作为对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应对办法，行动者必须发展出限制性网络。所以，大规模群体与小规模群体中的行动者的自我网络规模不会存在明显不同。每个行动者会降低关系的数量，每种关系中进行的交易规模也会降低。无论市场规模是大、是小，市场都具备这个特点。

贝克尔研究过保险市场中一天的交易动态，他发现，在一天之中，上午和下午都是行动者行动的高峰期，而中午却是行动的低潮期。对于大规模的群体来说，行动者的数量呈U形变化，也就是上午和下午潜在的交易者数量大增，中午潜在交易者的数量却很少在理想的市场模型下，每个行动者在上午和下午发生联系的数量也应该增加，每种联系中发生交易的规模也会增加，也就是说，行动者的实际联系和实际进行交易的规模也会呈U形变化。但实际上这两者在这三个时段没有发生什么变化。造成这种恒定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尽管行动者数量的增加引出了更多的机会，但有限理性限制了行动者去发展更多的关系，从事更大规模的交易；二是即使是行动者数量的增加增加了需求，大规模群体中的行动者也不会增加其参与程度。

小规模群体却显示出了不同的动态。一天之中，行动者的数量都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每个行动者的平均发生联系的数量呈U形变化，小规模群体中，行动者都在上午和下午完成发生更多的联系。即使行动者的数量没有变化，行动者都去拓展其交易的圈子，但是每种关系中发生的交易数量在上午、中午和下午却没有什么变化。贝克尔对此的解释是，在小规模群体中，参与者能够进行充分的交流和能找到交易的对手，但由于理性的限制，行动者并不把其交易发展到超出其自身能力不能及的地步。

理想的市场模型中，行动者的微观网络是开放的，只要交易的次数足够多，扩展的微观网络就会产生没有差异的整个市场，因为在这种假定下，没有必要形成次级群体，宏观网络也就只是单簇（a single clique）。此时，人群的规模并不重要，无论群体规模大小，总体网络都只是一个密集的簇。

实际的市场模型并不是这样。实际的市场是一个角色和关系分化了的结构，规模对于市场的分化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每个行动者关系的平均数量和每种关系中进行交易的数量恒定，那么，群体的规模越大，市场的分化程度就越高。如果说微观网络既定，那么，分化程度和群体规模成正比。

从理论上说，每个群体至少形成一个簇，结构分化在操作上可以当成是在某个既定的时间里多个簇的出现。不形成簇的情况也是有的，如果交往不够，不形成簇的情形是完全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与小规模群体比，可以预期：①规模群体形成多个簇的可能性要大于小规模群体；②大规模群体中一个簇形成的可能性要少于小群体；③完全不形成簇的可能性，大规模群体要少于小规模群体。

理想情形下，每个行动者都会和其他人进行交易，所有的交易都发生在一个簇之中，此时，大规模群体的网络密度应高于小群体。但是，假定每个行动者关系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那么，大规模群体中的网络密度应低于小群体。大规模群体的交易比起小规模群体来说更加分散。从保险市场一天交易的动态看，大规模群体在中午形成的簇明显少于上午和下午。对于小规模市场来说，每个时期形成簇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

对于大市场来说，交易的集中度一天之中没有什么变化，簇的规模一天中三个时段也没有什么重要变化。尽管可以设想，上午和下午市场规模的增加会引起交易集中度的增加，但这种增加被分化程度的增加所起的反作用抵消。对于小市场来说，交易的集中度呈现U形变化。既然群体的规模和簇的数量保持恒定，每个行动者的联系数量呈U形，自然交易将集中在一天中的上午和下午。大市场与小市场的这种差异说明了交易的基本社会过程，在大市场中，交易过程呈分散型（fragmentation），大市场更经常地形成多个簇，参与交易者形成亚群体，市场却表现为一种内聚化过程（intensification）。小市场很少会碎裂，它更经常的模式是只有一个中小簇和一些孤立的边缘人。

在理想的市场中，竞争是完全的，没有机会主义和有限理性的制约，市场中的不确定性较少，各方的出价差异较少，所以，宏观网络会弱化价格的波动，这有助于市场秩序（orderline of market）的形成，从而有助于市场交流的提高。在实际的市场中，规模是价格波动的关键要素。市场越大，限制性的微观网络（restrictive micronetwork）有碍所有行动者之间的交流拓展，规模的增加同样会引起的交流的拓展，当市场规模扩大时，行动者越不可能彼此进行交流，这种由于规模扩大导致的交流的障碍，会引起各方出价的较大差异，从而引起价格的波动。市场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市场中就会形成多个簇，这种分化会进一步增加价格波动。但是，即使市场规模没有达到形成多个不同的次级群体的程度，大的市场也会引起价格波动。这种波动不利于市场秩序的形成，从而有损于市场效率。

小规模市场价格波动较少。在小规模市场中，行动者虽然面临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约束，但由于行动者数量有限，每个行动者可以和更多的行动者进行交流，从而对市场中的供给与需求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市场中各方的报价差距较少，所以，价格的波动较少。价格的波动较少，有助于市场秩序的形成，从而改进了市场效率。

贝克尔的发现概括起来说就是“大数悖论”：当理想市场条件下，人数的增加创造了竞争，消化市场的差异时，实际中却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如何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经典的经济学对此是无法进行解释的。市场的网络模型却可以对此提供很好的解释。如果微观的网络既定，那么决定市场结构的惟一因素就是规模。对于小规模市场来说，它们不会拓展到使分裂得以发生的这样一个点，对于大规模市场来说，总会发展到分裂发生的这一点。所以，这表明，市场规模可能存在一个门槛，低于这个门槛，分裂发生的可能性就少，高于这个门槛，分裂就会发生。逼近这个门槛，参与者的增加会使市场效率得到改善，超出这个门槛，参与者的增加就会损害市场效率。所以，市场效率和参与企业的数量不是成线性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关系[16]。

4.社会学方法的导入与管理的策略空间

把社会学方法引入管理理论研究，会得出用其他方法得不出的结论，从而为管理学理论的大厦增加新的洞见。把社会学方法引入到管理实践中，由于它一定意义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所以，对于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力必有作用。这是从管理者被动地适应现实的角度而言，但社会现实与自然现实不同，它包含了人的能动性，至少部分是可以能动地被构建的。从社会现实是能动地被构建这个角度分析，把社会学方法导入管理之中，代表的是一种构建现实的策略。从把社会学方法导入管理代表的是一种管理策略选择角度来说，社会学方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它具有扩展管理策略空间的作用。

管理的内涵十分丰富，每个人、每个学派对管理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实现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合作，无疑是管理的最重要的任务，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管理，其中心内容就是要建立跨“域”之间的联系，在不同域之间协调其策略。由于有了跨域协调的可能性，参与人的决策空间随之扩大，以前因缺乏这种关联而不可能产生的新制度现在则有可能出现[17]。在管理中引入社会学的方法可以实现无它就难以实现的合作。

假定有行动者集合Ai和Aj,其行动的空间分为经济空间与社会空间。经济空间为实现经济动机的空间，社会空间为实现经济动机的空间，它们之间的关系由此区分为两种形式，即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社会关系是为了实现非经济动机的关系，是一种发生于社会空间的博弈，经济关系是为了实现经济动机而建立的关系，为发生于经济空间中的博弈。在这两种关系中，经济过程就嵌入于社会背景之中，我们把它简称为嵌入性，对于Ai和Aj来说，我们称之为相互间存在嵌入性，并把这种嵌入性称为关系性嵌入。

从博弈的角度如何描述这种嵌入呢？

假定只有两个行动者Ai和Aj，他们进行博弈时有两种选择、合作或欺骗。他们在社会空间中一次性博弈的支付矩阵如图10—2所示，C、D分别代表合作与欺骗。在社会空间内一次性同时移动的博弈用S表示，无限次重复博弈用S∞表示。Ai和Aj在经济空间内进行博弈，每个行动者同样存在两种行动选择：合作（C）与欺骗（D），一次博弈的支付矩阵如图10—3所示。如果不存在嵌入性，博弈次数为确定的有限次，根据逆推法，Ai和Aj都会选择欺骗。

图10—2　社会空间一次博弈的支付矩阵图

图10—3　经济空间一次博弈的支付矩阵图

考虑每一局中人知道博弈将重复固定次数的情况，考虑局中人给予最后一轮实施之前的推理，此时，每个人都会认为他们在进行一次性博弈。由于在最后一次移动后没有下一次，双方都将选择背叛。

现在考虑最后一次之前的移动。这里，似乎使每一局中人重视合作，以便能在最后的博弈中进行合作，但是，当最后一次博弈来临时，局中人将选择背叛，因此，双方都相信其他局中人将在最后移动中背叛，现在的合作并不能改变最后一次博弈双方的选择。同样的逻辑也被用于倒数第二次，第三次……，所以，根据逆推法，在知道固定重复次数的重复囚徒困境中，每一回合的纳什均衡都将是背叛。

假定每个行动者对对手的行动历史完全了解，有完全信息，Ai和Aj在经济空间中的博弈就不仅仅取决于此类博弈中的支付矩阵，而且还取决于双方在社会空间中的博弈支付矩阵。假定社会空间中的博弈为重复的无限次博弈，在这个博弈中的战略为一函数序列，它表明每一局中人在一特定阶段是否合作或背叛，是作为此阶段之前博弈历史的函数。重复博弈中的赢得是每一阶段赢得的折现和。从图10—2看，社会空间的博弈，如果双方选择合作，每一方在T时刻获得赢利鄣*，他的赢利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中就是这里，r为折现值。局中人在社会空间中的博弈采取合作策略的条件是：

如果社会空间中的博弈与经济空间中博弈没有联系，也就是不存在嵌入性，社会空间中的博弈不会影响经济空间中的博弈。如果存在嵌入性，两者就会相互影响。假定社会空间中的博弈先移动，此时经济空间内局中人的策略选择将如何呢？假定是一次性博弈，如果不存在嵌入性，此时，局中人都将选择背叛，引进嵌入性，合作完全有可能变为纳什均衡，只要满足下列条件：

社会学方法从嵌入性的角度分析个人行为和组织的运作。它和经济学相比，是从社会结构的背景下来关注经济议题的和企业管理的，这个角度是否比经济学的方法更为正确呢？或者说比经济学方法更为有效呢？不能一概而论。如我们可以设想，存在经济与社会两个领域，从逻辑上说，两者存在多种关系：一种就是完全分立，各不相关；另一种就是完全重叠；还有一种就是部分重叠。后两者的关系可以表示为一种连续谱，很显然，完全重叠时，以社会学为分析和操作的出发点没有问题；完全分立时，这个出发点就应让位于经济学；部分重叠时，这个出发点和经济学的出发点一样存在着局限性。由于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对现实的抽象，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现实中的一些未必不重要的因素，因而与现实相比，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重要的是必须记住，那些没有包括进来的东西至少可能同包括进来的东西一样重要。运用社会学方法进行管理，通过构建跨域之间的联结可以拓展管理的策略空间，但这种策略的运用并非有百利而无一害，它会增加变革的难度，使局部改革变得极其困难。

[1]Karl Polanyi,“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The Sociology ofEconomic Life, Mark Granovetter和Richard Swedberg，pp. 29-50, Westview Press, 1992.

[2]Alan Jenkins,“‘Substantivism’as a Comparative Theory of Economic Firms”,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the E－conomy, Barry Hindess，pp.66-91, The Macmillan Press Limited, 1977.

[3]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第94页，商务印书馆，1996。

[4]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 in AJS Volume 91 Number 3, November 1985.p483.

[5]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 in AJS Volume 91 Number 3, November 1985，pp487.

[6]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1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7]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 in AJS Volume 91 Number 3, November 1985，pp487.

[8]金耀基：《中国社会与文化》,第9～10页，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

[9]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第849～85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由于这些流派国内学者已较为熟悉，所以，这里不详述。

[10]孙耀君：《西方管理思想史》，第849～852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由于这些流派国内学者已较为熟悉，所以，这里不详述。

[11]管理学中的网络分析学派是本书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理念进行管理分析与操作的一个称谓，既有的管理学思想研究中并无此流派的介绍，但网络分析的思想正在进入管理理论与操作中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12]S.D．Berkowitz：Afterword: Toward a Formal Structure Sociology, in Barry Wellman, S.D.Berkowitz（eds）Social Struc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p.487-489.

[13]Barry Wellman: Structure Analysis: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Barry Wellman and S.D. Berkowitz（eds）, Social Structur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0-47.

[14]有关这两种方法的详细介绍可参阅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第38～5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5]Ronald S. Burt: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action, Academic Press, 1982, pp44.

[16]Wayne E.Baker :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 National Securities Marke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4, pp. 775-811.

[17]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第212页，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