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知识的层次和高水平的本土研究的原则

第六章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论的比较

本章导读

本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差异；第二，兵家战略管理的结构与特征；第三，兵家战略管理模式以及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对当代战略管理理论的启示。

引导观点　管理知识的层次和高水平的本土研究的原则^[1]

海外华人管理学家徐淑英曾经提出了管理知识的三层次论，并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了进行高水平本土研究的基本原则。这些思想对于指导我们进行中西管理知识的比较与融合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这些思想。

管理知识体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针对具体情境的理论或知识；第二层次是受情境制约的理论或知识；第三层次是超越具体情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或知识。长期以来占据着世界管理学界话语权的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下发展起来的一套管理思想体系，它可能包含第三层次的管理知识，但是其发挥全部作用的前提是西方文化情境。离开了西方文化情境，就会有相当一部分管理知识失去用武之地。因此，任何具有较强文化传统的民族都应当努力建立本土化的管理理论，任何生搬硬套别的民族的管理思想的做法，都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给民族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

图6－1　管理知识的三个层次和高水平本土研究的原则

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简单地检验西方理论或模型的适用性。尽管从现有理论入手对现象进行初步分析是必要的，但学者不能受到现有的理论框架制约，从而忽视现有概念框架之外的东西。

进行高水平的本土研究的首要原则是，现有知识或理论只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对现象本身进行观察和思考，而不要让已有的理论框架指导、制约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用来证明用欧美以外的样本进行研究的正确性或合理性的。它应该关注这些样本的独特之处，以及这些特征对所研究现象的影响。本土研究不是现有测量的简单翻版。研究者们可以把已有的测量方法当作起点，但必须保证那些指标在新情境下同样适用。

最后，高水平的本土研究不是比较研究或跨文化研究。比较或跨文化研究至少要包括两个国家或两种文化，而本土研究旨在理解一种特定情境中的某些现象，因此，它不要涉及在某些未知维度上可能有所不同的两种情境。

第一节　兵家战略管理与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差异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和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既有众多相似之处，更有许多重要差异。对比两种思想体系，把握二者之间差异的实质和要点，不仅对于理论研究者创建本土化战略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于实践操作者来说，更可以防止对兵家思想在战略管理领域的误用，这种误用有时候会对组织发展产生致命的打击。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间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由于文明发展的历程不同，中西战略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就军事领域而言，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记述战争的著作，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高卢战记》、《内战记》等，对于战争场面、战争进程、技术战术、兵力伤亡等具体的理论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和记载，而对于交战双方的战争谋划、决策过程、外交斗争等则很少提及。与此相反，大体同一时期的中国战争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则满篇都是战略上的决策谋划，外交上的纵横捭阖，对于作战则往往用“克之”、“大破之”之类的文字一笔带过，至于双方的参战兵力、技术战术、伤亡数字甚至行军路线、战场环境等更是很少提及。如牧野之战是周灭商的战略决战，史书上对于其战略谋划、决策过程的记载可谓详之又详，但战斗到底如何激烈，双方伤亡情况如何，却找不到任何记载。这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兵学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从本书涉及的一些兵家重要典籍的内容来看，明显具有这种思维特点，几乎所有典籍讨论都是宏观层次上战略与管理问题，很少有对微观细节问题的分析。这也正是我们认为兵家思想更多地体现为战略管理思想而不仅仅是管理思想的原因。

案例

《左传》中的《崤之战》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民。”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孙满尚幼，观之，言于王曰：“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谋，无礼则脱。入险而脱，又不能谋，能无败乎？”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

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杨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秦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故，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绖，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崤，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

点评：

崤之战是春秋时期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这场战役非常激烈，然而在《左传》中对战斗过程的描写只有最后一句话。充斥全篇都是对战争结果的预期、对军队的分析、对是否发动战争的决策以及实施战略行动过程中各方的策略和行为。

兵家的这种思维方式对于当代的战略管理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战略管理本身乃是超越各种具体的职能管理之上的宏观层面的管理，需要有一种宏观的、联系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企业整体层面上的问题；战略管理不仅是一门单独的学问，更是一门如何把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营销管理、组织理论、文化理论等相关各门学科融会贯通的学问。只有把企业各方面的相关理论用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全部联系起来，战略管理才能具有最雄厚的根基。而西方战略管理学界仍然采取割裂的方式进行战略管理研究，把自己局限于组织理论中，甚至连组织理论的成果都没充分借鉴，这无疑会造成其研究的局限性。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西管理观念的巨大差异，人们在管理要素和管理活动等管理基本方面的认知都存在巨大差异，具体而言，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和西方战略管理理论的差异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管理观念层面，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秉承西方传统技术经济理性，关注管理客体；而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秉承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关注管理主体

从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过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现代管理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这些管理阶段的演变过程中，其理论和实践基本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强调技术经济理性管理；二是强调人性管理。关于技术经济理性管理和人性管理的划分已经基本形成统一范式，即认为技术经济理性管理的实质是强调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去管理每一生产活动。技术经济理性管理侧重于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管理行为的规范化。技术经济理性管理观念和人性管理观念都遵循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关注管理客体。早期技术经济理性管理将管理对象视为“经济人”，“经济人”的假设还认为人生来就是厌恶劳动、追求享受的，如果管理者不通过各种严格与科学的制度和手段去约束工人的行为，工人们将可能采取消极的甚至是对抗的行为。因此，必须用强硬的管理办法严格监督和控制工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个假设的局限性，从而使得人们开始重视人性，反思“经济人”假设。此后，麦格雷戈从人性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和X理论完全不同的Y理论，大内借鉴日本企业管理的成果，提出了Z理论。而西蒙在从技术经济理性管理的角度，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指出经济活动当事人在决策时不仅面临复杂环境的约束，而且还面临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即使一个当事人能够精确地计算每一次选择的成本收益，也很难精确地做出选择，因为当事人可能无法准确了解自己的偏好时序。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通过吸收实验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的最新进展，以效用函数的构造为核心，把心理学和经济管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一种更为精确的人性论。可见，理性管理和人性管理这两种管理观念表面上虽然有较多差异，但实际上在西方管理理论中它们是相互融合的，归根到底技术经济理性推动着对“人性”认识的不断深化，从而使得人们能够提出更为接近现实情况的管理理论。几乎所有的西方管理理论都注意到理性与人性的问题，即使是被人们视为强调技术经济理性的泰罗，也提出“科学管理的实质是在一切企业或机构中的工人们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这些工人在对待他们的工作责任，对待他们的同事，对待他们的雇主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同时也是管理方面的工长、厂长、雇主、董事会在对待他们的同事、他们的工人和所有的日常工作问题责任上的一次完全革命”，即科学管理是要消除阶级对立，达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和谐，从而提高效率。而行为科学在研究过程中则关注运用理性精神去审视人的行为，从而设计符合人性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可见，人性管理其实乃是技术经济理性作用于作为管理客体的“人”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一般我们所说的科学管理、管理工程乃是技术经济理性作用于作为管理客体的“物”上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二者都统一于西方二元对立的理性思维方式。技术经济理性通过对作为管理客体的“人”和“物”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提升了管理理论的解释能力和指导作用。然而问题是西方管理理论关注的只是作为管理客体的人，而几乎没有作为管理主体的“人”的地位，即使是领导理论也是把领导者或者说管理者作为客体进行研究。这样就使得知与行始终处于分离状态，知识总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逼近现实，然而又不断地为新的现实所否定。

而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则以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为指导，重视管理主体的作用。李泽厚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和《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曾提出：“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的辩证法是“行动的”而非思辨的。他进一步把“实用理性”概念化为就是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它由来久远，而以理论形态去呈现在先秦诸子的理论中。李泽厚还提出实用理性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它不崇拜任何抽象的理念、信仰和思辨，但仍能保持一种冷静的、以理节情的生活态度；其二，它本质上是一种讲究实用、实际和实行的经验论的思维方式；其三，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古已有之。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用理性首先指的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认为不必要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而更应该注重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妥善地处理问题。从兵家战略管理特质分析的结果来看，兵家思想具有明显实用理性特征，兵家明确提出“天官不如人事”、“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等观点，表明他们不崇拜任何理念、信仰，只关注实际的经验。《孙子兵法·火攻》提出：“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攻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上。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要求君主和将领用理性控制情绪，根据利害关系而展开行动，这正反映出实用理性要求以理节情，讲究实用的基本特征。基于实用理性的管理，关注人的作用，把人作为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认为管理是一个从人为到为人的过程，任何管理手段或战略都紧紧围绕着人而展开。

这种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企业战略管理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以西方企业战略管理过程模式来看，技术经济理性使得在西方的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对人缺乏关注，尤其是缺乏管理主体的位置。现代西方较为流行的战略管理理论是将战略管理分为三个步骤：战略分析、战略选择、战略实施。每一步都提供了理性地完成这一步的各种技术和方法。这些步骤和方法使得管理者有章可循，有利于战略管理的科学性，但却时常受到现代企业环境瞬息万变及管理者与组织行为复杂性的挑战。而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没有指明战略管理的任何步骤，更没有相应于步骤的操作方法，但是却能对各种复杂性的环境应付自如。《孙子兵法》不同于科学理论，不是由概念、推理判断和命题组成，它没有对客观世界进行科学抽象的分析，而是充分发挥直观体悟的作用；《孙子》中随处可见“形”、“势”二字，然而却找不到关于“形”、“势”的定义，只能找到一些解释性的句子，这和中国传统意象型的思维方式是密切相关的。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是物质的属性或意蕴，所谓得意忘形，而非具体的物质，强调对事物整体的直觉把握。整体直觉的思维方式和把握客体的方式使孙子的理论避免了现代管理学所面临的两难问题：要么用抽象静态的分析工具试图对动态的具体的管理过程进行描述，从而难以对综合的、复杂的、艺术性强的管理活动作有力指导；要么否定理论，陷入经验主义。

（二）从管理要素层面来看，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和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在目标、组织、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战略管理理论产生于西方企业管理实践，其目标是实现企业使命，获取长期利润和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以实现企业竞争优势。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奠基人亨德森认为战略的本质是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并且在其1980年所著的《战略与自然竞争》一书中，从生存条件、竞争者力量对比，冲突频率、竞争变量与竞争者数量关系、环境与生存能力要求以及市场进入这六个方面提出战略的假设以论证其战略本质的观点。而兵家关注的是国家和军队组织在激烈的政治军事竞争环境中的竞争优势或者胜利的获取问题，其目标是消灭敌人或使敌人屈服，最终实现称霸或者统一天下的理想。二者在追求的目标和所面临的竞争性环境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但是兵家关注的是政治军事组织，战略管理理论关注的是经济组织，这两类组织的性质完全不同。

（三）管理活动层面上，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在具有较多的相通性的同时，更有明显的区别

根据西方管理理论，企业战略管理一般可以分为公司战略和业务战略两个层面，公司战略关注的是企业组织发展的问题，而业务战略关注的是企业竞争的问题。而对于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来说，也存在大致相对应的两个层面：自我管理、治国、治军乃是发展战略层面的问题；治敌乃是竞争战略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知道，自我管理、治国、治军如果对应企业活动，就应该包括领导者自身素质的提升、企业运营、企业文化和企业团队建设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远远超出了公司战略的研究范畴。也就是说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在组织（公司）发展战略层面要分析和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

就竞争战略层面而言，企业战略管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合作竞争，需遵守商业伦理和行业规则。不择手段的竞争行为不仅会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而且可能违反法律，遭到法律的制裁。因此，企业战略管理主要依靠科学规范化的运营管理开发企业资源，以获取企业能力，同时运用各种科学工具和理论制定、执行和调整战略以适应环境变化，把握市场机会，最终战胜竞争对手，获取竞争优势。而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对抗性的竞争，强调根据利害关系、运用法令强制手段和伦理道德感化等手段使得内部团结一致，运用谋略和武力，在环境、自身和对手三者之间动态变化过程中，把握机会，战胜对手。

对于军事竞争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兵家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道兵家和法兵家，主张不考虑伦理道德，为了胜利往往可以不择手段，提出了抢夺敌人的粮食，利用敌将的爱民之心攻击敌人等观点。这些观点是不适合现代企业竞争的，正如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有少数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使用一些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打击竞争对手和欺骗消费者，虽然短期能够为其带来利益，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这种行为将越来越失去其生存空间。

另一派是以《司马法》为代表的儒兵家，《司马法》有着强烈的儒家色彩，重视战争伦理，反对为了胜利而不择手段，追求竞争过程中的合作与妥协，和现代企业战略管理具有更多的相通性，值得特别重视。如《司马法》中对天子与诸侯的关系的描述，“王霸之所以治诸侯者六：以土地形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礼力说诸侯，以谋人维诸侯，以兵革服诸侯。同患同利以合诸侯，比小事大以和诸候”，这和寡头竞争市场中寡头之间的关系与行为非常相似，行业老大的任务不是吞并其他企业，搞完全垄断，而是要保持一种伦理秩序，使得自己能够始终处于领导地位。这段话对于现代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也非常具有启发性，一个稳定的战略联盟往往表现出“同患同利”，联盟中的龙头企业如果能够做到“比小事大”，战略联盟往往会比较稳定。但是儒兵家的竞争伦理思想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兵家思想研究者的重视，甚至被一些实用主义学者讥笑为迂腐、过时。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差异可以归纳为表6－1。

表6－1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企业战略管理思想的主要差异

第二节　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结构与特征分析

我们已经对兵家思想三大派别的代表典籍中的战略管理特质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到这些典籍各有特色，有些内容甚至有冲突。为了更加全面地了解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结构与特征，我们需要从宏观整体视角进行研究，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跳出对某一本兵书和某一个派别的思想的关注，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去考察整个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才能把握其结构与特征。

一、构建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结构的基础

要分析整个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仅仅依靠前面的战略管理特质分析还不够。因为，兵家的每一典籍都各有自己的特色，不仅思想倾向性、观点各不相同，而且语言表达上也有差异，为此，我们引入管理文化理论来帮助剖析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乃是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组成部分，必然蕴涵着有关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一些基本观念。通过管理文化视角，我们可以找到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中一些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的特质。

（一）管理文化视角的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世界的认识强调直觉体悟，认为语言是有限的，执著于外在的语言形式就难以得其真意，越是本质的东西，往往越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然而语言又是体验的工具，我们需要从语言入手理解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真义。兵家思想所用的语言和现代管理语言是不一样的。从现代管理理论的视角看，兵家典籍中无疑充斥着大量似是而非的词汇，如“道”、“奇正”、“虚实”、“形势”、“仁义”等。对于这些词汇，兵家典籍中往往没有概念的界定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因此，使用西方的科学研究方法来分析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往往会得出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而无法真正理解兵家战略管理思想。要解读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就必须先了解中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本内容——“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体验，管理只是这种体验的一种表象，战略也是如此。“天人”并不是现代常说的人与自然的概念，尽管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上古时期，由于缺乏文字记录，也难以研究，商代文字成熟，根据甲骨文和《尚书》的记录，殷人非常迷信，崇拜上帝和祖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要向祖宗卜问，从而建立了神权政治。到了周朝，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周公，周公把殷商的迷信思想改造成为天命思想，为周朝的政权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中国的哲学思想史一般都把周公视为可以追溯的最早的一位代表人物。周公认为天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但是君主不是天的化身，只有延续先王的德行，才能不失去“天命”，天和人的连接在于德，有德者，受天命就可以得到天下；无德者，失天命也就失去天下。天命通过民心来表现。“天”的含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后进行不断的融合和转化，诸子争鸣，出现了“道”的思想。葛兆光认为：“所谓天人合一，其实就是说‘天’（宇宙）与‘人’（人间）的所有合理性在根本上建立在同一个基本的依据上，它实际上是古代中国知识与思想的决定性的支持背景。”

“天人合一”对管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天人合一”影响并决定了人们的管理认识，传统中国的管理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管理主体与客体完全分离的认知基础上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形态上的分离是管理的条件，但管理活动却受人们对管理的认识影响，古代中国人的管理世界中，主体与客体若即若离，无法将被管理的对象物化、客体化，人们通过自身体验直观地感受宇宙秩序在人世间的存在，形成管理之道。第二，由于认识论上的独特性使得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方式崇尚直观体验和整体变易。人们往往是整体直观地认知客观事物，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把握管理之道。第三，“天人合一”不仅形成了直观的管理认知方法，也形成了管理的核心内容——对人管理。“人道”在传统文化中乃是指人的道理，人生存发展的道理，人并非个人而是群体中的人，人道与天道相呼应，对人的管理的合理性在于对“天”的体验。第四，“天人合一”所体现出来的整体和谐与包容力量使得传统管理思想在历史的发展中不断融合成为一个巨大、复杂和动态的思想体系，在这个思想体系中不仅有儒家的德治之道，也有法家的权治之道，更有兵家的智治之道，以至于还融合了佛教、阴阳五行等思想来调节社会秩序与人们的行动。第五，“天人合一”到“王天下”的管理具体化过程，在小农经济条件下形成和强化了管理集权，管理的责任落到了一个人身上。

“天人合一”集中体现在“道”的思想上，葛荣晋认为道的本意是人行之路，具有一定方向性的路，称为“道”，引申出天和人所必须遵循的轨道或规律。也就是说，道不仅仅是真理和规律，更重要的是道不能离开天人关系，“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修道谓之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者非道也。”（《中庸》）按照今人的理解，天道应指世界的存在及其存在的形式；人道则是指人、人的价值、伦理道德、人的认识以及历史的观点，包括客体、主体以及主体对客体的认知。潘承烈、虞祖尧则认为“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体系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范畴；周三多则把“道”作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九大要点之首，可见“道”与管理关系之密切。先秦诸子几乎都把“道”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兵家也不例外。兵家非常关心“道”，几乎所有的典籍都涉及了“道”，无论治身、治国、治军还是治敌都与道有关，都离不开“道”。《六韬》认为“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故而提出“能生利者，道也”；《吴子》提出“夫道者，所以反本复始”，把“道”作为根本的规律。《司马法》中的“道”，主要是指“仁义”。“凡治乱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义，六曰变，七曰专”。《孙子兵法》中提出“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尉缭子》提出“反本缘理，出乎一道”。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兵家认为各种有效的治身、治国、治军以及治敌手段都由“道”而生，各种导致失败的缺陷都是由于背离了“道”。“道”贯穿整个兵家战略管理特质，治身思想的精髓乃是治身之道；治国思想的精髓乃是治国之道；治军思想的精髓乃是治军之道；治敌思想的精髓乃是治敌之道。故此，“道”可以作为建构兵家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结构的基础。

（二）兵家核心战略管理特质的寻找

“天人合一”和“道”的观念衍生出天道与人道的观念，中国古人非常关注人道，认为天道要通过人道体现，离开人道谈天道意义不大，正所谓“天道远，人道迩”（《左传》），先秦诸子关注的焦点都是人道问题。从兵家治身、经国治军和治敌等几部分的内容来看，治身显然是对人的治理，治理国家、军队和战胜敌人说到底也是对人的治理，而对人的治理关键是应用顺应天道的人道。因此，必须依靠人——作为管理者的君主和将帅，运用人道来治理人——民众和士卒。崇尚先知和权变的《孙子兵法》提出“九地之变，屈伸之力，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崇尚实力的《尉缭子》借助黄帝的话提出“‘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官人事而已”（《天官》）；《六韬》提出“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故大矣”，“圣人之德，诱乎独见”。圣人乃是掌握了天道和人道的人。同时《六韬》还强调顺应人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人乃是列出的所有关键词中出现最多的。可见，兵家充分重视人的作用。人乃是兵家治理之“道”的出发和依据，完全可以说兵家思想具有“以人为本、以人治人”的特点。人治传统使得管理者的治身活动处于各种管理活动核心的地位，一切治国、治军乃至治敌行为都离不开管理者的治身行为，掌握了管理者的治身之道，才能进一步掌握治国、治军以及治敌之道。故此，要分析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结构，首先需要找到治身思想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然后就可以根据以人治人的治道逻辑，利用这些核心战略管理特质去寻找治国、治军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再运用核心特质之间的关系构建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

综合各部兵家典籍战略管理特质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治身思想中论述最多的是将所具有的各种德行，可以说兵家治身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关于将应具有的德行的描述，把握了这些德行，就能够把握兵家的治身思想。如《孙子兵法》中将为将的治身之道归纳为“智、信、仁、勇、严”五德；《吴子》中将为将的治身之道归纳为四德“威、德、仁、勇”和五慎“理、备、果、戒、约”；《司马法》中将为将的治身之道归纳为“仁、义、智、勇、信”；《六韬》中将为将的治身之道归纳为“勇、智、仁、信、忠、明、精微、常戒、强力”诸德；《尉缭子》中对为将的治身之道没有清晰地归纳，但大体上可以总结为“宽、清、威、惠、机、谨、智、得众”等。那么在诸多德行中是否存在着处于核心地位的德行呢？这些德行是否能够形成一种结构呢？显然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找到最重要的、处于核心位置的德行，我们才能依据它们构建治身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

仔细考察这些德行，我们发现这些论述当中某些德行并非基本的德行，而是可以通过其他类似的德行推导出来，如《孙膑兵法》提出将应当具有“敢去不善”的德行，这种德行其实和其他兵法中的“勇”、“清”之德行基本差不多，表示将应当具有一种大公无私、正义凛然的德行。借助中国传统哲学中“体”和“用”的范畴，如果我们把“勇”和“清”看作将的德行之体，那么“敢去不善”就是将的“勇”、“清”德行之用。也就是说可以从“勇”、“清”的德行中推导出“敢去不善”的德行，一位勇敢且清廉的将领，遇到“不善”之人或“不善”之事必定会坚决处理。同样，“仁”、“惠”、“得众”也是描述差不多的德行，一般有仁心就会有惠行，有惠行往往就能够得到众人的拥护，因此，“惠”和“得众”可以从“仁”这个德行中推导出来。“智”、“明”、“精微”也具有相近的意思，如果有智慧，那么看问题就能明，如果智慧特别高，经验又丰富，就能给人一种精微的感觉。“勇”和“强力”也大体上具有相近的意思，勇者一般都表现出强力。看来应当存在一些处于核心位置的德行，那么到底哪些德行才是处于核心位置的德行呢？

《论语》似乎可以给我们一个启发。我们知道兵家并不以治身为自己的关注焦点，缺乏各种德行的相关论述，真正深入探讨各种治身德行和治身之道的是孔子，并且孔子的论述不仅影响了那个时代而且影响了后来几千年。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借助《论语》中关于德行的论述，来帮助把握这些兵家典籍中相关的各种德行中最核心的德行。孔子在《论语·宪问》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子曰：‘君子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君子往往被解释为是有德行的人，其实在古代君子主要是指做官的人，只不过自孔子之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都提倡有德行的人做官，所以君子才被视为有德行的人。在《论语》中这两个层面的含义都有，做官其实就是从事公共管理活动，那么君子之道完全可以解释为管理之道了。所以孔子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管理者应当具备三种素质，即“仁、知、勇”，孔夫子认为这三种素质乃是管理者最重要、最核心的德行。在《论语·子罕》中还提到了这句话“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仅仅是“知”和“仁”顺序换了一下。关于这三种德行很多学者做过研究，朱熹认为，“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四书集注》）。荀悦说：“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申鉴·杂言下》）。南怀瑾认为“知”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知识，也不是聪明，而是一种大智慧，他从佛教的观点提出这种大智慧是超越一般的知识和聪明的，类似于般若。钱穆在《论语要略》中说：“知当知识，仁当情感，勇当意志。而知情意三者之间，实以情为主。情感者，心理活动之中枢也。真情畅遂，一片天机。”李泽厚认为“仁”乃是某种精神愉悦的胸怀心境，并进一步提出“为”（道）—“情”—“境”（人生境界）之体验和寻求，乃是中国哲学重心所在，而不在性理、心、气等范畴之干枯讨论。从儒家经典《论语》、《孟子》、《荀子》等看“仁”的本质，“仁”包括了三方面：即忠恕、克己复礼和力行。忠恕是由内心以推己及人；克己复礼则是以社会的行为规范约束自己；而忠恕与克己复礼皆以力行为基本；“仁”是最高层次的品德，在“仁”的统领下，孔子构建了一系列做人的道德规范，它包括忠、恕、孝、悌、温、良、恭、俭、让以及义、直、信、敬、宽、敏、惠、笃等。

根据钱穆的论述，结合心理学研究（即西方心理学一般将个体品质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知（智）、仁、勇”确确实实应当是管理者应具备的最核心最基本的德行。再回过头来看，兵家思想对“知（智）、仁、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孙子兵法》、《司马法》和《六韬》中在论述良将应具有的德行时都直接提到了这三种德行。而《吴子》的四德中虽然不包括“智”，但是他在论述为将五慎“理、备、果、戒、约”以及治国之道时提出了“道、义、谋、要”等思想中的“理、谋”等都是智的表现；《尉缭子》直接提到了“智”，同时它所谓的“清”、“威”离不开“勇”的德行，“得众”则离不开“仁”的德行；由此可见，六部兵书都非常重视“知（智）、仁、勇”三大德行。三大德行可以衍生出其他德行，故此，我们把这三大德作为将进行自我管理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

我们结合人们对“道”的理解，就可以很好地理解“知、仁、勇”三大德行的内涵。“知”乃是对“道”的体悟和把握所产生的智慧；“仁”则是对人实践道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情感体验和人生境界，即所谓“乐天知命”的情感体验和境界；这种情感体验扩展开来，从个体走向群体就形成了“义”，所以孟子提出“居仁由义”的学说；而礼则是仁义在社会组织层面上的外化形式。故此形成了儒家以“仁—义—礼”为核心治国之道的逻辑思路；“勇”则是实践“道”的意志。可见，“知、仁、勇”是属于个体品质的德行，如果我们承认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包括兵家思想管理之道乃是从个体走向群体组织，那么“知、仁、勇”就是兵家管理思想的逻辑点，它们都统一于“道”，都在实践“道”的过程中展开。当然对于“道”各部兵家典籍有不同观点，但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天道和人道，大体上具有黄老道家色彩的《六韬》、《孙子兵法》更关注根据“天道”进行管理，重视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作用，不太注重伦理道德的作用。而具有儒家色彩的《司马法》、《吴子》则更关注依据“人道”进行管理，比较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具有法家色彩的《尉缭子》也关注根据“人道”进行管理，但强调对人的控制。然而天道与人道又是不分离的，重视根据“天道”进行管理，最终还是要结合人道才能实行，因此，所有的兵家典籍都重视对人的分析和管理。从个体管理出发，“知”为管理主体提供了行动的依据，“勇”为管理主体提供了行动的动力，而“仁”则为管理主体的行动指明了方向。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发现把兵家治身之道的关键界定在修“知”、“仁”、“勇”三种德行（这三种德行常常被古人称为三大德）是非常合理的。治国之道主要在于发扬三大德中的仁之德，实行德治；治军之道在于发扬三大德中的勇之德，实行法（权）治；治敌之道主要在于发扬三大德中的知之德，实行智治。兵家治身之道的三大德，拓展开来就是治国之道、治军之道和治敌之道的关键，统一起来就是兵家的“治道”。可见，三大德乃是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核心特质。从兵家主要典籍的词频分析的情况来看，^[2]在兵家主要的六部典籍中三大德出现的频率也远高于其他德行出现的频率，“智”出现46次，“知”出现230次，“仁”出现40次，“勇”出现76次。可见它们的重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观点是合理的。

（三）核心战略管理特质的扩展：由治身走向治国、治军

我们已经认定“知、仁、勇”三大德乃是治身思想的核心特质，通过这三种德行的拓展，君主和将帅实现了治国、治军、治敌的任务。但是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我们还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扩展过程必定还涉及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战略管理特质。

《司马法·仁本》中有一段论述：“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就是说，行事合乎仁义可以获得人们的亲近，行事合乎道义可以说服别人跟随（或者解释为让人感到喜悦），行事显示出智慧可以让人感觉到可以依赖，行事表现得勇敢可以让人感到意志不可动摇，行事坚守信用可以让人感觉到可以相信。可见“知、仁、勇”三大德的实践过程就是管理主体获取被管理者的信赖，建立威信的过程。“知、仁、勇”三大德向群体及组织扩展的过程中还需要发展“信、义”两种重要的德行，通过词频分析“信”出现76次，“义”出现54次，超过“智”和“仁”，可见其地位的重要。

“信”一般认为是信任，信任是组织产生的基本前提。《司马法》认为光有“仁”还不足以管理群体，即“有仁无信，反厥其身”，可见，“信”乃是群体管理过程中管理主体必备的素质。没有这种素质，人们就无法建立合作关系，行为也难以预期，也就不可能实现由治身而走向治国、治军。《吴子》则把“信”作为获取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提出“武侯问曰：‘进兵之道何先？’起对曰：‘先明四轻、二重、一信。’曰：‘何谓也？’对曰：‘使地轻马，马轻车，车轻人，人轻战。明知阴阳，则地轻马；刍秣以时，则马轻车；膏锏有余，则车轻人；锋锐甲坚，则人轻战；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令制远，此胜之主也’”。“信”在西方社会学和管理学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人们普遍认为信任能够给组织管理和雇佣关系等方面带来多种积极影响。如在领导理论研究中，变革型领导和魅力型领导区别于传统领导行为的重要方面在于他们能够让下属建立信任；研究者认为组织内信任能够有效地降低监督成本，促进组织成员之间的协作行为，支持组织成员的创新，为组织带来不可模仿的竞争力，使组织受益；信任还是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建立信任后的上下级之间容易建立起高质量的人际关系。难怪《孙膑兵法》中当齐威王问：“令民素听，奈何？”孙膑很明确地回答说“素信”，并在后文进一步提出“吾闻素信者昌”，可见，兵家早就发现了“信”的重要性。

“义”现代的解释一般指道义、激励。但在古代，还有其他更深层面的内涵，《管子·心术上》说：“义者，谓各处其宜也”，“义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此处“理”即道的意思，也就是说义乃是由道理衍生的，它使人们处于合适的位置。《吴子》提出“义者，所以行事立功”，没有“义”人们就失去了进取的动力。《六韬》提出“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司马法》提出“以义治之之谓正”，《孙膑兵法》提出“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而无义，天下无能以固且强者”。可见，义是能激励和影响人们行为的基本力量，应当指出的是各部典籍对义的作用认识相同，但是对义的本质认识有差异；具有儒家色彩的《司马法》所谓的义主要是仁义之义，“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不同人具有不同的义，最高的义是天子之义，最基本的义是士庶之义，要使得两种义统一起来，就需要对老百姓进行教育。故而提出“天子之义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士庶之义，必奉于父母而正于君长。故虽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而具有黄老道家色彩的《六韬》则主张“义、利”统一，提出“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即顺应民心，就是义。

综上所述，“义”乃是产生合作行为的重要动力，“信”则是产生合作行为的前提基础，这样通过“信”和“义”两个重要的战略管理特质，管理主体就能够把个人德行推广到群体，实现从自我管理走向组织管理。

然而，兵家面对一个竞争性的管理环境，为了完成管理好组织的目的，还需要另一种重要的个体品质，即“戒”。《吴子》提出“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戒者，虽克如始战”，把“戒”作为明主和良将的重要品质。“戒”可以视为具有“知、仁、勇”的管理主体在面临竞争性环境时衍生出来的一种重要德行和行为。因此管理主体“知”，知道竞争性的环境中的危险才能“戒”，而要保持“戒”做到“常戒”那么就需要“勇”的德行了。《司马法》在论述了诸德之后，把它们总结为“爱”与“威”提出“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这和《尉缭子·攻权》“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的观点完全相同。将对于“爱”的作用，孙子做了详细的论述：“视卒如婴儿，故可以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对于“威”的作用，孙子认为“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卒未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得到了一个启发，即治身目标是为了在组织中获取爱与威，二者缺一不可，获取了这两项，那么就有了“人和”，就有了胜利的基本保证。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具有内部结构的核心特质群了，即“道”—“知、仁、勇、戒”—“信、义”—“和”。

二、兵家发展战略管理特质群结构

兵家发展战略管理包括兵家自我管理思想和兵家组织管理两部分内容。通过上述，我们可以试着构建兵家自我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兵家思想中有两类结构，第一是A产生B的结构；第二是A与B互为对偶的结构。

A产生B的结构乃是西方管理思想中最常见的结构。皮亚杰指出结构有三个要素：整体性、具有转换规律或法则、自身调整性，所以结构就是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转换规律组成的一个具有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结构存在的模式要在各个研究领域里才能精确说明。根据“治身、治国、治军、治敌”的逻辑，“道”乃是整体性转换规律的总和。在兵家思想中，“道”之体包括天道与人道，其用为治道，治道又可以分解为治身之道、治国之道、治军之道、治敌之道。这四种治道形成了三种转换规律，即从治身之道转换为治国之道，从治身之道转换为治军之道，从治身、治国、治军总体之道转换为治敌之道。这样形成一个兵家认识发生的结构，显然这是一个皮亚杰结构。

在A与B互为对偶的结构中，A与B相对相反，相伴相生，乃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独特的结构。郝大维、安乐哲在《孔子哲学思微》中提出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乃是一种两极性的世界观，与西方“二元论”把组成世界的要素视为分离、独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根据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指出这种世界观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赖的”，因而在构成世界这个有机体中，“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以超越其他因素或方面的因素或方面，世界上的每一个因素都是相互关联的，一切因素都‘相互依存’”。作为认识世界的解释原则，“所谓两极性是指两个事件之间的一种关系，每一个事件都把另一个事件作为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两极性需要相互关联的术语组成“两极”，用来解释相关联的事件。“两极性”的显著特点是每一极都只有通过另一极才能得到解释。如“上”依赖于“下”，“有”依赖于“无”，“经”依赖于“权”等。“两极性”在人们思想中的表现就是“概念的两极性”。“概念两极性”在“要求有意义的互相联系的概念之间的对称相关性，即一个概念的阐明有赖于另一个概念的阐明”之外，同时还要求概念的共通内在性，即处于对称相关、互相阐明的概念之间的互相转变，“它们的存在都在一个只有程度差异，而没有类别差异的连续的统一体之中，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性质上的差别”。概念的两极性深深根植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兵家处处存在着这种两极性概念，如“形”与“势”、“轻”与“重”、“奇”与“正”、“虚”与“实”、“德治”与“法治”、“文”与“武”、“攻”与“守”、“爱”与“威”，等等。这些概念都有“各自”的含义，但是如果把它们分开单独解释则会丢失很多重要的东西，以至于无法理解兵家思想的真实内涵，只有在共同存在、相互阐明与相互转变中才能真正揭示出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深刻本质。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把两种结构融合在一起，形成兵家治身与经国治军思想结构图。治身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图如图6－2所示。

经国治军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图如图6－3所示。

图6－2　治身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

图6－3　经国治军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

三、兵家竞争战略管理特质群结构

治身、治国和治军为治敌提供了必要的实力基础，而治敌就是运用这种实力去战胜敌人的过程。兵家关于治敌目标的论述虽然有胜、全胜、道胜、主胜、将胜等多种说法，但是仔细分析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不使用或不直接使用武力获取胜利；另一个是使用武力获取胜利。我们可把前者概括为全胜、把后者概括为力胜，二者存在一种相关联的关系，全胜是追求最高目标，力胜是现实目标。全胜以获得力胜的巨大可能性为基础，力胜用追求全胜的谋略开辟道路。

几乎所有的兵家典籍都提出了一大堆治敌手段，如力气、轻重、伐谋、伐交、形势、虚实、奇正等，这里是否存在某种核心的手段呢？无疑只有找到了治敌的核心手段，我们才能进一步依据核心手段，找出其对应的治敌思想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从而建构治敌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从整个兵家思想来看，关于治敌手段的论述最精深的莫过于《孙子兵法》，其他几部兵书除了《六韬》的文伐思想，没有超出《孙子兵法》的。故此，我们可以从讨论《孙子兵法》的治敌思想入手，来分析兵家治敌思想的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陈学凯在分析《孙子兵法》战争制胜的基本规律时说“避实击虚是一切具体制胜技巧的必然归宿，而一切战争制胜的具体技巧和手段，说到底都是对避实击虚一般原则的灵活变化和应用，背离了避实击虚的一般规律和原则，将不会获得战争的胜利，同时也不会出现一个完全不同于或者与避实击虚截然相反的制胜原则，因为那都是违背对抗过程中的力学原则的”。所谓力学原则其实就是在面对面的竞争或对抗过程中，力量大的总是会战胜力量小的一方。兵家提出的各种治敌手段，包括形势、奇正、分合、攻守、致敌、气势、轻重等都是为了造成一个敌虚我实的态势，使得一旦某个战斗正式打响时己方的力量能够超过敌方力量，从而战胜敌人。可见，虚实乃是兵家治敌思想中最为关键的概念，它构成了治敌手段的客观基础，而避实击虚则是兵家治敌行为最一般的规则。有关各种战争行为以及各种战争力量的运动变化和相互对抗的各种概念和范畴都与虚实概念以及制胜的普遍规律——避实击虚密切相关。兵家治敌思想虽然博大精深、千变万化，但是其基本手段其实只有一个，即“避实击虚”。

治敌思想关注的核心就是如何在形势的动态变化中，造成己方的“实”和敌方的“虚”，然后方可“以实击虚”。己方的“实”主要在于战前准备，包括治国治军和临战气势等，此乃“实”之体，此外，还包括在战争变化中形成己方的“实”，此乃“实”之用。敌方的“虚”可以通过在战前使用文伐手段去实现（当然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必须是对方有机可乘，所谓“征可见，乃伐之”），也可以在战争开始之后，去努力寻找对方的“虚”即弱点去实现，如果对方的弱点不明显，则通过不断调整态势，使用“示形”、“造势”、“制人而不制于人”等谋略手段，使得敌方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出现弱点。避实击虚可以分解为两类手段“避敌之实，击敌之虚”和“削敌之实，待敌之虚，造我之实，防我之虚”。这两类手段乃是“避实击虚”这一基本手段在不同时序的两种表现。

“削敌之实，待敌之虚，造我之实，防我之虚”乃是战役尚未开始时，即战前准备和战争态势调整过程所采用的手段，如文伐、力气、轻重、伐谋、伐交等都是，如使用文伐、伐谋、伐交等手段主要是“削敌之实”；使用力气手段激发士气，保持军队力气主要是为了“造我之实”；而追求轻重得宜主要是为了“防我之虚”；对形势观察主要是为了等待敌人出现弱点，即“待敌之虚”。此外，这些手段是相互关联的，战役进行之前进行“削敌之实”的战略行动时，必须同时注意“防我之虚”，不然就很容易失败；“造我之实”的同时也要重视“待敌之虚”和“削敌之实”，只有使得合战之时，我方力量超过敌方，胜利才有保障，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无论造我之实多成功都不可能取得胜利。

“避敌之实，击敌之虚”乃是合战（即战役进行过程）的手段；主要表现为战役进行过程中，使用奇兵和正兵，以正兵合敌方之实使得奇兵能够避敌之实，击敌之虚。此外，“避敌之实”必须同时追求“击敌之虚”，不然就成了被动挨打，就不可能战胜敌人；在前面分析各部兵家典籍时，经常出现的战略决策与行动的主动原则和权变原则都是“虚实”治敌手段的体现，主动和权变原则要求主动获取己方的实，在权变过程中找到或造成对方的虚，从而战胜对方。可见，虚实乃是总括各种治敌手段的最基本手段。

从战略管理的主体角度来说，战役尚未开始的态势调整过程中，“避实击虚”的关键是“立不败，待可胜”，即根据形势变化，调整自己的战略态势；合战过程中“避实击虚”的关键是“以正合，以奇胜”。“立不败，待可胜”和主动原则存在着密切联系，只有保持主动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捕捉到战胜敌人的机会。“以正合，以奇胜”和权变原则密切联系。然而无论是态势调整过程还是合战过程，虚实、主动、权变等几个重要管理特质都是贯彻其中的，态势调整中虽然重视主动但是也离不开权变，合战过程虽然重视权变也离不开主动。从思维方式上说，把战略行动划分为态势调整和合战两个阶段其实是一种西方式的割裂的思维方式，在兵家思想中这种两个阶段的划分是不存在的。总体上看，虚实比起权变、主动、奇正、形势等治敌手段更具有简洁性和代表性，虚实能够衍生出其他各种治敌手段，因此，我们把“虚实”作为兵家治敌手段思想的核心特质。虚实与权变、主动、奇正、形势等的关系如图6－4所示。

图6－4　治敌思想中几个重要战略管理特质的关系

虚实作为治敌手段体现在战略管理中的战略决策与行动环节中，然而战略行动的合理性依赖于战略分析，因此，治敌手段除了反映战略决策与行动的核心特质“虚实”之外，还应当有一个反映战略分析的核心特质。从词频分析的结果来看，兵家总体上具有尚“知”的特征，“知”有的时候通“智”表示一种德行——智慧，有的时候表示对信息情报的掌握与思考，即战略分析。如果把“知”理解为“智”，那么它就是三大德之一，乃是为将之道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如果把“知”理解为战略分析，它就构成了治敌行动的根本依据，避实击虚的关键在于“知”，只有知道敌人的虚和实才能避实击虚，避实击虚这一基本手段所衍生出来的各种治敌手段都离不开“知”。没有“知”，治敌将变得不可能，胜利也无法实现，所以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可见，“知”也是治敌手段的核心特质。

治敌需要雄厚的国力、军力作为保障，因此，经国治军是治敌的基础。不过经国治军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结构，我们希望寻找一个核心特质来代表作为治敌基础的经国治军思想，由于治敌基础主要关注经国治军的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把经国治军思想的目标作为治敌基础，经过比较思考，我们认为可以把经国治军的一个重要目标“四和”作为兵家治敌基础思想的一个核心战略管理特质，因为它不仅概括了富国强兵的目标而且体现了兵家追求内部和谐的特征，四和乃是《吴子》所提出的经国治军目标，《吴子》认为“和”乃是治敌的前提“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四和关系到“出军”、“出陈”、“进战”、“决胜”，可见“和”对于治敌的重要性。《孙子兵法》说“上下同欲者胜”也是要追求一种内部的和谐。

这样，兵家治敌思想的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就可以用“和”、“知”、“虚实”、“胜”四个核心特质表示。形成“治敌基础——‘和’，治敌手段——‘知’、‘虚实’，治敌目标——‘胜’”这样一个结构框架。其中“和”分为四和，即和于国、和于军、和于阵、和于战；“虚实”分为避敌之实、击敌之虚，削敌之实、防我之虚，造我之实、待敌之虚，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胜”分为“全胜”和“力胜”。

我们就可以给出兵家治敌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了，如图6－5所示：

图6－5　治敌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

四、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特征

根据前面对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分析，我们很容易归纳出以下几个结构特征。

（一）“道”为贯穿整个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主线

“道”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一个哲学范畴。“道”构成了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结构存在的基础。孔子认为“吾道一以贯之”；庄子也说“道通为一”；《易传·系辞》称“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韩非子说“道无双，故曰一”；老子更有“道生一”的名言。总体上看，诸子百家都视“道”为形而上的本体。用现代语言来说，古人所谓的“道”，虽然可以简单化为客观规律、真理，但又不完全如此，古代思想家似乎更愿赋予道以终极真理或规律总和的意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可见，道乃是一种揭示事物之间必然联系的本质的东西，是一种无形的、永恒的真理。

兵家极端重视“道”的作用，“道”贯穿了整个兵家自我管理、治国、治军和治敌各个层面。各种有效的自我管理、治国、治军以及治敌之手段都由“道”而生，各种导致失败的缺陷都是由于背离了“道”。可见，“道”贯穿了整个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乃是形成特质群结构的基础。

（二）由于“以人治人”的基本观念和“道”的贯穿作用，自我管理思想特质群、经国治军思想特质群、治敌思想特质群之间形成了一种递进转换的结构特征

在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中，自我管理思想特质群乃是经国治军思想特质群和治敌思想特质群的基础，而自我管理之道和经国治军之道又构成了治敌之道的基础，它们之间形成一种递进转换的结构特征。自我管理之道可以在“以人治人”的管理活动过程中转换为经国治军之道；而经国治军之道和自我管理之道相结合，又可以在竞争活动过程中转换为治敌之道；治敌之道在一定的情况下则可以转换为胜利的最终目标。这种逻辑转换关系正好符合皮亚杰结构的特征。如图6－6所示：

图6－6　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之间的转换性

（三）自我管理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影响着经国治军和治敌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它们之间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除了呈现出一种相互转换的特征之外，还表现出相互依赖的特征。从“道”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发现，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具有从自我管理之道开始，进而把握治国之道、治军之道、治敌之道这样一个逻辑进路。这个过程是个人把握天道，并在人道中实践天道的过程，可见自我管理之道乃是治国、治军、治敌的基础，贯穿于其他三个过程。自我管理之道也就是实践“道”的过程，因此，自我管理之道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道治。同时根据前面的特质分析情况，兵家治国思想大都崇尚仁义道德，可以把治国之道的主要特点称为德治；而治军不同于治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强调权威性和统一性，施行严格的法治。治国和治军其实都要用到法治和德治，只不过强调的重点不同。兵家的治敌思想崇尚谋略和智慧，实行智治。德治、法治、智治都统一于“道”，可以称为“治道”。自我管理之道主要在于修“智、仁、勇”三大德，德治乃是自我管理之道“仁”德的扩展；法治乃是自我管理之道“勇”德的扩展；智治乃是自我管理之道“智”德的扩展。因此，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相互依赖特点（见图6－7）：

图6－7　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相互依存性

（四）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递进转换结构特征的基础，同时存在大量的两极对偶结构，即表现出一种对偶的特征

兵家战略管理特质中有大量的对偶词汇，如“形”与“势”、“轻”与“重”、“奇”与“正”、“虚”与“实”、“德治”与“法治”、“文”与“武”、“攻”与“守”、“爱”与“威”，等等。这些概念都有“各自”的含义，但是如果把它们分开单独解释则会丢失很多重要的内容，以至于无法理解兵家思想的真实内涵。只有在共同存在、相互阐明与相互转变中才能真正揭示出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深刻本质。这种对偶的结构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基础的《易经》就认为万物都是以两极一体作为其存在的形式。易经思维具有辩证思想的特质，然而却是一种和谐辩证法。从本体论上说，这种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自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主导观念，“天人合一”经历长期历史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化的灵魂，正如同西方的主客相分的历史合理性一样，其中的合理基础也只能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寻找了。在“天人合一”的主导观念下，中国人预设了天人相通、人心相通等前提，使得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承认二元结构，却是以二元相通来对待世界。

第三节　兵家战略管理模式

如果把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内在结构应用到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中去，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战略管理模式。

一、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中几种典型的战略管理模式分析

安索夫（1979）在《战略管理》一书中提出了战略管理模式的概念，他认为战略行为是一个组织对其环境的交互过程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组织内部结构变化的过程。明茨伯格（H．Mintzberg）用5P模型来解释战略的内涵，他认为战略是由计划、模式、计谋、定位和观念等组合而成的。模式（Pattern）是指战略最终要体现企业一系列具体行动和现实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行动前的计划或手段。很明显，明茨伯格把战略行为或战略管理也纳入了战略的内涵，并且认为战略行为或战略管理应该形成一种模式。在实践中，战略计划往往可能在最后没有实施，模式却可能事先并没有计划，但最后却形成了。王方华认为企业战略必须与企业管理模式相适应。企业战略不应脱离现实可行的管理模式基础，管理模式必须调整以适应企业战略的要求。安德鲁斯认为企业总体战略是一种决策模式，即通过一种模式，把企业的目的、方针、政策和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企业形成自己的特殊战略属性和竞争优势，将不确定的环境具体化以便较容易地解决问题。

战略作为一种观念，乃是一种主观的认识，离不开文化传统和人们认识的发展水平，战略观念则影响着战略管理过程。因此，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战略管理模式。在西方战略管理研究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的战略管理模式。

（一）哈佛模式

哈佛模式是一种将思考与行动完全分开的模式。战略的制定被认为是首席执行官的责任，他必须有意识地对整个战略制定过程深思熟虑。假定他所推行的战略有着明确的目标，战略方案一旦形成就能够有效地推行，这种战略管理模式反映了早期战略规划学派的基本观念。该模式可用图6－8表示：

图6－8　哈佛模式

哈佛模式经历几十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在如下假定条件下能够充分展现其科学合理性：首先，原则上一个人的大脑就能处理与战略有关的所有信息；其次，大脑可以拥有所研究情况的完全、详细、直接的经验；再次，在新制定的战略实施前，必须明确相关背景知识，也就是说形势应当保持相对稳定或者至少是可以预测的；最后，讨论中的组织必须要做好准备对付中心明确的战略，即组织内的其他人必须愿意服从核心战略家的安排，他们也必须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贯彻中心明确的战略。但是在现实过程中这些假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因此战略计划往往不得不经常修正。而且在这个模式中也找不到管理者的位置。尽管这个模式被应用了几十年，西方战略管理学术界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安索夫就提出对于战略规划的过程必须用专注于战略问题的更加动态的理解来取代。

（二）格莱斯特模式

英国科茨大学教授K．W．格莱斯特指出，战略管理是关于决定一个组织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执行达成该组织既定目标的有关决策的过程。根据这样一种理解他提出了一个战略管理模式，它不仅注重战略的制定，也注重战略的实施。如何通过改变诸如文化、结构、领导、报酬体系等组织要素及职能政策，使得制定出来的战略方案得以有效实施是这一模式在考虑战略制定之外的另一关注点。此外，它还关注战略实施的评估与控制，并将评估结果反馈到战略实施及战略制定阶段，从而形成战略管理过程的不断循环。该模式可用图6－9表示：

图6－9　格莱斯特模式

格莱斯特模式引入了反馈环节，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直线式的战略管理模式的缺陷，体现了环境适应学派的基本观点。其后的产业组织学派和资源基础学派都遵循着这种模式，使得这种模式成为最常见的战略管理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仍然缺乏战略管理主体的位置，战略分析与战略实施仍处于分离状态。明茨伯格认为对于快速变化的竞争环境，战略规划将变得缺乏意义，战略形成只能是一种连续学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战略管理者的角色应当从规划者和战略创造者转变为战略发现者、知识生产者和变化推动者，战略规划必须用战略思维取代。明茨伯格的观点和兵家思想体现出来的战略管理观念非常吻合，面对复杂的竞争环境，兵家表现出来的最大特点就是权变性，从来不会遵循既定的计划方案，而是根据环境而展开自己的行动，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又不是无原则无规律的；相反，他们的行动总是强调遵循规律，有着一整套战略决策与行动的原则，这些原则不能为实现战略目标指出明确的路线，这种路线或者说战略方案需要靠领导者根据具体情况去把握，但是这些原则对于一个有经验的领导者来说却非常有效。

（三）纳特—巴可夫模式

主要运用于公共部门战略管理的纳特—巴可夫模式由美国学者保罗·C．特纳和罗伯特·W．巴可夫提出，如图6－10所示：

图6－10　纳特—巴可夫模式

纳特—巴可夫模式有两大特点：第一，战略管理过程不是从明确的目标和任务开始的，而是由组织战略过程开始，其核心是形成战略管理小组（SMG）。由于公共部门存在着众多利益相关者，因此，SMG由代表组织内外利益和权力中心的人组成，他们不但是组织创造变革理念的源泉，也是组织创造关于如何进行变革的理念的主要源泉。第二，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的第一阶段是确定理想和方向，而不是明确目标和任务，理想与方向离不开组织的历史背景，因为战略管理总是试图将传统与创新结合在一起。纳特—巴可夫模式关注的是利益主体之间的平衡而不是竞争优势的获取，与兵家思想缺乏比较的基础。

二、基于兵家思想的战略管理模式

上述几种战略管理模式其实都是战略管理主体围绕着企业战略展开行动过程的一种描述，只不过哈佛模式对这个行动过程的描述比较简单，仅仅描述了一个理想的线性化模式，而格莱斯特模式则注意到了在实际过程中战略管理行动不是线性的而更可能是一种螺旋上升的。两种战略管理模式关注的核心都是战略管理的客体，没有为战略管理主体留下任何位置。相比之下，兵家的战略管理模式完全不同，它强调战略管理的系统性，认为战略管理作为一个管理过程，应当是三种管理行为的统一体，即领导者的自我战略管理行为、组织的发展战略管理行为和组织的竞争战略管理行为的统一。领导者的自我战略管理行为是组织的发展战略管理行为的基础，组织的发展战略管理行为是组织竞争战略管理行为的基础。三种战略管理行为都有自己的目标，形成一个目标体系，三种战略管理行为的目标应当相互支撑，如果冲突的话，必然会导致战略管理的失败。三种战略管理行为过程都有自己的特点，领导者自我战略管理行为乃是一种认知、学习活动，不仅不是像哈佛模式那样是数学线性的，也不是像格莱斯特模式那样是理性反馈的；尽管在领导者自我战略管理中反馈也存在，但是还存在着直觉体悟等超理性行为，也就是说领导者的自我战略管理过程可以是一种理性反馈的过程，但也可能表现为一种跳跃式领悟，直接达到战略管理目标，即某种个人境界，如优秀领导者的境界等过程，并且文化、情感等因素都将对领导者自我战略管理起着重要作用；兵家的组织发展战略管理行为、组织竞争战略管理行为都和领导者战略管理行为融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知行合一的特色，缺乏明确的步骤，三种战略管理行为之间不断地互动，使得组织发展战略管理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螺旋上升的过程模式，组织竞争战略管理模式更多地体现为不确定的权变的过程模式。

因此，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基于兵家思想的企业战略管理过程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在“先知”、“先戒”两大原则指导下，由领导者战略管理能力培育阶段、组织能力阶段以及组织对外竞争阶段三个阶段组成的一个管理行动框架，如图6－11所示。

（一）自我管理阶段——组织领导战略管理能力培育阶段

战略管理主要靠组织领导者的推动，组织领导者战略管理能力是企业战略管理成败的关键。组织领导者战略管理能力的自我培养不仅是组织战略管理的第一步，也是组织战略管理中最重要的一步。同时组织领导战略管理能力的培养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有效果，而且人的能力提高永远没有尽头。所以这个阶段其实是贯穿整个战略管理过程的一个独特的阶段。领导战略管理能力的培养主要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

第一，要求企业领导者要培养“知”、“戒”、“和”三种意识。

第二，要求企业领导者要不断地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战略管理能力。

第三，要求企业领导者运用自身能力找到合适的企业宗旨和理念，并以此作为建立企业文化的基石，建设一支精诚团结的企业高层管理团队。

图6－11　基于兵家思想的战略管理过程模式

（二）经国治军阶段——组织能力培育阶段

当组织拥有了能干的领导者和一个团队的高层管理团队之后，就具有了发展的内在基因，就可以顺利开展第二阶段——组织能力培育的工作了。这个阶段关注组织整体上的发展，目标是获取组织资源和能力，为组织战胜竞争对手做好准备。这个阶段主要的工作就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归纳起来共有以下几项工作需要做：

第一，确定公司战略目标。

第二，进行公司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战略的实现离不开组织人才团队的支撑，正如项保华所说，战略不仅要考虑“做什么，如何做”的问题，还要考虑“由谁做”这个问题。

第三，公司战略分析与制定。公司战略分析主要是对宏观环境和行业发展的趋势进行分析，以使企业能够根据对未来环境的判断制定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

第四，战略实施。战略实施的过程也就是组织能力培育的过程。要求企业能够抓住环境中的机会，避开威胁，不断地发展自己，采取各种措施开发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大力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

第五，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略调整。形势发生了变化，组织的战略就可能需要进行调整。一方面，企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时期，必须有不同的组织结构与之适应。另一方面，企业环境的不断变化也要求企业不断调整自身战略和组织结构。如果不注意战略的调整，企业必然会陷入困境。

（三）治敌阶段——组织对外竞争阶段

当组织拥有了较强大的实力之后，就可以积极去面对外部竞争对手的挑战了，在这个阶段组织需要进行的工作有以下几项：

第一，确定竞争战略的目标。战略有两个层次分别是公司战略和竞争战略。公司战略关注组织整体上的发展，获取组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从而建立可持续竞争优势。而竞争战略则更关注组织外部，其目标是战胜竞争对手获取行业竞争优势地位。竞争战略目标是从属于总体战略目标的，组织战胜竞争对手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如何利用对外竞争来建立组织的竞争优势，所以这个阶段战略目标的确定主要考虑组织如何运用能力和智谋，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效益。

第二，竞争信息、情报的收集与竞争战略的分析。竞争战略分析和前面的总体战略分析有所不同，它更重视竞争对手的分析。

第三，竞争战略决策与展开。竞争策略性强弱需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要尽量抢占先机，争取主动，然后根据竞争对手的弱点等待时机，运用各种战略、战术手段战胜对手，建立行业竞争优势。

第四，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略调整。战略调整也是这个阶段需要做的重要工作。一方面，对外竞争战略如果失败，企业必须调整战略。另一方面，如果企业在对外竞争中取得成功后，企业获得竞争优势从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也需要进行战略调整。此外，战略调整还是“知”、“戒”原则的必然要求，如果因为企业一时的成功就盲目乐观，把以前的成功战略视为可以永久不变的法宝，那么企业就可能陷入衰退。可见，战略调整是一个过渡时期，既是战略管理的一个阶段的终点，又是战略管理另一个阶段的起点，这个阶段是否能够顺利渡过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前途和命运。影响这种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则是企业领导者的战略管理能力和他们是否能保持“知”和“戒”的意识，这样我们又回到这个战略管理模式的第一阶段。

这三个阶段无严格的先后之分，反映了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知行合一的特征。组织领导战略管理能力培育阶段是整个战略管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但同时也是贯穿于整个战略管理过程的一个阶段。而组织能力培育阶段也可能和组织对外竞争阶段同时进行。尽管我们希望组织积蓄了足够的实力，拥有了强大的能力再去参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但是很多时候由于形势所迫，不得不在组织没有足够实力的时候，就去和强大的竞争对手竞争。

三、兵家战略管理模式与西方战略管理模式的比较

Feurer和Chaharbaghi（1995）、刘益（2005）等人提出了适用于高度不确定性和变化环境的战略管理一体化模式（或称动态战略管理模式）。认为传统的战略形成、实施、评价相分离的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竞争环境的快速变化，从而制约了战略管理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把战略形成、实施与评价有效整合起来。战略管理一体化模式的基本理念有二：一是战略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它承袭了明茨伯格的观点，战略家的角色必须从规划者和战略创造者转变为战略发现者、知识产生者和变化推动者，战略规划必须用战略思维取代。二是战略的形成和实施是整个组织中所有成员的责任而非组织的核心职能。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战略的柔性和应急性以及实施的有效性。它要求对组织特征及其即时可选的竞争环境进行快速的、同步的和经常性的评价，确定尽可能多的、适当的战略选择方案，而不是从一个可获取的和事先确定好的选择权集合中选择的能力。它关注以机会为导向的战略选择方案的形成，而不是指向某一个特定的产业；具有测定已形成战略选择方案的实施速度的能力；具有在任何时点上修正形成战略基础的基本假设的柔性；具有从一种战略方向转换到另一种战略方向，重新确定实施过程的能力。应当说动态战略管理模式反映了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对其自身反思的成果。

我们把动态战略管理模式、传统的战略管理模式和基于兵家思想的管理模式进行对比，发现基于兵家的管理模式大体上是介于两者之间，一方面过程阶段具有模糊性；另一方面却不强调广泛参与。表面上似乎没有战略管理一体化模式那么周详（因为不强调广泛参与，不提倡质疑的参与方式），但是却使其比较容易操作，战略决策的效率和速度应当会比战略管理一体化模式更高，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是非常具有实用价值的。实际上，根据相关学者对中国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研究来看，他们的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具有明显的兵家思想特征。这三种战略管理模式特征如表6－2所示：

表6－2　三种战略管理模式的比较

第四节　兵家战略管理为企业能力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企业能力理论是建立在企业内在成长理论基础之上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Smith，1776）。其后，马歇尔（Marshall，1920）、彭罗斯（Penrose，1959）以及理查德森（Richardson，1960）等人则进一步发展了企业能力理论。20世纪80年代的实证研究表明，当时处于主流地位的定位学派的产业分析模式无法解释产业中、长期利润的分散程度比产业间利润的分散程度要大得多的这一事实（Rumelt，1982），同时该学派的产业分析方法对稳定环境的依赖遭到了明茨伯格等战略学者的批判。这样，人们对企业持久竞争优势研究的重点从产业转向企业内部。企业能力理论则取代定位学派成为主流战略管理思想。但是直到现在理论界对于企业能力的实质仍然是众说纷纭，没有统一意见。而且企业能力理论还因为缺乏足够的操作性而为企业界所诟病。

企业能力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了核心能力、动态能力、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等重要概念。核心能力的概念是普拉哈拉德和哈默首先提出的，他们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蒂斯、皮萨诺罗则将核心能力定义为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埃里克森和米克尔森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有机结合，组织资本反映了协调和组织生产的技术方面，而社会资本显示了社会环境的重要性。动态能力的概念是蒂斯在1997年提出的，他认为企业核心能力是企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以特定的方式、沿特定的路径逐步积累起来的，具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这种稳定性很容易表现为某种抗拒变化的惰性，这种惰性就是所谓“核心刚性”。因此，核心能力带来的竞争优势是不能持久的。企业需要一种新的能力，即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是企业对内部和外部的竞争能力进行整合、构建或者重置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它反映了企业在既定路径和市场位置约束下，获取新竞争优势的一种综合能力。至于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主要是作为动态能力的补充而提出的，以说明组织如何通过能力来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其根本目标是为了使能力理论能够接近企业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如Cohen、Levinthal、Zahra等人认为吸收能力由获取能力、消化能力、转换能力和利用能力四个部分组成，提升吸收能力可以从这四个角度进行，同时又把吸收能力分解为潜在吸收能力和现实吸收能力两个层面。提出潜在吸收能力是指公司获取和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而现实吸收能力是指公司转化和利用知识的能力，一个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必须同时具有高潜在吸收能力和高现实吸收能力。

到目前为止，西方学者对企业能力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各种各样的新观点、新名词不断涌现，表面上成果显著，但是却使企业能力理论变得越来越抽象，离企业管理实践越来越远。企业到底有哪些能力，这些能力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人们众说纷纭，一团疑云，甚至让人怀疑学术界是否在玩弄文字游戏。

要理解企业能力的本质，需要反思一个关系到西方组织理论的根本性问题，即组织是真实的吗？如果认为组织内的行为是基于组织的，实际上就假定了组织是真实的，组织能力是一种事实。反之，如果认为组织内的行为是基于个人或人际互动的，就预设了组织不是真实的，所谓组织能力不过是个人能力的一种表象。实际上，前一种观点在西方占据了主流地位，整个组织理论正是建立在组织是真实的这样一个预设之上的。但是两种观点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结果，每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和不足。如西蒙（Simon）就反对将组织的概念具体化，反对将它作为互动的个人组成的系统之上的某种东西进行研究。布劳（Blau）在他关于交换理论的重要论述中指出，组织内的个人行为以个人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换为基础，即使这种交换是不对称的。本森（Benson）强调个人的作用，认为真实性就是组织行动者头脑中的社会架构。

支持组织是真实的观点的学者如Clegg和Dunkerley（1980）等，往往认为如果组织对个人拥有权力，它就是真实的。卡恩（Kahn）提出组织成员对组织内设置的某个职位的角色期待——某一特定职位相关的规定和限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更广阔的组织环境。组织结构、职能专业化、专业分工以及正规的奖励体系构成给定职位的主要内容。组织成员希望就职者做些什么、同谁一起做、为谁做，取决于组织自身的各种特性。尽管有人在提出希望、进行奖励，但只要组织的结构特征足够稳定，所以可以认为对设定职位的就职者的希望和奖励与特定的个人无关。卡恩无疑希望提出关于组织是真实的这一命题的具有说服力的证据，但是他的论述也同样可以作为反对组织是真实的命题的证据。因为卡恩的论述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只要组织结构特征足够稳定，那么组织就是一种真实存在，当组织处于变革中时，组织则可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即当规则可以信任，并有足够权威时，组织是真实的；而当规则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或者缺乏足够的权威时，组织可能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从卡恩的论述我们可以推断，只有当契约或规则信任能够有效地规范和驱动组织行为的情况下，组织才可以抽象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东西。此时组织是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或规则信任关系可以让组织日常行政管理正常进行，但是对于战略管理的帮助则极为有限。战略管理者必须以改变组织结构和推动组织变革为己任，组织不能有凌驾于其上的权力，为了战略的推行，契约可以变更，规则要重建，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工作。在战略管理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种信任，即关系信任，企业员工对于战略决策者才能、远见和价值观的信任。只有如此，组织的主动变革与转型才能成为可能，像企业这样处于不断变化的竞争性的环境中的组织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战略管理视角来研究企业问题，企业组织是真实的预设将成为一个悖论。这也是西方战略管理学者对企业能力的研究变得越来越抽象，离现实越来越远，缺乏操作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而产生悖论的背后是西方的组织与个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传统长于抽象思维，喜欢从具体的东西中抽象出具有共性的东西进行研究。其实从能力概念的本意来说，它原本属于心理学的范畴，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作用，是人作用于外部世界时所取得的功效，是一种内化了的个体品质。能力归根结底是属于人的，只有人才拥有能力，能力也只能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因此，企业能力并不是一种实体概念而是一种表象。能力是在活动中形成的，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活动表现出来。能力和能力的载体以及表现形式不可分割。因此，企业能力可以认为是企业内部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被企业的制度和文化所整合过程中产生的一种表象。

从这个视角看，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核心能力、动态能力、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等概念都必须落实到制度和文化整合个体知识与技能的过程中来，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就企业能力而谈企业能力其实是缘木求鱼之举，该是改变战略管理理论仅仅在组织层面上研究企业能力的研究范式的时候了。考察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兵家对于如何进行战略管理给出了一个从自我管理、群体管理到组织管理的逻辑进路，这样一个逻辑进路在组织行为学中被割裂成三个领域进行研究，而在实际过程中这三种管理活动是相互融合统一于企业经营活动中的。应该说兵家直接地把握了管理的真实状况。然而在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企业能力理论却忽视了这种真实情况，希望仅仅从组织管理层面解决竞争优势问题，必然造成理论上的缺失。结合兵家思想的逻辑进路，我们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很强操作性的企业能力结构操作框架。下面，我们从非二元独立思维方式出发，结合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知识，从个体行为角度来考察企业能力的表象是如何形成的。

个体出于某种需求而产生与他人合作或者加入某个群体的动机或动力，而他人或者某个群体根据个体某方面的品质或才能而接纳个体。群体依靠共同目标以及契约信任或关系信任形成合作关系而得以存在。企业就是一种以契约信任为主要特征的互相合作的群体与资源的集合体。企业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生存和发展，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能力表象。可见，企业能力表象的形成需要三个因素，即个体的动机和才能、个体间的信任与合作以及企业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此外，个体能力需要通过个体工作过程表现；企业能力表象需要通过企业运作和发展过程才能出现。而资源是个体工作与企业运作和发展的基础，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企业能力的操作框架模型（见图6－12）：

图6－12　企业能力的结构与操作框架模型

在该模型中要提升企业能力必须以领导者自我管理为出发点，以建立一个团结的具有战斗力的高层管理团队和在企业中建立合作信任的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科学化、制度化的运营管理为基础，以加强战略管理为关键等方面配合进行。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和兵家的自我管理、治国、治军、治敌的逻辑进路完全对应。企业领导者的自我管理可以看成是自我管理，对管理团队的管理可以看成是治军，对企业的运营管理可以看成是治国，对企业的战略管理可以看成是治敌。自我管理是针对个人的，自我管理中最关键的是领导者的自我管理；对管理团队的管理是针对群体的，群体管理中最关键的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运营管理是针对组织的，其最关键的问题是企业资源以及制度结构等；而战略管理由于涉及企业与环境的匹配，要求企业主动变革，因此，就不仅仅是组织层面的问题了。它实际上要涉及个体、群体和组织三个层面，仅仅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去分析如何获取竞争优势，就有些像儒家高唱行“仁政”就能“王天下”的治国之道一样，在竞争性的环境下显得迂腐无用。当然兵家中具体有哪些方法和手段可以应用还是需要仔细鉴别的，毕竟兵家的战略管理思想是针对军队和国家的，肯定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是不适合现代企业的，限于篇幅，我们不做详细讨论。

第五节　展望——兵家战略管理理论的建构

受到强调悟性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虽然兵家有着非常独特而深刻的战略管理思想，但是其理论形态的不完备性或者说隐含性，确实让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在当代企业管理的应用出现了极大的障碍。从中国企业的战略管理实践看，中国企业家从兵家思想中借鉴管理智慧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在于中国市场经济形成时间不长，人们对商业竞争和企业管理经验不足，从而向传统智慧借鉴经验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中国企业家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从兵家思想中去吸取经验是客观存在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往往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很多企业家并没有学习过兵家思想，而是根据自己从小受到的传统管理文化的熏陶，无意识地应用了兵家思想去处理企业战略管理中的各项问题。然而兵家某些原则、方法和其历史背景、面临的环境息息相关，如《孙子兵法》对用间特别重视，如果不择手段地加以运用，对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规范竞争各方商业行为是极为不利的。因而，系统地研究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构建兵家战略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理论研究者义不容辞的任务。如何依据兵家思想建立一套系统的、适应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际的兵家战略管理理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一本书、几篇论文就能够完成的，需要学术界长期的努力。

最后，本书针对如何进一步研究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推动兵家战略管理理论的建立提出几点浅见，供研究者参考：

第一，全面学习兵家思想，把握其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不是只言片语。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把《孙子兵法》等兵家典籍与现代企业管理结合起来的著作，然而就其内容而言，不少著作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对《孙子兵法》的某些思想做断章取义的引用和发挥，以此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应当如何的佐证。这样实际上就把兵家思想内在的文化精髓给丢弃了，最多只能是激发管理者的某些个人体悟，无法得出超越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意见，更无法形成一种不同于西方战略管理的理论。我们认为研究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应该重点关注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内在的宏观整体的辩证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管理文化和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区别之一，应当成为创建兵家战略管理理论的主要依据，也是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者在学习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和兵家战略管理思想时应当注意的问题。

第二，学习兵家竞争战略管理思想的同时，应当重视对兵家战争伦理思想以及西方商业伦理思想的学习，推动良好的行业生态环境建设。历史上，《孙子兵法》等兵家思想由于其功利主义而一直被儒家文化所压抑，自从儒家的“道统”被打倒之后，兵家思想中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为企业界人士所吸收，一方面为企业发展做了贡献，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一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唯利是图，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时有发生，打压竞争对手不择手段，破坏行业生态环境。追究这些企业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功利主义思想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目前，产业集群的作用日益明显，企业光靠自身实力并不足以在竞争中获取胜利，必须重视良好的行业生态环境建设，重视社会资本对竞争优势的巨大作用。如果不重视商业伦理，过分执著于功利，就会因小失大，使企业失去竞争力。因此，中国企业界在吸收《孙子兵法》竞争谋略思想的同时，也应大力吸收《司马法》等竞争伦理思想和西方商业伦理思想，做到“以仁胜”，而不是以“诡道”取胜。学习兵家战争伦理思想以及西方商业伦理思想，推动行业生态环境建设，不仅仅是企业战略管理者应当关注的问题，也是战略管理研究者需要关注的问题。

第三，摒弃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中的专制残余，融入现代人本主义精神。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在其产生、积累与发展过程中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管理活动和军事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封建专制主义意识。一方面，这些专制主义意识和现代人本主义精神格格不入，很容易受到人们的抵触；另一方面，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中的很多谋略都与专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些战略管理手段离开了专制主义甚至会完全失去作用。因此，借鉴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创立本土战略管理理论，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如何将专制主义的成分去除掉，同时又保持其中的精华内容不受损失，从而形成符合现代人本主义精神的本土化战略管理理论，这对于中国战略管理研究学者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一方面受到文化转型的影响，要构建一个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变得日益困难；另一方面专制主义对于企业管理的危害也很明显。故此，带有专制主义色彩的某些手段尽可能少用或不用为佳。

第四，把握企业竞争活动和军事竞争的区别，认真甄别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中哪些思想可以运用于企业，哪些思想不能运用于企业。对于战略管理学术界来说，利用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创建本土化战略管理理论需要认真甄别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中哪些思想可以运用于企业战略管理、哪些不能。这需要大量而且细致的工作，本书可以为之提供一个参考：对于企业家来说则应该经常反思其所信奉的兵家某个或某些战略管理思想是否很好地指导了企业战略管理，成效如何，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有哪些。

本章提要

本章从管理文化视角比较了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之间的差异，指出兵家战略管理思想与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在管理观念、管理要素和管理活动三个层面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分析了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归纳了兵家战略管理特质群的结构特征。兵家战略管理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是“智（知）”、“仁”、“勇”；经国治军之道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是“德”、“法”；竞争战略管理的核心战略管理特质是“和”、“知”、“虚”、“实”、“胜”等。然后用这些核心特质去联结其他战略管理特质，可以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结构的战略管理特质群。

本章还讨论了兵家战略管理特质对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启示。从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出发，来分析西方企业战略管理模式和企业能力理论的一些不足。我们认为西方的战略管理过程模式缺乏战略管理者的自我管理过程，因而导致战略制定与战略执行分离。根据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可以建立一个融领导者自我管理、组织发展战略管理和组织竞争战略管理为一体的战略管理模式，这个战略管理模式可以克服西方传统战略管理模式的一些缺点。企业能力理论采用组织与个人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是导致其发展遇到困难的根本原因，解决的方法在于引入兵家的非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战略管理者的行动以及战略管理者与其他个体之间的互动分析出发，来解析企业能力，这样就能够解决企业能力理论过于抽象、操作难的问题了。

复习和讨论

1．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的核心特质是什么？为什么？

2．兵家战略管理思想特质群的结构特征是什么？

3．基于兵家思想的战略管理模式和西方企业战略管理模式有什么不同？

4．兵家战略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有何启示？

背景知识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分析

战略分析是战略管理的首要环节，包括内部分析和外部分析。西方学者提出一系列战略分析的工具和模型，其中以设计学派的SWOT分析模型最为流行。在这个模型中，SW主要是指组织内部的优势和劣势分析，一般从分析组织内部的资源和能力的角度出发，来说明组织的优势和劣势。OT主要是指进行组织外部环境分析，一般分析组织所处的行业环境（主要有波特的五力模型等）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主要有PEST分析模型等）。从比较文化的观点看，这些战略分析工具和模型是在西方传统思想文化指导下提出的，和西方人的科学工具理性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虽然可以作为普遍适用的战略管理工具，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如果支持这些分析模型的战略思维模式不同，那么就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相分离的情况。

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人对于战略管理有着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理解。下面，我们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视角出发来探索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分析模式，这对于解决中国当代企业战略管理中战略制定和实施“两张皮”、战略执行不力等顽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战略分析的基本方面

梁启超在为《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何似龙在其著作《转型时代的管理学导论》中提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道家和法家思想为两翼，儒法结合，援道入儒的治国之道。纪宝成也持类似观点，他在《中国古代治国要论》中提出，儒、法、道、兵四家的治国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规范着古代治国思想的主体结构及其文化价值取向。大体上，学术界已有共识，即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核心内容是以儒、法、道、兵四家治国思想。从战略管理的视角看，儒、道、法家思想关注组织总体发展层面的战略管理。兵家思想关注组织竞争层面的战略管理。根据儒、法、道、兵四家治国思想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髓可以用“情、理、法、术、势”五个字来概括。而人们在进行战略分析时也会受到这五个方面的影响。

儒家管理思想的精髓体现在“情、理、法”。台湾交通大学的曾仕强教授通过对儒家三大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管理思想的分析，认为儒家管理思想在孔子那里体现为“摄礼归义”，“纳礼于仁”，构成“仁、义、礼”一贯的思想体系。在孟子那里体现为重仁、义，并不忘礼；荀子重礼、义，也不忘仁。儒家“仁、义、礼”的管理理念，实践起来就成为中国人常说的“情、理、法”。

法家的管理思想则体现在“法、术、势”。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张荫麟在《中国人史纲》中认为：“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形成恐怖的对象，好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故此说他集法家的大成。”法家的“法”和儒家的“法”有所不同，儒家的“法”偏重于伦理道德等规范性的制度建设。而法家的“法”则偏重于赏罚等激励性的制度建设。“术、法、势”三个概念是法家的总纲领。

道家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术”。道家思想的核心，人们一般都认为是“道”。张舜徽认为道家的两大学派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其思想核心都在“道”。但是老庄学派中的“道”关注的是事物的规律性，强调任何事物包括管理都应当顺应其自身的规律才能存在和发展。而黄老学派中的“道”则关注利用事物的规律实现自己的目的。在管理实践中对“道”的把握则成为一种对理性的追求和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谋略解决问题。因此，“道”可以分解为追求理性和使用谋略，即可以用“理”和“术”概括。与儒家、法家的管理思想相比，道家的管理思想侧重哲学层面的分析。因此，道家思想往往被视为“儒、法”管理思想的灵魂渗透于儒家和法家的管理实践中。

兵家的管理思想体系和儒、道、法三家有较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兵家关注的是国家的对外竞争问题，而对于国家内部治理问题，兵家则主要通过吸收借鉴儒、道、法各家的思想，根据实用主义原则进行综合。因此，兵家的管理思想体系也可以用“情、理、法、术、势”来概括。但是兵家中对“理、术、势”的理解和儒家、法家有所不同。兵家的“理”更多的是一种利益的权衡，是实用价值理性的表现。法家的“术”多指政治权术。兵家的“术”多指应对激烈竞争环境的权变智术，或者说用兵的谋略。法家的“势”一般指权势。兵家的“势”多指对环境形势和敌我态势的灵活把握。

因此，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进行战略管理活动，思考战略问题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情、理、法”和“法、术、势”等方面的问题。即基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战略分析往往表现为对“情、理、法、术、势”等方面的分析。

（二）“情”的战略分析——关系和面子的分析

“情”一般指感情、人情。每个人都有感情，管理中离不开对人情的管理，人际关系学派正是以重视人之情而著称。然而在中国管理活动中的“情”不仅涉及一般的感情问题，更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两个非常深刻的问题，即面子问题和关系问题。中国的管理者处理问题最常见的思维模式是一遇到问题往往首先考虑有什么关系可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然后考虑自己的面子是否足够大，大到能够有效地使用这个关系。这种思维模式在战略分析中是屡见不鲜的，然而目前战略管理学术界研究却少有触及。

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可以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来理解。所谓差序格局，指的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管理并非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而是有轻重厚薄的分别，这种“差序”形成既定的“格局”，如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男尊女卑等，按照人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等级进行序列管理，即“礼治秩序”。这是由以君臣父子为核心推演的社会关系网，一层驭一层，层层相隶属。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然后逐渐根据与自我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向外扩展出去的，随着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关系也不断扩大，社会关系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社会网络的大小与处于网络中心的个人的努力程度以及能力大小是密切相关的。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概括为“五缘”，^[3]即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差序格局依靠“五缘”关系进行延伸，即从五个方面延伸形成一张可伸缩的社会关系网络，依靠“面子”来维持关系的强度与网络结构的稳定。

费正清认为，“面子”是一种社会性的东西，个人的尊严将从适当的行为及社会赞许中获得，失去面子是由于不能遵守行为的法则，以至于在别人看来处于不利地位。罗珉认为“面子”是一种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的人际资本。所谓人际资本是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可以对未来的生产或交易有所助益的价值存量。面子是这种人际资本的表象，其背后的实质性的东西是人际关系中的核心内容——信任关系。从实用理性的观点来看，一个人的“面子大”说明他的某个社会关系强，能够充分利用某个社会关系。而“面子小”，即使他有某个社会关系，但却不一定能够调动这个关系。如果一个人没有了面子则说明其社会关系网络面临崩溃，一个没有面子的人是没有关系可以利用的。中国社会中，熟人之间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是：今天你给我面子帮我做了一件事情，下次我也会给你面子，帮你做事。这就是面子在人情中的作用。可见，面子不仅代表了一种地位和尊严，也代表了一种能力、一种利益的权衡。

首先，基于“情”的战略分析是一种对面子的分析。在中国的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如果战略分析不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面子，战略决策不考虑到管理者的面子，战略执行者不考虑员工的面子，那么战略管理必将失败。从前面所述，中国人的“面子”支配和调节着自身的社会行为，企业要提高战略分析的质量就要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相关者的“面子”，利用“面子”的积极作用来创造价值和财富。其中最重要的是员工的面子、顾客的面子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面子。给员工面子就要求善待员工、尊重员工，以提高组织凝聚力。给顾客面子就要求采取各种手段，使顾客感受到企业对自己的尊重以及服务的周到性，如海尔的五星级售后服务，让顾客充分有面子，因此认同海尔。给政府管理部门面子，则要求认真配合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主动去建立和搞好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其次，基于“情”的战略分析是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分析。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我国社会中的关系做过精辟概括：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社会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社会本位，而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非常发达，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强关系在社会资源获得方面具有绝对优势。黄光国把中国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区分为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当请托者请求资源支配者将他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时，资源支配者首先进行的是“关系判断”。对于被他界定为情感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需求法则对待；对于被他界定为混合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人情法则对待；对于被他界定为工具性关系的人，他将按照公平原则对待。但无论哪一种交往法则，都是“回报”的规范的衍生物。在情感性关系中，不管是在回报的资源还是期限上都没有明确的范围。在混合性关系中，“礼尚往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回报方式则成为维系彼此关系的法则。而在工具性关系中，回报通常是等价并且即时的。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战略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应当对这三种关系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于组织外部主要分析如何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如何开发利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对于组织内部则分析组织中的人际关系情况，如何在保持派系平衡中，维护自身权威，维护人们的面子，保持内部的团结和工作的效率。

（三）基于“理”的战略分析——道义分析与实用分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理”有很复杂的含义。唐君毅认为“理”至少有文理之理、名理之理、空理之理、性理之理、事理之理、物理之理六种含义。由于中国哲学的伦理特性，所侧重的是道德人格的完成，所以在历史上最受重视的是性理。韦政通认为中国哲人追求的“理”是道德实践的真理，它之所以为真，不是依靠客观现象的验证，而是心与行的一致。因此，“理”是和道德、道义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基于“理”的战略分析是对于竞争对手行动的道义分析。只有合道义的行动才能为广大群众所拥护。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军事家根据触发战争的动机进行道德评价，将战争分为义战与不义之战。拥护义战，反对不义战争。如《六韬》中提出要发动战争“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天道无殃，人道无灾，则不可先谋”。意思是，要发动战争，必先观察天道与人事背向，然后才作决定。换言之，必待国君暴虐无道，加之天灾人祸，造成人心背离，然后发动战争。既符合大义，又能得道多助。《管子·七法》认为“成功立事，必顺于理义。故不理不胜于天下，不义不胜于人”。《吴子》讨论战争起因分为五种：即为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及饥馑。由此五因，并进而区分战争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和逆兵。“禁暴救乱曰义；恃众以伐曰强；因怒兴师曰刚；弃礼贪利曰暴；国乱人疲，举事动众曰逆”。对于禁暴救乱的义兵，是难以抵抗的。因为这样的军队师出有名、有理，必然得到人民的拥护，必然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其次，基于“理”的战略分析是一种以实用理性为核心的战略分析。实用理性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特色，是中国人的一种行为模式。李泽厚认为所谓“实用理性”就是它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实用理性和中国传统的伦理实践相结合，也和思维模式形成对照。实用理性将有用性为真理的标准，认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效果。但是实用理性不能等同于实用主义，因为它承认、尊重、相信甚至强调去符合一个客观的原则、规则或秩序，此一原则、规则或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独立于人的思维和经验的，这就是天道，或称天命。天道包括自然法则，也包蕴着某种超自然的含义。人道不能同天道分开，人道必须遵从天道。

（四）“法”的战略分析——制度分析

在西方法律观念中，法律内部存在着自身的合理性标准，它不是道德或“情、理、义”的标准，它是形式化的，超越具体问题的。正如艾伦·沃森所说：“法律思维的理性建立在超越具体问题的合理性之上，形式上达到那么一种程度，法律制度的内在因素是决定性尺度。”而中国古代的法律观念则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的法律缺乏独立的品格，法律是依附或从属于“情”和“理”的，即法的精神、特点由情理决定，情理高于法、重于法、优于法，是法的最后根据。费正清认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当出现法律与“情”、“理”相抵触时，则坚持“舍法取义”的原则——因为“法律精神只是道德精神的劣等代用品”。在古代中国，“法”总是处于“情”、“理”和“义”的下位。如封建法律常见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等，正是法受制于情理的明证。当代中国虽然不断学习西方的法律精神，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但归根结底，情理对法的制约性仍然无法消除，这是深植于民族传统中的文化特征，也是比较文化中的所谓特殊主义文化的特征。在中国人心中，制度总是活的，总是有漏洞可钻的，在不违背情理的条件下，钻制度的漏洞而获取利益是一种聪明的甚至值得效仿的行为。特别是在法律尚不健全的改革时代，一些权术高手往往一方面利用各种法律制度的空隙暗中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却以法律制度的名义公开去打击对手。因此，在企业进行战略分析时，不能不对“法”进行分析。

基于“法”的战略分析主要表现在人们决策组织外部战略行动时，往往思考如何钻外部制度的空隙，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以获取自身最大利益。这不仅符合中国文化传统，而且也是转型社会中一种基于实用理性的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许多企业家都是依靠当时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不完善而大获其利的。中国股市创建之初，由于管理者缺乏经验，许多制度没有建立，因而许多投机者纷纷利用制度的漏洞在股市上呼风唤雨，获取了大量的钱财。因此，基于“法”的战略分析是一种机会主义导向的分析。人们分析组织内外制度并非是为了更好地遵守制度，而是为了如何利用外部制度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基于“法”的战略分析，还表现在人们决策组织内部战略行动时，往往会考虑如何保持组织内部制度的有效性，在不违背人情道理的情况下推进制度建设即制度应合情合理。正如前面所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对情理的服从。尽管在中国组织战略管理实践中，常常出现为了情而毁坏法的战略行为，这些行为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管理者盲目地把情理排除在法之外也是难以成功的。因此，管理者在进行组织内部“法”的战略分析时，必须考虑“情、理”对“法”的影响，平衡“情、理、法”的关系，正如古人所说“持经”的同时需要“达权”。

（五）“术”的分析——竞争行为的动态分析

一般人们都把“术”理解为“权术”。《辞海》认为“权”为权宜、权变，即衡量是非轻重，以因事制宜，可进一步引申为酌情变通、通权达变、以变应变等意。“术”为手段、策略、方法、心术。“权术”就是权变之术。从其本意来看“权术”并无贬义，它是指因人、因时、因事而变通办法、灵活处理的手段，是一种智术。但是在封建社会，“权术”往往成为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地位和有效镇压反叛者的武器。韩非子认为：“术者，因任而授言，循名而贵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所执也。”从这种观点出发，“权术”成为统治者抓住一切机会来使自己利益、愿望得到满足，不能容忍任何有损于个人利益和权威的谋略和行为。耍弄“权术”主要包括有计划地瓦解对立面，排除异己，清除障碍；或派心腹监视部属和同僚，实行特务统治，动辄使用包括生杀权在内的种种残酷手段，了结对方的政治生命乃至身家性命。在专制帝王时代，“术”是一种政治智慧，更是一种权谋诈伪。“术”可以察奸、止奸，是巩固领导权力的重要手段。从“术”的本义出发，“术”可以是对内的智术，主要指取得和巩固在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之术；也可以是对外的智术，主要指用于战胜竞争对手的虚实、奇正之术。对于前者，法家有较多的论述；后者则是兵家关心的焦点。战略管理中要充分考虑“术”的分析和运用。

战略管理过程中对于组织内部“术”的分析，主要分析组织内部重要成员对战略共识情况的分析，以及组织中的派系情况分析。一般情况下，一项战略即使是非常正确的，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组织内部所有管理者的认同。组织中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员对组织战略没有取得共识，甚至反对，对于战略的执行将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组织中的成员对一项战略方案即使认同，也很可能不会直接表现出来，而是采取消极怠工，甚至暗中和战略的推动者“唱对台戏”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么组织的战略就很容易产生执行难的问题。此外，组织中出现派系在我国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派系对于战略的执行具有重大影响，有些需要各个方面配合的战略往往会因为派系斗争而无法执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古代各种各样的“权术”正是为了解决派系斗争、加强和巩固统治权而出现的。“权术”对于解决派系斗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遇到这样一些情况就需要组织中的战略推动者进行“术”的分析。基于“术”的战略分析可以通过对组织中重要成员的个性特征、组织中人际关系和非正式组织或派系情况，来制定消除组织内部不和谐、形成组织内部团结一致的战略。

战略管理过程中对于组织外部“术”的分析，主要是一种竞争的智术分析。这种分析主要包括虚实和奇正的分析与运用等，这些内容在本书分析道兵家战略管理时已有详细论述，本处不再赘述。

（六）“势”的战略分析——机会与实力的战略分析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家和兵家都非常重视“势”的分析。法家的“势”的思想对于组织内部管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而兵家的“势”的思想对于组织外部竞争分析具有重要借鉴作用。韩非子把法家统治思想归纳为“法、术、势”三位一体。“势”是君主存在并且推行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前提和基础，失去了这种势“主失势而臣得国”，“法”就是一纸空文，一切统治之术就无从谈起了。拥有了“势”，领导者才能形成对下属的威慑力，巩固统治才能有效地实施各种政策。韩非子把“势”分为“自然之势”和“所得而设之势”，即“人为之势”。权势从开始就是自然存在于特定的政治统治当中，这是权力的原始状态或者叫稳态即“自然之势”，而通过统治者的努力扩大和加强权势即“人为之势”。概括起来，对于组织内部“势”的战略分析是对组织内部领导者的权威和影响力的分析，它直接影响到战略的执行力度。兵家的“势”主要是对外部“形势”的分析和运筹。本书在前面章节已有详细论述，概括起来，对于组织外部“势”的战略分析是一种实力导向与机会导向型的战略分析，其关注的焦点是竞争双方的综合实力的情况和环境中的机会。

因此，基于“势”的战略分析主要表现在人们决策组织外部战略行动时，需要认真分析组织外部环境的当前状况和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同时分析组织在行业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之“势”和组织信誉或声誉之“势”。以企业组织为例，波特认为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占据独特的市场地位。独特的市场地位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竞争优势。如有些中型企业开发大企业不屑经营而小企业又经营不了的“缝隙”产品，造“独家经营”之势；有的企业取得了某个行业的独家经营权或控制了某种稀缺资源，形成了巨大的经营优势。市场信誉之“势”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做广告、造声势和通过各种公关活动宣传企业及产品形象的活动；另一方面来自于企业产品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

基于“势”的战略分析还表现在人们决策组织内部战略行动时，需要认真分析领导者之“势”、组织实力之“势”和组织士气之“势”。领导者之“势”并非是指领导者的权威应当至高无上，而是指推动战略执行的领导者应当具有足够的权力和威信，能够得到组织上下人员的认同，能够领导组织成员有效实施战略。因此，领导者之“势”是保证战略得以全面有效贯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组织实力之“势”是组织多种力量之“形”所构成的“合势”。这些“形”有规模的大小、财力的厚薄、人员的数量众寡和质量的优差以及装备技术水平的高低等因素。组织士气之“势”。组织的士气和斗志是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势”是由组织整体管理水平与员工素质和能力决定的。同时领导者之“势”，诸如领导者的主观智慧和精神状态对这种“势”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进行战略分析和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组织内外各种“势”的情况。

【注释】

[1]徐淑英、张志学：《管理问题与理论建立：开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的策略》，《南大管理评论》，2005年第7期。

[2]钟尉：《先秦兵家思想战略管理特质研究》，河海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

[3]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著名学者林其锬先生最先把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和沟通中华民族渠道的网络概括为“五缘文化”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