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农战战略

第四章　法兵家战略管理

本章导读

本章重点分析法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以法兵家的代表作《尉缭子》为核心进行分析。首先分析法兵家的自我管理之道，然后分析法兵家经国治军思想，最后探讨法兵家的战略分析、决策与行动思想。总体而言，法兵家的经国治军思想最有特色，提倡残酷严格的制度化管理，其他思想比较普通。

引导案例1　杨素的治军之道

据《隋书·杨素列传》记载，隋朝大将杨素“多权略，乘机赴敌，应变无方”。他治军严整而残酷，其部如有违犯军令者，立斩不赦，而绝不宽容。每次作战前都寻找士兵的过失，然后杀之。每次多者百余人，少也不下十几人。由于杀人过多，以至“流血盈前”，而杨素却言笑自若。两军对阵时，杨素先令一二百人前去迎敌，若取胜也就罢了，如不胜而败逃者，无论多少，全部斩首。然后再令二三百人迎敌，不胜则照杀不误。所以杨素的部下对他极其敬畏，作战时皆抱必死之心，所以战无不胜，称为名将。

点评：

杨素的治军之道正是典型的法兵家思想，法兵家代表尉缭在其著作中说“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尉缭子·攻权》）意思就是士兵们不会对敌我双方都畏惧，如果畏惧自己的将帅，就会蔑视敌人，畏惧敌人就会轻慢自己的将帅。被轻慢的将帅用兵就会失败，而能够在士卒心中建立权威，让他们畏惧的将帅就能取胜。

引导案例2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严格管理传统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素以纪律严明、执法甚严著称。行员只要犯了行规，就会遭到处分。如行里规定早上9点上班，而行员必须于8点3刻前到行，8点3刻后到者，以旷工半天计，9点以后到者，以旷工一天计，但仍应照常上班，不得借口不上班。如严禁“得罪”顾客，有与顾客吵架者，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开除。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有一套严格的检查制度。检查员是总行检查处的办事人员，他是持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被派往各地检查总行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时间不定，每年一次或两次，也可能几年不检查。检查完全采取突击方式，事先分行经理也不知道。检查不是听取汇报，而是采用听、看、问、查的方法。如对于存款，要逐笔核对账单，对存折则柜面核对；对贷款，除了对账以外，还要分户走访。检查的内容共有100多项，主要包括经营方面的问题、贷款的可靠性、与同业合作情况、服务态度等，甚至行员签到制度执行情况，金库、账库钥匙是否按制度由两人分管，拆阅信件和电报是否由专人负责等，也要一一检查。对于检查结果，由总行来信逐项指出并限期纠正。至于中层干部若有作风不正或贪污舞弊等情况，检查员也通过与普通行员的接触，调查了解，予以揭发，否则就是检查员的失职。碰到这类情况，总行对被检举者的处理一般是训斥、调离或开除。而对一般行员则更严厉，如有贪污零用款项30元者，被查出后立即开除，检查员仅需向总行检查处和人事处报告备案即可。

点评：

像银行、金融这样的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特点：一是这类企业的员工面对的是大量资金从自己手上流过，这些资金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反差很大，因此，他们受到的金钱诱惑很大，并且他们也容易找机会贪污舞弊；二是这样的行业中企业的信誉往往是企业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任何内部员工营私舞弊、失职错误都可能给企业的信誉带来巨大的危害。根据这样的特点，实施严格管理就显得很有必要了。上海商业银行的严格管理做法和传统法兵家做法比较相似，应该说，严密的制度化管理对于上海商业银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第一节　法兵家战略管理基础

一、法兵家概述

法兵家是兵家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其治国、治军思想主要受到法家思想影响。法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主要反映了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军事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尉缭子》一书是法兵家最典型的代表作，该书大体出现于战国末期，内容十分丰富，从战略、战术、军制及教范乃至有关战争基本理论、政治、经济、管理等领域均有所涉及；《尉缭子》书名初见于《汉书·艺文志》，但被分列于兵家（原三十一篇，今存重刑令等十篇）和杂家（二十九篇）两处。隋书与新旧唐书列的经籍志有杂家《尉缭子》五卷传世，兵家则未见著录。至宋神宗时将其纳入《武经七书》之一，自此不见于杂家。而自南宋陈振孙质疑《尉缭子》非先秦兵书后，该书的成书时间便成为一大争议，“见名不见书”、“文气不古”等伪书之说不断。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经比对有六篇与今本相合，且亦用秦汉之前的字体书写，故该书起自先秦之说，当无疑问。

《尉缭子》推崇法家的管理哲学，反对把伦理纳入管理，特别是反对孔孟的亲亲原则，主张用严刑峻法治国和治军。就竞争战略管理而言，《尉缭子》崇尚实力竞争，认为建立一支强大而精锐的部队才是竞争制胜的关键，而对谋略竞争方面的论述则远不如道兵家精深。《尉缭子》全书某些思想显得非常残暴，很多地方都可见大量的“诛杀”这样的词汇，并且大力提倡保甲连坐制度，具有浓厚的专制色彩，这正是法家管理的特色。不过有意思的是尉缭却非常推崇儒家，甚至很可能以儒家自命，并且打着仁义的招牌来游说战国时期的君主来接受他的主张。如《尉缭子》提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用兵是凶的事物，竞争是违背道德的。任何事情都有本末之分（用兵打仗乃是末），因此，君主出兵攻打残暴、作乱的国家乃是为了仁义。尉缭还告诫君主“杂学不为通儒”，言外之意他的理论才是儒家中最有用的理论。可是，口头上标榜仁义的尉缭，并没有提出任何真正可行的符合仁义标准的方法和手段，可见其谈“仁义”不过是一个贩卖自己学说的幌子。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在战国末期，实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仁义虽然作为传统的意识形态仍然为人们所标榜，但是实际上已经不可能靠仁义道德来维持国际秩序和统一天下了。因此，对仁义道德的表面推崇和对武力、严刑峻法的奉行，实际上表明尉缭对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矛盾的无奈。

二、法兵家的自我管理之道

法家是非常重视自我管理之道的，特别是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专门针对为君之道问题，提出了一套精妙而阴险的帝王权术。然而法兵家对此却论述不多，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尉缭作为一个军事思想家缺乏对纯粹政治问题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觉得无法提出超越韩非子的思想。尉缭关注的主要是为将之道。

（一）为君之道——老板的自我管理之道

就为君之道而言，《尉缭子》一书中主要谈了君主的自我管理境界和君主的自我管理手段两方面的内容，没有突出的特色。《尉缭子·治本》提出作为统治者，应当具备几个条件：“所谓天子者四焉：一曰神明；二曰垂光；三曰洪叙；四曰无敌。此天子之事也。野物不为牺牲，杂学不为通儒。”意思是，想要成为一统天下的天子，应具备四个素质：一是超人的智慧；二是对民众广施恩惠；三是建立稳定的秩序；四是能够使国家强大无敌；同时要分清什么是有用的治国学说，不要把驳杂无用的学说当成真才实学。

具体到法兵家的自我管理手段，《尉缭子》要君主克制私欲，禁止邪恶。“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必以文而成。”即欲望会在不懂得克制的过程中不断生长；邪念、邪行会在没有禁止的情况下盛行，因此，君主要懂得克制私欲，禁止邪恶。

（二）为将之道——主管的自我管理之道

尉缭在《尉缭子·十二陵》中集中描绘了良将应具有的德行特征以及自我管理手段。“威在于不变；惠在于因时；机在于应事；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无过在于度数；无困在于豫备；谨在于畏小；智在于治大；除害在于果断；得众在于下人。”意思是说，良将自我管理应当修这样一些德行，第一是威严，想要具有威严就必须做到意志坚定、始终如一；第二是恩惠，想要给人广施恩惠的感觉，关键在于选择恰当的时机，最好是雪中送炭；第三是随机应变，要想能够随机应变就要学习适应各种情况；第四是作战，作战的关键在于善于激励士气；第五是善于进攻，善于进攻关键在于懂得出其不意；第六是善于防守，善于防守关键在于迷惑敌人；第七是不犯错，不犯错关键在于学会周密思考；第八是避免困境，避免困境关键在于事先做好准备；第九是严谨，严谨关键在于警惕小事情，防微杜渐；第十是明智，明智关键在于能统筹全局；第十一是清除祸害，清除祸害关键在于果断；第十二是得到众人拥护，想要得到众人拥护关键在于礼贤下士。

良将自我管理应当去除一些不良特征。“悔在于任疑；孽在于屠戮；偏在于多私；不祥在于恶闻己过；不度在于竭民财；不明在于受间；不实在于轻发；固陋在于离质；祸在于好利；害在于亲小人；亡在于无所守；危在于无号令。”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尉缭子》认为，将领需要消除的不良特质有：第一是后悔，产生后悔的原因在于犹豫不决；犹豫不决就容易丧失战机，以至于后悔。第二是罪孽，产生罪孽的原因在于杀戮太多；将领杀戮太多，就会激起很多人的怨恨；以至于敌人越来越多，弄得难以收拾。第三是偏袒，产生偏袒的原因在于私心过重；将领如果不能做到公正，那么就会失去人心。第四是不祥，产生不祥的原因在于不肯听逆耳忠言；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只有多听他人的观点，才能尽量减少错误，将领如果听不进逆耳忠言，刚愎自用，在将来就一定会有出错的一天。第五是用度不足，产生用度不足的原因在于耗尽民财；将领如果只懂得考虑前线的战斗问题，而不懂得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就会导致后劲不足。第六是不明，产生不明的原因在于被人离间。第七是不实在，不实在的原因在于不认真思考就轻易发布命令，导致失去信用。第八是固陋，产生固陋的原因在于看不清事物的本质。第九是灾祸，产生灾祸的原因在于贪图利益。第十是受人谋害，受人谋害的原因在于亲近小人。第十一是灭亡，灭亡的原因在于不知道戒备；将领要懂得居安思危，时时戒备。第十二是危险，产生危险的原因在于没有纪律。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尉缭对为将之道确实非常精通。

三、法兵家的治军之道

法兵家思想中治国与治军的关系十分模糊，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法兵家的很多治国手段都是为军队打仗服务的。这和当时的时代特色是分不开的，大体上儒兵家产生最早，道兵家次之，而法兵家则到了战国中后期才真正出现。法兵家的代表人物——尉缭就主要活动于战国后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变得十分激烈。《东周列国志》记载王翦和秦王论兵，说春秋时期齐桓公有三万军队就可以称霸天下，而且这三万人还轮番使用，一般不会一次全部出动；而后来战争就越来越残酷，被征去打仗的人越来越多，各国都这样干，到了近期连老人和小孩都被拉去打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此，想要消灭楚国就必须把全国能够打仗的兵全部派出去。因此，可以想象，当时凡是想生存和发展的国家往往都不得不走向军国主义，而法兵家思想正好迎合了这一时代特点。在《尉缭子》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特别强调实力，强调自立自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治本》）。法兵家认为政治、外交谋略等意义都不大，只有搞好国内的经济建设，把经济和军事结合起来，实施军国一体——农战治国的战略，国家才能强大，统一天下的目标才能实现。尽管法兵家偶尔也会谈到仁义道德，但是都比较空洞，没有什么具体内容，而且必要时都得给法令让路。

下面我们从治军境界和治军手段来谈谈法兵家的治军之道。

（一）法兵家治军的境界

从《尉缭子》一书中，可以看出尉缭是吴起的崇拜者，书中多次引用吴起的事例，在治军方面，他和吴起一样都以精兵主义为治军原则，希望建立一支能够有着不怕死、敢于拼命精神的精锐之师。《尉缭子》提出“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和《吴子》提出“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的治军思想完全一致。《尉缭子》对治军境界做了这样的描述：“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意思是说使同什同伍的人，像亲戚那样互相关心，上下级关系像朋友那样亲密无间，军队驻止下来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坚固，行动起来就像急风暴雨一样的迅猛，战车一往直前，士兵绝不后退，这就是战胜敌人的根本原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主于后，无敌于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即指导战争，要做到上不受天时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后面不受君主的制约，前不受敌人的阻抗。万众一心的军队，行动起来就像虎狼般的勇猛，风雨般的急骤，雷电般的突然，声势浩大，行动莫测，使天下惊惧。胜利的军队像水一样，水看起来是最柔弱的，但它所冲击的地方，山陵也会崩塌，这不是别的原因，而是由于水总是流向一个方向，不断冲刷的结果。

（二）法兵家治军的手段

虽然《尉缭子》和《吴子》提出的治军境界基本相同，然而他们在具体治军手段方面却大不相同。吴起比较重视培养士兵的荣辱意识，用物质和精神激励两种手段激励士兵拼死作战；而尉缭则比较重视用严刑峻法和各种约束手段逼迫士兵卖命。之所以二者有这样大的差别，和当时的历史环境是分不开的，尉缭比吴起大致要晚出现50～100年，吴起所处的时代乃是战国初期，周朝所提倡的礼仪廉耻观念对人们的影响还比较大，故此，可以用礼仪廉耻来激励士兵作战。而到了尉缭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战国中后期了，战斗变得非常残酷，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们厌战的情绪非常浓，正如《尉缭子》所言“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在这种情况下，再想用礼仪廉耻等观念来激励人们作战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故此，尉缭子提倡用严刑峻法来逼迫人们拼命打仗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做法，应当说尉缭子还是比较赞赏仁义道德的，要不然他也不会反复提到要仁义道德，但是迫于形势，不得不使用和他理想所不一致的手段，这种矛盾使得《尉缭子》的治军思想表现出法家的实质，却喊着儒家的口号。为了达到“使三军之众为一死贼”的治军境界，尉缭提出了如下治军手段：

1．建立完善的制度

法兵家治军对于军队制度的建立和执行都非常重视，《尉缭子·制谈》说：“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陷行乱陈，则千人尽斗。复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意思是，凡是统率军队，必须预先建立各种制度。各种制度建立了，士卒就不会混乱。士卒不混乱，纪律就严明了。这样，命令一经发出，成百的人都尽力战斗。冲锋陷阵时，成千的人都尽力战斗。歼灭敌军时，成万的人都协力作战，这样，天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与它抗衡了。《尉缭子·制谈》说，“吾用天下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故曰，发号出令，信行国内”。意思是，利用天下的财富来充实我们的国力，参考天下的制度来修订我们的制度。整肃号令，严明赏罚，使天下都知道不耕种的人不能得食，无战功的人不能得爵。鼓励民众奋勇争先地投入生产和战斗，这样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所以说，号令一经发出，就必须取信于民而风行全国。

法兵家对制度建设有非常深刻的论述，《尉缭子·制谈》说：“古者，士有什伍，车有偏列。鼓鸣旗麾，先登者，未尝非多力国士也，先死者，亦未尝非多力国士也。损敌一人而损我百人，此资敌而伤我甚焉，世将不能禁。征役分军而逃归，或临战自北，则逃伤甚焉，世将不能禁。杀人于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杀人于五十步之内者，矛朗也。将已鼓而士卒相嚣，拗矢拆矛，抱戟，利后发，战有此数者，内自败也，世将不能禁。士失什伍，车失偏列，奇兵捐将而走，大众亦走，世将不能禁。夫将能禁此四者，则高山陵之，深水绝之，坚陈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犹亡舟楫，绝江河，不可得也。”意思是古时，士兵有“什伍”的编制，战车有“偏列”的编制。当击鼓挥旗发起进攻时，首先登上敌人城堡的，往往只是那些乐于为国出力的勇士，首先战死的，也往往是那些为国出力的勇士。如果只杀伤一个敌人而我军却损伤100人，这就等于大大地加强了敌人而严重地损伤了自己，平庸的将领不能避免此类情况发生。士兵应征入伍后，刚编入部队就逃亡回家或者刚上战场就自行溃败，这就会出现大量的逃散伤亡，平庸的将领不能加以制止。敌人在百步之外，就应当用弓箭杀伤他们；在五十步之内，就应当用矛杀伤他们。但是将帅击鼓传令时，士兵们却互相吵闹，把箭、矛折断，把戈戟抛弃，面对敌人而畏缩不前，战斗中出现这些情况，就是自己先溃败了，平庸的将领不能对此有所管制。战斗时士兵脱离了队伍，战车脱离了“偏列”，机动部队抛弃他们的将领自行逃走，其他士兵也随之溃散，平庸的将领不能加以阻止。将帅如能制止这四种情况发生，那么高山可以攀登，深水可以跨越，坚固的阵地也可以摧破。如果不能防止这四种情况发生，要想战胜敌人，就好比没有船只而想渡过江河一样，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2．重刑治军

法家通过对人性观察得出了一个重刑治军的观念。《尉缭子·攻权》说：“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权。”意思是，士卒是不会既畏惧敌人又畏惧自己将帅的。畏惧自己的将帅就会蔑视敌人，畏惧敌人就会蔑视自己的将帅。将帅被士卒蔑视，作战就会失败；将帅在士卒中有威信，作战就能胜利。但凡将帅能掌握运用这个原则，军吏就会畏惧将帅；军吏畏惧将帅，士卒就会畏惧军吏；士卒畏惧军吏，敌人就会畏惧我军士卒。因此，要知道胜败的道理，首先就要懂得畏惧与蔑视两者的相互关系。《尉缭子·重刑令》还说：“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轻矣。”即要使全军将士对内畏惧重刑，这样他们就会对外藐视敌人了。所以从前英明的君主，都是首先申明法令，然后使用重刑。刑罚重则人心畏刑，人心畏刑就会坚强对敌了。

针对重刑治军的政策，法兵家还做了两点补充，一是要把重刑立威和赏罚分明结合起来。《尉缭子·兵教上》说：“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正罚者所以明赏也。”即军队能够打胜仗的原因在于能够立威，而立威的关键在于下属肯卖命，下属肯卖命的关键在于刑罚得当，而刑罚得当也包含着奖赏分明。二是要把重刑立威和关爱士兵结合起来。《尉缭子·攻权》说：“夫不爱说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爱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即如果不能以爱抚使士卒悦服，士卒就不会为我所用；如果不能以威信使士卒畏惧，士卒就不会听我指挥。爱抚是为了使下级驯服；威严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爱抚能使士卒不怀二心；威严能使下级不敢违令。所以善于带兵的人，就要善于掌握爱与威的运用。

可见，尉缭子对于重刑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很清楚的，而他提出的这两个补充手段，对于消除重刑主义可能给士兵带来的不满情绪应该说有较强的缓解作用。

3．建立保甲连坐制度

这项管理制度是法兵家最有特色的地方。为了有效地推行法家农战政策，法兵家提出了一系列详细的保甲连坐制度。《尉缭子·伍制令》中言道：“军中之制，五人为伍，伍相保也。十人为什，什相保也。五十为属，属相保也。百人为闾，闾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诛。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诛。属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属有诛。闾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全闾有诛。吏自什长以上，至左右将，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于罪，知而弗揭之，皆与同罪。夫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况国人聚舍同食，乌能以干令相私者哉。”意思是，军队的联保制度，是按五人编为一伍，伍内的人互相联保；十人编为一什，什内的人互相联保；五十人编为一属，属内的人互相联保；百人编为一闾，闾内的人互相联保。伍内如有触犯禁令的，同伍的人揭发了他，全伍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伍受罚。什内有触犯禁令的，同什的人揭发了他，全什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什受罚。属内有触犯禁令的，同属的人揭发了他，全属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属受罚。闾内有触犯禁令的，同闾的人揭发了他，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全闾受罚。将吏从什长以上到左、右将军，上下都互相联保，凡有触犯禁令的，揭发了的都免于治罪，知道而不揭发的，都与他同罪。同伍同什的人都互相联结，上下之间都互相联保，就没有不能破获的阴谋，没有不被揭发的罪恶。即使父亲也不能够包庇自己的儿子，哥哥也不能够包庇自己的弟弟，何况一般的人呢？既然同吃同住在一起，哪还敢有违犯禁令而私相包庇的呢？

此外，尉缭还把连坐制度从军中推广到了国内，“夫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意思是，统辖千人以上的将领，若有作战失败、守城投降、擅离防地、弃军逃跑的，叫做国贼。对这种人要处死抄家，取消他的官籍，挖掘他的祖坟，把尸骨暴露在大街上示众，全家男女收入官府作为奴隶。统辖百人以上的官吏，若有作战失败、守城投降、擅离防地、弃军逃跑的，叫做军贼。对这种人要处死抄家，把全家男女收入官府作奴隶。

保甲连坐制度使得违反法令者和战场上逃亡者、投降者等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法兵家要求“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完全打破了儒家亲亲原则，逼迫老百姓听从政府的命令，去为实现统治者的野心而卖命。这种做法对于现代社会管理是不足取的，“二战”时期，法西斯国家就因为实施这种做法而臭名昭著。但是，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制度确实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外部环境极为恶劣的情况下，把连坐制度引入军队管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案例

黄埔军校的革命军连坐法^[1]

现在军队，不知节制，所以上下不相联系，以致进前者，徒死而无赏，虽欲赏之，无从查考；退后者偷生而无罚，虽欲罚之，亦无从查考。今定有节制矣：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以上皆然。如此看之，所杀不过三五人，似与兵士无涉，还可退走，然你们要仔细思忖，此法一行，便是百万士兵，一时进前退后，也都有查考。所杀虽只几个人，不怕你百万人，都退不得。听我说这个缘故。比方一团人齐退，必杀团长，团长但见他一团人退时，他决不退，若是他团长一个人不退，必不能够支敌，必要阵亡在前方，我便将他部下三个营长都杀了，来偿你团长之命。营长见团长不退，恐阵亡了团长，就该他自己偿命，便是营长亦不敢退。他的部下连长，见营长不退，恐阵亡了营长，他的连长，怕要偿命，就护着营长，亦不敢退。连长不退，若被阵亡，他部下的排长都该杀；排长怕杀，便不敢退。他部下班长，怕阵亡了排长，必被司令官拿问枪毙，他亦不敢退，就护着排长，站住了。班下士兵，恐怕阵亡了班长，其全班士兵，都该枪毙，便都护着班长，站住不退。如此不是所死的，止于阵亡的部下三五个人，便是百万人也要同心，哪个还敢轻生退走，这个连坐法一行，就是全军之中，人人似刀架在头上，似绳子缚着脚跟，一节一节，互相顾瞻，连坐牵扯，谁亦不能脱身。兵法云：“强者不得独进，弱者不得独退。”又云，“万人一心”，“万人齐力”。真是要得这个成效，非实行连坐法不可，从今以后，革命军即实行此连坐法，仰各将士奉行无违，勿视此为普通具文也。

条文如左^[2]

第一条　本党以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目的，各官兵应具牺牲精神，与敌方交战时，无论如何危险，不得临阵退却。

第二条　本连坐法，即适用于战时临阵退却之官兵。

第三条　连坐法之规定如左：

一、班长同全班退，则杀班长。

二、排长同全排退，则杀排长。

三、连长同全连退，则杀连长。

四、营长同全营退，则杀营长。

五、团长同全团退，则杀团长。

六、师长同全师退，则杀师长。

七、军长亦如之。

八、军长不退，而全军官兵皆退，以致军长阵亡，则杀军长所属之师长。

九、师长不退，而全师官兵皆退，以致师长阵亡，则杀师长所属之团长。

十、团长不退，而全团官兵皆退，以致团长阵亡，则杀团长所属之营长。

十一、营长不退，而全营官兵皆退，以致营长阵亡，则杀营长所属之连长。

十二、连长不退，而全连官兵皆退，以致连长阵亡，则杀连长所属之排长。

十三、排长不退，而全排皆退，以致排长阵亡，则杀排长所属之班长。

十四、班长不退，而全班皆退，以致班长阵亡，则杀全班兵卒。

第四条　各级党代表亦适用本连坐法。

第五条　本连坐法自公布日施行。

4．搞好训练

尉缭非常重视部队训练和管理，即“兵教”的问题。尉缭深知完善的管理与严格的训练对于提高士兵战斗力的重要性，在“兵教上”、“兵教下”两篇中，尉缭提出国家想要在战争中取得胜利，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尉缭子对训练的方法、要求的标准都做了深入探讨。如《尉缭子·兵教上》说：“前军绝行乱阵，破坚如溃者，有以也。此谓之兵教。所以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也。”意思是，前锋部队，能够打乱敌人行列，突破敌人坚阵，就像大水决堤似的不可抵御，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军队训练有素的结果。训练这样一支军队，目的是为了开拓疆土，保卫国家，消除祸患，成就“武德”。还有，“伍长教其四人，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击鼓而进，低旗则趋，鸣金则退，麾而左之，麾而右之，金鼓俱击而坐。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卒长教成，合之伯长，伯长教成，合之兵尉，兵尉教成，合之裨将，裨将教成，合之大将。大将教之，陈于中野，置大表三百步而一。既陈，去表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鹜，习战以成其节，乃为之赏罚”。意思是，伍长教练伍内四人，用木板代鼓，用瓦器代金，用竹竿代旗。击鼓就前进，把旗放低就快跑，鸣金就后退，指挥向左就向左，指挥向右就向右，金鼓齐鸣就坐下。伍长教练好了，由什长集合教练；什长教练好了，由卒长集合教练；卒长教练好了，由伯长集合教练；伯长教练好了，由兵尉集合教练；兵尉教练好了，由裨将集合教练；裨将教练好了，由大将集合教练；大将率领他们，在野外排成阵势，进行演习。演习时树立三个大标杆，每隔百步树立一个。军队列阵完毕，在距第一个标杆百步时演习决斗，在距第二个标杆百步时演习快步前进，在距第三个标杆百步时演习跑步急进。反复演练使军队完全掌握各种要领，然后根据演练好坏进行赏罚。

四、法兵家的治国之道

法兵家治国的根本目标就是要获得雄厚的国家军事实力，建立一支精锐部队，以便在诸侯国激烈的军事竞争中获取胜利，实现兼并其他国家，继而统一天下的目标。下面我们看看法兵家的治国之道。

（一）法兵家治国的基本原则

法兵家是现实主义者，面对战国时代天下大乱的局面，打败其他国家，最后统一全国是他们的治国现实理想，但是他们也提出了自己的治国最高理想。《尉缭子》一书就表露出希望构建一个人民安居乐业，没有战乱，没有纷争的太平盛世的愿望，如“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但是这个目标过于远大，《尉缭子》又提出了治国的现实目标：“兵胜于朝廷”，“并兼广大，威加天下”，即内部安定团结，对外能够不断扩张，实现“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暴出，而威至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尉缭子·兵谈》）。即不用打仗，就能够威至天下。

法兵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概括为“农战”两个字，即要使人民一心务农和打仗，而没有且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和欲望。“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则为下不敢私，则无为非者矣。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尉缭子·治本第十一》）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法兵家的治国之道，表面上看法兵家似乎和道兵家一样提倡无欲，但是实际上差异很大，因为道兵家倡导的是君主应该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不一定。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而法兵家的治国基本手段则是要用强制性的办法让民众清心寡欲，一心务农或者打仗。至于君主自己应当做什么却没有描述，只是要求大臣带头。还有人根据《尉缭子》中的一些观点，认为法兵家治国的基本手段可以概括为“文种武植”，这和《吴子》的“内修文德，外治武备”非常相似。其实不然，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尉缭子》中对“文”的论述非常少，而且比较空洞。作为文治的主要内容的“仁义道德”在《尉缭子》的理论体系中根本没有立足之地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辅助工具。而《吴子》则不然，《吴子》认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仁义道德，特别是“义”乃是比军法更为重要的力量。“武侯问曰：‘严刑明赏，足以胜乎？’起对曰：‘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武侯曰：‘致之奈何？’对曰：‘君举有功而进拘之，无功而励之。’”吴起和魏武侯的这段对话明确表明了在吴起的治军理论中激励比约束要重要得多。而尉缭则明确提出“卒畏将甚于敌者胜”，“战胜在乎立威，立威在乎戮力，戮力在乎正罚，正罚者所以明赏也”。约束比激励更为重要，虽然尉缭也提倡励士，“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但不是从道义方面去励士，而是完全从功利的角度去励士。因此，法兵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应当概括为“农战”而不是“文种武植”。

法兵家还强调，面对激烈而残酷的外部竞争，治理国家应该自立自强，依靠自身实力，而不能依赖外援。《尉缭子·制谈》中说：“今国被患者，以重宝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为十万，其实不过数万尔。其兵来者，无不谓其将曰：‘无为天下先战。’其实不可得而战也。”意思是，如今有的国家遇到外患的时候，总是以贵重的珍宝作为礼品，以爱子作为人质，以国土割让给别人，用这些条件去乞求别国派兵援助，而派来的援军往往名为十万，其实不过几万罢了。而且当其出发的时候，他们的国君总是告诉他们的将领说：“不要在别人之前进入战斗。”他们是不可能真正奋力作战的，所以根本靠不住，唯一能够依靠的只能是自己国家的军队和人民。

（二）法兵家的治国手段

具体而言，法兵家的重要治国手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要富国

法兵家提出“王国富民，伯国富士，谨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食府，所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尉缭子·战威》）。意思是，能够称王天下的国家国民富裕，能够称霸天下的国家有才能的人富裕，只能够勉强生存的国家当官的富裕，将要灭亡的国家只有国君的仓廪富裕。上层统治者过分富裕而下层老百姓过分贫穷，那么灾祸就无法避免了。尉缭的这个见解是非常深刻的，它和《论语·颜渊》中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异曲同工之处。与道兵家的富国思想相比，道兵家的富国是为了君主广施恩惠做基础，即首先使君主富裕，然后通过君主施惠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因此其富国思想带有谋略色彩；而法兵家直接提出让老百姓富裕，老百姓富裕，国家才能强大，反映了法兵家不重视谋略，重视实力和法治的特点。在法兵家的观念中，内政清明与民生富足是军事行动胜利的根本条件。没有良好的政治基础，就不可能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必先有充足的准备、培养高昂的民心士气，才能在战场上胜过敌人，或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即“兵胜于朝廷”。故想要保障国家安全，一切高明的政治、外交或军事谋略，都比不上基本国力的充实来得有用。而充实国力的方法，就是以“农”强固基础，以“法”保障国治。

法兵家还提倡节约，要求杜绝浪费，《尉缭子·治本》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绣饰，马牛之性食草饮水而给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设之制也。春夏夫出于南亩，秋冬女练于布帛，则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无肥硗，人无勤惰，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邪？耕有不终亩，织有日断机，而奈何寒饥？盖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意思是，如今，金木本来是不知道寒冷的，却要给它披上锦绣，牛马本来是吃草饮水的，却要喂它粮食，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它们的本性，应该建立合理的制度才是。春、夏男子到田里耕种庄稼，秋、冬女子在家里染织布帛，这样人民就不会贫困了。现在人民穿的是粗布短衫，而且还遮不住身体，吃的是粗劣食品，而且还填不饱肚子，这是没有把国家治理好的表现。古时候，土地的肥沃程度同今天没有两样，人民的勤惰同今天也没有两样，为什么古人丰衣足食，而今人缺吃少穿呀？主要是种田的人不能经常耕作，织布的人不能经常纺织，这怎能免于饥寒呢？总的来说，这是由于古代行之有效的耕织制度，到今天已经把它废止了的原因。

但是法兵家的富国思想又有很大局限性，《尉缭子·治本》说：“凡治人者何？曰，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故充腹有粒，盖形有缕，夫在芸耨，妻在机杼，民无二事，则有储蓄。夫无雕文刻镂之事，女无绣饰纂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圣人饮于土，食于土，故埏埴以为器，天下无费。”意思是，治理民众用什么办法呢？回答是，没有五谷人们就没有饭吃，没有丝麻人们就没有衣穿。所以要解决吃饭问题靠种粮食，要解决穿衣问题靠纺织丝麻，国中男子从事耕种，女子从事纺织，所有的人们专心从事耕织不受其他事务的影响，国家就有储备了。要让男子不从事奢侈品的雕刻，女子不从事装饰品的刺绣。木制的食器容易渗水，金属的食器带有腥味，圣人的饮食用具都来源于土，因而制作陶土用具，这就可杜绝天下的浪费了。法兵家要让老百姓除了耕织之外，其他的活动一概不要开展，这无疑会大大降低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当然，法兵家富国的目的就是要为战争积累财富，老百姓生活质量自然不在其考虑之内。

2．要提倡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尉缭子·战威》提出“故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古者率民必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意思是，一个国家必须有崇礼守信相亲相爱的风气，民众才能忍饥挨饿克服困难。国家必须有孝顺慈爱廉洁知耻的习俗，民众才能不惜牺牲去捍卫国家。古代君王治理民众，必须先以礼信感化他们，然后用爵禄鼓励他们；先以廉耻教育他们，然后用刑罚督促他们；先用仁爱抚慰他们，然后用法律约束他们。可见，法兵家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同时，《尉缭子·战权》还提出“任正去诈，存其慈顺，决无留刑”，即要通过严格执法，弘扬正气，消灭诡诈，保护善良人们的利益，从而建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不过，法兵家虽然重视道德建设，提倡“礼、信、亲、爱之义”，但和儒兵家的治国理想完全不同。儒兵家重视道德建设，始终以建立“亲亲尊尊”的和谐社会为目的，而法兵家重视道德建设是试图为建立一种秩序提供便利。

法兵家还提出要通过法律管制和教育，让老百姓变得不自私。《尉缭子·治本》说：“善政执其制，使民无私，为下不敢私，则无力非者矣。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治之至也。”意思是，好的政治就是坚持法制，教育民众不要自私，大家不敢自私，就没有为非作歹的人了。如果人们恢复淳朴的本性，遵循无私的准则，那么，个人私欲就会打消，争夺行为就会停止，监狱里就会没有囚犯，劳动的人就会遍布田野，生产的粮食就会增多，民众的生活就会安定，四方的民族也会受到关怀，国家没有外患，也没有内乱，这就可以称得上天下大治了。《尉缭子·治本》还说：“夫谓治者，使民无私也。民无私则天下为一家，而无私耕私织，共寒其寒，共饥其饥。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饭，有子一人，不损一饭，焉有喧呼酖酒，以败善类乎？民有轻佻，则欲心兴，争夺之患起矣。横生于一夫，则民私饭有储食，私用有储财。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乌在其为人上也。”意思是，所谓良好的政治，在于教育民众不要自私。如果民众不自私，天下就像一家人一样，而不必进行私耕私织，大家都把别人的寒冷当作自己的寒冷，把别人的饥饿当作自己的饥饿。因此，有十个孩子的人，也不加重他的生活负担，只有一个孩子的人，也不减轻他的社会责任，这样人们哪里还会喧喧嚷嚷嗜酒作乐，以致败坏良好的风尚呢？如果民众不安分，私欲就会产生，争权夺利的祸患就随之而起了。如果管理者自私自利，老百姓也就随之变得自私自利，把粮食储藏起来自己吃，把财物储藏起来自己用，这样下去各种犯禁的事情就会大量发生，而民众一旦犯禁，官员就逮捕治罪，这样怎能治理好国家呢？

这种治国思想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实际上却有很大的问题。首先，让人变得不自私是违反人性的。古今中外对人性的研究基本上都承认人会追求利益的，这是人的本性；一个人想要变得不自私，也许可能会做到，但是要让老百姓都变得不自私那就非常困难了，往往只能依靠暴力和洗脑了，而且只能成功于一时，不可能长久。而且法兵家是否对所有人都要求做到无私呢？表面上好像是，尉缭就曾告诫过君主“欲生于无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老百姓和君主的要求是有很大不同的。如何让老百姓不自私，尉缭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即使用专制暴力工具和洗脑式的教育让老百姓都不自私，而如何让君主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他没有提出任何方法，只是提出了一种希望。事实上，前者比较容易做到，后者比较难做到；当老百姓都不自私时，那么难以克制自己私欲的君主就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无私来谋取他自己最大的自私。本身法兵家治国追求兼并敌国，扩张土地的战略目标，就是建立在君主的私心和野心的基础上的。

3．要搞好制度建设

法兵家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尉缭子·原官》说：“官者，事之所主，为治之本也。制者，职分四民，治之分也。贵爵富禄必称，尊卑之体也。好善罚恶，正比法，会移民之具也。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程工人，备器用，匠工之功也。分地塞要，殄怪禁淫之事也。守法稽断，臣下之节也。明法稽验，主上之操也。明主守，等轻重，臣主之根也。刑赏明省，畏诛重奸，止奸之术也。审开塞，守一道，为政之要也。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意思是，设置各级官吏，主管各项事务，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各种官制按职守分管士、农、工、商各个部门，这是治理国家的分工。天官冢宰主管授予官爵俸禄必须与其德才相称，这是区别尊卑贵贱的体制。地官司徒掌管表扬好人，惩罚坏人，执行法规，考核、统计人口及其财产，均分土地，减轻赋税，对于民众给予或者索取都要有适度。冬官司空掌管分配工人的任务，供应物资器材，提高工作效率。夏官司马主管划分防区，守备要地，以防止和消灭各种变乱事件。执法严肃，处理果断，这是臣子的本分。制定法令，实行考核，这是君主的责任。明确属下的主管业务，区别政事的轻重缓急，这是各部大臣的职权。奖赏公正，惩罚严格，这是防止坏人活动的手段。认真研究各项改革方案，在变革的同时坚持统一的方针政策，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下情上达，上情下通，这是全面了解情况的方法。

《尉缭子·原官》还说：“俎豆同制，天子之会也。游说间谍无自入，正议之术也。诸侯有谨天子之礼，君臣继世，承王之命也。更号易常，违王明德，故礼得以伐也。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诉，国无商贾，成王至正也。”意思是，设置文武官吏分管政治、军事，这是王者治理国家的两种手段。祭祀的制度有统一的规定，这是天子会合诸侯的仪式。不听信游士的邪说和间谍的诡计，这是贯彻正确主张的保证。诸侯谨守天子的礼法，君臣关系，世代相传，这是承受天子之命的前提。如果改换国号变更制度，违背天子的德政，按礼就可以进行讨伐。要做到社会安定，不需官吏去管理，万民勤奋不需上级去鼓励，民众没有纠纷，国家没有商贩，形成最好的政治局面。

4．任用贤能

法兵家强调，在实践中选用贤能，不能仅仅凭口头考察就确定是否为贤能。《尉缭子·制谈》说：“民言有可以胜敌者，毋许其空言，必试其能战也。视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内有其贤者也。不能内有其贤而欲有天下，必覆军杀将。如此，虽战胜而国益弱，得地而国益贫，由国中之制弊矣。”意思是，如果有人说他有战胜敌人的办法，可不能轻信他的空话，必须在实践中考验他。要想兼并别国的土地，统治别国的人民，必须国内有贤才辅佐才行。如果在国内没有贤才辅佐，而想统一天下，必然招致兵败将亡的后果。即使侥幸获胜，国家也会因此而更加衰弱，即使攻占别国的土地，国家也会因此而更加贫困，这些都是由于国家制度有病，不能选贤任能的缘故。

5．搞好刑罚

法兵家非常重视刑罚，要求刑罚能够公正，不冤枉无辜。《尉缭子·将理》说：“凡将理官也，万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无私于一人，故万物至而制之，万物至而命之。君子不救囚于五步之外，虽钩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审囚之情，不待棰楚，而囚之情可毕矣。答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意思是，将帅是掌管刑罚的官吏，也是一切事务的主宰者，不应偏袒任何人。正是由于不偏袒任何人，所以任何事情发生都能公平裁决，任何情况出现都能正确处理。贤德的人总是亲自询问，详察案情，避免错误，秉公审理，即使犯人与自己有深仇宿怨，也不追究前仇。所以善于审案的人，不必施刑拷打，也可以把案情全部掌握。如果依靠鞭打犯人脊背，烧灼犯人两胁，捆夹犯人手指等办法来审讯，就是豪杰之士，也会因经不起这种酷刑，而被屈打成招了。

《尉缭子·将理》还提到当时诸侯国的官吏贪污腐败的情形，说：“今世谚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试听臣之言，行臣之术，虽有尧舜之智，不能关一言，虽有万金，不能用一铢。今夫决狱，小圄不下十数，中圄不下百数，大圄不下千数。十人联百人之事，百人联千人之事，千人联万人之事。所联之者，亲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识故人也。是农无不离田业，贾无不离肆宅，士大夫无不离官府。如此，关联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万之师出，日费千金。今良民十万，而联于囹圄，上不能省，臣以为危也。”意思是，现今的俗话说：“有千金的人，可以免死，有百金的人，可以免刑。”如能听取我的意见，采用我的办法，虽有尧舜的智慧，也不能说一句通融的话，虽有万金的财富，也不能用一“铢”钱行贿。现今审理案件，小案件拘禁不下数十人，中等案件拘禁不下数百人，大案件拘禁不下数千人。而且往往是十人的事牵连百人，百人的事牵连千人，千人的事牵连万人。所牵连的人，首先是父母兄弟，其次是亲属，再次是熟识的朋友。被牵连的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商人被迫离开店铺，官吏被迫离开官府。像这样众多的良民被牵连而关进监狱，这就是当前拘禁囚犯的实际情况。兵法上说：“十万大军出征，一日耗费千金。”现在十万良民被牵连入狱，而君王不能明察，我认为是很危险的。

案例

长虹的严格管理

不占据天时、地利的内陆企业——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自1988年试行股份制改革以来飞速发展。1993年，公司的产值、主营收入、利润、全员劳动生产率分别比1988年翻了4．5倍、3．7倍、3．6倍、3．2倍，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税后利润分别达到5．95元和2．16元，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彩电生产基地和产品国内市场占有份额最多的电子行业巨头。诚然，长虹公司后来也出了不少问题，而且当时长虹公司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当时的市场机遇。但是，长虹的严格管理制度无疑是让其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长虹的严格管理制度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严明的进出厂制度。借鉴日本松下的经验，长虹公司的进出厂制度严格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公司各部门仅领有几张“出入证”，凡长虹员工、各级领导进出厂门必须凭此证通行。员工外出前，首先需向其部门领导请示，经同意后在考勤簿上写明外出时间、办事内容、返回时间，方可领证出入，若被公司劳动人事部门的纪律检查人员发现员工外出办私事，公司将视其轻重及违反劳动纪律的次数给予扣发奖金或辞退的处罚。

第二，分秒必争的上下班制度。“时间就是效率”在长虹公司得以充分体现。公司的上下班全以中央广播电台播放的时间为准。上班时间，只要广播一停，大门立即关闭，迟到者会被守候在门口的纪律检查人员记入考勤簿。而且，即使员工在广播停以前进入公司大门亦会被本部门考勤员将其记入迟到人员中；下班时间广播未响，任何人不得提前离岗，否则以早退处理。连续3次迟到、早退或旷工者，公司予以辞退。长虹公司借鉴了日本松下公司的“早课”制，实行“班前会”制度。即全公司员工每天早晨上班前必须提前10分钟到岗，各部门领导或班组长组织员工列队站立，齐声背诵公司的“长虹精神、长虹厂风、长虹宗旨、长虹目标、94方针、三优一学、四职、四有、文明用语”等，此后，布置当天的工作，对头一天的任务完成情况作出总结。

第三，清一色的着装制。公司认为着装的统一代表着公司的精神风貌，是员工共同奋战、荣辱与共的一种体现。因此，要求员工必须统一穿公司发给的厂服、厂裤，春夏秋冬毫无例外，对于公司的管理部门，要求员工一律穿正规的西装。为了便于器件的管理，规定员工及来公司的客人一律不得携带提包进公司，若遇特殊情况，必须交门卫检查后方可出入。

第四，严禁烟酒制。大家可能都知道，戒烟、戒酒不是一日功夫所能至，尤其是老烟民、老酒民更是如此。奇怪的是，长虹公司决策者头一天颁布“上班时间员工及来公司的客人不得吸烟，中午不得饮酒，违反一次扣500元，再次者辞退，来访客人违反者扣接待单位的奖金”的戒令后，从第二天开始，真的没有一人违背，公司员工真正形成了“军令如山”的军人式作风。长虹公司对员工及来访客人的戒烟戒酒制度造就了公司良好的工作环境，在国内企业尚不多见。

第五，令出即行的奖惩制。细细思索，长虹公司颁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之所以能够贯彻执行，正是因为决策者令出即行的求实作风。在奖金分配上，公司按各生产厂、各部门的任务轻重、完成情况、承担的风险将其分成若干等级，部门领导及员工的奖金直接与其挂钩，各部门根据其具体情况将员工的奖金又分成若干等级进行再次分配。长虹公司内部的奖金分配有着较大差距，而且在分房制度方面及重奖制度方面，有突出贡献者将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因此，员工间的竞争也相当激烈。在长虹公司，最年轻的高级领导上任时不到40岁，中层干部仅24岁（不含团委书记），最高重奖人员享有10万元奖金；因业绩平平被撤换下来的中层干部及由管理部门调至生产一线的人也为数不少，最大年龄有50出头的。任人唯贤、多劳多得的原则在长虹公司得以真正体现。

第六，全封闭式的职工培训。长虹公司投资上千万元在风景秀丽的森林公园脚下建成了设施先进齐备的员工培训中心，内设电大、技校和职工上岗、换岗培训、外语培训等，主要为公司培养后备人才。这里的学生、老师一律住楼，实行全封闭式管理，开放式教学，仅周末可回家一次，新生入校后必须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并需通过公司的检阅。

第二节　法兵家战略分析与决策

我们知道道兵家竞争战略管理思想非常重视“谋略”的作用，而法兵家有所不同，法兵家的竞争战略管理思想是非常务实的，重视实力竞争。《尉缭子》就明确表示“谋略”的作用有限，单靠“谋略”是不能赢得战争的。《尉缭子》说，“胜备相用，犹合符节，无异故也”，即想要击败敌国获取胜利靠的是军事力量的准备。有了充分的准备，胜利就像符节相合一样，没有任何疑问。无疑做好充分的准备是获取胜利的前提，不过《尉缭子》过于强调实力的作用，也就降低了其竞争战略管理理论的深度。总体上法兵家战略分析与决策思想比较简单。

《尉缭子》对战略分析非常重视，主张在进行作战前，事先对天时、地利、人心、敌情进行分析。即《尉缭子·战权》中所言，战前“高之廊庙之论”，从而制订周密仔细的战争计划“安其危，去其患，以智决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不过和道兵家相比，法兵家的战略分析思想就显得逊色很多了。

《尉缭子·战威》提出了战略分析的五个方面，“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夺敌者五：一曰庙胜之论；二曰受命之论；三曰踰垠之论；四曰深沟高垒之论；五曰举阵加刑之论”。即在军队还未行动，双方还未接触时就能够压倒敌人的条件有五个方面：一是朝廷的决策英明；二是将帅的选拔得当；三是进入敌境的迅速突然；四是本国防务的坚强充实；五是列阵决战的指挥正确。

就如何获取战略分析所需要的信息情报而言，《尉缭子》提出的方法也没有超过道兵家的范围。如《尉缭子·兵教下》提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前噪者谓之虚，后噪者谓之实，不噪者谓之秘，虚实秘者，兵之体也”。《尉缭子》还提出“伐国必因其变，示之以财，以观其穷，示之以弊，以观其病，上乖下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这和《六韬》的文伐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但总而言之，法兵家在这方面的思想就是观察和试探，没有比道兵家更深刻、更有特色的思想。

法兵家战略决策的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道兵家的范畴，大体上也就是决策不能迷信，要遇事先谋，不过其科学理性的决策原则倒是比较有特色。

虽然兵家普遍有着不信迷信鬼神之说的传统。如《孙子兵法》就明确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作为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指挥战争不可去求神问卜；不可用类似的事情去做吉凶推测；也不可用夜观星辰（天象）运行的度数去验证作战方案，而必须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但是在先秦时期，由于殷周时期流传下来的巫祀传统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迷信思想对人们影响很大，墨子就明确认为有鬼神，孔子不能肯定鬼神是否存在，但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如《吴子》就有这样的话：“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显然说明当时存在依靠占卜决定是否出战的做法；《六韬》也提出过一些很神秘的决策方法，如“三军齐整，阵势已固，深沟高垒，又有大风甚雨之利，三军无故，旌旗前指，金铎之声扬以清，鼙鼓之声宛以鸣，此得神明之助，大胜之征也。行陈不固，旌旗乱而相绕，逆大风甚雨之利，士卒恐惧，气绝而不属，戎马惊奔，兵车折轴，金铎之声下以浊，鼙鼓之声湿以沐，此大败之征也”，“凡攻城围邑：城之气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气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气出而西，城必降；城之气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气出而东，城不可攻；城之气出而复入，城主逃北；城之气出而覆我军上，军必病；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兵长久。凡攻城围邑，过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辅，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

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阴阳学说开始流行，很多学说都受到阴阳学说影响，当时许多将领也受到了影响，把阴阳术数引进了用兵之道，试图借助阴阳术数获取胜利。《尉缭子·武议》说：“今世将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欲以成胜立功，臣以为难。”尉缭对这种现象非常忧虑，因此，《尉缭子》开篇就明确提出了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原则，“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天官人事而已”。尉缭还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按天官曰：‘背水阵为绝地，向阪阵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向山阪而阵，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阵哉！楚将公子心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柄在齐。柄所在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者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尉缭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者，《尉缭子·战威》提出，“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祠而得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一切成就都是靠人的努力，和卜筮等活动无关。《尉缭子·兵谈》还提出“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要求领导者遇事先谋，小心谨慎，有成功的把握再采取行动。

第三节　法兵家战略行动

法兵家战略行动思想也基本上没有超过道兵家，而且缺乏足够的深度。大体上法兵家战略行动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则：

（一）做好战略行动前的准备

对于战略行动前的准备工作，《尉缭子·战威》提出了五个方面，他说，“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意思是，古代君王特别注意军事方面的五个问题：粮食储备不充分，军队就难以行动；奖赏待遇不优厚，民众就得不到鼓励；武士不经严格挑选，部队就不会坚强；武器装备不充实，战斗力就不会强大；赏罚不公正，民众就不会畏服。能够注意到这五个方面的问题，防守时就能守必固，行动时就能战必胜。

（二）激励士气

《尉缭子·战威》说：“故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志不励，则士不死节。士不死节，则众不战。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荣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旋踵，此本战之道也。”意思是，将帅指挥作战，必须用自己的表率行为来激励部队，这样才能像头脑指挥四肢一样的灵活自如。战斗意志不加以激励，士兵就不会为国家效死，士兵不为国家效死，部队就没有作战能力。激励士气的方法就是使民众都过上富裕的生活。官职的等级、死丧的抚恤是民众所追求的，应该有明确的规定。必须根据民众的生活需要制定保障措施，根据民众的功绩给予表彰奖励，使他们在田地俸禄方面得到实惠，起居饮食方面得到照顾，邻里互相鼓励，死生互相帮助，战时携手应征入伍，这就是激励民众的办法。使同什同伍的人，像亲戚那样互相关心，上下级关系像朋友那样亲密无间，军队驻止下来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的坚固，行动起来就像急风暴雨一样的迅猛，战车一往直前，士兵绝不后退，这就是战胜敌人的根本原则。

（三）获取道义上的主动

《尉缭子·武议》提出：“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财货，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意思是，凡是用兵，不要进攻无过的国家，不要杀害无辜的人民。杀害人家的父兄、掠夺人家的财物、奴役人家的子女，这些都是强盗的行为。战争的目的是平定暴乱，制止不良行为。对于被讨伐的国家，要使农民不离开他们的土地、商人不离开他们的店铺、官吏不离开他们的机关，因为用兵的目的，只在于惩罚祸首一人，所以能不必经过流血战斗就可得到天下的拥护。当然这些话未必是尉缭的真心话，因为，我们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尉缭本质上并不重视仁义，但他还是不断地提到仁义，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仁义是能够带来利益的。因为施行仁义能够获取老百姓的支持，同时也能够获得诸侯国君主的认同。此外，出兵打仗，兼并对手也需要有一个借口，不能师出无名，必须做到师出有名，军队才有战斗力，才不会激起敌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的反感。因此，《尉缭子·攻权》还提出，“凡侠义而战者，贵从我起，争私结怨，应不得已。怨结虽起，待之贵后”。意思是，凡是正义的战争，最好由我首先发动，为争私结怨的战争，应是出于不得已。因结怨而引起的战争，最好后发制人。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道义上的主动权。

（四）善于权变

《尉缭子·兵教下》说，“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阝厄。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堙以临之。无丧其利，无夺其时，宽其政，夷其业，救其弊，则足以施天下。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自伍而两，自两而师，不一其令，率俾民心不定。徒尚骄侈，谋患辩讼，吏究其事，累且败也。日暮路远，还有别气，师老将贪，争掠易败”。意思是，兴兵作战，必须详细研究敌我形势的变化，以计划军队的行动。敌我战备的程度，粮食的多少，比较双方进出道路的远近险易，然后出兵进攻，必能顺利攻入敌境。敌人地大而城小，必先占领广阔的土地。城大而地窄，必先攻占它的城市。土地广阔而人口少的，就要控制它的枢纽要害；城市狭小而人口稠密的，就构筑土山攻城。对敌国不要损害其民众的利益，不要耽误民众的耕种，废除苛刻的法令，安定人民的生活，拯救民众的疾苦，这就是施恩于天下了。现今各国互相攻伐，往往仗恃强大，攻击施行德政的国家。军队从“伍”到“两”，从“两”到“师”，命令不统一，军心不安定。崇尚骄奢，惹是生非，官吏忙于处理这些事情，徒劳精力，招致战败。成功无望，还师罢军，挫伤士气，久战疲惫，将帅贪功，士卒劫掠，这就很容易被战败了。《尉缭子·兵教下》说：“凡将轻、垒卑、众动，可攻也。将重、垒高、众惧，可围也。凡围必开其小利，使渐夷弱，则节吝有不食者矣。众夜击者，惊也。众避事者，离也。待人之救，期战而蹙，皆心失而伤气也。伤气败军，曲谋败国。”意思是，凡是敌人将帅轻浮、营垒低矮、军心动摇的，就可以进攻它。将帅稳重、营垒高大、军心恐惧的，可以围困它。围困敌人，必须给它展示一线希望，使它斗志逐渐削弱，时间一久，即使敌人节约粮食，也会陷于饥饿了。敌方士兵夜间自相攻击，是军队惊恐不安的表现。士兵不听指挥，是上下离心离德的表现。等待别国救援，会战前局促不安的，是信心丧失，士气沮丧的表现。士气沮丧，军队就会失败；谋略错误，国家就会败亡。

（五）不轻易变更命令

这是法兵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观点。《尉缭子·战威》说：“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夺者，心之机也。令者，一众心也。众不审则数变，数变则令虽出，众不信矣。故令之法，小过无更，小疑无申。故上无疑令则众不二听；动无疑事则众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战者也。”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能压倒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压倒。压倒敌人，在于将帅的机智。号令是用来统一军队行动的，对军队情况不了解，号令就会经常变更，经常变更的号令，纵然下达了，大家也都不会相信。因此，下达号令的原则是，有小的缺点不必变更，有点不明确也无须重申。所以，上级没有可疑的命令，大众也就不会无所适从；行动没有犹豫不定的事情，大众就不会三心二意。从来就没有不取得大众衷心信任，而能得到他们自愿效力的，也没有不取得大众自愿效力，而能使他们拼命作战的。《尉缭子·攻权》还说：“故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入。”即兵员一经集中，就不能随便解散，军队一经出动，就不能无功而返。寻求敌人要像寻找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进攻敌人务像抢救落水的人那样奋不顾身地迅速行动。

（六）把握主动权

《尉缭子·战权》提出：“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权”在此指谋略的运用，故此这段话的意思是先运用谋略治敌，敌人就没有力量交战；先利用威势慑服敌人，敌人就没有威势抵挡。因此，用兵贵在获取主动，能够做到主动，就能够获取胜利，不能够做到主动，就不能获取胜利。

（七）保持专一原则

法兵家对于参战人数的多少不太关注，而是强调精兵主义，同时强调专一。专一原则还要求，军队行动过程中，沉着冷静，从将帅到士卒统一思想，上下一心。《尉缭子·攻权》说：“兵以静胜，国以专胜。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禽。将吏士卒，动静一身，心既疑背，则计决而不动，动决而不禁。异口虚言，将无修容，卒无常试，发攻必衂，是谓疾陵之兵，无足与斗。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节必力，其心动以疑，则支节必背。夫将不心制，卒不节动，虽胜幸胜也，非攻权也。”意思是，军队以沉着冷静制胜，国家以统一团结制胜。部署分散力量就会削弱，决心动摇，士气就会涣散。力量薄弱，就不敢大胆进退，即使有好的战机也可能放走敌人。将吏士卒，一动一静，都像人的身体一样，如果决心动摇思想混乱，就是计划决定了，也不能立即行动，行动起来了，又不能加以控制。军队中众说纷纭，空话连篇，将帅没有严肃的态度，士兵没有正规的训练，这样发动进攻，必然要导致失败，这就是颓废无用的军队，这种军队是不能同敌人战斗的。将帅好比人的首脑，部属好比人的四肢，首脑的决心坚定，四肢的动作必然有力，首脑的决心犹豫，四肢的动作必然迟疑。如果将帅指挥军队，不能像首脑控制四肢那样灵活自如，士兵不能像四肢那样按首脑的指挥行动，这样的军队，即使取得胜利，也是侥幸的胜利，而不是正确指挥的结果。

本章提要

法兵家是兵家出现比较晚的一个派别。其治国、治军思想具有浓厚的法家色彩，反映了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军事竞争的一些重要特点。《尉缭子》是法兵家的代表作。

法兵家关注组织内部能力的提升，提倡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和军队，把治国和治军密切结合起来，实行军国一体的经国治军方略。法兵家的管理手段严厉甚至残酷，如保甲连坐制度就是其典型的管理手段，这种管理手段和当代企业战略管理的现实相去甚远。但是法兵家提倡实力竞争，把组织发展战略和竞争战略密切结合，重视法治等这些思想都和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思想是一致的。总体上来说，法兵家的部分管理手段和管理原则，对于当代企业战略管理还是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的。

复习和讨论

1．法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法兵家的保甲连坐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3．法兵家战略管理手段对当代企业战略管理有什么启示？

历史案例　秦国的农战战略

战国中后期，著名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变法，提出并推行了明确的“农战政策”，即所谓“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农战政策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由国家掌握调控土地资源，实行国家授田制。按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民众土地，授定之后设立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每个农户所授土地相同，负担同等的国家赋税，即所谓“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通过授予民众土地并设立阡陌封疆，承认和保护民众的权益来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目标，又颁布了户籍法和什伍连坐法。户籍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什伍连坐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同时规定“使民无得擅徙”，对民众进行强制性的人身编制、组织管理和地域控制。授田制、户籍法、什伍连坐法相互配套，协同推行，实现了国家对土地资源和广大民众的直接控制管理，实现了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直接结合，势必会促进农业发展。

第二，发布垦荒令，鼓励垦荒务农。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孝公三年（前359年），商鞅建议秦孝公颁布《垦草令》，推出了鼓励民众垦荒种田的20多种办法，激励力度很大。荒地得到垦辟，耕地面积扩大，无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

第三，免役轻税，保护农业。商鞅主张对农业轻税，反对重税，认为“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也反对大兴徭役，认为“农逸则良田不荒”，“征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农多日，征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农业就能得到发展。商鞅变法明确规定：“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僇力，意即努力；本业，即农业；复其身，就是免除本身徭役（包括劳役和兵役）。意思是，凡勤恳务农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免除其本身的徭役。这是一种很有力的鼓励措施，因为按照当时秦朝的制度，爵位在五大夫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免除徭役。商鞅变法还规定，把100方步（长宽各100步）为一亩的周代亩制，改为240方步（长宽各240步）为一亩，并按照新的亩制纳税，但税率不变。这样，农民的纳税负担实际上就减轻了一大半，自然会激励农业生产。

第四，将按田亩数征收军赋改为按人口数征收军赋。战国时各国征收军赋，均依据田亩数为计算单位，即“因地而税”，根据需要不定期征收，田亩多者要多交，这实际上不利于垦荒生产。商鞅发现了这一弊端，“舍地而税人”，将秦国军赋改为按人口征收，开始实行定额、定期、按人（包括男、女）征收军赋的办法。与“因地而税”相比，这样做在提倡开荒时，解除了增加垦地会加重军赋负担的顾虑，有利于促进人们扩大耕地面积，对发展生产有积极作用。

第五，想要获得官爵，除农战别无他途。商鞅变法规定，秦国民众晋爵标准非农即战，别无他途。《商君书·农战》载：“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从一空（孔）而得官爵。是故不以农战，则无官爵。”这就是说，要想获得官爵，只有依靠务农或作战。依靠务农而获得官爵，称为“入粟拜爵”，具体方法是：“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出官爵”意即捐得官爵。意思是，民众有余粮可以向政府捐献，政府根据捐粮的多少授予级别有差的官爵。依靠军功而获得官爵称为“军功入爵”，规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军功爵共有20级，一级曰公士，斩得一个甲首，即可被授予，并得到实际利益：“爵一级者，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益除庶子一人”，不但田宅得以扩大，还可得到一个没有爵秩的人为自己服定额无偿劳役，即所谓“庶子”。从第一级公士到第五级大夫，依此递增。从第六级爵官大夫到第二十级爵彻侯，可按照等级食邑食税，“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之上的。

第六，提高粮食价格，保障务农者获利。《商君书·外内》载：“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通过提高粮食价格来保障农民利益，来激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务农人数，从而巩固农业生产。

第七，采取强硬措施惩罚妨碍农业生产的行为。商鞅在第一次变法时，明确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事末利”指从事工商业经营；“怠而贫”指由于怠惰而致贫致穷；“举以为收孥”，是加以纠举，并将其自身连同其妻子、儿女籍没为官府奴隶。惩罚是相当严厉的。商鞅变法还规定，“民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成年后必须分财别居，自立门户，各自耕种生产，否则要加倍征收其军赋。其目的在于划小生产规模，确立以小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经济，鼓励各自谋生，努力从事生产。《商君书·垦令》还明确禁止声色娱乐下到各县，以保障农民心志专一地务农；禁止怠惰之民游手好闲，妨害农事；禁止雇用佣工；禁止大兴土木；禁止官吏扰民；等等。

农战政策涉及土地政策、赋役政策、爵秩政策等众多领域，多为强制性法令，强力推行，不容讨论。农战政策之下，肆力农耕和勇敢杀敌都可以获致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利益，使秦国民众“喜农而乐战”，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务农和作战的积极性，使秦国“民以殷盛，国以富强”，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崛起于六国之上，“其后卒并六国而成帝业”，实现了富国强兵、一统天下的核心目标。

点评：

农战政策把重农与重战统一起来，亦重农亦重战。但重战又为核心，重农服务于重战，为重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重战才是要实现的核心目的。这种政策内部的偏重，势必将农业经济纳入到为战争服务的轨道，势必使社会经济军事化，使秦国变成了一个大兵营，出现了全民为兵、全民重战的极端化情形，当时即被视为“虎狼之国”。此外，秦军虽然战斗力很强，可是老百姓生活却很不幸福，民脂民膏都被国家的军事机械榨干了，以至于其他国家割让土地或者被秦国占领土地之后，当地的人民都宁愿背井离乡迁走，也不愿意留下当秦国人。秦国这种采取暴力和行政强制手段推动社会经济沿着军事需要、统治需要的方向发展的做法，从短期来看，有助于达到一定的政治军事目的。但从长期来看，势必会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极大地伤害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直至政权因经济崩溃和矛盾激化而被推翻。秦王朝建立后短命而亡，证明了农战政策和抑商政策的巨大危害。

企业案例　微软与网景之争

1975年，当微软诞生的时候，比尔·盖茨只有19岁，他的员工只有3个，当年的营业收入仅为1．6万美元。让微软腾飞的“决定性产品”，便是比尔于1985年推出的Windows（视窗）操作系统，这种由微软开发和设定的“图形用户界面”成为全球电脑必用的操作系统，它占有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形成名副其实的寡头优势。到1995年，微软已成为一家巨型高科技公司，拥有员工1．78万人，年收入高达130亿美元。

也是在这一年，比尔·盖茨做了两件事：一件是他推出了Windows 95，在价格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增加了文件管理、图形处理、网络浏览等多种功能，其卓越的价格性能比使微软取得了竞争对手望尘莫及的领先优势。另一件便是他作出了一个判断，当时，随着电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互联网的崛起，Internet浏览器技术方兴未艾，而比尔·盖茨认为，决定未来计算机世界命运的，仍是“视窗”技术而不是浏览器技术。因此，他仅仅在新推出的Windows 95中增加了一个网络浏览功能，而并没有进行浏览器技术开发的计划。也正是比尔·盖茨的这个决定，让硅谷里的一间名叫网景的小公司看到了微软帝国巨大阴影下透漏出来的一丝阳光。在随后的两年内，网景专注于浏览器技术的开发。很快，伴随着NC、JAVA等技术标准的提出，一种基于Internet而首次与微软无关的新的软硬件体系形成了。以网景为首的一批互联网技术公司应声崛起，迅速构成了一股隐然可以与微软分庭抗礼的新力量。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正在生成：如果网景在浏览器市场上取得垄断性优势，它就完全有可能也有实力推出一套新的操作系统以替代微软的Windows。

“微软错了。未来的世界不是PC，而是Internet。”比尔·盖茨很快就意识到，他犯下了一个足以让微软走向毁灭的错误。这时候，很多人也仿佛听到了微软帝国大厦发出的可怕的“吱吱”声，全世界都在嘲笑和注视着比尔·盖茨。网景的CEO巴克斯德得意地对《时代》周刊记者说：“互联网是一个不宽容错误的地方。如果这次微软错了，它就永远也找不到正确的道路了。”

那么比尔·盖茨是怎样躲过这场灾难的？他首先与网景谈判。微软表示，如果网景不与它竞争，两家公司可以形成一种互惠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当时，网景正准备推出一个新的可替代Windows的“领航员”浏览器，比尔·盖茨前所未有地示好说，如果网景同意不推出这一浏览器，那么，微软可以在其他所有的操作系统平台方面作出让步。

这是微软仅有的一次“屈膝”。可是，已经取得了战略先机的网景又岂会就此买微软的账。巴克斯德的梦想并不是在微软帝国大厦的旁边盖一间附生的楼房，而是直接取而代之。谈判破裂，微软只好走上对抗之路。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微软投入20亿美元，通过购买、兼并和开发等多种手段，迅速地推出了一个浏览器产品IE2．0。为了彻底摧毁网景，比尔·盖茨决定将这一产品免费开放。

免费开放的IE一下子就把浏览器市场的游戏规则给冲乱了。在此之前，网景浏览器的收费标准为45美元，而IE的功能与之相近却分文不收，无疑让包括网景在内的所有公司和消费者都目瞪口呆。

半年后，比尔·盖茨又使出另一记“杀手锏”，微软宣布将Windows 95 与IE捆绑销售。这一招等于是微软利用其垄断优势而进行的市场攻击，全球85%的电脑装了Windows 95，微软便是利用这一事实上的垄断去创造另一个新的垄断。同时，微软还发挥它的强权能力，与网络浏览器发行和使用的两个主要渠道——原始设备制造厂家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核心内容仅一条：将IE而不是网景的“领航员”作为他们向消费者推荐的首选浏览器。

一连串组合攻势的推出，使微软渐渐挽回了颓势。1998年，微软的IE已占有网络浏览器市场的半壁江山，一举夺回了3年前被网景的“领航员”浏览器抢去的主导地位。1998年6月，微软更进一步推出Windows 98，将浏览器中崭新的Web页面设计思路引入到Windows中，使视窗变得更为生动和实用，并真正成为了一个面向互联网的桌面系统。也正是在这样的竞争和攻击中，微软完成了公司的战略转型：由一家PC软件系统的技术提供商转型为以Internet为基础的服务提供商。这一年，微软的股价暴涨了72%。在微软的步步逼迫之下，曾经雄心万丈的网景公司被迫放弃浏览器市场，并公布了源代码。微软与网景的浏览器之争，算得上是互联网世界最为惨烈的一役。

点评：

在这场竞争中，微软和网景都看到了互联网的巨大潜力，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潜力无限的市场上抢占先机，应该说网景公司比微软公司先行一步，因而相对于微软取得了较大的竞争优势，于是网景拒绝了微软抛来的橄榄枝，打算独霸互联网。如果说微软公司只是一家和网景一样以网络为主要业务的公司那就罢了，可是网景忽视了微软真正的实力。在残酷的竞争中，如果竞争对手双方都不是糊涂蛋，那么就是靠实力说话了。高手对决的时候，谋略的重要性就下降了，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拼的就是快、准、狠、强！这不正是法兵家强调的吗？

【注释】

[1]秦孝仪《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序·卷三十六》，1925年1月6日于黄埔军校颁布。

[2]当时文字是竖排的，故有条文如左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