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战略分析

3　发展战略分析

中国古代战略家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了解自己目前的处境，掌握敌我双方的优劣势，打仗才有胜算的把握。这早已为视商场如战场的企业所认同并运用。其实经济和社会发展何尝不是如此?政府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之前，也必须进行严密的战略基础与环境分析(如图3－1)。

图3－1　发展战略管理全流程中的战略分析

“战略分析”(strategic analysis)也称“战略审视”(strategic audit)。发展战略分析就是审视“对象域体”(特定国家、区域、城市)未来发展的现实基础，研盼所面临的发展环境及其走势，弄清目前所在的“方位”或出发的“起点”，为选择下一步战略目标及其实现路径提供依据。其要领，一是分析发展战略主体及其利益关联者的愿望，解决“想做什么”的问题;二是分析发展战略主体的责任，解决“应做什么”的问题;三是分析对象域体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变化趋势，解决“可做什么”的问题;四是分析其发展的内在能力与既有基础，解决“能做什么”的问题;最后是基于这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客观条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解决“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如图3－2)。

图3－2　发展战略分析内容与步骤

3.1　战略意愿分析:想做什么?

生活中我们常常被问或自问:你(我)到底要什么?表明这个问题并不简单，否则就不至被人质疑或自感纠结了。同样，要清晰表达某域体的“发展战略意愿”，回答“你(我)想做什么”的问题也并不简单。因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发展战略意愿(非理性的意愿不叫战略意愿)有一个“厘清”和“整合”的过程。

3.1.1　战略意愿主体

我们知道，任何企业都存在利益关系方或关切人。在传统企业制度下，其利益关系(切)人是相对单一的，为“单极”的老板、业主;后发展到“多极”的合伙人、公司股东等;而在现代公司制下，其利益关系(切)人尤其是战略利益关系(切)人早已突破所有权人的概念，扩展到了从直接到间接、从要素到非要素的全方位“复合体”(如图3－3)。在许多情况下，所有权人的战略意愿表达与影响力反而“微不足道”或被“忽悠”，如在股权分散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小股东的无奈与无助，在债权人优先受偿法理下公司被清偿时股东权益的不保，有时公司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在地政府的意志等。

图3－3　企业战略利益关系(切)方

与企业相比，国家、区域、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更加多元、更加复杂的利益关系方或关切人。为分析简便起见，这里仅列出战略利益或战略意愿较具代表性和对比性的4类主体:居民、厂商、当局、上级(政府)，此外者合称“其他”(如图3－4)。

图3－4　发展战略利益关系(切)方

3.1.2　战略意愿差异

事实上，域内不同“主体”与本域体(国家、区域、城市)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益关系及其关切点是有差异的。有的更看重眼前、局部利益，有的更看重全局、长远利益;有的更关注经济发展，有的更关注社会发展;有的更在乎效率，有的更在乎公平;有的更注重物质生活，有的更注重精神文化生活;有的更关切投资、营商环境，有的更关切生活、生态环境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发展战略利益关系人及其关切点是:

——当局:政绩。这里的“当局”是指特定域体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的“统筹者”——政府。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体制机制、评价标准和价值观下会有不同的政绩取向。一个以经济发展、摆脱贫困为要务的发展中经济体，不可避免地会把用本地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的经济增长作为首要政绩标准，上级政府更会以此作为对下级政府的主要政绩考核指标。但这种状况在目前的中国正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而发生变化:节能环保类可持续发展指标，就业、教育、卫生、社保等社会发展指标，勤政、廉政、治安、社会风气等道德发展指标，群众评价、满意度、舆情乃至选票等“民意”指标正在进入政绩体系。作为“统筹者”，当局的发展意愿一般都是出于自身“政绩”需要并综合反映其他主体的利益关切。

——上级:贡献。“国家”以下层级的域体皆有“上级”政府。“上级”政府或领导人最关注下属区域或城市对全域或全局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下属域体对全局最重要的经济贡献是对全域GDP等统计指标的“名义性”贡献、对整体产业分工布局的“结构性”贡献及上缴(解)财政收入等“实质性”贡献。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上级的发展意愿往往具有决定性。

——居民:福祉。这里的居民包括域内户籍居民、非户籍常驻居民以及流动(进、出)人口等。他们主要关心“在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自身福祉亦即切身利益的关系，涉及个人和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物价的稳定、就业的改善、保障程度的提高、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公共服务的完善、“地缘尊严”(以做该国、该地、该市人为荣)的提升等。在全球民(人)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居民的发展意愿在中国愈来愈受到重视。

——厂商:环境。这里的厂商泛指所有在地的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业者，尤其是可自由选择投资区位和发展地域的外来客商(实际上本地业者也愈来愈具有了是就地发展还是“走出去”的选择自由)。他们最关切的是所在地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包括由各种基础设施构成的硬环境和由法律政策体制等构成的软环境。由于各类厂商或业者是所在国家、区域、城市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微观主体，加之不同域体之间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具有可比性且存在着厂商的选择权，其发展意愿不容漠视。

3.1.3　构建共同愿景(building shared vision)

发展统筹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域内不同利益主体的差异性战略意愿加以整合，以构建本国、本地、本市的共同发展愿景(如图3－5)。正如个人愿景是个人心中所持有并企盼的意象或景象那样，国家、区域、城市的共同愿景是域内全体成员所共同持有、分享并企盼的意象或景象，其最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想要创造什么?”。按西方学习型组织研究者(如Senge，1990)的解释，共同愿景不是各自愿景的简单相加而是其最大公约数，关键在于由全体成员“分享”。与“全息摄影”(hologram)可从画面的每个局部看到全局一样，域内每个成员都能从域体的共同愿景中看到其个人愿景。

图3－5　不同主体利益取向差异及其整合

关于构建共同愿景的意义，《第五项修炼》(Senge，1990)曾分析道:共同愿景一是具有驱动力，驱动成员和组织自愿学习、自主管理、自觉奉献和创造性地工作;二是具有导向力，像灯塔一样让人们始终瞄准它而不至彷徨、懈怠和迷失方向，“伟大的愿景一旦出现，大家就会舍弃琐事和杂念”;三是具有凝聚力，包括改变或重塑个人与全局的关系，使发展从“他们的”变成“我们的”，从“上面的”变成“大家的”事情;四是具有感召力，能让人像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战士那样甘愿为“自由”的共同愿景献身;五是孕育创造力，使人们焕发出超常的工作热情、聪明才智并创造奇迹;六是赋予人们奉献精神，使之愿意将自己的毕生力量奉献给那些有生之年看不见成果的伟大工程(如中世纪建天主教堂);七是赋予成员生命以意义，使之可以找到一种神圣的归属感——归属于一项重要的任务、事业或使命。

3.1.4　共同愿景描述

既然是域内全体成员所共同持有、分享并企盼的意象或景象，愿景就应与任务、规划或战略目标等不同，其描述要具体、形象、生动、简洁、通俗并令人向往。

——依据奋斗目标描述共同愿景。对此既可做定性描述，也可做定量描述。前者如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赫鲁晓夫曾更通俗地描述为“土豆烧牛肉”)，邓小平提出的“温饱—小康—现代化”，美国福特公司百年前提出的“让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等。后者如美国沃尔玛公司提出的“达到1250亿美元销售额”(至上世纪末已达到)，某些中国企业提出的“进军全球500强”，某些中国城市提出的“跻身GDP万亿级俱乐部”等。

——依据竞争对手描述共同愿景。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提出的“超英赶美”，Nike曾提出的“击败Adidas”，某些中国饮料企业曾提出的“击败可口可乐”，邓小平视察广东时曾勉励其赶超亚洲“四小龙”等。

——依照“标杆”描述共同愿景。这是一种尊“对手”为“榜样”的“低调”描述法，如20世纪40年代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要做“西部哈佛”，80年代中国武汉提出“建设东方芝加哥”，后来台湾新竹科学园提出要做“东方矽谷”(硅谷)，梧州提出打造“桂东小广州”，大连提出要成为“中国的班加罗尔”等。

——依据“定位”描述共同愿景。如中国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海南省确立要打造国际旅游岛，广东深圳要做创新型城市，阳江要建“刀剪之都”，云浮要建“石材之都”，福建石狮要打造“时尚之都”，武汉东湖高新区要建设“光谷”等。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区域、城市的发展定位与发展愿景密切相关，可谓“一体两面”。

3.2　战略责任分析:应做什么?

3.2.1　相关概念释义

伦理(ethics)、道德(morality)、义务(obligation)、责任(liability)等都是关于行为应然规范的概念。但前三者更倚重自律性，后者则是一种兼具自律与他律性的行为规范(法律责任的他律性最高，达到强制程度)。这里所说的“战略责任”，从“自律性”性的角度看等同“战略伦理”、“战略道德”或“战略义务”，但它同时又兼具后三者所不足的“他律性”。我们可以由前人的相关论述加深对“责任”的理解:

——司马光《谏西征疏》:所愧者圣恩深厚，责任至重。

——梁启超改引自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雨果［法］《笑面人》:我们的地位向上升，我们的责任心就逐步加重。升得愈高，责任愈重。权力的扩大使责任加重。

——丘吉尔［英］: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普列姆昌德［印］:责任感常常会纠正人的狭隘性，当我们徘徊于迷途的时候，它会成为可靠的向导。

3.2.2　发展战略责任

发展战略责任就是发展统筹者或发展战略管理者的应然规范或应做之事。与发展战略管理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中的伦理、道德和义务相一致，发展战略责任主要涉及对以下关系的正确处理、兼顾或“包容”并由此实现“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

——效率与公平:既不能为追求增长效率而损害社会公平，也不能反过来为追求社会公平而牺牲增长效率，需兼容二者并小心权衡和拿捏。

——功利与道义: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既要确立GDP等功利或“显性”政绩目标，也要纳入民生福利、资源环境、社会和谐、精神文明等道义或“隐性”政绩目标。

——利己与利他:在谋求本国、本地、本市发展时要顾及邻里的发展，在谋求当代发展时不能损及后代的发展条件。简言之就是不能只顾一地一代之私!这就又回到了前面的公平问题:区际与代际公平。

3.2.3　科学发展观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2003)提出了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其中既包含着发展的意愿，更包含着发展的责任与道义。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人本”、“公平”与“和谐”。

——以人为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更不是为政绩而发展，而是为百姓的福祉而发展。

——空间公平:强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均衡与协调发展，亦称区际公平(interregional fairness)。

——时间公平:顾及子孙万代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尤指资源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亦称“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al fairness)。

——社会和谐:关注民生福祉、社会保障、扶弱济困、缩小收入差距、社会维稳、公平正义等。

3.2.4　战略责任案例

——都江堰水利工程。公元前256年李冰任蜀郡守期间，带领儿子和官民，历时8年，修建了全世界迄今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都江堰综合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持续发挥着防洪、灌溉、航运等设计功能，体现了当政者不仅以当代人的民生福利为重、而且造福千秋万代的战略责任。

——太阳城的理想社会。“太阳城”是康帕内拉(意大利，1623)虚构的理想城邦，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参加劳动，日用品按需分配，每天工作4小时，其余时间用于读书娱乐;儿童从二三岁开始接受教育，十岁前学习各种科学知识…这一虚构的“愿景”反映了人们注重“公平”(所谓“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发展伦理和幸福观，成为欧洲人曾向往的(空想)共产主义模板和科学社会主义来源之一。

——复活节岛的雕像。这一孤悬于南太平洋的小岛被欧洲航海家在复活节那天“发现”时已然荒凉凋敝，但岛周伫立的巨石雕像和后来发现的神秘木刻文字等却显示该岛曾经历过繁盛和较高程度的文明。于是“复活节岛何以由盛而衰”就成了一个萦绕西方多年的迷(如Routledge，1919;Lipo，2012)。经科学家们反复考察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之一是:岛民为将巨雕从采石场运往海边而大量伐木铺轨，加上一度人口膨胀等原因，导致岛上森林毁灭，生态恶化，再也无法运送巨雕和造船出海捕鱼了……从中可见只顾一代人之私的战略失责后果。

——撒黑尔地区的悲剧。位于非洲撒哈拉的撒黑尔(Sahel)地区曾是一片肥沃的草原，供养着十几万牧人和至少五十多万头牲畜。然而，草场的“共有”刺激了“个体”的无限度啃食和人畜数量膨胀，以至到1970年代终于突破该地区生态承载力极限而致其荒漠化。英国生态学家Hardin(1968)称之为“‘共有’的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Senge(1990)也将其列为管理系统基模之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常将其作为一个轻忽代际公平带来恶果的典型案例。

——博帕尔事件。1984年12月3日凌晨，美国跨国公司“联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在印度中央邦博帕尔(Bhopal)市投资经营的一家农药厂发生氰化物泄漏事件，当即有2千多名博帕尔贫民区居民中毒身亡，后来又陆续有2万多人殒命，20多万人致残。20多年后印度一家法院在计入当地居民患癌率及儿童夭折率的基础上，判决博帕尔事件累计致死60万人，成为全球有史以来工业污染事件恶果之最，更被作为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不顾区际公平向落后国家转移危险产业的战略失德、失责“之范”。

3.3　战略环境分析:可做什么?

3.3.1　外部分析内容

战略环境分析亦称外部分析(external analysis)、外部审视(external audit)，对国家、区域、城市来说主要是分析、审视影响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评价这些因素的影响力度并研判其未来变化趋势，借以把握自身所面临的发展机会和威胁(挑战)，为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对外部发展环境可从不同视角进行分类:一是据其“物理”性质分为硬体(如周边交通、能源基础设施及其他重大项目建设)环境和软体(如宏观制度、文化、市场)环境;二是按战略主体分为国家发展环境、区域发展环境和城市发展环境;三是借鉴企业战略分析的PEST框架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如图3－6);四是从空间范围分为国际环境、国内环境和周边环境等。在实际工作中可根据发展战略制定的需要，结合对象域体的具体情况，参考这些视角有选择性地展开分析。以空间层级为例，可由高至低、从大到小展开分析:

图3－6　外部环境的PEST分析框架

——国际环境分析。主要是了解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总趋势。不论国际还是国内经济运行都有或长或短的周期性。而在全球化时代国内外经济周期正愈来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局域经济体都很难置身事外。因此，分析当前及未来一定时段全球经济运行所处周波阶段(繁荣还是衰退、上行还是下行期)，也就成为国家、区域、城市择定下一阶段发展目标及其实现路径的重要依据，正所谓“审时度势”。此外还可能需要分析国际贸易环境、投资环境、金融环境、劳务环境等，必要时也需分析国际政治、法律、安全、文化、科技、环保等发展变化情况及其对本域体发展的影响。

——国内环境分析。作为省、市、县等次国域经济体制定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国内环境分析主要是了解全国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和趋势、国家战略规划及政策导向等，尤其是了解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各种发展政策，包括区域政策(如开发西部、扶持山区)，产业政策(如扶持农业、鼓励高新)，产权政策(如鼓励民营、优待外资)，贸易政策(如鼓励外销、出口退税)，金融政策(如稳定货币、收缩银根)，环境政策(如鼓励节能、限制排放)，社会政策(如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

——周边环境分析。主要是了解周边地区的情况，分析本域体与周围区域的关系。这对国家、区域、城市的战略制定来说都很重要。如中国基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将沿边开发开放以及亚太经济合作(APEC)、东盟10+3、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合作等纳入其战略框架;“珠三角”基于对“长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区崛起的分析，预期发生外资、港澳台资北移的趋势而相应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深圳市基于与周边地区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成本的对比分析，主动采行产业转移和升级战略;佛冈县基于对毗邻的“珠三角”产业外移趋势的研判，积极实施承接和对接战略等。

周边环境分析还可以包括与周边地区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如经济总量比较、经济均量(如人均、地均GDP)比较、单位产出能耗排放比较、产业结构比较、发展速度比较、城市化水平比较、人均可支配收入比较等，尤其还可进行发展战略类型比较。如图3－7所示，对象县(A县)现行发展战略类型(○类)与相邻的B、C、D、F、G、H、J等县属同一类型。而战略趋同容易导致邻域之间对相同资源和市场的恶性竞争，限于“红海搏杀”(red－sea struggle，参阅8.2.2、8.2.4)，宜按箭头所指方向跳出该象限转采△类或□类战略。这其实正是目前“珠三角”周边一些市县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3.3.2　外部因素甄别(定性)

影响国家、区域、城市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繁多，影响效果不一。战略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定性”甄别:哪些因素的影响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哪些是机遇，哪些是威胁(障碍、挑战)?甄选的结果需以“要点”的形式一一列出，一般要求列5－10项。下面参阅《佛冈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暨南大学代明课题组，2011.1)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图3－7　域际发展战略类比较

——佛冈未来5～10年发展面临的主要机遇。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基本向好，全球经济的回暖、中国的“和平崛起”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持续繁荣等为本县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大环境;二是新一波全球尤其是珠三角产业转移，加上广东省实施“双转移”战略，使本县承接产业转移的机会增多;三是珠三角都市圈外扩，加速着佛冈等周边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动本县率先融入广州“一小时经济/生活圈”;四是周边基础设施不断建设和改善，尤其是“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及多条高速公路过境，将进一步优化本县能源、交通等发展的硬环境;五是区域经济格局发生有利变化，包括“泛珠”合作框架的形成，《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环珠”(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概念，佛冈在国域、省域、市域主体功能区划中被划入重点发展区等，提升和优化了本县在空间发展格局中的区位;六是省、市出台相关发展政策，如广东省《关于促进粤北山区跨越发展的指导意见》，全省启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试点而佛冈被确立为首批试点县，清远市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并赋予佛冈“南部产业核心区”定位等，使本县面临一系列政策利多。

——佛冈未来5～10年发展面对的主要威胁。一是宏观经济形势存在变数，尤其是部分发达国家经济提振乏力、多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等都会不同程度影响到国内、省内经济;二是珠三角周边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山区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以致众多市县与本县发展战略趋同;三是同质化的战略导致众多市县对同类发展资源的激烈竞争，包括争揽“同源”资本、技术、信息、人才、项目等，集中表现为面向珠三角的招商竞争;四是战略趋同还导致众多市县产业的同构化和产出的同质化，相邻地区面向相同市场相继推出相似的农产品、工业品及旅游产品，纷纷限于“红海”竞争;五是珠三角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呈现出愈来愈明显的低端化(保留高端、外移低端)趋势，使产业承接地面临被“低端锁定”的威胁;六是水资源和流域环境保护的呼声日趋高涨，本县作为珠江水系的流域县肩负着不可推卸的生态屏障义务，这势必限制其大规模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势头并加大其发展成本。

3.3.3　外部因素评价(定量)

对环境因素的“定性”甄别只是完成了外部分析的一半。还需对其进一步进行“影响力度”的定量评价，才能为战略制定提供较全面、客观的依据。但对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力做定量评价迄今仍是一个难题。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如David，1997)，其中的“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matrix/EFE)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书尝试对其加以改造，将其中的评分依据从“战略主体对各项外部环境因素所作出的反应”(反应很差1分、反应一般2分、反应较好3分、反应很好4分)改为“战略主体对各项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力评价”(“小”机会1分、“中”机会2分、“大”机会3分、“重大”机会4分;反之，“小”威胁－1分、“中”威胁－2分、“大”威胁－3分、“重大”威胁－4分)，以适用于国家、区域、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影响因素评价。操作步骤为:

表3－1　佛冈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力度评价简表(2010)

*按各因素对我县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大小评分，评分标准:
机会:小= 1、中= 2、大= 3、重大= 4;威胁:小=－1、中=－2、大=－3、重大=－4。

——问卷调查。即针对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官员或工作人员设计、发放、回收并统计调查问卷。基本要求，一是受访官员必须熟悉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事务;二是问卷设计要简洁明了易填，可当场(即)完成;三是填报结果需有数据性和统计价值。《佛冈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课题组曾设计《佛冈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力评价简表》(见表3－1，这里经过了进一步简化)，与另一份调查问卷一起，共向县府相关部门、各镇、园区发出85份，回收71份，回收率83.5%;其中合规有效问卷69份，有效率97.2%。

——权重修正。经对回收的69份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别得出各项外部因素影响力的平均得分(见表3－2“评分”栏，正负自添加项目皆为零)。但鉴于本地官员的评价可能存在经验性和局限性(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为扩宽观察和理论视野，特向广州高校、研究机构的10多位相关专家学者面询或函询了修正意见，并通过赋予各项评分权重来加以反映(所给平均权重见表3－2“权重”栏)。从赋权结果看，外部专家学者基本尊重当地官员的评价，对大多数影响因素评分皆赋予“不必修正”的平均权重，只是对少数他们有特别“洞见”的因素加以了微调。如机会因素中的“珠三角都市圈外扩”被赋予最高权重，是因为这一发展趋势已通过近年来佛冈房地产热和“一小时经济/生活圈”等现象引起社会和学界关注;而不利因素中的“产业承接地面临‘低端锁定’威胁”和“环保趋严使工业受限”被给予较多权重，则可能是因为他们比官员更侧重全局和理性思考。

表3－2　佛冈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力评价平均得分及加权分

*因总权重为“1”，则计算结果与所列机会或威胁因素多少无关，其加权分合计只能≤4。

——评价结果。从外部环境因素影响力定量评价结果看，一是可知佛冈县未来(2011－2020)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机遇(2.68)大于挑战(2.48);二是可知“珠三角”产业转移和都市圈外扩仍将是影响本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三是可知多市县战略趋同及其导致的招商同向化、产业同构化、产品同质化和市场竞争“红海化”是本县发展面临的现实威胁，而“低端锁定”、“生态限制”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威胁;四是可据此制定如何利用机会、回避威胁的适宜战略，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3.4　战略基础分析:能做什么?

3.4.1　内部分析内容

战略基础分析实为战略能力分析，亦称内部分析(internal analysis)、内部审视(internal audit)，对国家、区域、城市来说主要是分析、审视支撑其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或各种内部因素，评价这些因素的支撑力道和强弱(度)并研判其变化趋势，借以把握自身所拥有的发展优势和劣势，为制定适宜的发展战略提供客观依据。一地(一国、一市)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内部因素至少包括:1)资源条件，尤指土地、矿藏、水、气象、森林植被等在地自然资源，但必要时也可涉及非在地资源(如原材料、能源)谋取和非自然资源(如人力、资金、技术等)配置;2)区位条件，按古典经济学的级差地租理论和区域经济学的“中心－外围”理论，主要是指对象域体距离“中心市场”或“发展极核区”的远近，这又与其“先天”(如山区或平原、内陆或沿海沿江沿湖)和“后天”的交通条件有关;3)环境条件，这里用作狭义(与3.3的战略环境相比而言)，主要是指在地生态环境承载力尤其是对工业排放的承载力，这是可持续发展观兴起后引入的一个新变量;4)基础设施，指在地能源、交通、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与3.3所述的周边基础设施往往相联系)，对上述资源、区位和环境条件均有改善的作用，也是关乎在地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5)产业基础，是承载整个域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躯干”，包括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出绩效、产业特色和产业竞争力等;6)体制政策，尤指资源配置机制、公平效率机制、均衡协调机制及产业政策、人才政策、创新政策等;7)地缘文化，主要是指文化对发展的导向性和力度;8)发展现状，主要是指由一组综合性指标来概括性反映的域体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是其未来发展的起点或出发点。此外还有一种侧重“发展作为”和“发展实践”的分析思路:

——发展过程分析。通过这种时间或历史视角的分析，可以观察对象域体的发展轨迹尤其是周期性波动过程，研判其未来发展走势。如图3－8所示，中国自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一直保持持续稳定较快增长态势，除2006、2007两年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高涨刺激而超过12%以外，总体上基本保持理想状态。《深圳经济“高位增长”策略研究》(暨大代明课题组，2011.4)显示，深圳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且大致经历了三轮周期(如图3－9):一是1980～1991年，其中回落期7年，上升期5年，年均增长率为39.07%，1980年达到波峰的62.7%，1986年落至波谷的2.7%，1991年回升到下一个波峰的36%;二是1992～2003年，其中回落期10年，上升期2年，年平增长率为20.65%，2001年落至谷底的14.3%，2003年回升到波峰的19.2%;三是2004～2010年底研究报告截稿时，年均增长率为14.09%，其中2009年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下降到10.7%，然后触底反弹，2010年又回升到上年水平……据此并结合其他迹象和趋势判断，深圳经济可能仍处于此轮周期的上行期，实现高起点上的“高位增长”具有较大可能性。

图3－8　中国经济增长轨迹(2000～2011，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

图3－9　深圳经济增长轨迹(1980～2010，据深圳统计年鉴数据)

——发展地域分析。通过这种空间视角的分析，可以把握对象域产业和产出的分布现状，评价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际协调均衡度并寻求潜在的增长空间。如国域空间分析表明，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区际和城乡发展差距虽有所收窄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因此“十二五”规划在积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同时，仍强调要推进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大对“老少边穷”地区扶持力度等。

——产业结构分析。通过这种供给视角的分析，可以增进对本域体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及其外部关系的了解，同时研判三次产业以及其中的支柱产/行业对经济增长的现有与潜在贡献率，以准确把握推动未来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如《佛冈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报告对该县的“畸形”产业结构(如图3－10)深入分析后发现:一是从必然性看，这种结构出现在“斯时斯地”不可避免，原因是该县在珠三角经济圈外扩过程中已被重新定位为其“加工车间”(而服务业则向核心区集中，因此同期广州的服务业占比达到61.51%，香港更是超过80%);二是从积极面看，表明佛冈已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融入珠三角或广州经济圈甚至已参与到其内部分工体系;三是从负面看，也显示佛冈近几年战略重心确有向工业过度倾斜之虞，轻忽了服务业的引进和发展，尚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图3－10　佛冈县三次产业结构(2010)

——发展质量分析。通过这种投入产出比较视角的分析，可能找到对象域体发展的某些盲点或症结，为其未来谋取更快更好的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深圳经济“高位增长”策略研究》报告显示，反映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系列指标中存在“多高一低”的异常情况:人均产出高、地均产出高、资源环境利用率高(其反向表达为“单位产出能耗排放低”)……但工业增加值率低(参见图3－1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作为其经济和工业支柱的IT产业属第三代“高新技术产业”，在全球历经数十年荣景后可能已接近产业生命周期的拐点，其“青春超值空间”正被逐渐压缩;二是在全球IT(包括IC、PC)产业链上，中国及其深圳主要承担的是中端加工制造环节，而高附加值分布在两端的研发设计和系统解决方案等“服务”环节;三是全球价值链分布存在明显的“厚品牌”倾向，极少数知名跨国公司“携品牌征四方”并稳享厚利，而深圳目前仍基本上处于“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阶段，“成本领先”仍是其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法宝;四是高附加值和超额利润也可以来自行业垄断及其带来的定价权，而深圳经济和工业则相对倚重本土创业的中小民营企业，往往处于“被定价”或“被低值锁定”的地位。据此并基于“产出=投入×效率”的原理，研究报告提出了倚重“效率”而非“投入”的“高值化”(提高产业增加值率)策略，包括通过自主创新(尤其产业创新)实现高值化、通过产业链升级实现高值化、通过品牌提升实现高值化、通过行业“垄断”(寻求行业领导地位)实现高值化等。

图3－11　深圳近年工业增加值率及其对比(%，据各自年鉴数据)

图3－12　核心能力与发展定位的关系

——核心能力分析。核心能力或核心竞争力原本指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长期、决定作用的一种“积累性学识”(Prahalad＆Hamel，1990)，后被西方管理学视作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阶段和战略制定的基础(另见本书2.2.1和8.2.1)。核心能力对域体(国家、区域、城市)发展战略制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其发展定位的依据(参见图3－12)。然而对特定域体核心能力的分析和把握一直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难题，但可知它不是一种“天赋”能力，而是一种“作为”能力;不是一种“同质化”能力，而是一种“差异化”能力;不是一种“绝对”能力，而是一种“相对”能力。如《佛冈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报告认为:该县的核心发展能力不是“天赋”资源、区位等优势本身，而是在适宜的战略、体制、政策与其优势资源、区位、机遇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较强产业承接能力。《深圳经济“高位增长”策略研究》和《深圳研发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暨大代明课题组，2011.9)认为:深圳的核心能力不是其毗邻香港以及中央赋予其特区地位和特殊体制政策等“天赋”优势，而是其基于此培植起来并长期发挥作用的“创新能力”;不是港、穗等周边城市皆有的“国际化”、“金融中心”、“经济中心”等“同质化”优势，而是一种从技术到产业、制度的“差异化”创新优势;也不见得其“创新能力”就绝对强于所有竞争对手(如硅谷)，但在其自身诸能力中却属相对最强。事实上(如图3－13所示)，深圳创新能力的培植和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就近引进、消化、吸收境(国)外制度和技术并向全国推广为特点的“初级创新”，由此蜕变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并弥补了距“第二次浪潮”(“工业革命”或“重化工业革命”，前者系Toffler的定义，1980;参阅本书8.5.1)的技术和制度落差;二是以学习、借鉴、集成国外当代信息技术和新经济为特点的“中级创新”，由此蜕变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重镇并跟上了全球第三次浪潮;三是目前正进入以“原创”为特点且最富挑战性的“高级创新”阶段，目标是争取开启第四次浪潮和引领“4G(第四代)产业”。

图3－13　深圳创新能力升级

3.4.2　内部因素甄别(定性)

支撑国家、区域、城市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能力要素或内部因素很多，作用和支撑力道不一。战略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定性”甄别:哪些因素的作用是正面的，哪些是负面的;哪些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哪些是强项，哪些是弱项;哪些是优势，哪些是劣势?甄选的结果也需以“要点”的形式一一列出，一般要求列5～10项。下面仍参阅《佛冈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佛冈未来5～10年发展拥有的主要优势。一是自然资源优势，包括土地资源、水利(力)资源、矿产资源、温泉资源、生态资源、自然景观资源等，在资源日紧的珠三角及“环珠”地区更显其“贵”;二是人文资源优势，包括历史文化、名胜古迹、民俗民风等，与温泉、生态、自然景观等一起又构成旅游资源优势;三是区位优势，不仅地处环珠地带的“内环线”，而且位居交通“要冲”和广州“北大门”，距离珠三角所有城市及港澳都在1～3小时车程之内;四是交通优势，不仅紧靠花都国际机场、京广铁路、有京港澳等高速公路贯通全境，而且县域内规划建设了以“两纵三横”为主干道的交通网络，将下辖各镇和园区全部纳入了1小时经济圈;五是政务政策优势，当局赶超意识强烈，致力于打造良好的软、硬投资环境和服务性政府，出台了系列招商引资鼓励政策;六是现有产业基础和规模优势，经过十年左右的快速发展，已从一个贫困县蜕变为以工业为支柱，房地产、旅游等产业蓬勃发展的经济强县。

——佛冈未来5～10年发展具有的主要弱势。一是产业空间布局失衡，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商贸服务业乃至城镇化，基本上都呈南强北弱的格局;二是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三次产业结构为5.1∶76.7∶18.2(2010)，尽管属珠三角区域分工体系重构下的必然结果，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本县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弱点;三是所处产业链“端(段)位”偏低，大都是承接的广州和珠三角外移的低端产业或产业链中段的低端加工制造环节，耗排量高，附加值低;四是资源环境瓶颈显现，包括土地资源开发利用速度过快、水和能源等供给趋紧、环境容量限制和污染问题开始暴露等;五是本土创业创新乏力，现有产业体系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和承接外来产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离性”有余而“根植性”(embeddedness)不足，本地民营经济势单力薄，甚至不时发生本土品牌，资本、技术和人才外流;六是产业发展后劲不足，这又是上述产业空间布局失衡、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端位”偏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本土创业创新乏力以及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偏低等问题导致的必然后果。

3.4.3　内部因素评价(定量)

对内部因素的定性甄别也只是完成了内部分析的一半。还需对其进一步做支撑或拖累(优势因素对未来发展起支撑作用，劣势因素对未来发展起“拖累”作用)“强度”的定量评价，才能为战略制定提供较全面、客观的依据。但对内部能力要素的作用力强弱做定量评价迄今同样也是一个难题。西方企业战略管理学开发出的“内部因素评价矩阵”(in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IFE，David，1997)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下面尝试将其改造用于“发展战略主体对各项内部因素的作用强度评价”。被改造的主要是评分标准，由原来的全记正分(重要弱项1分、次要弱项2分、次要强项3分、重要强项4分)改为“优正劣负”(“小”优势1分、“中”优势2分、“大”优势3分、“重大”优势4分;反之，“小”劣势－1分、“中”劣势－2分、“大”劣势－3分、“重大”劣势－4分)，以适应国家、区域、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管理的特点并与前述外部因素评价标准保持对应。操作方法仍为“官员评分、专家赋权”制:

——问卷调查。具体要求同3.3.3。下面参阅《佛冈县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1～2020)》课题组设计、与表3－1一起发放并回收的《佛冈县各内部能力因素对未来发展的作用强度评价简表》(见表3－3，这里经过了进一步简化)。

表3－3　佛冈各内部能力因素对未来发展的作用强度评价简表(2010)

*按各内部因素对我县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力大小评分，评分标准:
优势:小=1、中=2、大=3、重大=4;劣势:小=－1、中=－2、大=－3、重大=－4。

——权重修正。经对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别得出各项内部因素影响力的平均得分(见表3－4“评分”栏，正负自添加项目各获得1条但属重复表述，故略去)。然后征询外部相关专家学者的修正意见并通过赋权来加以调整。从赋权结果看(见表3－4“权重”栏)，专家学者大都给予平均权重表明其基本认同当地官员的评价意见，只是对优势因素中的“区位优势”、“交通优势”做了进一步强调，对劣势中后4项相对“潜在”一点的因素做了微调。

表3－4　佛冈县内部能力因素作用强度评价平均得分及加权分

*因总权重为“1”，则计算结果与所列优势或劣势因素多少无关，其加权分合计只能≤4。

——评价结果。从内部能力因素作用强度定量评价结果看，一是可知佛冈县未来1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优势(3.04分)大于劣势(2.32分);二是可知“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仍是支撑本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两个最重要能力因素;三是当局尚待进一步认识“所处产业链段位偏低”、“资源环境瓶颈显现”、“本土创业创新乏力”、“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潜在性”弱势;四是可据此制定如何发挥优势、克服弱势的适宜战略，这是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关键词:

发展战略分析;发展战略意愿;共同愿景;发展战略责任;发展观;外部分析;发展环境;发展机会;发展威胁;内部分析;发展能力;发展强项;发展弱项;核心能力;问卷调查;经济数据

思考题:

1)为何要进行发展战略分析?其基本要领有哪些?

2)域体与企业的战略意愿有何异同?如何分析前者的发展战略意愿?

3)如何构建域体的共同愿景?如何描述你家乡的共同发展愿景?

4)发展战略责任涉及哪些重要关系?如何看待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5)博帕尔事件反映了什么问题?对我国当前的产业转移有何启示?

6)何谓外部分析?如何进行外部分析和评价?

7)何谓内部分析?如何进行内部分析和评价?

8)如何获取发展战略分析所需的资料数据?实地调研(田野调查)应做些什么?如何设计调查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