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简析

三、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简析

3.1　代表人物——乔治·埃尔顿·梅奥

乔治·埃尔顿·梅奥（Elton W.Mayo，1880年～1949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梅奥被认为是产业社会学，尤其是“人际关系运动”的创始人。梅奥20岁在澳大利亚阿福雷德大学取得逻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应聘至昆士兰大学讲授逻辑学和哲学。后赴苏格兰爱丁堡研究精神病理学，对精神上的不正常现象进行分析。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梅奥移居美国，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管理学院任教。1926年，他进入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专事工业研究。1927年冬，梅奥应邀参加了开始于1924年但中途遇到困难的霍桑试验。从1927年至1936年断断续续进行了为时9年的两阶段试验研究。该实验旨在研究真正激励员工以取得更高绩效的因素。

梅奥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哈佛度过的，退休前是商业管理研究院的教授。他还是“二战”后由克莱门特·阿特利（Clement Attlee）领导的英国工党政府的产业顾问。

梅奥在管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行为和情绪是密切相关的；群体对个人的行为有巨大影响；群体工作标准规定了单个工人的产量；在决定产量方面，金钱因素比群体标准、群体情绪和安全感的作用要小。梅奥的理论使组织更加注重人的因素，导致了家长式管理的发展。

梅奥主要著作:《工业文明的人性问题》、《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等。

3.2　代表作简析——《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的成书时间为1945年。1924年，西方电气公司在设于伊利诺伊州西塞罗的霍桑工厂进行了一项实验，其目的是检查不同的照明水平对工人生产率的影响。实验表明照明强度与生产率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实验人员不能解释实验中工人的一些行为。所以，便邀请当时为哈佛大学教授的梅奥作为顾问加入研究、实验项目也进一步扩大许多，此项实验一直持续到1932年，最后得到结论，群体的社会准则或标准是决定工人个人行为的关键要素。梅奥在霍桑实验的基础上写作了《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这本书。

梅奥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一章“进步的阴暗面”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该书的主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世界的物质进步和技术发展是巨大的，但正是这些进步和发展使人类社会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因为国家在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和人类自身的发展问题。梅奥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如果社会和技术能够得到同步协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得以避免。

梅奥简单回顾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史。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19世纪，人们对社会取得的进步深信不疑。梅奥指出，19世纪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和条件。人们不再囿于土生土长的生存空间，纷纷离开家园、上学、做工，世代相传的固有社会纽带解体了，家庭关系松弛了。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地建立起作为替代的新型社会关系，人们失去了心理平衡。梅奥认为，现代文明要求工业化的水平越高，社会的组织程度也越高。但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在现代社会里，不断增加的生活不幸的个人人数和十分低下的社会组织水平（不如工业化前社会）构成了社会不稳定的两大因素，劳资关系对立，社会集团矛盾尖锐，导致大规模的公开对抗。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萧条，集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的致命弱点。在欧洲，人们在普遍绝望之余，希冀寻求新的出路，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德国人选择了希特勒，使人类陷入浩劫。

梅奥在该书第二章“‘群氓’假设及其必要结果——国家专制”部分中概述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历史。他认为，从19世纪初期起，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以前，整个工业社会主要有小型工商企业组成，竞争的理论和实践也是以那个时代的社会为背景。当时，一个企业最多雇用几百人，企业所有权是家传的，一般不超过两代或三代人。因此，少数企业的倒闭不会影响全社会。但是，到20世纪初期，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许多制造业工厂雇用的工人都在三四万人以上。在世界性经济大萧条中，有些工业区几个月内解雇的工人数以万计。而一个大工业城市如果有二三个工业区一下子解雇二三万人，势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古典经济法的法则失灵了。

梅奥同时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群氓”假设一直是制定法律、组织政府和经济活动的指导性前提。由此升华出“极权国家”的思想。这种国家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威，对“群氓”实施强制性的法治和秩序。那个时代形成的许多理论和教条，同当代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言论如出一辙，毫无二致。公众只有“群氓”，社会必须采取强制性的独裁统治，这正是希特勒疯狂思想的基础之一。

书中指出，当巴纳德（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指出任何组织必须是“有效力的”（指实现组织的目标而言）和“有效率的”（指满足个人动机而言）时，他实际上是指出了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准则。这就是说，任何集团的社会组织必须能在两个方面满足其成员的愿望，一是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二是在完成多种社会职能中实现积极的合作和协调。两者缺一不可。民主国家现在已经建成了合作协调的公民社会，代议制和定期选举是这种社会发展的保证。但这种保证也仅仅是部分的，不完全的，应该清醒地看到，迄今为止，即使是民主国家，也还没有彻底拔除政治专制主义的危险。

归结起来说，第一章“进步的阴暗面”旨在唤起对系统研究中的失衡现象——过分重视技术和物质方面，忽视人文和社会方面——的注意。而第二章对“群氓”假设的分析则揭示了西方社会在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弱点。如果说梅奥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一部分“科学与社会”中提出了问题，那么他在第二部分则是试图探索解决问题的出路。他想通过毕生从事工业研究的实践和经验，总结出一套求得资本主义社会和谐发展的方法和途径。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二部分“临床式调研方法”部分中，梅奥再次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了他参与从事的两次著名工业心理学实验的结果，在梅奥第一部名著《工业文明的人性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一些而后成为组织行为学经典性基本内容的原理。梅奥一再强调，以往的经济学理论在人文方面非常弱，非常不充分，甚至达到荒唐的程度。人类被描述为一群自私自利、为了争夺稀缺资源和生存机会而自相残杀的游牧部落群。由于认识到这一理论假设的虚妄和谬误，梅奥及其同事便开始对某些特定的人类活动进行研究。梅奥认为，为了提出新的假设代替所谓“经济人”的抽象，必须先对实际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进行深入探求。这就是他所说的“临床式调研”。只有“临床”研究才能产生出合乎逻辑的治疗方案。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三章“第一次调查”部分中，梅奥介绍了他的第一次调查的过程和结果。按照作者本人的说法，这次调查“彻底否定了认为只有私利才是激励和推动人工作的全部动力的假设”。

梅奥的实验把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往，只重视效率的专家们从“群氓”假设出发，认为工人们关心的只是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从不同工人对话，把工人的抱怨看作是夸大其词或误解而置之不理。结果，他们提出来的刺激工人积极性的办法总是不能奏效。另一方面，梅奥小组把细致入微地考虑和分析工人工作和思想状况作为“临床”观察和诊断的重要部分，得出了许多令人惊诧的结论，其中有一些在当时甚至是难以解释的。

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四章中，梅奥进一步分析了霍桑实验的结果，但他声明这种分析并不能概括哈佛大学工业研究系的全部工作，只不过是个例子而已。而且，他也不打算详细描述霍桑实验的全过程。

根据实验研究，梅奥提出，现代大工业的管理必须解决的三个主要问题或三项基本任务是:

（1）将科学和技术应用于物质资料的生产；

（2）系统化地建立生产经营活动的秩序；

（3）组织工作，其实质是在工作集体中实现持久的合作与协调。

在一个适应型的社会里，由于经营环境条件在不断改变，组织本身也要不断重构。

上述三点，前两点历来受到重视，人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实践；第三点却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但事实业已证明，如果这三点失去平衡的话，任何组织都无法获得总体上的成功。对于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型组织来说，成功有赖于全体成员的齐心协力。事实说明，生产的增加不能一一归因于工作条件的逐步改变；与物质环境要素变化的同时还发生了某种更重要的变化。

梅奥认为，有两个因素最值得研究:如何形成工作集体和如何形成参与感。但是在霍桑实验第一阶段刚结束的时候，人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那时候，实验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实验室内的环境与工厂其他部分到底有什么不同，仍然是个谜。

在霍桑实验第二阶段结束以后直至本书出版，梅奥又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并且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从本书第一章开始，梅奥一再强调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他认为存在着两种研究方法，可以用医药方面的语言作比拟:“临床”式研究和“实验室”式研究。“临床”式研究目的在于对事物的本质形成正确的认识并学会分析处理实际材料的技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哪些方面可以继续进行更详细的“实验室”式研究。如果随后的“实验室”方法由于排除了某些未知的重要因素而归于失败，研究人员应当回到“临床”式研究，以便弄清自己忽略了哪些因素。

当然，研究工作不能停留在这样粗浅的阶段。因为梅奥研究组的任务并不是实验精神分析或心理疗法，而是进行工业研究。开始的一个时期里，访谈内容过于强调个人问题，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既不能反映工作集体的情况也不能反映访谈主持人的态度。因此，这一时期的访谈结果没有包括在后来的研究报告里。据估计，在霍桑实验第二阶段进行的约2万次访谈中，这一时期的访谈只占不到2%，即400次左右。尽管如此，梅奥本人仍认为这一时期的访谈是必要和有益的，因为它证实了访谈的巨大作用，同时使研究人员学会了如何处理这类个人问题。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研究组逐步把重点从单纯注意个人问题扩展到同时注意个人和群体研究。

对于梅奥研究组来说，更重要的是认识和研究群体的存在及其影响，即人与人之间每日每时的相互关系。通常情况下，工人们总是既谈个人问题也谈他们所在群体的问题。

梅奥还引述了当时刚刚出版的《中国进入了机器时代》一书。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许多工业由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内迁到昆明等地，大批技术工人也由东部来到内陆地区。他们很清楚内迁的工厂离不开他们的技术，而且他们实际上也享受到不少特权。可是他们仍然牢骚满腹，十分不满。他们埋怨伙食不好，不断故意打碎食堂的餐具表示抗议。然而在私下里这些工人承认，其实工厂给他们提供的伙食已经相当不错了。不满的真正原因何在？原来是工人与“职员”——经理和监工的关系十分紧张。

很多工厂职员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他们当初学到的正是“群氓”假设等理论，认为凡是给了物质刺激还不好好干活的工人都是制造麻烦的坏蛋。而工人对这种侮辱性的偏见进行报复，就故意打碎盘子。显然，如果接受工人们对伙食的抱怨和谈判如何解决伙食问题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然而许多企业正是这样做的，其范围决不只限于中国。

从经济学家的言行来看，他们大部分都相信“群氓”假设及其合乎逻辑的推理:物质刺激是促使人们努力工作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但是，这种假设和逻辑推理并未反映生活的实际，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实际价值。

另一方面，梅奥研究组由访谈中得到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化地表述为主张用非理性代替理性，用情绪代替逻辑。相反，他们的实验和观察说明必须研究实际状况而不是迷信已经过时了的理论。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些满脑子旧的经济理论、思想僵化的企业家批评霍桑实验是脱离实际的“纯理论”。这完全颠倒了事实:霍桑实验不带任何偏见地重新检验了实践情况；倒是提出批评的人无条件地接受了关于“经济人”的理论，可惜这种理论只在19世纪风行过一阵子，现在早已过时和无效了。

梅奥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五章“缺勤与工人流动率”中，首先提到哈佛大学商学院研究组在1933年至1943年间继续进行了性质大不相同的许多项调查。他们发现，很多小企业在战时扩大了规模，由数百人膨胀到数千人，原先的家庭作坊式管理已经不敷需要。生产经营的指挥出了问题，尽管认识到组织工作很重要:哪个企业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好，那个企业的生产就搞得好。但在实际上，人际关系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协调人际关系仍然是工业企业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1943年初，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依然正在激烈地进行之中，美国社会上却出现了普遍的缺勤现象，大批工人随意旷工，脱离劳动生产岗位，给战时生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通过对这一不寻常的社会现象的周密调查，获得了几点极为重要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1.在工业企业里，如同在任何其他存在人际关系的组织里一样，经营管理人员每天与之打交道的不应该是作为“群氓”的个人，而应该是组织紧密的群体（劳动组合）。如果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企业内部没有能形成这样的组织，就会出现一系列不正常现象，诸如旷工、工人流动率高，等等。应该认识到，作为“社会人”，其本性或特点之一是在劳动中同其他人进行交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营管理者忽视人际关系的调整，必然造成生产中的重大问题。

2.认为单靠雇用时进行的一系列测验和面试，就能预测一个工人进厂后的工作表现，这种想法如果不是错误的话，至少是片面的，靠不住的。调查表明，一个工人进厂以后，他同班组其他人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个工人的工作表现，并直接影响到他全部才能的正常发挥。

3.经营管理人员一旦抛弃视工人群众为“群氓”的错误观念，重视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就能获得惊人的效果。

当然，这些发现并没有消除从固定型社会向适应型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但是，只要敢于面对现实，认真调查研究，不回避矛盾，重视企业人际关系的协调，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如何协调好适应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一项重大问题。

《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第六章中“仅仅有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决不能对任何人抱有怨和恨”是全书的核心，也可以说是梅奥思想的核心。他大声疾呼，要求资本主义社会重视社会技能和技术技能的同步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高度重视生产关系的调整，一味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忽视生产关系的调整，将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尽管梅奥并未开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药方，但还是应该客观地看到，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不乏精辟之处，至今仍给人以启迪。例如，他在上面提到的社会技能和技术技能同步发展的思想，就很有光彩。梅奥始终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极大地进步了，但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并未改善，反而恶化了。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发展潜伏着巨大的危险。正如梅奥在本章中指出的，近两个世纪以来，工业文明在促进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几乎是毫无作为，相反，为了保证科学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有意无意地阻碍了社会协调和合作的发展。换句话说，西方世界在建立适应性社会——这个社会将为每个公民提供高水平的物质享受——的过程中，完全忽视了人际关系的调整，即没有能做到保证每个公民积极地自发地参与建设这样一个社会的实践，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造成普遍的愤世嫉俗情绪，相互猜忌，敌对和仇恨。正是这种社会情势，为希特勒法西斯政权在德国上台创造了条件。

梅奥强调指出，近年来，教育和政府工作的缺陷已构成了对文明世界的威胁。现代文明迫切需要新型的政府领导人，这些人能够超脱于社会的纷争之外，公正而客观。他们充分了解社会人际关系的现状。这样一种素质只有通过系统、严格的训练和教育才能够获得。这种训练和教育必须包括三个主要内容:掌握科技知识、系统化的指挥能力以及组织社会合作和协调的本领。梅奥在本书中始终强调:就目前和不久的将来而言，这第三点——组织社会合作和协调，是最为重要的。而今天的大学、企业、政府机构，却缺少这一方面的教育和训练。当然，把这些缺陷归咎于一个人或一些人，这是最容易不过的事，而要对形成这种缺陷的社会现实进行认真的考察，求得彻底的了解，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但是，必须做到这后一点，才能使我们摆脱目前的困境，为我们引以自傲的文明世界找出前进的方向。

时代在不断发展，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来认识梅奥所提出的这些观点的意义。对人的基本看法涉及到每一个组织的管理效率，也涉及到每一个管理者具体的管理行为。更可以上升到管理哲学的层面。人不仅具有经济性的需求，而且更有着社会性的需求。物质手段是激励人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这已被无数组织的管理和社会的实践所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