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国际化战略初探

上海经济国际化战略初探

徐桂华

上海原来作为计划经济的工业基地、工业中心，其经济主要是面向国内的。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浦东的开发开放，上海逐步确立以建成具有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功能的现代国际大都市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为此，上海必须更全面、更直接地面向国际市场和国际经济。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转折。适应这一战略性的转移，上海必须制定和确立全新的国际化经济发展战略，使上海经济更顺畅地与国际经济接轨，更紧密地融入国际经济，充分发挥国际经济中心的功能，尽快实现建成现代国际大都市的战略目标。本文拟就上海经济的国际化战略作初步探讨。

一、战略转移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战后长期存在的美苏对峙的两极格局宣告终结。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其中占主导地位的美、日、欧发达国家间的三极格局正在形成。与此同时，区域集团化趋势在迅速发展。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基本态势和格局，将对各国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面对世界多极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而言，我国适时地作出了战略性转移。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的对外开放从区域推进转向全方位开放;第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一般提高市场化程度转向全面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三，在继续发挥香港作为连接内地经济和国际经济的桥梁与纽带作用的同时，大力建设我国对外经济的新的枢纽点和集散中心，以便更有力地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

正是经济全局的这一战略转移，上海的战略地位及其极端重要性被突出出来了。上海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后卫”一跃而成为“前锋”。1990年4月，我国正式向世界宣布，90年代对外开放的重点是开发开放上海浦东。1992年6月在我国制定的沿江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成远东地区最大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之一，并以上海为龙头，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提出，要“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采取的是多层次区域推进的方式。主要是以香港为纽带和辐射源，经过经济特区的传递，向华南地区进行产业扩散和转移，并从境外引进资金、技术和先进设备与管理经验等。在此基础上，再从华南地区由南向北，加上沿海地区的由东向西，实行逐步的区域推移。这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开始阶段是完全必要的，也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增长效果和示范效应。但是，以香港作为纽带和辐射源，由于其自身产业结构的局限，向内地转移的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加以华南地区在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和周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多种制约因素，其经济辐射能力是极有限的。因此，进入90年代以后，确定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重点，以上海为龙头和纽带，把沿海发展战略向沿江发展战略转移，将区域推进的对外开放战略转向全方位的对外经济开放。这样就可利用浦东开发开放的巨大政策效应，利用上海优越的区位优势和雄厚的产业基础，加之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区本来就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就有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迅速形成一个新的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纽带，形成新的更强劲的对外开放的经济增长效应和更强有力的经济辐射源。从参加国际分工和接受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在实行低位吸纳、参与“垂直分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可以利用上海的科技、人才、信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参与“水平分工”，接受来自境外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包括一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一方面可以沿着上海—长江三角洲—长江沿江地区以至全国的路线向内扩散和辐射;另一方面，亦可通过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高起点地对外开放，迅速与国际市场接轨，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产品档次，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以便在国际市场上确立我们的优势。

20世纪80年代我国对外开放的另一个特点是: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经济开放的格局，如深圳对香港，珠海对澳门，厦门、福建对台湾，山东、辽宁对日、韩等。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但是，从对外开放的战略全局来看，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个阶段，就会使我国经济易受少数国家和地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弄得不好还会受制于人，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所以会造成上述单向开放的格局，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多功能、开放型的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还无法从战略全局上加以配置和调度。通过浦东的开发开放和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我国的对外开放就可以形成南北两翼、中间突破的整体态势，摆脱对外开放的地域局限，将沿海、沿江、沿边的对外经济开放形成一个整体，真正实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格局。这样就可大大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度，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到那时，我们才能变单向开放为双向对流，使中国经济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

二、国际化:必然选择

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就是要把上海建设成现代国际大都市。经济国际化，这是上海的必然选择。

现代国际大都市是世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日益发展的产物。一般说来，国际大都市具有如下一些特征:

第一，经济生活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人均GNP一般在本国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在本国GNP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在世界经济中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2)是国际商贸活动的集聚中心。这里汇集着大量国际大财团和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跨国公司指数”相当高。是万商云集之地，国际商务活动十分繁忙。(3)是国际资本的聚散中心和流动中心。这里有大量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跨国银行指数”也非常高。有大量的资金、利润流进流出，在国际收支和全球资本流动中比例十分高。具有高度国际化的银行业体系和功能齐全的国际金融体系，有完善发达的资本融通和交易市场。(4)是国际市场的主要窗口和晴雨表。这里具有较高的国际经济参与度和关联度(依存度)，外贸进出口额占GNP的比重较高。由于商贸、资本、信息等的汇集，显示了国际市场的波动状况，成为国际经济的晴雨表。另一方面，它的每一波动也会对世界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城市装备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支持系统。有现代发达的陆上、水上、空中交通设施，运输方便快捷、四通八达。(2)适应国际商务、资本、信息集散的需要，有发达良好的现代化通讯设施和信息网络。(3)拥有一流的生活服务设施。有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和众多的娱乐设施，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服务。

第三，体制运行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经济市场化的程度高。国际化的核心和基础是市场化。有发达而又完整的市场体系，包括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能与国际市场顺畅接轨。(2)有符合国际市场惯例和规范的市场法规体系。(3)在金融、经贸、信息、咨询等各方面都能提供具有国际水准的发达而又完善的中介服务，第三产业特别发达。(4)能提供与国际惯例相匹配的行政架构和管理方式，有很高的行政效率和健全的法规管理，保证经济的高效率运行。

第四，人文环境国际化。这主要表现在:(1)随着国际商贸的集聚、国际资本的聚散，必然伴有各国人民的大交往、国际人才的大流动，包括有大批外籍居民的移入，形成国际化的移民社会。(2)不仅有大量的人口集聚，而且人口素质高，具有国际水准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和相应的人才优势。(3)在发达的科、教、文、卫基础上形成发达的国际性科技、信息、旅游和文化交流中心，承办国际会议及展览会指数高，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以及外语环境指数也较高，经过本国、本地文化对别国、国际文化的兼容、吸纳、碰撞与扩散，形成国际性的影响。

上海要建成国际大都市，必须以国际化战略统领全局，大力建设和实现以上所说的经济生活国际化、城市装备国际化、体制运行国际化和人文环境国际化，使自己真正成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纽带、桥梁和“龙头”，真正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促进整个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加速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接轨，带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国际水平靠拢，不断跃上新台阶。

三、成就与制约因素分析

上海实现经济国际化不仅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上海有优良的战略区位，又有深厚的产业和科技基础。上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工商重埠，有“东方的纽约”和“远东第一大都市”之美称。尤其是近年来，上海已经走在加速经济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提高了经济的外向度和国际化水平。

(1)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20世纪80年代上海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一倍，年均增长7．4%，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7%)。进入90年代，开始加速增长。1990年、1991年与全国持平。1992年完成国民生产总值1 054亿元，同比增长14．8%，高于全国2．8个百分点。199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1 500亿元，同比增长14．9%，又高于全国水平近2个百分点。这种强劲的加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为经济进一步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2)引进和利用外资迈开大步。改革开放以来的前12年共引进项目1 275项，吸收外资33．3亿美元。1992年达2 012项和33．6亿美元，超过前12年的总和。1993年更高达3 650项和70．16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81．4%和1．1倍。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协议外资在1 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有120项。到1993年底，已累计吸收外资137．06亿美元，外商已实际投入资金51．32亿美元。

(3)外贸进出口额上了新台阶。1992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97．4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1．30%。其中出口商品总额65．51亿美元，增长14．4%，进口总额31．9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8．60%。1993年上海进出口贸易总额跃增至127．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0．5%，其中进口53．36亿美元，增长66．9%，出口总额达73．8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7%。出口额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并首次扭转了连续28年来出口增幅低于全国增长水平的被动局面，比全国平均增长水平(8%)高出4．7个百分点。

(4)第三产业有了快速发展。近年来，按照“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对第三产业投资大幅度增加，三产获得快速发展。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21．1%，提高到1991年的31．8%，1992年上升为33．1%，1993年更提高到37．9%，又比上年有较大的提高。这为改变城市落后面貌、转变城市功能，进而为提高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5)要素市场建设成绩卓著。经济国际化的核心是经济市场化。而市场化的重点又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近年来，上海把培育现代大市场作为经济改革的重点，在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后，又相继建立了金属、农资、化工、石油、煤炭、粮油、汽车、建材等八大国家级交易所，1993年全年交易总额突破4 000亿元。其中金属交易所全年交易额达3 500亿元，一跃而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的世界第三大金属交易所。证券交易所三年来每年以5—6倍的速度蓬勃发展，1993年交易额达5 200亿元，比上年增长5．8倍。年末，全市股票上市品种达123个(含B股)，证券交易会员单位达481家，交易席位达2 600个。全年外汇调剂市场成交金额52．9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9%。一个立足上海、辐射全国、沟通世界的大市场格局正在形成。

(6)企业运行机制日益国际化。作为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手段，近年来，上海企业在产品质量、会计制度和产品成本等内部生产管理方面正大步向国际惯例看齐。全市已有100多家企业生产的5 200多个产品采用国际标准。已有近300家企业采用了国际通用的财务结算制度。400多家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通过优化产品设计、完善质量保证体系、强化成本管理等多种方法，使产品成本逐步向国际水平靠拢。企业运行机制日益国际化使上海企业的经营管理日益接近国际水平，从而有效地增强了上海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7)浦东新区进入功能开发新阶段。近年来，浦东新区按照基础开发与功能开发并举的方针和基础设施建设、金融贸易和高新技术产业三个先行的要求，高标准地推进开发建设。三年来，总投资150亿元的十大基础设施工程，除外高桥电厂一期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外，其他工程均已提前两年竣工。四个重点开发小区已加速启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已有50幢金融大厦、商贸大楼动工兴建。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有200个项目进区，100个项目开工，30家企业投产，每个项目平均资本高达1 300万美元。1993年新区国民生产总值达16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92年增长30．2%，比1990年增长100%，实现了“三年翻一番”的目标。新区的全面开展和启动，成为上海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为上海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大大加速了上海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8)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推进。20世纪80年代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共投放资金233．4亿元，而1992年和1993年两年资金投入就达230亿元，差不多相当于80年代的投资总和。1993年一年就拿下18项重点工程项目，包括世界第一大斜拉桥杨浦大桥、罗山路立交桥、合流污水治理工程一期、外滩综合治理工程二期、外高桥新港区等等。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是经济赖以发展、起飞的依托和支架，也是经济国际化的主要硬环境。

但是，上海经济要迈向国际化，也存在着若干制约因素。这主要表现在:

(1)经济体制制约。上海曾经是计划经济最集中的地方，作为一个超稳系统的旧体制，其运行惯性特别巨大，原有体制包袱尤为深重。加之国有企业比重大，改革长期滞后，导致企业产权难以主体化，资产存量难以流动化，资源配置难以合理化，严重制约着上海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为上海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与国际经济顺畅接轨增加了难度。

(2)产业结构制约。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第二产业畸重，第三产业极度萎缩。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建国初期的41．7%，下降到1978年的18．6%。经过近十多年的努力，才逐渐恢复到近38%，但仍未达到建国初期水平，更不用说现代国际大都市应有的高水平。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不利于大流通、大贸易、大服务的形成，也严重制约了上海经济高质、快速和高效发展。就第二产业即工业内部结构来说也很不协调，加工工业粗放经营，轻重不当，外向化转换缓慢，无力大幅度拓展外贸和扩大外销。而国际贸易发展跟不上总体经济发展，也影响和制约着上海的“龙头”地位和“中心”地位的形成。

(3)城市功能制约。上海城区狭小，土地使用结构很不合理，第三产业使用面积极低，交通拥挤，通讯设施落后，人口稠密，住房紧缺，环境污染，文化娱乐设施也相当稀少，居民生活质量难以提高。虽然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某些方面甚至已大为改观，但终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过多，致使上海城市综合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这也严重制约了上海经济国际化的发展。

四、主要对策措施

上海要加速经济国际化发展，主要应采取如下一些对策措施:

(1)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上海要建成“三个中心”，归根到底是要把上海建成市场中心，包括国内市场中心，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市场中心，并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发展成为东亚市场中心、亚太市场中心以至世界市场中心。市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载体，而市场机制及其作用，则是一切经济活动及其运行的最具生命活力的机理与功能。因此，上海只有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扫除进入国际市场的体制障碍，顺畅地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从而成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并与国际经济接轨的主要桥梁，进而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最基本的要素是三个方面:市场主体的形成、市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和市场宏观调控与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三者当中，市场主体的形成是最基础、最关键的。尤其对上海而言，国有企业比重大，改革滞后，国有资产的产权难以明晰化、主体化和市场化。这一状况如不根本改变，率先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就会落空。如果上海真正能在这方面思想领先一步，行动超前一步，率先进行改革，上海就将收到先发性效应。在改革中，通过对国有资产产权实行多种多样的分解和重组，一方面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产权边界明晰化，重构国有产权结构及其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实现企业制度创新，探寻多样化、高效化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催化公有资产市场主体的形成，这就为建立和完善包括多种公有产权主体在内的市场体系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奠定了微观基础。从而，公有制尤其是国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相容的问题，企业产权明晰化、主体化和经济全盘市场化的问题，以至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顺畅对接的问题等等，全都迎刃而解了。国有资产也会以多种多样的产权主体形式出现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同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可以毫不逊色地大展其雄威。

(2)加速进行金融国际化改革。一国经济的国际化，离不开利用国外的市场、技术和资金。这要靠利用各种国际金融手段来加以实现。为此，必须以国际金融的发展为支柱，建立自己的现代化、规范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金融网络。上海要建成“三个中心”，其战略重点是金融中心，以金融中心带动贸易中心，进而促成经济中心的建立。在全部市场战略中，金融市场是战略重点。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速金融业务国际化步伐，以金融深化来带动和加速整个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采取以下各项措施:加快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步伐，允许创立地方性银行和民办私人银行;放松对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管制，积极引进外资金融机构;放松外汇管制，建立统一的多功能的外汇市场，开展离岸国际金融业务和加快国内银行的境外发展;积极筹措和建立黄金市场;进一步发展短期货币市场(同业拆借市场)和长期资金市场;大力完善金融法规、现代化操作系统和国际金融人才的培养;最后，还要有相应的组织措施，即在上海金融大市场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在上海成立上海特别金融区管理机构，专门对上海进行金融方面的间接宏观管理，使经济运行在宏观和微观领域共同达到最佳效益。

(3)逐步实施有中国特色的自由港政策。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必然要成为国际交通中心。而实行自由港政策，则是国际交通中心建设的一项最富效益的政策。上海港是我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十大亿吨港之一。它以长江流域为广大腹地，无论在产业基础、科技实力、腹地资源、密集劳动力方面，还是在消费潜力和市场潜力方面，都远胜过香港、新加坡两港的条件。但是在为国际中转贸易服务的基础设施，尤其在实行自由港政策优势方面，上海却无法与它们并驾齐驱。这种状况能否改变，将直接关系到今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内，上海能否赶上或超过它们，能否实现经济国际化和建成“三个中心”的战略目标。因此，我们的思想要更解放一点，大胆实行自由港政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港，就像20世纪80年代建设我们自己的经济特区一样。上海对自由港类型的选择，不可能是单一功能的转口型贸易自由港，而必然要选择综合型贸易自由港。其政策主要包括:自由港的关税政策;人员出入境自由政策;自由投资的自由企业政策和自由汇兑的货币政策。综合型贸易自由港的特点在于:中转贸易、出口加工、保税仓库的免税功能;招徕国际万商云集的贸易中心功能和信息中心功能;规模庞大的国际免税购物中心功能;以及以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为基础，因受免税刺激而带动起来的港内工业、金融、商贸、房地产、旅游业及其他服务业的全面发展。上海港建设，除要解决深水港问题，海、空港并举问题以及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建设名副其实的东方大港的港群集团问题之外，最主要，也是最富效益的措施，就是实行自由港政策。这可以以现在已经运转的外高桥保税区(10平方公里)为支点，向北拓展，包括外高桥新港区，使其超越“保税仓库”和“保税出口加工贸易区”的功能，与港相连，真正有“港”可以“自由”进出;向南沿长江口拓展到川杨河口南，与浦东新建的航空港接壤，使“自由港”北有海港、南有空港，真正成为进出方便自由的“自由港”。在此基础上再逐步拓展至浦东全境，并把长江口外的嵊泗岛屿群，尤其是其中绿华山减载深水港也拓展进来，使浦东自由港因有深水中转大港配套而更加完善。上海如果从战略高度建成了自己的自由港，它对长江流域以至整个中国内陆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其能量定会数倍于香港!

(4)积极推行“自由贸易”政策。上海应大幅度扩大进出口贸易的开放度，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应立足于自己独特的口岸优势和集散功能，吸引国际性的商业机构，国内的外贸机构和商业批发机构在沪经营交易，让全中国、全世界的商品都有兴趣到上海来寻求市场。为此，首先应消除贸易业的进入壁垒，允许各国、各地区、各行业的各种企业、公司、机构和个人在上海开设贸易公司。其次是大力改变批发贸易极端落后的局面。东京和大阪1982年的批发业人数分别是零售业人数的1．5倍和2．0倍，而上海1991年批发业从业人员仅占零售业的12．3%。这同建成贸易中心功能相距太远。第三要大力发展转口贸易。这方面香港做得极为出色。1992年出口总值高达1 160亿美元，其中转口贸易占出口总值的75%。这是上海的另一个薄弱环节。要改变这方面的落后面貌，同样必须消除进入壁垒，特别要打破内外贸界限，应允许各地及各国的各类贸易机构在上海从事进出口业务，使上海成为全国各地商品的进出口枢纽。此外，要进一步放宽出口渠道，让更多的单位经营进出口业务，要尽一切努力建立销售渠道、销售网络和信息网络，以强化上海的引力场;还应为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商品交易提供“窗口”服务，尽可能多地召开各种商品展销会、博览会、交易会等。

(5)竭力扩大吸引外资的开放度。要大跨度地扩大吸引外资的对外开放度。新加坡是个弹丸之地的城市国家，总共只有310万人口，却有3 000家跨国公司在那里投资，单制造业就有700多家。外资银行和金融机构有近400家。1990年外汇市场交易额高达20万亿美元。没有大规模的外资投入，就不可能有这样惊人的经济能量。因此，要特别关注外资引进，因为它对经济腾飞有着最活跃、最广泛、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上海在这方面可考虑分几步走:第一步，大幅度地下放外资项目审批权。市里主要进行产业导向，可采用项目库办法加以调控。只要把下面的手脚放开了，不说市区各区，单就郊县而言，何愁出不了珠江三角洲式的明星县，又何愁不能再造个把“苏锡常”!第二步，待条件具备和成熟时，可不失时机地变外商投资项目审批制为注册登记制。第三步，在企业产权主体化、市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吸引外资的形式、途径、领域也应走向多样化、多元化;尤其要采取优惠政策把利用外资的重点或重心转移到第三产业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和居民住房建设等领域;包括吸引外资进行大规模大面积的土地成片开发，扩大土地批租对外开放度，尤其在城区，可采用土地房产置换办法，吸引外资对浦西黄金地区进行投资和再开发，并由此而大规模地进行城区和郊区、中心区与边缘区、浦西与浦东的土地置换和工业、企业及居民的扩散转移。第四步，允许外商收购、兼并上海的公司、企业，包括非公有制的，也包括公有制以至国有制的，这是资产形态的转换，有利于我们盘活资产存量。

(6)逐步实行开放的自由移民政策。上海在20世纪30年代能够成为远东的国际大都市，原因之一就是得力于“五方杂处”的移民社会。美国能够实现经济重心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的转移，至今仍保持巨大的经济活力，其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得力于它的开放的、兼容的移民政策。近十多年来，上海由于改革滞后，人才大量外流，上海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面对“三个中心”、“一个龙头”和经济国际化的历史重任，上海高层次人才将面临严重短缺。因此，上海应努力做好吸纳海内外人才和外来移民这篇大文章，采取更开放、更宽松的政策吸引外地及国外的人才和移民。要最大限度地放宽人员的进出入政策，做到来去自由，大幅度放宽人员携带物品、钱财数量的限额。对外籍人员放宽进出入审核、检查制度，大力简化人员进出港(海、空港)手续。要特别重视做好吸纳外来移民的工作。外来移民的进入，不仅会带来资金、技术、信息、管理技能以及高层次的社会消费需求，还会带来智能以及与母国乃至世界的某种亲缘的、社会的联系。现代国际大都市需要这样的因子、因素和细胞的碰撞和集聚，由此会产生出巨大的集聚效应和“杂交优势”。那些肉眼看不见的无形财富，到一定时候，在一定条件下，就会转变成巨大的物质财富，本来作为潜能存在的会突然迸发出无比巨大的物质能量。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城的兴起，就是以华人及其他亚裔移民的集聚为主要支柱的;洛杉矶城的崛起是以日本人和其他外籍移民的集聚为主要支柱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国的国际资本所以能较快、较顺利地进入中国，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借助于作为他们本国外来移民的华人的力量。上海还应扩大开放度，加大自由度，大力创造条件，放宽政策，改善环境，从国内外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让他们有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和众多机会，全力去夺取和占领未来国际经济竞争的人才制高点和智能制高点。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对人才和移民不加任何限制。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开放的自由移民国家。可是，它的联邦政府移民局根据国家利益和社会需要，每年对移民的数量和结构，都有一定的控制和调整。这方面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原载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