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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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章　理论基础本章导读本章主要研究兵家战略管理的相关基础理论。从学术界对兵家思想的研究文献情况谈起，重点分析管理学界对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研究。而组织管理是进行竞争战略管理的基础，竞争战略管理包括战略分析、战略决策与战略行动等几个部分。在分析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时，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因为“战略”一词是中西方自古以来都有的，中西方互有多个词汇可以对应。

第二章　理论基础

本章导读

本章主要研究兵家战略管理的相关基础理论。从学术界对兵家思想的研究文献情况谈起，重点分析管理学界对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研究。然后对相关重要概念进行了分析，如兵家思想、战略、管理、战略管理等，交代了本书分析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并对管理和战略管理的概念进行跨文化的开拓，并依据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构建了一个研究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的分析框架。本书认为兵家战略管理主要包括领导者自我管理（君主治身和将帅治身）、组织管理（治军和治国）和竞争战略管理（治敌）三部分内容，在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中，这三部分内容在逻辑上是紧密结合、不可分割的。自我管理是一切管理行为的基础，只有做好了自我管理，才有资格成为组织的管理者和竞争的管理者。而组织管理是进行竞争战略管理的基础，竞争战略管理包括战略分析、战略决策与战略行动等几个部分。

引导观点　跨文化研究的困难

当一种文化下司空见惯的某个概念被翻译到另一种文化中去时，常常会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其内涵的准确性，保证不被误解。一般而言，大多数翻译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准确性，一种文化中的某个词汇，往往很难在另一种文化中找到一个和其意义完全相同的词汇，特别是对一些诸如“战略”、“管理”等这样具有比较抽象意义的词汇而言更是如此。有的翻译学家甚至认为，这样的词汇只有不翻译才能保证其概念正确地被另一种文化下的人们所理解。事实上也是如此，诸如中文中的“风水”、“道”等词汇被翻译成英文时基本上就是采取了音译的方法。而一个相反的例子，如词汇“龙”在中文中是一种神圣的动物，甚至可以算是一种神灵，它拥有各种法力，并主管人间降雨，为人们所喜欢和崇拜，故此，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而在翻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龙”却被翻译者用了“Dragon”一词来指代，这样一种翻译不仅不能反映出中国人心目中龙的形象，同时把龙的神圣性、高贵性的内涵也全部丢失了。英文中“Dragon”一词对应的是西方人观念中的一种邪恶的怪兽，住在山洞里，有翅膀能飞，口能喷火；西方英雄往往以杀死恶龙为伟大的壮举。可以说，这样的翻译把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完全给毁了。西方人往往觉得中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人居然以这样一种邪恶的怪兽为自己的祖先、为崇拜的对象。有的西方人甚至觉得中国人崇拜邪恶，善恶不分。

因此，在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明白的是“管理”活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活动，但是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管理”一词的理解和西方人对“管理”一词的理解却存在巨大的差异。中文“管理”一词可以对应好几个英文词汇，如果盲目套用西方学者对“Management”或者“Administration”或者“Government”等可以翻译成中文“管理”的英文词汇所下的定义来研究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那么就会把本来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体系拆解得七零八落。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不仅会丢失其灵魂，沦落为西方管理理论的注脚，还会变得不可理解，充满着“糟粕”。

在分析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时，这个问题可能更加严重，因为“战略”一词是中西方自古以来都有的，中西方互有多个词汇可以对应。而“战略管理”概念却是西方人提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并没有这个词，当我们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既要适应西方人对“战略管理”一词的理解，又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管理”和“战略”两个词汇的理解。

第一节　基本概念分析

一、兵家

关于兵家，历史上有明确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说：“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洪范》八政，八曰师。孔子曰为国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成天下’，其用上矣。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者三十五家。”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兵家是源于上古时代主管军事的官职——司马，兵家关注的军事问题是上古八类政治问题之一，通过以孔子、《易经》为代表的理论讨论和上古时期的征战实践，慢慢形成了一种学术流派，其集大成的代表作就是《司马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兵家有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流派，这些流派全部统计起来，大约有182家，不过真正有特色的大概有35家。

兵家关注的焦点是军事问题，即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战争的胜利，而儒、道、法、墨等家关注的焦点是治国之道，与兵家关注的焦点大相径庭，因此一般不把兵家与儒家、道家、法家等并列。《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本意是指祭祀，祈天祭祖，神道设教，为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合法性基础，并塑造了人民对统治权的认可。刘泽华认为商周时期乃至以后，祖先崇拜一直盛行，祭祀祖先是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不可缺少的东西。因而“祀”既具有政治内容，又具有伦理内容。可见，“祀”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思想，在古人眼中它代表了国家政治生活。另一件可以与政治相提并论的国家大事就是“戎”，即军事战争，这正是兵家所关注的焦点。先秦时期由于战乱频繁，诸侯国对军事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对治国理想的关注，兵家因此而大兴，根据班固对《兵书略》的统计，兵家四派合计53家，789篇，数量相当可观。班固还把兵家划分为四大流派，即兵权谋、兵阴阳、兵形势和兵技巧。但存留至今的著作却非常少，仅以兵形势这一派而言，班固在《汉书》中共列有11部著作，存留至今的只有《尉缭子》一部，其余的都已经亡佚了。现今保存下来的先秦兵书中，代表性的著作不过数家。班固针对兵家的分类主要是依据兵家用兵手段的特点，其实还有很多种分类方法。张连城在其著作《先秦兵法和现代市场经济》一书中根据兵书的政治倾向，把兵家分为三大派，即儒兵家、道兵家和法兵家。本书比较认同这种分类方法，因为任何时代的军事和政治总是交织在一起的，实践中没有脱离政治而独立的军事，故此，军事思想家都是有其政治倾向的，没有无政治色彩的军事家，换言之，也没有无政治倾向的兵家。而在中国古代真正对后世治国之道有巨大而深远影响力的诸子学说，主要就是三派，即儒家、道家和法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根据兵家典籍的政治倾向性把兵家划分为儒兵家、道兵家、法兵家三派是非常合理的。此外，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体体现为治国之道，儒家、道家和法家在如何对国家这个复杂组织进行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几个非常关键的管理要素上，即管理的出发点——人性假设，管理的目标以及管理手段等，任何管理实践都离不开对人性的认识、对管理目标的认识以及受这二者巨大影响的管理手段的选择。所以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把兵家分为儒兵家、道兵家和法兵家，也是非常合理的，有利于我们比较分析兵家不同典籍管理思想的特色。因此，本书将根据这种分类方法，分三章来分别讨论道兵家、法兵家和儒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

兵家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最古老的兵书是上古炎黄时代的《神农兵法一篇》和《黄帝十六篇》，不过这两本兵书早已失传。姜太公可以算是最早的兵家代表人物，钮先钟认为周武王伐纣战争中（公元前1046年左右），作为主帅的姜太公为了打败商纣，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行为，如事先在商朝首都埋伏间谍，交战前大声声讨纣王各种罪状以瓦解商朝军队士气，交战时使用声东击西的方法分散敌人的注意力，然后运用战车突击等手段，最终打得商军溃败而逃。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六韬》虽然被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但是其中保存了姜太公的一些重要思想。春秋末期（约公元前500年左右），我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孙武著有《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杰出的战略名著，标志着兵家思想的成熟。孙子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兵家也进入了全盛时期，各种兵书不断涌现，兵家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兵家是先秦时期的子学，后来像儒家一样成为经学，丧失了勃勃生机，从秦汉到近代，虽然有无数兵书出现，但是没有一个能够超过先秦兵家的成就。

就兵家的著作而言，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又称《唐李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北宋时期，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宋神宗于元丰三年（1080年）命令当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校定、汇编、出版上述七书。武学博士何去非参与了此项工作，他们校定这七部兵书，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到元丰六年冬才完成了刊行的准备工作。校定后的这七部兵书被命名为《武经七书》，共25卷。这是北宋朝廷从当时流行的340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来作为武学经典的。可见，这七部兵书是何等重要。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里的瑰宝。《武经七书》颁行后，备受世人关注，为了更好地发挥它在战争、国防、建军、教学中的作用，注家蜂起，先后出现了几十种注释本，其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注释本，有宋朝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明朝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清朝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丁洪章的《武经七书全解》等。这些注释本，对研究、学习《武经七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代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此后，中国历代政府对《武经七书》都非常重视，成为军界人士必读的典籍。

本书讨论的兵家思想也主要以《武经七书》中的著作为依据。特别是以《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为主要分析对象。因为这五本书基本上覆盖了传统兵家的三大派别：道兵家、法兵家和儒兵家。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对这五本书的特点作了这样的评价：“《孙子》之诡异奥深，穷幽极渺；《吴子》之醇正简要，恕己近情；《司马》之缜密谨严，详核周至……《尉缭》之敦本勇实，峻法明刑……《太公》之规模阔大，本末兼该。”当然中国除了《武经七书》之外还有很多优秀的兵家著作和思想，诸如明代杰出抗倭将领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李筌编著的《太白阴经》、茅元仪编纂的《武备志》、许洞的《虎钤经》、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蔡锷编写的《曾胡治兵语录》等都是兵家的优秀代表，但是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最深刻的战略管理思想基本上还是保存在《武经七书》之中，可以说掌握了《武经七书》就掌握了中国传统兵家思想的主体。

正如前述，传统兵家的三大派别：道兵家、法兵家和儒兵家的分类乃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划分的。而《武经七书》中五本书基本上覆盖了这三派，那么就这五本书而言，它们各属哪个派别呢？

《孙子兵法》和《六韬》是道兵家的典型代表。道兵家是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主流，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姜太公，不过其大行于世主要在春秋末期和战国时期。道兵家的主要特点是重视权变之术，长于利益分析和谋略，追求获得能够压倒对手的竞争优势。《尉缭子》属于法兵家代表作，法兵家是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支流，主要出现在战国中后期。从某种程度上说，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来自法兵家，它重视实力的提升，长于把国家管理和军事竞争管理相结合，追求彻底压倒对手，吞并对手。《司马法》（原来叫《军礼司马法》）是儒兵家的代表作。儒兵家是早期兵家——夏商周三代兵学思想的主流，它的战略管理思想和儒家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重视伦理，强调无论是国家管理、军事组织管理还是竞争战略的管理都应该遵循“仁”、“义”、“礼”等伦理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兵家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在军事竞争领域的体现。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本来就是相互融合的。特别是到汉代之后，我国就形成了一种以道家思想为灵魂、融合儒法、阳儒阴法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之道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反映了儒家、道家和法家本身就有很多相通之处。而兵家往往根据军事竞争的需要，对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进行自己的取舍，因而儒兵家、道兵家和法兵家划分的依据是各部兵家典籍对人性论、管理目标等一些关键管理要素观点上所表现出的一种倾向性，如我们把《司马法》称为儒兵家典籍，是因为它在人性论和管理目标上表现出和儒家基本一致的观点，而绝不是说儒兵家典籍中一定没有和法兵家或者道兵家类似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兵家思想家大都是思想开放、重视实用的人，并不存有理论派别之见，而是对各种理论学派的思想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己所用。最典型的就是《吴子》的作者吴起，作为一代名将，吴起不仅有着在魏国、楚国多年征战的实践经验，而且他精通儒家和法家思想，他在楚国变法的实践对楚国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吴子》一书中对人性假设、管理目标等管理关键问题上的认识比较倾向儒家，所以本书把《吴子》当成儒兵家代表作，而实际上，《吴子》中和道兵家、法兵家思想很接近的思想非常多。

相关知识

兵家代表人物

《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五本书是中国传统兵家最重要的典籍，它们的作者分别是：孙武、吴起、司马穰苴、姜太公、尉缭等人。^[1]下面我们对这五位兵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做一个介绍：

（一）兵圣——孙武

孙子姓孙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时齐国乐安（今山东惠民县）人，是《孙子兵法》的作者，有“兵圣”之美称。因为他的才华主要是在吴国施展的，战绩是在吴国创建的，因此也称吴孙子，以区别于后世的孙膑（被称为齐孙子）。孙子的具体生卒年月尚不可考，大致与孔子为同时代人，主要活动在公元前500年前后。

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孙武的祖先叫妫完，乃是陈国国君的后裔（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齐国在攻打莒国的一次战争中，田书立了战功。齐景公便把乐安（今山东惠民）封给田书，作为他的采邑。又赐姓孙氏，以示嘉奖。春秋时代，姓是全族的共同称号，而氏只是某一支派的称号，田书这一支即是以田为姓，而又以孙为氏的。后来姓氏不分，人们也就把孙子的氏作为他的姓了。

经过几代之后，田氏家族发展为齐国新兴势力的代表，齐景公时，田完的第四代孙田桓子（陈无宇）已是齐国的大夫。他用大斗借粮，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民众，使民众像流水般地归附在田氏门下，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公元前532年夏季，田氏联合鲍氏，趁执政的旧贵族栾氏、高氏宴饮方酣的时候，突然包围了他们。经过激战，栾氏、高氏战败，其主要人物栾施、高强两人逃往鲁国。这就是所谓的齐国“四姓之乱”。

这种纵横捭阖的斗争，势必在客观上为孙子提供了洞察统治集团上层斗争的机会，锻炼了他善于应变的机智才能。同时，由于孙子的祖辈都精通军事，无疑为孙子继承和学习先人的军事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孙子所在的齐国是历史上大军事家姜子牙的封地，后来又是大政治家、军事家管仲的活动场所，留下了极其丰富的军事思想遗产。齐桓公称霸以后，齐国又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活动的中心，成为豪杰荟萃的地方。这样的社会环境，对孙子研究军事，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使他在青年时代就成为学识渊博的军事人才。

尽管“四姓之乱”中田氏取得了胜利，但是残酷的政治斗争却让孙子等一些家族成员感到厌恶和恐惧，就在“四姓之乱”发生的前后，孙子离开了故土齐国，来到了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伍子胥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人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多次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于是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也。”孙子在指挥吴国军队战胜楚国之后，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根据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记载，孙子精通神秘的术数，预知吴国的未来堪忧，就悄然归隐了，临走时还劝告好友伍子胥归隐。

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今存本十三篇，分别是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全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前三篇论述的是大战略，第四篇至第六篇论述的是战争艺术，最后几篇则论述与战争战略相关的一些问题。《孙子兵法》在我国流传了两千多年之后，还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政治家、军事家、管理学家的重视。

（二）兵家亚圣——吴起

吴起（约公元前440～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卓越的军事家。吴起是兵家的亚圣，在兵家思想家中的地位之尊崇相当于儒家的孟子。尽管吴起名气不如孙子大，但是历史上对吴起生平的记载比孙子要详细得多。

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儒林列传》等相关历史著作记载，吴起在鲁“尝学于曾子”，至魏又拜子夏为师。吴起学有所成之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就去拜见他。魏文侯向手下大臣李克打听说：“吴起为人如何？”李克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田穰苴也不能超过他。”于是魏文侯就任命吴起为西河（今陕西合阳一带）的守将，抗拒秦国和韩国。吴起在任西河守时，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尽忠职守，关心下属，深得士卒拥护。同时他还改革魏国的军事体制，建立魏武卒制度，大大增强了魏国军队的战斗力。大约在周威烈王十七年（公元前409）左右，吴起率领魏军攻取秦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元里（今澄城南），并增修此二城。次年，攻秦至郑（今华县），筑洛阴（今大荔南）、合阳（今合阳东南），尽占秦之河西地。在他担任魏国大将时期，他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了十倍于己的秦军，成为中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强大的诸侯国。

由于吴起在任西河守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的威信越来越高。后来，公叔任魏相，他妻子是魏国的公主，公叔心胸狭窄，非常妒忌吴起的威望和才能，便想陷害吴起。他有个仆人对他说：“吴起很容易除掉。”公叔说：“怎么办？”仆人说：“吴起为人有节操，廉洁而重视声誉，你可以先向武侯说：‘吴起是个贤明的人，我们魏国属于侯一级的小国，又和强秦接壤，据我看，恐怕吴起不想长期留在魏国。’武侯必然要问：‘那怎么办呢？’你就乘机向武侯说：‘君侯可以把一位公主许配给吴起，他如果愿意留在魏国就必定欣然接受，如果不愿意留在魏国就必然辞谢。以此就可以探测他的想法了。’然后你再亲自把吴起邀到你的府上，使公主故意发怒而轻慢你。吴起看见公主那样轻贱你，他想到自己也会被轻贱，就会辞而不受。”于是照计行事，吴起果然看见公主轻慢魏相就辞谢了武侯的提亲。武侯因而对吴起有所怀疑而不信任他了。吴起害怕武侯降罪，于是离开魏国到楚国去了。

当时的楚国已经不再是楚庄王时代一鸣惊人的楚国，不但没有了称霸的能力，而且因为战祸与灾荒变得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以致楚声王竟至为“盗”所杀。楚悼王即位之后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他平素就听说吴起的大名，因此，吴起一来就马上任命他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一年后擢升令尹（相当于宰相），主持变法图强，吴起制定了非常严明的法纪，撤去不急需的官吏，废除了较疏远的公族，把节省下的钱粮用以供养战士。主要目的是加强军队，破除纵横捭阖的游说。于是南面平定了百越；北面兼并了陈国和蔡国，并击退了韩、赵、魏国的扩张；向西征伐了秦国。因此诸侯都害怕楚国的强大。然而在变法过程中利益受损的楚国贵族却都想谋害吴起。后来楚悼王死了，吴起从前线回来给楚王奔丧，楚国贵族们发动叛乱而追杀吴起，吴起跑到楚悼王的尸体旁伏在尸体上，意在以此作为挡箭牌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已经失去了理智，还是不顾一切地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身上。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全部诛杀了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七十多家。吴起变法而死，他个人的政治事业虽然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新法却在楚国激起了巨大波澜，使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变。

至今在陕西省延安市的西北部，还有一个叫吴起镇的地方，就是因吴起曾在此驻兵戍边而得名。

（三）儒兵家代表——司马穰苴

司马穰苴，春秋时期齐国人，生卒年不详，姓田，名穰苴，是齐景公时掌管军事的大司马，所以后人称他为司马穰苴。他和兵圣孙武都是田完的后代，论辈分田穰苴要算孙武的族叔。

齐景公时，齐国衰弱，晋国、燕国等国的军队都来侵袭齐国，齐军屡屡败退，齐景公深为忧虑。相国晏婴便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晏婴对齐景公说：“穰苴长于谋略、熟知兵法，文能服众，武能威敌。”齐景公遂拜他为大将，命他率军抵御晋国和燕国的军队。齐景公还派自己的亲信大夫庄贾去担任监军。田穰苴对庄贾说：“明天就要点兵出发，请监军中午准时在军营会齐。”然而庄贾是齐景公的宠臣，一贯骄傲自大，根本没把集合报到的命令和田穰苴放在眼里，只顾与为他送行的同僚、亲友饮酒行乐。直到第二天黄昏，庄贾才到。穰苴召来军法官问道：“按军法误了规定时限而迟到的，该怎么处治？”军法官说：“应该斩首。”庄贾害怕了，急忙派人飞马急报齐景公，请景公救他。他派去的人还未回来，穰苴就把庄贾斩了，在全军中示众。全军将士都大为惊惧。过了些时候，齐景公派的使者拿着符节来赦庄贾。由于事急，齐景公使臣竟驱车直入军中，田穰苴高声问军法官：“在军营里驾车横冲直撞的，应当如何处治？”回答：“当斩。”来使大惧，恳求饶命。田穰苴说：“既是国君派来的使者，可以不杀，但必须执行军纪。”于是命令军士把车拆了，把马砍了，以示三军。

田穰苴整军之后，齐军面貌立刻改观，成了纪律严明、军容整肃、令行禁止、悉听约束的能战之师。然后他立即率师出发，奔赴前线。在军旅中，他对士卒们的休息、宿营、掘井、修灶、饮食、疾病、医药，都亲自过问和安抚，把供给将军的全部费用和粮食，都用以犒赏士卒，自己与士卒吃一样的伙食，对体弱的士卒特别亲近，很快就取得了将士们的信任。

到达前线后，田穰苴部署军队，准备迎战时，士卒都争着奋勇参战。晋军得知这个消息，就撤兵走了。燕军得知这个消息，也回渡黄河而取消了攻齐计划。田穰苴率齐军乘势追击，歼灭部分敌军，全部收复了已失去的齐国城邑和土地。齐景公和诸大夫都到城郊迎接，举行慰劳部队的仪式。随后接见田穰苴，提升为掌管全国军事的大司马，故此，田穰苴也被称为司马穰苴，田氏家族在齐国也日益受到尊敬。以后，齐国大夫鲍氏、高氏、国氏之辈嫉妒田氏兴盛，于是设计陷害穰苴，在齐景公那里进谗言，景公就罢了穰苴的官。穰苴离职后一心撰写兵书战策，不久病发而死。田氏家族的人等由此怨恨高氏、国氏等家族，同时也对齐国国君失去了忠诚之心。后来，田氏家族的后人田常杀了简公，尽灭高氏、国氏家族，直到田和自立为齐君，建立田齐政权，取代姜齐成为齐国的新主人。

田穰苴著有《司马法》一书，但是该书的产生却可以追溯到周朝初期。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可见，《司马法》并非田穰苴一人所著，而是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司马法》最早是周朝时期的王官兵学，它向上秉承了夏朝、商朝的一些军事管理思想，向下流传到春秋时期，成为兵家各个思想家思想的源头活水。

田穰苴对古《司马法》做了深入研究并有所发展，大约到了战国初期一批齐国学者对《司马法》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编成《司马法》一百五十五篇。不过非常可惜，现在的《司马法》仅有五篇，大多数内容都散失不见了。然而就残存的五篇来说，其内容也是博大精深，思想丰富。它代表了传统兵法中与《孙子兵法》完全不同的一个学派，这个学派秉承先秦儒家的治国理想，追求和谐与和平，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主张以礼治军，高度重视竞争伦理，这对于当代企业管理，具有非常深刻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四）道兵家代表——姜太公

姜太公，姜姓，吕氏，名望，字子牙，号飞熊，也称吕尚或姜尚。商朝末年人东海上人士（现今河南许昌，另一说法是安徽临泉姜寨）。据说，姜太公的始祖四岳伯益佐大禹治水有功而被封于吕地，因此得名吕氏。姜太公一生为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太师，因功劳巨大被封为齐王。根据史学界考证，姜太公生于公元前1128年，公元前1015年，即周康王六年，卒于周首都镐京，寿113岁，可谓福寿双全。

在唐宋以前，姜太公就被历代皇帝封为武圣，唐肃宗封姜太公为武成王，宋真宗时，又封姜太公为昭烈武成王。到了元朝时期，民间对姜太公增加了一些神话传说。到明代万历年间，许仲琳创作了《封神演义》小说，从此，姜太公由人变成了神，并且为民间广为信奉。姜太公被尊为兵家宗师、武圣，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因为中国古代的兵法、兵书、战策、战术等一整套的军事理论学说，就其最早起源、形成体系、构成学说来说，都始于齐国，源自姜太公。可以说，没有姜太公及其所建立的齐国兵家，就不会有如此博大精深、理论完整、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影响巨大的中国兵家理论学说。

姜太公的生平大约可以分为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和封齐、治齐两个阶段。

周国从古公亶父起，就盼望能得到一位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贤才，来辅助周国实现灭殷兴周的任务，所以名太公为“太公望”，到武王执政时，又以“师尚父”相称，尊宠权贵无以复加。文王所命太公之“师”即“太师”，是西周王朝“三公”中的最高长官，既主军，也问政。时有“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之言，足见太公在周朝中的地位之重。武王灭商之后，实行了分封诸侯，把周王室的兄弟子侄、同姓贵族、异姓亲戚和元老忠臣封往各地，建立一些诸侯国，去统治新占领的地区，充当周朝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太公是周王朝的开国元勋，因此被封到齐地。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了太公封齐就国的情形，姜尚东行就国，到了封国正好遇到莱侯攻打，与太公争营丘，企图阻止周朝势力向东扩张。双方经过几次激烈的争夺战，太公终于战胜了莱侯，在齐国都城营丘安置下来，并控制了山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太公在齐国，一切属于草创。他兴修水利，整治河道；垦辟田地，视察土地肥瘠情况；因地制宜，劝导农民种植各种不同的农作物，劝导女工种植养蚕。因齐国北面临大海，指导人民从事捕鱼和晒盐，并考察民间风俗、礼教，兴办教育，移风易俗。取缔苛捐杂税和一切繁文缛节，凡有利于人民的福利事业，都用政府的力量来倡导施行。实行“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兴渔盐之力”的治国政策。齐国的统治阶级只要从工商业者那里收取微薄的税收，就足以应付政府的日常开销了。姜太公在齐国实行的这套政策，使齐国的工农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昔日方圆百里人烟稀少的贫瘠之地，成为各诸侯国人民都向往的富裕地区。

姜太公所著的《六韬》向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著称，其体系之完整，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所少见。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谋，皆宗太公本谋。”《六韬》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它以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全面地论述了治国、治军和军事战略问题。中国古今著名的军事家孙武、鬼谷子、黄石公、诸葛亮等都学习吸收了太公《六韬》的精华，太公的文韬武略被当今世界上的政治、经济、管理、军事、科技等各个领域所借鉴。

（五）法兵家代表——尉缭

尉缭，生卒年不详，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历史上可能有两个尉缭。一个是战国中期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据说他是鬼谷子的学生，学成后曾经游说魏王，没有得到重用，过着隐士的生活，因此，历史上对其生平少有记载。

另一个是战国末期人，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入秦游说，被任为国尉，因称尉缭。这个尉缭，据说是李斯的好朋友，秦王杀死韩非子之后，有些后悔杀死了难得的人才，于是李斯就推荐尉缭给秦王。秦始皇请教他怎样能统一天下。尉缭说：“如今几乎各国都有掌握大权的豪臣，这些人当中很多不忠于国家，霸占公家的土地，贪得无厌，可以派遣大批间谍深入六国，以重金收买各国腐败的‘豪臣’，扰乱六国原定的攻秦战略。只要舍得多花金钱，就可以搞垮各个诸侯国了。”尉缭又把他的门生王敖推荐给秦始皇，让王敖到各国去从事间谍工作，瓦解六国的军事政治实力。如赵国的名将廉颇和李牧与秦军作战很少受挫，但最后都是在这种看不见的战场上被打败的。^[2]

有人认为两个尉缭是同一个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两个尉缭出现的年代相差比较远，因为魏国的尉缭见过梁惠王，而梁惠王死于公元前319年，尉缭不可能小于20岁就能去游说梁惠王，若是尉缭在30岁左右见快要死的梁惠王倒是比较合理，而秦国的尉缭见秦王政乃是公元前237年，中间相差82年，也就是说，如果二者是同一个人，那么尉缭见秦王时年龄至少超过102岁，而更为合理的推算应该超过112岁，这种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二、战略

（一）战略思想的产生与战略概念的提出

一种思想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某种实践行为。战略思想产生于人类的军事实践，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通常会有不同的利益，因此它们之间的互动常常表现为冲突与战争。有战争，人们就会设想如何谋取胜利。这样，战略思想就出现了。可见，战略思想是伴随着战争的产生而出现的，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部落战争。有确切文字资料记录的战略思想出现在公元前1046年左右，我国古代周武王伐纣时期。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很丰富的战略思想。春秋末期（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的《孙子兵法》，集我国古代战略思想之大成，是世界上最早和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名著，为世界各国战略界所推崇。《孙子兵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战略理论原则，至今仍保持着不朽的生命力。

在西方文明发展的历程中，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中海地区最先出现了战略思想，其产生时间大约和《孙子兵法》出现时间差不多。当时这一地区先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战争，如希波战争（公元前500～前449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和两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公元前218～前202年）等，在这些战争中不仅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并且出现了一系列西方历史上有文字资料记载的战略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修昔底德亲身经历了以雅典和斯巴达为首的两个同盟间的竞争、冲突与战争。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他提出了一套较完整的战略思想，特别描述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对外战略，以及在这两个强国支配下的其他国家的战略。这些战略包括大国追求的帝国战略或优势战略以及小国的结盟战略，也包括陆军的战略和海军的战略。

一个概念的提出往往是在一种思想观念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产物，而且概念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迁。战略概念的出现比战略思想的出现要晚得多，中文“战略”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时期司马彪所著的《战略》一书中，指的是“作战的谋略”，在我国古代它不是常用词，人们常常用韬略、谋略等词来表示相同的或相近的含义。战略一词对应的英文单词Strategy，其语根出于希腊语，希腊语中有“Stratos”一词，意为军队。从这个词根衍生出“Strategos”，意为将军或领袖，以及“Strategeia”，意思是战役或将道（Generalship）。公元578年，东罗马皇帝莫里斯曾编了一本书，名为《Strategicon》即“用兵之道”之意，总结当时的战争经验教训，用来教育他的高级将领。1770年，法国人梅齐乐在翻译莫里斯的《Strategicon》一书时，根据其书名创造出“Strategy”一词，并于1777年在自己所著的《战争理论》一书中首次使用。这即为英文中“Strategy”一词的起源。英语“Strategy”何时被翻译成汉语“战略”，学术界尚存在着争论。一般认为可能是在19世纪末，日本人首先将英语“Strategy”一词翻译成汉语“战略”，后由中国留日学生传回国内。从此“战略”就成为英语“Strategy”一词的主要含义之一，不过“Strategy”也可以译为策略，如在我国台湾等地区“Strategic Management”常常被译为策略管理。

（二）战略概念的拓展与战略思想的演变

战略概念产生之后其内涵就不断发展演变，总体而言，其内涵演变呈现出不断丰富、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拓展的趋势。

1．战略概念在军事领域的拓展

战略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初期，战略和军事战略是同义词，指为了军事上的胜利而对战术进行的规划。军事战略思想的演变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军事战略思想的萌芽期，这时人们尚未对战略的概念和战术的概念做出区分，战略作为“作战的谋略”、“为将之道”，主要是指当时空间范围较小的军事斗争。在西方战略思想史上，这个阶段比较长，一直延续到18世纪。而在我国则难以考证，因为我国有记录的军事战略思想出现之初就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和政治、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这种思想观念延续几千年，直到今天仍然有重要影响。第二个阶段是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期，战略概念从战斗范畴扩展到战争全局范畴。18世纪末到19世纪，西方出现的近代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战争的物质基础强大，导致军事行动规模不断扩大，同时欧洲大陆发生的拿破仑战争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战略的意义。军事战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出现了全新的变化。海因里希·迪特里希·比洛首先将战略与战术作了区分，认为战术是战略的补充并从属于战略，并第一次对战略进行了界定，“战略是关于在视界与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此后，若米尼和克劳塞维茨分别对战略也作了界定。若米尼指出，“战略是在战场上巧妙指挥大军的艺术。凡涉及整个战争区的问题，均属战略范畴”。克劳塞维茨提出“战略就是把一支军队的最大部分兵力集中到战争或作战地区的最重要点上去的一种艺术”。日本著名战略家小山内宏认为战略就是为了达到战争和军事作战的目的，高瞻远瞩地执行战争计划，大规模运用军事力量的方针和策略。所谓战术，就是“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在战场上指挥军队的计谋”。第三个阶段是“一战”特别是“二战”后至今的现代军事战略时期。军事战略的概念逐渐冲破军事领域开始向政治等领域扩展，军事战略开始和国家战略紧密联系起来。

2．战略概念向政治领域拓展——国家层面的战略：大战略思想

随着对战争认识的深入，人们发现军事因素总是与各种非军事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单纯地从军事角度来考虑战略问题，并不能有效地达成目标。这促使人们开始深入地思考战略问题，最终导致人们对战略许多原有看法的改变。在我国战略思想史上，人们早就注意到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周武王发动伐纣战争主要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并非认为己方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周武王认为纣王政治腐败，人民与统治者已经离心离德，故此有战胜纣王的基础。战国时期著名军事家吴起所著的《吴子》一书中，政治和军事更是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提出要发动对外战争，必须先“内修文德，外治武备”。马基雅维里是西方第一个跳出军事领域思考战略问题的人，他主张深入探索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从而发现普遍原则以解释个别现象。他从制度和利益上研究军队的力量问题，提出只要有利于实现目标，任何手段都是允许的。他的“独立的研究政治的主张”使“政治的理论摆脱了道德”，这一点为战略研究确立了政治基础。著名的战略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是政治性的，“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必须用政治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因此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和军事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大战略”（Grand Strategy）概念的出现。大战略是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1929年出版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中提出的。他首先指出“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而“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他是第一次直接用军事与政治之间的手段和目的关系来界定战略的，并提出了“大战略”概念，对现代战略概念的发展影响巨大。

大战略概念的出现反映出工业革命给战争技术带来的巨大变革。大战略的目标追求国家其他方面的目标的扩展。关于大战略的理论目前主要有三个学派：

一是军事论学派。该派理论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和军事手段的目的是夺取战争的胜利。

二是国家安全论学派。该学派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手段实现国家的目标不仅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该扩展到包括战争胜利在内的国家安全。该派学者实质上将大战略等同于国家安全战略。

三是国家战略论学派。该学派认为大战略的目标不仅应包括实现国家安全，还有其他目标，如国家发展、获取国家竞争优势等。1964年版的美国《美利坚百科全书》认为，大战略“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一般而言，战略概念向大战略概念的拓展，使得人们认识到军事手段是实现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还有政治、经济、精神或心理等方面的手段。并且军事手段不一定是实现战略目标首选的手段。本书同意第三种关于大战略的观点，大战略是指国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他手段来实现国家目标进行的规划等，大战略不仅包括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还包括国家的内部安全政策。其要实现的目标不仅是国家安全，还有国家发展。从大战略的内容看，它主要应当由外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发展战略等多个方面的子战略组成。

3．战略概念向经济管理领域拓展——企业层面的战略：企业战略思想

大战略出现后，战略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切斯特·巴纳德在《经营者的职能》一书中，首次把战略的概念引入经济管理领域，并对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1962年，钱德勒在《战略与结构——美国工业企业史的考证》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企业战略应当适应环境变化，而组织结构又必须随企业战略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此后企业战略研究成为战略理论的一个新热点。企业战略从产生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但是已经出现了众多流派和多种研究范式。按照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分为四大主流学派。

第一个主流学派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战略规划学派。这个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由安德鲁斯、安索夫、安东尼等人奠定。他们对企业战略的概念、战略规划的方法、基本战略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他们所提出的环境、战略与结构的基本范式被称为三安范式。目前，战略管理学术界遵循三安范式的研究一般都归为战略规划学派，战略分析中的著名的SWOT分析工具就是这一学派研究的成果。

第二个主流学派是70年代出现的环境适应学派。三安范式是以未来可预测为前提的，70年代以来的石油危机带来的经济环境的剧烈动荡动摇了企业组织对战略规划的信仰。这导致了以环境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环境适应学派”应运而生，这一学派强调“战略的动态变化”，即最合适的战略制定与决策过程依赖于环境波动的程度。他们认为战略是意外的产物，是企业应对环境变化所采取的应急对策的总结。战略成功的本质在于战略的适应性。

第三个主流学派是80年代的产业组织和竞争战略学派。这个学派以梅森（E．S．Mason）、贝恩、波特（M．Porter）等人为代表，其核心思想是：企业战略必须与其环境相联系，而行业则是企业经营的最直接环境，每个行业的结构又决定了企业竞争的范围，从而决定了企业潜在的利润水平。企业战略的核心是获得竞争优势，而决定竞争优势的因素有两个：一是行业的盈利能力；二是企业在行业中的地位。

第四个主流学派是90年代出现的资源基础理论与核心能力理论学派。以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尔（G．Hamel）为代表，其核心思想是：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方法就是具有比竞争对手更好的学习能力。该理论认为企业的所有资源和能力都有潜力成为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但只有当企业资源和能力是珍贵的、稀有的、难以模仿的和不可替代的时候，这种潜力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当资源和能力能增加企业外部环境中的机会或减少威胁时，这种资源和能力才是有价值的。以资源为基础的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企业战略研究的重心已经从对短期的、外在的竞争优势的追求，转向对持久的、内在的竞争优势的追求；已经由产业和产品的竞争，转向为创造未来而竞争。

近几十年来，战略概念外延不断向其他领域拓展，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概念。战略概念不但不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国家政治外交领域，也不局限于企业领域。战略延伸到学校、政府管理部门、各种组织机构，如教育发展战略、水资源管理战略、城市发展战略、区域一体化战略等各种新词不断出现。

战略概念的拓展主要有三个层面：

（1）突破了组织竞争领域，泛指对组织各种行为的整体性、长远性、基本性谋划的概念，如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某些城市或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某些行业或产业发展战略、某些地区招商引资战略等，就是对这个层面战略含义的具体运用。

（2）突破了对组织某种行为的整体性、长远性、基本性谋划的概念，而是指谋划出来的某个重要结论。如我国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走出去”战略、“城镇化”战略、“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人才”战略以及许多企业提出的这个战略、那个战略，就是对这个层面战略含义的具体运用。

（3）突破了战略概念对组织的依赖性，泛指对任何事物的整体性、基本性的谋划，可以称之为泛战略。比如把战略的概念用来表示对个人人生整体性和基本性的谋划，即人生战略。不过人生战略出现得比较早，只不过人们一直不用战略的眼光去审视它而已，儒家提出的“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观念就是一种人生战略。这样从广义的战略概念出发，我们可以把战略分为四类：军事战略、国家战略、企业战略和泛战略。

军事战略、国家战略、企业战略和泛战略在战略的目标、主体、性质和使用的手段等多个方面存在着不同，它们的区别见表2－1：

表2－1　战略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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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战略的本质与战略管理研究的基本框架

我们说过，概念产生之后其内涵会不断发展演变。总体而言，战略的内涵演变呈现出不断丰富、不断向其他领域渗透和拓展的趋势。由于战略的概念外延不断地扩张，人们对战略本质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在国家战略层面、企业战略和泛战略层面，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定义，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如对于什么是企业战略，一些学者认为：战略是设立企业长远目标、制定经营方针及资源分配等的经营决策。另一些学者认为：战略是对企业长远目标、经营方针、所需资源分配的规划。还有的学者认为：战略是针对产品与市场有效组合，实现经营环境、战略方向、管理组织相协调的策略。对于国家战略的认识有三个流派，而对于泛战略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找不到权威的或者是有较大影响的界定。

不过在全面分析了战略概念的拓展过程和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后，我们可以尝试站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研究战略的本质，并归纳战略研究的基本框架。

1．战略具有三大要素

无论是军事战略、国家战略、企业战略还是泛战略，战略都离不开三个要素，即组织（个人也可以视为一种最简单的组织）、环境、目标。战略来自对这三者之间关系的一种认识和规划。而战略管理就是对这三者关系的一种分析、决策与处理的动态管理过程。

2．战略具有不同的层次

对于组织如何发展壮大、如何获取成功的总体上的规划称为总体战略或发展战略，也即是战略管理理论中的公司层战略。对于组织如何适应环境、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的定位和策略称为竞争战略，也即是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业务层战略。在军事组织中，总体战略指的是军事战争，实际上它直接和国家战略相联系，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其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权组织的长远利益。竞争战略则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获取一场或者若干场相关战役的胜利，这就是早期的军事战略概念的内涵，有时也被称为战术。从广义的战略概念角度来说，战略必然包含战术。战略和战术是相对的，组织高层的战术往往就是其下属基层的战略。在国家组织中总体战略即是大战略。竞争战略则是对外政治、经济的政策。企业组织中总体战略就是公司层战略，竞争战略则是业务层战略。对于泛战略来说，由于其战略主体的多样性，比较复杂，以人生战略为例，对于个人来说，总体战略是一个人对自己一生的规划和定位。竞争战略则是一个人为人处世所采取的方式。

3．战略的内涵是多维的

战略大师明茨伯格为了全面地解析企业战略的内涵，曾特意建立了一个5P模型，他认为战略有计划（Plan）、模式（Pattern）、计谋（Ploy）、定位（Position）、观念（Perspective）五个方面的内涵。我们尝试把5P模型扩展到所有战略概念延伸的领域。

首先，从实践操作的视角来看，战略是计划（Plan），战略应该体现为组织制定的计划、规划或者类似计划的方向指南等，强调组织领导要有意识地进行领导，凡事谋划在先，行事在后。

其次，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看，战略的本质形态是一种观念（Perspective），以及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一种行为模式（Pattern），即一个组织的基本理念和组织长期行动的一致性。强调战略过程的集体意识，要求组织成员共享战略观念，形成一致的行动。

再次，从竞争战略（或业务战略）的层次来看，战略是计谋（Ploy），强调战略是为威胁或击败对手而采取的一种手段，重在达成预期竞争的目的。

最后，从发展战略（或公司战略）的层次来看，战略是定位（Position），即组织在环境中的定位，强调组织要适应外部环境，充分利用环境中的机会来发展自己，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对于战略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对两个基本问题的回答，即“做什么”和“如何做”。“做什么”是对战略内容的研究，即战略要解决什么问题；“如何做”是对战略过程的研究，即具体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3]实际上，“做什么”这个问题背后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凭什么做”；“如何做”这个问题背后还隐含着一个问题即“如何保持”。“凭什么做”包含了组织实现战略目标应当具有特定的资源、能力和运用资源、发挥能力的人群的意义；“如何保持”强调组织应当更有远见，包含了组织应当把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建立一个长盛不衰的组织作为自己的最高战略目标的意思。这四个问题也正是战略管理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对战略内容的研究主要是回答战略第一个基本问题，即“做什么”。在总体战略层面，它要解决如何选择组织发展的路径，组织要具备何种资源和能力才能顺利地沿着路径发展达到目标这样几个问题。在竞争战略层面，它主要解决组织面对外部竞争时如何制定竞争对策的问题。在这个层面战略主要表现为一种定位和策略。对战略过程的研究主要是回答战略第二个基本问题，即“如何做”。在总体战略层面，它主要讨论具体采取什么样的管理行为推动组织成长与培养组织的能力。在这个层面战略是一个管理过程。在竞争战略层面，它主要讨论组织在参与外部竞争过程中，如何把握竞合互动关系，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战胜对手。在这个层面战略是一个博弈过程。对组织战略内容和过程的研究，对组织总体战略和竞争战略的研究都指向组织的战略目标。它们都以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组织的目标为自己的根本宗旨。一般而言，在战略管理过程中，总体战略指导和制约着竞争战略，而竞争战略又影响着总体战略。

第二节　战略管理概念的跨文化拓展

兵家典籍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和战略管理词汇，然而却有相似的行动和成就。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思想，其表述方式和它所表达的思想融为一体，对军事战略决策有着极强的指导意义，这已经为千百年的军事战争历史经验所证明。并且近几十年的东方企业战略管理实践也证明了兵家思想在时空上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完全可以运用到企业管理中去。但兵家思想并非关乎某种组织的管理，与基于现代企业组织的战略管理不同，无法用西方科学中的概念、命题、判断等解释体系去分析，只能从自身的表述语言中去理解和解释。兵家对管理和战略管理的理解与其独特的观念系统及其表达方式是一致的。这个观念系统就是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人们对世界的体验和思维表达方式。兵家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具有非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些重要特征。

第一，兵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难以用语言概念和理论范畴来确指和表现。如形势、虚实、轻重、仁义等。

第二，兵家思想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往往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而是用直觉体悟的方式，并借类比外推、比喻象征的方法，以求得某种合理的诠释。如《六韬》中从商纣因失去人心而失去天下的历史教训中而悟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的观点。《孙膑兵法》使用类比的方法而得出战胜敌人在于士兵、将领和君王之间有效配合的道理，即“矢，卒也。弩，将也。发者，主也。矢，金在前，羽在后，故犀而善走”。

第三，兵家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经常缺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所具有的逻辑关系，代替这种逻辑关系的联结物往往是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关的一些特殊“结构”。

故此，要把握兵家战略管理思想这种不同于现代科学的知识体系，不仅需要科学理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必须遵循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使用直觉体悟的方式，依靠其价值取向在经验的范围内体悟，并把它与理性思考相结合。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很难为西方管理理论界所接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分析一下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对管理的认识，继而建立一种能够为中西方同时接受的跨文化的管理和战略管理概念。

一、不同文化对管理的不同认识

管理活动自古有之，可以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管理。然而，对于什么是管理，迄今为止，人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一方面，不同的人在研究管理时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导致了学者们对“管理”一词下的定义不同。如下面是西方学者们对管理下的比较典型的定义：

玛丽·帕克·福莱特认为，管理是通过其他人来完成工作的艺术。

斯蒂芬·罗宾斯认为，管理这一术语指的是和其他人一起并且通过其他人来切实有效地完成活动的过程。

孔茨和韦里克认为，管理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环境，使人们在群体里高效地完成既定的目标。

帕梅拉·路易斯等人认为，管理应定义为切实有效地支配和协调资源，并努力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

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

法约尔认为，管理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另一方面，人们对管理的理解还受其所处的文化情境的影响。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人们对管理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人对“Management”一词的理解和中国人对“管理”的理解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差别。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管理思想时，既不能完全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管理”的理解进行定义，更不能照搬西方人对“Management”一词的定义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因为在西方管理理论占据当代管理学术话语权的时候，我们完全用中国传统的“管理”概念，会让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同的西方人感到无法理解；而照搬西方人对“Management”的定义，则会破坏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逻辑体系，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失去活的灵魂，变成一堆支离破碎的东西。

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人类的管理实践活动总是围绕着三大主题：效率、效果和做人。即管理追求三个方面的完善：一是效率的提升；二是效果的增强；三是推动人的发展。然而针对这三个方面，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观点往往很不一致，西方人秉承技术经济理性传统，一直以来比较强调管理活动的效率目标。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产生之初，泰勒的科学管理的核心就是要解决效率问题，后来随着战略管理理论的出现，西方人开始重视管理的效果。相对而言，西方管理理论对于做人不太重视，虽然也有很多对人性、人的行为的研究，如行为科学，但是其基本指向仍然是为效率和效果服务，即研究人是为了组织的效率和效果，前者为工具，后者为目的。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的任务基本是围绕着如何推动人的成长、人的发展进行的。所谓修己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谈论的是管理之道，却更是人的发展过程，管理是为了人，管理的效率和效果都是工具，人的发展才是目的。

可见，中西方文化对于管理的认识差别是非常大的，难怪把西方管理理论照搬到中国会出现种种问题，因为中国人潜意识中不认同西方人的观念呀！（可能中国人会觉得西方人说的有道理，并愿意尝试，但实施起来，要么不知不觉修改了西方人的理论，要么就会出现各种在西方企业管理实践中见不到的问题，最终要么抱怨洋人的东西好看不中用，要么怪员工素质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有一种跨文化的管理形式化定义，这个跨文化的管理形式化定义具有非常宽泛的内涵，能够包容中西方人对管理活动的认知，继而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定义来建立一个能够为中西方都接受的广义管理概念。

二、跨文化的管理定义

何似龙先生在《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中提出了建立中国管理理论基础的方法，即选择中国管理活动作为原型，以“管理是什么”为切入点，使用管理谐协创新方法，借鉴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沿着“管理基本形式论→管理概念论→管理模式论→管理任务论→管理实务论”的脉络最终建立管理理论基础。

从管理的基本形式来看，管理是对人的管理，管理离不开人。从管理的概念来看，管理离不开“手段—任务—目的”。概念是一种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有内涵与外延。经典科学要求所使用的概念必须是明晰的，即构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必须是精确无歧义的。然而，面对管理这种复杂的事物，除了人们的认识会带来概念不确定性外，文化差异也同样会带来概念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是无法去除的，因此，为建立本土化管理理论留下了空间。管理概念的形式化定义是不同管理定义所共有的一种结构，它对不同管理定义抽象、概括而得，其中结构一词则指组织管理定义具体内容的各个部分在定义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只要对组织形式化定义的各个部分的极端含义或中介、整合含义赋予具体的内容，就可以得到各种具体的管理定义。

何似龙认为跨文化的管理概念可以这样理解：管理是由一个或多个人（管理主体）对他人（管理客体）施加影响，造就一种包括主客体在内的良好环境，使得身处其内的人们高效地工作以实现预定目标。其主旨为：第一，管理的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高效率地工作去实现预定目标；第二，管理的任务是促使管理客体接受影响，以造就一个良好的环境；第三，管理的手段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所施加的影响。

“影响”一词，可从“主体意图”、“影响施加方式”两个方面进行跨文化开拓。“影响”一词作为管理的从属概念，它能够体现中西文化的差异。把影响定义为A具有某种意图，A通过一定方式，致使B改变行为或行为指向，产生与A意图相符的行为，于是就说A（在其所具有的意图上）对B存在影响，且称A为影响主体，B为影响客体。并约定，意图包括所有与预定的管理目标相符的A的目标、意愿、希望、追求、理想、信念、某项具体工作或活动。它们或是明晰的、定量表述的、可供操作的（西方文化中）；或者是模糊的、定性描述的和难以操作的，甚至仅是一种连影响主体A还不知道如何操作的设想（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上述两种情况的中介、整合。一定方式乃是指影响主体施加影响的行为方式。它们可以是有意识的、理性的、关心工作的、使用科学知识的、仰仗社会“他组织”的（西方文化）；或者是无意识的、超理性的、关心他人的、依靠个人经验的、仰仗社会“自组织”的（中国传统文化）。

何似龙的观点很具启发性，不过他提出的这个形式化定义的结构“手段—任务—目的”并不是特别清晰。在很多情况下任务和目的往往难以区分，任务一般是为了某种目的而提出的；而管理作为一种影响，一般都有产生影响的基本依据和基本观念等问题，如儒家提出“正人先正己”的管理手段，认为统治者先要做好模范带头作用，就能够影响下属，使之产生相似的行为，这里就存在一个依据问题。无疑孔子提出“正人先正己”这种管理手段，乃是基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存在着良性互动这样一个前提假设。而法家则基本不认同这个观点，认为只要搞好法治就行了，在其他方面，管理者不必带头。这种观点间的差异就在于，法家的管理依据中没有孔子那种假设。我们把作为提出管理手段的前提假设、相关依据和基本观念等称为管理基础。

故此，我们认为建立形式化定义的结构可以表述为：基础—手段—目的。按这一结构建立管理的形式化定义，即管理是由管理主体（一个或多个人），根据某种文化观念、理论假设等，对管理客体（其他人以及自身）施加的影响，以使身处其境的人们（包括其他人和自身）接受影响，达到预定的目标。管理主体进行管理活动依据的文化观念、理论假设等，以及其为了使管理客体接受影响而使用的手段，和其预定目标等相关内容都是管理研究的范畴。在这个跨文化的管理概念中，管理的对象不限于组织，也包括管理主体自身，而且管理主体自身的自我管理是一切人员管理、组织管理、竞争管理等的出发点。

三、跨文化的战略管理定义与兵家战略管理

根据管理的形式化定义，我们可以得出战略管理的形式化定义，战略管理是战略管理主体（一个或多个人），根据某种文化观念、理论假设等对其战略管理客体施加的某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影响，使得身处其境的人们接受影响，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基于这样一个认识，那么在战略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一定是某个组织的领导者，管理客体是组织的战略问题，要施加的影响是战略行为，包括战略分析、战略决策与行动，要达到的目标是组织的战略目标。而文化是该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战略不仅是组织的战略还包括个人的战略，因此，战略管理的形式化定义不仅包括组织发展的战略管理、组织外部竞争的战略管理，还包括个人重要的自我管理手段。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管理和战略管理概念的跨文化开拓，本书中凡是提到管理和战略管理，如果没有特别的说明，均指跨文化的管理和战略管理概念，而不是西方某个学者对战略管理的界定。依据我们对管理和战略管理概念的界定，就有了梳理传统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一个明确标准，然后才能建立分析框架，并运用管理特质分析方法，从兵家思想中寻找到其战略管理特质。

而兵家战略管理中的战略管理指的正是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它包含企业战略管理，但不能等同于企业战略管理。西方有部分学者总是倾向于把战略管理看作企业独有的行为，而在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中，战略管理绝非企业组织独有的行为。从战略的视角看，在战略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和战略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战略概念还是战略思想都不局限于企业。从管理的视角看，在管理概念的产生、发展、演变和管理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无论是管理概念还是管理思想也都不局限于企业。战略管理概念虽然产生于企业，但是正在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出现了国家战略管理、非营利性组织战略管理等系列概念。战略管理根据管理的客体不同可以分为企业战略管理、公共部门战略管理、军事战略管理等，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中比较成熟的是企业战略管理。某种程度上，跨文化的战略管理也可以理解为战略性的管理行为。从管理发展的历史看，对战略进行管理的这种战略性的管理行为早就存在。如三国时期，诸葛亮作《隆中对》提出了三分天下的战略目标，其后他根据这个战略目标，制定了联吴抗曹的战略计划，并展开了一系列的战略管理活动，最终部分实现了战略目标，充分表现了其对战略进行管理的能力。《大学》中提出了成为高级管理人才的“三纲八目”的人生战略规划，并提出具体的管理手段，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正是一种对人生进行战略管理的思想。可见，尽管战略管理的概念出现得晚，但对国家战略、军事战略以及个人战略进行管理的战略性的管理行为却早就存在。

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和西方学者所说的战略管理概念关注的核心问题都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和获取问题。战略起源于军事竞争，引入企业也是因为企业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故此，我们认为战略离不开竞争，开展战略管理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寻求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可以是针对对手而言的，追求超越对手；也可以是针对自身而言，即把未来发展目标和自身某个阶段相比较，追求超越自身）。尽管我们不能认为所有寻求竞争优势的行为都是战略管理行为，但是重大的寻求竞争优势的行为必定是一种战略管理行为。根据这个认识，在本书中我们从兵家经典著作中，寻找有关各种组织和个人如何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作为一种战略管理思想。

第三节　基本理论与方法

一、兵家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

对从不同文化环境中获得管理与战略管理研究的养分进行新的探讨，需要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在本书中，我们的理论养分主要来自于成长于西方文化传统下的战略管理理论和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兵家思想。而要把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理论进行结合，必须要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下面我们就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基本原则和具体工具三个方面来探讨兵家战略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兵家战略管理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河海大学张阳教授曾经针对中国管理转型的环境，提出了研究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五大方法论基础，本书也以这五大方法论基础的预设为研究前提。

1．反对“民族文化中心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专制主义

自古以来世界就是多元文明，不同文明的出现离不开各具特色且按自身发展逻辑而铸就人类文明的不同管理思想，因此，我们应当站在平等立场上看待古今中外一切管理知识。这一点在当前我国管理学界的话语权被西方管理思想所掌握的背景下尤其重要，现在国内许多被称为权威的管理学期刊，刊登的大量文章都是来自国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或者是严格遵循国外管理思想、理论以及研究范式所进行的研究成果，而本土化的管理研究则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很少被关注。长此以往，在学术上将造成中国管理学界只能跟随而难以超越西方管理学界的局面，在实践中则有可能造成理论与现实相分离的情况。其实西方的后现代管理理论，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开始提倡建立基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境化管理理论。

2．使用“博采众说，把握多极，允中谐协，知权通变”的管理创新方法论原则

“博采众说”就是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采集、了解和研究古今中外一切管理知识。“把握多极”就是从所采众说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因素、基因（此即“多极”），研究发掘各极可能依赖的文化根基。“允中谐协”就是公平地对待各极、沟通各极、统摄各极，相辅相成、相对互补，以求谐协创新。“知权通变”就是审时度势，根据文化差异和实情，以求通变和付诸实用。成中英把儒、道两家所共有的辩证法称为“和谐化辩证法”，并将此与黑格尔、马克思的“冲突辩证法”及佛学传统中的“超越辩证法”做了比较，三种辩证法显然都存在管理创新功能。“和谐化辩证法”明确包含以下诸观点：“万物之存在皆由‘对偶’而生”；“‘对偶’同时具有相对、相反、互补、互生等性质”；“万物间的差异皆生于（亦皆可解释为）原理上的对偶、力量上的对偶和观点上的对偶”。这些观点为上述“谐协”创新提供了可操作的基础。

3．为客观、真实地发掘出各种管理知识的真谛，特别强调从产生管理知识的本土文化和历史语境中解读该管理知识

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曾经提出应该建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也就是说，不是从普世性的西方立场，而是从中国独特的价值、文化和历史中了解中国，在中国历史的内部逻辑中建立起一个观察点，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多元的解释。根据他的观点，我们特别关注兵家思想的内在逻辑，从兵家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管理学的逻辑出发对兵家思想进行战略管理特质分析，以利于构建本土化的战略管理理论。

4．将社会发展史与思想发展史相结合去发掘和研究各种管理知识

管理活动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对管理进行正式研究的管理学则是一门较新的学科。管理是人们有组织的努力所必不可少的，丹尼尔·雷恩认为：“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也是根据各种文化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变化而演变的。管理思想既是文化环境的一个过程，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由于管理思想具有这些系统的特点，所以必须在文化范围内对它进行研究。”结合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可以完整地挖掘出管理理论和思想，正确把握管理理论和思想的发展方向。本书从兵家思想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出发，全面考察其特征、逻辑和结构，使其不被西方管理思想所肢解。

5．运用“半科学—半经验”方法，发掘和应用各种管理知识

对多数管理方法而言，它们既不是纯科学也不是纯经验的方法。准确地说，这些管理方法大都是一种既具有科学特征又带有经验成分的“半科学—半经验”方法。因此，除不断增长知识和经验以外，管理人员提高处理非程序性管理实务能力的重要途径是，掌握各种具有以下特征的、处理非程序性管理实务的“半科学—半经验”方法：一是能充分使用有关科学知识；二是能有效地挖掘资深者的个人经验；三是方法本身包含克服个人经验片面性的技术和手段。本书将把内容分析方法和哲学诠释方法结合起来融入战略管理特质研究中去，作为战略管理特质分析和战略管理特质群结构建构的辅助手段。内容分析方法重视定量的分析和数据的说明，属于科学的研究方法，哲学诠释方法属于经验性的方法，是纯粹思辨的研究方法。

（二）兵家战略管理研究基本原则

研究传统管理思想存在一个让很多研究者困惑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保证研究能够被西方接受，同时又不会因为为了满足西方学者要求，而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打乱，使得传统管理思想失去活的灵魂，沦为西方管理理论的注解。

为此，本书提出一个解决原则，即追求传统管理思想的国际化。具体而言，要做到三点：第一，使用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如本书研究兵家战略管理，则分析讨论兵家管理思想应该使用的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理论框架，关注西方战略管理研究者关注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为主流的战略管理研究者所接受。第二，使用中国传统管理的逻辑与思维方式，如本书将在西方战略管理理论框架中，遵循传统兵家的逻辑和思维方式来展开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分析。第三，明确跨文化的管理和战略管理概念。要同时做到第一点和第二点，最大的困难是兵家思想和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使用了不同的概念来描述相似但又存在不少重大差别的实践问题。要实现二者的沟通，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桥梁，那就是对跨文化的概念重新界定。

（三）兵家战略管理研究具体工具——特质分析方法

尽管从传统管理思想中获取营养成分，以帮助现代管理实践的顺利进行是人们一直在进行的事情。但是如何把传统管理知识纳入现代管理知识体系的研究却远未到达成熟阶段，目前只有东方管理学派创立的管理特质分析方法可以作为借鉴。

管理特质分析方法是在管理文化转型之中寻找蕴涵在各种管理文化之中的管理特质以进行进一步创新的方法，它非常适合开拓某一管理原型所蕴涵的管理知识体系，无论是对西方的管理理论还是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都可以获得结构化的管理知识体系。管理特质分析依据结构主义方法进行管理文化要素及其结构的开拓，通过管理知识结构的建立获得可以表述某一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质结构。管理特质分析法主要依据管理文献或相关文献进行，是比较和分析中西管理思想、进行管理谐协创新研究的重要方法。本书将运用管理特质分析方法对兵家战略管理思想进行分析。

根据东方管理学派学者的认识，管理特质概念被界定为组成某种管理思想的最小单位，它具有下述几个特征：①管理特质是构成管理思想的独立且含有一定管理学意义的单位，而且是最小、不能再分的单位。所谓“最小、不能再分”是指如若将构成特质的单位再细分，原有特质就不再存在了。②所谓具有一定管理意义是指管理特质均具实践性，可供管理人员指导其管理工作。③管理思想是其特质的复合体。④管理特质及管理特质结构（即构成管理思想的管理特质所具有的结构）决定着一种管理思想的新颖内容及独特形式，不同管理思想依靠其组成特质与特质结构来识别和区分。

本书关注的是兵家思想中的具有战略管理理论意义的思想，即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在兵家极盛的先秦时期，诸侯国处在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中，兵家针对如何治国、治军，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继而发动对外战争，获取国家竞争优势和军事竞争优势，实现统一天下或者王霸伟业这一重大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思考，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管理理论意义的思想。这些思想和现代战略管理理论具有很多相通之处，周三多在编写《战略管理思想史》一书时就专门探讨了《孙子兵法》的战略管理思想。刘长林在其著作《中国系统思维》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我们认为兵家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秦时期诸子争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被几千年实践经验证明具有很强实用价值的战略管理思想体系。可以运用管理特质分析方法，对兵家思想中具有战略管理理论意义的单位进行辨识，寻找这些单位（特质）之间的关系，继而找出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体系，为建立兵家战略管理理论提供依据。

管理特质分析方法主要由下列一组操作所组成的过程或方法构成：

第一，仔细阅读与理解需研究的管理思想，把握该管理思想的真实含义。

第二，尽可能地细分该管理思想，以获得包含在该管理思想内的、各种具有管理学意义的单位。

第三，用管理特质概念进行检验以确定各种管理特质。

第四，用KJ法或其他逻辑归类方法合并不同特质，以得到新特质或特质群。

KJ法是日本川喜二郎提出的。“KJ”二字取的是川喜（KAWAJI）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KJ法是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用一定的方式来整理思路、抓住思想实质、找出解决问题新途径的方法。KJ法不同于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强调一切用数据说话，而KJ法则主要用事实说话，靠“灵感”发现新思想、解决新问题，认为许多新思想、新理论，往往是灵机一动、突然发现的。KJ法适合未知或未经验过的领域中的那些尚处于模糊、朦胧、混乱状态问题的分析，通过搜集其事实、意见及设想等方面的语言文字资料，并充分使用语言的“亲和性”对这些资料进行有机的组合与归纳，以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设想、意见和方案。这种组合与归纳不是直接使用连接词将若干资料“连接”在一起，而是借助各种资料的含义本身所包含的这种“可连接性”，在更高层次上的抽象与概括。按KJ法原意，它要求主要使用大脑右半球的功能，要求人们直觉地利用过去已有的知识、经验，借瞬时感知能力去发掘客观存在于各种语言文字资料间的相互联系，借“亲和性”进行资料间的有机组合与归并，以求问题的解决。KJ法的工作重点：其一是功能含义的发掘；其二是功能含义的组合与归并。其核心工作是：由特质分解（直觉的，瞬时的，超理性的）→组合和归并（逻辑的，理性的）。

第五，寻找各特质、特质群之间所存在的整合结构，以获得该管理思想依靠不同特质、特质群所组成的复合体表征。

下面以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中译本）为例，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具有哪些特质呢？通过阅读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归纳：

科学管理的实质——工人与雇主应通过一场“完全的思想革命”，而做到：

T1寻求共同富裕——相信劳资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可以实现共同富裕。

T2合作增加盈余——用和平代替斗争，劳资双方合作努力增加盈余。

T3遵循经济理性——以最小的综合支出完成企业的工作，或每个人、每台机器制造出最大量的产品。

T4树立科学态度——对企业的一切事情，用科学研究和科学知识代替旧式的个人判断和个人意见。

由此可见，在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中“科学管理的实质”是一种特质，它可以独立存在并为管理人员提供指导，而且正因为这一特质的确立，遂奠定了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与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若把特质T再细分为｛T1，T2，T3，T4｝，就得到了一群新的特质——特质群，它们中每一个都不是代表T的新特质；反之，特质群｛Ti｝（i＝1，2，3，4）又借助“目的——手段”链整合成特质T。

我们已经介绍了管理特质分析方法的一般操作步骤，但是其中某些步骤仍然是非常模糊的，个人经验性色彩较浓厚，而科学性不足。如“尽可能地细分该管理思想，以获得包含在该管理思想内的、具有管理学意义的单位”。具体如何细分，细分的方法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如果只是通过个人思辨，那么无疑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为了使得研究更具有规范性和科学性，本书将引入哲学诠释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对管理特质分析方法进行改进。每一步的改进大体上是这样的：

第一步，仔细阅读与理解需研究的管理思想。在阅读过程中，我们综合其他学者和古人对兵家思想的诠释成果，运用哲学诠释法从多个层面来把握兵家思想的真实内涵。同时为了保证能够比较完整而全面地获取兵家思想的管理特质，我们辅之以内容分析方法和头脑风暴法等方法，利用计算机和其他研究者的观念来保证能够尽可能获取比较完整和客观的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方法，尽可能全面地找出可能反映兵家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的主题词，根据主题词的指示，仔细阅读相关文字段落，进行不同段落相同主题词的对比，从而把握兵家思想战略管理特质。

第二步，尽可能地细分该思想，以获得包含在该思想内的、各种具有战略管理理论意义的单位。本书在个人思辨的基础上，引入头脑风暴法、访谈并结合内容分析方法来细分兵家思想。

第三步，用战略管理特质概念进行检验以确定各种战略管理特质。

第四步，用KJ法或其他逻辑归类方法，合并不同特质，以得到新特质或特质群。

第五步，寻找各特质、特质群之间所存在的整合结构，以获得该管理思想依靠不同特质、特质群所组成的复合体表征。本书将寻找兵家各部典籍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形成兵家管理思想的总体结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本书将在完成对每一部典籍管理思想进行特质分析之后，利用内容分析方法和哲学诠释方法，注重把握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分析兵家具有共性的内容，最终完成这项工作。

管理特质分析方法还不是一个特别成熟的方法，正处于不断的发展中，很多具体的步骤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进行改善。为了使得对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研究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我们还需要引入哲学诠释方法和内容分析方法来辅助管理特质分析，作为管理特质分析的辅助分析方法。

相关知识

诠释方法

研究兵家思想的战略管理特质离不开对兵家思想的诠释。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传统思想，一直采用的是哲学诠释的研究方法。虽然作为理解和说明艺术的现代诠释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尚未确立，但是中国古代有经久不衰的注释学以及“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诠释传统，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而在西方哲学中诠释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狄尔泰对历史的诠释，把人在历史性方面的自我理解作为诠释的特征，以求得历史与自我的同一；海德格尔针对实存的本体论诠释，提出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的一一理解，以回答实存的意义；加达默尔针对文本的诠释，提出诠释是一种“生产性”的努力，以达到“现在”和历史的“视界融合”。

研究兵家思想的战略管理特质，首先需要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兵家思想的深刻内涵。这就涉及如何对兵家思想进行诠释的问题。兵家典籍微言大义，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特别是诸如“形势”、“虚实”、“奇正”、“轻重”等概念具有概念的模糊性、内涵的丰富性，要充分理解这些具有辩证性的对偶范畴的本质思想，就必须对其进行哲学诠释；研究中我们将结合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从具体、义理、真实三个层次上运用句法、语义、关联性、历史性、统一性等手段诠释兵家典籍中的一些重要思想、概念和哲学范畴，以达到正确把握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的目的。这三个层次的哲学诠释含义如下：

第一层次，具体的诠释。一般具有固定的结构形式，亦即按照其思想逻辑范畴的资料、文本，作原原本本的实事求是的诠释，力求如实地揭示范畴的固有含义。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训诂注疏之学，便是企图原原本本地去了解原来思想家的原原本本的思想，虽说没有对每个思想的诠释都做到原原本本，但某些方面是做到了。在具体诠释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有着历史的关系，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过程在历史中达到主客体的融合。

然后在研究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过程中，只有具体的诠释是不够的，因为对某个思想范畴的诠释，受某种条件的限制，常常未必准确。或囿于认识者已有的观点、角度、侧面，或由于古代哲学家自身思想的矛盾及内涵的混沌性（模糊性）、多层次性、游移性等，以及认知主体的素质和认知客体的显露，都有一个过程或有一定的偏差。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便需要有深一层次的分析。

第二层次，义理的诠释。一般具有横断面的结构形式，它是指把哲学范畴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从一定历史时期的整个思潮中，从整体思想的网状联系中，从时代的精神和多向结构中，揭示范畴的内涵。这就是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理论思维的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出现了显现该时代面貌的思潮。在这些思潮内部或外部的彼此论争中，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或各个层次，说明每个范畴的时代含义。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提出某种哲学理论时，未必就意识到这种哲学理论的价值，往往通过争论，同一意见者的发挥和不同意见者多层面的批评，使得范畴所包含的规定性更加明确和确定。而且各范畴在整个时代思潮和思想逻辑结构系统中的作用和地位亦更加明显，这样，便可以把握范畴深层内涵。同时，通过对同时代的各种不同思想家的对比研究，亦有助于把握范畴深层结构。

但是一个思想家、哲学家由于时代的局限，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建立的哲学思想的时代含义或种种丰富的哲理蕴涵，而时人出于种种原因，或褒贬不一，或给予歪曲，以致使其本来面目受到损害，这都是可能的。一个思想的理论价值被发现，固然是由于时代的需要，但也往往须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便需有再深一层的诠释。

第三层次，真实的诠释。一般具有纵断面或横断面与纵断面相结合的结构形式，乃是较之义理的诠释更深一层的诠释。随着历史的发展，材料、文本的积累，能更全面、更清晰地呈现范畴的本质含义。历史的实践亦可清除掉避讳、隐私等障蔽。范畴的本质含义和历史意义，通过这一过程显现出来，这里既有对范畴固有资料、文本的重新审查梳理，亦有对范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含义的重新发掘，使客观的诠释和义理的诠释相融合。这是横断面和纵断面相结合的总体思考。

具体的诠释、义理的诠释和真实的诠释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的，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诠释体系。如果说具体的诠释注重原原本本的诠释的话，那么，义理的诠释则是范畴所蕴藏的种种哲理的发掘，真实的诠释是梳理出范畴本应理出而未理出的蕴涵。三者相互结合，就有可能分析出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结构，从而为沟通不同兵家典籍思想找到依据，为进一步建构兵家战略管理理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研究预设与分析框架

分析框架涉及几个重要方面，即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有哪几个方面的内容，各个内容之间的关系如何，从哪几个角度进行分析等。只有确立了分析框架，管理特质研究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分析框架的建构关系到对中国传统管理哲学逻辑的理解和对兵家思想的总体把握，由于目前这方面尚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科学精确的方法来建立分析框架，更多的只能靠作者的功底和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思辨分析。我们把兵家思想界定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先秦时期诸子争鸣过程中发展出来的被几千年实践经验证明具有很强实用价值的管理思想体系，并且认为兵家思想关注的焦点是如何获取国家和军事竞争优势的问题，内涵丰富，其管理思想主要体现为一种战略管理思想。

一般认为，兵家思想作为一个诸子学派，其思想涉及了“治身”、“治国”、“治军”和“治敌”等诸多方面；而“管理”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治”，“治就是管理”。^[4]“治身”思想即自我管理思想，包括君主和将帅的自我管理思想，管理主体的自我管理思想是管理国家、管理军队以及管理竞争的基础，只有管理好了自己才有资格、有可能管理好国家、军队以及竞争；而“治国”即是国家管理，“治军”即是军队管理，“治敌”即是竞争管理；“治身”、“治国”、“治军”和“治敌”这四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了一个广义的管理思想体系。根据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战略管理思想体系。在这个战略管理思想体系中，君主和将帅的自我管理是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和竞争战略管理的基础；而国家管理和军队管理是竞争战略管理的基础。国家管理和军队管理是为了获得发展和获取竞争实力，是进行竞争的实力基础。国家管理和军队管理有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有时候我们会把国家管理和军队管理思想放在一起，统称为经国治军思想。但是二者也有比较重要的差别，正如《司马法》中所说：“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队组织乃是直接为应对强烈的外部竞争而设立的组织，其基本使命是保卫国家、战胜对手。国家组织则是维护社会的一定秩序和社会正常运作而形成的组织，其基本使命是保证正常的社会秩序。因此二者的管理特点也存在着重大的不同。而当代的企业管理更多地处于二者之间。经国治军思想，重视组织的发展，相当于企业总体层次上的战略管理；而治敌思想主要是为了战胜敌人，获取竞争优势，相当于企业经营战略层次上的战略管理。

根据上述观点，同时根据对兵家典籍的思辨研究和相关理论文献的分析，我们引入如下预设：

第一，兵家思想作为一种管理思想，从管理对象的角度看，大体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君主或将帅的自我管理思想、国家管理思想、军队管理思想和竞争战略管理思想。

第二，君主或将帅的自我管理思想、国家管理思想、军队管理思想和竞争战略管理思想这四个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特定的结构关系，形成了一个广义的战略管理思想体系。

第三，在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体系中，自我管理是战略管理的基础，经国治军管理思想，相当于企业总体层次上的战略管理；而竞争战略管理思想，相当于企业经营战略层次上的战略管理。在下面章节中，我们将按照这样的顺序结构论述兵家战略管理思想。

目前，研究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并没有统一的分析框架，学者们常常使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何似龙、施祖留等人在分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即治国之道时主要运用了治国目标、治国手段、治国基础等词汇；而张阳、周海炜等人在分析《孙子兵法》战略管理特质时主要使用了战略决策、战略资源、战略谋略等词汇。

本书综合他们的方法，在分析兵家战略管理基础时，即分析兵家自我管理、经国治军管理思想时，主要采用“目标—手段—基础”模式对兵家战略管理特质进行分析。“基础”主要指依据，也包括基本观念、基本观点、人性论等。由于五部兵家典籍中各部典籍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有时使用“目标—手段—基础”模式会显得力不从心，如《孙子兵法》侧重治敌思想，治身和治国思想几乎可以忽略。而《司马法》更加关注治国治军思想，特别是战前的军事准备。因此，在分析每一部典籍时，如果某一方面的内容谈得比较少，我们仅简单地把其战略管理特质一条条地列出来或者用最简单的“目标—手段”模式来分析其战略管理特质。但是如果某一方面内容是该兵书关注的焦点，论述比较充分，有时候仅仅用“目标—手段—基础”进行分析可能还不够，为此，本书引入“境界”这个词汇。在本书中“境界”主要指管理者所希望达到的管理目标所具有的特征。“境界”这个词主要来自中国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它特别关注人道，关注人如何通过实践人道功夫而走向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传统哲学典籍中大量的是对某种人生境界或者治国境界的描述，然后是如何实现这种境界的功夫的论述。中国哲学界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大都主张用“境界—功夫”这对词汇来描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胡伟希教授认为中国哲学有四大内容，即天人论、品格论、功夫论和境界论。因此，本书认为“境界”这个词汇反映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一个基本特点，引入“境界”这个词汇来补充“目标—手段—基础”模式，就可以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描述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结构框架。

对于兵家竞争战略管理思想分析，为了能够更好地与现代战略管理理论衔接，我们则从战略分析、战略决策、战略行动、战略目标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因此在兵家思想中，战略分析、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非顺序割裂的各个部分，实际上它们属于竞争手段。战略目标乃是竞争目标，治身与经国治军思想则构成了竞争基础，将帅治身之道构成了谋略治敌的基础，经国治军之道构成了实力治敌的基础。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和治国、治军完全一样的分析框架。所以，治敌思想这部分内容所用的分析框架虽然在形式上和分析治身、治国、治军思想的框架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目标—手段—基础”这样一个框架。在对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将从战略管理基础、战略管理手段、战略管理目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战略管理基础主要分为自我管理之道、治军之道和治国之道；战略管理手段部分主要分为战略分析与决策、战略行动；战略管理目的比较简单，我们把它分散到战略管理基础和战略管理手段中进行论述。

根据上述预设，本书对于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特质研究的分析框架见图2－1（图中用虚线框表示的为分析的维度，每一部典籍在分析过程中不一定各个维度都会出现，而是根据每部典籍的具体情况灵活选择这些维度中的一个或某几个，实线框中为分析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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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分析框架

本章提要

进行传统思想与当代管理的融合研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要解决概念的差异性问题。尽管管理行为是任何民族和任何文化传统都离不开的基本人类实践活动，但是人们对“管理”一词的理解却并不相同。同样“战略管理”一词在中西方文化中也具有不同的内涵。忽视这种内涵的差异，就不能真正把传统思想与当代管理理论整合。而明确不同文化下概念内涵的差异主要是为了超越内涵的差异性，只有超越不同文化下概念的差异性，才有可能找到中西方管理思想沟通的桥梁，而概念的跨文化拓展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概念的跨文化拓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它却是沟通中西方管理思想所不可逾越的问题。

本章主要对基本概念进行分析和拓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兵家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兵家的概念不存在跨文化问题，关键是管理和战略管理的概念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文化差异。首先我们对战略、管理和战略管理三个基本概念演化发展的历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同时分析它们在中西方文化下的内涵差异，然后重点针对战略管理进行了跨文化拓展。接着，我们提出了研究兵家战略管理的理论共识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管理特质分析方法。最后，我们依据跨文化的战略管理概念建立了一个研究兵家战略管理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主要由“目标—手段—基础”结构组成，我们将运用这个框架和改进过的管理特质分析方法，沿着“治身”—“经国治军”—“治敌”的逻辑思路分析兵家战略管理。

复习和讨论

1．什么是概念的跨文化拓展？

2．中西方文化传统中战略和管理概念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3．什么是管理特质分析方法？其主要应用于何种研究？

相关知识　比较管理视角的中西方管理理论基本框架比较

（一）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西方管理理论的历史发展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哲学，根植于中国古代管理实践，包含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商业管理、军事管理、国家管理等诸多内容，不过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体系中占主体地位的还是国家管理思想，其他的管理思想要么是为国家管理服务，要么就是国家管理思想的延伸。^[5]因此，可以依据中国传统国家管理思想演进的脉络，推导出整个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演进过程，一般而言，这个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萌芽阶段：夏商周三代时期，奠定中国传统哲学基础的巨著《易经》出现了，与此同时，人们在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实践中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管理思想。周公是这个阶段管理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巧妙地把“礼”从巫祀仪式中独立出来，使之成为治国的关键因素，形成了一套完整和系统的国家管理思想，即“周礼”。周公的思想后来被孔子继承，形成了影响整个东方社会几千年发展的儒家学说。^[6]

第二，发展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涌现了诸如孔子、老子、孟子、荀子、管子、韩非子等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纷纷为解决当时的现实问题而提出自己的治国策略。这些重要的管理思想吸引了当时一大批追随者，最终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主要思想学派，这个时期可谓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三，逐渐成熟阶段：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策略结束了百家争鸣，加速了各派学说的融合过程。除了儒家思想之外，其他的学派要么融入儒家思想，要么被边缘化，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治国思想为主体，以道家、法家的治国思想为两翼的具有复合结构的中国传统治国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延续了两千多年，为我国乃至整个东方封建社会的国家管理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四，面临挑战阶段：在近代，东方社会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冲击，人们开始反思传统管理思想的缺失，出现了某些中西管理思想融合发展的倾向。人们先后提出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重要观点，但是也先后出现了否定传统管理思想的各种思潮。传统管理思想在东方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话语权，对社会的影响日益由显性转变为隐性。在这个阶段，中国传统管理思想面临着西方管理理论的巨大挑战。

第五，再发展阶段：近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割裂传统与现代联系，现代中国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不可能建立在没有传统的基础之上。当代中国管理理论界和实践界的人们对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管理理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出现了一批杰出学术团队和一系列有影响的理论。古老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融合当代中国管理实践和西方管理思想的基础之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相比之下，西方管理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是西方基督教哲学，根植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至于自我管理、家庭管理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常见的内容，基本被排除在西方管理理论之外。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与演进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7]

第一，古典管理阶段：这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期，以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的管理职能理论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为代表。这个阶段的管理理论的特点是注重管理的科学性、精确性、法理性和纪律性，把管理的对象看作是被动的受支配者和经济理性人，是机器的附属物，而较少注意人的全面特性及其对管理的影响。这个阶段的管理理论以三大假设为理论基础。假设一：组织是理性实体；假设二：组织中的人是经济人；假设三：组织设计是一门科学，存在最优和普遍性。西方管理学以后的各个学派，大体上可以视为从不同的角度挑战古典管理理论的三大假设为理论出发点。^[8]

第二，行为科学阶段：在这个阶段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古典管理理论的假设一和假设二，认为组织是复杂的社会实体，不能被严格地规制，无法达到完全的理性。同时人有多种需求，经济人假设过于片面。这个阶段西方管理理论关注对管理过程中人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以求全面、完整地把握人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管理的目的。

第三，现代管理理论阶段：这个阶段出现大量的管理学派，如系统管理学派、管理职能学派、经验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等，使得西方管理理论走向管理丛林时期，各种不同的管理思想争鸣。这一方面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人感到西方管理理论还处在前范式阶段，各种学派的思想常有冲突，让人莫衷一是。

第四，后现代管理理论阶段：在这个阶段，西方人受到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西方管理理论界出现了一股反思西方传统管理的思潮。一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认为以往的任何一种人性假设都不足以描述现实中的人，人应当是不同文化情境中的具有主体地位的人。后现代管理理论彻底否定古典管理理论的三大假设，认为不存在理性的组织和最优的组织设计，因此，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的有效性和文化环境以及具体的情境相关。

后现代管理理论指出任何管理都是一定文化情境下的管理，具有和西方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应当建立自己的管理理论。因此，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要搞好组织的管理不能依赖引进和修改西方的管理理论，只能靠发掘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建立和西方管理理论具有平等地位的中国管理理论。

（二）中国传统管理的思维模式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它不但是中国哲学和儒家的基本概念，而且是一切其他的思想体系，不论是属于大传统还是小传统，如道家、中国化的佛家、法家、阴阳家、兵家、农家、医家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总之，“天人合一”思想作为古人对世界的基本体验，贯彻于几乎所有的中国思想体系中，这已经成为中国哲学界的共识。“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人类行为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在佛家看来，天和人本来都是唯识所显现，本来就是一体，一旦觉悟就会发现自他之间不隔毫端。在道家看来，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才是人生应当追求的。

无疑，作为中国思想体系一部分的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也应具有“天人合一”的特点，不然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存在。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同西方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完全不同。中国人日常管理活动中的种种形式都或多或少与这种思维模式有关，“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中西方管理理论在管理主客体关系上的认识差异。在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中管理主客体关系是非二元对立的，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是一种互相依赖的互动关系。儒家主张的“正人先正己”、“修己以安人”都是这种关系的体现。自我管理是中国传统管理者行动的前提，缺少自我管理的管理行为是难以成功的。所以中国人的管理行为模式呈现出一种模糊的特点，总是根据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具体情况而变化。再如在个人形成组织这一问题上，西方文化中的预设前提是“对立”的，组织的形成需要解决个人与集体的对立，结果是形成契约规范，规范化的特征是形成一种清晰的边界，这样就形成了西方人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特点。而这样的预设，在中国人心中显然并不存在。

此外，中国人通常所说的“管理”一词，实际包括了对国家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和对个人自我的管理。而西方管理学者把这三方面的内容区分为行政管理（Public Administration）、企业管理（Business Management）和成功学，他们受到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讲究细化、细分，往往只关注一个很小的研究领域，尽管也提倡学科之间的交叉，但很少有大范围的融合。中国古代管理者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个人自我管理、家庭管理、国家管理等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系统，存在着由修身、齐家，继而治国、平天下这样一个递进的逻辑进路。无论是什么方面的管理，原理都是可以通用的。事实上，几十年来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也证明传统的政治、军事、自我乃至家庭管理等思想都可以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并且在一定的情况下，对企业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可见，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在时空上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拓展性。

（三）中国传统管理理论范式探讨

目前，学术界基本认同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不仅存在而且具有深刻的内涵。基于这个共识我们进一步认为，中国五千年的管理实践活动，不仅产生了丰富的管理思想，而且产生了完整的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体系。只不过这个理论体系是以隐藏的形式存在的，它和西方管理理论体系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以至于习惯了西方理论描述语言的人们很难发现它。因为一方面，我们不能想象两千多年来维系中国封建国家管理的仅仅是不成体系、零散的思想；另一方面，面临现代企业管理实践的要求，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也不能总是以零散思想的形态出现，必须要有完善的理论形态才能给予企业管理实践更多的指导。那么如何才能把隐藏形态的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发掘出来呢？

一个理论成熟的标志是有一个统一的范式，如果中国传统管理理论成熟的话，应当具有一个独立的理论范式，而且我们希望这个范式能够尽量以西方人能够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根据目前对管理理论范式研究最深入的国内学者罗珉的观点，从管理追求的目标来看，西方管理理论有两大主流范式，追求效率的科学主义范式和追求人性化的人本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以新康德主义、现象学、诠释学等哲学思潮为基础，强调管理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认为组织及其管理现象本质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或客体化，是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因此，认识组织及其管理不能用反映的方式，更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能是理解、感受、分析、解释。科学主义范式把管理看成理性的事业，人只能被动地反映组织及其管理过程，管理学的发展和人无关；而人本主义范式则把管理看成完全由人建构起来的事业，管理不完全是由理性、规则支配的活动。罗珉认为科学主义范式的问题在于过于绝对，而人本主义范式的问题在于过于相对。

其实，我们只要认真观察现实的管理实践，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存在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的对立。也就是说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只是理论上的，实践中任何企业家都不会绝对采用科学主义范式或者绝对采用人本主义范式，他们都是既强调科学理性，又重视对人的行为和思想的管理。即使是科学主义的鼻祖泰罗也强调了人的观念的重要性，而人本主义的拥护者，也从未否定理性和规则的作用。

然而，在分析比较中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时，我们却发现虽然不存在科学主义范式和人本主义范式的对立，却存在着另外一种形式的对立，即“人本—科学”主义范式和“科学—人本”主义范式的对立。这种对立必须借助中国传统的体用说法才好理解。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更多地倾向于以科学主义为体，以人本主义为用，我们把它记为“人本—科学”主义范式；科学主义是和西方传统文化内在结合在一起的，是西方人思维方式的特征之一，因此西方人的人本主义是带有浓厚科学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表现为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等抽象的内容，并且试图精确定义这些抽象概念的内涵。而中国传统管理则更多地倾向于以人本主义为体，以科学主义为用，我们把它记为“科学—人本”主义范式。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体现了对人的关注，而对离开人类社会的抽象东西不太感兴趣。故此，在中国传统的影响下，中国的科学主义也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表现出强烈的实用性。中国传统管理实践中的管理目标基本上都以对人自身的追求为指归，如群体的和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思想境界的提升、管理主体的理想完成，等等。至于管理制度、管理流程等其他相关内容都是手段，不具有任何权威性，随时可以变更。因为人本主义是体，所以在中国传统管理实践中为了和谐、为了培养人和实现管理主体的理想等目标，牺牲组织效率是可以理解的。而相反在西方管理中，和谐、培养人都是手段，达到组织效率才是目的，任何牺牲组织效率的行为都被视为错误或者失败的管理。

（四）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中的基本假设

纵观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管理理论的所有发展都建立在三大基本假设之上，即人性的假设、理性的假设和组织的假设。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只有关于人性的假设常常受到质疑，从最初的X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到社会人假设、自我实现的人假设、文化人假设等，每一次挑战都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人甚至认为整个西方管理理论就是建立在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而对另外两个基本假设却视而不见，认为乃是天经地义的东西。其实后面两个假设的真实性同样存在问题。只是它们和西方文化深层次的内容密切关联，很容易为西方学者所忽视。从比较管理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中这三个假设并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个假设。

1．实用理性假设

西方管理理论认为组织应当是理性实体，组织管理是一种理性行为，组织设计是一门科学。这个假设最初来自于经济学，一开始提出的是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是具有完全理性的，人们可以且也应该努力设计出最优的组织。单个人因为具有七情六欲，会做出不理性的行为，而经过理性设计的最优的组织则可以达到完全理性，克服单个人的缺点。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发现现实中的人不可能做到完全理性，于是有限理性假设成为了人们公认的东西。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这点毋庸置疑，但是有限理性在不同文化下的表现形式差别很大。西方人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有限理性更多地秉承了西方启蒙运动时出现的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精神，其核心是对效率的追求，主张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地达至目的，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工具理性是启蒙精神、科学技术和理性自身演变和发展的结果，为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因为启蒙理性的发展高扬了工具理性，以至于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从而使得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霸权地位，在西方管理学术界和实践界至今都不可动摇。目前，管理理论界几乎所有的研究都讲究定量，讲究研究范式的科学性，哪怕得出来的结果毫无实用价值也有可能会被认为是优秀的研究成果。而西方管理实践界也是在不断追求规范化的和定量的管理模式。

而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则秉承了实用理性传统，不重视抽象的思辨论证、严密的逻辑推理、系统的理论建构等。相反，它特别强调理论必须具有实践的和实用的品格，注重吸取历史经验以服务于社会生活的现实利益。正因为如此，流传千古的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知识体系，许多内容难以用语言概念和理论范畴来确指和表现，如道、仁、义、虚、实、形、势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许多重要命题往往都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而是用直觉体悟的方式，并借类比外推、比喻象征的方法，以求得某种合理的诠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经常缺少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中所具有的逻辑关系，代替这种逻辑关系的联结物往往是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关的一些特殊“结构”。总之，从西方管理理论所要求的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视角看，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根本不能和西方管理理论相提并论，只不过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缺乏科学和逻辑的个人感悟而已。因此，要把握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挖掘其内在价值，就不能完全依靠西方那种科学理性的思考，更重要的是必须遵循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使用直觉体悟的方式，依靠其价值取向在经验的范围内体悟，并把它与理性思考相结合。^[9]^[10]

2．组织非真实存在假设

西方管理理论认为组织是真实的存在，管理乃是关于组织的，没有组织就没有管理。这个看似合理的东西，其实完全是一个假设。不少学者都质疑其真实性，如著名管理大师西蒙（Simon，1964）^[11]就反对将组织的概念具体化，反对将它作为互动的个人组成的系统之上的某种东西进行研究。支持组织是真实的观点的学者往往认为如果组织对个人拥有权力，它就是真实的。卡恩等（Kahn，etc．，1964）提出组织成员希望就职者做些什么、同谁一起做、为谁做，取决于组织自身的各种特性。尽管有人在提出希望、进行奖励，但组织的结构特征足够稳定，所以可以认为对设定职位的就职者的希望和奖励与特定的个人无关。^[12]卡恩等人无疑希望找出关于组织是真实的这一命题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他们的论述也同样可以作为反对组织是真实的命题的证据，因为他们的论述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只要组织结构特征足够稳定，那么组织就是一种真实存在，当组织处于变革中时，组织则可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现代企业处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竞争性的环境中，变革管理和战略管理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可以推断组织并非真实的存在这样一个假设可能更适合当代企业。

事实上，在中国古人心中只有家、国、天下的概念，组织的概念并不存在，家国虽然有差异，但是国家的秩序也是由家庭伦理关系衍生出来的，和组织概念密切相关的契约、制度、结构之类的因素则很少被考虑。即使是当代，在许多中国管理者眼中“组织”也大都可以被拆解为单个的个人与人际关系网络。他们考虑如何解决组织中的问题，往往不会从组织的目标、使命、制度、结构等方面来思考，而是习惯从人际关系网络来寻找解决的方法。可见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并不接受西方管理理论中组织是真实存在的基本假设。在中国传统管理中，组织并非真实存在，组织只是个人与人际关系网络的一种表象而已。

3．好德归利的人性假设

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对人性的看法似乎存在非常大的分歧，如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而韩非子则认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各家各派的争论很多。但有一个观点却是中国古代先哲都赞同的，那就是“人性应善”。“善”是符合天道的，人做出各种行为追求“善”的过程，就是追求“天人合一”的过程。孔子关注的“仁”、孟子提倡的“义”和荀子反复强调的“礼”都是为了引导人向善的工具。可见，传统管理中的人性论和西方管理理论最大的差异是其更为关注伦理层面的人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管理对人性的其他层面缺乏认识，具有积极出世精神的黄老道家对人性提出了非常精辟的人性“好德归利”的观点。“好德归利”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人有道德意识，人有利益诉求，人既愿意做出道德行为，同时又趋向于做出自利行为；二是，发展人性的道德，将会给人带来最长远最根本的利益。“好德”与“归利”二者从长远看是完全统一的，追求二者的统一就是完成“天人合一”的历程。而从短期看，二者是存在矛盾的。为了解决这种矛盾，道德教化、制度建设以及谋略的运用等都是重要的管理手段。

“人性应善，好德归利”的人性论结合“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还使得中国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依德行、智慧的程度而与天合。德行、智慧越高与天相合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德行高、智慧高的人是当然的管理者，而德行低、智慧低的人是当然的被管理者。这样才合乎礼，合乎理，合乎天道。反过来，管理者当然应具有比被管理者更高的德行。除此之外，人与人之间还有血缘的亲疏差异和年龄、资历的差异。所以人与人之间天生就是有德行、智慧和伦理差异的。前一种差异可以靠努力改变，而后一种差异是不可以靠自身努力改变的，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应该改变的，这种差异代表了一种秩序、一种和谐和一系列的道德标准。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人治传统，同时使得中国传统管理理论具有浓厚的伦理管理色彩。而西方管理者则预设人人生而平等，没有谁是当然的管理者，人人都有自己的权利，这样才合乎新教伦理。因此，人人之间形成了契约而合作。通过契约进行管理，继而走向法治。

总之，中国传统管理的人性论强调人性发展的指向是“善”，不仅关注人性是什么，更关注人性应是什么。而西方管理的人性论从来不为人性发展指出一个方向，他们只关注人性是什么，而不关注人性应该是什么。

（五）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

在分析了中国传统管理理论范式和基本假设之后，我们可以对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做一个分析了。从一般意义上讲，管理的过程就是人做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管理主体和一个管理客体，管理主体通过各种手段对管理客体进行协调和配置，达成一定的目标，管理主体的这种行为就是管理的过程。可见管理过程有三个基本要素，即目标、手段和依据问题。管理过程一定有一个目标指向，然后选择一定的手段，这种手段的选择依赖于某种管理价值观，而管理目标指向也依赖于管理价值观，因此，管理价值观的差异很有可能会导致管理目标指向和管理手段的差异。一般来说，任何文化下的管理都要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证方向，这是管理存在的意义。从短期看，管理者要对其他人做工作，使得他们能够协调，提高做事的效率，这在企业中就是所谓运营层面的管理问题。而从长期看，管理者还要对做事的方向负责，这在企业中就是所谓战略层面的管理问题。效率问题是一个工具命题，方向问题则是一个价值命题，针对工具命题我们有一个科学性问题，往往思考做事的方法，而针对价值问题我们则需要做较多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离不开价值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管理文化是建立在新教伦理价值观基础上的，这种价值观认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荣誉上帝，这样提高效率本身就是努力的方向，效率不仅是工具也是价值。而中国文化中价值问题是离不开人本身的，离不开天人合一的追求的，因此，提高效率不是最值得追求的，人做事的目的一定指向人本身，只有这样才可能具有真正的价值。从先秦诸子的各种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中国人做任何事情最终指向都是为了提升做人的境界，包括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做人的境界，这才是管理者最值得追求的终极价值。

可见，虽然任何文化下的管理都有目标、手段问题，但是中西方管理目标的指向是不同的，中国传统管理目标指向是抽象的、长期的境界，包括做人的境界和管理的境界，而较少关注具体的任务。境界问题与管理主体密切相关，而具体的任务则更多的和管理客体相关。这也就形成了前面所述的“科学—人本主义”范式。西方管理的目标指向是做事过程中的具体的、短期的任务，而很少关注境界问题和管理的形而上学的思考。这也就形成了前面所述的“人本—科学主义”范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管理理论出现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问题就在于其缺乏对管理哲学的形而上的思考。而中国传统管理始终不能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原因就在于其过分依赖于形而上、非二元对立的中国哲学内核。

由于西方管理关注的是任务的完成，所以相应的管理手段也被具体化成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和流程。而这些管理制度和流程都依赖一些假设（如上述，主要有三个基本假设）而建立。而中国传统管理关注的是境界的提升，所以相应的管理手段大多数来自对哲学的思考，从哲学思考中推演出一系列的管理原则，一切管理行为都应当依据这些原则，也就是中国哲学中所谓的“功夫论”和“境界论”，而“功夫论”和“境界论”背后的依据更多的是中国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观念，即所谓的“道”。

根据上述，我们可以确立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同时为了比较其和西方管理理论基本框架的差异，大体上可以将其表示为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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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框架比较

实线圆圈中为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的核心要素，也是中国传统管理理论相对于西方管理理论的优势所在。对于中国传统管理理论而言，虚线圆圈中的具体内容的存在价值，完全由管理主体对实线圆圈中内容的认识决定。管理主体的管理工夫越深、管理境界越高，就越能够很好地运用虚线圆圈中的内容。反之虚线圆圈中的内容再好也没有用，故此，不必过于关注它。

【注释】

[1]当然这五部典籍的作者是否就是这五个人，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如《尉缭子》被认为“辞意浅薄”；《吴子》被认为“其论肤浅，自是伪托”，均被怀疑为后人伪托战国时期名人撰写的；《司马法》更是被认定为齐威王手下的一批学者写的。但是这不妨碍它们本身的思想价值。

[2]根据《东周列国志》记载，尉缭请秦始皇派兵攻打魏国，魏国连忙向赵国求救，赵国派去的救兵又被秦兵打败，赵王就想请闲居在大梁的廉颇领兵。这时尉缭的门生王敖已给郭开大量金钱收买了他，于是郭开就买通赵王派去探视廉颇的宦官唐玖，要求他向赵王反映廉颇身体不好，不堪重用。唐玖回来说：“廉将军饭量很好，只是坐了一会儿，就拉了3次屎。”一句话打消了赵王重用廉颇的念头。而被赵国倚为长城的另一名将李牧，也是被尉缭门生王敖买通郭开而被杀的。史称秦国给赵王宠臣郭开许多金银，让他用反间计，诬称李牧、司马尚暗结秦国，欲谋反叛，结果赵王中计，杀了李牧，废弃司马尚。于是，王敖兴冲冲地向秦始皇汇报：“5万金子还剩下4万，我拿1万金子收买郭开，收买一个郭开就能了结赵国。”果然李牧死后不久，赵国就被秦国灭亡了。

[3]有的学者认为，把战略研究区分为战略内容的研究和战略过程的研究是混淆了战略和战略管理两个概念。本书对此观点不敢苟同。战略管理是一个过程，基本上为学术界所公认，但这是否说明战略过程就等于战略管理呢？其实不然，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制定战略需要分析哪些因素，这就是战略的内容层面的问题；而我们具体如何分析这些因素，选用何种工具进行分析，这就是战略的过程层面的分析。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实施战略需要解决哪些问题，这就是战略的内容层面的问题；具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使用什么方法解决，这就是战略的过程层面的问题。可见在战略制定过程和战略实施过程中，对战略的内容和过程的研究都是存在的。战略管理包含对战略内容和过程全面地管理。因此战略过程并不等于战略管理。战略过程的概念是一种从战略研究的视角提出的概念，而战略管理是一种随着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发展而提出的概念。

[4]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

[5]何似龙、施祖留：《转型时代管理学导论》，河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

[6]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7]丹尼尔·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8]伯恩斯：《变革时代的管理》，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

[9]张阳、周海炜：《管理文化视角的企业战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11]Herbert A．Simon．On the Concept of Organizational Goal，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64（9）．

[12]Robert Kahn，Donald M．Wolfe，Robert P．Quinn ect．Organizational Stress：Studies in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New York：John Wiley，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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