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可持续化指标

8　通用发展战略

通用发展战略(Generic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是指得到人们普遍认同，已经或正在被不同国家、区域或城市广泛采用的既有发展战略模式。其特点:一是普遍适用，各类域体都有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用到，所以称“通用”;二是大多由企业通用战略、包括著名的波特三大通用战略转换而来，人们并不陌生;三是跟企业通用战略一样主要涉及竞争问题，只不过是域际及代际竞争。

8.1　低成本发展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cost－leadership strategy)为波特(Porter，1980)在《竞争战略》一书中提出的三大企业通用战略之一。其要旨就是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来建立市场竞争优势。其中有两个关键或临界点:一是把成本降到市场价格以下，这是企业的盈亏标志和“生命线”(生存保障线，参见图8－1);二是把成本降到全行业平均成本以下，这是企业的主动权标志(获得了降价竞争空间)和“优势线”(取得了有利的竞争位势)。将该战略转用于国家、区域、城市等地域性经济体便是低成本发展战略。

图8－1　通过降低成本获得市场生存权和竞争优势

8.1.1　要素低成本

利用部分在地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来吸纳另一部分短缺生产要素(资本、技术、人才等)，是落后经济体加速其经济发展和实现工业化的“不二”选择。这一方面是因为落后经济体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优势不多，惟能利用某些要素(如土地、劳力、供水、原材料)在成本上的有限优势进行“低端”竞争(参见图8－2)。另一方面是因为以逐利为导向的资本流动尤其是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各类实业投资需要选择“性价比”尽可能高(硬软条件完善而又价格低廉)的营商环境，以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效益并降低其营商成本(参见图8－3)，这就为前者的低成本要素提供了吸纳对象。国内外大量案例表明，这种发展和竞争模式虽然“低端”，但确实有效。当年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能吸纳巨额外资并快速崛起，当今的中国、印度、越南等国能够吸引大量FDI，凭借的主要就是这种要素低成本或营商低成本优势。

图8－2　部分要素的成本在空间上呈“中高外低”分布

图8－3　FDI及各类实业投资空间流动趋向

然而隐忧已经出现:随着营商成本的逐年提高，珠三角地区开始呈现外(客)商投资势头减缓和现有企业外迁外设(指外设子公司或分支机构)加速趋向。企业跨地域跨国发展本是一种常态，但《深圳经济高位增长策略研究》(深圳市软科学项目，暨大代明课题组，2011.4)所做的抽样调查发现，该市正呈现出实业投资“流出＞流入”的潜在趋势(如图8－4所示，样本企业中已经、正在、将要外迁或外设分支机构的达90%以上)。全国的情况同样值得忧虑:多年来中国建立在要素或营商低成本之上的FDI吸纳优势是否正在被东南亚、南亚、南美等地超越呢?

图8－4　深圳企业外迁/设情况抽样问卷调查(2011)

8.1.2　产品低成本

与要素低成本相联系的是产品低成本。以建立在低成本要素基础之上的低价产品参与国际区际市场竞争，是落后经济体的“无奈”选择和唯一“法宝”。这一方面是因为落后经济体鲜有可与发达经济体相抗衡的高端产品，惟有靠低端低价的传统或标准化产品切入市场。另一方面是因为按要素成本之空间分布规律(图8－2)，处于边缘地带的落后经济体确实拥有这点“可怜的”优势，能够承受得起这种低成本、大批量的生产制作模式，使一些传统或标准化产品的成本在空间上也呈类似的“中高外低”分布(图8－5)。从这个意义上看，发达经济体对发展中经济体的低价产品动辄使用“双反”措施是有悖于市场规律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后者的低成本是客观事实而并非扭曲而成，况且任何“补贴”和“倾销”都是不可持续的，天下没有永远只做贴本买卖的赢家。

图8－5　传统产品成本在空间上呈“中高外低”分布

目前中国产品的这种低成本优势也遇到了问题:随着要素成本的不断攀升，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优势还能维持多久?这从近年来“珠三角”地区许多工厂因面临劳动成本上升或招工难、原材料涨价、汇率变动等而难以为继，尤其服装、鞋类、玩具、礼品、五金等大量代工订单流向东南亚国家的现象可见一斑。比如国际先驱导报的一则报道(记者任伟娇，2011)称:10多年来产自中国代工厂的耐克鞋在全球一直占大头，可是从2010年起第一次被其他国家和地区超过(参见图8－6)并呈持续下降趋势。

图8－6　耐克鞋产地份额(%，2010)

8.1.3　产业升级与战略转变

低成本或低价发展模式不仅在国外常常面临保护主义的反制，近年来在国内也遇到了愈来愈多的诟病。如刘东宝(2008)等人认为低价工业化模式具有“五低四高”特征: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同时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王宁(2010)认为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是一种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的“四低”发展模式，其实质在于企业或政府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来谋求利润或发展。加上近年来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口老龄化和劳动成本上升、维权意识和规制强化等原因，这种发展模式正面临去留、存废与否的严峻挑战。

对此也许需要从两方面认识:一方面要看到低成本发展是发展中经济体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参与国际区际竞争的一种必要的适用战略，在一定的发展阶段内或替代模式准备好之前不宜轻言放弃，否则就可能出现“旧的走了、新的没来”的产业空洞化危机。另一方面要看到它毕竟只是一种低端战略，仅靠成本优势在国际分工与分配体系中就难免处于被动地位并长期遭受“盘剥”。这就需要主动寻求产业升级与战略转变，亦即做强做大高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业，并逐步将成本领先战略转变为创新引领战略(如图8－7所示:代表成本领先的C线降幅终有极限，只有代表创新引领和新产品定价权的P0线才能带来新的更大的利润空间)。

图8－7　创新产品自定价下的利润增长空间

8.2　差异化发展战略

差异化战略(differentiation strategy)同为著名的波特三大企业通用战略之一。其要旨就是通过创造“别具一格”、“与众不同”或“标新立异”的产品、服务、渠道、品牌、定位等来建立企业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将该战略转用于国家、区域、城市等地域性经济体便是差异化发展战略及与之意义相近的特色经济战略、错位发展战略、个性化发展战略，乃至蓝海发展战略、核心能力发展战略等(参见图8－8)。

图8－8　差异化发展战略及其“同类”

8.2.1　基于核心能力

差异化发展战略的选择依据和制定基础是地缘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也称核心能力，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普拉哈拉德和哈默(Prahalad＆Hamel，1990)首次提出。其定义原文为“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尤其是关于如何协调多样生产技能及整合多种技术流派的方法(the collective learning in the organization，especially how to coordinate diverse production skills and integratemultiple streams of technologies)。”我们可以将其通俗地理解为“特定企业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方面领先于其竞争对手的特殊能力、关键能力和知识能力(代明，2004)。”如今核心竞争力已被视作企业战略的要件和战略管理的基础。对国家、区域、城市等地域性经济体来说，核心能力是建立在特定域体“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Ricardo，1817)基础之上并对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某种特殊能力，是其确立独特发展定位的依据(参阅3.4.1)，是其选择特色主导产业的出发点(参阅5.1.1)，是其打造“地缘文化特质”(geo－culture trait)的参照系(参阅5.4.2)，还是其实施错位发展战略(参阅8.2.2)、特色经济战略(参阅8.2.3)、蓝海发展战略(参阅8.2.4)乃至集中化发展战略(参阅8.3)的基础。换句话说，地缘核心能力决定其差异化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地缘核心能力，就要求有什么样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差异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反过来强化其地缘核心能力(参见图8－9)。

图8－9　核心能力与差异化战略

8.2.2　寻求错位发展

差异化发展战略首先体现为差异化的发展定位亦即域际间的错位发展。因域体发展定位差异总是相对的，这就需要考虑域际空间距离与发展定位差幅(差异度)之间的对应关系。二者一般应呈反向关系:域际间距愈大，则发展定位差幅愈小;反之，域际间距愈小，则发展定位差幅愈大(参见图8－10)。否则就可能陷于相邻域际间的定位同质化、产业同构化、恶性竞争或“红海搏杀”(相对于“蓝海”而言，参阅8.2.4)。《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国家发改委，2008.12)就相邻诸城市间的错位发展做出了较好的表述(参见表8－1)。

图8－10　错位发展与域际间距的关系

表8－1　珠三角主要城市定位差异

8.2.3　形成特色经济

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的结果之一是形成本地(国)特色经济。特色经济的意涵一是“可区隔”，即可与他地他国尤其是相邻或同级域体经济相区别，既非同质化也不同构化;二是因地制宜，基于在地比较优势和地缘核心能力;三是局部优势，仅指在某一产业、某一产品或某一做法上的优势:

——特色产品。如四会的砂糖橘等特色农产品、阳澄湖的大闸蟹等特色水产品、武汉光谷的光电子等特色工业产品、佛冈的温泉休闲等特色旅游产品/服务(另见表8－2)。

——特色产业。如荷兰的花卉业、瑞士的钟表与银行业、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和好莱坞的制片业、法国波尔多的葡萄酒业、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中国澳门的博彩业等。

——特色做法(模式)。如以发展新经济为特色的硅谷经济模式、以发展民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经济模式、以发展外源(向)型经济为特色的珠三角经济模式、以发展集体与乡镇企业为特色的苏南经济模式等。

表8－2　茂名以“单项冠军”为标志的县域特色经济

*据茂名市“十二五”规划及《“单项冠军”激活县域特色经济》(茂名日报，2006－07－10)等整理。

8.2.4　“变身”蓝海战略

差异化发展战略与近年来在国内外广受“追捧”的蓝海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蓝海战略:超越产业竞争开创全新市场》(Blue Ocean Strategy:How to Create Uncontested Market Space and Make the Competition Irrelevant.Kim＆Mauborgne，2005)一书的副标题所释，蓝海战略就是如何规避同质化竞争、开辟新市场、创造新生存空间的企业战略。这实为差异化战略的“变身”或“升华”。与“蓝海”相对应的便是竞争日趋饱和、充满“零和”搏杀和“你死我活”的“红海”(参见图8－11)。与“红海战略”相比，“蓝海战略”的优势主要来自创新，包括市场创新以及作为其支撑的产业、技术等创新(参见表8－3)。从占总量比例看，蓝海企业的“设立量占比＜收益量占比＜利润量占比”，而红海企业则反过来为“设立量占比＞收益量占比＞利润量占比”(参见图8－12)。

图8－11　“红海”与“蓝海”的对应

(Kim＆Mauborgne，2005)

图8－12　红蓝企业之数量、收益、利润占比

(Kim＆Mauborgne，2005)

表8－3　战略比较(Kim＆M auborgne，2005)

地缘蓝海战略的主旨仍是通过发现新市场、开辟新渠道、运用新模式、创造新产业、推出新产品(服务)等来规避同质化竞争。然而现实中却极易发生“战略趋同”，如多国不约而同地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各地都要走跨越式发展道路、若干城市争相定位为国际金融中心、一时间涌现出大批创新型城市等。尤其是面临相似发展问题的中国广大落后地区，大多提出了工业立(兴、强)县(市、省等)和产业承接战略。同质化战略一方面导致众多地区对同类发展资源的激烈竞争，包括争揽“同源”资本、技术、信息、人才、项目等，集中表现为面向沿海地区的招商竞争;另一方面导致众多省市县的产业同构化和产出同质化，相邻地区面向相同市场相继推出相似的农产品、工业品及旅游产品，纷纷限于“红海”搏杀。摆脱此困境的出路就是实施差异化的蓝海战略。

8.3　集中化发展战略

波特三大企业通用战略中还包括集中化战略(focus strategy)，也称聚焦战略、焦点战略或专一化战略。其要旨就是基于核心能力、瞄准战略目标、集中有限资源主攻企业的主导产业、关键技术、核心产品及目标客户，以突破特定细分市场并形成重点业务优势(参见图8－13)。将其转用于国家、区域、城市等地域性经济体便是以突出重点(心)为诉求的(地缘)集中化发展战略。狭义的集中化发展战略主要是指产业“门类”的集中。广义的集中化发展战略则还包括空间维度的产业集聚、产业集群乃至纵深维度的产业集约。

图8－13　全球科技大厂的重点业务布局(拓扑产业研究所，2007)

8.3.1　产业集中

集中化发展战略首先指产业“门类”集中，亦即动员和引导有限的资源去集中发展重点产业、产品和企业。如深圳曾实施“三个一批”的重点发展战略——集中培育、扶持与发展一批重点产业、一批重点企业和一批重点产品。至2011年度其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已占到全市GDP的62.54% (7193.79/11502.06亿元，参见图8－14)，同时也做强做大了这些产业领域的一批品牌企业和名牌产品(服务)。下一步该市拟将重点产业领域延伸到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深圳市“十二五”规划纲要，深圳市人民政府，2011.1)。

图8－14　深圳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及其占GDP比重(亿元/%)

数据来源:该市2011年度统计公报

8.3.2　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亦称产业空间集聚，是指同一或相关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状态，或产业资本等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过程。驱动或推动产业集聚的原因:一是解决资源环境有限性与财富生产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尤其一些地方已经面临可用地耗尽、矿藏枯竭、森林锐减、水源匮乏、能源短缺、环境容量不足等发展瓶颈，通过产业和居住集聚来提高资源环境利用率是有效的解决办法之一;二是留给后代足够的土地及其他不可再生资源，不能只顾一代人之私而透支子孙万代(future generations)的生存空间;三是留给地球生态功能(森林、植被、湿地、冰川等)和生物多样性(biological diversity)以足够的领地，它们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共生系统;四是提高基础设施共享率，通过产业的空间集聚(集群化)和居住的空间集聚(城镇化)来推动各项基础和公益设施的集中、规模化建设及其“便宜”使用;五是群聚有利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形成互为市场的竞合机制，提高生产力。

——与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相联系，早期的产业集聚多是“混合集聚”，如在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形成的英国中南部工业集聚区、德国鲁尔工业集聚区(参见图8－15)以及一般城镇等。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产业定位上也基本属混合型产业集聚区。

图8－15　延续100多年的莱茵－鲁尔区工业布局

——在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当今的产业集聚多是“分类集聚”，如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基础上形成的硅谷乃至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科技工业园、软件园、数码港、生命科学园、文化创意产业园、物流产业园、金融一条街、专业镇、光谷、冷谷、药谷、网谷等。

8.3.3　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定义的要件。产业集群由产业集聚理论和实践发展而来。产业的分类集聚便形成产业集群。其定义如前文(5.1.2)所述:产业集群就是在地理上相对集中，具有上下游供需联系和市场竞合关系的一群关联企业，如制造商(装配、零部件、原材料)、供应商、服务商等及其他相关机构所组成的群落或群体。该定义一方面强调空间集聚性。这点与产业集聚相同。所以我们虽然可以把分散在全球、全国或全省的成千上万家汽制造及其关联企业统称为全球汽车产业、全国汽车产业或全省汽车产业，但却不宜将其称之为全球汽车产业集群、全国汽车产业集群或全省汽车产业集群(尽管有人这样提)。因产业集群须具“空间集聚性”，如可以说底特律汽车产业集群、十堰汽车产业集群、沌口汽车产业集群等。另一方面强调产业关联性。这点与产业集聚相异或至少有程度上的差别。与集聚相比，产业集群更强调产业间的关联性、企业间的依存度和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供需关系。如不宜说中山产业集群、石狮产业集群(其中不具产业关联性意涵)，但可以说中山灯具产业集群、石狮服装产业集群(其中具产业关联性意涵，参见图8－16)等。从某种意义上看，集聚与集群呈横向→纵向、简单→复杂、低级→高级的递进关系。

图8－16　600多家相关企业沿产业链组成的石狮服装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打造的意义。一是强化地域经济特色，借以吸引眼球和资源;二是凸显地域产业品牌，不仅惠及当地，而且惠及广大无自有品牌的本土企业(如可打法国香水、瑞士手表、意大利皮具、台湾水果、东北大米等产地而非厂商品牌);三是强化地域核心竞争力，使其相对固化和显性化;四是打造整条产业链竞争优势，让链上企业由“单打独斗”变(“狼群”式的)“组合优势”，尤其让单个中小企业分享集群的合力和影响力;五是强化群内创新冲动和协同，加快加深知识、信息、经验、人才等的流动和共享，推动创新发展。

——产业集群形成的过程。一是相伴成群:若干企业“自发”、“随机”地“群居”于某一特定地理范围内，共享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乃至政策机制。这是单纯的产业集聚，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初级阶段。一般城镇、传统工业区大多是由此而来的。二是相似成群:若干同类企业按“物以类聚”的趋向、有选择性地汇聚于某一特定地理区域内。这是产业的分类集聚，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中级阶段。专业化城镇、现代工业园大多经历过这一阶段。三是相依成群:若干相关企业按产业链和供需联系、有意识地汇聚于某一特定地理空间内，以谋“共生”。这是产业的“生态”集聚，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高级阶段。成熟的专业化城镇、现代工业园大多如此。四是相燿成群:大批同类或相关企业从全国全球各地汇聚于某一特定地理空间内，以分享地域品牌、行业信息、营销渠道和创新氛围并达“共荣”。这是产业的“超级”集聚，也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顶级阶段，如硅谷(全球IT业者争相入驻设点，包括中国的华为、中兴、联想等，参见图8－17)。

图8－17　聚集着数千家全球知名半导体业者的硅谷(siliconangle.com，2011)

8.3.4　产业集约

马克思曾在《资本论》(V.3/1894)中论及农业的粗放式与集约式经营，前者指分散的广种薄收式耕耘，后者指集中的精耕细作式耕耘。后来前苏联经济学家将此用于描述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增长、集约增长)并于20世纪60～70年代传入中国。当时，粗放式增长主要指要素投入的增加、规模的扩张和数量的增长;集约式增长则多指结构的改善、质量的提升和效益的增进。与之相联系的概念还有外延式与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等。如今，粗放式增长或发展又被赋予了高耗能、高耗水、高耗地、高排放等新意涵;反过来，集约式增长或发展则被赋予了低耗低排的新意涵。

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轴。那么向何处调整和转型呢?综合各种官方和学界论述可以将其概括地表述为:从追求规模数量且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方式向注重质量效益而可持续的“集约”发展方式转型。这是超越前述空间维度或广度的一种深度集中，是集中化发展战略的高级阶段且永无止境。至此，我们可以把产业门类“集中”(Focus)、产业空间“集聚”(Agglomeration)、产业“集群”(Cluster)式发展和产业“集约”(Intensivism)化转型合称为FACI战略，亦即广义的地缘集中化发展战略(参见图8－18)。

图8－18　广义的集中化发展战略

8.4　一体化发展战略

一体化战略(integration strategy)虽不在波特的三大通用战略之列，但其在企业领域的通用程度并不逊色。企业视角的一体化是指将不同归属的生产要素或业务单元整合为一体、以扩大经营规模并增强竞争力的经济行为。按整合走向可分为横向一体化(同行同类业务单元整合)、纵向一体化(上下游关联业务单元整合，其中又分为前关联整合和后关联整合，或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与混合一体化(跨行业跨关联整合);按整合方式可分为并购、结盟(包括建立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辛迪加/syndicat等)与外包;按整合松紧度可分为紧密型一体化(通过并购实现)、半紧密型一体化(通过结盟实现)与松散型一体化(通过外包外协实现)。把这种整合当作竞争的基本或重要手段，便是企业一体化经营战略。将此转用于地域性经济体则谓之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战略。

8.4.1　一体化发展的内涵

本书所讨论的一体化发展(integration development)，就是指国家、区域、城市等地域性经济体相互之间“不分你我”的“无间化”协同发展。与之相联系的概念是“区域经济一体化”(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亦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区域或城市，通过相互协商制定经济贸易政策和措施，并缔结经济条约或协定，在经济上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区域性经济贸易联合体的状态或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国内外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大潮流。

——国际:国与国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式从低到高阶有关税同盟(customs union/CU)、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 CM)、经济和货币联盟(economic＆monetary union/EMU)等直至完全经济一体化(perfectly economic integration)。目前比较著名的多边一体化组织有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以及全域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此外还有许多双边(如日新经济合作协定/JSEP)、复合(如东盟与中国10+1)及变相(如酝酿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一体化组织。一般认为欧盟(European Union)是启动较早、发展较成熟且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多边一体化组织:现有27个成员国(参见图8－19)、 432.5万平方公里总面积、5亿多人口和15.79万亿美元GDP(2011);其宗旨是“通过建立无内部边界的空间，加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建立最终实行统一货币的经济货币联盟，促进成员国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通过实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弘扬联盟的个性”;截至2011年，已有17个成员国加入欧元区。

图8－19　欧盟成员国(国域中加圆点者)

——国内: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一是可以采取域际组织的形式，如1933年美国国会批准设立的跨行政区协调机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1945年由当地商界发起建立的跨9郡(其中一部分就是后来崛起的硅谷)政策咨询与协调机构“旧金山湾区委员会(Bay Area Council)”等;二是可以采取域际条约的形式，如州与州、省与省之间商签经贸交流与合作协议，尤其在中国“一国两制”及不完全统一的特殊现状下签署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等;三是采取域际一体化战略、规划和政策的形式，如中国由所在省市积极推动并得到国家支持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环渤海一体化战略、珠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原城市群一体化战略、长株潭一体化战略等(参见图8－20)。由于国内各地域单元之间一般不存在关税、配额、“双反”等“显性”或“硬性”贸易与投资壁垒，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可以较多采用后一种相对“隐性”或“软性”的形式。

图8－20　中国国内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板块

——域内:这里指省域及其以下包括市域、县域、镇域等内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如江苏省有南北(苏南与苏北)经济一体化问题，福建省有东西(闽东与闽西)经济一体化问题，广东省有“三方”(珠三角与北部山区、东西两翼)经济一体化问题，深圳市有内外(关内与关外，参见图8－21)经济一体化问题，甚至一个小小的佛冈县也有南北中三大片区的经济一体化问题，而且各地也都面临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

图8－21　深圳撤销二线关后面临关内外一体化发展问题

8.4.2　一体化发展的动因

——一般动因:寻求一体化发展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增进人类福祉的需要。主流经济学一直主张经贸自由化，认为只有充分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才能达到全球资源的最佳配置乃至生产效率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化。问题是长期以来国家间、地区间的投资和贸易壁垒重重，人类不断为此支付着高昂的社会成本。要消除这些“人为的”制度性壁垒和“冤枉成本”，可从内到外、从点到面、从小到大、从双边到多边、从局域到全域、从低度到高度逐步实现域际经济一体化发展(参见图8－22)。最终实现全球经济一体化正是WTO的发起初衷和理想目标，尽管它目前离这一目标尚有漫长的路要走。

图8－22　空间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竞争动因:寻求一体化组合是适应当代竞争态势变化，加强国际区际竞争的需要。如同企业竞争从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成整条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一样，区域经济竞争也已从过去单个域体之间的竞争演变成了当今一体化经济圈(区、带、集团、联盟、组织、组合、共同体等)之间的博弈。如国外自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启(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1951)以来，便有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1960)、东盟(ASEAN，1961)、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CARICOM，1973)、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1975)、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CAS，1981)、亚太经合组织(APEC，1989)、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1991)、北美自贸区(NAFTA，1992)、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1994提出)、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COMESA，1993)、欧亚经济共同体(ЕврАзЭС，1996)、东北亚自由贸易区(NEAFTA，酝酿中)等陆续跟进(参见图8－23)。国内也形成了许多经济圈、合作区、城市群等区域经济一体化板块(参见图8－20)。

图8－23　国外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特殊动因:落后经济体参与一体化进程是“去边缘化”并寻求跨越式发展的需要。在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下，任何域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若置身其外就会被逐步边缘化甚至被抛离于时代的主流之外。而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合)并融入其一体化进程，不仅可以在削减组织(合)内部贸易和投资壁垒的基础上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与其中的成员伙伴相互分享资源和市场并形成对外竞争的强大合力。当然，落后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中不得不居于“追随”和“依附”的地位，但这种无奈的“依附”有时也会带来跨越式发展。

8.4.3　一体化发展的要务

——清除一体化发展障碍。这主要针对国际一体化发展。因国与国之间存在边界、关境甚至敌对等种种有形无形壁垒，一体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障”，由此才能实现产品的自由流动、要素的高效配置直至经济的一体化发展。这明确反映在EC、ASEAN、NAFTA、APEC等几乎所有国际区域一体化组织及WTO等国际全域一体化组织的条约、章程和宗旨中。如1994年签署的《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Marrakesh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就明确载入了“贸易自由化原则”:在WTO框架下，贸易自由化原则是指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减少贸易壁垒，扩大成员方之间的货物和服务贸易。贸易自由化主要体现在削减关税、减少非关税贸易壁垒、扩大服务贸易的市场准入范围等方面。

——实施一体化发展统筹。这主要针对国内一体化发展。因国内地域单元之间一般不存在关税、配额等显性经贸壁垒，一体化发展的主要任务就转向“统筹”，亦即通过战略统筹来主动促成域际一体化发展。一体化发展统筹的内容涉及规划、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市场体系、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反映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发改委，2008.12)、《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国家发改委，2010.6)以及《关于加快推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指导意见》(粤府办，2009.6)等官方文件中。其中后者提出的一体化统筹涉及:构建一体化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推进能源水资源供应一体化;推进信息一体化，全面构建信息化社会;推进产业一体化，建立现代产业示范区;推进环保一体化，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城市规划一体化，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推进广佛同城化，探索一体化新模式等。

“清障”与“统筹”也有阶段性侧重且相互交织。如欧盟在基本完成“清障”任务后或过程中，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尤里卡计划(EURECA，1985)、欧洲空间发展远景(ESDP，1999)、伽利略计划(Galileo，2002)、欧盟竞争与创新框架计划(2007～2013)(CIP，2006)、欧盟2020(EU2020，2010)、创意欧洲(CE，2011)、跨欧洲交通运输网指导规则(RTE，2012)、欧洲稳定机制(ESM，2011)等统筹行动。一国内的统筹发展规划也往往伴随有针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清障”内容，如相互开放和便利产品、资本、技术、人才流动等。

8.4.4　一体化发展的要略

——轴心战略。强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可以采取营销引领战略。与此类似，域体在域际竞争中也可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实力采取一体化轴心战略。其要旨就是主动发起和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寻求成为其中的“龙头”或“轴心”，如德、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京、沪、穗在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是否或能否成为一体化轴心主要取决于域体的相对经济实力，这可以据一体化范围内成员经济实力首位度(对象经济体GDP/第二大经济体GDP)做出判断。如图8－24所示，德国在欧盟的经济首位度为1.29，它也就自然成了应对当前欧债危机的“盟主”。而经济首位度小于1的英国不仅迟迟未加入欧元区，而且对当前的欧债危机采取了规避的策略。从中国三大经济圈的城市首位度看，上海的轴心地位最稳固，广州则相反。

图8－24　一体化区域成员首位度比较(2011)

——融入战略。弱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一般采取营销追随战略。与此类似，域体在域际竞争中也可根据自身的定位和实力采取一体化融入战略。其要旨就是主动对接和融入周边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寻求成为其中的“节点”甚或“依附”其发展。在欧盟鼎盛时期，大多欧洲国家(包括地处欧亚之交而以亚洲为主的土耳其)纷纷寻求加入其中，有的东欧国家为此甚至不惜与东边大国俄罗斯交恶。中国三大经济圈周边地带也大多采取融入战略。如佛冈县“十二五”规划纲要(佛冈县人民政府，2011.2)就提出了区域一体化的战略路径:深入贯彻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充分利用处于珠三角“内环线”的独特地理优势，积极实施广东省、清远市主体功能区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建立与从化、新丰、英德、清新、清城等毗邻地区之间的协作机制，树立竞合和“双(共)赢”意识，努力实现交通、通讯、产业体系、旅游、体制等各方面与广州佛山、珠三角以及清远市的对接，率先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

——一体化战略绩效评价。不论是引领(轴心)还是追随(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战略要旨都是“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尤其是一体化组织(合)中的新兴经济体，更不甘心长期居于经济圈的外围而会积极寻求拉近与中心的距离甚至争夺区域中心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谓的“中心”和“边缘”不单是地理的概念，更具经济和技术的意涵。这样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或绩效就可以通过对特定域体“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程度的评价来测定。为此特尝试构建“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程度的雷达评价模型”(radar chart，参见图8－25):1)其中的5个变量是构建一幅雷达图的最低需要量(N≥5)，也是现行统计中较易获取的数据(在实际运用中还可根据数据可得性增加若干相关变量和轴线，以让视面更精准地反映实际情况);2)变量中的空间距离是指对象域距经济圈中心的公里数，时间距离是指从对象域到达中心的车程时数，地均GDP倍差=中心每平方公里GDP/对象域每平方公里GDP，人均GDP倍差=中心人均GDP/对象域人均GDP，工业增加值率差距=中心工业增加值百分比－对象域工业增加值百分比(这一指标主要反映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落差，也可改用全要素生产率);3)图中的外－中圈之间表示边缘地带，中－小圈之间表示中间地带，小圈之内是核心地带，圆点即经济圈中心;4)五(或N)边形视面的面积愈小，表明对象域“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程度愈高，亦即其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实施成效愈好，反之则表明边缘化程度愈高。

图8－25　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程度的雷达评价模型

图8－25大致符合韶关市目前的情况:1)该市距离经济圈中心城市广州的空间距离较远;2)京港澳高速公路和京广铁路快线拉近了其与中心的时间距离;3)其工业增加值率水平处于中等偏下;4)其人均GDP水平居全省下游;5)其全域地均GDP水平低于全省各市。将5点连线而形成的五边形视面大于中圈面积，表明尽管经过多年“追赶”努力，其“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程度仍较低或其“边缘化程度”仍较高。主要原因是珠三角及全省各地发展都快甚至更快。

8.5　创新型发展战略

熊彼特(Schumpeter，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创新(innovation)概念，将其定义为新生产函数的建立(setting up of a new production function)、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及联结技术与产业的一种企业经济行为，包括引入新产品、采用新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来源、实现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等，并用以解释利润的来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经济周波的原因。此后创新战略和创新管理便开始通用于企业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认识到创新实际上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于是国家、区域、城市等创新系统及相应的地缘创新发展战略应运而生。(地缘)创新型发展战略(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就是以创新力为核心能力、主要靠创新来驱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略。其战略初衷或实施结果，便是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区域或创新型城市。其战略要旨或要务，便是持续推动科技、产业、文化、制度等创新。

8.5.1　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science－technology innovation或技术创新/technological innovation)源于熊彼特的创新定义，但经过多年来的不断演绎和概念细分如今多指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领域的“研发创新”(R＆D innovation)。推动科技创新是创新型发展战略的第一要务。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对生产力的提高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有指数效应(式8－1上标)、变革效应和渗透效应，因而是第一生产力。历史地看，人类的每一次产业革命和发展飞跃，都是建立在科技革命的基础之上的。按托夫勒(Toffler，1980)的“三次浪潮”说，铁器的发明和农耕技术革命成就了第一次浪潮并把人类带入农业社会，蒸汽机的发明和动力技术革命促成了第二次浪潮并让人类步入工业社会，计算机的发明及信息技术革命则引发第三次浪潮并让人类跨入信息社会。与此类似的还有三次科技革命带动三次工业革命之说(详见表8－4)。

表8－4　三次科技革命带动三次工业革命

但不管按哪种说法，创新发展战略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或困惑是:按创新周期原理，建立在信息科技基础之上的第三次浪潮在历经数十年荣景后迟早或正在临近拐点，那么下一次科技革命的内容是什么呢?尽管迄今有许多“预见”和“猜想”，但都有待观察和验证(参见表8－5)。显而易见:谁能成为第四次全球科技革命的发源地，谁就能主导下一场工业革命、引领第四次浪潮，就如同美国引领上一次浪潮一样。

表8－5　第四次科技革命猜想

8.5.2　产业创新

推动产业创新是创新型发展战略的又一要务。这一是因为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具体体现”或“物质实现”，二是任何现有产业都或迟或早会走向生命周期的拐点(因而需通过产业创新来实现更迭)，三是在激烈的国际区际竞争中更需通过产业创新来抢占产业高端和制高点。产业创新(industrial innovation)的实质就是推动本国本地产业(门类、链环、结构等)不断升级，亦即追随科技创新的步伐而实现产业的更新换代(参见图8－26)。产业创新的“长周期”或“大阶段”性后果便是形成代际新兴产业:1G产业(1st generation industry)、2G产业(2nd generation industry)、3G产业(3rd generation industry)以及探索中的4G产业(4th generation industry)。在这里，“新兴产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比如纺织及机械工业、重化及电气工业尽管在今天已成传统产业，但二者曾分别是18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新兴产业。

图8－26　产业创新就是追随科技进步而更新换代

鉴于依托第三次科技革命而崛起的第三代新兴产业(3G产业)已历经数十年荣景，按产业生命周期将日益逼近拐点。因此当前的产业创新需紧盯酝酿中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瞄准尚“扑朔迷离”的第四代新兴产业。为此，《深圳经济高位增长策略研究》(暨大代明课题组，2011.4)尝试把4G产业纳入对策建议:

——逐步移出传统产业。这些(1G、2G)产业在产业波士顿矩阵(图8－27)中居于第Ⅳ亦即“移出”象限，在深圳“四个难以为继”的瓶颈下需分步向周边甚至省外国外转移，以便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3G乃至4G产业“腾笼换鸟”。

——做强做大既定战略产业。深圳“既定”战略产业是指业已确立并已经发展成为本地经济支柱的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产业、物流产业和文化产业，多为第三代(3G)亦即基于以信息科技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在产业波士顿矩阵(图8－27)中居于第Ⅲ亦即“巩固”象限，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但仍具有一定的成长空间，是现阶段及今后若干年深圳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应继续支持其发展并做强做大。

图8－27　相关产业在波士顿矩阵的位置

——加快培育新兴战略产业。深圳“新兴”战略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近年来确立的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文化创意产业，实为前述四大既定战略产业的延伸，因而仍属3G产业。这些产业在产业波士顿矩阵(图8－27)中居于第Ⅱ亦即“培育”象限，是业已选定并呈现良好开端和增势的新经济增长点，预计到2015年产业规模可达1万亿元(与前述四大“既定”战略产业有所交叉和重叠)，是深圳实现未来增长目标的主要增量源，需加大培育和支持的力度。主要措施包括不断壮大产业规模、加强产业基地建设、完善产业支撑体系、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项目建设、制定专项扶持政策、加大宣传推广力度、完善产业统计体系、强化监督检查考核等。

——积极探索潜在战略产业。深圳“潜在”的战略产业应是代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新一代(4G)高新技术产业，也可以纳入成长中的研发产业。这些产业在产业波士顿矩阵(图8－27)中居于第I亦即“探索”象限:是否能成为下一代战略产业尚处于不确定或待观察状态。鉴于前两类战略产业皆属代表第三次科技革命水平的3G产业，而第三次浪潮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高涨期以后已渐显颓势，人类正在酝酿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开启第四次浪潮的可能性大为增加。深圳要想在5～10年以后继续保持“高位增长”态势，就必须抢抓全球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先机，超前研究、选择和培育4G产业，实现从产业追随到产业引领的转变。

同时，深圳应尽快确立研发产业的战略定位:潜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的新经济增长点，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效益/质量深圳的有力保障，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强劲支撑。据此并围绕“一区四市”的城市定位，深圳要力争成为全国研发产业化标杆城市、亚太地区研发产业重镇和国际研发联动枢纽城市。为此需着力建立研发产业规范、改善研发产业发展环境、增强研发产业实力、提高研发产业贡献率、优化研发产业结构和打造研发产业集群等。

8.5.3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institutional innovation)就是打破现行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部分，创造有利于新技术、新产业发展的新组织、新规则或新规范。科技与产业创新引发并促进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又反过来推动、深化和固化科技与产业创新。二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形成交互增强环路。作为3G时代全球创新发展典范的硅谷，不仅是新兴IT技术和产业的发源地，也是新经济制度的摇篮，从那里孕育出了许多至今仍在全球盛行的新制度模式，如风险投资制(venture capital)、有限合伙制(limited partnership)、股票期权制(stock option)、外包制(outsourcing)、联合冒险制(joint venture，亦即合资企业)、CEO制(chief executive official)、分享经济制(share economy)乃至股票创业板(NASDAQ)、高科技园(hi－tech park)、企业孵化器(incubator)、大范围员工股份期权计划(Broad－based Employee Stock Option Plan，BBESOP)等。这些制度创新的特点，一是以市场为导向、二是突出创新激励、三是以知识(过去是资本)要素为主导、四是突出以人为本、五是得到IT技术支持、六是受到地缘文化影响(代明　张晓鹏，2009)。

制度创新的中国术语就是“体制改革”，已成当今创新型发展战略的重要内涵。如《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国家发改委，2008.12)不仅将该区域定位为“自主创新先行区”，要求其“着力推进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建立创新型区域”;同时要求其成为“深化改革先行区，继续承担全国改革‘试验田’的历史使命，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取得突破，为实现科学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新鲜经验(参见表8－6)”。

表8－6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部分制度创新安排

8.5.4　文化创新

对“文化创新”(cultural innovation)很难予以精确定义，其内容大致包括文化理念创新(创造健康向上、与时俱进的新型群体价值观)、文化生活创新(更新和提升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文化产业创新(开创和繁荣新兴文化产业)及文化体制创新(改革或更新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制度环境)。按一般规律，一地的文化繁荣离不开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那么那些比较“年轻”的创新型经济体先天不足无此积淀和底蕴怎么办?那就得另辟蹊径，寻求文化创新。切不可自曝其短、走“挖掘文史”的老路。美国应算一个相对年轻的国家，可谁能说它的硅谷、迪斯尼、海明威、好莱坞、奥斯卡、百老汇等不代表全球一流文化呢?其特色文化就是在多元文化尤其是不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开放型的创新文化。实施创新型发展战略、打造创新型经济体(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区域、创新型城市)就需要这种创新文化的支撑。其大致构成(以建设创新型城市为例;参见图8－28，代明　周飞媚，2009a，b):

图8－28　创新型城市文化特质

——求新求变的城市文化取向。这是创新型城市文化的“价值”特质。作为创新型城市的核心价值观或主流理念，“求新求变”意味着侧重向前看而非向后看，因而是一种“前瞻性”文化;讲求敢为人先而不按部就班，因而是一种“先锋性”文化;主张多元、包容而不封闭、排他，因而是一种“开放性”文化;鼓励冒险、探索而不求安、守成，因而是一种“风险性”文化……客观上必然导致特别能改革、特别能开放、特别能创新(业)以及尊重首创、宽容失败的群体行为倾向。

——丰富时尚的市民文化生活。这是创新型城市文化的“消费”特质。她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居民消费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和人类发展的最高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1998)，表明创新型城市需要拥有一个支撑文化产业发展的庞大文化消费市场，需要打造一个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修养、创造和创业的浓郁人文环境，更需要创建一种不断向周边辐射、传递或推移的现代生活方式。

——繁荣发达的新兴文化产业。这是创新型城市文化的“生产”特质。创新型城市不仅是时尚文化盛宴的首尝之地，更是其烹试之所;不仅要为本市居民提供常变常新的精神大餐，还要引导和满足周边或埠外居民的高端文化需求。新兴文化产业倚重创新(意)并对接科技(如动漫、科幻、网络、视听、设计、出版、多媒体……)，拥有潜力巨大的内外部市场，是与高新技术产业比翼的创新型城市产业支柱之一，愈来愈成为体现创新文化特质和地缘文化力的重要标志。

8.6　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the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就是谋取持久、永续发展的行动纲领或工作方略。与前述通用战略都是从企业运用开始、逐步延伸到地域性经济体不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从全球视野开始，再逐步下延到国家、区域、城市乃至产业、企业等不同视角的。

8.6.1　战略背景

图8－29　部分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吨当量，UNEP，1990)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在全球尤其是发达国家享受前几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增长奇迹时，也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正视气候变化(参见图8－29)、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参见图8－30)、资源耗竭(参见图8－31)、水源短缺、能源危机、人口爆炸、贫富分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对未来人类的潜在威胁。这反映在当时及后来一些相关学科的名著/篇里。如《人类前途的挑战》(Brown，1954)、《寂静的春天》(Carson，1962)、《类宇宙飞船的地球经济学》(Boulding，1966)、《经济增长的代价》(Mishan，1967)、《公地悲剧》(Hardin，1968)、《耗散结构理论》(Prigogine，1969)、《世界动态》(Forresters，1971)、《熵定律和经济过程》(Roegen，1971)、《耐心的地球》(Harte＆Socolow，1971)、《增长的极限》(Meadows et al，1972)、《恒态经济学:生理平衡与心理成长的经济学》(Daly，1978)、《熵:一种新的世界观》(Rifkin＆Howard，1981)等。这一时期形成的重要思想成果包括曾引起很大争议的零增长理论(zero－growth theory)、长期居非主流经济学地位的恒态经济学(steady－state economics)以及这里要讨论的可持续发展观等。

图8－30　全球生态恶化分布简图(人教版初中九年级政治教材，2010)

图8－31　世界部分矿产资源耗竭年限预测(WRI，1985)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被人使用。但直到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因时任主席为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又称其为布伦特兰委员会/Brundtland Commission)发表著名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Our Common Future，又称布伦特兰报告/Brundtland Report)，这一概念才作为一种全球性伦理、发展观和发展战略而被广泛接受。经过1/4世纪的传播，“可持续发展”如今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8.6.2　战略内涵

《我们共同的未来》(WCED，1987)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自身需求的能力的发展(development thatmeets the needs of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后来一些中国学者(如杨多贵　牛文元，2001)基于时空转换原理对这一定义作了补充和“修正”:可持续发展是“不断提高人群生活质量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满足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需求又未损害别的地区或国家人群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内涵可归纳为:

——一个主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旨就是这一概念的字面含义本身:谋求(时间上)持久、永续的发展。

——两个顾及。基于时空的互换性，在引入空间概念后，上述主旨便扩展为两个“顾及”:“顾及”或“不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顾及”或“不损害”邻域(异域)的发展能力。

——三个领域。从整体协调互动的角度看，该战略涉及三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参见图8－32)。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寻求经济数量的增长，更追求质量的改善和效益的提高;二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目的是改善人类生活质量，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一个人人享有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三是生态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要和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相协调。

——四个公平。从所涉相互关系看，可持续发展寻求四个“相互之间的公平”:一是人际公平(inter－persons equity)，即代内人与人之间的公平;二是代际公平(inter－generations equity)，即时间视角下代与代之间的公平;三是种际公平(inter－species equity)，即不同物种、尤指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公平;四是区际公平(inter－regions equity)，即空间视角下不同地域单元之间的公平。

图8－32　可持续发展的三领域

8.6.3　战略目标

——定性表达。既然是战略，就要有总体长远目标及其实现手段。可持续发展既是战略目标，亦是战略手段。作为前者，就是要通过(比如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公平分配、加强技术创新等手段，来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后者，就是要通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来达到(比如说)有效地克服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生态、环境、社会公平等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确保人口安全、食物安全、信息安全、能源安全，以及公共健康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等目标(《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路甬祥　牛文元等，2007)。

——定量表达。只有定量目标才具可测度与可核查性。这就需要将上述定性目标尽可能地予以量化并设定相应的完成时限。如《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路甬祥　牛文元等，2007)提出了许多需在设定时限内达到的定量目标:到205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5岁;到2050年，恩格尔系数平均达0.15以下、基尼系数平均在0.35到0.40之间、人文发展指数平均达0.900以上、二元结构系数平均在1.5左右;到2050年，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现在的8.2年提升到14年以上;到2050年，在整体国民经济中，科学发展的贡献率达到75%以上;到2050年，每单位GDP的能源和资源消耗所创造的价值，在2005年的基础上分别提高15到20倍;到205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消除“贫困”，其中到2020年基本消除“贫困县”、到2030年基本消除“贫困乡”、到2040年基本消除“贫困村”、到2050年基本消除“贫困户”;到2050年，依次通过三条倒U型曲线的顶点，实现从左侧到右侧的良性逆转;到2030年，基本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零增长”;到2040年，基本实现能源和资源消耗速率的“零增长”等。

——指标体系。量化目标的选择和设定不宜过于繁杂，更不宜各搞一套。这就需要研拟统一规范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作为实操工作的可计量标的和可比性评价尺度。为此，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1996)提出了包括134项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联合国统计局(UNSTAT，1998)提出了环境经济综合核算体系(SEEA);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5)提出了人文发展指数(HDI);国际科联理事会(ICSU，2006)提出了由社会、经济、环境三类指标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此外，英国政府(1994)曾提出涉及4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美国政府(1996)也提出了涉及10大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在国内，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与清华、北大(1998)曾合作提出涉及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中国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4)提出了涉及三个领域十个子系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参见表8－7)等。

表8－7　区域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其态势分析，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2004

8.6.4　战略路径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一般需运用下列基本手段或选择下列基本路径:

——发展路径。经济发展是必要条件。否则就谈不上满足人的需求，也不可能消除贫困，更无力顾及后代和领域(不仅要留以发展资源，还要授以发展手段)。当前的发展要务是转变发展方式，提升结构、质量和效益。

——节制路径。一方面要节制资源消耗，另一方面要节制废物排放。在节制耗排的基础上改善生产生活，是未来的主流经济模式和“高尚”(合乎伦理的)生活方式。

——循环路径。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再利用)，既减少了对大自然的资源攫取，又减少了对大自然的最终排放。这就是循环经济(参见图8－33)，也是最好的节制路径。

图8－33　循环经济运行路线

——定位路径。对不同地域单元进行主体功能定位，划分出重点开发区域、一般开发区域、优化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将人类经济活动尤其是工业开发仅限于部分区域，就可留给后代乃至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足够的空间。

——公平路径。实现环发和谐、社会和谐等可持续发展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实现产品、资源、环境乃至发展(或生存)机会等在人际、代际、域际、种际间的公平分配。

——创新路径。既要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又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惟能依靠科技进步，走技术创新和内涵式集约化发展的道路。

8.6.5　战略规划

既是战略，就需有文字载体——战略规划，用以载明行动的总体长远目标、达至路径及实施步骤等，并作为行动纲领来影响社会资源配置及指导人们实践。从全域到局域，大多地域性经济体都已编制过或需要编制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下面介绍若干可作依据或参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样本:

——21世纪议程(Agenda 21)。这是一份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总纲，于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上，由178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领导人投票通过。该议程主张改变目前世界经济的非持续增长模式，建议减少浪费型消费和减贫，保护大气层和海洋，阻止砍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防止空气污染和水污染，预防渔业资源枯竭，改进有毒废弃物管理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详见表8－8)。为督促实施21世纪议程，联合国大会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SDC)，并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

表8－8　21世纪议程(Agenda 21)要点

——中国21世纪议程。其副标题为“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于1994年7月经国务院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是中国政府做出的履行全球《21世纪议程》的庄严承诺，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该议程包括20章，78个方案领域，主要内容:一是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与政策，阐明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背景和必要性;提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重大行动，可持续发展的立法和实施;制定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参与国际环发领域合作的原则立场和主要行动领域。二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包括人口、居民消费与社会服务，消除贫困，卫生与健康，人类住区和防灾减灾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三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把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作为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的首要条件。四是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包括水、土、森林、矿藏、海洋、草地等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荒漠化防治，废弃物无害化管理、团体及公众参与等。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这是一部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景式图卷。由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主编，该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组长为牛文元)承编，全国相关学科的184名资深专家和学者参编，历经2年零8个月完成。内容涵盖中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文化、自然灾害、消除贫困、可持续能力建设等各个方面，共20卷(详见表8－9)，1350万字。其中总结了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工作任务和挑战，提出了应对挑战应遵循的原则，给出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路径和必须经历的台阶，还分别就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形成、战略实施和战略重点，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生存支持系统、发展支持系统、环境支持系统、社会支持系统、智力支持系统”，体现了中国特色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各级各类域体制定其可持续发展及其他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的重要参考或依据。

表8－9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科学出版社，2007)各卷

——其他。中国国内部分区域或城市也编制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如广东省曾着手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广东省实施方案》(参阅《中国21世纪议程广东省实施方案研究报告/广东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广东省计委课题组，广东经济出版社，1997)。此外还可参阅《大姚县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2001～2010)》(委托云南大学编制，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江门市可持续发展战略纲要》(委托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编制，江门市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2006)、《新丰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2006～2020)》(委托暨南大学代明课题组编制，2005)，《郁南县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总体规划(2007～2013)》(委托暨南大学冯邦彦课题组编制，2006)、《河北衡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邓晓梅等，中国林业出版社，2011)等。

关键词:

通用发展战略;低成本发展战略;营商成本;差异化发展战略;错位发展;特色经济;蓝海战略;集中化发展战略;产业集中;产业集约;一体化发展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自由贸易区;CEPA;ECFA;经济圈;去边缘化;创新型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4G产业;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文化特质;可持续发展战略;循环经济;节能减排

思考题:

1)落后经济体为何要使用低成本发展战略?中国还有低成本竞争优势吗?珠三角地区低成本优势丧失后的应对之策?

2)差异化发展战略与地缘核心竞争力的关系?如何实现“珠三角”城市间的错位发展?

3)比较红海战略与蓝海战略，如何避免邻域之间的战略同质化?

4)为何需要集中化发展战略?如何理解集中、集聚、集群与集约的关系?

5)为何需要一体化发展战略?概述国内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趋势并比较之。

6)为何要寻求“趋中心化”或“去边缘化”?如何评价其实现程度?

7)为何需要创新型发展战略?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与文化创新的关系?

8)为何要瞄准4G产业?什么产业最有可能成为取代3G产业的4G产业?

9)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如何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意涵?

10)如何编制国家、区域、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如何量化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