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的思考
蔡中兴 孙新雷 张树安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学科，大致上是二战以后首先于西方国家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近十年来，随着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的中心任务以及逐步深入的改革开放，有关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注意，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更具有迫切的实践需要。然而，有关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或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应该遵循怎样的路子进行?对待西方的发展经济学，能否直接照搬或一概否定?显然是学术界首先应该研究的问题。对此，我们想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从整体上说，我们的思路是:第一，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或发展经济学，必须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包括它的历史背景和现状;第二，应该继承并立足于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经济发展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第三，对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应该一分为二，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有分析地借鉴和批判。
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
西方发展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并根据发达国家的需要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后来，出现了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经济学。但是，一般地说，迄今为止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大都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的。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首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诚然，中国至今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并具有典型意义的二元经济特征，但是，它毕竟又有自己的一些特征，这可以概括为下述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国家，这构成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
中国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自然经济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直到19世纪中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这种基本经济格局才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一方面，随着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本国官僚、民族资本的形成与发展，封建经济赖以生存的基础逐渐解体;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1)，加上中国封建官僚势力的阻碍，使中国的性质由封建社会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当时的中国显然具有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一般特征。从生产关系看，尽管自然经济基础遭到了破坏，民族资本主义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封建的剥削关系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继续占据着显著的优势。国民经济的基本命脉，更是集中地操纵在帝国主义者、官僚资本家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手里。从生产力方面看，现代工业比重极其微小，而且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大量分散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基本维持着原有的落后状态。此外，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也严重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
第二，受历史条件的影响以及建国以后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限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就总体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经济结构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相当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在经济管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等方面也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如，按照三次产业划分法，我国第一产业中的劳动力就业比重仍然高于50%，达62．5%，这表明我国产业结构的成长还远未达到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即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又如，我国地区性的产业结构的同构化现象也十分严重。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我国29个省份(不含后来设置的海南省)中，有21个以上省、市、自治区生产的同类产品多达数十乃至数百种，有些产品甚至可以在同一个城市内找到数十个厂家。这种似乎是平衡发展的假象背后，实际上隐含着极高的规模不经济的代价，它也严重地违反了产业分工或布局的合理化原则。
此外，我国还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口众多的大国，这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们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立足于这些基本的特征，去寻求发展中国经济的正确途径。
二、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思路
要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从中国的经济特点出发研究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必须认真研究毛泽东思想中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因为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根植于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对现代中国经济的性质和特征的基本分析，是毛泽东思想中一系列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的前提条件。概括起来说，毛泽东思想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事实上，“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2)。因此，对于不合理的体制，要及时调整、改革。在此，毛泽东同志不仅指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因，而且给我们指出了一个研究发展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二)要摆脱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并存的格局，就要实现工业化，而要实现工业化，又必须首先解决好农业发展问题。这不仅是辩证地认识经济发展的方法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一些发达国家用经验或教训证明了的结论。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曾先后把资本形成、工业化和计划看成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但在60年代，以美国西奥多·舒尔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的考察，都把视角重新移向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认为农业的先行发展是积累资本、实现工业化以及全面的经济发展的基础。其实，毛泽东同志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要改变二元体系，实现工业化的思想。在50年代中期，他多次强调要重视农业的发展，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他还对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靠牺牲农业来加速工业化的做法提出异议，并及时地提醒全党同志:“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3)。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曾就农业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作了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第一，农业关系到农村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第五，在一定时期内，农产品还是主要的出口创汇产品。第六，农业也是积累的重要来源。毛泽东同志还把这样一条发展道路命名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4)。
(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经济。处于经济初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有必要通过发展国际经济关系取得一定的外援，包括引进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尤其像我国这样的大国，没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工业，把经济发展完全或主要寄托在国外的经济援助上，这是不堪设想的。现在，有些人常常对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加以责备或曲解。事实上，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何况，在当时那样一种国际条件下，期望发达国家的合作或援助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建国后的前30年中，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搞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也由于我们认识上的片面性，没有很好地利用国际经济条件，关门建设，也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四)实行集权管理，不排斥必要的分权。对于我国基本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给予注意。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曾尖锐地指出，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他说:“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5)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强调要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和独立性，要给生产单位以一定的经济利益。他认为，“不能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6)。
(五)实行计划经济，但不排斥市场的调节作用。在1956年11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曾分析了农副产品的价格调节问题，认为我们应该实行不同于苏联的市场物价政策。对于工农产品的交换，应该逐步缩小剪刀差，实行等价交换或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民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从而也为工业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市场。毛泽东还十分强调一定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他指出，只要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得继续起作用。早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就强调要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继而又肯定价值规律是计划工作的工具，提出了“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思想，并把价值规律比喻为一个“伟大的学校”。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中央明确提出要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六)正确对待经济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都不可能是完全平衡的，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资金不可能平衡地分配于国民经济的各个产业部门。只有应用不平衡的发展战略，通过产业间的连锁作用，才能最终走向平衡的发展。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艾伯特·赫希曼认为，不平衡的发展不可能依靠政府的计划经济来实现，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实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通过国家的计划安排的调节，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他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是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而是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绝对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因此，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不平衡是经常出现的，在许多情况下也是正常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平衡的存在，我们才需要通过国家计划去调节。相对而言，毛泽东同志的这种平衡与不平衡的发展观更具有唯物辩证法的特点。
(七)坚持对外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向外国学习”的口号。邓小平同志也强调向外国学习的必要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强调指出，十亿人口的大国的现代化事业，应当而且只能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囿于过去狭小的圈子里，把自力更生曲解为闭关自守，孤立奋斗。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努力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方法，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党中央还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要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要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
(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看法。邓小平总结了社会生产力最近几十年来发展的历史进程，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阐明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与发展。这一思想表明，当代世界各国的竞争，在很大意义上说，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而处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要想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必须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并借助于这种作用加速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以外，毛泽东思想中还有许多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容，譬如，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关系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利益分配思想、关于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的思想等，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吸收的。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在毛泽东同志后来所从事的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中，他原先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思想并未得到坚持和贯彻执行，甚至出现了某些背离现象。
三、借鉴西方发展经济学中的合理因素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必须把学科建设的立足点放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之中，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毛泽东有关的经济思想为指针。但是，这与认真地分析借鉴西方的经济发展学说并不矛盾，因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我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存在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共同的问题。而且，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考察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工业、农业到财政、金融及外贸，从微观的资源配置到宏观的经济运行都无不涉及，有鉴于此，将有利于我们的研究深入和具体化。即使就其研究方法而言，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的合理成分。如西方发展经济学比较重视实证分析、广泛应用数学方法、注意对经济现象的定量化等，都是我们以往的研究所不注意的地方。如果我们能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那样，研究、分析、批判和借鉴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至少我们可以在以下一些方面得到有益的启发。
(一)资金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资金的有效使用。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家都非常强调资本形成的作用。比如在经济增长研究中，哈罗德等人就把资本的数量及增长比率看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他们指出，一国在设计总的经济发展速度时，首先应按不改变经济制度而可以预期的国内储蓄和资金输入数量，来计算这种储蓄和投资水平可能提供的经济增长率。其次，应核算在估计的储蓄和资本输入的基础上作出的投资能获得多少国民净产值，并与预期实现的目标进行对比。最后，要实现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提高稀缺资本的使用效率，使其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的比例同一国实际资源的可供量相适应。西方经济学家的这些分析有其可借鉴之处。首先，鉴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比较充裕的情况，强调资本或资金的稀缺性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确实有一定的客观意义。就我国的情况看，由于缺乏充足的资金而使得某些产业部门，特别是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受到严格的约束的现象长时间未能解决。我国目前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投资饥饿”，另一方面更存在着投资效率低下问题。据建设银行对1984—1986年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投资效益进行的调查，1986年每百元投资的税利率只有7%，不足以抵付银行利息。投资建设中的窝工等损失达4．6%，而建成后的投资项目中有3/4不能充分发挥生产能力，投资的1/4没有发挥效益，近1/5的项目发生亏损。据有人统计调查，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为解决物价上涨及市场疲软问题，国家数度拨出“启动资金”达2 000余亿元，可是最终却有60%—70%变成库存积压品。可见，在某种意义上说，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比资金积累更为重要。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还得依靠自身的积累，改善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包括外资的使用效率，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二)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迅速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视同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变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结构。他们认为，在二元结构下，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合理解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强调只有首先实现工业化，才能使农业真正摆脱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刘易斯还指出，农业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一方面使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在其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及其总产出量也不至于降低。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舒尔茨等人经过考察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变化的事实后，则明确指出，除非把经济发展的立足点重新移向农业生产率问题的先行解决，工业化才能真正实现。如果说这些分析只是立足于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部门——工业与农业的话，那么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还有不少理论涉及整个经济发展的宏观战略，比较典型的就是纳克斯等人的“平衡增长”论和赫希曼等人的“不平衡增长”论。前者主张，一个国家如果要成功地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局面，它必须使各种工业同时有所发展。后者则主张，各国应有不同的工业发展模式，而在这些模式的选择中，不同的国家可以按照不同工业部门发展的关联作用，来确定本国应集中精力先行发展的产业，即所谓的主导产业，并通过它们的连锁效应，带动或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7)。
上述有关产业结构及其变换的理论所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必须重视工农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实现工业化应是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努力目标，但是，一味强调工业化，甚至不惜采取牺牲农业的办法，则可能得到欲速则不达的结果，切实可行的办法是把农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先行建设上去。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也表明，工业的增长固然能为农业的发展创造一定的刺激，但是，农业的增长同样可以为工业化的实现提供必要的资金、劳动力及市场，在较长的时间内，农业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出口创汇部门。第二，平衡增长理论提示我们必须重视各部门间的比例关系，以期相互形成市场，促进良性循环体系的建立;而不平衡增长论同样强调产业间的联系，但它的政策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则更富有现实性，因为它是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并从动态的角度来规划发展的路径的。由此而言，我国近两年内提出并实施的产业倾斜政策，正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作的选择，它必将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良好的连锁效应。不过，应当指出，主导产业的选择对于不同国家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来说，既不是完全同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三，把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理论引申到地区结构之中，也可获得不少启迪。众所周知，在我国不同的区域，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严重存在。对此，各地区本应立足于当地的实际，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种种原因，各地争相投资，以致产业同构化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回顾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建设历史，人们不难忘记:从钢铁、纺织到机电、石化，各地无不在抢项目、立项目和上项目。70年代末期以来的经济改革本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使原有的大一统经济模式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格局，但后来经过“放权让利”的杠杆调节，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发展势头有增无减，不仅乡镇企业一哄而起，甚至连发展外向型经济也成了各地各级政府的目标。这种不讲因地制宜、合理分工的发展格局的出现，必然伴随着企业和行业规模的狭小，同时也使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因此，我们应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修正我们的发展战略，通过产业联系和合理的布局分工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在这方面，西方发展经济学及其运用的产业组织理论、区域经济理论及成本—利得分析方法对我们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正确运用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派都认为市场竞争可以促使资源的最佳配置，他们把政府仅仅看作是一个“守夜人”，并把市场运行机制归结为一种“看不见的手”控制的机制。在其典型的理论模式中，供给可以自行创造需求，储蓄能够如数地转化为投资，社会不会出现非充分就业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理论被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击得粉碎，代之而起的是凯恩斯主义。认为单纯依靠市场调节，不足以保证资源的充分利用，必须借用市场外部的政府力量加以干预，否则将无法熨平经济波动的“波纹”。西方国家在战后兴起的“政府调节”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而且由于苏联借助于中央计划管理跻入世界工业强国之列，使国民经济计划几乎被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从而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也发生了强调资本形成和工业化到强调计划的理论转变，有人也曾把这种转变说成是“看不见的手”调节到“看得见的手”调节的转变。然而，70年代开始出现的西方“滞胀”病导致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及其政府干预的有效性产生了疑虑。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理论得到重新复兴以后，经济调节的“砝码”再向市场一边倾斜。伴随于此，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又出现了所谓的新古典综合派。该派认为，当代以美国为典型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既有市场竞争，也有政府的干预，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依赖。有人曾把这种模式概括为“两手并用”的模式，甚至依此而认为当代世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正在“趋同”。我们认为，西方国家出现的政府调节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其自身范围内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到国家垄断的变化，它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本质，依此而论断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正在“趋同”，纯粹是无稽之谈。但是，计划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两种调节手段，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是否实行计划或市场调节当作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改革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四)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加速发展对外贸易。
西方发展经济学十分注重国际贸易和外资利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理论依据是“两缺口模式”。该模式认为，在一个开放经济社会中，宏观经济的基本核算等式为:总收入=总支出，即Y= C(消费)+I(投资)+(X－M)(净出口)，由于Y－C=S(储蓄)，所以上式移项后得:I=S=M－X。该式说明，在国内投资大于储蓄，即存在国内储蓄缺口时，必须以进口大于出口的余额即外汇缺口来填充，倘若外汇不足以弥补国内储蓄缺口，就必须增加储蓄或减少投资。反之，如国内储蓄余额不足以弥补外汇缺口，就必须抑制进口或扩大出口。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着与投资机会相配合的国内储蓄缺口，同时也存在着为进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所必需的外汇短缺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最佳的选择就是利用外资，它可以同时缓解储蓄和外汇不足的“瓶颈”现象。这种思路可以借鉴。但是，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依赖外国的资源来弥补自己的两个缺口，尤其是像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最终仍将取决于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造。其中加速发展对外贸易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具体地说，一国在对外开放中，既要注重外资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出口的扩大，又要注意适当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对此，世界银行赴中国经济考察团在1984年提出的主报告中就曾经提醒我们:“增加对外经济往来对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目标来说也有若干严重的不利之处。其一是，随之而来的国外竞争可能会扼杀国内的幼稚工业或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其他的不利之处包括:初级产品的价格不稳定，一般的通货膨胀和对工业品世界需求的波动可能会影响国内经济;地区不平等会加剧;可能会出现过于庞大的贸易逆差或顺差以及不需要的资本流进流出”(8)。这一提法现在看来似乎有点为时过早，但并非没有意义。
除了上述这些方面以外，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关于对教育投资和发展医疗保健事业的重视，关于财政、金融等宏观政策选择的建议，关于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及政策建议，关于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分析和建议等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原载1992年第2期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20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47页。
(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0—361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75页。
(6)同上书，第273页。
(7)参见《发展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6—88页。
(8)世界银行1984年经济考察团:《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与方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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