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技术整合能力

第二章　文献综述

第一节　技术的概念及其特性

技术的内涵非常丰富，许多研究者都对技术的定义进行过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这些定义可分为以下三类。

(1)技术是知识

一些学者将技术的内涵定义为知识，如表2－1所示。

表2－1　技术的知识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2－1中对技术内涵的表述虽然不尽相同，但都将技术看作是知识的集合。

(2)技术是技巧、知识、载体的组合

另一些学者认为技术的内涵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工具、技巧等(见表2－2)。

表2－2　技术的组合观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这一类定义既强调技术所包含的内容(如技巧、方法、信息等)，也强调了这些内容的物理载体(如机器、设备、工具等)。

(3)技术是动态的过程与能力

还有一些学者将技术表述为技能或能力，因此技术应该是动态发展的。表2－3列示了这一类定义的代表性表述。

表2－3　技术的能力观

续表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学者们对技术的定义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技术的三个特性。(1)技术有载体。尽管技术属于企业的无形资源，但技术一定有其承载的介质。技术的载体包括设备、产品、文件、图纸、大脑等。技术的整合将首先表现为技术载体的整合。(2)技术的本质是知识。从学者们对技术的定义来看，尽管各类定义表述的方式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都表达出“技术是知识”这一关键特征。因此技术整合的本质就是知识的整合。(3)技术是动态发展的。技术不仅是静态的知识，而且必须能够动态发展，体现为组织发现并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技术的整合不仅表现为静态知识从组织外部向组织内部的转移，还应表现为能力的转移。换句话说，组织通过技术整合不仅能够获得新的知识，还可能获得开发新知识的能力。

第二节　技术整合的内涵及其演化

技术整合(Technology Integration)自1993年由哈佛商学院Marco Iansiti教授提出以来，已成为技术创新学中被大量研究的现象，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概念赋予了的不同内涵。

一、国外关于技术整合概念的研究

Iansiti在其1993年发表的Real-World R＆D，Jumping the Product Generation Gap一文中，通过对全球大型计算机和半导体行业的主要企业产品创新活动的研究，指出当前一些高科技公司的产品开发模式已经与传统模式不同，不再是顺序的“抛过墙”，而是将新技术、产品设计、制造工艺、用户需求并行考虑的一种产品开发方法(Iansiti，1993)。在这篇文章中，Iansiti强调技术整合是指公司内部研发流程的整合，而不是指将不同技术进行融合(fusion)以开发新产品的过程。之后，Iansiti(1997)扩展了技术整合的概念，认为随着产品复杂性日益增加，任何公司都无法独自研发产品中所包含的全部技术，在外部技术资源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企业真正的竞争优势不在于是否能够创造技术，而在于是否善于选择和运用技术。技术整合就是指公司在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开发中用于技术选择和提炼的方法，目的是使最终的技术方案与企业的实际环境相匹配。由此，技术整合不仅包括公司内部的各部门的协同(即内部不同部门的知识整合)，而且包括对外部技术的选择及其与企业环境的匹配应用。在此基础上，Iansiti (1999)提出了“研究探索—技术整合—实物开发”的产品开发三阶段模型。纵观Iansiti对于技术整合概念的定义和描述，Iansiti将技术整合定义为一种新的产品开发组织理念和方法。与此相类似，Hardark(1998)等认为在技术来源多样化的条件下，通过系统集成进行产品创新是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下保持企业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Best(2001)提出了系统集成创新模型，强调应改变传统的由基础研究驱动的产品开发方式，转为以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为目标，使研究开发服从于产品创新。

Iansiti等学者提出的技术整合概念及其在企业的成功实施，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背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企业通常拥有以下资源和能力:(1)丰富的产品开发经验，能够将市场需求精准转化为产品概念;(2)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具备对新技术进行评估并有效选择的能力;(3)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和实验水平，对产品的未来技术走向有着较好的把握。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常不具备技术领先优势和强大的基础研究能力，因此技术整合与发达国家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目标。不少学者针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背景，对技术整合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探索。

二、我国学者对技术整合概念的发展

2000年之后，我国学者以Iansiti教授关于技术整合(国内不少学者也译为“技术集成”)的概念为基础，针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现实背景，展开了对技术整合的深入研究。

江辉、陈劲(2000)在前人的理论研究以及企业实际运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集成创新的创新模式，认为技术集成是集成创新的三个层面之一，是指根据企业现有的技术，抓住产品的市场特性，引进已有的成熟技术或参照技术资料进行学习，依据产品的特性，使各项分支技术在产品中高度融合，在短时间内进行集成开发，以最快的时间领先进入市场，充分获得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的手段和方法。傅家骥(2004)和雷家骕(2004)将技术整合的概念从产品开发阶段延伸到规模制造阶段，认为我国批量化生产技术落后主要表现为“产品制造方案”和“产品制造流程”落后，因此技术整合主要解决的是“怎样将多门类知识(技术知识、经济知识、管理知识)，及多门类技术(产品设计、工艺方案、材料、制造设备、标准化、信息、管理及控制技术等)合理地整合在一起，进而形成有效的‘产品制造方案’和‘产品制造流程’，最终达到可以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问题。新研发的技术、以往的技术，甚至长期“束之高阁”的技术成果，都可以被整合用于开发系统化的“产品制造方案和制造流程”。与之相似，邓艳、雷家骕(2006)提出了面向商业化生产的技术整合的概念，认为技术整合是指企业通过整合内部与外部资源，将原型技术转化成产品技术和过程技术，进而将产品技术、过程技术及设备、人员、原材料等整合成高效稳定的制造系统的一系列活动。徐雨森、张宗臣(2002)研究了企业并购背景下的技术整合，认为并购中的技术整合是对收购方的原有技术模块重新组织以构成新的技术系统的过程。技术整合的结果可能表现为:(1)改变原有技术模块的组织结构，构建了新的技术平台;(2)原有技术模块的组织结构未改变，但个别技术模块由于融合了新技术成分，从而使技术平台得以升级。路风、慕玲(2003)认为，中国的集成创新应该被定义为本土企业在自主产品概念下，通过开放系统的产品建构来选择和集成各种技术资源(包括外国技术资源)的产品开发方式和生产组织模式，它具体包括三个要素:(1)根据技术的应用关联环境产生或形成产品概念;(2)在产品系统层次上进行技术学习并掌握相应的建构技术能力;(3)以掌握核心技术为导向的技术能力爬升。张平等(2004)认为技术整合是企业在新产品(新技术)开发过程中，根据项目的要求和自身的技术基础以及其他资源条件，通过系统集成的方法评估、选择适宜的新技术，并将新技术与企业现有技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推出新产品和新工艺的一种创新方法。张米尔和杨阿猛(2004)基于我国朗科科技和大连机车等企业技术集成的实践，从技术能力成长的角度将技术集成定义为:企业基于市场和技术的匹配分析构建产品概念进行技术选择及与领域知识的整合，并通过对领域知识的持续整合，促进企业知识的积累，从而实现技术能力的持续成长。郁培丽等(2006)认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发展要经历基本、中级、高级三个能力阶段，技术集成创新应相应采取拷版模式、渐进模式和突破模式。赵建华、焦晗(2007)认为对复杂产品系统而言，技术集成将体现在产品概念设计、产品集成开发和产品持续创新三个环节中。

西方的技术整合概念是指企业在自身研究能力比较强大以及原有产品技术非常成熟的基础上，采用外部技术进行“突破式”创新，包括产品概念和开发流程方面的突破式创新。而从国内学者对技术整合的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我国的技术整合概念则更加强调将其作为企业技术学习的手段。这是因为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我国企业在产品概念设计、产品开发经验、专业知识水平、基础研发投入等方面均存在差距，因此技术整合中必然包含大量的“模仿式技术学习”，即借助国外成熟的技术进行产品的自主开发和渐进式创新，待技术能力逐步提升之后，再进行“突破式”创新。

基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背景，本书将技术整合的概念界定为:企业基于本土市场需求设计产品概念，选择并利用各类外部技术资源进行产品开发和生产，通过持续的技术学习和知识积累，提升产品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技术创新方式。

第三节　外部技术整合的相关研究

一、外部技术整合能力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直接对“外部技术整合能力”的定义和研究比较少，但仍有一些相关文献能够为本书的研究带来启示。

(一)基于技术整合内容视角的研究

王毅(2000)对技术整合能力有过专门论述，他根据技术单元的性质，将技术整合能力分为学科整合能力、单元技术整合能力、产品子系统整合能力、产品整合能力。其中，学科整合能力是指在各相关学科方面的能力以及整合这些学科的能力;单元技术整合能力是指在各相关单元技术方面的能力以及整合这些技术流与相关技能的能力;产品子系统整合能力是指关于各产品元件和产品子系统构架的知识，以及把相关学科、技术、技能融合到产品元件与产品子系统之中的能力;产品整合能力是指关于各产品子系统和产品构架的知识，以及把相关学科、技术、技能融合到产品与产品子系统之中的能力。尽管王毅关于技术整合的概念比较接近于西方学者的定义，与本书所研究的“外部技术整合”的概念内涵不完全相同，但是该定义代表了对技术整合的一种研究视角，即技术整合可以从被整合的技术内容方面进行定义和研究。

(二)基于技术整合过程视角的研究

技术整合的核心是知识的整合与吸收，技术整合的过程就是知识整合与吸收的过程。关于知识整合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过程，已有大量文献进行过研究。

(1)吸收能力

Cohen＆Levinthal在1990年首先提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概念。他们认为吸收能力是指公司识别新的外部信息的价值、将其消化并进行商业化应用的能力。吸收能力主要取决于知识接收方的先前知识和团队成员背景的多样性。这样，内部研发对于提升吸收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内部研发有助于构建先前知识。内部研发投资越多，公司越有能力识别外部信息的价值。而且，Cohen＆Levinthal认为吸收能力具有积累性和强烈的路径依赖，这意味着在一个快速变化的行业，如果公司一旦停止对吸收能力的投资，则可能失去消化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其次，团队成员知识背景多样性将使成员个体之间建立新奇的联系(novel associations and linkages)，不同背景的成员在一起工作能够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个事物。

在Cohen＆Levinthal关于吸收能力的概念的基础上，Dyer＆Singh(1998) 和Lane＆Lubatkin(1998)阐述了组织间的吸收能力。Dyer＆Singh(1998)认为公司外部资源的存在以及公司之间的联接是竞争优势的来源。Lane＆Lubatkin (1998)则重新表述了吸收能力，认为吸收能力是指公司评价、消化和应用来自于联盟企业知识的能力。他们认为吸收能力应从类似于“染色体配对(dyad-level)”角度去研究，是“相关联”的吸收能力(relative absorptive capacity)。就是说，公司对来自不同组织的知识的吸收能力是不同的，这取决于双方知识基础、组织结构和组织主导逻辑的相似性。

Cassiman＆Veugelers(2000)通过对比利时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认为吸收能力包含两个维度:从市场中搜寻技术的能力以及吸收所获技术的能力。

Zahra＆George(2002)对吸收能力的概念进行了综述，在此基础上对吸收能力的概念进行了发展，认为吸收能力是指组织惯例与流程的集合，通过吸收能力公司可以获取、消化、转移并运用知识来产生动态的组织能力。他们延伸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吸收能力概念: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和已实现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潜在吸收能力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知识获取能力，是指公司识别和获取与公司经营所需要的关键知识的能力。二是知识消化能力，指公司分析、处理、解释和理解外部信息的惯例与流程。潜在吸收能力使公司具备了获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潜力。已实现吸收能力也由两个维度构成:一是知识转移能力，指公司发展和提炼组织惯例，以整合既有知识与新知识的能力。二是知识利用能力，是指公司在产品或服务中应用新知识的能力。此外，Zahra＆George还提出了评价吸收能力四个维度的指标。

Arbussa＆Coenders(2007)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内部研发或外部技术获取来从事技术创新，而吸收能力则是影响公司技术创新手段选择的重要因素。吸收能力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从市场中搜寻新技术的能力，二是将对复杂的、非嵌入性的知识与内部研发相整合的能力。

与吸收能力相关的研究还包括:知识管理、组织结构、人力资源、外部作用、社会资本、供应商整合、客户整合、组织间适配等。这些研究阐述了公司如何增进吸收能力以提升组织在不同领域的绩效。

(2)知识整合能力

Kogut＆Zander(1992)认为知识整合能力是企业综合应用其现有的知识与所获取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是工具的运用(例如数据库)，更重要的是人员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这些人员之间所具备的共同知识。Grant(1996a)认为知识整合除了需要人员之间的协调之外，如何进行知识沟通并扩散到组织成员，也是一个重点。de Boer，et al.(1999)认为知识整合能力是三种能力的综合: (1)系统化能力，即经过符号、计划与程序等形式化的系统，将既有知识整合为新知识的能力;(2)协调能力，即经过互动、沟通、教育训练等管理手段，将既有知识整合成新知识的能力;(3)社会化能力，即经过价值信念、非明文规范的准则或默契，成员彼此适应协调而将复杂的隐性知识整合成新知识的能力。

国内学者对于知识整合能力(有的学者称之为“知识集成能力”)进行了大量研究。沈群红、封凯栋(2002)等认为知识整合能力指的是组织对内部和外部不同类型知识有效的识别、利用和提升的能力，也是组织促进不同主体维度上知识彼此互动、产生新知识的能力。陈力、宣国良(2005)将知识整合能力分解为知识吸收能力、知识共享能力、知识系统化能力和知识发展能力四种子能力。陈福添(2006)认为知识集成效果可以通过知识获取能力、转化能力、转移能力、运用能力和保护能力等指标来衡量。谢洪明等(2008)认为社会化能力和合作能力是知识整合能力的主要组成因素。张小娣等(2011)将知识整合能力区分为内部知识集成能力与外部知识集成能力。内部知识集成能力是指知识的内化能力、综合化能力、外化能力和社会化能力;外部知识集成能力可分解为知识识别能力、获取能力和利用能力。

综合国内外的研究可以看到，学者们从知识整合过程的视角对知识整合与吸收能力进行研究。虽然对该过程的阐释和解构各有不同，但均体现出知识整合能力的特征:(1)知识整合能力不仅包含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和吸收能力，也包含知识在内部的应用、扩散和重新组合的能力;(2)知识整合能力不仅体现在个体层面，也体现在组织层面，这两个能力层面的协同发展使得组织的知识整合能力得以提升。

从前人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大多只站在技术整合内容或技术整合过程其中之一的视角研究技术整合。而事实上，为了更加清晰地分析外部技术整合对企业内部研发能力的作用和影响，有必要将这两方面进行结合，重新构建更加完整的概念模型，对企业的外部技术整合进行描述和阐释。

二、外部技术整合与内部研发能力

外部技术的溢出、引进与整合对企业内部研发和技术能力究竟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学者们在组织理论、知识管理理论等框架下进行了不少研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对外部技术的吸收能力已越来越成为公司竞争的主要推动力。在不确定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利用外部技术的能力与内部研发能力同样重要。与仅专注于内部研发的企业相比，积极获取外部技术进行资源重新配置的企业不仅能够强化其既有资源与能力，而且能够拓展资源领域，打破企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在竞争中生存(Karim＆Mitchell，2000)。

但对于外部技术整合与内部研发能力的关系，学者们之间则存在较大的分歧。De Bondt(1996)对组织理论中关于技术溢出与内部研发的关系进行了综述，认为技术溢出不仅将减少技术输出方的内部研发动机(因为不能将技术投资的收益完全内部化)，而且将减少技术接收方的内部研发动机(因为外部技术对内部研发形成了替代效应)。Blonigen and Taylor(2002)通过对美国电子行业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外部技术与内部研发是相互替代的。然而另一些研究则显示相反的结论。Arora and Gambardella(1994)对大型医药行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内部知识对于外部技术利用的两种作用:首先，内部知识对于外部技术的筛选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内部知识是利用外部技术的基础。Rosenberg(1990)也指出了内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认为企业的基础研究能力对于监控和评价外部知识是必不可少的。这意味着拥有内部知识越多的公司，越热衷于利用外部技术。Veugelers(1997)认为外部技术搜寻将激励内部研发投资。Veugelers(2006)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认为，只有在公司从事内部研发的情况下，外部知识才能够显著提升公司的研发绩效。

三、外部技术整合对技术追赶国家企业技术能力的影响

引进外部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是后发国家企业进行技术追赶的有效途径。许多学者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研究企业的外部技术引进对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技术引进、模仿、合资等都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整合的方式。Kim (1998)在韩国工业技术学习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后发国家技术创新轨迹的模型，认为技术追赶国家的企业首先从终端产品的组装开始技术学习，在此基础上进行工艺创新，最后再到产品创新，是一个引进、吸收和提高的阶段发展过程。Gallagher(2003)、Nam(2010)研究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转移，认为在跨国公司的严格控制下，合资形式虽然使中国汽车企业获得了一些汽车制造的知识和实践经验，但几乎没有掌握汽车产品开发的知识。国内学者的研究也积累了一些成果。彭纪生、刘春林(2003)讨论了模仿创新在后发国家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作用，认为模仿的过程就是对外部技术学习的过程，企业通过模仿可以提高技术创新的起点和水平，我国企业目前的技术创新仍应以模仿创新为主。路风、慕玲(2003)以中国激光光盘播放机工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企业的技术学习、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等问题，强调中国工业竞争力的源泉是组织层次上的技术学习和能力发展。孟庆伟、刘铁忠(2003)对东安集团的技术创新进行案例研究后认为，技术创新不是仅靠企业自身的知识就能实现的，在技术创新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需要大量来自于企业外部知识的支撑。企业内外知识能否实现整合的关键在于外部知识能否顺利融入企业经长期积累形成的系统知识中。魏江等(2005)认为自主技术创新需要大量的外部技术学习，而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知识整合，需要经历“无知—感知与描述—控制与解释—全知—扩散”五个阶段。

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看出，外部技术整合是追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重要的手段。但是技术整合并不一定带来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我国企业当前的技术背景下，技术整合活动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正是本书最初的研究动机，也是本书需要研究的命题之一。

第四节　本书相关理论工具

本书将从技术链和组织学习的视角研究我国汽车企业的外部技术整合过程、演化路径，从自组织演化视角研究能力增长机理，需要运用的理论工具主要包括产品技术链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知识转移理论、自组织演化理论等。以下为本书对这些理论的主要思想进行简要综述。

一、产品技术链理论

产品可视为一个整体系统，也可视为其构成元件的物理集合。关于二者的区别很早就有文献进行了研究(Marples，1961)。例如，风扇的主要元件包括叶片、发动机、叶片网罩、控制系统和机体座等;而风扇的架构是指如何使这些元件相互联结并运转。由架构和元件共同组成的系统，才能使室内空气发生流动。核心元件是指构成产品的重要物理部分，包含核心的设计概念(Abernathy＆Clark，1985)，执行某一特定的功能。Henderson＆Clark(1990)将保持产品的核心概念(核心元件知识)不变，而元件联结方式发生的改变称为“架构”创新，认为架构创新保留了元件知识，而破坏了原有的架构知识。架构知识概念的提出，表明成功的产品开发需要具备两方面知识:一是核心元件知识，即关于每一个功能设计概念的知识;二是架构知识，即关于各元件如何集成与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知识。从这个角度看，产品的技术链至少由核心元件技术和架构技术构成。

高汝熹等(2006)对技术链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描述，认为技术链有两种理解方式:(1)各种技术本身可能存在承接关系，即一种技术的获得和使用必须以另一种技术的获得和使用为前提，因此技术链可理解为相关技术之间形成的链接关系;(2)由于产品之间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因此技链也可理解为物化于产品中的上下游产业间各种技术的链接关系。第一种描述更多强调技术之间的科学关联，第二种描述则表达了以产品为载体的技术承接关系，这些技术可能涉及产品上下游的不同产业，这样技术链实际上与产业链相对应。例如半导体设备将包括原料(硅晶片)制造、芯片制造和半导体设备制造三个产业，涉及晶片制造技术(生产硅晶片)、晶片加工与装配技术(生产芯片)、半导体生产与装配技术(生产半导体设备)。在这些技术的背后，还有更为基础的技术作为支撑: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是晶片加工与装配技术的基础;半导体设计技术是半导体生产与装配技术的基础。

路风和慕玲(2003)在对我国激光视盘播放机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发展的实证研究中，按照从原理到应用的思路，将产品的技术链解构为三个层次:基础技术、核心元件技术和终端产品技术，其中终端产品技术包括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产品制造技术。他们认为，基础技术决定了光盘的标准和解码方法的标准，核心元件技术是影响产品性能的关键因素，而终端产品技术则是将产品市场概念转化为产品性能特性的建构技术。尽管基础技术和核心元件技术属于较高层次的技术，但它们不能代替对产品系统本身的把握。中国企业在没有掌握基础技术和核心元件技术的背景下，仍然能够通过终端产品技术的创新获得竞争优势。

洪勇和苏敬勤(2007)从产业与技术协同的视角，提出了“核心技术链”的概念，认为核心技术链是与核心产业链相对应的技术的链接。在产品生产过程中，核心技术链由关键制造技术、核心元件技术和产品架构技术组成。关键制造技术是指关键设备的开发与设计技术，以及核心元件制造或终端产品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核心元件技术是指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产品架构技术是指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

朱方伟等(2008)也从产品的视角，将技术理解为由支撑终端产品发明和改进的关键技术环节构成的技术链，涵盖了主导设计(技术标准)、核心元件技术和产品架构技术三个主要技术环节。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技术链的表述虽有不同，但均认为从产品的视角出发，技术链环节应包括基础技术、核心元件技术、架构技术和制造技术。

二、组织学习理论

组织学习是组织理论中的一个研究方向。学习是适应组织的一个特征，就是说，组织能够感知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并适应环境的变化。组织学习理论就是研究组织学习和适应外部环境的方式与模型。

Argyris＆Schon(1978)提出了“单环学习与双环学习(single- loop and double-loop learning)”模型。在单环学习中，个体、团队或组织根据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差异，调整自身的行为。在双环学习中，组织将进一步追问行为的前提是否恰当，通过克服“习惯性防卫”造成的认知障碍，谋求从行为的前提假设上取得根本性改善。

Kim(1993)将March＆Olsen、Kofman等人的模型进行了整合，提出了组织学习的OADI-SMM(observe，assess，design，implement-shared mentalmodel)，即观察，评价，设计，实施—共享心智模型。组织学习可根据其是否涉及心智模式改变分为单环学习和双环学习。如果个体的学习行为没有引起组织的共享心智模型的改变，那么这是组织层面的单环学习;如果个体的心智模式能够与组织层面的共享心智模式相互作用，对组织的整体行为产生影响，那么这是组织层面的双环学习。因此组织学习被视为个人学习结果以心智模式为转化核心机制从而影响组织行为的过程。

Nonaka＆Takeuchi(1995)提出了著名的组织学习四阶段螺旋式模型，描述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相互转化的过程，即外部化、内部化、社会化和组合化。外部化(externalization)是指将组织中关键人物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在手册中编码并植入新的产品或服务的过程;相反的过程(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称为内部化(internalization)，因为这是组织成员将组织规范、流程及其他形式的显性知识进行内化的过程;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隐性知识的共享;组合化(combination)是指显性知识的传播。这样，知识构建和组织学习将遵循一个“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内部化”无限循环的路径。

Watson(2002)认为，组织学习是一个很晦涩的概念，因此也很难真正实施。虽然已经有很多关于对“学习”的理解，但缺乏理论上的综合和实证研究，主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学习”概念清晰的辨识。他运用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尤其是其中的连通理论(connectionism)，提出了一个个体学习模型，包含了学习和知识中显性和隐性要素。学习的连接模型模仿了大脑神经系统的运转过程，并将学习的认知理论(cognitivist theories)和构成理论(constructivist theories)结合起来。为了解释组织的集体认知(collective cognitive)过程，他将基于情境的行动(situated action)理论与连接理论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对组织学习进行重新定义，提出了指导管理实践的新的理论框架。

Bontis＆Serenko(2009a，2009b)通过阐述组织学习的过程，对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中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管理的领导力是组织学习的先前原因，并强调了员工情操(employee sentiment)以及知识管理的重要性。

三、知识转移理论

无论是在公司内部还是在公司之间，知识转移都是非常重要的。Cohen＆Levinthal(1990)强调，知识转移是公司快速应对市场变化、创新和取得竞争成功的关键要素。许多公司的成功，都是因为他们具备将嵌于组织日常惯例中的知识从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的能力(Szulanski，1996)，以及通过吸收新技术以提升能力的能力(Gilbert＆Cordey-Hayes，1996)。Cutler(1989)将两个或更多主体(个人或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定义为“一个主体的知识被另一个主体获取的过程”，Argote＆Ingram(2000)则将知识转移定义为“一个主体(例如团队、部门或分支机构)被另一个主体的经验影响的过程”。目前对企业知识转移的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联盟与跨国公司内的知识转移、独立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国际购并活动以及网络中的知识转移等四个方面。

(1)企业内部的知识转移

Szulanski(1996)研究了企业内部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的转移，认为知识转移分为知晓、交易、适应和制度化四个阶段，并从知识转让方、知识性质、知识接受方和转移情境四个角度分析了最佳实践转移的影响因素:从知识转让方看，包括转让动力和感知的可靠性;从知识性质来看，包括隐性、复杂性、刚性和完整性;从知识的受让方来看，包括接受动力、吸收能力和保持能力;从转移情景来看，转移机会也会造成转移困难。

Gilbert＆Cordey-Hayes(1996)提出了追踪知识在组织内部转移轨迹的概念框架，将知识的内部转移过程分为5个阶段: 1)获取，是指从外部组织中获取信息。2)交流，是指将获取的信息在组织中分配。3)应用，是指将获取并经过交流的信息在组织中应用并将知识保留下来。4)接受，是指个体接受了所应用的信息。5)消化，代表积累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知识的应用改变了个人能力和组织惯例。

(2)联盟与跨国公司内的知识转移

Badaracco＆Joseph L.Jr(1991)认为联盟管理是一个学习、创造、共享和控制知识的过程，企业是嵌入性知识(embedded knowledge)和迁移性知识(migratory knowledge)的集合。要理解如何管理联盟，必须清楚鼓励和阻止嵌入性知识获取、转移和创造的因素。根据对GE和IBM等多个联盟的案例研究表明，信任、开放、领导等九个方面有利于促进联盟内的知识交易。Bernard L.Simonin (1999)实证检验了知识的因果模糊(causal ambiguity)对战略联盟内知识转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知识隐性、复杂性、先前经验、文化差异和组织差异显著作用于因果模糊，因果模糊则对技术知识转移水平负相关。

中国学者也对联盟中的知识转移进行了初步探索。林莉(2004)研究了知识联盟中知识转移问题，认为知识属性、知识接收方的动机水平和吸收能力、知识源转移意向和转移能力，以及联盟伙伴间的文化差异都可能成为知识联盟企业间进行知识转移的障碍。王立生(2004)也从联盟视角分析了企业知识获取和转移的障碍，认为战略联盟企业之间的知识转移过程并不顺利，是因为联盟企业之间存在着三方面影响知识获取和转移的障碍性因素:联盟各方不同的社会文化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感觉判断方式;联盟企业之间的战略目标和能力水平差异悬殊，知识转移和获取缺乏合适的通道;联盟组织内的其它因素(例如忽视路径依赖、不重视技术的适用性等)。

(3)独立企业间的知识转移

Albino等(1999)认为，组织之间的知识转移过程由“信息系统”和“解释系统”两部分结合而成，分别表示从操作层面(operational level)和概念层面(conceptual level)进行的分析。从操作层面看，知识转移是信息处理活动构成的交流过程。知识拥有者可通过适当的介质将信息流转移到知识接受方。交流的类型(typology)以及交流的效率和效果取决于介质的选择。从概念层面看，知识转移与学习型组织的概念紧密相连。转移到接受方的信息并不是知识，这些信息必须进入接受方的解释流程，才能变成知识。这个过程取决于接受方原有的知识基础，特别是与被转移知识相关的专业知识(Teece，1977)。当被转移的知识与组织的既有知识相关时，学习的绩效将会提升(Cohen＆Levinthal，1990)。

常荔等(2001)从知识链的角度研究了不同市场主体间知识转移与扩散的影响因素，提出影响知识扩散速度的因素包括知识的性质和内容、知识供给主体传递知识的能力、知识需求主体的学习能力和消化吸收能力、知识的互补性、对知识扩散成本与利益的预期，以及知识转移的社会环境因素等。Cavusgil、Calantone＆Zhao(2003)基于对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实证研究指出，企业间关系力量越强，企业间隐性知识转移水平就越高，且该关系受企业合作经验的正向调节;进一步，隐性知识转移水平越高，企业创新能力越强，从而创新绩效越好。

(4)国际并购活动与网络中的知识转移

在国际并购和非正式网络中，也存在知识转移，学者对此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Henrik B.(1999)研究了国际购并中的知识转移，实证结果显示:沟通、访问和会议以及时间的流逝有助于技术诀窍的转移，而知识阐释的详细程度、被并购组织的规模和并购方式的新颖性与专利的转移相关。案例研究还发现，国际并购中，知识转移最初是单向的，但在时间进程中逐渐转向双向的互惠过程。

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网络在知识转移过程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个体之间有效转移知识的能力对企业的产出起着重要作用，这些产出包括学习速度、新产品开发及组织生存等。Reagans＆McEvily(2003)研究了非正式网络对知识转移的直接影响，并从社会链接(social cohesion)、网络范围(network range)、关系力量(tie strength)与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四个维度测度了非正式网络。社会链接是指一个关系被第三方关系环绕的程度;网络范围是指网络关系穿越制度、组织和社会边界的程度;关系力量是指被采访者描述的感情亲密和沟通频率方面的强度;公共知识则包括社会类似(Social similarity)、专业重叠(Expertise overlap)、功能专家(Functional expertise)和结构同等(Structural equivalence)等内容。实证结果显示:社会凝聚、网络范围、关系强度和吸收能力均对知识转移的难易产生直接、显著的影响。

四、自组织系统演化理论

自组织是一种现象，是指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能够从无序走向有序。协同学创始人H.Haken指出:“如果系统在获得空间的、时间的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我们便说系统是自组织的。”

自组织理论不是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学科群，由耗散结构理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getic)、超循环理论(Hypereyele Theory)、突变论(Morphogensis)、混沌理论(Chaotic Theory)等若干理论在系统演化中应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如图2－1所示。

图2－1　自组织理论的主要支撑学科

(1)耗散理论提出了自组织发生的前提和系统演化的诱因

耗散结构理论由普里高津(Prigogine I) 在1969年首先提出，主要研究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及其对自组织系统的影响等问题。耗散结构理论可概括为:一个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可以是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社会的、经济的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通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由原来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

因此，在耗散结构理论看来，远离平衡态、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机制是定义耗散结构的三个条件，而涨落是系统演化的诱因。远离平衡态，指系统内部各个区域的物质和能量分布是极不平衡的，差距很大;系统开放性非线性描述了耗散结构的内部动力学机制，即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开放性意味着“自组织”系统需要与外部环境相互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当外部环境向系统输入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达到一定阈值时，系统的自组织才能发生。涨落是指系统演化过程中的非平衡随机干扰因素，任何一个系统都必然存在着涨落，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涨落的发生是不确定的，无法精确预见。自组织理论认为涨落是系统进化到更有序状态的诱因，驱动了系统中各个子系统在获取物质、能量和信息方面的非平衡过程。例如科学上的意外发现有时会带来突变式的“科学革命”。当系统处在由一种稳态向另一种稳态跃迁时，如果系统要素间的独立运动和协同运动进入均势阶段，则任一微小的涨落都会迅速被放大为波及整个系统的巨涨落，推动系统进入有序状态。

(2)协同学理论提出了系统演化的动力

协同学理论由Haken H(1998)首先提出，主要研究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协同机制，认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同是自组织过程的基础，各要素之间的竞争和协同作用是系统产生新结构的直接根源。Haken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是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外部指令。他指出，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并因此支配整个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即自组织起来。换言之，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来自系统内部的两种相互作用:竞争和协同。子系统的竞争使系统趋于非平衡(这正是系统自组织的首要条件)，而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则在非平衡条件下使子系统中的某些运动趋势联合起来并加以放大，从而使之占据优势地位，支配系统整体的演化。

(3)突变理论提出了系统演化的方式

突变论由Thom(1975)创立，主要研究系统平衡状态下临界点的突变状况。突变论建立在稳定性理论的基础上，认为突变过程是由一种稳定态经过不稳定态向新的稳定态跃迁的过程。在临界点附附近，控制参数微小的改变导致系统状态明显、大幅变化的现象叫做突变。突变论认为，在临界点附近，即使是同一过程，对应于同一控制因素临界值，突变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即可能达到若干不同的新稳态，每个状态都呈现出一定的概率，此时微小的涨落将起到关键作用。

系统自组织演化中，突变与渐变是相互联系的。结构不稳定性是以一种结构稳定性的方式出现的(Sanders，1983)。突变是连续变化造成的，相变过程既有突变也可能有渐变。突变理论并不局限于讨论间断与突变，而是把间断与连续、渐变与突变联系起来，突变模型中同时包含有对渐变的描述。

(4)超循环理论提出了系统演化的条件

超循环理论由德国科学家艾根(Eigen)提出，主要研究在生命系统演化行为基础上的自组织(Eigen，1979)。超循环结构的特征是:组织不仅能自我再生，自我复制，而且还能自我选择，自我优化，从而向更高的有序状态进化。超循环理论认为，超循环结构演化内部因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自复制单元在复制过程中出现差错，类似于基因突变; 2)超循环结构是由多组元耦合成多层次系统，内部存在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内在随机性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起作用，它给超循环结构施加了另一个内扰动。同时，超循环结构的存在和进化必需满足三个前提条件: 1)以足够大的负熵流推动结构的新陈代谢; 2)以足够强的复制能力使系统信息得以积累、遗传; 3)以组元间足够强的功能耦合保证结构的存在和发展。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超循环结构才能稳定存在并发展进化，否则退化是不可避免的。

(5)混沌理论提出了系统演化过程的分析工具

混沌理论是对不规则而又无法预测的现象及其过程的分析。一个混沌过程是一个确定性过程，但它看起来是无序的、随机的。如果一个变量或一个过程的演进、或时间路径看似随机，而事实上是确定的，那么这个变量或时间路径就表现出混沌行为。Haken将混沌定义为“来源于确定方程的无规律运动”。李后强等(1999)也指出，混沌并不是混乱无序，而是在确定性非线性系统中出现的一种貌似随机的有序运动过程，是系统在内部随机性因素作用下，产生的时间、空间的宏观复杂现象，它存在于不可积分的非线性系统。

混沌理论揭示了确定性与随机性、简单性与复杂性、有序与无序之间的辩证关系，为理解系统的动力学演化规律，把握动态、不确定的世界提供了新的概念和方法。企业系统受外界影响，作用体相互作用，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由众多子系统的自组织、自加强和自协调作用可能引起质变。因此企业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非线性系统，时间上的不可逆性、发展中的多重因果反馈环及不确定性使其具有非常复杂的非线性特征。传统的研究范式将企业的演化简化为线性近似，使复杂现象被简单化，因此对许多现象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混沌理论虽然发源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在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中也有着广泛应用。例如，Nonaka Ikujiro(1988)通过对日本企业演变历史的深入分析，用混沌理论解释了企业演变过程中呈现出的复杂性现象。刘洪(2004)应用混沌理论对企业系统的演化进行研究，分析了企业系统演化的模式和原理。

第五节　以往文献的评述

从以往的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们就技术整合及其相关理论已展开了大量的、深入的研究。但已有文献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

第一，现有的研究都认为技术整合是当前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方式，我国企业也大量通过技术整合的方式进行产品开发与创新，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企业目前仍然没有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赖，在产品开发和核心技术方面仍然缺乏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或二次创新能力。那么，技术整合对自主创新能力究竟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在怎样的条件下技术整合才能增进自主创新能力，现有的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结论。因此有必要结合我国企业的技术背景，从新的视角对企业技术整合的过程进行剖析。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技术整合过程的研究大多基于整合的环节(例如搜寻、获取、吸收、扩散等)，而本书将从技术学习的视角将技术整合理解为技术载体整合、技术知识整合和研发惯例整合，从而对技术整合过程进行全新的诠释，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技术整合与自主研发能力的关系。

第二，在研究企业的技术优势及其来源时，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运用产品技术链理论，从而使我们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层次形成了更为深刻的认知。然而目前较少有文献将产品技术链理论运用于技术整合的研究。事实上，基于产品技术链视角的研究更有利于揭示企业技术整合活动对于企业技术能力的贡献，并进一步揭示企业技术优势及技术短板所在，从而对企业未来的竞争优势做出更为合理的判断。本书将运用产品技术链理论对企业的技术整合活动进行分析，并结合“载体—知识—惯例”的技术整合过程的逻辑思路，对中国企业技术整合活动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现有文献对技术整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对企业技术整合能力演化的过程及其机理的系统研究却并不多见。自组织演化理论为能力演化的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工具，本书将运用自组织演化的理论，对企业技术整合能力的增长过程及机理进行研究。

第四，缺乏对企业技术整合的微观分析。目前的研究大多是从宏观或中观(行业)层面对产业的技术创新模式进行归纳，较少从企业的微观层面对技术创新和技术整合活动进行分析，缺乏对企业技术整合活动的深刻理解。事实上，正是企业微观技术活动的汇聚，才形成了产业技术发展的轨迹，并决定了产业技术的整体水平。因此有必要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和技术整合的规律，为企业的技术战略提供借鉴，为政府完善创新环境系统提供理论依据。在技术追赶背景下，本书选择汽车企业的技术整合进行研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这是因为:(1)汽车产业的技术关联度极广，其技术能力提升对于我国工业的整体技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2)汽车产业是我国技术引进较早的行业之一，但直到目前为止汽车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仍然不足，许多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国外企业手中，其中原因值得分析;(3)汽车产品技术体系全面，技术链环节清晰，技术整合的研究对其他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小结

本章对技术整合相关理论进行了综述，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整合的内涵、技术整合能力及其相关理论等。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本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思路。产品技术链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知识转移理论和自组织演化理论将成为本书研究的主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