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如何跳越传统发展阶段

发展中国家如何跳越传统发展阶段——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借鉴

王　战　杨鲁军

在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比较研究战后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跳越传统发展阶段(下文简称跳越)的主客观条件，对我国，特别对上海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是富有启迪的。

一、跳越的含义

如何确定传统发展的分期，是研究跳越问题的前提。

从本报告的特定角度来看，以“三次浪潮”来分期，跨度太大;上海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存在从“农业浪潮”向“后工业化浪潮”跳越的问题。若以“四次产业革命”来确定分期，上海可以说相当于第三次产业革命初期的工业水平，看来亦不存在经济发展程度横跨一次产业革命阶段的跳越。

战后主要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经济成长进程告诉我们，“密集型产业”式的分期和更直观的轻纺→重化→新兴产业结构密进式的分期，比较有助于我们摸清跳越与产业结构、工业结构乃至产品结构转换的关系。鉴于此，可以认为跳越的范围一般限定在下述两个方面。

(1)一国一地区的经济成长具有以轻纺→重化→新兴产业为主的数个产业结构迭次演进的发展阶段。若越过数个发展阶段之间的经济低速增长期，各个经济发展阶段连续衔接，进程缩短并形成高速增长，可视之为跳越。例如，英国在19世纪末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花了100多年的时间和两次产业革命的进程，美国花了30多年的时间就赶上了。又如工业发达国家花了三次产业革命的进程达到的经济现代化水平，16个中进国家与地区(16个中进国家与地区又称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或半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联邦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认为半工业化国家与地区包括巴西、墨西哥、西班牙、南斯拉夫、埃及、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土耳其等15个国家与地区，其中中国台湾没有包括在内)经过战后20年的高速发展，从轻纺为主的产业结构阶段到重化为主、直至大力开发新兴产业，一气呵成，时至今日差不多与工业发达国家站在迎接新的技术革命的同一条起跑线上。显然，一国一地区的跳越，是其数个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浓缩，而不是凭主观意愿去撇开必经的发展阶段。

(2)就产业部门而言，某一工业部门可以从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资金密集型产业)转换为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例如，在一般意义上纺织业和服装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纺织业和服装业若实行了计算机管理、监测、辅助设计并实行产品小批量多品种的生产，其所属的密集型层次也因此发生转换。这就是说，同一工业部门，通过运用新兴技术改造老企业，可以从一密集型层次向更高水平的密集型层次跳越。

鉴于我们经济建设中有过的历史教训，确切地把握跳越的客观范围与“大跃进”的区别，是必要的。

二、跳越的阶段性与时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不是在任何时期、任何条件下都能轻易跃过传统发展阶段这根横杆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对西方开放了100多年，为什么只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才起飞了?拉美的巴西、墨西哥等国的开放政策也为时已久，但是为什么也是在60年代经济才高速增长起来?我们的结论是:跳越有阶段性。选择好起跳点是至关紧要的。

世界经济存在着长周期波动。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分析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100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得出世界经济存在着以五六十年为一周期的长波运动，每一长波中有“上升时期”和“下降时期”两个阶段。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假说已被1929年和1973年两次结构性大危机所证实，是我们探讨世界经济第四个共同期所能参考的预测工具。但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向来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表现”，应当把经济长周期划分为结构性危机、低速发展和高速增长三个阶段，而不是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我们发现:

(1)在历次长周期内，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跳越，是在历次产业革命带动世界经济高涨的期间实现的。

(2)经济小国和中进国的起跳点偏后于主要工业国家。

这两点在战后高速增长期显示得最为充分。战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首先实现经济跳越的是联邦德国(1950—1960年)和日本(1958—1973年)，16个中进国家与地区大都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经济起飞的。分析表明，每一长周期内，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中期是经济落后国家的最佳起跳时机;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0—1967年则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佳起跳时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这是个例外。但正如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争繁荣一样，澳、新的战争繁荣是由远离战争的地理环境和战时需求刺激起来的)。

如果说16个中进国家的经济起飞是在世界经济高速增长期内实现跳越的成功经验，那么波兰和伊朗则是错过最佳起跳时机的典型。

1973年结构性大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世界经济步入第四个长周期的经济低速发展期。波兰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大量引进外资，开始经济跳越的，结果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不景气，致使其陷入经济失误和政治动乱的泥潭之中。伊朗是1974年开始实行更为雄心勃勃的第五个五年计划的，首先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强国，结局却是长期的内乱外患⁽¹⁾。

波兰和伊朗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尊重跳越的阶段性和选择最佳起跳时机的重要性。尊重跳越的阶段性，选择最佳起跳点，这就叫做“抓住机会”，只有抓住机会方能迎接挑战。

根据对世界经济长周期波动律的推算，本次长周期的高速增长阶段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期前还有一次过渡性危机。国内外经济界较为普遍的预测与长周期的理论推算值是趋于一致的。由此是否应当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本世纪末，将是中国在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下的最佳起跳机会，目前是“助跑阶段”。在整个进程中，上海应当有所超前。

三、跳越的战略

在跳越传统发展阶段中，主要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四种经济发展战略。

(1)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这是不发达国家沿袭已久的传统发展战略，选择这一战略的主要是拉美、非洲、东南亚和中东那些出口资源丰富的国家与地区。

(2)进口替代战略。这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在发展中国家盛行起来的发展战略。坚持长期选择这一战略的往往是些国内市场广大的大国，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

(3)出口导向战略，即制成品出口战略。这一战略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16个中进国与地区不同程度地采用了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效果最为明显的是亚洲“四只小老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

(4)东欧国家的“经互会”型发展战略(对于这种国际区域经济结盟性质的发展战略，应予肯定的评价。但我国不具备制定这一战略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故本报告不详加探讨)。

对发展中国家按战略选择的不同分别进行考察，我们看到:除了石油输出国之外，没有一个始终采取初级产品出口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了跳越;没有一个始终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中小国家实现了跳越;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从经济起步时就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事实上，实现了跳越的16个中进国家与地区，在发展过程中都进行了战略转换。

中进国家与地区普遍采用了两种形式的战略转换:一种是初级产品出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另一种是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是否实行战略转换，后果是大不相同的;实行哪一种方式的战略转换，效果亦是有异的。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实行何种战略转换受到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但相对来说，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换比初级产品出口转向出口导向的战略转换的跳越程度更大些，更适宜于经济小国或城市经济实体。这方面，亚太地区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属后一种战略转换，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属前一种战略转换;两者构成了较为典型的对比(见表1)。

表1　亚太地区八个国家与地区出口结构与年均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综合《世界各国工业化概况和趋向》、《现代香港经济》、《战后韩国经济》、《东南亚五国经济概况》、《亚洲经济论》等统计资料。

表1中数据清楚地表明，采取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的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其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四国的发展速度。

有必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跳越的成功之道必然是好的战略与好的起跳点的有机结合。作为跳越的较佳模式，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成功转换，始终是以把握起跳时机为前提的。也可以这么说，两种战略的转换环节也就是起跳点。用这一分析来看战后中进国与地区的经济起飞，我们可以把跳越的成功模式归结为:

鉴于战后中进国家与地区的跳越战略，值得我们思索的是，在新的技术革命挑战下，中国，特别是上海应选择怎样的跳越战略?实行何种形式的战略转换?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顾问杨叔进博士认为，中国在进口替代方面已经做得相当好了，“中国也到了注重出口这个阶段了”⁽²⁾。他指出没有进口替代这个阶段就不能建立工业化的基础，可是这个基础保护久了也会发生严重问题，这就要转到出口导向方面。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问题进一步在于，小国采取出口导向战略较少受世界市场容量的限制。由于我国地大物博，而在新的一轮挑战中主要竞争对手又是印度那样的大国，都搞出口导向世界市场是承受不了的⁽³⁾。然而这恰恰反证了，上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和全国经济中心，虽是弹丸之地却又举足轻重，借鉴中进国与地区的跳越战略来拟定地区性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完全可能的。为此，我们有必要着重研究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北还有韩国的釜山等中进国家与地区中的城市经济实体，从城市经济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实现跳越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四、实现跳越的宏观经济政策与措施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等城市经济实体在实现跳越中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与措施上有许多共性。

1．投资政策与措施

(1)非常重视投资环境的建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是开埠百年的自由港，本身有着优越的投资气候，但是两地仍然非常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更新。中国香港的基础设施建设属“不平衡发展策略”，即通过发展直接生产部门来带动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国香港是通过纺织业和制衣业的大发展带动基础设施的发展，70年代是通过旅游业和金融业的大发展来带动通讯、交通、保险、商业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做法属“大推动策略”⁽⁴⁾，即先全力以赴搞基础设施，由此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这是一种更有胆略的做法。发展初期，新加坡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投资中，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即占95．5%。1959—1969年，新加坡的发电量增加了14倍;建筑业是新加坡经济部门中增长最快的，1961—196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20．7%。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上大刀阔斧，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后劲很足，呈明显的跳越状态，1960—1970年的年均增长率是7．2%，在1968—1973年高达12．5%。

(2)大力引进国外直接投资。在引进外资方面，中国香港与新加坡都属于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类型⁽⁵⁾，主要是引进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包括独资企业和合作经营)，旨在通过国外直接投资以利于引进国外先进的生产、管理和销售技术，并利用跨国公司的国际市场销售网拓展出口渠道。新加坡在实行出口导向的13年中，引进外资20亿美元，这些资金按理新加坡本国也能融通，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带动出口。

2．产业政策

(1)产业结构的调整。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从转口贸易经济转向以本地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在实施跳越战略中，两地形成了颇为相近的产业结构。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缺乏自然资源，“第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两地在“第二产业”上的共同点:一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十分接近，1973年香港是26．7%，新加坡是26．2%;二是在发展制造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建筑业，把商品化的建筑业作为“第二产业”崛起的一大支柱工业，是一条值得认真吸取的经验。对于“第三产业”，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采取全力推进的做法。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旅游业和金融业的突飞猛进。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没有风光资源，两地的旅游业是作为产业才迅猛发展起来的，是其产业结构的一大特点;旅游业的兴起一方面推动了通讯、交通、商业、服务业等投资环境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贸易赤字。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还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城市经济实体来说，旅游业和金融业的兴起并带动“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是实施跳越战略的必经阶段。

(2)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结构一致化的趋势相反，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跳越中因地制宜，各自形成了特有的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中国香港的工业结构是典型的轻型结构。20世纪60年代以来，纺织和成衣业一直是中国香港最大的工业部门，其他主要工业是电子、塑料、玩具和钟表工业。1978年在港制工业品出口总值中，纺织成衣业占40%以上、电子产品占11．6%、塑料产品占8．8%、玩具占8．2%、钟表占6．7%。

新加坡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工业主要是重化工业，可谓重型结构。其主要工业部门是炼油、造船、化工、金属工程、电子等。这些部门产值占整个制造业的80%，其中炼油业曾占25．6%，石油产品的90%以上都面向出口。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工业结构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下述三方面。

首先，从轻纺→重化→新兴工业的结构演变过程来看，新加坡一下带过了以轻纺为主的第一阶段，着力发展重化工业，目前正处于以重化为主向以新兴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调整阶段。中国香港则掠过以重化为主的第二阶段，由轻纺为主向新兴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过渡。

其次，从密集型工业转换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明显地是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结构方向调整。对于中国香港的密集型工业层次的转换问题，是有点争议的，不少人认为中国香港工业至今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理由是中国香港的纺织、成衣业仍然是最大的工业部门。我们的看法正如前述，即同一工业部门本身存在着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工业跳越的可能性。中国香港的纺织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以棉纺为主，以后大量生产化纤织物，成衣业70年代以来也朝着技艺和知识更为密集的高质化、时装化、多品种小批量化发展。电子工业尤能说明问题。60年代初中国香港的电子工业只是利用劳动力加工装配进口的零部件，目前中国香港的电子工业产品包括电子计算机、电脑记忆系统乃至太空船上的最新微电子仪器。显然，中国香港的工业部类虽说变化不大，但工业部门本身正逐渐从劳动力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层次转变。

由此，我们看到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在工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中的第三个区别是:新加坡是通过工业重心的转移(从橡胶、食品、木材业转向石油、造船和电子工业)，实现密集型层次间跳越，而中国香港将通过新兴技术改造原有工业部门实现密集型层次的转换(如电子技术对传统的玩具业、钟表业的改造，微电子技术对电子工业的渗透)。

尽管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在跳越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但政策的导向性是一致的，这就是审时度势，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例如新加坡的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较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为晚;另一方面新加坡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上石油运输的枢纽上，所以新加坡当局当时没有发展纺织成衣，而利用廉价石油大上炼油业，这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

3．工资与物价政策

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工业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了“三高”政策，即高收入、高消费和高福利。中进国家与地区尽管对高福利政策取舍不一，但是都在经济起飞中较为普遍地采纳了高收入和高消费政策。国外广为公认的研究表明，“需求拉动是创新成功的主要因素”。只有高水平的消费才能刺激经济高速增长得以持续，而高水平的个人消费是与高收入密切相关的。中国香港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指数若以1964年为100，1979年则增至466，即15年内增加了4．66倍。这种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当时在中进国家与地区是较普遍的(见表2)。

表2　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工资对比情况(每天平均)单位:美元

此外，中进国家与地区收入方面的一般趋势是，大企业的工人工资比小企业增长快;城市的收入比农村增长快。如韩国的首尔、釜山的收入增长就远远超过工业较少的江原、南北全罗等道⁽⁶⁾。

在中进国家与地区的跳越过程中，伴随着收入增长较快的另一突出现象是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同样与高消费政策有着因果关系。一方面，消费的高涨对物价有抬升作用;另一方面，物价上涨在刺激扩大生产的同时还会刺激消费，这是因为物价上涨对消费者产生的预期心理会使之增加即期消费。由此我们可以说，在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若干年后，适度的高收入和适度的物价抬升是经济成长的必然产物，并有利于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只是在国际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一俟物价上涨与赤字理财政策的失控结合起来，很容易产生恶性的通货膨胀。阿根廷近十年来的教训，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我们在借鉴中必须引以为戒的。

4．财政金融政策

中进国家与地区在战后的跳越中采取了很多共同的财政金融政策，如货币贬值、利率和汇率的调低、关税减免等等。但是，财政金融政策属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并非地方政府所能借鉴与制定，因此，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为城市经济实体的地方性政策法令的调节机制所能借鉴利用的财政金融政策。这些政策包括:

(1)低税政策。世界银行在其研究报告《税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中对17个发展中国家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进行了对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低税国家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⁷⁾。中进国家与地区如巴西、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西班牙都属低税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政策表明，在经济起飞期间，税收量的增加不在于税率的提高而在于税收基础的扩大。这对于地方税显然也是适用的。与出口导向的跳越战略相适应的低税政策包括:出口所得税减免;出口产品税减免;出口税减免，出口生产之原料的进口税减免与回扣;税收信贷。

(2)赤字理财政策，在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战后发达国家与中进国家普遍采取了赤字理财政策。对于国家一级来说，实行赤字理财的政策措施是增加货币流通量、发行国债券等;对于地方来说，则可发行地方债券。

(3)信贷政策。信贷政策是地方性财政金融政策大有可为的方面。政府信贷对引导一国一地区的工业发展战略和贸易发展战略有重要作用。与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相一致，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中进国家与地区实行了向企业提供优惠出口信贷的做法。巴西为了刺激重化产品出口，巴西中央银行1969年设立出口基金向耐用品出口企业提供CIF出口价格80%的直接出口贷款。韩国、中国台湾20世纪60年代把原料进口加工工业作为工业发展重点后，为了使出口企业拥有足够的流通资金，都着重实施优惠出口信贷。

5．关于经济统计指标体系

中进国家与地区的统计指标体系有两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一是采用GNP(国民生产总值)体系，而不是工农业生产总值，这样便于反映“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经济活动。二是GNP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分设;随着经济的开放，跨地区、跨国的经济活动日见频繁，只有GNP与GDP的分设才能比较与全面评价一国一地区各产业部门的经济活动，如台湾省的台北市，制造业的产值1966年占台湾省的58．5%，1971年占46．1%，1976年占20．6%;2/3的企业只是申报税收的总公司设在台北，而生产经营在外。

6．发展跨国公司

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中进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动向是纷纷设立跨国公司，发展海外承包工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也采取了积极态度。中国香港最初搞跨国经营的有长江制衣有限公司、联业纺织有限公司、金钱牌热水瓶股份有限公司、环球电子有限公司等，大都是轻纺类企业。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的进口配额限制，利用其他国家的出口配额和优惠税收待遇，是中进国家搞跨国公司的主要动因之一。目前，美国与欧洲共同体对我国轻纺产品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日甚一日，上海轻纺产品出口比重占56%，商品输出的难度增加，似有必要从搞跨国公司、劳务输出和海外承包工程的角度来全面认识“外扩”的含义。

在战后的跳越中，除了上述六个方面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中进国家与地区还采取了不少共同的具体政策与措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对15个半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没包括中国台湾)进行了研究，筛选出十项至少有十国共同推行的具体政策，其中有五项具体政策是与出口导向有关的⁽⁸⁾。

五、几点结论

结合上海市情，归纳以上阐述，提出如下四点参考性结论。

1．跳越的时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即世界经济第四个长周期的高速增长期的前期与中期。

2．跳越的战略

考虑到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同时上海30年来实行轻纺产品进口替代为时过久，故当前宜采取重化产品和新兴工业产品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并举的战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转换。上海的市情与香港、新加坡有所不同，上海有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雄厚的工业综合配套能力，所以目前不仅不应从轻纺为主阶段跳过重化发展为主的阶段去大上新兴工业，而应当实行轻纺→重化→新兴工业发展阶段连续衔接，以“两山”为原料的重化带动两头的方针。要做好这一点，就应当抓住市场潜力大，需要轻纺、新兴电子产品配套的重化产品，着手进行第二次进口替代;20世纪70年代的“两山”是上海重化产品进口替代的先端，接下去应当是轿车、船舶、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飞机等等重化产品的进口替代，这样既提高了“两山”原料的加工深度，又从机、船、车和平台内部的高标准的综合配套加工方面带动了轻纺和新兴电子产品这两头，为新兴工业的接踵而起在资金积累和市场开发方面开拓道路。

3．跳越与产业结构的变动

要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现跳越，上海目前应当在上述工业结构调整的同时，抓紧5—10年的时间，全力搞好期前的投资环境的建设。投资环境的建设除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完善地方政策法令的调节机制外，主要是搞好基础设施。鉴于上海35年的市政建设投资只相当于上交国家财政的1%，基础设施过于陈旧，应考虑采取新加坡的“大推动策略”，以求后劲。投资环境对上海产业结构的变动的要求是:(1)“第二产业”中要大大增加建筑业的比重，当务之急是将建筑业的民用住宅建筑如何迅速纳入商品生产渠道，以促进其健康发展。“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应当主要采取香港的做法，争取在工业部门内实现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换。转换途径是用新兴技术改造老企业，当前新兴技术的开发重点应当从改造老企业的需要来确定，不宜一下子把新兴工业的开发面铺得太宽。(2)“第三产业”基本上都包括在投资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之内，应当重点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可参照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做法，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大力推动商业、通讯业、交通业、保险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海不是自由港，近期不具备搞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但要解决货币流动性和兑换性问题，加快金融业的发展。同时，要根据新技术革命的特点，积极发展信息产业这一“第四产业”。

4．跳越与经济政策的调节

对于前面论及的战后中进国家共同采取的经济政策与措施，凡属发展经济学意义上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诸如吸取国外直接投资、高收入高消费，搞跨国公司以及改进考核指标体系等等，都应大胆地予以采纳，为上海所用;对于一时还把握不准的，也应进一步研讨或予以试点，从中寻求确定的答案。

原载1985年第3期

【注释】

(1)鱼凯林:《伊朗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亚洲经济问题》。

(2)杨叔进:《经济发展的几个宏观问题》，《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

(3)联合国高级经济顾问王念祖教授指出了这一点。详见《发展经济与跨国公司》。

(4)杨叔进:《经济发展的几个宏观问题》，《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

(5)孔凡静:《关于南、台、新、港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6)张是和:《战后南朝鲜经济》。

(7)见诸于世界银行工作人员文件第605号。

(8)J·多涅斯:《十五个半工业化国家工业化政策的对比调查》，《世界经济文献》第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