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兵家战略分析与决策

第五章　儒兵家战略管理

本章导读

本章重点分析儒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以儒兵家的代表作《司马法》一书的思想为核心进行分析，同时补充了具有浓厚儒兵家倾向的《吴子》一书中的一些重要思想。首先，分析儒兵家的自我管理之道。其次，分析儒兵家治军之道和治国之道。最后，探讨了儒兵家的战略分析、决策与行动思想。总体而言，儒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和道兵家、法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有着巨大的差异，儒兵家有着独特的战略目标，即主张战略目标应该是消灭战争、仇恨和暴乱。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儒兵家提倡遵循伦理原则的管理之道，重视战略管理主体德行的修养和被管理者的德行情况，强调教化的作用和德行的价值，应该说儒兵家这样一些特点使得儒兵家的战略管理主张更加切合企业战略管理实践。

引导案例1　晋文公守信降原

原乃周卿士原伯贯之封邑，原伯贯兵败无功，襄王夺其邑以与晋，伯贯见在原城，恐其不服，所以必须亲往。颠颉至攒茅，栾枝至温，守臣俱携酒食出迎。

却说魏犨至阳樊，守臣苍葛谓其下曰：“周弃岐丰，余地几何！而晋复受四邑耶？我与晋同是王臣，岂可服之。”遂率百姓持械登城。魏犨大怒，引兵围之，大叫：“早早降顺，万事俱休！若打破城池，尽皆屠戮！”苍葛在城上答曰：“吾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今此乃王畿之地，畿内百姓，非王之宗族，即王之亲戚。晋亦周之臣子，忍以兵威相劫耶？”魏犨感其言，遣人驰报文公。

文公致书于苍葛，略曰：“四邑之地，乃天子之赐，寡人不敢违命。将军若念天子之姻亲，率以归国，亦惟将军之命是听。”因谕魏犨缓其攻，听阳民迁徙。苍葛得书，命城中百姓：“愿归周者去，愿从晋者留。”百姓愿去者大半，苍葛尽率之，迁于轵村。魏犨定其疆界而还。

再说文公同赵衰略地至原。原伯贯绐其下曰：“晋兵围阳樊，尽屠其民矣！”原人恐惧，共誓死守，晋兵围之。赵衰曰：“民所以不服晋者，不信故也。君示之以信，将不攻而下矣。”文公曰：“示信若何？”赵衰对曰：“请下令，军士各持三日之粮，若三日攻原不下，即当解围而去。”文公依其言。到第三日，军吏告禀：“军中只有今日之粮了！”文公不答。

是日夜半，有原民缒城而下，言：“城中已探知阳樊之民，未尝遭戮，相约于明晚献门。”文公曰：“寡人原约攻城以三日为期，三日不下，解围去之。今满三日矣，寡人明早退师。尔百姓自尽守城之事，不必又怀二念。”军吏请曰：“原民约明晚献门，主公何不暂留一日，拔一城而归？即使粮尽，阳樊去此不远，可驰取也。”文公曰：“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凭也。三日之令，谁不闻之？若复留一日，是失信矣！得原而失信，民尚何凭于寡人？”黎明，即解原围。

原民相顾曰：“晋侯宁失城，不失信，此有道之君！”乃争建降旗于城楼，缒城以追文公之军者，纷纷不绝。原伯贯不能禁止，只得开城出降。

点评：

从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竞争主要不依靠暴力，而是强调德行和威势，以争取人心为基本原则。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做事情遵循道德原则，不仅能够带来心灵的安宁，而且也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正是儒兵家的大智慧。

引导案例2　胡庆余堂的“戒欺”横匾

参观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可见里面的招牌、匾额众多，大都是朝外挂的，唯独有块横匾却是朝里的，朝着坐堂经理的面向挂的，这就是营业大厅后高悬的“戒欺”横匾。匾上文字为当年胡雪岩亲笔所书：“几百贸易均着不得欺字，药业关系性命，尤为万不可欺。余年心济世，不以劣品戈取厚利，惟愿诸君心余之心，采办务真，修制务精，不致敢于以欺世人，是则造福冥冥。谓诸君之善为余谋也可，谓诸君之善自为谋也亦可。”胡雪岩为什么安置这块“戒欺”匾呢？

胡庆余堂开张后的第二年，一位采购员误将大批豹骨当做虎骨买了回来。一位心术不正的副经理知道后自以为有了晋级的机会，于是不通过经理，直接向胡雪岩汇报。说将豹骨配制药物，就会大大降低药效，在顾客中造成严重影响。胡雪岩听后问他向经理汇报过没有，副经理说没有，又说这事是经理经手拍板的。

胡雪岩当即到药库查看了这批药材，确认之后立即召集全体职工开会，命令将全部豹骨销毁，并当众写下这篇“戒欺”文，嘱刻在匾上。从此，这块“戒欺”横匾就挂在了胡庆余堂人的心头。

负责进货的经理看到由于自己工作失误，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非常羞愧地递了辞呈。不料，胡雪岩却温言相劝：“忙中出错，在所难免，以后小心就是。”但对那位自以为举报有功、等着奖赏的副经理，胡雪岩却给了他一张辞退书。

直到今日，胡雪岩所制定的这些经营规则，胡庆余堂仍然在认真地遵守着，这为保持胡庆余堂的声誉和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胡雪岩本人也因此赢得了“江南药王”的美誉。

点评：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胡雪岩用人最看重的是德行，如果一个人德行有亏即使做了有利于公司的事情或者很有才能，都不能使用。在胡雪岩看来，身为副手的副经理发现伪药不及时向进货经理汇报已是渎职，背后打“小报告”更是心术不正，继续使用此人，将来一定会造成组织内部管理团队的隔阂与内讧，因此，必须将这个害群之马清除出管理团队。

第一节　儒兵家战略管理基础

一、儒兵家概述

儒兵家典籍主要代表是《司马法》，另外《吴子》也有很强的儒兵家倾向。《司马法》流传至今已2000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它保存了西周与春秋时期的军制、军礼、军法等思想，为人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儒兵家继承了周朝传统的王官兵学，阐释了春秋时期兵家主流的观点，在大战略层面和军事战略层面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思想，可以说是兵家中的古典学派。儒兵家提倡周朝的战争伦理和“礼”精神，主张义战，不重视或者说不赞同道兵家以利害原则决定战争行为的观点。它推崇“以礼固，以仁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既胜之后，其教可复”，获得长治久安，“是以君子贵之”，至于运用谋略相对于“仁”来说，只不过是“末”。所谓“凡大善用本，其次用末。执略守微，本末惟权。战也”，也就是说仁义才是治国安邦、战胜敌人之本，打仗的时候没有办法只好本末兼用。

儒兵家的战争观和春秋时期的时代特点是分不开的。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完全不同，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还在，人们对于周朝初期建立起来的诸侯国之间血缘宗法关系还比较认同。当时，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被认为是解决家族内部纠纷、维护家族秩序所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战争的目标往往只是让对方屈服而不是占领和兼并。因此，诸侯国面临的环境是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儒兵家的战略观念可以说是最适合当时情况的。如果说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道兵家关注的是零和博弈竞争的战略管理问题，那么以《司马法》为代表的儒兵家关注的就是合作竞争的战略管理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的基本上是合作竞争的环境，因此，对于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来说，以《司马法》为代表的儒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可能会比以《孙子兵法》等兵书为代表的道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更具有启发意义。

儒兵家和道兵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需要注意，儒兵家和道兵家典籍中都常常出现“仁”、“义”二字，然而两个学派对这两个字的认识却又存在非常深刻而隐晦的分歧。在儒兵家看来，道兵家所标榜的“仁义”，根本不是真正的仁义，而是一种基于利益计算的仁义，当“仁义”原则和“利益”原则冲突时，道兵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而放弃“仁义”。

以《孙子兵法》为例，《用间篇》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孙武在这里所指斥的“不仁”，显然不是一个道德的范畴，而是在计算利益得失之间的差距。通篇所铺垫和计算的兴师所费之巨，无非在渲染因小失大的这种“不仁”之甚。将孙子的这番话，通俗地翻译过来，就是吝啬爵位、俸禄和金钱，不重用间谍，不能察知敌情，使得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战争丧失胜机，这种因小失大显然是极为不明智的，这是置国家、百姓的利益于不顾。我们再看孙子的另一段观点：“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贤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兼死。”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军队中，没有比间谍更亲信的，奖赏没有比间谍更优厚的，事情没有比间谍更秘密的。不是高明智慧的将领不能利用间谍；不是仁爱的指挥官不能指使间谍；不是用心微妙的将领不能取得间谍的真实情报。微妙呀！微妙呀！无所不可以利用间谍啊！间谍的工作尚未进行，先已传泄在外，那么间谍和听到秘密的人都要处死。一方面说仁爱的指挥官要对间谍厚待亲信；另一方面一旦泄密，就要把泄密的人和间谍一起诛杀。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见，孙子的仁义完全是基于利益计算的仁义。

再看孙子的另外两段论述：“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意思是，进入敌境，则专心一致，使敌方不能抵抗；在丰饶的田野上掠取粮草，使全军得到足够的给养。“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意思是，军队的行动迅速起来像疾风，舒缓的时候像森林，攻击和掠夺起来像烈火，不动的时候像山岳，难以窥测像阴天不见日月星辰，一动起来像迅雷不及掩耳。占领敌方的乡村城镇，扩张领土，分配掠夺来的资源和俘虏，衡量利害得失，然后决定行动。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到孙子主张进入敌国之后实施抢劫政策，以此来满足军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孙子所说的实施“仁义”的对象是不包括敌国百姓的。

而儒兵家所说的“仁义”是最高原则，是不分敌我的，高于利益原则的。正如《司马法》所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为了安人，为了爱民。所以，战争过程中军队行动也必须有道德，不能不择手段，要善待俘虏，要保护无辜百姓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无辜的百姓并不仅仅是自己国家的百姓，也包括敌对国的百姓。儒兵家和道兵家、法兵家的分歧，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将会一一给予揭示。

二、儒兵家的自我管理之道

（一）为君之道——老板的自我管理之道

君主自我管理的目标是成为明主。要成为明主，儒兵家代表作《司马法》开篇就提出：“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即想要成为明主，就应当效法天地，并且观察古圣先贤的行为进行自我管理。如何效法天地呢？《易经》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发扬天刚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效法大地承载万物的德行，这是君主自我管理的总纲。在这个总纲下，儒兵家还提出了很多君主如何进行自我管理的方法，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居安思危的意识

《论语》有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特色，哈佛大学的江忆恩认为“居安思危，有备无患”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中心思想。《司马法》说：“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意思是，国家虽然强大，好战必定灭亡；天下虽然太平，忘掉战争准备，必定危险。即使天下已经平定，全国欢腾，每年春、秋两季还是要用打猎来进行军事演习，各国诸侯也要在春天整顿军队，秋天训练军队，这都是为了不忘战争做准备。居安思危的思想在《吴子》中也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吴起在和魏文侯对话时说：“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并且进一步提出“战胜易，守胜难”的思想。并认为“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是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可见，虽然吴起打过很多仗，并保持了不败的纪录，但他并非好战分子，他时刻保持着对战争的谨慎心态，要求君主在和平时期就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

2．修四德

《吴子》说：“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义者，所以行事立功。谋者，所以违害就利。要者，所以保业守成。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按照吴起的观点，“道”指的是事物的规律；“义”指的是激励人积极行动、建功立业的制度和文化；“谋”指的是做事情的过程中用来创造机会、抓住机会和避开威胁的谋略；“要”指的是获得成功后能够保持进取心。在企业战略管理中，把握“道、义、谋、要”四大原则，就是企业领导者要认真学习，提高自身能力，使得自己能够按照事情的规律做事，同时能用制度和文化激励他人和自己一起去完成事情，并且在做事情的过程中懂得运用谋略创造机会、抓住机会和避开威胁。在获得成功后，领导者还要能够保持进取心，继续获得更多的成就。

3．善于纳谏

在人治传统下，君主的行为是决定国家兴亡的关键，君主如果刚愎自用，则很有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而进谏是唯一可能对君主行为进行制约的方法，君主如果善于纳谏，那么就有可能对自身一些不合理、不正确的行动进行纠正，防止产生消极影响。

4．善于积聚人才

《吴子》说：“世不绝圣，国不乏贤，能得其师者王，得其友者霸。”君主身边如果多有贤才，不仅能帮助君主提高才德，少犯错误，而且为君主治国安邦进而实现王霸之业，提供最坚实的基础。

（二）为将之道——主管的自我管理之道

和道兵家一样，在儒兵家的观念中，成为良将也是将领的自我管理目标，不过对良将的要求，儒兵家和道兵家还是有不少区别。

良将是一个将领应当追求的理想境界，对于这种境界，儒兵家有如下描述：“必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得之国强，去之国亡。是谓良将。”（《吴子》）

这样的良将应具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儒兵家认为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因为良将在国内和在军中的行为是不一样的。

良将在国内应具有以下行为特征：“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问不言，难进易退。”（《司马法》）即在朝廷上说话要温文尔雅，在朝见君主时态度要恭敬谦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国君不召不来，不问不说，朝见时礼节隆重，辞退时礼节简单。

良将在军中应具有以下行为特征：“在军抗而立，在行遂而果，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不上趋，危事不齿。”即在军队中要昂首直立，在战阵中要行动果断，穿着铠甲不跪拜，在兵车上不行礼，在城上不急走（以免惊扰士众），遇危险不惧怕（以免惑乱军心）。

良将总体上应该给人这样的感觉：“居国惠以信，在军广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国和，在军法，刃上察。居国见好，在军见方，刃上见信。”即在国内要施恩惠讲信用，出兵打仗要宽厚且威严，临阵要果断而敏捷。在国内要上下和睦，出兵打仗要法令严明，临阵要明察情况。这样，在国内就能为人民所爱戴，治军就能为士卒所敬重，临阵就能为全军所信赖。

从《司马法》对良将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司马法》所述的良将颇有儒家的君子之风，特别是良将在平时的情形“在国言文而语温，在朝恭以逊，修己以待人”，这简直就是在描绘孔子。可见《司马法》治国思想和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主张是非常接近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都羡慕先王之道，都继承了周朝的王官之学，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综合孔子的君子之道和《司马法》的为将之道，我们可以管窥周朝的政治、军事和文化。

要想成为儒兵家心目中的良将，则应该从多个方面对自我进行管理。儒兵家关于良将自我管理方法的论述主要有：

1．良将应当具有诸多德行

《吴子》提出良将应当具有“四德”。所谓“四德”，指的是将领应当具有“威”、“德”、“仁”、“勇”四种品德，才能达到“足以率下安众，怖敌决疑。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敌”。其中“勇”被放在四德之末，吴起认为“勇”不是将领最重要的素质，“夫勇者必轻合，轻合而不知利，未可也”，将领过于勇猛反而有害。《司马法》提出了良将应该具备五种德行，即“仁、义、智、勇、信”，并分析了这五种德行具有的重大作用。“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即是说，行事合乎仁义可以获得人们的亲近，行事合乎道义可以说服别人跟随，行事显示出智慧可以让人感觉可以依赖，行事表现出勇敢可以让人感到有原则、意志不可动摇，行事坚守信用可以让人感觉到可以相信。这和《孙子兵法》中的为将之道仅仅相差一个字。

2．良将应当注意去除多种个性缺陷

《司马法》提出：“上同无获，上专多死，上生多疑，上死不胜。”即作为领导者，如果一味追求大家意见相同，那么就不能获取胜利；如果领导者过于专断独行，刚愎自用，那么就有可能被杀死；如果领导者贪生怕死，那么行动就会迟疑不决；如果领导者带有一种亡命之徒不怕死的观念去打仗，也同样无法获取胜利。这个论述表明《司马法》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为人处世要遵守中庸之道，要做到恰到好处，领导者既不能专断独行，也不能一味追求民主，这和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完全吻合，实践证明民主集中制非常适合军队管理。

（三）君主与将帅之间的关系

在道兵家部分我们讲到过，君主和将帅之间的良好关系是很不容易建立的。因为，作为领导者的君主要想方设法来防止下属欺上瞒下、对自己不忠，盲目信任下属是非常危险的。为此需要道兵家提出一系列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而儒兵家认为领导者在管理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以仁为本”，行事处处遵循仁爱原则，使得下属亲近、爱戴自己，那么君臣的关系就很好处理了，根本不需要想特别的方法防止下属对君主不忠诚。《司马法》说：“心中仁，行中义，堪物智也，堪大勇也，堪久信也。让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意思是，心里要充满仁爱，行为要合乎道义，处理事务要靠智慧，制服强敌要靠勇敢，长久地赢得人心要靠诚信。谦逊而和蔼，上下因而融洽，自己承担错误，而把荣誉让给别人，就能使士卒悦服、乐于效力，这样的话，君臣之间的关系就很好处理了。对于君主如何防止下属欺上瞒下的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滑稽列传》中对此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论述：“‘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谁最贤哉？辨治者当能别之。”

小故事

“三不欺”的故事

子产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名叫公孙侨，子产是他的字，曾经担任郑国的相。他接手国相位置之初，郑国还是一派“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混乱局面。然而没过多久，他就把郑国治理得“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孔子极其推崇子产，赞扬他“其养民也惠，其便民也义”。子产去世时，郑国百姓悲痛得不得了，“丁壮号哭，老人儿啼”。孔子也哭了，边哭边说：“子产，古之遗爱也。”认为他确有古人的高尚德行。据说，子产在郑国当政的时候，事无巨细，亲历亲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且子产非常聪明，对事情明察秋毫，奸诈的人在他面前根本没有办法隐瞒造假，所以司马迁称赞他为政“民不能欺”。

子贱是孔子的学生，名叫宓不齐。《吕氏春秋》载，他在单父为官，一天到晚躲在房里“弹琴”，但奇怪的是他“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孔子感到不解，子贱解释道，别看我表面上整天弹琴，实际上我很讲究用人，“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这些人都是单父的贤人，我务求使他们人尽其能，治理单父便绰绰有余了。听完子贱的介绍，孔子总结道，这是“求贤以自辅”，同时为他感叹：“惜哉不齐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则庶几矣。”认为以子贱的工作方法，倘若治理更大的地域，同样会卓有成效。子贱治单父，为政以仁为本，任用贤才，关爱下属，不扰民众，虽身不下堂，然而却让下属和老百姓对他感恩戴德，故“是人见思，不忍欺之”。所以，司马迁称赞子贱为政“民不忍欺”。

西门豹是战国时魏国邺地的“令”，即执政官。他一到任，首先调查研究，“会长老，问之民所疾苦”。百姓告诉他当地的漳河经常泛滥，地方一些官员就和巫婆、神棍们勾结起来，谎称得经常为河伯找老婆来安抚他不要发怒。他们随意把百姓家的漂亮姑娘挑选出来，弄到河里活活淹死；而每这样折腾一次，还要“收取其钱得数百万”，“婚礼”的费用“用其二三十万”，余下的则进了他们的腰包。西门豹知道后，主动要求为新娘送行，就在那次的仪式上，他以姑娘容貌不佳，请人通报河伯择日另娶为名，当着几千观众的面，接连把巫婆及其三个弟子并一名官员相继投入河中，令“吏民大惊恐”，从此“不敢复言”。此后，西门豹即“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使邺的百姓“皆得水利，民人以给足富”。西门豹治邺，“以威化御俗”，对舞弊贪赃、愚弄人民的人毫不留情。故此，司马迁称赞西门豹为政“民不敢欺”。

在这个故事中，子贱防止下属欺瞒自己的方法是儒家的仁爱；西门豹防止下属欺瞒自己的方法是法家的严厉；而子产防止下属欺瞒自己的方法则更多地流露出道家的睿智。儒兵家、法兵家和道兵家也是如此。儒兵家用仁义来对待下属，使得下属不忍心欺骗上级，欺骗上级就是不仁不义的行为，为良心所不耻。而且儒兵家领导在选择干部时非常重视德行，下属各种品质中“仁义”德行放在首位，这样选拔出来的下属一般也不会欺上瞒下；同时，儒兵家领导在管理过程中也非常重视“礼法”的作用，懂得运用礼法去约束下属，这样，下属对上级就不能欺骗。可见，对上级担心下属忠诚的问题，儒兵家主要是让下属对上级“不忍欺”和“不能欺”；而道兵家和法兵家更多地是让下属对上级“不能欺”和“不敢欺”。

三、儒兵家的治军之道

儒兵家的治军目标和其他兵家差不多，也是希望建立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儒兵家认为最优秀的军队应该是“凡胜，三军一人”，即整个军队在战争过程中能像一个人一样灵活机动，这样军队才能迅速抓住机会，克敌制胜。《吴子》对治军的理想目标做了两次描述：第一次，“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与之安，与之危，其众可合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第二次，“是以一人投命，足惧千夫。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可见，儒兵家治军的理想境界是整个军队内部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能够患难与共，对外则都像亡命之徒，没人敢于抵挡。即“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

为了建立这样一支军队，儒兵家提出了非常丰富的治军思想，下面我们从治军的依据、原则和基本手段等方面来谈儒兵家的治军之道。

（一）儒兵家治军的依据

儒兵家非常有针对性地从战争的角度讨论了人性问题，提出了自己治军的依据。《司马法》说：“凡人，死爱，死怒，死威，死义，死利。凡战，教约人轻死，道约人死正。”这段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其寓意却非常深刻，在古代战争中，士兵如果能够发挥主动性，拼死作战，那么军队的力量会增强很多，^[1]那么如何才能让士兵拼死作战？儒兵家总结历代战争的经验，仔细分析了这个问题，提出激励士兵拼死作战的原因主要有五个：第一，士兵会为其所爱的东西或者人而去拼死作战；第二，士兵会因为愤怒冲昏头脑而不顾生命安全而拼死作战；第三，士兵会因为畏惧某些非常可怕的东西或者人而不得不去拼死作战；第四，士兵会为实现自己的理想、维护心中的道义而去拼死作战；第五，士兵会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拼死作战。在此基础上，儒兵家得出结论，治军就是要教导士兵看轻死亡，引导他们为了正义而死。故此，治军可以从获取官兵的热爱，激发官兵的同仇敌忾的怒气，建立军法在官兵心中的威严和将领在官兵心中的威信，大力向官兵宣讲道义，为去打仗的官兵提供厚利重赏等多个方面去激励官兵拼命作战。

儒兵家的这个思想，如放在企业竞争中，实际上分析的就是如何激励员工努力工作的问题。想要员工努力工作用利益激励仅仅是一个方面。在西方管理理论中，一直对利益比较关注，激励员工往往更重视运用金钱的激励，金钱的激励确实有效果，但是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员工对于金钱的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激励效果就不足了。而当代美国仍然大量使用用高薪激励企业高管的方式。美国高管的薪酬高得令人咂舌，但是其激励效果却并不见得很好。

另外，即使员工对于低层次的需求尚未满足，非常需要金钱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爱、愤怒、道义等非经济激励因素的作用仍然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如飞夺泸定桥是在红军长征时期，关系到红军生死的一场战役。这场战役极度危险，事先并没有说明给予任何报酬，而且以当时红军的条件，也无法期望有很高的报酬。可是参战士兵却个个神勇无比，九死一生，最终取得了胜利。据说，战争的指挥官林彪给予飞夺泸定桥的勇士们的奖励仅仅是每人一套衣服和一支钢笔。是什么在激励红军勇士呢？无疑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的向往和信仰，是对旧社会的愤怒与仇恨，是对红军组织和领袖的爱戴，当然也是对红军严格的军纪的畏惧。

案例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国民党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图把红军消灭在桥头上。5月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战胜敌人的关键。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雨越下越猛，把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80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与大渡河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夺桥突击队。下午4点，夺桥突击队的23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3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桥，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借助大渡河天险将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

（二）儒兵家治军的原则

儒兵家治军的原则可以概括为法德治军，也就是以法治军，融合道德手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治是治军的基本原则，德治是必要、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

对于以法治军，在《司马法》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

1．根据人们的心理，制定军法

“凡人之形，由众之求。试以名行，必善行之。若行不行，身以将之。若行而行，因使勿忘，三乃成章。人生之宜，谓之法。”（《定爵》）这段话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各种具体规章制度的设立要征求大家的意见，通过民主的程序出台的规章制度才容易推行。然后进行试点，小心谨慎地逐步推行。如果出现了难以推行的情况，领导应该仔细思考是否需要修改，如果肯定不需要修改，那么将帅就要带头遵行，以树立榜样。如果成功推行，那么就要让下属们牢记这些规章制度；反复实践证明此规定可行，才可以固定下来，成为正式的规章制度；符合人的心理要求和实际能力的规矩才能叫做法。

2．军法要有威严

“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严位》）即士兵的作战位置要严格规定，号令要森严。《司马法》提出“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自古之政也”。意思是，进行战争的时候，如果用正常的方式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就要使用专断独行的方式，正如现代军队中执行任务一样，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如果谁敢不服从，就军法制裁。如果官兵不能相互信任，那么就要统一安排各项任务，不要指望他们主动配合；如果军心发生了懈怠，那么就要进行整训；如果军心动摇就要改变计划；如果下级不信任上级，那么军队的行为就无法预期了。

3．以法治军的境界

《司马法》对于以法治军提出了三个境界：“凡军，使法在己曰专；与下畏法曰法；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曰成；行微，曰道。”^[2]第一个境界是把自己的命令作为法令，这叫作专制；第二个境界是制定各种法令，自己和下属都遵守法令，不敢随便违反法令，这才叫法治；第三个境界是军队在法令的治理下，思想统一，军心稳定，没有各种小道消息，打仗时，士卒严格遵守军纪，不会受到眼前利益的诱惑，这就叫做治军有所成；第四个境界是军队的法令深入人心，哪怕是在最细微的方面都能够被士卒严格遵守，这就叫做治军有道。

《司马法》认为以法治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同时也要注意以德治军，赏罚和道德手段都很重要。《司马法》提出“荣利耻死，是谓四守”。利和死乃是指法治手段，即赏罚。荣耻乃是指德治手段，即教化。“容色积威，不过改意”，教化过程中无论是和颜悦色教导士兵还是威武严厉批评士兵，都是为了教化他们，使他们能够改变态度，成为可用之材。赏罚同样是一种教育手段，赏罚的目的是劝人行善远恶。“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罚不迁列，欲民速见为不善之害也。”（《天子之义》）这种劝善惩恶是通过人内心的变化而实现的，因而重心服，通过心服而达到遵守法纪的目的。赏罚不是目的，而是要尽量减少惩罚，即“约法省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惩罚必须严厉，从小处着手。“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定爵》）小罪就要制止，犯小罪如果得逞，大罪也就跟着来了。同时赏罚还要有时效性，即“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让人速见为善之利和为恶之害，以便调整自己的行动等。《司马法》还提到了临战前德治和法治手段的应用，“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即临阵打仗时要用法治赏罚，特别是诛戮的手段来禁止士兵畏缩不前，左顾右盼，同时大声喝令士卒冲锋陷阵。但是如果士卒的畏惧心理太严重，就不能用诛戮的方法，而应当用德治教化的方式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杀敌求生的方法，促使他们各尽其职完成任务。

儒兵家除了上述基本治军原则之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治军原则，比较有特色的有两个：

1．中庸原则

儒家推崇中庸之道。《司马法》也推崇中庸之道。《司马法》提出：“师多务威则民诎，少威则民不胜。”也就是说如果治军过分严厉，那么就会压抑士气，如果治军过分宽松，就会导致战斗力不足。显然治军不能过分严厉也不能过分宽松，必须在严厉和宽松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无疑也是典型的中庸之道。

2．精兵主义原则

吴起认为军队的价值不在于人数的“众寡”，而在于“益于用”。他认为“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认为少数精锐部队可以以一当十甚至当百。吴起为魏国建立了“武卒”制度，魏国考选“武卒”，要求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荀子·议兵》）吴起正是依靠“武卒”这样的精锐之师实现“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均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的丰功伟绩。《吴子》还记载了吴起率领五万人打败秦军五十万人的事迹。“‘今臣以五万之众，而为一死贼，率以讨之，固难敌矣。’于是武侯从之，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而破秦五十万众，此励士之功也。”

（三）儒兵家治军的基本手段

为了建立一支精锐之师，儒兵家提出以下重要的治军手段：

1．精选士卒

儒兵家要求认真挑选士卒，给予他们极高的待遇和荣耀以激励士气，同时进行艰苦训练，提高战斗力。“选而别之，爱而贵之，是谓军命。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厚其父母妻子，劝赏畏罚，此坚陈之士，可与持久，能审料此，可以击倍。”（《吴子·料敌》）

2．进行教育与激励

儒兵家提出“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举有功而进拘之，无功而励之”等系列观点，要求治军过程中要重视对士兵的教育和激励。吴起认为“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论语》说“见义不为，无勇也”，可见义是激发勇气的重要力量。对于那些有一技之长、英勇善战和为国捐躯的将士，要实行“加其爵列”及重赏优待其父母妻儿等方法来激励他们发挥出最大的主观能动性，以达到“一人投命，足惧千夫”的效果。

3．建立严格的纪律，赏罚严明

《尉缭子》记载：“吴起与秦战未合，一夫不胜其勇，前获双首而还。吴起立命斩之。军吏谏曰：‘此材士也，不可斩！’起曰：‘材士则是也，非吾令也。’斩之。”儒兵家认为要使用军队必须先训练军队，要使得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其众可合不可离，可用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要对士卒“进有重赏，退有重罚”，并强调“行之以信”。

企业要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应当有严格的纪律，由于商业竞争和军事竞争的差别，企业要有严格的纪律，不是要求员工像士兵一样绝对服从上级命令，而是要求组织中不能出现员工自由散漫、任意违反规章制度的现象。

4．重视改良军队武器装备

《司马法》提出“见物与侔，是谓两之”，“侔”是指效仿的意思，即发现敌人使用新式武器就要效仿制造。

5．治军要把握“四机”“五慎”

《吴子》提出治军要把握“四机”和“五慎”。所谓“四机”指的是“气机、地机、事机、力机”。把握“气机”，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在组织中建立严格的纪律和统一高效的行政体制。把握“地机”，就是要领导者能够及时把握环境变化和机会，占据有利的位置。把握“事机”，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谋略了解对手，扰乱对手，根据对手的行动决定应对战略等。把握“力机”，就是要求领导者能够不断改进内部管理，培育组织能力，同时激发下属的主观能动性。所谓“五慎”指的是“理、备、果、戒、约”。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理”要求领导者要懂管理之道，对组织治理有方。“备”要求领导者平时要多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果”则要求领导者遇事要果断，敢于冒一定的风险，不畏首畏尾。“戒”要求领导者保持高度的戒备之心，善于把握组织外部的机会与威胁。“约”就是要求领导者做事高效务实，不做表面文章，不搞花架子，做到精兵简政。

四、儒兵家的治国之道

儒兵家的治国思想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都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最正统的和主流的治国思想。《司马法》用了很多篇幅论述有虞氏、殷、周时代先王治国的特色，由衷赞叹羡慕之情，简直和言必称尧舜的孟子相似。《司马法》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道德水准在不断地下降，因而治国难度不断地加大，治国的手段也不得不变得多样。而治国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努力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回到上古时期的尧舜那个时代，“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即建立一个国内无人犯罪，国外没有战祸，各个诸侯国（当时也可能就是部落）之间和谐相处的乌托邦式的太平盛世。

《司马法》把上古时期舜帝、夏朝、殷朝和周朝的情况相比较，说“古者贤王，明民之德，尽民之善，故无废德，无简民，赏无所生，罚无所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意思是，古代贤明的君主，弘扬人民的德行，培养人民的善心，所以没有违背道德的事情，没有不遵纪守法的刁民，故此用不着使用赏罚。虞舜时代，没有赏赐也没有惩罚，可是人民却乐于为君主效命，这是通过道德熏陶力量所达到的最理想的治国境界；到了夏朝，使用奖赏来激励人民，人民也愿意为君主效命，这是次一级的治国境界，是通过教化的力量所能够达到的最佳治国境界；到了殷商时代，没有奖赏，只有惩罚，这是更次一级的治国境界，是运用强大威慑力所能够达到的最好治国境界；到了周朝，君主想要人民效命，必须赏罚兼施，这说明此时的道德已经衰微，治国境界更低。从中可以看到《司马法》的作者对上古尧舜时代的羡慕之情。

当然，《司马法》的作者也知道这个终极目标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他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目标，即“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司马法》）即治国目标应当使得国内老百姓爱戴政府，发生战争时会和政府同心同德，抵抗敌人侵略；同时获得令国外敌人畏惧的雄厚实力，发生战争时足以应对。另一位儒兵家人物吴起也有类似的观点，“百姓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吴起还分析说：“民知君之爱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与之临战，则士以尽死为荣，退生为辱矣。”在儒兵家看来，一支得到人民拥护的军队就是无坚不摧的军队，因而治国的现实目标就是要获取民心。《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还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儒兵家的治国观念：“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而谓吴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可以看到，儒家亚圣孟子所倡导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仁者无敌”的思想，在儒兵家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要达到这个治国目标，儒兵家提出了非常系统的治国理论。下面我们从治国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手段等方面来谈儒兵家的治国之道。

（一）儒兵家治国的基本原则

儒兵家治国的基本原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

1．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兵家治国思想的核心。《司马法》开篇《仁本》就提出“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正不获意则权。权出于战，不出于中人”，即治国必须以仁义为本，这样治国才是正道，只有当仁义道德不能达到目标时，才使用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治国方法主要是针对战争的，而不是针对老百姓的。不能为了应付战争，而搞军国主义。《吴子》也说，“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认为治国的基本原则就是要把握好“道、义、礼、仁”四德，“仁”、“义”统一于道，“礼”则是“仁”、“义”的形式。可以说《吴子》进一步明确了《司马法》的观点。在管理中修四德就是要求领导者把握事物的规律，在组织中建立高瞻远瞩、英明神武的形象，将组织成员团结在自己的身边，形成强大的组织凝聚力。一方面，建立完善而严格的制度用“礼”来约束组织成员、训练组织成员，以提高其纪律性和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关心组织成员的生活，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用“仁”心和“义”行来激发组织成员的主观能动性。

2．尊重道德，尊重传统

儒兵家非常重视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司马法》说，“凡事善则长，因古则行”，即做事情如果尊重道德、遵循道德的原则，那么就能够长久，做事情如果尊重传统、遵循传统的方式，就能够比较好地推行。《司马法》的这个观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见解。在战略管理过程中，涉及各种政策的推行，即战略的执行。很多组织往往制定出了完美的战略，可是却难以执行，各项政策总是受到下级的抵制或者消极怠工。直到今天，如何提升组织的执行力仍然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司马法》的观点无疑给了我们重要的启示。领导者推行一项政策时，应该尊重道德、尊重传统，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执行力。

在社会变革中，尊重道德、尊重传统就显得更加重要。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里，传统的思维逻辑方式使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有了大众公认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在这样的时期，传统的流变是较温和、较缓慢的，较容易被大众所认可、所遵循，它与社会各阶层的生存和利益也基本吻合、互相适应。因而符合传统的政策总是比较容易推行。在历史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改良主义的政策很少导致流血、牺牲，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也很小。

然而，在历史剧烈的变革时期来临时，传统中墨守成规的一面便格外引人注目地显现出来，并无可逃脱地受到人们特别是各历史时代一些先觉者的怀疑、质问和挑战，甚至是摒弃、鞭挞。人们对待同样一种传统的心理态度，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人们既安于现状又思弃旧图新的双重性格，导致了我们对传统的矛盾心理，并使社会的变革充满激烈的内在机制冲突和人事冲突。传统和现实又可比作新旧文化的“两代父子”。这“两代父子”虽在文化理念上有势如水火之处，但却凝结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与难解难分的恩怨。

传统是必然的社会条件，人们不可能脱离传统而生活。人们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每一代人都不能凭空地创造，都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总要在前人创造成果的基础上，从一个既定的条件出发去创造。对于后来的人们，既有的文化不仅成为他们生存的环境条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且赋予了他们生命本身的社会含义，决定了他们全部生活的起点，也影响着他们思想感情的特征。前一代人的创造和进化成果，从技术、经济、价值观到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再到遗传基因，都有形无形地进入到后人的气质、品格和生存方式中去，深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成为他们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成为他们做人做事的方式。可以说，任何人本身都是一定文化传统的产物和体现。所以，人们不可能没有传统，问题只是谁的、什么样的传统。如中国历史上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却从来都与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身上带有（甚至有时比后者更深的）传统烙印。他们往往是以最具传统特色的方式去反对传统。与之相反，那些并非站在中国文化传统立场上的外国观察者，当与自己利益不相冲突时，却常常表现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更多的宽容、理解甚至欣赏的态度。这恰好说明，传统本身也是多面的。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常常是同一硬币的两面。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即传统的主体之人，不论其对本民族的传统是爱是恨、态度如何，因为他正是在这一传统的母体中发育的，所以都并非是或者很难能够外在于、超越于传统的人。而真正与某一传统相外在、相背离的，却只能是与它本不相干、对它来说属“非传统”或其他传统体系的人。

相关知识

近代的反传统思潮^[3]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年，改名为《新青年》，这是当时先进的文化系统检讨传统文化、批判旧传统、提倡新文化的大本营。与此同时，章士钊在日本创办《甲寅杂志》，鼓吹现代政治思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打开了新的思考方向。同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不久胡适也应蔡先生之邀到北大任教。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发表，大力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道德、反对旧礼教，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他们的方法之一，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系，来检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对传统的检讨是无所顾忌的；他们的反思是不怕揭丑的；他们的批判是不留情面的。而且五四精英们在批判传统的时候为了矫枉，不惜过正。原来不是讲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吗？现在则讲尧、舜、禹根本没有其人，“禹不过是一条虫”。家庭和家族不是传统社会的核心结构吗？现在说“家庭是万恶之源”。儒家思想不是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吗？现在说儒家思想是最要不得的思想，应该“打倒孔家店”。本来用白话取代文言，已经是重大的文学革命的举措了，但还是有人（钱玄同）提出应该废掉中国文字。尽管蔡元培说，这是用石板条压驼背的办法，其向传统挑战的态度也是够激烈、激进的了。

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他在1918年5月号《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提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他说：“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京报副刊》请他给青年开一个必读书目，他的建议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五四时期形成的反传统的潮流，其锋芒之锐利、规模之宏阔、对传统打击之沉重，为中国历来所未有，也为世界历史所少见。

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进行检讨和批判本是传统更新的必不可少的步骤。中国的魏晋时期、明末清初都曾有过知识人士检讨传统、批判传统的举动。但五四精英们想做的却是要彻底和传统决裂，以便顺利走上一条全新的路。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可以引导中国走向这条全新的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成果、18世纪的启蒙学说、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哲学上的实证主义、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成为当时的先进人士检讨和批判中国固有传统的参照系、理论武器和实施的药方。陈独秀说：“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后来他又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高举起的两面旗帜是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直到今天，我们仍然需要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但五四之后的20世纪中后期以至于后来，科学主义形成一种普遍的思潮，走出理工研究，进入社会人文研究，继而侵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形成一种泛科学主义，什么事情、什么问题都要冠以科学的名义才能得到认同。人们对科学的局限性视而不见。其实科学只能回答“是什么”，却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在伦理道德、艺术等领域，科学是无能为力的。

科学主义对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是有相当杀伤力的。孔子、老子、庄子、王阳明等人的思想，都谈不上什么科学性。朱子提倡的读书方法，是“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八个字，也不好用科学来衡量。中医望气切脉，至今科学难以解释得通。20世纪的许多学者都不相信中医，但中医的治疗效果却是不容置疑。完全用科学来解释传统文化有时难免遇到困难。

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参照系的反传统思潮和科学主义的盛行，使得中国的文化传统不断流失。当今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身上保留的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痕迹是越来越少了。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先生在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命运的时候有一句名言：“20年代不想看，80年代看不见。”确实如此。

龙应台写过一篇文章《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说：“‘现代化’是很多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全球化’是一个正在急速发生的现实，在这个现实中，发达国家盘算着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发展中国家在趁势而起，同时暗暗忧虑‘自己不见了’的危险。那么，‘国际化’是什么呢？按照字义，就是使自己变得跟‘国际’一样，可是，谁是‘国际’呢？变得跟谁一样呢？”龙应台的追问可以让我们变得清醒。她以前长期住在德国，为欧洲传统保护得完好感到震撼。她说自己满以为会到处看见欧洲人“现代”成就的骄傲展现，但是不断撞见的却是贴近泥土的默不作声的“传统”。

下面我们看两个案例，从中可以看到道德和传统在企业战略管理中的重要性。

案例

可口可乐的营销战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被直接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旋涡。紧张的战事使可口可乐的经营陷入困境。国内销售情况不佳，国外的销路更是一筹莫展。可口可乐的第二任董事长罗伯特·伍德鲁夫焦虑万分。

正在“内交外困”的时候，伍德鲁夫的老同学班塞从战区给他打来电话。伍德鲁夫说：“难道你还想着我吗？”班塞说：“我不是想你，我是天天在想你的可口可乐。”班塞的一句话使伍德鲁夫的心情豁然开朗：如果前线的将士都能喝到可口可乐，那么当地的人自然也可以喝到这种饮料，这样销路还用发愁吗？

次日，伍德鲁夫发表特别声明：“不管我国的军队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本公司要花多少成本，我们一定让每个军人只花5分钱就能买到一瓶可口可乐。”

为此，可口可乐公司印刷了取名为《完成最艰苦的战斗任务与休息的重要性》的小册子。小册子强调：由于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们的需要，可口可乐对他们已不仅是休闲饮料，而是生活的必需品了，与枪炮弹药同等重要。

可口可乐公司本想把装瓶的可口可乐直接出口，但是，尽管他们有特权，却还是没有办法享受军事船运的优先权。伍德鲁夫设计了另一套计划：仿照美军使用脱水食物的方式，把可口可乐浓缩液装瓶输出，并设法在驻区设立装瓶厂。可口可乐公司一共派遣了248人随军到国外。而后，这批人随军辗转，从新几内亚丛林到法国里维拉那的军官俱乐部，一共卖了100亿瓶可口可乐。除了南北极以外，可口可乐在战时建立了64家装瓶厂。为了方便，美国军方授予这些可口可乐代表“技术观察员”的假军职。把可口可乐工人与修理飞机坦克的军人相提并论，的确有些不可思议。但士兵以及军官们却都对这些技术观察员感激有加，因为正是这些人在他们大战激烈时送来了难忘的家乡美味。

为了这5分钱一瓶的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技术观察员同军人一样承受着危险、死亡的恐惧。据说，也有不少技术观察员献出了生命。

可口可乐派出了大量随军技术观察员，但是可口可乐还是供不应求。曾有一封美军士兵由意大利写给弟弟的家书，这样写道：“我不得不写信告诉你，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日，因为每个人都领到了可口可乐。在海外待了20个月的战士，双手捧着可口可乐的瓶子贴在脸颊，像瞻仰圣灵一样望着这暗褐色的可爱的精灵，没有人开怀畅饮，因为喝完了就看不到了。”

可口可乐激发了美国士兵的士气，同时也紧紧抓住了每一个士兵的心。据说巴顿把一地窖可口可乐当做必需品，无论他转战何处，都要技术观察员跟着搬迁装瓶厂。还有，据说1945年6月艾森豪威尔从战场凯旋归来，美国人为他们的英雄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午宴。在午宴之后，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否还要点什么。“给我来杯可口可乐好吗？”艾森豪威尔笑容满面地脱口答道。一饮而尽后，艾森豪威尔严肃地说：“我还有一个要求。”侍者肃立恭听，结果传入耳朵的却是：“我还要一瓶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利用战争把自己的品牌和国家联系起来了。喝可口可乐几乎成了一种爱国的行为。1948年，美国政府对退役军人的一份调查统计数据表明：63．37%的人最喜欢可口可乐，当时，可口可乐销售毛利润达1．26亿美元，纯利3500万美元。

案例

可口可乐的新配方

1886年问世而雄踞碳酸饮料市场霸主地位一代人之久的可口可乐，在20世纪60年代曾面临百事可乐的严峻挑战。在一段时间内，“百事”销量节节上升，而“可口”却呈相对衰减态势。“可口”与“百事”的销售量在50年代为5∶1，到了60年代已拉近为2．5∶1。

可口可乐公司技术部门的主管罗伯杜认为，应战“百事”的最好办法是推出新配方的可口可乐。总裁戴森也相信，推出新口味是面对“可口”市场地位被蚕食的必要决定。从市场调查开始，“可口”费时两年半，耗资400万美元，开展了规模空前的品味测试。第一次测试的样本规模竟然多达20万人。

在“盲眼测试”（不标明品牌）的情况下，人们从品尝过的三四种饮料中挑选出自己所喜爱的一种。结果表明，调查对象中有60%的人偏爱新配方，而不喜欢旧配方；52%的人偏爱新可口可乐而不是百事可乐。这似乎意味着推广新口味的可口可乐，胜券在握。

1985年，迷信市场调查逻辑结论的可口可乐公司，信心十足地把新配方可口可乐推上市场。广告中，“天才老爹”向人们强调：“Coke is it．”（这就是可口可乐！）

新配方可口可乐较甜，辛辣味没有那么浓，刚推出时，人们还觉得有点新鲜。但是，没过多久就销量锐减。可口可乐像捅了马蜂窝，公司总部每天1500多个电话和成袋成袋的信件，消费者抗议再喝不到正宗的可口可乐了。许多人指责可口可乐公司：“你怎么可以把我从小到大的伙伴就这样抛弃了呢？”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个名叫“旧COKE饮用者”的组织，走上大街游行示威。他们挥舞T恤衫，声言除非可口可乐公司恢复旧配方，不然就集体上诉，控告公司违反消费者的意愿，强迫他们接受新配方的行径。

三个月后，可口可乐公司恢复旧配方的生产并称为“古典可乐”（COKE CLASSIC），与新可口可乐同时出售，这才平息了一场危机。尽管可口可乐公司把新可乐视为“旗舰”，但销售结果则表明这是“单恋”，消费者并不买账。1985年底，古典与新配方可乐在超级市场的销售量是2∶1；1987年，新可口可乐只占到2%的市场份额。

百事可乐针对“可乐”新配方的市场失利，趁机推出讽刺性的广告挖苦“可口”。这则广告中的小女孩故作不解地发问：“‘可口’既然宣称它是真正的可乐，那为什么还要改变口味呢？”小女孩的提问直指1970年“可口”的广告主题：“Coke，it’s a real thing．”（可口可乐，真正的可乐）当小女孩喝了一口“百事”后，笑着说：“现在我知道为什么了。”

原本想用新口味可乐把百事可乐压下去，结果事与愿违，“可口”与“百事”的销量差距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由20世纪60年代的2．5∶1缩小到1985年的1．15∶1。几百万美元、几年心血却落得洒向人间都是怨。这不仅值得可口可乐公司深思，也值得所有营销者和广告策划者深思。

当可口可乐公司决定改变配方时，所犯的一个错误是他们将“COCA－COLA”看成是一个产品，从工艺和产品改进的角度来处理问题，而根本忽视了可口可乐是一个与消费者有长期、强劲关系的品牌，一笔抹杀了这一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难以替代的感情，根本没有考虑消费者使用和接受可口可乐的日常感受、想法、态度和心理需求。

一位叫W．怀特的美国报纸编辑说：“可口可乐代表美国所有的精华，喝一瓶可口可乐就等于把这些美国精华灌注于体内，‘可口’瓶中装的是美国人的梦。”改变可口可乐的“正宗”口味就意味着惊醒某些美国人的梦，丢开他们多年的老伙伴，能不遭到反对吗？

可口可乐公司花大代价做市场调查，结果仍然决策失误，说明它落入“陷阱”：局限于市场调查的逻辑结论，而没有充分思考品牌的意义和品牌的力量，没有注意消费者整体的文化背景和人文因素，忽视了可口可乐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心理含义。事实上，任何市场调查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其结果的有效性也都是有限的。特别是对纯逻辑、纯实证性的市场调查不可过分迷信，尽管它是必要的。

点评：

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具有持久影响力的品牌，这无疑是企业家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企业把自己的产品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利用人们的爱国心来推销自己的产品，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营销战略。如长虹以产业报国；克莱斯勒的艾克卡通过激起人们的爱国心而获得政府帮助。

但是最成功的应该属可口可乐，从第一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可口可乐公司把可口可乐送到前线，不仅是在营销，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道德精神得到了美国人民的广泛认可，从而牢固地树立了可口可乐的正面形象；从第二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人是真的把可口可乐看成了美国文化的象征，看成了一种民族传统。如果改变可口可乐原来的配方就是损害了美国的文化传统，难怪可口可乐的新配方会失败。

而像中国国内有的公司虽然也强调自己爱国，以产业报国，可是仔细观察，它们却没有什么实际行动，只有道德口号，却没有道德实质。这种公司和可口可乐公司相比，一个是为利益而宣称爱国，可能也会采取些行动来向顾客表明自己不是空喊口号；一个是真的爱国，顺便推广一下自己的产品，从而获得利益。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道兵家战略管理理念和儒兵家战略管理理念的差别。两种理念都帮助企业获取利益，可是哪种理念更能够帮助企业长久地获得利益？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3．顺应人性，塑造风俗

《司马法》提出尊重道德、尊重传统之后，又进一步提出“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意思是，人因地域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秉性，不同地方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人们从小受到的教化可以造就一定的风俗习惯，不同地方的人们接受的教化不同，因而风俗也不同，只有合乎道、合乎德的东西才能改变风俗。实际上儒兵家在告诉我们组织变革之道，组织变革应该尊重传统，但是尊重传统并不意味着传统不可以改变，想要改变传统必须仔细分析传统的特点，根据不同地方的传统特点和不同人的性格特征来设计具体的变革方案，而设计变革方案的根本原则就是必须合乎道、合乎德。只有合乎道、合乎德的东西才有生命力，才能取代或改变传统中原有的不合乎道、不合乎德的风俗。而推行变革的主要方法是教化，因为“教成俗”，传统就是一种风俗。想要改变传统就是要改变一种风俗，改变风俗靠行政力量是不行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不断地教化，而且教化的内容必须符合道、符合德。

案例

直呼领导的名字，就可以树立平等观念吗

国内曾经有一家企业的总裁希望引进国外企业的平等文化，于是推出了一项政策：让员工对他直呼其名，不要叫他某总。政策推出了，可是发现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叫。于是，他特意就起了一个大早，站在公司大楼的入口处，看到员工来上班就让人叫他名字，不叫就不让进，大家不得已都叫了，可是大家心里还是觉得别扭，之后仍然叫他某总。后来，他一气之下又推出了一项政策，叫他某总要罚款，这样一来，员工才喊他名字。虽然大家都喊他名字，可是平等的观念真的在公司里树立起来了吗？

此外，儒兵家针对治国问题还提出了很多原则，其中比较重要的应是《司马法》中提出的治国七大原则：“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即仁爱、诚信、公正、统一、道义、权变、专业。扩展起来就是治理一个国家要有仁爱之心，行事公正无私，建立人们对政府的信任，使得整个社会充满诚信和仁爱的风气；要统一指挥，遵循道义，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任用专业人士进行专业部门的管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也是非常了不起的组织管理的原则，完全可以和法约尔著名的十四条管理原则相提并论。

（二）儒兵家的治国手段

儒兵家提出了很多对于当代组织管理有重要参考意义的治国手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建立带有伦理特征的管理分工体制

《司马法》提出：“必立贵贱之伦经，使不相陵。德义不相踰，材技不相掩，勇力不相犯，故力同而意和也。”即要建立组织内部完善的伦理管理制度，这种制度要保证人们各司其职，正式的道德规范和人际间的义气不相冲突，有才能的人不会被埋没，勇猛刚强的人不会相互争斗，这样所有人都能够做到情投意合，力气往一个方向使。儒兵家的这个思想和《荀子》的群分理论基本一致。儒家提倡的等级制度常常被视为一种糟粕，其实儒家的等级制度更多地是和社会分工相关的。从现代中国社会来看，尽管一方面提倡“领导是人民的公仆”、“领导和群众只有分工的不同而没有地位的不同”这类观念，但实际上，贵贱差异的等级思想还是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如果不能改变这个事实，那么就接受它、适应它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来说，建立分工体制已经成为基本的管理工作，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如何才是一个完善的分工体制？儒兵家的观点无疑可以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参考答案。

2．提倡谦虚、谦让的道德

《司马法》提出“上贵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苟不伐则无求，无求则不争”，“让以和，人以洽，自予以不循。争贤以为人，说其心，效其力”。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一向提倡谦让的精神，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易经》中只有谦卦的爻辞是六爻全吉。这种精神在儒兵家思想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儒兵家认为具有谦虚品质的人，才是上等的人才。因为谦让能够带来和谐，能够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融洽；谦让的人能够主动承担过错，能够把功劳归于他人，这样就会使得他身边的人都能够心情愉悦，从而为他效力。这样的人最适合做领导者，因而是上等的人才。

此外，《司马法》还举例子具体分析了谦虚、谦让精神的作用，“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即当军队打了大胜仗时，不要进行过多的褒奖，这样军队就不会邀功请赏。如果军队领导者不邀功请赏，那么就不会骄傲自满，如果下属官兵不邀功请赏，那么就不会相互攀比。如果全军上下都能这样，那么就是到了谦让的极致。当军队打了大败仗时，不要进行严厉的惩罚，这样军队领导者就可能会把过失揽到自己身上，就会对自己的错误铭记在心，从而改进。而下属官兵也可能会把过失往自己身上揽，这样就会下决心不再犯错。如果全军上下都能够这样勇于承担责任，那么就到了谦让的极致了。

3．对老百姓以及军队进行教育

儒兵家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司马法》提出“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明确指出教育是搞好国家和军队管理的前提，没有良好的教化，各种治理国家的政策与法令都无法推行。那么具体应该对民众进行哪些方面的教育？针对这个问题，儒兵家和儒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对民众主要还是应该以德行教育为主。《司马法》提出了教化的内容为“六德”。^[4]六德包括“礼、仁、义、信、勇、智”，所谓“六德合时而教，以为民纪之道也”，也就是要在合适的时候进行教育，把这六种德行融入人们的风俗习惯中去。

《司马法》中还用古人的军事行动特点，说明了古人是如何通过实际行动对人们进行教育的。“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即古时候打仗时，胜利的一方不过分追击败退的敌人，败退的敌人也不会逃得太远，这就是为了告诉人们打仗要遵循礼；战斗过程中不过分逼迫丧失战斗力的敌人，怜悯受伤的人，这是为了告诉人们要有仁慈的心；等到敌人布置好阵势再进攻，这是为了告诉人们要守信用；为了道义而不是为了利益而发动战争，这是为了告诉人们要见义勇为；战后能够赦免投降的敌人，这是为了告诉人们要勇敢；战前能够预先知道成败，这是为了告诉人们要崇尚智慧。《司马法》还提出了教化的要求，“事极修，则百官给矣，教极省，则民兴良矣，习惯成，则民体俗矣，教化之至也”。要求教化必须简单易行，这样才比较容易接受，一旦人们把教化的内容融入到风俗习惯中，就算是达到了教化的最高境界。“教百姓而亲万民”，“劝善禁恶”，“必谨君臣之礼，饰上下之仪，安集吏民顺俗而教”。国君治国应当花大力气，对百姓进行教育，以达到劝善禁恶的目标，并且使得老百姓亲附。

4．解决老百姓生活问题和老幼抚养问题

儒兵家对于老百姓的生活问题也非常重视。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君主要驱使老百姓去打仗，就要重视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保证老百姓的温饱，使得“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以解除战士们的后顾之忧，使其一心为国战斗。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到儒兵家提出的几种治国手段和儒家“礼治”几乎没什么不同。因此，我们可以把儒兵家的治国思想概括为“以礼治国”。

故此，我们可以把儒兵家的经国治军战略管理思想表示为图5－1。

（三）儒兵家对治国与治军关系的论述

儒兵家认为治国之道与治军之道是有重大区别的。《司马法》认为作为治国的领导者——君主和治军的领导者——将领要能够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做到“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要清醒地认识到治国和治军两者虽都沾着一个“治”字，但彼此的差异性却是客观存在的，千万不可任意混淆趋同。儒兵家认为国家、朝廷的那一套礼仪规章万万不能搬用于军队。同样的道理，军队的法令条例也不能移作治国的工具，因为两者各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如果违反这个原则，就会出现“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也就是说，如果把军队的管理方法应用于国家、朝廷，民众就会变得暴戾刚狠，温情脉脉的礼让风气就会废弛；反之，倘若将国家、朝廷的礼仪规章贯彻于军队，军人就会变成一群温驯的绵羊，尚武勇迈的精神就会被削弱乃至消失。应该说，《司马法》的这一观点完全符合军队建设与管理的规律与特点，因此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西汉时期的名将周亚夫整肃军容，严明军纪，以致细柳营军门挡住汉文帝的车驾，就是借鉴“国容不入军”的思想、并运用于治军实践的显著事例。治国追求的是组织发展，因此治国之道强调的是德治，治军追求的是竞争胜利，因此治军之道强调的是法治。治国和治军相分离才能“德义不相踰”，保持“贵贱之伦经”。

图5－1　《司马法》经国治军战略管理思想

这一点和当代战略管理理论完全吻合，我们知道组织战略管理具有发展战略和竞争战略两个层面，发展战略关注组织的长远目标和利益，而竞争战略关注组织应对中、短期的竞争压力和利益。尽管竞争战略隶属于发展战略，但是二者在战略目标、战略手段以及战略决策与行动等多个方面都具有差异。如果混淆二者的差异，那么组织在发展战略和竞争战略两个方面都可能遭遇严重的失败。

但是儒兵家进一步又认为治国和治军虽然有很大的区别，但是二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在外部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治国和治军必须密切结合。这在《吴子》一书中有鲜明的体现，《吴子》提出，“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礼”和“义”是治国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治军的重要手段，因为人们接受“礼”和“义”的教化就会懂得什么是耻辱，就会为了道义而去努力工作或者拼死作战。《吴子》一书很多地方给人一种感觉，即当时吴起所在的魏国政治有军国一体、全民皆兵的特点。当然这和吴起本人思想中带有法兵家的思想特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战国时期的特征，战国时期强大的国家几乎都带有某种军国主义特征，如秦国，老百姓想要升官发财，除了去打仗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吴起在魏国建立的魏武卒制度，也是为了激励老百姓打仗，生活在两个诸侯国边境的老百姓平时是农民，一有战事，就成为军人。据《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记载：“吴起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临境，吴起欲攻之。不去，则甚害田者；去之，则不足以征甲兵。于是乃倚一车辕于北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赐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遂赐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吴起专门讨论了如何把治国和治军联系起来的问题，《吴子》第一篇就提出：“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故当敌而不进，无逮于义矣；僵尸而哀之，无逮于仁矣。”指出“以仁为本，以义治之”的治国之道，不能僵化，在外部竞争环境比较恶劣时，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把政治与军事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搞好内部政治和提高军事实力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他指出“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

对于企业战略管理来说，要搞好一个企业，同样也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两方面的工作。这表现在企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时，不仅要培育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要保证组织的凝聚力，使得员工的能力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就要求企业领导人努力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努力掌握企业发展、行业演化以及战略管理等规律，积极做好企业领导团队建设，学会如何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努力提高员工素质。同时不断创新企业制度和文化，使得企业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学会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手段创造机会、抓住机会和避开威胁。在取得成功后企业领导团队能保持进取心，继续努力保持企业竞争优势。

第二节　儒兵家战略分析与决策

儒兵家竞争战略管理思想不如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道兵家丰富，这主要是因为儒兵家对于战争的认识和道兵家完全不同。儒兵家对战争的认识和周朝的王官兵学一脉相承，周朝统治者认为由宗族和姻亲关系维持的诸侯国政权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只要固有的君臣宗法能这样保持下去，便可以“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释兵振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史记·周本纪》）故此，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形成的周朝王官兵学，除了有着以往人们对战争规律的宝贵认识和一些切实可行的经验外，还包括了大量的战争伦理观和仁义、道德、礼让等道德说教。

儒兵家战争观念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发动战争是天子的专有权力。《论语》有云“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白虎通义·诛伐》）第二，认为发动战争必须以维护道义为根本理由。其实这些道义有很大一部分是维护周王朝统治的要求。第三，发动战争行动不得违背礼仪、天命，不得破坏老百姓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第四，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劝善禁恶，而不是消灭敌人，只要敌人能够改过或屈服，一般就应当结束战争。第五，反对攻灭诸侯国，提倡在铲除罪人的基础上，存亡国，继绝祀，安抚国人。这些观点在道兵家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可见儒兵家关注的是合作条件下的竞争问题。儒兵家的竞争战略管理思想和道兵家的竞争战略管理思想具有不同的前提和分析视角。

正因为儒兵家的战争观和其他兵家存在巨大的不同，所以，儒兵家追求的战略目标也比较独特。对于儒兵家来说，取得胜利不是目标，甚至道兵家所津津乐道的极高的全胜境界也不是追求的目标。^[5]儒兵家的战略目标乃是“以战止战”，即儒兵家的战略目标乃是制止战争、消灭战争。儒兵家认为，如果要发动战争必须是维护和平与道义的行为，而不是争夺利益的行为。《司马法》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杀死少数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安定；“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攻打别的国家是为了解救该国的人民。

所以儒兵家的战略目标是以战止战，吊民伐罪，除暴安良，最终实现“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的终极理想。可见，儒兵家是从政治和伦理的视角来看待战略管理问题的，这和道兵家、法兵家有着明显的差异。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儒兵家的战略分析、决策与战略行动思想。

一、战略分析的内容

儒兵家的战略分析比道兵家的战略分析更为细致。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一是组织内部能力分析，二是组织外部环境和竞争对手情况分析。

（一）针对组织内部能力分析，儒兵家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首先，战略分析要考虑五个基本方面——“五虑”。《司马法》所说，“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谓五虑。顺天奉时，阜财因敌。怿众勉若。利地，守隘险阻。右兵，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五当，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意思是，顺应天时，广集资财，悦服人心，利用地形，重视运用兵器，这是作战必须考虑的五件事情。顺应天时就是要利用天候季节，因时制宜地行事；广集资财就是要利用敌人物资以增强我之实力；悦服人心就是要顺应大众意志以勉励士卒杀敌；利用地形就是要控制隘路、险要、阻绝等地形；重视运用兵器就是战斗中要用弓矢掩护、殳矛抵御、戈戟辅助。

《司马法》说，“凡战，有天，有财，有善。时日不迁，龟胜微行，是谓有天。众有有，因生美，是谓有财。人习陈利，极物以豫，是调有善。人勉及任，是谓乐人”。凡是作战，应该有天，有财，有善。遇着好时机不要错过，占卜有了胜利的征兆就机密行动，这就叫“有天”；民众富足，国力充沛，这就叫“有财”；士卒训练有素，阵法熟练，物资器材预有准备，这就叫“有善”；人人都能尽力去完成战斗任务，这就叫“乐人”。这些都是战略分析要考虑的事情。

吴起则从另一角度提出战略分析要分析是否存在“四不和”。即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

（二）针对组织外部环境和竞争对手情况分析，儒兵家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

首先，对竞争对手领导者的才能和个性进行分析。吴起提出“必先占其将而察其才”。如果对手非常聪明能干，那么就避免和他发生冲突；如果对手无能，那么就不要放过机会，大胆出击打败他。吴起还举了例子：“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

其次，对军队特点的分析。吴起提出军队“以治为胜”，并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各国军队的特色。“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重而不坚。击此之道，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其陈可坏。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击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贪于得而离将，乘乖猎散，设伏投机，其将可取。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击此之道，袭乱其屯，先夺气，轻进速退，弊而劳之，勿与战争，其军可败。燕性愨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击此之道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则上疑而下惧，谨我军骑必避之路其将可虏。三晋者，中国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战，习于兵，轻其将，薄其禄，士无死志，故治而不用。击此之道，阻陈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倦其师。此其势也。”（《吴子·料敌》）大意是，齐国人性情刚强，国家富足，君臣骄奢，忽视民众利益，政令松弛而待遇不均，一阵之中人心不齐，兵力布署前重后轻，所以阵势庞大但不坚固。打它的方法是把我军分为三部，各以一部侧击其左右两翼，另以一部乘势从正面进攻，它的阵势就可以攻破了。秦国人性情强悍，地形险要，政令严格，赏罚严明，士卒临阵争先恐后，斗志旺盛，所以能在分散的阵势中各自为战。打它的方法是以利诱之，当其士卒因争利而脱离其将领掌握时，就趁其混乱打击其零散的部队，并设置伏兵，伺机取胜，它的将领就可以被擒获。楚国人性情柔弱，领土广大，政令紊乱，民力疲困，所以阵势虽然严整但不能持久。打它的方法是袭扰它的驻地，挫败它的士气，然后突然进击，突然撤退，使其疲于应付，不要和它决战，这样就可打败它的军队。燕国人性情诚实，行动谨慎，好勇尚义，缺少谋略，所以善于固守而不善于机动。打它的方法是一接触就攻击它，打一下就撤走，并奔袭它的后方，这样，就会使它上下疑惧，再将我车骑埋伏在敌人撤退必经的道路上，它的将领就可被我俘虏。韩赵是中原的国家，其民性温顺，其政令平和，其民众疲于战祸，久经战争，轻视其将帅，不满其待遇，士兵不会拼死作战，所以，阵势虽然整齐但不中用，打它的方法是用坚强的阵势迫近它，敌众来攻就阻击它，敌人退却就追击它，这样来使它的军队疲惫。这是六国的大概形势。

针对组织外部各种不同竞争环境的分析，儒兵家也有丰富的论述。如吴起根据自己丰富的实战经验，把有把握取胜的情况分为八种，没有把握取胜的情况分为六种。“凡料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一曰，疾风大寒，早兴寤迁，刊木济水，不惮艰难。二曰，盛夏炎热，晏兴无间，行驱饥渴，务于取远。三曰，师既淹久，粮食无有，百姓怨怒，妖祥数起，上不能止。四曰，军资既竭薪既寡，天多阴雨，砍掠无所。五曰，徒众不多，水地不列，人马疾疫，四邻不至。六曰，道远日暮，士众劳惧，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将薄吏轻，士卒不固，三军数惊，师徒无助。八曰，陈而未定，舍而未毕，行阪涉险，半隐半出。诸如此者，击之勿疑。”（《吴子·料敌》）“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土地广大，人民富众。二曰，上爱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赏信刑察，发必得时。四曰，陈功居列，任贤使能。五曰，师徒之众，兵甲之精。六曰，四邻之助，大国之援。凡此不如敌人，避之勿疑。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也。”（《吴子·料敌》）意思是，判断敌情，不必占卜就可与其交战的，有八种情况：一是在大风严寒中，昼夜行军，伐木渡河，不顾部队艰难的；二是在盛夏炎热，出发很迟，途中不休息，行军急速，又饥又渴，只顾赶往远地的；三是出兵已久，粮食用尽，百姓怨怒，谣言屡起，将领不能制止的；四是军资耗尽，柴草不多，阴雨连绵，无处可掠夺的；五是兵力不多，水土不服，人马多病，四邻援军未到的；六是路远日暮，部队疲劳恐惧，困倦未食，解甲休息的；七是将吏无威信，军心不稳定，三军屡次惊慌，而又孤立无援的；八是部署未定，宿营未毕，翻山越险只过了一半的。遇到这类情况，都应迅速进击，不要迟疑。不必占卜而应避免和敌人作战的情况有六种：一是土地广大，人口众多而且富足的；二是统治者爱护老百姓，恩惠普及的；三是赏罚严明，行动及时的；四是论功叙位，任用贤能的；五是军队众多，装备精良的；六是有四邻帮助，大国支援的。凡是这些条件都不如敌人时，就应避免和它作战而不必迟疑，这就是所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二、战略分析所需信息获取的方法

儒兵家在这方面的论述没有道兵家深刻，主要提出了以下三个方法：

（一）观察

《吴子》中记载，吴起非常善于观察，他见魏文侯时，发现魏文侯说话言不由衷，就很坦率地告诉魏文侯自己善于“以见占隐，以往察来”，并说出了魏文侯内心真实的想法，从而获取了魏文侯的赏识与信任。在治敌过程中，吴起更是强调通过观察获取信息，认为根据观察到的各种现象可以捕捉到获胜的战机。如“敌人之来，荡荡无虑，旌旗烦乱，人马顾，一可击十必使无措。诸侯未会，君臣未和，沟垒未成，禁令未施，三军匈匈，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击倍，百战不殆。”“敌人远来新至，行列未定，可击。既食未设备，可击。奔走，可击。勤劳，可击……”等等。

（二）试探

有些情况下通过直接观察难以获取信息，吴起提出可以通过试探的方式获取敌方的信息。如“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尝之。务于北，无务于得，观敌之来，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为不及，其见利佯为不知，如此将者，名为智将，勿与战矣。若其众谨哗，旌旗烦乱，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纵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见利恐不得，此为愚将，虽众可获”。

（三）用间

如果直接观察和试探都没有效果时，还有一个获取信息的重要方法就是用间。吴起说：“敌人若坚守以固其兵，急行间谋以观其虑。”吴起非常强调用间，他把用间列为将必须拥有的才能之一，即四机之一。提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谓事机。”

三、战略决策的原则

对于战略决策，儒兵家提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原则，即果断的原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这个观点实在是“千古名言，对于古今中外任何指挥官都是永久的忠告”。这个观点也只有久经沙场的战将才能体会。对于企业战略管理也是如此，面对稍纵即逝的市场机会，企业领导者必须能够果断做出决策，迅速采取行动，如果因为害怕风险、害怕失败而犹豫不决，那么不仅无法把握现有机会，还会失去其他的机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

第三节　儒兵家战略行动

一、战略行动前的准备

在进行完战略分析、做了战略决策之后，就要进行战略行动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了，儒兵家非常重视战略行动展开前的准备工作。儒兵家认为战前的准备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战前的组织调整

《司马法》认为虽然军队在平时不打仗时，也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但是一旦要发动战争了，军队还得做一些重要的调整，这些重要调整包括，“凡战，定爵位，著功罪，收游士，申教诏，询厥众，求厥技，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意思是，打仗前，要把平时训练的体制转为战斗体制，分配好不同职位，明确这次战役过程中如何进行奖赏和惩罚，让部队将领进入战时状态；收录各方游士，防止情报信息被这些游走四方的人泄露；向士兵们申明军令，让他们进入战时状态；询问有特殊才能的人，向他们寻求那些在战斗时可能用得上的特殊技术，充分发挥部队人才的优势；反复思考推断事情发展的来龙去脉，搞清可能存在的疑点。一方面让士兵们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和谋士们制订优化的战略。这些都是将帅在战前心中需要想到的事情。

至于如何进行组织调整，《司马法》也做了说明，“大小，坚柔，参伍，众寡，凡两，是谓战权”。即军队声势的大小、力量的强弱、编制情况、人数的多少等，这些都是组织在展开战略行动之前需要权衡考虑的东西。

此外，《司马法》还从反面提出了可能导致组织战略行动出现挫折甚至失败的“战患”和“毁折”。即组织在展开战略行动前，要分析组织是否存在这样一些不良现象：“不服、不信、不和、怠、疑、厌、慑、枝、拄、诎、顿、肆、崩、缓，是谓战患。骄傲，慑慑，吟旷，虞惧，事悔，是谓毁折”，即不服从、不信任、彼此不和睦、怠忽职守、互相猜疑、厌恶作战、畏惧敌人、军心涣散、互相责难、委屈难伸、疲劳困顿、肆无忌惮、分崩离析、纪律废弛，这些都是作战的祸患。骄傲、恐惧、吵闹、忧愁、后悔，这些都是损兵折将的原因。

这些现象都反映了组织能力的缺乏，说明组织存在着弱点，而这些弱点会削弱组织的战斗力，甚至最终导致竞争战略的失败。当然这种分析也可以用于竞争对手，如果对手具有这些不良现象，就可以利用这些弱点击败它。

（二）战前的其他准备工作

《司马法》说“凡战，固众，相利，治乱，进止服正，成耻，约法，省罚，小罪乃杀，小罪胜，大罪因。”意思是，即将开始作战前，应该巩固军心，明辨利害，治理纷乱，进止有节，服膺正义，激发廉耻，简约法令，少用刑罚，小罪就要制止，犯小罪的如果得逞，犯大罪的也就跟着来了。

（三）战前进行动员

《司马法》还提出了在战略行动前进行动员的思想，“誓作章，人乃强，灭厉祥”。意思是，战前应该对士兵进行动员，可以考虑组织士兵一起宣誓，这样士气就会旺盛，动员时要让士兵知道，我们是去讨伐有罪的、残害人民的暴戾敌人，我们消灭他们是替天行道，因此，我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上天的庇佑而大吉大利。

在军事战争过程中，几乎每场重要的战役都能够看到部队领导干部给士兵做战前动员，战前动员对于激发士兵的士气具有重要的作用。其实，不仅是军事战争，几乎所有带有竞争性的活动都可以看到竞争前的动员行为，如抗洪救灾会进行出发前的动员、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比赛会进行战前动员，乃至学生参加高考，教师也可能会进行考前动员。企业也是如此，企业中形形色色的动员大会并不罕见。

一旦进入战前动员阶段，《司马法》提出，要“书亲绝，是谓绝顾之虑”。即不允许和后方通信，后方的信件也送不进来了，这样以保证士兵旺盛的士气；接下来就是要“选良次兵，是谓益人之强”。即要精心挑选优秀人才，配备良好的武器装备，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四）战前命令的发布

《司马法》对于如何向作战部队发布战前命令也做了论述：“凡战之道：既作其气，因发其政。假之以色，道之以辞。因惧而戒，因欲而事，蹈敌制地，以职命之，是谓战法。”意思是，一般作战的原则，已经鼓舞了士气，接着就要颁布作战指令。指挥官要摆出一副非常严肃而庄重的样子，用慷慨激昂的言辞来让下属接受命令。同时，对于下属在执行作战方案时可能遇到麻烦的细节上要告诫他们，让他们到时候能够注意，同时激发他们的欲望而使得他们能够尽力完成任务。战前的命令主要就是两类：一是直接攻击敌人；二是控制战略要地。要根据将士的职位和特点来给他们分派任务，这就是战法。下达命令还要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凡三军：人戒分日；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意思是，三军之中：对小部队下达的号令，半天以内就要执行；对个别人员下达的禁令，要立即执行，甚至不等吃完饭就要执行。命令一旦下达，军队开始行动了，就要“弃任节食，是谓开人之意”。即各种制度开始转为战时制度，变得非常严厉，不允许士兵有丝毫违反，就连吃饭也有规定，不可以违反，这是要让士兵一直保持作战意识。

（五）战斗前的行军与排兵布阵

《司马法》非常重视战斗前的排兵布阵，“凡战之道，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意思是，作战一般的原则，战斗队形中士卒的位置要严格规定，号令要森严，行动要敏捷，士气要沉着，意志要统一。《司马法》对于将要遇到敌人，对敌发起战斗前的排兵布阵也有详细的论述，“凡陈，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人教厚，静乃治。威利章，相守义，则人勉。虑多成则人服。时中服厥次治。物既章，目乃明。虑既定，心乃强。进退无疑见敌无谋，听诛。无诳其名，无变其旗”。意思是，战斗前的排兵布阵应该做到：军队的阵型在行进时要求疏散，以便于长时间行军保持队形；战斗时则要求密集，以便于相互配合战斗。各种兵器（或者兵种）要配合使用，以便扬长避短；士卒要训练有素，要沉着镇静，阵型才能保持严整。威令鲜明准确，上下遵守信义，就能让士兵们人人奋勉。谋划屡次成功就能使人信服。人人心悦诚服，事情就能依次办好。行军打仗过程中，旗帜要鲜明，部队才看得清楚。作战计谋既经确定，决心就应坚定。对那些进退不定、遇敌无谋的人，应予以惩罚。临阵的时候，不要随意乱用金鼓，不要轻易改变旗号，以免引起错觉和迷乱。《司马法》还对排兵布阵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立进俯，坐进跪。畏则密，危则坐。远者视之则不畏，迹者勿视则不散。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位逮徒甲，筹以轻重。振马躁，徒甲畏亦密之，跪坐、坐伏，则膝行而宽誓之。起、躁，鼓而进，则以铎止之。衔枚、誓、糗、坐，膝行而推之。执戮禁顾，噪以先之。若畏太甚，则勿戮杀，示以颜色，告之以所生，循省其职”。意思是，采用立阵时前进要弯腰，采用坐阵时移动用膝行，军队有畏惧心理时，队形要密集。情况危急时，要用坐阵。对远处的敌人观察清楚了就不会惶恐；对近处的敌人，要目中无敌，就会集中精力，进行战斗。士卒在布阵中的位置，按左、右、行、列分布。屯兵驻止时用坐阵。从容下达命令，要规定每个步卒、甲士的具体位置，兼顾各种兵器使用的轻重缓急，如果车震马躁，士卒畏惧，就应靠拢使队形密集，采用跪阵或坐阵，将领膝行前去用宽和的言辞告诫他们，使他们镇定下来。如果要转入进攻就起立，高声呼喊，擂鼓前进。如果要停止，就鸣金。当士卒衔枚、受命或吃饭时，都应坐下实施，必须移动时，用膝行移动。在战场上要用杀戮来严禁顾盼不前，并高声喝令他们前进。如果士卒畏惧太甚，就不要再行杀戮，而应和颜悦色地把立功求生的办法告诉他们，使之各尽其职，完成任务。

二、战略行动的原则与方法

儒兵家认为战略行动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义”；二是“权”。《司马法》说：“灭厉之道：一曰义。被之以信，临之以强，成基一天下之形，人莫不就，是谓兼用其人。一曰权。成其溢，夺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内。”意思是，消灭暴戾敌人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义。也就是要用诚信来感化敌人，用强大的武力来慑服敌人，造成一统天下的形势，使得人们纷纷仰慕追随，这叫做争取敌国民众为我所用。二是权。也就是运用谋略，使得敌人变得骄傲自满，从而麻痹大意，然后就攻击敌人的要害，夺取关键的资源和地利，在用强大兵力从外部打击敌人的同时，从内部破坏敌人的团队，瓦解敌人的斗志。

总体而言，儒兵家的战略行动思想没有道兵家深刻和丰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非常具有特色的思想。

（一）仁义原则

仁义原则是儒兵家战略行动的基本原则，儒兵家任何战略决策与战略行动都必须贯彻仁义原则。《吴子》说：“城邑既破，各入其宫，御其禄秩收其器物。军之所至，无刊其木、发其屋、取其粟、杀其六畜、燔其积聚，示民无残心。”（《吴子·应变》）对待失败的竞争对手也应当善待，“其有请降，许而安之”。（《吴子·应变》）^[6]《司马法》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平与道义，保障人民利益，而不是争夺利益。故此“杀人安人，杀之可也”，即杀死少数人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与安定；“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即攻打别的国家是为了解救该国的人民，吊民伐罪，除暴安良，最终实现“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即各个属国都心悦诚服，远在海外的国家都来朝贡，监狱没有了犯人，兵器封存不再使用，这才是伟大君主治国的理想境界。根据这样的观念，《司马法》提出了“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即打仗有几个基本原则：不可以违背农业耕作的时节，不可以让老百姓负担过重，因为根据以仁为本的原则，我们应当爱护我们的民众；不可以趁着敌国有丧事时去攻打，也不可以趁着敌国遇到了自然灾害时去攻打，因为根据以仁为本的原则，我们应当爱护敌国的民众。

《司马法》认为战斗过程中也必须遵循“以仁为本”的原则，提出“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终知始，是以明其智也。六德以时合教，以为民纪之道也，自古之政也”。即古代打仗，追击败退的敌军不超过100步，打了败仗后退不超过90里，这就是军队懂礼的表现；不过分羞辱无能的敌人，怜悯受伤生病的敌人，这是军队将士心中仁的表现；摆好了战阵才击鼓进攻，这是军队有信用的表现；战争的目的是为正义而不是为了利益，这是军队有道义的表现；能够宽恕屈服的敌人，这是军队勇敢的表现；懂得战争的产生原因，明白终结战争获取胜利的方法，这是军队将帅有智慧的表现。军队将帅根据不同的时机把这种德行向人民宣传教化，使得人民的德行符合道，这是古代治国治军的基本原则。

《司马法》还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圣，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也就是说，当军队到达敌国时，不可以侵犯祭祀的庙宇，不可以随便打猎，不可以毁坏庄稼，不可以烧房屋，不可以随便砍伐林木，不可以拿当地民众的牲口、粮食、器械等，遇到了老人和小孩应当把他们送回家，切不可伤害他们，就算是遇到了年轻力壮的人，只要他不和我们对抗，就不可以伤害，敌人如果受伤了，应该及时派人救治。可见，《司马法》坚持把伦理道德和战略行动结合起来，仅仅把有罪之人作为攻击的对象，重视对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保护。

企业竞争过程中也是如此，必须遵守一定的伦理道德。不择手段的竞争虽然可以得逞于一时，却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害。

案例

微软过分打压网景公司，招来诸多不满^[7]

1997年，微软和网景公司在互联网浏览器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微软为抢占市场份额，将其“探索者”浏览器与视窗95捆绑出售，从而使网景的市场份额从近90%跌至50%，微软份额则猛增至36%。这一举动招致网景公司强烈不满，也引起司法部的注意。

1997年10月，美国司法部向哥伦比亚地方法院递交了上告微软的诉状，认为应对微软科以巨额罚款。12月，哥伦比亚地方法院驳回这一要求。

1998年5月18日，司法部与美国19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对微软提出反垄断指控。10月19日，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汤姆斯·杰克逊就这桩备受瞩目的“微软不正当竞争案”开庭审理。11月5日，杰克逊公布了长达207页的事实认定书，认为微软在个人电脑操作系统占据了垄断地位。

2000年1月13日，被诉讼弄得狼狈不堪的比尔·盖茨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一职，由史蒂夫·鲍尔默接任。6月，杰克逊判定微软违反反垄断法，应将其一分为二，一家主营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另一家经营“探索者”浏览器、办公应用软件等。微软公司不服，立即提出上诉。

2001年2月26日，微软案进入上诉程序的法庭辩论阶段。6月28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由7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一致同意，推翻拆分微软的初审裁决，但同时表示微软公司的确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并指定了一个新的初审法院重新审理此案。

点评：

微软公司超越底线的竞争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如果它能够在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本着仁义的原则，给竞争对手一条活路，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官司缠身了。

（二）轻重原则

轻重战略行动原则是儒兵家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主要出自《司马法》。《司马法》提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钮先钟认为此处轻重应解释为兵力弱和兵力强，黄朴民、陈济康和吴建华等人也持类似观点，因此这段话一般都被解释为，“用小部队对付敌人小部队会有危险，用大部队对付敌人大部队就难以成功，用小部队去对付敌人大部队就会导致失败，用大部队对付敌人小部队就可以决战。所以说，作战是双方兵力的对比和较量”。这样的解释当然不能说有错误，但是我们认为不是很妥当。因为这样解释的话，《司马法》无疑提出一个根据常识也可以知道的毫无特色的观点。再参考《司马法》中其他地方对轻重的论述，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上烦轻，上暇重。奏鼓轻，舒鼓重。服肤轻，服美重。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等。大多数《司马法》的研究者对于这些关于轻重的论述都是根据上下文逻辑关系和字面意思进行解释，只要解释得通就行，丝毫不理会其中的内在逻辑。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后果，即“轻重”二字在《司马法》中有很多含义，而且这些含义各不相干。这对于一部流传千古的著作，实在是不可原谅的事。比较《论语》中对“仁”的思想的论述，虽然“仁”有很多不同层面的含义，但是这些含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故而构成了孔子关于“仁”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我们认为，轻重不应解释为兵力弱和兵力强，“以轻行轻则危”，前一个“轻”当作装备差，后面的“行轻”指的是行动快。即武器装备差，实力不足，但行动敏捷或者擅长迂回战略，长途奔袭的军队容易遇到危险。“以重行重则无功”，前一个“重”当作装备好，后面的“行重”指的是行动慢。即武器装备好，实力雄厚，但行动迟缓的军队往往劳而无功。“以轻行重则败”，即武器装备差，但行动也迟缓的军队则一定会失败。“以重行轻则战”，即武器装备好，行动也敏捷的军队才可以出战，获得成功。“故战相为轻重”，所以作战要考虑权衡轻重问题。“凡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也就是说，在战略行动过程中要做到行动迅速，同时又保持防御力和强大的攻击力，这就是轻重兼备。无疑这是一支理想的军队，是治军应达到的目标。

《司马法》中关于轻重的论述还有两条比较重要：

1．“奏鼓轻，舒鼓重”

“奏鼓”可以引申为大造声势，“舒鼓”可以引申为不动声色。这样“奏鼓轻”可以解释为“敌人大张声势的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要运用奇兵奔袭”。《六韬·龙韬·奇兵》提出“鼓行喧嚣者，所以行奇谋也”，正是同样的观点。历史上著名的战例——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可以说是“奏鼓轻”战略原则运用的典范。“舒鼓重”可以解释为“敌人不动声色的行为背后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要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准备正面作战”。秦国统一战争中王翦攻打项燕时，曾经长时间地养精蓄锐，不和项燕交战，使得项燕认为王翦只不过是为了自保而已，故而发生懈怠，最后被王翦一举打败。从这个角度来看，“奏鼓轻，舒鼓重”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兵法中两项非常伟大的战略思想。

2．“上烦轻，上暇重”

有的学者把“上烦轻，上暇重”解释为“将帅急躁烦乱就会行事轻率，将帅雍容沉着就会遇事持重”。认为上烦轻指的是主将心烦意乱；上暇重指的是主将气定神闲，胸有成竹。那么就内含有认为“重”好与“轻”不好这种的判断了，这种解释把轻重关系简单化了，没有认识到轻重的辩证关系。“轻”“重”作为一对需要权衡的对立统一范畴，无所谓哪个好，哪个不好，在无法做到轻重兼备时，只能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择。因此，此处应结合轻重的概念，进行引申。参考《司马法》中另一个提到了“烦”的地方，即“寡利烦，众利正”。这段话一般解释为“军队人数少时适合用迂回繁复的战略，军队人数多时适合用正面进攻的战略。”可见，“烦”可以解释为繁复的战略，相应的“暇”则可以解释为简单的战略。这样“上烦轻”，上通尚，含义即为用兵崇尚繁复、迂回称为轻。“上暇重”，含义为用兵崇尚简单，直接称为重。结合“兵以轻胜”等战略思想，可见《司马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用兵风格。第一种用兵的风格是“轻”，如果用兵的特点偏于轻，那么往往敢于冒险，追求出奇制胜，即具备这种用兵特点的将军往往善于运用迂回战略，进行长途奔袭。这种用兵风格需要将领进行全面思考，运筹帷幄。如红军长征时毛泽东率领红军四渡赤水，红军装备差、辎重少而行动迅速，正合乎“轻”的特征，并使用了“上烦”的战略，取得了胜利，可以说这个战例正是《司马法》中“兵以轻胜”的典范。第二种用兵的风格是“重”，如果用兵的特点偏于重，那么要小心谨慎，步步为营，追求正面进攻，靠实力取胜，因而具备这种用兵特点的将军往往不喜欢冒险，不善于迂回战略，一般都按照军事常规行动，因此其战略往往比较简单，显得暇。这里的暇应当指的是战略思考方面的暇。如国民党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时，其实力雄厚，但是对地形不熟悉，战略能力不如红军，所以所使用的战略就是堡垒主义，步步为营。

案例

四渡赤水

中国共产党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1935年1月，中央红军突破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城，这时红军已经损失惨重，只有3万多人。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三省的兵力及广西军队一部，共约150余个团，近40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为摆脱这种险境，中共中央决定率师北渡长江，撤出川南，与活动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开创川西或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四渡赤水战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和形成的。

一渡赤水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川南开进。右路红一军团，向赤水疾进；中路红五、九军团及军委纵队，由遵义、娄山关出发，经官店袭击习水、土城之敌；左路红三军团，向土城前进。26日，红一军团进至赤水河边的旺隆场、复兴场，击溃了川军两个旅的阻击，沿赤水河向南挺进。红三、五军团在红一军团一部兵力协同下，在土城附近打垮了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两个师的追击和堵截。接下来，红军各路军于29日，经土城、元厚场向西渡过赤水河。2月上旬，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未执行中共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四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截红军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红军；滇军孙渡部四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疾进。鉴于以上新情况，毛泽东等人决定，暂缓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川、黔、滇三省边境敌军设防空虚的扎西地区，利用短暂时间完成了部队整编、精减，大大加强了部队战斗力，为待机歼灭对手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渡赤水

中央红军进至扎西地区，国民党追兵仍判断红军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红军分进合击。

鉴于追兵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红军决定出敌不意地回师东进，折回贵州。和先头一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守军三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是日中午，红军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对方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接触，红军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拼杀，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红军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对手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使得红军的士气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同时打击了追兵的气焰。

三渡赤水

红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红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国民党军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三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而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红军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对手，当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红军之际，3月11日，红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追兵误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红军，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四渡赤水

为进一步造成对方的错觉和不意，3月21日，红军以一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追兵向西。红军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于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28日，红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国军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夜，红军先头团一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对岸，顺利地攻占了渡口，至31日，除红九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对方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脱离了国军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三个多月，中央红军巧妙地穿插于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之间，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对手，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四渡赤水也集中反映了轻兵对重兵的作战特点。

（三）力气原则

力气原则可以视为轻重原则的一个补充。《司马法》认为打仗要想持久就要靠力气，力气乃是两个词，力是指军队实力，气是指军队士气。“凡战，以力久，以气胜。以固久，以危胜，本心固，新气胜”，“新气胜”《武经七书新译》中译作朝气蓬勃才能取胜，《兵法经典新解》中译作锐气勃发才能够取胜，本书根据《左传》中曹刿论战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认为一鼓作气乃是新气，也就是说激励士卒作战最好每次作战只激励一次，若多次进行激励鼓舞，那么士气就很难如第一次那么旺盛了。《司马法》强调新气胜和春秋时期崇尚正面进攻的战术密切相关。故此，这段话的意思是打仗时，军队实力强才能够持久，士气旺盛才能够取胜；军队防御坚固才能够持久，军队敢于冒险才能够取胜；军队一心求战，心无杂念才能够持久，一鼓作气就能够获胜。因此，战略行动过程要保持军队的力气和士气，即“养力索巧”。而要保持力气，战略行动时就要做到“舒”。《司马法》提出“军旅以舒为主，舒则民力足。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乱。军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绝人马之力，迟速不过诫命”。即使仗打得很激烈，仍然保持队伍不乱。而在临战前就要做到“力欲窕，气欲闲”，这样才能保证军队有力气和旺盛的士气。《吴子》说：“凡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打仗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虽然必要的时候命都可以不要，但是为了保持良好的战斗力，在不需要拼命时，需要注意保持力量。

《司马法》针对行军过程中如何把握好养力的度也有精辟的分析，“凡战，先则弊，后则慑，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即打仗的时候，先行动容易使得兵力疲劳，后行动则容易受到敌人威胁压制，休息容易造成懈怠，不休息就会疲弊不堪，休息久了则会产生怯战心理。那么怎么办呢？只有靠将领根据自己的经验把握行动的先后和强度，休息时间的长短和时机。

要提升军队实力，《司马法》提出“大军以固，多力以烦”的要求，并解释道“轻车轻徒，弓矢固御，是谓大军”，“密静多内力，是谓固陈”，“因是进退，是谓多力”，“上暇人教，是谓烦陈”。意思就是说，战车行动轻快，步兵行动敏捷，弓箭防御坚固，称为实力强大防守坚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平时经常对军队进行休整使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战时能够集中兵力；军队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而采取正确战略行动，并且进退自如，称为战斗力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将领沉着冷静，士兵训练有素。

这个原则对于现代企业管理也是有意义的，企业采取战略行动应当量力而行，如果目标过于远大，不知道节制，不停地催促员工努力，其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四）权变原则

权变原则同样是儒兵家的重要原则，尽管儒兵家缺乏《孙子兵法》中诸如形势、虚实、奇正等精妙的理论，但是儒兵家却同样抓住了权变原则的要点，即避实击虚。吴起提出“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做到“因形用权”，那么久能事半功倍，“不劳而功举”。

《司马法》提出因敌而动的观念：“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待则循而勿鼓，待众之作。攻则屯而伺之”。意思是，一般作战，先摆好阵势，不忙于作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发现敌人已准备好圈套，等待我方去中它的计，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就暂不发起进攻，而等待观察敌人主力的行动。如果敌人进攻，就集中兵力看准敌人的破绽去打击它。这个观点和《孙子兵法》的主动原则似乎有冲突，但实际上因敌而动，绝不是被动，而是以静制动，是一种特殊形态的主动。

此外《司马法》还提出“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意思是，一般作战，应使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敌人，以观察它的变化；用忽进忽退的行动，以观察它的阵势是否稳固；迫近威胁敌人，看它是否恐惧；按兵不动，看它是否懈怠；进行佯动，看它是否疑惑；突然袭击，看它阵容是否整治。在敌人犹豫不决的时候打击它，乘敌人仓促无备的时候进攻它，使敌人战斗力无法施展。袭击敌人并打乱它的部署，利用敌人冒险轻进的错误，阻止它实现企图，粉碎它既定的计划，乘它军心恐惧时歼灭它。

吴起在与魏武侯的对话中还列举了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权变治敌的策略。如“其将愚而信人，可诈而诱。贪而忽名，可货而赂。轻变无谋，可劳而困。上富而骄，下贫而怨，可离而间。进退多疑，其众无依，可震而走。士轻其将而有归志，塞易开险，可邀而取。进道易，退道难，可来而前。进道险，退道易，可薄而击。居军下湿，水无所通，霖雨数至，可灌而沈。居军荒泽，草楚幽秽风飙飙数至，可焚而灭。停久不移，将士懈怠，其军不备，可潜而袭。”

三、战略行动之后的工作

儒兵家非常重视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不仅不希望战争带来后遗症，给自己惹来麻烦，也不希望给人民带来痛苦。儒兵家是要真正消灭战争，消灭仇恨。《司马法》说：“以礼为固，以仁为胜，既胜之后，其教可复，是以君子贵之也。”意思是，以礼制为规范，军队就能巩固，用仁爱为宗旨，就能战胜敌人。这样取得的胜利不会造成敌国人民的仇恨，因而在胜利之后，使敌人改过自新或者诛戮敌人兼并敌国之后对敌国的人民实施教化，使他们归顺就很容易。这样胜利就可以稳固，可以长久保持。因此，君子以之为贵。可见，儒兵家并不是不知道运用诡诈的谋略和暴力方式也可以取胜，而是儒兵家敏锐地发现那种胜利会激起对方的强烈仇恨，敌人即使一时低头，也会伺机报复，敌国老百姓也不会归顺。

具体而言，《司马法》要求，“既诛有罪，王及诸侯修正其国，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即战争结束之后，惩办了有罪之人之后，天子和诸侯们还要帮助整顿好那个国家，选用贤能，另立明君，调整、恢复其各级官职，使得那个国家的人民能够早日过上安定幸福的日子。而对于自己国家的民众，在经历了出征之苦之后，《司马法》要求，“古者戍军，三年不兴，睹民之劳也；上下相报若此，和之至也。得意则恺歌，示喜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意思是，对于出征打仗的军人，三年内不再征调他们，这是看到他们太辛苦了。上下这样地互相体恤就是最团结的表现。打了胜仗就高奏凯歌，表达喜庆的心情。结束战争后，高筑“灵台”集会，慰劳民众，表示从此开始休养生息。

如果一次战略行动结束之后，目的尚未达到，战争还未结束，儒兵家认为部队上下级之间都应该谦虚谨慎，不争功，不诿过，认真检讨战略行动中的各种问题。《司马法》说：“大捷不赏，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则不骄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让之至也。大败不诛，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悔其过，下苟以不善在己，必远其罪。上下分恶若此，让之至也。”意思是，大胜之后不颁发奖赏，上下就不会夸功，上级如果不夸功，就不会骄傲了；下级如果不夸功，就不会向上比了。上下都能这样不夸功，这是最好的谦让风气。大败之后不执行惩罚，上下都会认为错误是在自己。上级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下定决心改正错误，下级如果认为错误在自己，必下定决心不再犯错误。上下都像这样争着分担错误的责任，就是最好的谦让风气。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儒兵家的战略管理模式，如图5－2所示：

图5－2　儒兵家的战略管理模式

如果说道兵家战略管理模式接近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企业家学派，关注外部竞争环境的变化，那么儒兵家战略管理模式则接近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中的学习学派，关注内部核心能力的培养。

本章提要

儒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司马法》一书中，另外《吴子》也带有比较浓厚的儒兵家色彩。儒兵家非常重视伦理在管理和竞争中的作用，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竞争伦理，诸如“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吊民伐罪”等思想直到今天仍然为人们所熟悉。在当代政治、经济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走出针锋相对的狭隘思维，重温儒兵家的观点，对建立当代的市场经济秩序乃至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都会有很多重要启示。

儒兵家重视战略管理主体德行的修养和被管理者的德行情况，强调教化在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对人们道德的管理乃是最高境界的管理。这些观点对于一些优秀企业如何进一步提升战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儒兵家还具有深刻的辩证思想，认为德行本身具有重大的价值，提出关注利益的战略管理短期之内比较有效，但是其长期效果很难保证；而关注德行的战略管理不仅可以保证短期效果（当然，可能效果会比前者差些，花的力气也会比前者多些），而且可以保证长期效果。因而，道德是非常值得战略管理主体去关注的一项重要内容。

复习和讨论

1．儒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有什么特点？

2．儒兵家针对战略行动前准备工作提出了哪些重要观点？

3．儒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对当代企业战略管理有什么启示？

历史案例　齐桓公的霸业

在大名鼎鼎的“春秋五霸”中，晋文公被评价为“谲而不正”，楚庄王在当时中原人眼里算是“非我族类”，宋襄公则傻得有些可笑，而秦穆公功业偏于一隅，唯独齐桓公才是货真价实的一代霸主。以至孔子称道他“正而不谲”，孟子讴歌他“五霸桓公为盛”。为什么齐桓公能够得到孔、孟两位圣贤如此高的评价呢？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齐桓公争霸系列行动是典型的儒兵家战略管理行为，从根本上合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齐桓公的战略管理行为完全遵循了《司马法》中的“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权出与战，不出于中人”的战略原则，他用合乎道义的方式成功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概括起来齐桓公的争霸战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富国安民的治国战略、亲邻结盟的外交战略和尊王攘夷的军事战略。

（一）齐桓公治国战略

富国安民是桓公争霸战略的基础。桓公继位伊始，就向管仲请教“圣王之治天下”的安民大计。管仲提出“成民之事”与“定民之居”两项措施。

“成民之事”是使国内士、农、工、商四民各有处所，不要杂居。使士就清净之地，讲求道艺学术；工就官府，讲求肄业技术；商就市场，讲求贸易生利；农就田野，从事耕作稼穑。固定的居处可使四民子弟继承父兄的事业，收到“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的功效。

“定民之居”是实行“参其国而伍其鄙”制度。在国郊以内编制二十一乡：工商六乡，士乡十五。在国郊以外的鄙野，编制邑、卒、乡、县、属各级行政单位，共编五属，设五位属大夫管理。工商六乡，专门从事工商业活动；鄙野五属，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而在十五士乡则实行“作内政而寄军令”的行政与军事双重编制法：“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其轨、里、连、乡，就是居民行政编制单位；伍、小戎、卒、旅，就是士兵军事编制单位。而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就是一身兼行政与军事两任的首长。五乡编为一军，十五乡共编为三支大军。这就是齐桓公赖以建立霸业的基本武力。

齐桓公霸业的成功还在于他有一套发展经济的战略。管仲所实行的“参国伍鄙”制度，促进了齐国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进一步分工与发展，造就了齐国“百姓富、牺牲不略、牛羊遂”的欣欣向荣局面。桓公还“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就为齐桓公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齐桓公的外交战略

齐桓公的外交战略主要是针对周朝分封的各个诸侯国，特别是中原华夏国家。不包含少数民族国家，正如管仲所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不可弃也。”在当时的华夏诸国中，以宋、鲁两国最重要、最有影响。齐桓公就从争取鲁、宋两国入手做“亲邻”工作。但在当时王权衰落、列国纷争的形势下，要把华夏诸侯团结起来，殊非易事，特别是鲁国。齐桓公的父亲齐襄公曾杀鲁桓公。齐襄公死后，鲁庄公又支持公子纠与齐桓公争夺齐国国君的位置，两家因而结下深仇大恨。齐桓公为称霸大局，毅然捐弃前嫌，与鲁庄公会盟，修怨结好，还返还过去侵占鲁国的棠、谮等地。鲁庄公二十二年，齐以公女许嫁庄公，鲁、齐重结婚姻。这就建立起了巩固的齐、鲁联盟。

鲁庄公十二年秋，宋国发生弑君之乱。次年春，齐桓公会诸侯于北杏，平定宋乱。这年冬，宋背北杏之盟，桓公率诸侯征讨，迫宋与齐讲和结盟。为巩固这一联盟，齐桓公先后为宋讨伐邢、郑二国，“宋自是与齐为一，宋亲而中国诸侯定矣”。

在齐桓公团结华夏诸侯的战略中，郑国占据重要地位。郑紧邻王畿，与宋并为中原屏障。正当齐桓公图霸之时，南方的楚国势力也伸延到了北方。汉阳诸地被它蚕食殆尽，蔡国也落入它的掌握之中，郑、许、陈三国则不断受到它的侵扰，郑国首当其冲。郑国如果加入齐桓公的联盟，那么中原华夏国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局面；反之，它们就会面临南方楚国的强大军事威胁。齐桓公为了争取郑国，采取了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鲁庄公十六年，齐联合宋、卫伐郑，郑顺服了齐。后来楚国多次侵袭，企图迫使郑国加入自己的军事同盟。齐桓公为解决楚国北上争郑问题，统率中原八国军队南下攻楚，迫楚与诸侯缔结召陵之盟，挡住了楚军北进争郑的势头。后来，周惠王怂恿郑伯拒绝参加齐桓公倡导召开的首止之会，背叛齐国。桓公于僖公六、七年连续对郑用兵，从此终齐桓之世，郑国不敢再叛。

为贯彻“亲邻”战略，桓公还出兵解救受戎狄侵扰的燕、卫、邢三国。此举使“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亲邻”既是政治战略，也是外交战略，因为外交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从桓公对宋、鲁、郑、邢、卫、燕的关系看，他团结华夏的“亲邻”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齐桓公成为中原华夏诸国的盟主。

（三）齐桓公军事争霸战略

春秋时，周王室的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天子名号尚存，传统势力和政治影响力很大。所以齐桓公把“尊王攘夷”确定为基本战略目标，而这也就使他取得了号令华夏诸侯的一面大旗。

据《左传》记载，齐桓公的“尊王”事迹有以下数端：第一，鲁庄公十七年，郑不朝王，齐逮捕郑执政大夫郑詹。第二，鲁庄公二十七年，齐桓公接受周惠王所赐“侯伯”之命，次年伐卫，大败卫师“数之兴王命”。第三，鲁僖公五年，桓公率诸侯在首止会见王太子郑，安定王室。第四，鲁僖公八年，齐桓公率诸侯在洮地会盟，安定周襄王王位。第五，鲁僖公九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上尊崇王室，宣布“壹明天子之禁”，襄王派宰孔赐桓公为“九命上公”。桓公降阶参拜，升堂受命。第六，鲁僖公十二年，桓公派管仲为王室和戎人讲和。

尊王使齐桓公获得了“侯伯”封号，可以代天子行使征伐大权，成为名正言顺的诸侯“伯主”（即霸主）。此外，齐桓公为了巩固霸主的地位，还打退了四周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消除南方楚国的军事威胁。

春秋初，蛮、夷、戎、狄交侵中国。《公羊传》僖公四年概括当时形势是“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夷指的是楚，北狄指的是戎狄。针对北方戎狄祸急但较楚为小，南方楚祸缓但为害大的形势，桓公攘夷采取了先北后南、先小后大，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有打有和的军事战略。

鲁庄公三十年山戎侵燕，桓公率大军“北伐山戎，（击）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并向鲁国献戎捷。

鲁闵公元年，狄人伐邢，桓公依据“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不可弃也”的政治原则，发兵救邢，迁邢于夷仪。次年，狄人大举攻卫，灭卫杀卫懿公。齐桓公又出兵救卫，重新封卫于楚丘。对北方的戎狄，桓公采取的是军事进攻的战略。

当北方局势稳定以后，桓公即掉头南下，对付强楚。春秋初，楚国一路北进，灭吕、灭申、灭息，独存蔡不灭，留作北上门户。所以齐桓公“攘楚，必先有事于蔡”。鲁僖公四年，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大军侵蔡，蔡不支而联军遂挺进楚国。最终，齐、楚双方达成妥协，缔结了召陵之盟。召陵之盟虽未能在军事上重创楚国，但收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挫败了楚国北进的锋芒，是齐桓公争霸政治战略的一个胜利。这也是一次非常经典的儒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应用典范。下面我们详细谈谈这次战役。

当时楚国君主楚成王，任用贤才斗子文当令尹（宰相），国家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内政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于是楚成王有志争霸天下。他听说齐桓公救邢存卫，人人称颂齐桓公的德行，很不高兴，对他的宰相子文说：“齐桓公沽名钓誉，现在天下人心都归向他。我们地处偏远，不为中原人所知，没有人赞赏我们的德行，没有人害怕我们的军威，我深以为耻！”子文说：“齐桓公经营霸业，于今将近三十年了。他以尊王为名，使得天下诸侯都愿意归附他，这是道义的力量呀，我们没有办法图谋。不过，大王如果您希望和他比一个高下的话，可以考虑先争取让郑国臣服我们，郑国正好居南方和北方之间，是我们势力进入中原的必经之路，如果郑国臣服我们，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争霸中原了。”

于是成王派大夫斗章征讨郑国，很快楚军就打败郑军，生擒郑国大将聃伯。于是郑国国君赶紧派人向齐国请救兵。管仲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向齐桓公进言说：“大王您这些年做了很多深得民心的事情，各个诸侯国都对您非常敬佩，现在正是您称霸天下的机会。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号召诸侯国一起去伐楚救郑，这是非常符合道义的。同时，楚国是大国，依靠一国之力很难打败它，因此，您号召诸侯国一起去伐楚救郑也是必要的，我想诸侯国不能不积极响应，这样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诸侯国领袖了。”

齐桓公很高兴，但是又有疑虑：“楚国也有很强的实力和号召力，有很多诸侯国一贯听从楚国的号令，我们号召诸侯国一起和楚国对抗，我们一定能够打胜仗吗？”管仲说：“我们不要直接去救郑国，而应该攻击楚国本土，这样楚国对郑国的围困就解了。而且我还有一个计策，蔡国是楚国最重要的盟友，而且曾经得罪过您，楚蔡接壤，我们不如先以大肆宣扬要讨伐蔡国为您报仇，然后乘胜再攻打楚国，楚国来不及防备，一定会失败，这就是《兵法》所谓的‘出其不意’呀！”

齐桓公说：“我听说江国和黄国两个国家近来受到楚国欺负，因而派遣使者来和我国通好，我想和它们结盟，等到攻打楚国之日，让它们作为内应，从后方攻击楚国，您觉得怎样？”管仲说：“江、黄两国地理位置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一向以来都是楚国的附庸。如果我们和它们结盟的话，楚国知道后一定会攻打它们，到那个时候，我们想救这两个国家，会因为道路遥远而远水救不了近火；可是不救，又损害同盟国的义气。我们中原这么多诸侯国，把它们整合起来力量足以对付楚国，何必借助江、黄两个小国？”桓公说：“可是，我觉得也不好不和它们结盟呀，这样的话它们会很失望，而且远方其他的国家看到这样的事情，也会很失望，我们就会失去人心。”管仲说：“您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我们虽然不能和江、黄两个小国公开结盟，但我们可以秘密和它们结盟，把这利害关系告诉它们，它们也会理解的。”于是，齐桓公就和江、黄两国的国君盟会，秘密结盟，商议了一起攻打楚国的日期，大概定在第二年春季正月。两位小国国君建议说：“舒国人一向跟着楚国欺凌其他国家的人民，天下把它们合称为‘荆舒’，如果您打算对付楚国，可以考虑先收拾舒国，这样楚国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帮手。”

齐桓公认为有道理，于是决定先对付舒国，不过舒国离齐国距离较远，长途奔袭成本太大，也不一定能成功。齐桓公想到了一向和自己亲近友好的盟国徐国离舒国很近，于是写了一封密函给徐国的君主，请徐国派兵偷袭舒国，徐国君主收到密函后，按照约定率军袭击舒国，打败了舒国。此时，鲁国又派遣使者来通好，齐桓公乘机把鲁国也拉进了抗楚联盟。

这时候，楚军正猛攻郑国，郑国国君郑文公再次派遣使者向齐国求救。于是齐桓公定下战略，首先派人大肆宣扬，齐国的救兵马上就到，一方面迷惑楚国，另一方面也坚定郑国抗击楚军的决心；然后遍约宋、鲁、陈、卫、曹、许等盟国的军队，一起起兵讨伐蔡，继而攻打楚国。周惠王十三年，春正月，齐桓公命管仲为大将，率领隰朋、宾须无、鲍叔牙、公子开方、竖貂等出车三百乘，甲士万人，汇集诸国兵马，分队进发，攻打蔡国。

没想到蔡国国君听说这么多国家一起来讨伐他，吓得连夜逃走，去向楚王求救。楚王于是传令整顿军队，准备作战，同时，召回攻打郑国的军队，一起来对付齐国率领的多国部队。

楚王派出大夫屈完，出使齐国军队，打探消息，屈完见到齐桓公说：“您住在北海，我住在南海，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不料您却来到我的土地上，这是什么缘故？”管仲代表桓公回答说：“从前召康公曾命令我先君太公说：五等诸侯，九州伯长，如有罪过，你都可以讨伐，以便辅佐周王室。他还给我先君指定了管辖的区域：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北到无棣。你们应该贡献的‘包茅’不按时送来，不供应周王祭祀的用品，没有渗酒的东西。这是我要向你征询的；还有，昭王南巡而未能返回，这也是我要向你质问的。”楚使屈完回答说：“贡品没能按时进献，这是我们国君的罪过。至于昭王南巡没有返回，这不关我们的事。”齐桓公说：“我用这么多的军队去打仗，谁能抵挡得住！我用这么多的军队去攻城，哪一座城攻不下来！”屈完回答说：“您若用恩德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从？您若想依仗武力，我们楚国就将以方城山作为城墙，以汉水作为护城河。您的军队虽然众多，也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很生气地回去了。

管仲对齐桓公说：“楚人倔强，不可以靠言辞来吓唬他们，我们可以进逼楚军。”乃传令八军同发，直至隆山。离汉水不远，管仲下令：“就此屯扎，不可前行！”盟国代表都过来询问：“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楚国境内了，干吗不渡过汉水，和楚国人决一死战？逗留在这里干吗？”

管仲说：“楚国既然已经派遣使者前来，想必已经有了准备，兵法里讲究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楚国已经有了准备，想要打败它，就一定会有一番恶战，那么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死伤。这样的话，彼此的怨恨就无法化解了，两国的无辜老百姓也会因而深受战乱之苦。现在我们屯兵于此，声威浩大，楚国人已经害怕了，他们一定会再次派遣使者来，我们让他们低头认错，这样不是也很好吗？”

果然，楚王又派屈完前来拜见齐桓公，屈完说：“您率领军队前来，责备我们君主没有向天子进贡，我们君主已经知道自己的过错了，他派我来向您表示歉意。如果您能够退兵三十里，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要求，尽快向天子补上我们应进贡的东西。”齐桓公很高兴地说：“你们既然愿意改过，遵守既有的礼制，我怎么还会为难你们呢？”屈完称谢而去。之后，齐桓公果然退兵三十里，在召陵驻扎。

楚王也如约派遣屈完带着八车金帛和一车茅草，前往召陵，以八车金帛犒劳齐桓公率领的盟军。并把准备向天子进贡的一车茅草和表张，让齐军过目，然后送往周天子处进贡。

当时，齐桓公、盟军其他七国代表与楚国代表屈完在召陵举行仪式，齐国和楚国相互示好，化解前嫌，终止各个相关国家的敌对状态，维护天下和平。这就是著名的齐桓公召陵会盟。

点评：

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在这种情况下，齐国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保护不了中原中小诸侯国，称霸中原的理想也就落空了。但同实力雄厚的楚国打一场硬仗，又不一定能够胜利，倒是很有可能会两败俱伤。最好的办法是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境，给其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于是，齐桓公与楚国方面在召陵联袂上演了一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不向周天子进贡“包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让齐桓公有了使楚国屈服的巨大声威和荣耀；齐桓公也达到了阻遏楚国北进，消除自己称霸中原的一个巨大障碍的目的。

企业案例　缺乏伦理的乳业竞争^[8]

1999年12月5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颁布，其中包括食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内容。随后几年，伊利、蒙牛等多家著名乳业品牌纷纷成为国家质量免检产品。

2001年，在西安蒋家寨村，有人观察到了畜牧业的发展热潮，开始筹备成立机械化奶站。1年多后，蒋某建成了当地第一所奶站。他当时正在这个朝阳产业上踌躇满志。他是最早投资奶站的一批人之一。当时建奶站跟“修房子”一样简单，不需要工商执照，也不需要卫生许可证之类的行政审批，只要有资金、设备，就能开业。直到“三鹿”事件爆发前，奶站的监控管理并没有改善。蒋某觉得，甚至更加混乱了，“像我这样不掺假的人很少”。当时，像他这样的奶站并不多。“主要是奶贩子收奶，再加上企业自己建点收奶。”蒋某回忆说。

2002年，中国奶业正处在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2001～2006年5年间，中国奶牛存栏增长率、牛奶总产奶量年均递增长率、奶类总量年均递增长率、人年均占奶量年均递增长率都呈两位数增长，几大项指标的综合年均递增长率达到了23%，是前50年年均增长率的3倍。

令业界咂舌的是蒙牛发展的“航天速度”。“蒙牛速度”成了中国企业界的一个传奇故事：开创前三年，蒙牛平均每天超越一个同类企业，5年间销售额增长了200倍。某企业管理者说：“那时候，我们年销售额是以200%的速度递增，蒙牛是1000%多的增长，消息登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以为弄错了。”

这种膨胀发展已经引起了一些业内人士的担忧。当时就有人提出来，这样高速发展会留下隐患，必定会出问题，应该自己建设奶源基地，发展养殖小区，加强监控。但是企业忽视了，政府也没有很好地引导。

蒋某与伊利的合作正处在蜜月期。在1年多时间里，他的奶站从最初的2个发展到了50多个，日收奶量从2吨多变成了30多吨，收奶地域除了当地乡镇，还辐射到周边9个县区近百个农村。《农业科技报》报道他的新闻标题为《一个牵着牛头奔跑的人》，而他也被无序发展的中国奶业牵着走。

2002年底，被称为“中国奶业第一炮”的广州市奶业协会理事长王某开始在一些公开场合呼吁重视问题。在第一届广东奶业高层论坛上，他以一个普通消费者的名义指出当时奶业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企业大量进口奶粉，还原成牛奶后，当成“鲜奶”销售；二是牛奶中添加香精。这些都是业内公开的秘密了。“这就是一张纸，到底捅不捅破它？”他在会上质问政府部门和乳品加工企业。

2003年初，有媒体对王某的观点进行了报道，这可能是最早揭露奶业内幕的新闻报道。当时王某还心存顾忌，担心企业矛头都对准他。“我对媒体说，多找几个人一起上新闻。”王某回忆说。

奶业的辉煌时代似乎必然走入这样的结局：2005年，蒋某突然意识到：“奶太多了。”那年6月份，另一个事件严重打击了奶业市场的消费信心。河南电视台报道了光明乳业郑州子公司将过期奶回炉并销售的消息，光明“回炉奶”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随后郑州市质监、卫生、工商、农业、工会共同成立联合调查组着手调查。最终光明乳业在郑州的相关负责人被免职。牛奶需求量几乎同时开始萎缩。2005年乳制品产量为2443万吨，增长率仅为约3%，比起2004年的25%增长率几乎微不足道，奶粉消费量下降了7．8%，液态奶和酸奶只有小幅增长。

在陕西，伊利对奶站“限量撤点”。作为收奶大户，蒋某的感触颇深。“以前是企业求奶站，有奶就是娘。现在是奶站求企业，有奶就是孙。随便一个大企业的小职工过来都可以跟你要钱，因为他可以给你多报收奶指标。”蒋某知道有奶站主开始暗地里送钱了，他也不能免俗：“比如某大奶制品企业一个职工打电话给我说，蒋总和我在这里吃饭，钱不够，借点钱。我送过去的时候心里很不舒服，钱都是有去无回。”

奶站管理依然混乱。“政府几乎没有管理，都是靠奶站老板的良心。”蒋某说：“奶站不景气了，不掺假造假的奶站几乎没有利润。”

在“三鹿”事件之后，一份发表于中国奶协官方网站上的调查报告称，目前中国奶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企业自建的规模化奶牛场，没有中间流通环节，质量管理最好，但只占总奶源的10%～15%。二是奶牛养殖小区和奶站，奶源质量受到从业人员素质的影响，占25%左右。三是散养的农户，质量和卫生条件无法保障，占到了60%以上。

在一些专家眼中，原本应该注重奶源地建设的时候，乳品企业依然醉心于抢占市场，形成了企业之间的内耗战。2004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年会就散发出了火药味。

当时山东一家乳品企业老总上台演讲，一开始照着稿子宣读，后来他把文稿合上，当着蒙牛、伊利两家与会代表的面，语气激动地指责“两家上市公司”到该企业的奶源基地抢奶，每公斤牛奶比当地企业多一两毛钱，奶农“哗哗”地走了。另一位企业负责人说：“投资几个亿的基地还不如几毛钱的利润。”当时老总们的风度都没了，冲动地鼓掌，有的拍手听不到了，直接站到凳子上拍桌子。有人甚至认为蒙牛、伊利两家企业的大肆扩张导致了奶源地市场混乱，是“罪魁祸首”。

奶业已经进入了多事之秋。2004年爆发了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行业整顿，婴幼儿配方奶粉三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2005年，“雀巢”奶粉被浙江省工商局列入碘超标食品目录，再次打击了消费市场。行业内也正在进行一场持续两年的争论：中国奶业协会和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为牛奶能否标“鲜”大打口水战，但却最终变成虎头蛇尾的闹剧。

2007年，奶业被迫自律。6月份，各大乳品企业在南京召开中国奶业协会年会，签署并发布了“乳品企业自律南京宣言”，宣称：要推行合同收奶，反对争抢奶源，限量收奶，压级压价，拖欠奶资，切实维护奶农利益；要开展公平竞争，反对捆绑销售、特价销售等低于成本价销售的恶性竞争行为。“捆绑销售、特价销售是最直接的原因。”几大企业在全国的促销策略让地方企业疲于应付。据媒体报道，2006年我国奶业市场的全部利润为55亿元，因促销和捆绑销售造成的奶业损失高达50亿元。

5月份在天津召开的一次行业会议上，就已形成草案。“南京宣言”是牛奶业内轰轰烈烈的一件大事，各大媒体都高调宣传报道，7月23日开始在北京、哈尔滨试点实行。然而从一开始就有评论断言，不出三个月，“南京宣言”形成的价格联盟必然破产。

7月23日那天，北京媒体刊登一则新闻《乳品销售禁捆绑逼出“末日疯狂”》，描述了一些超市里牛奶的销售镜头：“最后一天，明天就没有赠品了。”

然而只到了10月初，北京媒体就已经发现，超市里又出现了“买八赠一”、“买五赠一”的牛奶捆绑销售。其他企业没有办法，只有跟进。促销大行其道之际，牛奶掺假造假已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在“三鹿”事件扩展到全国时，业内人士已经料到，内蒙古可能会被波及。“掺假造假不是某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的问题；而且不是现在的问题，而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

甚至出现了专门的“调奶师”，针对不同指标的牛奶添加配料。“脂肪低了，就加脂肪粉；细菌超标了，就加抗生素；浓度低了，加乳清粉；发酸了，就加碱面中和。”蒋某说。

在许多奶农眼里，奶业早已过了幸福时光。在“企业—奶站—奶农”的奶源模式下，奶农没有定价权。而且2007年饲料价格上涨，许多奶农破产。中国奶协一位官员在一次奶协会议上称，40%的奶农处于亏损状态，奶农大量宰杀奶牛。老周在2004年与其他养牛户合资成立了一家养殖公司，有近300头奶牛。2007年养殖公司就变成了屠宰场，杀了56头；2008年又杀了16头。家家如此，他估计有50多户奶农破产了，占村总数的1／6。“三鹿”事件没有直接波及欣康村，但奶农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现在我是在挣扎，每天挤奶没有赚钱，能赚的就是产牛犊，也就是一两千块钱。”老周说。

2008年9月7～9日，中国奶业协会年会及奶业高层论坛在哈尔滨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构建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会上公布了欣欣向荣的数据：2007年全年奶牛存栏达到1300多万头，奶类总产量达到3600多万吨，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产奶国。随后在官方网站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奶业协会2008年会胜利召开”的消息。

当时的三鹿董事长田文华没有参会，小道消息已悄悄传开。“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大家都有预感，这个事情早晚会暴露。”一名与会代表说。时隔两天，三鹿公开承认，部分批次的婴幼儿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这个行业的“锅盖”揭开了。

点评：

竞争中“义”和“利”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军事竞争中，很多情况下通过“义”可以获得“利”，义利兼得是最理想的，也是儒兵家比较推崇的原则。但是由于军事竞争往往涉及生死问题，当义利发生激烈冲突时，做出取利舍义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道兵家和法兵家常常做的事情。但是在企业竞争中，“义”就是长期的“利”，企业决不能唯利是图，否则将会失去持续发展的基础，通过上述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儒兵家的竞争伦理在商业竞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企业应该好好学习儒兵家那种“以仁为本”的竞争伦理。

【注释】

[1]当然在现代战争中，由于各种武器出现，士兵个人拼死作战的精神对于战争胜利的影响变得不再重要，但是在企业竞争中，员工的努力拼搏精神，仍然是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制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2]这段文字在有的版本里是“军无小听，战无小利，日成；行微，曰道。”本书认为不合理，所以采用正文的版本。

[3]参考刘梦溪的新浪博客文章，有删改。

[4]值得注意的是上面分析《司马法》为将之道时，我们提出了将应当修五种德行，这五种德行加上“礼”则正好是六德，为何为将之道比治国之道少一种德行？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缺失了两个字，“礼见”；二是礼和其他几种德行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礼属于组织层面的德行，其他几种德行属于个体以及个体之间的德行。我们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仁、义、信、勇、智”都属于个体品质，而“礼”则是组织层面的德行，故此应当区分。儒家的礼治实际上包含了对君主或者说管理者的“仁、义、信、勇、智”诸方面德行的要求。五德和六德的相似，反映了儒兵家治国、治军之道是由自我管理之道扩展而来的逻辑。

[5]因为孙子的全胜是以利害关系为指导的，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因为敌人意识到打不过，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而屈服，己方因此能够从敌人屈服中获取利益。

[6]有的学者认为《吴子·图国》提到“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围，外入可以屠城矣”，因而认为吴起对待竞争对手是十分凶残的，故此《吴子》不能算儒兵家。但是仔细分析可以看出这里只是吴起对于其训练的锐卒所具有的强大战斗力的一种形象的描绘，并不表示吴起赞同屠城。本书认为总体上《吴子》还是以儒兵家的思想为主。

[7]微软和网景公司的竞争情况可以参见第四章最后的企业案例。

[8]选自《南方周末》http：／／www．infzm．com，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