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思想的产生受什么制约

2.1　中外早期管理思想

2.1.1　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许多优秀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论语》、《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著作中的管理思想，备受世界各国管理学界的重视。中国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都江堰等伟大工程，是中国古代管理实践的典范。遗憾的是，我国的管理思想与实践缺少系统的整理和提炼，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系统的理论。

南京大学周三多教授将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归纳为如下九大要点:

（1）顺“道”。意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一书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然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夏冬，不更其节。”万物按自然之“轨”运行，对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从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你若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司马迁在其著名的《史记》中也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这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特点。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在先秦的思想家中，孔子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修文德以来之”，“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管子》一书提倡，“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必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

求贤若渴，表示对人才的尊重，并把能否得贤能之助，视为关系国家兴衰和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吕氏春秋》中就认为“得贤人，国无不安；……失贤人，国无不危”。诸葛亮在总结汉朝的历史经验时也提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的“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而言，和能兴邦；对治理民众而言，和能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看成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上下和同”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古人还认为，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王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信誉是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他对弟子注重“四教:文、行、忠、信”。《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该书认为:“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来，君不行也。见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吕氏春秋》也认为，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

（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即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管子》还认为，凡事应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还提出了“时空”原则，即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审时而举事”，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老一套办法到处运用。“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

（7）对策。即在治军、治国、治理民众等一切竞争和对抗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古语“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就是关于对策的形象描述。《孙子兵法》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对策实例，如田忌和齐王赛马的故事，三国的赤壁之战、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等，都是系统运筹的结果。

（8）节俭。节俭意指崇俭拙奢。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也说道:“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纵观历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招致天下大乱。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如韩非等人认为要严刑峻法:“设而不犯，犯而必诛”；要奖罚分明:“诱以重赏，赏且信；威以重罚，罚且必，便人怀德畏威。”

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认为，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支撑的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为:

（1）以人为本。东方管理思想高度重视人在管理系统中的作用，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基础的“仁”，其根本含义即是“人”，“仁者人也”（《礼记·中庸》）。《论语·八佾》中的所谓“仁者爱人”，是指人际关系协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

（2）以德为先。东方管理思想的逻辑起点是“修己”，即自我管理，而以“安人”即理想化的社会管理及最终达到世界大同为归宿。“修己以安人”是带有根本性的管理方法。管理者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的提高，而使民众在其道德威望的影响下自然地达到管理的良好状态。同时，人际关系也通过人的道德伦理来加以调节。

（3）人为为人。“人为”是一种自我导向的个体心理行为，它强调主体人心理行为的可塑性。“人为”与“为人”相对应，“为人”则是指一种他人导向的服务行为，“人为”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管理也体现为从“人为”到“为人”的过程。概括地说，东方管理思想中“人为为人”是强调每个人首先要注重自身的行为修养，“正人必先正己”，然后从“为人”的角度出发，来从事控制和调整自身的行为，创造一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人们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图2－1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关系

“人为为人”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的关系如图2－1所示。“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是“人为为人”的前提，“以人为本”和“以德为先”的融合部分就是“人为为人”，“人为为人”是东方管理思想的核心。

2.1.2　西方早期管理思想

在圣经中有这样一段话，摩西的岳父耶罗斯对他讲:“你这种做事的方式不对头，你会累垮的。你承担的事情太繁重，光靠你个人是完不成的。现在你听我说，我要给你一个建议……你应当从百姓中挑选出能干的人，封他们为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和十夫长，让他们审理百姓的各种案件。凡是大事呈报到你这里，所有的小事由他们去裁决，这样他们会替你分担许多容易处理的琐事，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你就能在位长久，所有的百姓将安居乐业。”这里面就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有关分权、授权、管理层次和管理权力划分的管理思想。

在古埃及，人们建立了以法老为最高统治者的金字塔式的管理机构来管理国家。为了加强国家的行政管理，法老设立了宰相，由法老掌管宗教，社会事务交给宰相管理，这明显具有分权的含义。宰相是当时社会的指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和决策者。在宰相下设有复杂的官僚机构，由它来衡量尼罗河水位上涨的情况，并由它来预测农业收成和国家总收入，将这些收入分配给各政府部门，管理全国的工商业。从古埃及被挖掘的陪葬品中也可了解到，每一个监督者大约管理十名奴仆，实行了管理跨度“以十为限”的做法。监督者和奴仆的衣着，依据其身份和职业的不同，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体现的就是等级的概念。古埃及人凭借先进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和卓越的管理才能创造了金字塔、尼罗河水利工程修建的人间奇迹。

古罗马从一个小城市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帝国，其统治延续了几个世纪。罗马帝国的巩固主要依靠的是严格的体制与权力层次，以及与各军政机构之间的具体分工。罗马帝国在法制和分权制方面的卓越贡献，为现代社会的法律体系建设、立法与司法的分权制都树立了典范。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管理并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因为工业化以前的组织可以依靠神赐君权、教义对虔诚教徒的号召力、军队的严格纪律以及家庭内部的亲情来进行管理，如表2－1所示。在这种尚未工业化的环境下，还没有创立正式的管理思想体系或专门进行管理规律研究的需要。

表2－1　工业化以前的组织管理

18世纪中期和下半叶，从英国开始发生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如工人的组织和相互间的配合问题，在机器生产条件下人与机、机与机的协调运转问题，劳资纠纷问题，劳动力的招募、训练与激励问题、纪律的维持问题，等等。新兴的工厂制度所提出的管理问题完全不同于以前所碰到的管理问题。新制度下的管理人员不能用以前的任何一种办法来确保各种资源的合理使用。这些前所未有的管理问题需要人们去研究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少对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对后期的管理思想有较大影响的代表人物有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和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等。

一、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劳动分工观点认为，分工是增进劳动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原因是:（1）分工节约了由于工作的经常变动而损失的时间；（2）重复同一作业可以使工人的技能得以提高；（3）由于分工，使作业单纯化，这有利于工具和机械的改进。“经济人”观点认为，经济现象是由具有利己主义的人们的活动产生的，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个人利益，社会上每个人的利益总是受到他人利益的制约。每个人都要兼顾到他人的利益，由此而产生共同利益，进而形成总的社会利益。所以，社会利益正是以个人利益为立脚点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管理理论的基础。

二、查尔斯·巴贝奇的工作方法和报酬制度研究

在亚当·斯密对劳动分工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英国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对工作方法和报酬制度进行了研究。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1）对工作方法的研究。他认为，一个体质较弱的人如果所使用的铲在形状、重量、大小等方面都比较适宜，那么他一定能胜过体质较强的人。因此，要提高工作效率，必须仔细研究工作方法。他提出了劳动分工、用科学方法有效地使用设备和原料等观点。（2）对报酬制度的研究。他强调劳资协作，提出了固定工资加利润分享的分配制度以及以技术水平和劳动强度为依据的付酬制度。巴贝奇的管理思想和实践为古典管理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依据。可以说，巴贝奇是科学管理的先驱者。

三、罗伯特·欧文的人事管理实践和思想

罗伯特·欧文是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是一名企业的管理改革家，他于1800—1828年担任英格兰新拉那克工厂的经理，任职期间，针对当时工厂制度下劳动条件和生活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他致力于改进工作条件、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改善生活条件、发放抚恤金等，在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同时使工厂获得较高的利润，探索一种对工人和工厂所有者双方都有利的方法和制度。欧文的人事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后来的行为科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尽管这些早期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管理思想，但他们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当时社会普遍注重于组织生产、减少浪费、增加产量、追求最大利润等具体方法。管理工作呈现出了以下几个特点:

（1）管理的重点是解决分工与协作问题。当时的管理仅着眼于如何进行分工协作，以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或怎样减少资金的消耗，提高工人的日产量指标，以取得更多的利润。管理的内容局限于生产管理、工资管理和成本管理。

（2）管理的方法是凭个人的经验。由于工业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就意味着没有“管理阶层”，既没有普遍适用的有关如何进行管理的知识体系，也没有共同的管理行为准则，因此，早期的管理人员通常凭自己的经验来管理，管理工作的成败主要取决于管理者个人的经验、个性特点和工作作风。

（3）管理的主体即企业管理者由资本家直接担任。由于劳动三要素是由资本聚集起来的，拥有资本的工厂主也就成了当然的企业管理者。随着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厂主开始认识到，单凭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已越来越难以胜任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最好的办法是让那些有管理才能的人来代替自己做一些管理工作，于是后期出现了“特种雇佣人员”——厂长、监工、领班等。但尽管如此，企业的总体管理还是由资本家亲自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