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链式反应

第四章　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互动

区域城市化和城市区域化已成为当今区域发展的主导方向。城市化作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不仅推动着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提升着西北地区的经济结构，改善着居民生活质量，更有效地减轻了人口对脆弱生态环境的胁迫，城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之间开始显现“城市化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区域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化营造良好发展背景”的良性互动态势，继续推进城市化进程，这种强劲的互动效应将有效地增强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第一节　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链式反应

城市化作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现代人类社会追求的最终目标，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链式反应，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中心、重心、向导和动力，对整个区域具有“领衔主演”的作用，而区域则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条件，又是城市服务的对象，城市化在引领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的同时，也昭示着人类文明的转变——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变，可以说，城市化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一、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

城市化实际上是城市不断形成、扩展的过程。在该过程中，“聚集效应”作为城市经济的本质规定性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改变了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约束和经济约束，而且改变了经济活动的市场约束，使得资源和要素不断由周围腹地流向城市。埃德温·密尔斯和布鲁斯·汉密尔顿在城市形成模型中清楚地说明了这种关系。

图4-1　埃德温·密尔斯和布鲁斯·汉密尔顿的城市形成模型

资料来源：Edwins.Mills&w.Hamilton:“Urban Economics（Fourth Edition）”, London: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Chapter 1.

由于比较利益的存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内部规模经济的存在又为非农业经济的空间聚集创造了条件。这样，从事经济活动的经济主体，为了获得规模经济而聚集在某地，进行大规模生产；在这些经济主体中的雇员，为了避免增加通勤成本而在附近定居，从而引起人口的集中；聚集在一起的人口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又吸引一些相关甚至于与最初经济活动无关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聚，导致了城市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城市始终是整个区域发展的核心，它的兴衰对区域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首先，城市是区域技术创新中心与推广中心。作为第二、三产业的集合体，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革新和企业间的分工协作与聚集，城市的生产效率明显高于农村经济。现代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区域生产力最高水平的代表，特别是在组织社会经济、创新、信息交流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有许多资料表明，在我国，大城市的技术创新与推广能力要高于中小城市，中小城市高于农村。

其次，城市是区域商贸流通中心和交通中心。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从而产生了交换的需要，出现了市场。历史上，最初形成的市场是商品市场，商品市场的最初形态是集市，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城邦、城镇和后来的城市。市场功能是城市的基本功能，正是由于市场不仅是一种能够节省交易费用的交换制度，更是一种对市场活动主体的市场利益提供保障的交换方式，城市才具有了对交易者、商品和要素的引力和内聚力，才使其发展成为区域商贸流通中心和交通中心。

最后，城市是区域政治、文化和社会交际、信息交流中心。城市不仅是各种政治和管理机构的集中地，而且还是人文荟萃、文化昌盛、科教发达、不断创造和积累精神财富的摇篮，是区域的文化轴心，是高等院校、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文化馆等文化设施的集中地，更是社会交际和信息交流的中心^〔129〕。

二、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宏观基础

城市化进程受到区域经济条件、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社会因素、区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各种区域条件构建了庞大的城市发展宏观框架，支撑着城市经济的运行。

区域经济条件：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其兴起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不在于城市内部，而在于城市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城市化与工业化、现代化之间具有很强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工业化推动着城市化，从生产、消费需求和结构转变方面对城市化产生带动作用；同时，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为工业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并且提供一个总量不断扩大、有较高收入的城市就业人口组成的市场，对工业持续增长起到拉动作用，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城市化还通过不断地吸收农村人口而改造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经济走向现代化。然而，由于城市化不仅是生产结构变动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受多种因素（如未来收入和对就业的期望、政府支出的分配以及经济全球化、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及与此相联系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高度扩张等各种社会因素）支配的发展过程，因而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出现弱化趋势。

地理位置：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地理位置是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影响着城市辐射和吸引范围的大小，决定着城市的优势产业和专业化市场。例如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东南亚的航运中心、转口贸易中心、技术服务中心、煤油业中心、电器制造中心、修造船中心、金融中心、旅游中心，都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不开。城市的地理位置是不断变化的，从自然方面看，沙漠扩张、海平面上升、河道变迁、港口淤塞等都会引起城市的变迁，例如楼兰古城、黑水国城的消失；经济地理位置的变化，如交通技术的改进、交通工具的改变、行政区划界限的变化等更是城市变迁的主要原因，如交和、高昌的变迁。

自然资源：区域内自然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及开采条件是影响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例如，西北地区的城市从空间布局来看，主要是依水或依矿产资源而建，大部分城市都属于资源性城市。在传统工业阶段，城市对资源的依赖性较大，到了现代工业阶段，尽管由于资金、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提高，自然资源的相对重要性下降了，但仍然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社会因素：影响城市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因素包括历史因素、文化传统、政治因素、人口素质等。①城市是历史的结晶，城市的规模、性质、职能、布局、建筑景观等都打上了历史的烙印，区域历史对城市的影响深远。②区域文化传统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移民观念的传统束缚、轻视经商的文化心理等观念都限制着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③政治中心对城市规模的影响较大，尤其在我国，政治中心在人、财、物方面有优先权，容易发展壮大，使得城市等级体系与行政中心的等级体系一致；④人口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劳动力的劳动效率、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吸纳创新的能力，从而影响着城市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和空间分布，对城市发展和布局有很大影响。区域性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是城市与外围区域相互联系的纽带，其好坏程度将直接影响城市的辐射能力和吸引范围，进而影响城市的发展、城市体系的形成、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以及区域优势的发挥和区域差异的大小。

生态环境：城市发展受到区域生态环境容量的限制，在生态敏感带和环境容量小的地区，城市发展的余地较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追求全面的生活质量，对环境的要求不断提高，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城市是大小不同的区域的中心，它不是孤立的，因此，研究城市问题不能就城市而论城市，必须把城市放在区域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每一个城市都有其一定的腹地范围，这一范围会随着区域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城市在区域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和等级的改变、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通信等的改善而变化，城市的发展不能脱离特定区域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而孤立地进行，两者存在强烈的相关性。

三、滞后的城市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区域可持续发展在为城市化提供良好宏观背景的同时，在聚集效应和扩大需求两个重要方面也得到了城市化进程的回报。同时，城市化的发展还会支持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流动，提高农业的效率和收益，扩大农村对工业品的需求，并从此获得自身发展的更有利的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还可减缓农村严峻的人地矛盾，使脆弱的生态环境得以休养生息。如果城市化发展滞后，必将给区域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

1.人地关系严峻

城市化滞后，农村将滞留大量的剩余人口和过剩劳动力，将会使原本已十分紧张的人地矛盾变得愈加突出。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全国20%以上的县（区）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地0.05公顷的临界值，有的县（区）人均耕地只有0.013～0.02公顷。在有限的耕地中，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的耕地面积仅占耕地总量的39.8%，坡度大于25度的约占5%，中低产田占79%。耕地后备资源已严重不足，全国现有此类资源1333万公顷。按60%的开垦率计算，可开垦耕地800万公顷，人均不足0.0067公顷，人地关系已经十分严峻。即使现有耕地一分不减，随着人口增加，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的人地比率也将降至1.41和1.31，21世纪中叶将降至1.20左右。

农村人口压力过大，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得不以环境和资源的破坏为代价。由于盲目垦殖，我国的森林面积和草原面积逐年减少，导致土壤流失加重，大面积土地出现荒漠化。长期以来，我国土地重用轻养，耕地出现严重的肥力衰竭现象，在耕地质量下降的同时，因各项建设活动引致的耕地数量减少也在与日俱增，进一步加剧了人地矛盾。此外，造成原本就贫水的地区水资源更加紧缺，许多地区由于水源枯竭已不再适合人口居住和生活^〔130〕。

图4-2　中国人均耕地与世界主要国家比较（单位：亩）

资料来源：李文.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4：64～75.

2.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农业效率低下

每个经济的劳动与土地之间都有一个合理的搭配“域”，土地数量超出这个范围会导致粗放经营、土地生产率下降，而劳动过量供给会影响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业效率低下，不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妨碍农业的发展。

3.消费抑制与内需不足

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对消费需求来说具有累积的作用，同样，城市化的停滞不前也对消费需求的衰减产生累积效应。城市化水平低下导致就业不足、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得不到提高，势必影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必然会影响农村市场的消费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市场容量的扩大、投资的增长，影响经济可持续增长，妨碍国内需求的有序扩展和升级，形成具有很长持续性的城、乡消费断层，导致工业生产能力和投资领域的扩张受到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明显阻滞。

4．制约第三产业的发展

现代社会中，第三产业是吸纳劳动力的主要产业。在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国家中每转移一个农业劳动力到工业，就可以转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国内学者的一项研究也表明，1995～1998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为0.38，不仅高于第二产业的0.18，而且高于整个非农产业的0.28。然而，由于城市化水平低下，就业潜力巨大的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量难以释放，城乡就业矛盾难以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因此受到阻碍。

5.阻碍农村工业提高素质和持续增长

分散的农村工业享受不到城市地区的聚集效应，对第三产业的拉动力弱小，存在着土地利用、规模和运输的不经济。在这些情况下，农村工业要提高素质比城市地区面临更多的困难，在工业结构升级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影响其持续增长的能力。

第二节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城市化是在空间体系下的一种经济的转换过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城市化决定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水平。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兴起和成长得益于农产品的剩余和农业劳动力的剩余；产业革命以后，城市化的基本驱动力来自于工业化，工业化导致比较利益、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形成。通过科技进步、制造业革命、交通运输革命和农业革命，改变了城市的经济性状，加速了生产要素和人口的集聚速度，而且密切了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地域的分工协作关系，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城市化使生产要素由分散无序状态变为高度集中的有序状态，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第二、三产业集中的城市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国际比较

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发展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具有循环累积的性质。美国经济学家E.E.兰帕德（E.E.Lampard）在《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第三卷中发表了一篇名为“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发展历史”的文章，指出：“近百年来，美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一种非常显著的正相关，经济发展程度与城市化阶段之间有很大的一致性。”1965年美国地理学家贝里选用了95个国家的43个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以解释城市化水平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最后导出经济、技术、人口和教育等因子，他的这一工作也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人均GDP作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国内外学者都曾就各国的人均GDP与其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做过详细分析，发现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人均GDP与其城市化水平之间都存在一种很明显的相关关系，人均GDP高的国家一般城市化水平也高。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人均GDP也逐渐增加。

表4-1　世界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关系（%、$）

资料来源：傅鸿源，钟小伟，洪志伟.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中外对比研究[J].重庆建筑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1：19～24.

但是，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并不是正比例关系。周一星、许学强分别采用137个国家和151个国家的资料，证明两者之间存在着对数曲线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0.96和0.81，即城市化水平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人均GDP的增加而趋缓。傅鸿源等利用美国、英国、加拿大资料对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Y表示城市化水平，X表示人均GDP）进行了分析，拟合出回归方程：美国lny=6.86071+0.03774x （R=0.9824），英国lny=5.9536+0.037x（R=0.9433），加拿大lny= 5.9782+0.04756x（R=0.9545），也证明了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对数相关关系。本文作者对西北5省区1980～2000年的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进行了详细考察，并拟合出回归方程：陕西y=1.82+0.19lnx（R=0.93），甘肃y=－5.31+3.66lnx（R= 0.95），青海y=0.565+0.223lnx（R=0.927），宁夏y=1.985+0.190lnx （R=0.958），新疆y=14.40+2.43lnx（R=0.84），也证明了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之间存在着对数相关关系。这说明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符合国际规律，一方面，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非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环境对城市化存在着阻滞作用，城市人口的增长满足种群阻滞增长规律。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经济类型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的相关程度不同。对发达国家而言，当前已进入逆城市化阶段，因此，用城市人口比例表示的城市化水平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之间不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对中等收入国家而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5000美元），它们处于工业化和经济起飞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最高；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它们基本处于工业化预备阶段，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绝对差异不大，但所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差异很大。

二、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

城市化水平受区域经济发展条件、区域开发历史基础以及自然环境、区位条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总体而言，经济因素始终是制约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经济变量在城市化的不同阶段对城市化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过去，大多注重于极少数几个经济变量，如人均工农业产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及人均粮食产量等对城市化水平影响的分析，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但由于各地区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自然条件的综合作用，各种不同的经济变量对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程度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几个经济变量难以全面反映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为了全方位地展现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互动关系，多角度地解释经济发展水平的显示性因素和原生性因素对不同地区、不同时段城市化的影响^〔131〕，特选取多项经济变量与城市化水平进行相关分析。

本文在考察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选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1）、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X2）、人均工业产值（X3）、人均工业基建投资（X4）、人均财政收入（X5）、人均粮食产量（X6）、居民可支配收入（X7）、人均货物周转量（X8）、人均GDP（X9）、人均消费水平（X10）、人均农业产值（X11）等11个经济变量因子，分析其与城市化水平（Y）之间的关系。

首先，利用2000年西北5省区经济统计资料和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横断面分析，以考察西北地区内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地区差异。

相关分析表明，西北各省区城市化水平（Y）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1）、人均财政收入（X5）、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X2）、人均消费水平（X10）、人均工业产值（X3）、人均GDP（X9）呈较强的相关关系；与人均工业基建投资（X4）、居民实际收入（X7）呈中等相关关系；与人均农业产值（X11）的相关性较低；与人均货物周转量（X8）、人均粮食产量（X6）的相关性非常微弱。

表4-2　2000年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系数

由此说明，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资金的投入量关系密切，尤其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量息息相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越高的地区，城市化水平就越高，两者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成为影响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第一位因子，人均工业基建投资与省区城市化水平之间也存在着比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说明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与工业化相关的一系列因子关系密切，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西北各省区的工业基建投资比重有所下降，第三产业的基建投资比重有所上升，因此，2000年工业基建投资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比“七五”、“八五”时期要低。

西北地区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均工业总产值综合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它们从总体上体现出省区工业化的城市化效益，而地区城市化又间接地影响人均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由于城镇居民较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因此，城市化水平越高，城镇人口越多的地区，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就越高。反过来，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越高的地区，城市化资金来源广泛，城市化内部动力较强，有利于促进区域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水平与地区人均农业产值的相关性较低，与人均粮食产量微弱相关，说明有些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增长和粮食产量的增加，政府布点和民间资金投入第二、三产业极大地刺激了区域城市化的发展，而有些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则是以农业现代化水平逐渐提高、人均粮食产量增加为基础的，例如新疆、宁夏作为我国粮食的主产区，在近几十年来，粮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在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时，人均粮食产量逐年增加，两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表4-3　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从所得到的特征值相关矩阵可知：前3个特征值的贡献率分别是69.15%、15.37%、9.56%，三者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94.08%，超过一般标准（85%）9.08个百分点，前3个主成分已包含原始数据信息的94.08%，具备足够的代表性。

主成分载荷就是主成分与各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表4-3可以看出，X1、X3、X4、X7、X9、X10、X11与第Ⅰ主成分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X6、X8与第Ⅱ主成分关系密切；仅有X2与第Ⅲ主成分密切相关；X5与三个主成分都具有较为均一的相关性。

表4-4　西北5省区第Ⅰ～Ⅲ主成分得分值

表4-4说明，西北5省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其中，陕西省、青海省第Ⅱ主成分的得分值最高，第Ⅲ主成分次之，说明这两个省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粮食产量的提高、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关系密切；甘肃省第Ⅰ主成分的得分值最高，说明甘肃省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诸多经济因素共同发展的结果；宁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第Ⅲ主成分得分值较高，说明这两个自治区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与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的提高分不开，城市化驱动了消费需求，消费水平的提高刺激了商品服务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带来了活力。

其次，利用1985～2000年西北5省区经济统计资料与调整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数据，做纵向分析。

表4-5　1985～2000年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

注：相关显著程度在0.001水平（双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5～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经分析发现，1985～2000年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前述11项经济变量因子之间呈现一定的相关性。但由于西北地区地域广阔，水资源分布不均衡，各省区的原有城市化基础、经济发展基础、区位优势存在较大差别，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北各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差异很大，各省区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城市化阶段性特征以及有关的城市化政策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因此，西北5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各经济变量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具有多样性，但由于同处于经济发展落后的西部地区，在国家投资、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控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因此，5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发展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又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第三，由于不同时期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存在巨大差异，有必要对不同时期影响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在分析过程中，以城市人口比例为因变量，11个经济指标作为自变量，自变量的引入采用了逐步回归的方法，分别构建了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的反映西北地区省际城市化水平差异的简单回归模型。

1985年的模型中，人均财政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复相关系数R2高达1.00，表明当时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使用这两个变量完全可以获得准确的估计。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实力不断加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消费需求驱动了城市化进程。

1990年的模型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均工业基建投资入选，复相关系数R2高达1.00，表明在这一时期，资金的来源是影响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大小息息相关。

1995年的模型中，人均财政收入、居民实际收入、人均消费水平入选，复相关系数R2高达1.00，表明在这一时期，生活水平差异成为影响城市化水平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化可以有效地提高居民收入，从而驱动消费。另一方面，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提高，必然增强区域经济活力，促使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两者形成“循环累积效应”。

2000年的模型中，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惟一的因素入选，复相关系数R2高达0.98，这表明2000年西北地区省际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使用这一个变量几乎完全可以得到解释，也就是说，资金是造成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区域政策的变迁、区域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不同的阶段造成区域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因子也不尽相同。

三、西北地区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关分析

（一）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速度应相协调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但它们同时都有一定的独立性。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是否协调不仅关系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也关系到城市化对经济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主要指标，它的变动既受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受人口变动的作用，人口规模的变化以及人口城乡结构的改变都会对人均GDP产生影响，因而本文以人均GDP的变化作为考察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关系的出发点。

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速度并非越快就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这是因为城乡两大部门的劳动边际效率、人均投资边际效率以及人均积累倾向不同，城市部门明显高于农村部门。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将由农村流向城市，人均投资也将更多地流向城市部门，全社会的人均收入会快速增长。然而，由于人口的部门流动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人口无论流到哪一个部门，都会增加这个部门的人均收入减损量，一般而言，城市部门的人均收入减损量高于农村部门。也就是说，城市化过程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人均GDP增长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会加速人均收入减损量的增长。如果一个地区城市化速度过快，会使全社会人均收入减损量增长的速度过快，这将对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城市化发展速度应该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协调。

（二）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相关性

城市化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可以用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来表示。所谓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是指城市化发展对全社会经济增长的反应程度，或者说，是经济发展对城市化发展的反应程度。王嗣均将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分为城市人口弹性、城市结构弹性和城市化收入弹性。

Ex=△P/△G

En=△U/△G

Ey=△G/△U

在上式中，Ex为城市人口弹性；En为城市结构弹性；Ey为城市化收入弹性；△P为城市人口增长率；△G为人均GDP增长率；△U为城市化水平增长率。

其中：城市人口弹性和城市结构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速度对城乡人口—经济增长的敏感程度；城市收入弹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均收入变动对城市化发展速度的敏感程度。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城乡人口—经济增长同城市化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程度和反映的灵敏程度也不同。利用这些指标，既可以说明同一国家或地区，在动态时间序列中，城市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互影响程度的变动，也可以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在静态的空间排列上，城市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互影响程度的差异。

1.西北地区城市化速度与人口—经济增长速度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西北5省区的人均GDP不断增加。但是，城市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的省际差异悬殊，10年间陕西省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3.75%，而新疆仅提高了1.78%；新疆人均GDP增长了315.23%，青海只增长了226.51%。在1990～ 2000年的10年间，西北地区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化发展速度，城市化发展速度快的地区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快；城市化发展速度慢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也较慢。然而，由于西北5省区城市人口—经济增长的起点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地区间城市人口—经济增长的趋势和速度，使得某些省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趋势和速度不协调，例如新疆虽然城市化发展速度比较慢，但是原有城市化水平比较高，在原有城市化基础的驱动之下，人均收入增长较快。

2.西北地区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弹性比较

由于区域城市化基底、经济发展基础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等不同，西北地区城市人口弹性、城市结构弹性、城市化收入弹性等省际差异较大，其中城市化收入弹性的省际差异最大。说明城市化发展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与经济增长的要求相比较，西北各省区的城市化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适当加快城市化步伐，虽然会引起人均收入减损量的增加，但对人口—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仍是主要的。

表4-8　西北地区城市人口—经济增长弹性系数

综上所述，城市化作为一种经济在空间体系下的转换过程，不管从纵向上看，还是从横向上看，不管从发展水平来看，还是从发展速度来看，西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都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强烈的互动关系，区域经济发展使得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城市聚集，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另外，在不同阶段，由于区域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态势的不同，引起省际城市化水平差异的原因也各有所异。

第三节　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结构的互动分析

随着人均GDP的增加，需求结构的重点从必需品转向非必需品，这一变化拉动了产业结构中资本物品生产的迅速增加，使得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中心的生产转向以设备、耐用消费品制造为中心的基础工业和重加工工业的生产。同时，农业和轻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提供了超过其自身需要的过剩资金和劳动力,使资本和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大量转移，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消费选择余地大为扩展，促使以信息咨询业等高科技产业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城市聚集。可以说，人均GDP的提高刺激了需求结构的升级，引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升级以及城乡地域结构的改变，从而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

一、城市化与经济结构互动关系的一般模式

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他们指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一）城市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关系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存在着较大差别

城市化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关系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差别：在人均GNP超过500美元（1964年）以前，即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所需要的聚集效应使工业化对城市化产生直接和较大的带动作用；而当人均GNP超过500美元之后，即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之后，产业结构变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超过了聚集效应的作用，城市化的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地表现为非农产业比重上升的拉动。也就是说，从工业化导致的产业结构转变对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来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化的主导作用逐步由工业转变为整个非农产业。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密切联系的不是产出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尤其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可以说，工业化带动了非农化，非农化带动了城市化。

表4-9　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发展的格局[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9. 22～23.

不同收入国家城市化与经济结构关系的变动趋势也存在显著差别：从低收入国家看，城市化程度随着工业化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的趋势是明显的，城市化率与工业产值比重的变动关系比较密切，与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从下中等收入国家看，在1965～1980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化水平的变化是相联系的，但在1980～1997年，工业化程度相对稳定，城市化率随着非农产业比重（包括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上升而上升，基本上是服务业的比重提高起了带动作用；从上中等收入国家看，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变动也具有与上述类似的两阶段趋势，第一阶段工业化对城市化具有一定带动作用，而到了第二阶段，工业化程度下降，城市化率的提高完全是由经济服务化导致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所带动的；从高收入国家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已经脱离关系，城市化率的持续上升完全是与经济服务化相联系的，并且主要是非农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拉动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

（二）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的演进速度与经济结构的转变趋势有很大关系

工业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迅速转变，并通过这种转变带动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城市化率上升联系密切的不是产出结构的转变而是就业结构的转变，因为是就业结构的工业化和非农化直接带动了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集中。因此，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变动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一般来说，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较快，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就较强；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较慢，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就较弱。由于生产结构影响着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作用于城市化进程，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直接关系到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的速度^〔132〕。

（三）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主要取决于工业化对非农化的拉动效应

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化率的上升更多的是与非农产业的比重上升相联系，其中服务业的比重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工业化演进到较高阶段，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服务业的比重上升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因为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发展对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具有更强的带动效应，而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比产出增长更直接地作用于城市化进程。如果工业化对非农化尤其是服务化的拉动效应较大，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就较强；反之，对非农化尤其是服务化的拉动效应较小，对城市化的带动效应就相应较弱。

二、城市化与西北地区工业化的互动关系

（一）钱纳里—塞尔奎因的一般模式比较

西北5省区2000年的人均GDP按照当年汇价实际测算在500～1000美元之间，处于一般模式的第2～3级水平之间，其中甘肃省相当于第2级水平，新疆相当于第3级水平，西北地区的平均水平更接近于第2级水平。

以人均GDP与一般模式相比，西北地区工业增加值比重比第2级水平高出17.7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高出27.26个百分点；工业的就业比重与第2级的水平基本相近，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比第2级水平高出7.44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比第2级水平高出9.46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说明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非农产业就业结构转变的关系更密切，另一方面说明在同样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西北地区以增加值比重衡量的工业化水平明显超前，而城市化水平并没有明显滞后。

表4-10　西北地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人均GDP是按照当年汇价（1∶8.35）测算的.

以工业产值比重作为比较的基准，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西北地区工业比重远高于一般模式的水平，工业与非农产业比重在2000年相当于第7级水平（这个阶段的人均GDP按1997年的美元计算为4000美元），以此进行比较，西北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与非农产业就业严重滞后。从就业结构看，2000年西北地区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接近于一般模式中的第2级和第3级水平，一般模式中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城市化率为22.0%～36.2%，而西北地区的城市化率为31.46%，相比之下，城市化滞后。

（二）不同收入国家的比较

不同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与城市化的关系具有不同的变动趋势（如表4-11）。西北地区2000年的产业结构高度相当于上中等收入国家1965年的水平（工业比重低4个百分点，非农产业比重一致），就业结构远低于当年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工业和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均低13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化率也低于它们在这一年的水平（低18个百分点左右）。

表4-11　不同收入国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关系的变动模式

资料来源：郭克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44～55.

从西北地区各个省来看，同样存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错位的问题。例如甘肃省的人均GDP接近500美元，相当于一般模式的第2级水平，在此人均GDP水平上，工业就业比重与第2级水平基本一致，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比第2级水平高6.1个百分点，城市化率比第2级水平高2个百分点，说明工业就业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又如新疆的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相当于一般模式的第3级水平，在此人均GDP水平上，它的工业增加值比重比第3级水平高出9.44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高出11.6个百分点；工业就业比重比第3级水平低8.34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比第3级水平低2.66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比第3级水平低4.8个百分点，说明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间存在较大偏差。青海与甘肃相比，非农产业就业比重明显要低，但是由于人口总量少，且城市规模不大但集中程度高，因而城市化水平要高于甘肃。

综上所述，西北地区作为“一五”、“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在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下，西北地区产业结构畸形化，重工业过重，抑制了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了非农产业就业的增长；工业产值比重片面上升，超过了人均收入水平上升引致的需求结构变动的要求，使得产业结构的变化没有有效地带动就业结构、城乡地域结构的转变，造成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城乡结构严重错位，城市化进程缓慢。

三、城市化与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随着人均GDP的提高，产业结构遵循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轨迹演进。由于轻工业具有以农产品为原料、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等特征，于是轻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得城市的劳动力供不应求，收入的差异吸引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轻工业转移，从而形成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的第一次浪潮。随着基本需求的满足，重工业迅速发展成为历史的必然，但是重工业的资本密集型特征及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决定了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然而，重工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客观上导致企业发展对外部环境及社会服务的依赖性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业因此赢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富有效率的重工业化使更多的人进入中高档消费阶层，对社会服务的高档化、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加，生活性服务成为最富活力的产业，伴随着重工业化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掀起了劳动力转移的第二次浪潮，第三产业的发展成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主力军。

（一）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的第三产业有了较大发展，不论是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还是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都有所提高，但其就业比重远远落后于产值比重，这说明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第三产业的就业空间还很大。

1.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变化

1980年以来，西北地区人均第三产业产值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均产值平均增加1829.84元，其中青海省增幅高达2018.64元。由于宏观政策、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工业化对第三产业的需求带动以及城市化聚集效应等的影响，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1980～1985年的缓慢增长期、1985～1990年的持续稳定增长期、1990～200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期。

表4-12　西北地区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但与基础雄厚的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发展仍显得较为落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低于人均第二产业产值。而且，除青海外，其余各省的两者差距有扩大的趋势，例如，2000年与1980年相比，新疆的人均第三产业与人均第二产业产值的差距扩大了553.42元，说明第三产业的发展仍滞后于第二产业。

图4- 3　西北地区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陕西年鉴（2001）》、《甘肃年鉴（2001）》、《青海年鉴（2001）》、《宁夏年鉴（2001）》、《新疆年鉴（2001）》.

2.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变化

自1980年以来，西北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在徘徊中提高，到2000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人均GDP分别为544.8美元、459.6美元、609.2美元、579.5美元、894.6美元，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分别达到39.13%、35.60%、42.13%、37.50%、35.86%，与相同发展阶段的一般模式相比，要低2.47～6.0个百分点（标准模式中，当人均GDP处于500～800美元时，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41.5%～41. 6%）^〔133〕。

表4-13　西北地区二、三产业比较（元）

注：A：人均第三产业产值；B：人均第二产业产值.

图4-4　西北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曲线

资料来源：《陕西年鉴（2001）》、《甘肃年鉴（2001）》、《青海年鉴（2001）》、《宁夏年鉴（2001）》、《新疆年鉴（2001）》.

表4-14　各时期西北地区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陕西年鉴（2001）》、《甘肃年鉴（2001）》、《青海年鉴（2001）》、《宁夏年鉴（2001）》、《新疆年鉴（2001）》.

3.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

1990～1992年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1993年个别省区的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有所下降，到1994年以后，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才开始曲折提高。

图4-5　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变化曲线

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虽然不断提高，但与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国际一般模式比较，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普遍较低。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4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时，第二产业每增加1个劳动力，第三产业就相应地增加1.5～2.5个就业岗位，然而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并没有随着第二产业的发展而发展，这说明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还有待于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质量以及第三产业的聚集度而进一步挖掘。

表4-15　西北地区就业结构与库兹涅茨模式的比较

资料来源：方甲.产业结构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30.

综上所述，与第二产业相比，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第一、二产业的发展水平，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如果没有高质量的重工业，发展第三产业就如同空中楼阁；二是人们消费方式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只有当人们由自给性消费转化为商品性消费时，第三产业才有可能发展；三是人口特别是非农业人口的聚集规模，第三产业的发展有一个最低限度的需求规模，如果达不到这一规模，第三产业就难以得到有效发展，人口聚集规模越大，第三产业就越能得到发展。西北地区第三产业之所以没有跟着第二产业发展，是因为西北地区是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地区，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模式限制了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抑制了人们的消费需求，降低了商品化程度，从而制约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二）城市化与西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关系

1.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

图4-6　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2000年）

从图4-6可以看出，西北5省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二次多项式关系，通过对散点图进行拟合，可获得两者之间的回归方程：

Y=-37.778+0.0650X-（1.E-05）X2

Rsq=0.999　d.f.= 2　F=801.39　Sigf=0.001

在该回归方程中，R2的系数为0.999，说明西北地区城市化率Y的变异中有99.9%是由人均第三产业产值X引起的。

按照国际经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必将提供大规模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然而，从2000年西北5省区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关系来看，虽然两者之间呈现强烈的相关性，但根据曲线拟合的结果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实际上是二次多项式关系。也就是说，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在1300元～2150元的省区（甘肃、陕西、宁夏、青海）的城市化水平随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加而提高，而当人均第三产业产值超过2150元（新疆）时，城市化水平不升反降。这就说明，在区域政策（如：沿边开放政策）的推动下，虽然新疆的第三产业得以较快发展，但是在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制约下，城乡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一分为二，农业剩余资金与剩余劳动力被排除在现代城市经济之外，阻碍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地域转移，致使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没有相应地带来非农业人口的空间聚集，人为延缓了城市化进程，出现新疆的人均第三产业产值较高，城市化水平反而偏低的现象。

2.城市化水平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关系

从图4-7可以看出，西北5省区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城市化水平的相关性不强，Pearson相关系数虽然为0.583，但是双尾T检验的显著性水平达0.302，大大超过了0.05的检验标准，说明两者不相关的概率达30.2%。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西北地区的第三产业并不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自然成长的产物，而是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体制转轨的特殊产物，市场取向的体制改革与政府的某些政策效应虽然使第三产业与城市化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而出现较大发展，从而形成了正相关关系。但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第三产业发展带来的抑制效应仍没有消失，而且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方面妨碍着产业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也人为地阻碍着要素在产业间、地区间的转移，造成了西北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相关性不强的现象^〔134〕。两者相关性不强，必然造成链式反应的中断，一方面城市化水平较低必然会阻碍人民生活方式向市场化的转变，广大的农村居民以自给性消费为主，不能造就第三产业的市场需求，从而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将影响现有城市功能的发挥，从而影响西北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

图4-7　西北地区第三产业比重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2000年）

3.城市规模与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

城市化进程会引起人民生活方式向市场化转变，这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因为受服务产品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服务产品的非实物性的影响，即使是传统的第三产业，其生产自开始就与市场交换相联系。城市规模大必然会给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较大的市场需求，可以说，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为了进一步验证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特对西北地区的54个城市（20个地级市、34个县级市）的城市规模与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从图4-8可以看出，拟合曲线具有明显的凸性，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第三产业呈加速增长趋势。对西北地区54个城市的辖区人口规模与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拟合方程：

Y=-14.731+0.8287X-0.0032X2+（3.9E-06）X3

R2=0.785　d.f.=50　F=60.97　Sigf=.000

城市化规模与第三产业产值之间存在着较显著的相关关系。经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当城市辖区人口在60万以下时，辖区第三产业产值在1.88亿～14亿之间升降，有的城市辖区人口规模大，但第三产业产值偏低，而有些城市辖区人口规模虽小，第三产业产值却偏高，这说明辖区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引致第三产业的同步发展；当城市辖区人口超过60万以后，第三产业产值开始逐步缓慢增长，当人口超过500万以后，曲线突然陡峭起来，人口的增长引起了第三产业的加速增长。

图4-8　西北地区城市辖区人口规模与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

然而，对西北地区市区非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进行回归，却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不太显著。从图4-9仍然可以看出，人均第三产业产值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总体趋势在增加。

图4-9　西北地区市区非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均第三产业产值的关系

四、城市化与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农业现代化是城市化的前提

城市化作为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间和城乡地域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必须以农业剩余劳动力为前提。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而其基础是农业的进步与发展，因为“传统农业是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只有现代化的农业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135〕，只有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发展和进步了，才能推动工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民才有可能脱离农业转入其他非农产业，人口和其他生产要素才能够向城市聚集。否则，为了满足第一性的生存需求，农民将被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难以进行地域以及职业的转移。

图4-10　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

（二）城市化与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关系

从国际上看，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呈现多样性。例如，美国是在城市化、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农业发展为城市化、工业化解决了粮食需求，并提供了原料、广大的国内市场以及大量的资金积累；英国的城市化并不是建立在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的，而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同时英国城市化初期所需要的资金也不是主要来自于本国的积累，而是来自对其他农业生产国的掠夺。那么，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西北地区来说，城市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又如何呢？

为了更好地了解西北地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特通过选取指标、构建模型来模拟1990～2000年西北5省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参考有关文献，并考虑资料的易获得性，选取第一产业占社会从业人口的比重（X1）、单位面积上农业劳动力数量（X2）、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比率（X3）以及农业机械总动力（X4）等4个指标来表征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其中，第一产业占社会从业人口的比重着重反映人力资源与农业生产的“亲近”程度；单位面积上农业劳动力数量表明农业劳动力对农业资源的占有量，一般情况下，单位农业劳动力占有的农业资源越多，则其脱离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可能性越大；农民人均纯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反映着城市对农村居民的拉力，如果二者的差距越大，则拉力越大，能促使更多的农村居民向城市转移；农业机械总动力越高，则农业机械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越大，农业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向城市聚集的可能性就越大。总之，上述4个指标基本上能够反映农业发展与城市化的相互关系。

利用1990～2000年的数据，可以得到表征西北5省区的农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陕西：Y=94.260-0.757X1-6.648X2-24.93X3+3.46X4显著

（R=0.982　R2=0.985　df==4，6　F=40.86＞F4，6）

甘肃：Y=-42.223+0.215X1+20.478X2-3.179X3+9.09×10-2X4显著

（R=0.943　R2=0.889　df=4，6　F=12.029＞F4，6）

青海：Y=75.774-0.760X1+1.632X2-14.236X3-0.236X4显著

（R=0.974　R2=0.949　df=4，6　F=27.981＞F4，6）

宁夏：Y=87.352-0.951X1-0.119X2+0.141X3-0.226X4显著

（R=0.924　R2=0.854　df=4，6　F=8.793＞F4，6）

新疆：Y=26.714-0.126X1+26.835X2-8.632X3-4.739X4显著

（R=0.949　R2=0.900　df=4，6　F=13.529＞F4，6）

F检验是将所有的自变量作为一个整体来检验它们与因变量

的相关程度，在检验中，取显著性水平a=0.05，查F分布表有F4，6=6.16（其中4，6为自由度），根据判断标准F4，6=6.16均小于F，因此，上述回归方程均显著。

为了进一步检验每一个自变量X与因变量Y的相关程度，可以采用t检验来判断。取显著性水平a=0.05，t0.05,6=1.94。其中，陕西各自变量回归系数显著，多元回归方程为理想回归，说明城

表4-16　西北地区农业发展与城市化回归系数的t检验

市化是以农业进步为前提的；甘肃X1、X3、X4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多元回归方程不理想，说明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不大，但贫瘠的农业资源仍迫使农业人口向外转移，从而提升了城市化水平；青海X3、X4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青海城乡收入差距、农业现代化水平不足以为农村人口转移提供强大的推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得益于政府政策调控、人口总量少而空间集中等非经济因素；宁夏自变量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宁夏的城市化并不是以农业发展为前提的，人口稀疏以及政策导向等因素的作用显著；新疆因为建设兵团虽从事第一产业生产，但在统计过程中被视为城镇人口，这就导致了X1、X3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从上述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在1990～2000年，虽然某些因素与城市化的相关性不显著，但从整体回归模型来看，农业发展与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为城市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综上分析，人均GDP的提高刺激需求结构升级，引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升级以及城乡地域结构改变，从而实现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然而，西北地区由于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地域结构错位，但是，从上述分析中仍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提升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第四节　城市化与区域居民生活质量的互动分析

生活质量“不仅意味着社会向人们提供舒适、安逸和可以享受的生活，而且意味着社会所创造的一种稳定的、和谐的国内和政治环境，意味着使人们在精神上建立新的价值标准”^〔136〕。作为一个涵盖面很广的概念，生活质量既包括个体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又包括个体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既有强烈的个体内容，又有一般的发展规律。

图4-11　城市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互动关系

城市化作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不仅仅是人口向城市的聚集过程，更是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过程、城市文明不断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的过程、人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城镇居民作为城镇生活的主体，其生活质量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城市化“质”变的一个比较鲜明的表征物，因此，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作为城市化质量的集中体现，也必然随之提高。可以说，城市化是决定居民生活质量的初始因素：城市化水平决定就业水平及其结构，就业影响到收入水平，收入水平决定了相应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消费结构进一步决定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一、城市化与西北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互动关系

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的最基本标志。为此，本文首先以西北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横向和纵向变化来分析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化水平的互动关系。

（一）城市化与西北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关系的横向分析

分析2000年西北5省区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

1.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青海由于受非经济因素[人口总量少，但人口集中度高（68%的青海省人口居住在西宁及海东等仅占全省面积2.8%的河谷地带）、政策导向等]的影响，城市化水平比较高，但是在非经济因素的干预下，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功能结构和地域结构缺乏合理性，城市经济发展条件明显逊于其他4个省区，导致城市化水平与城市化质量之间出现较大反差，城市化水平虽然较高，但是城市居民消费性支出较低；除去青海，其他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相关性，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也相应较高。

2.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相关性不明显

城市化本质上是城市经济的增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将随城市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城市化水平高、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人均创造的财富多，居民的生理消费需求（食物、衣着、居住）相对较低，而精神消费需求（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交通运输）相对较高；反之，则居民的生理消费需求高，而精神消费需求低。

然而，西北5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相关性并不强。从恩格尔系数来看，城市化水平最高的青海省恩格尔系数最高，城市化水平居第3位的宁夏的恩格尔系数却最低；从文教娱乐消费来看，城市化水平最低的甘肃省的文教娱乐消费比重位居第一，而青海的文教娱乐消费比重却最低；从医疗保健消费来看，陕西最高，宁夏次之，其次为新疆、青海、甘肃。总之，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相关性不明显，这主要归因于城市化质量与数量间的反差，青海、宁夏虽然城市化水平高，但是城市化质量低下，导致城市经济不发达，人均创造的财富少，因而居民生理性消费比重与其他省区相比稍高；而陕西、甘肃、新疆虽然城市化水平较低，但城市化质量较高，城市经济的发展条件相对比较优越，城市的自我积累能力较强，因而居民的精神消费比重与其他省区相比较高。

表4-17　西北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与城市化水平的对比（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城市化水平与西北地区居民消费结构关系的纵向分析

从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关系的纵向变化来看：

1.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增加

1995～2000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城市化水平分别提高6.57、0.84、0.85、0.61、0.37个百分点，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则分别增加了50.71%、57.6%、45.8%、46.6%、38.79%。这说明消费需求不仅取决于人口、生活水平和资本技术“三要素”，而且受制于特定的人口城乡结构，因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将不断增加，收入增加将驱动消费需求，从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2.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

首先，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西北地区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恩格尔系数在1995～2000年分别下降了11.39、14.06、11.63、10.72、8.45个百分点。

其次，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西北地区的文教娱乐、医疗保险、交通通讯等高层次消费性支出比重增加，1995～2000年，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的文教娱乐消费比重分别提高了4.19、5.54、3.75、4.15、4.45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比重增加幅度分别占文教娱乐消费增加比重的63.72%、35.20%、71.47%、39.76%、53.93%；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3.78、2.67、2.24、3.23、3.27个百分点；交通通讯支出则分别增加1.99、2.3、2.28、2.57、1.96个百分点。

这是因为食品、衣着、居住等属于需求收入弹性低的消费性支出，而高档耐用消费品以及医疗保健、文化教育以及交通通讯主要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属于需求收入弹性高的消费性支出。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必然会降低食品、衣着、居住的消费比重，而增加那些满足居民精神需求的消费性支出比重，从而使得居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持续提高。

从纵向上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西北5省区的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都有所提高，但与全国相比，西北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一般来说，由于城市人口在收入较高的现代部门就业，而且城市能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因而城市人口的生活质量比农村人口高。西北地区由于城市化水平较低，就业领域以农业为主，这不仅制约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且因其购买力低也导致了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了西北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远低于其他发达地区。

二、城市化与西北地区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的互动关系

（一）生活质量评价体系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纷纷展开生活质量的定量研究，形成了几套公认的指标体系，包括美国社会卫生组织提出的ASH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美国海外开发署提出的PQLI生活质量指数方法、评价现代化社会的10项指标、人文发展指数，以及痛苦指数等。这些指标体系都极大地推进了生活质量的量化研究，但它们包含的指标数目有限，因此对生活质量各方面的涵盖不充分，达不到全面研究生活质量的目的。例如，生活质量指数是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和识字率的简单平均，它没有考虑收入水平、消费结构和社会公平等其他重要方面；现代化社会评价指标涵盖面相对宽一些，但也没有包括社会公平和消费结构等指标，指标少的优点是便于操作，但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生活质量，因而达不到研究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也展开了生活质量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1992年由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小康生活质量量化标准。这一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条件、生活质量和生活效果等3个方面提出了我国的小康标准，其中包括了收入水平、贫困指标、消费结构指标以及反映健康和教育状况的指标，涵盖面较之国外指标体系更为全面，标志着中国生活质量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这一指标体系所用的人均热能摄入量和人均蛋白质摄入量等指标的量化比较困难；个别指标的代表性不充分，此外也没有包括反映社会公平的指标。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认为小康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各方面，具体指标的确定有一定困难，尤其是社会指标的确定难于经济指标^〔137〕。因此，生活质量评价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鉴于本书中的研究重点是城市化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动关系，结合上述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的问题，特制定了一个简单、操作性较强的生活质量评价体系，包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1）、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X2）、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X3）、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X4）、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X5）、教育消费（X6）、人均生活用水（X7）、人均铺装道路面积（X8）、人均公共绿地面积（X9）、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X10）、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X11）、城市化水平（Y）。其中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生活质量的基本保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每万人在校学生数、人均生活用水、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每百人拥有的电话数等体现个体生存和发展的要求，是生活质量的基本内核；城市化则标志着生活质量的发展阶段。在研究时，可将城市化作为因变量，与其余的11个表征居民生活质量的指标进行相关分析，通过计算发现：

1）生活质量的11个方面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其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性支出、教育消费与生活质量其他方面的相关性最强，说明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首先取决于居民的收入状况以及支付能力，因为现实的市场需求等于欲望加购买力，二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购买力而没有消费欲望，消费者不会去购买。同样，只有消费欲望而没有购买力，消费者只能望梅止渴；恩格尔系数与生活质量的其他方面均呈负相关，说明随着生活质量提高，居民的消费需求层次不断升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指出：“人们普遍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更舒适的消费方式和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空间”，生存需求仅仅是第一性需求，是一种收入弹性较低的消费需求，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需求将向更有助于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生活质量的升级。

2）城市化水平与生活质量的11个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其中城市化水平与反映居民健康状况的每万人拥有的医生、反映基础设施状况的人均铺装道路面积、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的相关性比较大。这说明健康作为生活质量其他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基础设施状况作为生活质量各个方面的基本保证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可以说，城市化是生活质量的初始决定因素，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以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城市化水平与恩格尔系数呈负相关，说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将驱动消费需求升级，从而使生活质量得以全面提高。

表4-19　西北地区城市化与居民生活质量各方面的相关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调查总队.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6、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二）城市化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区域比较

1.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度量

对城市化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协调关系做区域比较研究，首先要确定测度区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量化方法。综合评分法是值得采用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不仅操作简便，而且通过标准化处理，可以将计量单位不同的数值转换成1～10之间的一个分数，直接进行运算、比较。这一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由量纲引起的对综合指数准确性的影响。运用这一方法，通过下列步骤，可以得到各城市的标准总分：

1）取得各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按公式计算各项指标的标准等差Lb:

其中：b：指标代码　Mmb：b项指标的最大值

Lb：b项指标的标准等差　Mnb：b项指标的最小值

3）按公式将各城市在各年份的各项指标值分别换算成标准分，换算公式分为两部分：第一公式适用于正相关指标，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等；第二公式适用于负相关指标，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正相关指标的标准化公式：

其中：Fihb：i年份h省区b指标的标准分；Nihb：i年份h省区

b指标值

负相关指标的标准化公式：

4）累加同年份同省区的各项指标标准分，计算出各省区在各年份的标准总分（Fih）：

其中：Fih：i年份h省区的标准总分

2.区域比较研究方法

获得了各省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平均标准总分后，就可以着手做协调关系的区域比较研究。在确定具体的研究方法以前，先提出3个假设：

假设1：在理想状况下，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不断提高的。

假设2：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与城市化水平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城市化水平在不同的阶段对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有不同的要求。

假设3：在现阶段，全国的平均状况可以认为是基本协调的。

前两个假设实质上是协调关系研究的基础，假设1强调的是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过程，注重动态分析，而假设2强调的是城市化水平不同的各个时点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状况，注重静态分析。假设2是假设1的必要补充，它至少可以分辨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某区域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起点很低，那么即使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有所提高，它也可能与城市化的关系是不协调的。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时点判断做必要的补充。假设3则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照值，它使区域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根据这3个假设，可以通过下列步骤做区域比较研究：

1）将研究省区研究年份的平均标准总分除以相对应的城市化水平，得到Dih：

其中：Dih为i年份h省区的平均标准总分与城市化水平之比；Fih为i年份h省区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平均标准总分；Uih为i年份h省区的城市化水平。

2）在研究范围内，对省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同城市化水平之比值（Dih）与省区城市化水平（Uih）进行曲线拟合，得到回归方程：

D=-0.2+4.74U

（R=0.6　T（8）=0.2）

式中：D为省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比；U为省区城市化水平。

3）根据上述回归方程求得各省区各年份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水平与城市化水之比的参照值（Dkih）。

4）计算实际值（Dih）与参照值（Dkih）之比，得到Eih:

式中：Eih为i年份h省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化水平协调关系判断系数；Dih为i年份h省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化水平之比值；Dkih为i年份h省区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城市化水平之比参照值。

表4-21　西北5省区的Dkih、Dih以及Eih值

5）分省区对协调关系做分析。

如果假定Eih值在0.95～1.09属正常范围，则凡Eih≥1.10或Eih≤0.94的情况均可以认为该省区在该年份的协调关系是不理想的。1995年，陕西、甘肃、青海的Eih值小于0.94，宁夏、新疆的Eih值大于1.10；2000年，陕西、青海、宁夏的Eih值小于0.94，甘肃、新疆的Eih值大于1.10。从1995年、2000年的情况来看，西北5省区城市化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的协调关系均不理想。这主要是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调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原则，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区域生产性建设往往与区位条件和原有经济优势没有密切联系，以至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的地域分布几乎与区域城市经济效益的高低无关，形成了不同区域城市化的水平、速度、城市居民生活质量高低及其提高速度与人均创造财富的多少无关甚至背离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经形成，即使转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时也难以改变。因此，到2000年，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居民生活质量之间仍然不协调，尤其是青海、宁夏两省区，之所以表现出较高的城市化水平，既与人口稀疏有关，又为政策导向所决定，非经济因素的干预导致这些省区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功能结构和地域结构缺乏合理性，使得省区内城市之间、城市与城镇之间、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生活质量差距过大，省区内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也因此产生“虚肿”。

从1995～2000年的Dih、Eih的动态变化来看，陕西省的Dih在不断上升，然而Eih却出现下降，因此应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否则会影响城市化进程；甘肃、新疆的Dih、Eih都在上升，但是Eih上升较快，而Dih上升稳定、持续，因此，适当加快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助于二者关系的协调；青海、宁夏的Dih、Eih都出现下降，为此，青海应加强城镇体系建设，适当扶植小城市的发展，宁夏则更应注意居民生活质量的稳定性，通过居民生活质量的稳步提高来带动城市化的发展。

三、调查地区城市化与居民生活质量关系的变动情况

为了详细分析城市化进程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本书特选择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玛曲县和碌曲县，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来对比分析牧民进入小城镇前后的生活质量变化。问卷主要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两个方面来调查分析城市化进程与居民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

（一）牧民定居进入小城镇的经济效益分析

为了准确分析牧民进入小城镇后经济效益的变化，特选择牧民家庭储蓄状况、牧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进行了抽样调查。

1.牧民家庭的储蓄情况

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储蓄情况明显优于未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①有储蓄的牧民家庭明显增多，未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有储蓄的仅占33.3%，而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有储蓄的占44.0%，增加了10.7个百分点。②牧民家庭的储蓄额明显增加，未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储蓄额主要集中在5000元以下，占78.3%，5000～20000元的占13.0%，20000～50000元的仅占8.7%，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储蓄额在5000元以下的占40.9%，5000～20000元的占50.0%，20000～50000元的占9.1%，相形之下储蓄档次明显提高，其中储蓄额为5000～20000元的牧民家庭增加了37.0个百分点，储蓄额为20000～50000元的牧民家庭增加了0.4个百分点。

表4-22　进入与未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储蓄情况对比

表4-23　进入与未进入小城镇牧民家庭年均收入情况对比

2.牧民家庭人均收入水平

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的年人均收入明显高于未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在未进入小城镇的家庭中，贫困群体所占比重较高，年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牧民家庭占23.7%，人均收入在625～865元、865～1000元、1000～2000元的家庭分别占18.4%、 21.1%、22.4%，高收入群体所占比例较低，人均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仅占3.9%；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明显提高，贫困群体（人均收入300元以下）所占比重下降了11.7个百分点，人均收入为300～625元的牧民家庭比重几乎没有变化，人均收入为625～825元的牧民家庭比重下降了10.4个百分点，收入在825～2000元的牧民家庭比重略有下降，其中825～1000元的牧民家庭比重下降了3.1个百分点，1000～2000元的牧民家庭比重下降了0.4个百分点，而较高收入群体的比重大幅度提高，人均收入2000元以上的牧民家庭比重上升了26.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牧民进入小城镇后，低收入家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变化不大，高收入家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牧民家庭的人均收入在持续增长。

（二）牧民进入小城镇的社会效益分析

为了准确分析牧民进入小城镇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特选择学龄儿童入学情况、就医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

1.牧民家庭学龄儿童入学情况

（1）牧民家庭学龄儿童入学率的抽样调查

从牧民家庭学龄儿童入学情况来看，进入小城镇后学龄儿童入学率明显提高。进入小城镇牧民家庭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比未进入小城镇家庭的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了11.4个百分点。

（2）学龄儿童不入学的原因抽样调查

从学龄儿童未入学原因来看，未进入小城镇家庭的学龄儿童未入学的首要原因是离学校远，占67.7%，其次是帮助家长从事劳动和经济困难，各占12.9%；而进入小城镇家庭的学龄儿童未入学的首要原因为经济困难，占75%，离学校远变成次要原因，仅占12.5%。这就说明牧民家庭定居到小城镇以后，儿童就学条件虽明显改善，但急需提高牧民收入水平。

表4-24　进入与未进入小城镇牧民家庭学龄儿童入学情况对比（户、人、%）

表4-25　进入与未进入小城镇家庭的学龄儿童未入学原因对比

2.牧民家庭就医条件

从牧民的就医条件来看，进入小城镇后明显改善。未进入小城镇的牧民家庭就医距离较远，有55.4%的在10～30公里内就医，还有23%的要到30公里以外的医院就医，仅有21.6%的在10公里以内就医，如果遇到重大疾病或突发疾病，难以及时救治；定居进入小城镇后，就医距离明显缩短，有64.1%的牧民家庭在10公里以内就可以就医，比未进入小城镇家庭的牧民比重提高了42.5个百分点，在10～30公里就医的比例则降低了32.3个百分点，在30公里以外就医的比重降低了10.2个百分点，定居进入小城镇使得现代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覆盖面扩大，广大牧民在遇到疾病时都可以及时诊治，提高了牧民的身体素质。

表4-26　进入与未进入小城镇家庭的牧民就医情况对比

3.生活观念

人口迁移或劳务输出实际上是一种生活观念的进步。因此，可以通过牧民家庭进入小城镇前后外出打工的情况来反映牧民生活观念的变化。

未进入小城镇家庭有外出打工的仅占2.6%；进入小城镇后牧民生活观念改变，外出打工人数增多，有外出打工的家庭占11.5%，增加了8.9个百分点，这不仅增加了牧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给大草原带来了现代都市文明。

表4-27　进入与未进入小城镇家庭的牧民外出打工情况对比

总之，城市化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聚集，也不仅仅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城市化更是生活质量与生活观念的变革。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必然随之提高。

第五节　城市化与区域生态环境的互动分析

城市化作为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间和城乡地域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必将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城市化进程越快，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可以说，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138〕，既有可能对周围生态环境造成现实的破坏和潜在威胁，加剧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又可以为改进和完善生态系统创造条件和机遇，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一、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制

城市化具有多维含义，主要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空间扩张和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一方面，城市化通过人口增长、经济发展、能源消耗和交通扩张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又通过人口驱逐、资本排斥、资金争夺和政策干预对城市化产生约束^〔139〕。

（一）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

城市化的直接表现是人口增加、经济扩张和地域扩展，在此过程中，城市有机体内的各种细胞不断分裂生殖和更新发展，并通过资源利用和能源消耗不断向区域排放废弃物来影响环境质量。

首先，城市化通过提高人口密度和转变消费结构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人口的聚集，一方面，会通过提高城市人口密度而加大生态压力。一般情况下，人口的增长快于城市地域的扩张，城市化水平愈高，城市人口密度愈大，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就愈大；另一方面，会通过提高人们消费水平和促使消费结构变化，使人们向环境索取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

其次，城市化通过改变企业规模和性质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会通过改变企业的用地规模或占地密度，增加生态环境的空间压力，并通过引起产业结构的变迁，改变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方式；另一方面，会通过提升经济总量，消耗更多资源和能源，增大生态环境的压力。与此同时，经济扩张对生态压力也具有缓解作用。

（二）生态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效应

首先，生态环境恶化通过排斥居住人口而影响城市化。这种影响通常有两种表现：一是阻碍甚至逆转城市化，城市生态环境恶化通过“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把具有良好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的居民“驱逐”出中心城区，并使技术和资金随之流失，最终造成城市的衰退。二是改变城市空间结构，一般城市中心人口密度高，生态环境压力大，一些高收入群体到郊区寻求生活环境，居住地的外迁带来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改变。

其次，生态环境恶化通过降低投资环境竞争力、排斥企业资本而减缓城市化。生态环境是地区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尤其是现代高科技企业对生态环境有着更高的要求。高科技企业资本和企业人才与城市竞争力具有互动效应，生态环境恶化将使该地区逐渐失去科技竞争力，从而给城市发展前景蒙上一层阴影。

最后，生态环境恶化通过政策干预影响企业选址及降低生态要素的支撑能力而抑制城市化。一些城市通过制定环境政策限制污染型企业在市区落户，将迫使大批企业迁出市区，限制城市发展。另外，一些城市水资源、土地资源非常紧缺，城市因缺水、缺地而提高用水、用地价格，使生产和生活成本增加、城市竞争力降低，将影响城市化进程，抑制城市发展。

（三）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恢复效应

首先，城市化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而降低生态压力。人既是生产者，更是消费者，人口急剧增长成为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我国，农村人口增长远远快于城镇人口，这固然与农村长期形成的传统意识有密切关系，但主要是由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造成的，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人口综合素质会得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会随之上升，传统的生育观将得到根本改变。人口出生率降低，农业人口数量减少，会有效地减轻生态环境压力，使伤痕累累的土地得以休养生息。与此同时，人口素质的提高将会使需求层次得以提升，对人居环境越发关注，这将为恢复生态环境、建立生态型社会创造良好条件。

其次，城市化通过增加环保投资、技术创新、政策干预而缓解生态压力。从本质上来看，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纯经济形态的问题，它与社会问题特别是人口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环保投资，人为净化能力将会日益提高；通过政策干预和清洁生产技术的推广使用，污染物排放总量会得到控制。此外，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将逐步建立起以社会化、商品化、规范化、法制化为基本特征的城市社会新秩序，这些都将有效地扼制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缓解对生态环境的压力。

二、城市环境问题：城市化背负的沉重“十字架”

（一）产业理念：城市环境问题的诱因

随着科技进步和需求增长，资本和人力等生产要素在规模经济、聚集经济的作用下，流向利润高于农业的第二、三产业，从而实现城市化的扩张。在城市化早期（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前），全社会的目标都集中在经济效益上，此时，城市化是以产业理念为取向的，产业驱动成为传统城市化的原动力^〔140〕，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往往被忽视，甚至以牺牲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来谋求经济效益。

事实上，城市系统是与自然生态系统共生的。城市系统需要来自城市边界以外的、有生产能力的生态系统来生产城市消耗所需的粮食、水及可更新资源。同时，还依赖生态系统提供清洁的空气和处理废物。根据瑞典生态经济学家Carl Folke等人对城市占用生态系统面积进行的研究和测算，每一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积（平均人口数9957人）要求18平方公里的林地、50平方公里的耕地和133平方公里的海洋提供或生产自然资源产品，另外要求11～30平方公里的耕地、48平方公里的内陆水面、30～75平方公里的湿地以及354～870平方公里的林地来吸收排放的废物。

然而，在以产业理念为取向的传统城市化进程中，为城市提供和生产自然资源产品、吸收城市废物的生态系统面积锐减，自然生态系统被无情地蚕食。人口聚集产生的巨大市场需求刺激了生产的扩张，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则又虚假地凸现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能力——城市化导致了资源掠夺的恶性循环。尤其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早期，由于没有政府的有效干预和宏观调控，城市化发展只受疯狂追逐利润的驱使，呈现出单一的经济发展以及伴随经济发展的人口集中过程，城市化发展与生态系统严重脱节，甚至人为地破坏自然资源，导致自然生态系统不断恶化，造成环境污染、资源耗竭、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生态环境问题。

（二）西北地区主要的城市环境问题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往往是和环境迅速恶化联系在一起的，西北地区也不例外。近20年来，西北地区的环境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在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1999年全国46个重点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考核结果中，西北地区的5个省会城市均排在后面，其中乌鲁木齐为第46位，西宁为第44位，兰州为第40位，银川为第32位，西安为第18位。

1.空气污染

近年来，西北地区所有的城市几乎都遭受了污染源企业和污染型资源利用技术的双重冲击，再加上许多城市如西宁、兰州、天水等都属于河谷型城市，特殊的地形特点使得污染物不容易排放出去，环境质量很差。近几年来，环保部门对城市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降尘等4项主要污染物所做的监测结果表明，城市中大气环境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很少，几乎所有城市的降尘、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浓度均超标，氮氧化物虽未超标，但其浓度值呈上升趋势，前景不容乐观。

西北地区的大气污染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工矿区。据统计，2000年西北地区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9175亿标立方米，甘肃省的排放量最大，占全区的30.52%；全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4.76万吨，工业烟尘排放量为7.7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81.06万吨，其中陕西的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工业粉尘排放量最大，分别占48.29%、44.39%、46.54%。另据2000年乌鲁木齐环境公报，乌鲁木齐空气中总悬浮物颗粒年均值为499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1.5倍，二氧化硫年均值为135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1.25倍，氮氧化物年均值为79毫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58倍；降尘量年平均值为26.58吨/千米+2·月，超过标准0.41倍，首要污染物绝大多数是总悬浮物，仅个别周为二氧化硫。甘肃省大气污染以二氧化硫排放为主，其排放量占污染物排放量的1/3，其中，白银公司排放的二氧化硫在大气中形成大量的硫酸雾，兰州西固石化工业排放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氢化合物给西固地区形成严重的光化学烟雾，兰州、甘肃等几个铝厂的氟化物污染给当地农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2.城市水污染

水污染的冲击、干扰加剧了城市淡水资源的紧缺程度。据统计，2000年西北地区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为8.57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为5.23亿吨，达标排放率为61.0%，工业废水处理量为11.77亿吨，废水处理回用率为62.36%，生活污水排放量为9.38亿吨。另据2000年乌鲁木齐环境公报，国控河流乌鲁木齐河水水质较好，所有监测断面都为一级清洁水质；省控河流水磨河4个监测断面水质，除搪瓷厂断面为三级轻污染外，其余米泉桥、联丰桥和七纺桥断面水质均为四级中污染水质，各断面都有严重超标项目；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100%；乌拉泊水库属于三级轻度污染水质，柴窝堡属于五级重度污染水质；东南郊、西北郊地下水水质级别为良，市区南、市区北地下水水质级别为差。甘肃省长江、黄河、内陆河3大流域的450条主要河流，90%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工业污染主要集中在黄河干流以及支流的泾河和渭河。

3.城市垃圾污染

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城市垃圾数量越来越多。目前，城市垃圾总量已占全球垃圾总量的90%以上，成为世界性“公害”。城市垃圾主要包括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

工业垃圾是城市工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带来的工业废弃物，主要有废渣、废屑、粉尘与污泥。炼钢厂每生产10吨的生铁或钢，约排出3吨的废渣，高炉渣有时达10吨之多。工业垃圾主要集中在矿业城市，2000年西北地区产生工业废弃物5863万吨，综合利用率仅为29.52%，历年来贮存工业固体废物49583万吨，占地达7573万平方米，这说明西北地区的大部分工业废渣都被浪费了，不仅如此，弃置未用的废渣还污染了城市环境，占用了城市土地。

生活垃圾是城市居民与进城农民生活中的各种废弃物，主要有废纸、废塑料、废铁、废玻璃等。据1997年对全国666个城市进行的统计，全国年产城市生活垃圾2亿吨，而清运量仅占产生量的50%左右，无害化处理率还不到5%，50%以上的垃圾堆放在城市的一些死角，甚至公共场所，97%以上的垃圾未经无害化处理便进入环境。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垃圾堆放在城郊等地，成为严重的二次污染源。一些垃圾污水由城郊渗入地下，严重污染地下水，祸及城郊菜地。

4.拥挤的城市交通

交通拥挤、长时间堵车是城市交通中日益严重的问题。1996～2001年，西北地区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由7.01平方米迅速提高到9.56平方米，5年之中增长了1.36倍。但同期全区机动车拥有量由183.94万辆急剧增加到469.16万辆，增加了2.55倍。交通基础设施的增长远远跟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而运载效率高的公共汽车，又被大量发展的私人汽车挤占道路，使得城市交通日益拥挤。

（三）城市环境污染受产业结构的影响

西北地区的工业经济密度与工业污染强度的差异，一方面受工业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

从整体来讲，城市工业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工业污染程度成正相关关系，传统工业发达地区的工业污染较严重，但由于工业经济实力也是提高污染治理资金投入的基础，因而并不能简单地论断那些经济不发达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工业污染相对较低。事实上，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增强环保投入，调整产业结构，工业污染正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据中国环境科学院资料，1986～1996 年10年间，工业产值向东部“迁移”5个百分点，而COD向西迁移了12个百分点，SO2向中部迁移了3个百分点。

不同产业结构造成的工业污染强度与类型不同，因而调整产业结构就成为控制环境污染的强有力措施。在各行业中，工业废水排放大户包括电力蒸汽热水生产、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和造纸制品业；工业废气排放较大的行业包括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石油加工业、炼焦煤气及煤制品业、建材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大户包括采矿和造纸等行业；机械电子、印刷、医药等行业的污染物排放较小。

表4-28　各行业万元产值工业污染物排放量

资料来源：甘肃年鉴编委会.甘肃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三、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

（一）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互动的时序规律

受人文社会规律支配的城市化过程与受自然规律制约的生态环境演化过程之间，通过种种复杂的胁迫与约束机制，呈现一定的耦合规律性，即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环境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和城市化与经济发展间“对数曲线”耦合而成的双指数倒“U”形曲线。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区域生态环境存在先指数衰减、后指数改善的耦合规律，从时间序列上可以分为低水平协调、拮抗、磨合和高水平协调四个阶段。

图4－12　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规律性

资料来源：黄金川，方创琳.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J].地理研究，2002，22（2）：211～220.

在工业文明起飞阶段，国民经济中农业的比重很大，农村人口占绝对优势，城市化水平不高，城乡用地矛盾不突出，加上农业较少使用农药和化肥，土地开垦密度也不大，且大多分布在生态稳定的区域，因此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小。

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工业化基础逐步建立，经济实力有所增长，城镇对农村劳动力的吸引力加大，致使大量人口涌入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污染和人口集聚效应所带来的生活污染在该阶段都迅速增加；同时，由于城市发展对农村用地的争夺，迫使农业向生态条件差的地域推进，也加重了农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业比重在该阶段先升后降，工业比重上升时城市化水平发展很快，生态环境破坏速度也很快。工业比重越过高峰后，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优势，人口向城市聚集的惯性和第三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和精神诱惑力使城市发展速度依然很快。这一时期，城市发展已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而且随着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清洁技术和环境政策日益受到重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出现高峰，城市生产污染开始下降，并最终使生态环境过程曲线越过峰值后开始下降。城市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也开始由三废污染转移到人口聚集所带来的拥挤上。

在工业文明成熟阶段，工业比重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兴起，使信息部分地代替了物质资源，相当程度地减少了资源消耗和生产污染。该时期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速度开始放慢。

（二）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

为了揭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的耦合、互动关系，可以利用城市—生态环境耦合度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作用强度和贡献程度^〔141〕。

1.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城市化指标，由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4个方面构成，具体包括人口城市化率、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比重、每单位建成区土地面积万元产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市密度、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拥有医生数等；另一部分是生态环境指标，由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水平、生态环境保护3部分组成，其中前一类是负功效指标，后两类是正功效指标，具体包括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人均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人均工业SO2、人均能源消耗量、人均能源消费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森林覆盖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SO2除去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环保投资占GNP比重等^〔142〕。

2.耦合协调度模型

D=（C×T）1／2　T=aU1+bU2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调和指数，它反映了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整体协同效应或贡献；a、b为待定系数。当D≤0.4时，为低度协调耦合；0.4＜D≤0.5时，为中度协调的耦合；0.5＜D≤0.8时，为高度协调的耦合；0.8＜D＜1.0时，为极度协调耦合。

3.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

据刘耀彬等人的研究，西北5省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都很低，处于低协调发展阶段，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时序来看，基本上处于拮抗时期。其中陕西、宁夏属于耦合作

表4-29　西北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值

资料来源：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105～112.

用强度高而协调发展低水平的高强度低协调型，甘肃、青海、新疆属于耦合作用强度中等而协调发展低水平的中强度低协调型。这主要是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但由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限制，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共同发展的协调度很差，而且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原本就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因此，西北地区急需改变发展模式调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总之，城市化不仅对生态环境有胁迫效应，更有恢复效应，在城市化低于某个水平时，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而恶化，一旦城市化达到某个水平，生态环境随城市化的发展将得到改善。目前，西北地区处于工业文明的发展阶段，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产业和人口聚集不当，产生了一系列城市环境问题。但是，我们不应该因噎废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增加环保投资、推广清洁技术，再辅以高效的管理，西北地区会加速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从而会有效地扼制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胁迫效应，使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恢复效应凸显出来。

【注释】

〔129〕汤茂林，姚士谋. 论城市发展与区域的关系[J]. 城市研究，2002，8： 33～35

〔130〕李文. 城市化滞后的经济后果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2001，4：64～75

〔131〕王嗣均. 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176

〔132〕郭克莎.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2：44～55

〔133〕H. Chenery and M. Syrquin,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M], 1950～1970, （OUP ,1975）p .38

〔134〕李健英. 我国的第三产业与城市化的低相关分析[J]. 城市问题，2002，1：45～49

〔135〕T.W.舒尔茨a.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136〕田雪原.人口城市化驱动消费需求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0，2：1～7

〔137〕王秀，夏金彪.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专访著 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陆学艺[J]. 中国经济时报， 2002-11-15

〔138〕曹雪琴.加快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建设[J].经济经纬，2001，6：67～69

〔139〕黄金川，方创琳.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制与规律性分析[J].地 理研究，2002，22（2）：211～220

〔140〕程春满，王如松. 城市化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J]. 城市发展研究，1998，5：13～17

〔141〕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 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 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105～112

〔142〕黄金川，方创琳，冯仁国. 三峡库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定量辨识[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4，13（2）：153～158·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