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也

第一章　亚当·斯密与“看不见的手”

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他（亚当·斯密）被一致公认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不论是他的信徒们，或是批评者们都以他为依据。他也首先发展了构成以后经济争论内容的所有各个范畴。

埃里克·罗尔

经济思想史（第四版）

第一节　亚当·斯密是何许人也

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西方经济学的读者来说，当翻开这本书的时候脑海中第一个反应或许是纳闷:亚当·斯密究竟是何许人也?他有什么高深的思想值得我们花时间去解读?“看不见的手”又是什么意思?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现代西方经济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也可以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如果一定要给他找一个参照的话，亚当·斯密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地位，应该就像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一样。

读到这里，一些细心的读者肯定已经开始怀疑了:你说话是不是有些太夸张了啊?孔子之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意义深远，被尊称为“圣人”，那是因为在两千多年前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民的一言一行。既然亚当·斯密只是18世纪的一名经济学家，他又有何德何能被称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呢?难道说，在他诞生之前，在西方社会如此漫长的历史之中就没有西方经济学吗?作为现代社会中最为重要的学科之一，经济学怎么可能只有这么短的历史呢?

的确，“经济”这个名词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它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著名的军人、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中第一次创造了这个名词。只是在当时，希腊语“经济”一词所代表的含意远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它的意思只是“家庭管理”，更关注于一个家庭内部，即奴隶主应该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使其财富得以增加。

想必大家都知道，在英语中“经济”economy，这个词通常也有含有节约的意思。从这方面来看，“经济”也和节俭地管理好每一个人的自有财产联系在一起，这也正符合色诺芬最初提出“经济”一词的初始含义。应该说，古代的“经济”的含义和我们现代的“理财”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正如我们现在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人以“晒账单”、“晒工资”的方式，向大家讲述自己的理财心得。在古代，有些哲人也会通过讲故事、打比方的方式来提出他们对于财富管理的所思所想，这也就构成了早期阶段的经济思想。但我们仍不能将这些学者称为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也远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

色诺芬之后的一千多年中，在西方社会，还有很多哲人也会针对财富、价值、交换、货币等经济现象提出自己的看法。他们往往利用自己的逻辑分析能力对社会的各种现象作出深入的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必然少不了对经济现象的分析。但是我们仍然不能把他们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们只是关注经济问题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而已。这就好像我们经常在电视中看到新闻媒体在采访一些并非专门从事经济方面研究的社会名人，如社会贤达、影视明星、体育明星等人的时候，有时也会问他们对于一些最新的经济事件、经济现象的看法。他们当然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提出自己观点，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把他们称为经济学家。和这些人一样，古代这些陈述自己对于一些经济现象看法的哲人也绝不能被称为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且他们的经济观点往往只占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中一个很小的方面。

中世纪以来，宗教神学成为当时主导整个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一些神学家，如被尊为中世纪神学泰斗的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甚至开始利用神的力量来解释一些经济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他们的观点只是为当时主导西方世界的教庭的种种经济政策寻找正当的借口。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他们的神学思想中找到一些关于经济现象、经济政策的经济思想，但这些思想更多地反映为歪曲的、含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言语，我们显然也无法把这一时期的这些思想家称为经济学家。

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雏形应该形成于14～15世纪以后。伴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力量发展最为快速的英国和法国，产生了两派截然不同的经济思想:一派较为关注商业流通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把商业视为当时经济的核心部门，所以被后人称为重商主义;而另一派则更为看重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故被称为重农主义。这两派学者都针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很多重要的政策建议，并先后应用于英国与法国的经济实践之中。总体上来说，这两派学者也并非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济学家那样，是终生致力于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他们往往表现为两类人。

一类是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如法国重农主义主要代表弗朗索瓦·魁奈。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御医，直到他60岁退休之后，才出于兴趣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并提出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而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孟则是一个成功的商人，曾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他在从事具体的商业活动中，对一些经济现象产生了自己独有的理解，更对当时英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个人建议。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但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甚至说把研究经济问题当作一个人的业余爱好，依靠他们个人超群的思维能力，能够针对当时的经济现实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玩票却玩成了名角儿。

另一类则是当时政府中的当权者，他们也许没有能力从理论上构建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权势显赫，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一些特殊的政策手段，以维护国王以及政府的统治。如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柯尔贝尔就是重商主义的重要代表，他当政期间，采纳了很多重商主义学者的政策建议，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重商主义的实践者。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这两种经济学者，一类是类似于玩票性质的业余选手，而另一类则是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他们或许看上去不像现代意义上的专门从事经济分析、经济研究的那些经济学家，但是与前辈相比，他们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又近了一些。

伴随着这两派相互争斗的学说的产生，在当时的英国与法国也诞生了早期的政治经济学者。这些学者的思想往往或多或少地受到当时盛行的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的影响，因此被明显地打上这些学说的烙印。但是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观点更多地反映为对于政府在实践层面的政策建议，而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则偏重于价值、货币等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这些经济学家，比如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法国古典政策经济学家坎蒂隆等人，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的经济思想，比起重商主义或重农主义那些实战派，这些理论成果更为突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真正意义上最早的经济学家，但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远谈不上科学。我们固然承认这些学者的经济思想对于奠基我们现代的经济学大厦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真正的现代意义的西方经济学的创立仍然要归功于在此之后出现的亚当·斯密。

可能有些人要问了，你说了前面这么多人都算不上经济学家，那么这个叫作亚当·斯密的这个人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了不起的事啊，值得你这么的抬举他。可能很多人想不到，亚当·斯密的江湖地位仅仅是来自于他的一部重要的著作，这就是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富论》。在这本书中，斯密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比如:社会财富源于人们的劳动;衡量不同物品的交换比例的标准是他们所耗费的劳动量的多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收益是如何在工人、资本家与地主三方之间分配的;以及本书将详细介绍的“看不见的手”所蕴含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等等。《国富论》也由此成为当代经济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

在一些普通人看来，经济学专著更多地是建立在对于当时的经济现象的分析，因此会具有非常突出的时效性。比如让一些国内的经济学者去读一些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以前国内的经济文献，估计很多人会不屑一顾，认为这些理论都是过时、失效的。但是拥有更长历史的《国富论》却远远没有过时，尽管斯密所分析的经济现象发生在两百多年前的西欧，那时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刚兴起，但是他的思想体系中所表达出的种种经济观点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读起来仍会觉得深受启发。因此，大家可能会发现，在近几年的重读经典的潮流中，《国富论》是再版版本最多、出版数量最多的经济学专著之一，这也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巨大影响力。

之所以称斯密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更是因为在他之后的经济学家很难不受他的思想的影响。《国富论》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对于很多经济问题的分析也极为独到。因此，后世很长一段时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在斯密所确定的理论框架之中，围绕斯密的经济思想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甚至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经济理论其实只是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的延伸，或者说发展罢了。

在此之后，亚当·斯密的思想经过后世的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如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等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长期占据西方经济思想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且主导了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选择。即使在西方经济学者视为异端思想的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我们也可以找到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影子。而他的自由贸易理论则奠定了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根基，从而直接反映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的形成之中。他的“看不见的手”的观点，成为后世的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斯密的思想为西方微观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以及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奠定了基础，因此他被尊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节　亚当·斯密的故事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诞生于苏格兰小城柯卡尔迪。14岁那年，年轻的斯密就进入格拉斯哥大学，接受了逻辑、道德哲学、数学、天文学等学科的系统的教育，并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里，他结识了当时著名的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以及在哲学方面已经小有名气的年青学者大卫·休谟。哈奇森教授所宣扬的自由主义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年轻的斯密的世界观，并最终促成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提出。

1740年，斯密从格拉斯哥大学毕业后，作为一名优等生，他获得奖学金去英国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继续学习道德与政治科学、语言学。当时牛津沉闷的学习氛围，让年轻的斯密感到极为苦恼。与斯密成长的苏格兰相对宽松的教学氛围不同，在当时的英国大学中，教会和宗教在大学教育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严厉地禁锢着学生们的思想，害怕学生接受社会上已经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学校里，教授与学监们严密监视着学生，不允许他们接触自由思想的书籍，斯密就曾经被学监发现在阅读哈奇森教授送他的休谟的书籍而险些被开除。这也使得斯密只能选择闭门读书，而牛津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则给年轻的斯密提供了广泛的知识来源。

1746年，斯密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并没有像现代的大学生一样选择就业，而是返回故乡柯卡尔迪。在母亲家度过了两年的自学生活以后，174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斯密获得了当时的一个社会名流凯姆斯勋爵的赏识，并受其聘请，在爱丁堡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讲演。最早的时候，他的讲演题目主要涉及修辞学和文学，但很快他开始了尝试讲授有关经济学的相关主题，他的演讲很受学生的欢迎，逐渐在当地的教育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声望。

正是得益于这段时间他在爱丁堡大学演讲所创下的名声，1951年，年轻的斯密离开了爱丁堡大学，受聘于格拉斯哥大学，担任逻辑学教授，开始讲授逻辑学。斯密任教后不久，由于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克雷吉去世，道德哲学教授职位出现空缺。斯密的专业兴趣正好就是道德哲学，而且道德哲学教授的地位在当时的格拉斯哥大学是高于逻辑学教授的，其薪水也远高于逻辑学教授，因此他申请转为道德哲学教授。而更巧的是，在克雷吉因病休假期间，斯密曾经替他代上过几节道德哲学课，而这些课也受到了学生的广泛欢迎。因此，1752年4月，斯密幸运地成为了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在这个职位上，他一干就是12年，并先后被提拔为学校的财务总管、教务长、副校长，直至其离开学校。

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的这段时间，作为道德哲学教授，斯密的教学主要涉及四个部分，也就是自然神学、伦理学、法学和经世之学，即经济学。在授课过程中，他逐渐将自己的一些经济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并从思想上为他后来的著作确定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他所讲授的伦理学的一部分内容被他结集为《道德情操论》，于1759年出版，并受到了当时的英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直至此时，斯密这个名字才真正为众多英国人所熟知。

《道德情操论》的发表，标志着斯密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一整套哲学与经济思想理论体系，也正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斯密的研究兴趣逐渐从早期的道德伦理学转向政治经济学，并通过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新兴学科的研究写出《国富论》，从而奠定了自己在西方经济史上的重要地位。

为了探讨当时的社会经济运行规律，斯密需要接触更广泛的经济思想，感受更全面的科学技术进步。尽管当时的格拉斯哥是英国仅次于伦敦的第二大文化中心，资本主义经济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进步，但是它已经无法满足斯密探寻更深经济思想的要求了。就在这个时候，斯密得到了一个机会，赴国外学习生活一段时间。

1764年，当时英国的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顿为了培养自己的继子巴克勒公爵，向时年41岁的斯密发出邀请，聘请他担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并陪伴他到欧洲大陆结伴游学，年金3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极为可观的巨款。即使在现代，如果要让一名知名的大学教授辞职去担任一个有钱人的家庭教师，想必也没有几个教授会拉得下面子，担任这个让人感觉有些低级的工作。然而令很多人惊讶的是，已经在当时的经济理论学界崭露头角的斯密欣然接受邀请，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职位，担任了三年的家庭教师。

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小花絮，由于当时斯密的收入除了格拉斯哥大学支付他的薪水外，很大一部分是向选他课的学生收取的授课费。斯密辞职后想把他预先收取的学费退还给学生，却被他的学生坚决拒绝了。学生们一致认为他们从斯密教授那里接受的知识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支付的学费，但是，斯密仍然把这笔钱退还了学校。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斯密的课程当时在学校中的受欢迎程度了。

可能有些人会对斯密愿意自降身价，辞去大学教授的令人骄傲的工作，而去作一名富家子弟的家庭教师觉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些人会怀疑斯密想拍当权者的马屁，从而投机转向仕途。这都猜想其实都没能理解斯密的本意。如果斯密一生只待在大学校园里，闭门做自己的学问的话，那么他可能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也许他将成为一名三流的经济学者而很快被人遗忘。可是，当时的欧洲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之中，然而远处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在经济运行、经济制度、主导经济思想等很多方面，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都具有非常大的差异。如果斯密真的想成就自己的事业，他就必须接触更多的经济事务，去感受更多的经济思想，而作为大学老师，他根本没有机会认识英国之外的事务。而充当家庭教师的几年，却为斯密提供了游学欧洲，感受不同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的历程的差异，去认识不同国家经济思想差异的重要机会。正是得益于这次游学的经历，才成就了后来的《国富论》。

在法国期间，斯密首先和巴克勒公爵在图卢兹生活了18个月。在教学生活之余，为了排解无聊的生活，他开始构思创作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这应该是他对《国富论》创作的最早尝试。可能谁都无法想象，《国富论》这么伟大著作的写作动机，最初仅仅是为了消磨时间。

结束在图卢兹的生活后，他们开始在法国游历，并于1765年到达日内瓦，拜见了当时在欧洲最具盛名的思想家伏尔泰。随后又抵达巴黎，结识了当时著名的重农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阁等人，并就其对某些经济问题的思考，与他们展开讨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法国的近三年时间，斯密深刻地理解了英国所盛行的重商主义思想与法国所盛行的重农主义思想的差异，并对他们的一些观点产生了质疑，开始在自己的经济哲学理论框架中构思新的思想。

1966年11月，斯密与巴克勒公爵返回伦敦，他当选为相当于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充当家庭教师的三年生活使得他获得了终生享有300英镑年金的优越报酬，再也不用担忧生活，这也为它全身心地投身于《国富论》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为了完成他的著作，斯密放弃了伦敦的优越生活，毅然返回家乡柯尔卡迪，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写作中。经过6年的艰苦工作，他终于完成了初稿的写作。然后他带着这部书稿返回伦敦，一方面收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新情况与相关资料;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开展讨论，进行了长达三年的修改工作。

1776年3月9日，《国富论》终于问世了。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一经出版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帮助斯密在学术界赢得极高的声望。它奠定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斯密也凭借此书确立了他在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鼻祖地位。

也许是应证了“学而优则仕”这句我们中国的老话，凭借《国富论》出版所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以及自己的学生巴克勒公爵的支持，1778年，斯密获得了在爱丁堡海关税务专员的美差，年薪600英镑，这可是在当时很具有油水的一个肥差，居然能够落到斯密这个经济学家的头上，似乎是上天在眷顾斯密。然而海关的工作牵扯了斯密相当大的精力，这也大大地限制了他此后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进度，从这方面来说，得到这个工作是斯密个人的大幸，却是我们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1784年，与斯密长期共同生活的母亲去世了。大家要知道斯密终生未娶，而且在出生前父亲就已经去世了，是一个遗腹子，因此母亲是他唯一，也是最为重要的亲人。在丧母之痛的打击下，斯密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即使在这时，他也曾经设想再完成一部著作——《一般文化与科学史》，为此，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并加以整理，同时也留下了一大批相关的手稿。然而，这时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再进行如此艰苦的研究工作了，直到他去世，也未能完成这一愿望。

1784年，斯密被他的母校格拉斯哥大学任命为校长，然而由于他的母亲在当年5月去世，沉浸在丧母之痛中的斯密并没有到格拉斯哥大学上任，直到1787年他再次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后，他才正式就任校长之职。然而，在这个职位上，斯密并没能工作很久。1790年7月17日，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爱丁堡的家中去世，年仅68岁。斯密去世时，除了他的藏书，并没有留下很多遗产，但他的经济思想却成为西方经济思想史中最为宝贵的财富。

斯密治学极为严谨，他不仅在写作过程中，认真考证所用的数据与资料，在著作的再版中，也再三斟酌书稿的修正。他对自己的手稿极为关注，从不愿意把自己未完成的书稿公诸于世，唯恐自己尚不成熟的观点会存在问题，误导读者。所以早在1787年，他就叮嘱自己的朋友，在其死后将他的未完成的著作草稿全部烧毁。因此，他留给世人的只有生前就已经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这两部著作。

斯密的经济思想在整个西方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国富论》，仅在18世纪结束以前，就已经出了9个英文版本，这还不包括爱尔兰和美国出的版本，并且先后被译成了丹麦文、荷兰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多种语言，并在1902年由严复先生译为中文，取名《原富》。目前国内最为常见的是王亚南、郭大力于1930年翻译出版的版本。

斯密以后的很多经济学家，包括他的思想的主要继承者李嘉图在内，其思想都是源于斯密，而且难以超越斯密。在1848年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前，斯密的经济思想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起着主导作用。即使1817年出版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某些领域对斯密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挑战，但这也仅限于英国范围。在世界范围，斯密的思想仍然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对于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说，斯密的历史地位始终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即使到了两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重新解读斯密的一些经济思想，我们也会发现，他的很多真知卓见即使在今天也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可以对于我们的科学研究与政策选择产生很多有益的启迪。

第三节　“看不见的手”代表着什么意思

前文中，我曾经多次提到“看不见的手”，可能一些心急的读者已经早就在心中猜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前面我们介绍了斯密一生只完成了《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著作，然而正是这两部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思想中对于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正是在这两部书中所阐述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

斯密早年的《道德情操论》并不算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严格地说，它更多地反映了斯密的经济哲学思想。它主要探讨人的社会情感，尤其是由高尚的道德所产生的同情、仁慈、尊敬等美德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的繁荣发展所能够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书中，斯密更加关注如何通过克服人们的自私之心，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的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的发展。

但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最早却正是源于《道德情操论》。在这本书中，斯密曾经提到“尽管他们(富人)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但是他们还是和穷人一样分享他们所作一切改良的成果。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的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的利益，并为不断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资料”。这是斯密第一次提出通过市场机制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促进社会资源的分配，推动社会的发展。

而他真正形成完整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体系，是在其最具影响的《国富论》中。他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会力图尽可能地使用他的资本去支持本国的劳动，以争取创造出最大的交换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他无意去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公共利益。他宁愿支持本国劳动，而不支持外国劳动，只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他指引这种劳动产品使它具有最大的价值，也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也像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去达到一个他无意追求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进社会的利益”。这里他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指市场经济中的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

尽管“看不见的手”只在斯密这两部著作中各出现了一次，但是我们在斯密整个的理论体系中到处都能够发现关于这一思想的相关表述。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仅考虑一个封闭的国家，那么“看不见的手”通常就表现为通过价格的变动，自发调节资源在各个市场中的配置，从而保持经济的均衡状态的思想。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看不见的手”则要求各国政府取消对于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在完全开放的贸易格局中，结合各国在生产中的劳动优势的形成，发展合理的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由于斯密在他的著作中并没对他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进行明确的界定，甚至就连“看不见的手”中所包含的思想也是遍布于斯密的整个经济理论体系之中的，因此后世的经济学家对于“看不见的手”的理解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会有非常大的差异，比如说有些学者把它视为神或者造物主等神秘的力量，有些学者把它看作是一种客观规律，也有学者把它看作是自由市场机制，或者价格机制等等。

当然，如果综合众多学者对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解，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语言对它进行解释: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的旨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或者说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引导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作出一定的选择，而这些出于自私之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却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水平的上升。因此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每一个国家只需要依赖每个个人的自利之心所驱动之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行为，就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会自发地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或者企业，甚至国家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从而实现整体的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政府，并不需要采取太多的干预市场机制作用的政策选择，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保障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或者说维护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保证市场实现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他的这一思想也基本确立了现代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每个人都会根据具体的市场情况，来决定他在生产过程中应该投入多少劳动，投入多少资本，生产何种产品，从而来决定其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具体的配置决策。这些由市场所决定的决策往往会比任何政府决策更为科学，效率更高。政府如果企图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特定的政策选择来影响个体的决策行为的话，反而会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资本的配置效率。在斯密以及后世的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这也是愚蠢和荒唐的。

从源头上来看，“看不见的手”产生于每个人的自私自利之心。正是由于人是自私的，在市场竞争中，每个人才可以判断出其竞争对手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会作出如何的选择，从而可以对市场的价格水平、供求状况、竞争程度等方面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并利用他们对于市场走势的准确把握，在价格规律的制约之下，合理地选择市场策略，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终目标。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保证了整个社会的快速发展。

从本质上来看，“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只是对价格规律的一种形象的形容。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产品的价格水平是受市场的需求状况与供给状况所影响的。当市场的需求水平上升或者供给不足时，由于产品的供不应求，必然会提高产品的价格水平，从而提升该产品的利润水平。这样一方面会鼓励现有厂商增加产品的供给数量，另一方面也会吸引一些新的厂商进入这个市场。在这样的作用机制下，必然会导致产品的供给水平迅速提升，价格回落到原有的合理水平。同时，如果市场的需求水平不足，或者供给过多时，必须会导致产品的供过于求，一些厂商无法把所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都销售出去，从而导致其存货会挤占大量的运转资金。为了弥补周转资金不足所造成的困扰，企业往往会选择降价促销，吸引消费者购买更多的产品，然而降价必然会压缩该产品的生产利润，从而会把一部分原有的供应商驱逐出这一行业，这样该产品的整体供给数量降低，使价格再逐渐回升至原有的均衡水平。因此，在现代市场经济机制下，市场的供需失衡，必然会导致产品价格的变动，而价格的变动又会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自发的调节生产者的供给水平与消费者的需求水平，从而改变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的整体平衡。

正因为如此，市场机制成为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核心内容。在政策选择方面，斯密反对当时的主张政府干预、扩大政府职能的主流思想，而大力宣扬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呼吁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只需要维持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则可，激烈地抨击了当时的政府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的投入等方面所进行的严密干预。

从对外关系来看，“看不见的手”也演化为自由贸易理论。斯密主张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的调节作用，实行不同国家之间的合理的分工关系。每一个国家都通过比较本国与外国的生产成本或生产效率，去选择一个适合本国发展的产业，每一个国家都生产并出口自己具有优势的产品，去换取那些本国不具有优势的产品，将比完全由本国生产所有产品要更为合算。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也成为现代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在当代社会中的一些旨在推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WTO等国际经济组织，或者欧盟等国际政治组织的成立纲领中，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密的这一思想。

第四节　“看不见的手”摆布着西方经济

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看不见的手”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它也摆布着整个西方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我们之所以称“看不见的手”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因为“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机制理论，从而为建立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理论，主要包括两个大的组成部分。一部分，我们把它称为微观经济学，也就是研究单个的市场主体，比如一个个人或者企业在市场之中如何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由于现实生活中每个个体所能够得到的生产资料，乃至其他的生活资料的数量通常都是有限的，往往受到他们的收入水平、投入生产要素数量、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有限或者经济学术语中所说的稀缺的资源时，这些个体就希望通过改变不同的产品或要素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比例，从而能够从中获得大的回报。而微观经济学正是通过对个人与企业的消费行为或生产行为的研究，来提升他们从中得到的收益。按照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市场机制则是保证这一结果的最优机制。而“看不见的手”正是蕴含着利用市场的价格机制的作用，自发地对社会的消费、生产与分配进行调节，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思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确立了现代微观经济理论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在斯密之后很长时期内，斯密“看不见的手”所提倡的自由经济思想，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政府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全面干预，也确实在相当长时期内维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这一切我们必须归功于斯密对于重商主义阶段的国家干预思想的批评，才保证了自由经济思想在各国的广泛推行。单从这个方面来说，已经足可以说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对于后世的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了。正是以这一理论为核心，经过李嘉图、穆勒和马歇尔等几代人对于斯密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现代微观经济理论直至20世纪初才最终建成。

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理论，也就是研究一个国家应该通过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搭配才能够保证其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的达成。在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诞生之后，他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一直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政策选择。直到上世纪30年代出现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才使得一些当时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自由市场机制的不足，他们强烈要求国家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整治自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市场竞争的无序，这也就成为著名的凯恩斯革命，也就是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从表面看，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经济思想与自凯恩斯之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是相矛盾的。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过多的政府干预往往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从而伤害社会经济的健康运行。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股重新追求经济自由化，反对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潮流在西方产生，并很快占据了领导地位。从这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斯密“看不见的手”对于现代西方经济思想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换句话说，由于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理论领域的长期的领导地位，“看不见的手”要求政府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干预，提倡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功效，也正揭示了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倡导市场机制，反对政府过度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的指导思想。而经济自由主义在西方经济理论学界长期的主导地位又反过来验证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对于后世经济理论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的作用。

在国际贸易领域，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确立了现代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从而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此后的经济发展历史中，尽管在一定时期，或者在一些国家也曾经出现过保护主义抬头的现象，比如，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际，我们从很多国家的“救市”方案中多少可以看到一些经济保护主义的影子，却没有一个国家公然通过严格的经济保护措施，中止与外国的正常贸易。他们不过是在实际的贸易中试图通过一些隐性的保护措施，力争减少别国从本国的贸易中获利，从而保证本国能够得到更多的贸易收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全世界人民都认识到，我们所有国家都只是现代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没有一个个人、企业或者国家能够脱离全球经济而独立存在。因此，每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之际，以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贸易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就会重新召开会议，重新商讨推动国际贸易发展、加强国与国之间经济协作的方案。从这方面来看，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体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自由贸易思想，正是推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

既然“看不见的手”对于后世经济理论的发展，对于西方各国的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地位，那么斯密被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看不见的手”理论会得到世人如此的重视，也就根本不足为怪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才有必要去重新了解斯密，了解他的“看不见的手”的真实含义，同时也要了解“看不见的手”在我们现代经济中还会具有什么样的作用。

“看不见的手”是斯密经济学说中最为重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思想，也是斯密经济思想精髓之所在。本书将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来分析它的博大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