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

第八章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

如果不让个人利害关系起相互制约的作用，个人利害关系便不再成为可靠的标准。如果某个人……能得到政府的帮助阻止别人的竞争，他就取得了特殊权利，而以整个社会为牺牲，使整个社会遭受损失。

让·巴蒂斯特·萨伊

政治经济学概论

第一节　市场是万能的吗

大家应该已经理解了，在现代经济中，无论是实施数量控制，还是价格控制，只要是人为的企图阻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冲动的代价”，这些政府干预的措施，都会影响社会的经济效率，从而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损失。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市场是万能的吗?亚当·斯密所倡导的这种市场机制是适用于任何情况的万能良方吗?

前面其实已经提到了，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政府只要充当社会经济的“守夜人”，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运行就可以了。因此，在斯密看来，一个完美的政府应该只负责通过完善本国的法律法规，从而能够保证每一个市场主体都能够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体制中，通过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来促进整个社会整体的福利的提升。在这样的机制下，最好的政府就是采取“无为而治”的政府，只要拜托您别随便下指令，随意调配社会资源，只要您能够尽量减少对于市场运行的干预，那么大家就知足了。但是，这种什么都不管的政府真的是好政府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是否还需要政府的存在?

大家设想一下，假如我们当前的社会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所在的小区的话，那么政府就好像物业，斯密理想中的物业是只要做好保安工作，维护这个小区的安全就可以了。想必很多读者都住在管理完善的现代化的小区中，如果你们住的小区的物业公司只负责保证你的人身安全与个人财产的安全，你对这样的物业还会满意吗?

由于斯密的理论得到了后世的广泛接受，在此之后，尤其是在斯密的故乡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在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西方经济运行中得到了广泛的运行，很多国家政府真的放任市场自由地竞争，听凭各个企业、各个个人在市场竞争的腥风血雨中厮杀而稳坐钓鱼台。政府偶尔通过一些具体的行政规定对于个人或者企业的行为进行干预，或者企图影响各个市场主体的决策，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

既然是自由竞争，也就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政府采取的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他们就是以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为武器，来指导自身的工作，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们的确也按斯密所说的那样做了，可是，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并没有维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很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从自由竞争转向垄断了。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斯密所提倡的“看不见的手”真的是那么有效，真的可以保证社会效率的最大化，可以促进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那么这样的社会形态应该是一种多么完美的社会形态啊，也就不应该对这样的社会形态进行改革。如果要对它进行改革，就说明这样的管理制度不是一种完善的制度。那么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是错误的吗?

我们前面已经详细地解读了，斯密在“看不见的手”理论中所倡导的市场机制的作用的确具有极大价值。如果这个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它不可能构成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斯密也不可能凭借一个错误的理论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创始人，一个错误的理论更不可能蒙蔽所有的国家，成为众多国家管理本国经济的指导思想。因此，这一理论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不存在完美无缺的理论，我们也绝对不能盲目地迷信它。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固然是建立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之上的，但是西方经济学经过了二百多年的历史，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其中很多都是出于补充斯密的理论的目标，而寻求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

首先，市场机制尽管从理论上可以保证社会运行的效率的，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其实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的结果却是破坏市场机制的长久运行的。我们前面讲了，市场机制的运行，其实需要的是各个市场主体，个人啊，企业啊，区域经济啊，甚至不同的国家啊，在市场的竞争中进行搏杀，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优胜劣汰。只有那些运行效率更高，生产成本更低，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的价格更低，质量更好的市场主体才可以得到市场的认可，而得到长期的发展，而其余的主体由于不适应市场的竞争而惨遭淘汰。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样的市场机制下，只有强者才能生存，那就意味着其实市场将会逐渐集中到少数的强者之手，这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现象，也就是我们前面所介绍的对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产生阻碍作用的垄断。

我们都知道市场机制的运行，需要很多很多的个人，企业共同投身到市场竞争过程中，通过他们的自发的竞争，才可以保证社会效率，促进社会福利的提升。在这样的市场中，由于存在非常多的市场主体，他们每一个人或者企业，都只占该市场份额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因此他们其实只是市场价格的决定者，他们没有能力影响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他们改变供给状况也不会对于整个市场的供给产生大的影响，这才可以保证大家都能够在相对公平的格局下自由的进行竞争。可是市场机制的运行的最终结果却把弱者都淘汰了，只保留下少数强者，市场就将掌握在少数，甚至某一个强者之手，那就意味着强者作为这个市场中少数的供应者，他们其实是可以对该市场的价格或者供给状况产生影响的，这其实就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了。

这也许是斯密在提出“看不见的手”时所没有想到的一个矛盾，市场机制居然是自己的掘墓人，如果市场机制真的可以自由地充当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力量的话，那么，他运行的结果，居然是逐渐的形成垄断力量，从而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格局，进而损害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如果你要想阻碍垄断力量的产生的话，那么你其实是需要通过政府施加一定的管制的，那就意味着，你不能完全的按理论上最优的调节机制，单纯的依赖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其实是市场机制的运行所无法避免的一个内在的矛盾。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机制的运行其实是可能会导致市场的波动加剧，从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这也必须依赖政府的力量来加以管制。我们都知道市场的运行规律是，通过价格与市场供求力量的自发调节作用来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如果价格偏高，那么市场的力量就会导致社会需求下降，同时推动市场供给增加，通过改变社会供需力量，推动价格的下降。同样，如果价格偏低，那么市场的力量就会导致社会需求上升，市场供给下滑，从而推动价格上升。那么通过价格与供需的变动，从而将市场推向平衡。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市场调节，其实是说明市场在很多时候是不平衡的，只有在一些短暂的瞬间市场才能达到均衡。而在这些市场不平衡的时候，社会资源的配置也就不是处于最合理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也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如果市场中需求的力量要大于供给的力量的时候，往往会导致整个社会物价水平的上升，如果依靠市场的力量去调节的话，它固然会在一定时间之后完成供需力量对比的调节，但这是需要时间的，那就意味着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整个社会处于物价水平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之中，人民生活与社会生产显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

如果市场中需求的力量要小于供给的力量的话，那就意味着市场中很相当一部分产品无法销售出去，这就迫使生产者降低产品价格水平，来扩大销售数量，如果价格水平降到没有办法维持企业的生存的水平上时，企业就会面临生存的压力。可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由于资产阶级对于工人阶级的剥削，工人的消费能力是持续下降的，这就导致了市场中需求小于供给其实是一种常态，这就经常性的导致企业产品卖不出去，甚至大量企业走向破产，这其实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西方社会的经济危机的产生。

在这些社会中，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危机，其实都是代表着市场机制运行过程中的一些不均衡，当然，通过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我们是可以通过价格与供需力量的调节来实现平衡的，然而市场完成这一调节过程，可能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承受巨大的损失。

熟悉现代西方经济发展历史的读者都知道，上世纪30年代以前，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斯密所倡导的自由放任主义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它们的经济也处于快速的增长之中。然而，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的剥削使得工人的消费能力相对有限，这也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广大劳动人民有购买力的社会需求持续下降之间的激烈矛盾，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掉由众多资本家的工厂所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企业的产品销售不出去，大量的存货积压在仓库，则耗光了这些企业的运营资本，从而将它们推入破产的危机之中，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上世纪30年代那场席卷了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从根本上来说，30年代那次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源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人民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众多企业无法将产品出售转变为企业所需要的资金。这些企业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只能被迫选择大量裁员或降低员工工资以度过危机，而全社会的裁员与降薪又进一步压缩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消费产品的需求水平，从而使得危机进一步加剧。这样社会就陷入了企业缺乏资金，导致裁员与降薪，引起人民的需求水平下降，减少了社会对于企业产品的需求水平，进一步压缩了企业的市场，导致其缺乏资金的缺口进一步拉大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中。在一些反映当时情况的历史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资本家把他们无法卖掉的牛奶倒入地沟，把小鸡抛入水中淹死，这也成为我们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腐朽的罪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市场机制的运行原理的话，就可以理解他们的选择。既然社会对他们的牛奶或鸡肉等产品的需求远低于其供给，就必然导致其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缓价格下降，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产量，控制产品在市场上的供给。在那一时期，由于在这些厂商手上已经积压了大量的库存，而且这些过剩的库存商品不但会挤占其大量的经营资本，还需要花费巨额的日常保管费用，他们只能选择销毁库存，从而极大降低产品的库存量，并进一步控制其市场供给水平，以保持产品价格的相对稳定。

在这样的危局下，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既然社会上有效需求不足，那么政府就可以利用自身的实力，通过推行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以增加社会需求，从而保证社会的供给与需求力量的均衡，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甚至建议，可以雇一帮工人在地中挖一个大坑，然后雇另一帮工人把这个坑再填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没有创造出真正的价值，但是这项看上去是浪费政府财政收入的做法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当时最为严峻的社会就业问题。当大量的工人找到工作，并借此获得一定的工资收入时，他们就重新开始有能力消费更多的本国产品，从而把经济拉出泥潭，这也就是著名的“挖坑理论”。

凯恩斯突破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一反斯密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运行秩序，不要影响市场机制作用的传统，提出了通过积极的政府干预，来补充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行，这也成为西方经济学历史上著名的“凯恩斯革命”。实践证明正是在凯恩斯所提出的“看得见的手”的帮助下，世界各国才得以顺利的克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次破坏巨大的经济危机。

在应对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可以看到很多西方国家仍然在广泛运用上述的凯恩斯的这些建议，通过扩大政府对于一些金融企业、工业龙头企业的财政补贴，加大对广大失业工人的失业保障与生活保障，以解决当前危机之下社会需求不足对于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限制，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危机对于本国经济所造成的困境。

关于现代经济中政府管制的作用，就好像一个人得了重感冒，如果你不吃药，依靠自身的抵抗能力，其实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般情况下，你也是可以恢复健康的，只是在生病的这段时间你会很痛苦。而如果你要吃感冒药的话，就可以降低你的痛苦，并帮助你早点恢复健康。在经济面临危机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人得了病，你如果相信市场机制的作用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平安克服危机的，但是在市场机制发生调节作用这段时间之内，经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之中，整个社会，以及企业，个人都会为此承担相当大的压力，因此才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帮助市场尽量克服危机，减少市场调节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损失。

从这个方面来看，斯密有些过于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了，从而忽视政府本来可以在国民经济之中起到的更大的作用，但是这不代表它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错误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在斯密所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才刚刚兴起，他并没有见证经济危机的产生，也没有关注社会垄断力量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他当然就不可能在它的理论体系之中，对于这些问题进行过多的分析。只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当经济危机和垄断不断产生之后，才迫使西方经济学者开始思考如何消除二者所带来的损害，这才催生了凯恩斯革命。

第二节　不听亚当·斯密，是福，是祸

通过上面的分析，似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可以取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现代经济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斯密强调市场机制，呼吁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似乎是错误的。然而，如果我们反思近百年来世界各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之后，我们会发现，政府的行政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所造成的负面作用要远大于正面作用。从这个方面来看，听斯密的话，减少政府作用似乎又是更为重要的。

随着上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的成功，以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西方世界得到广泛的应用，即使在一些受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影响较深，作为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摇篮的欧美国家，政府的政策干预也被广泛地引入。很多资本主义国家把加强政府财政干预，维持充分就业作为他们政府的主要职能。如1946年美国所通过的《就业法》就明确规定:“为有能力工作、愿意工作和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包括个人职业在内，并促进就业、生产和购买力达到最高水平，是联邦政府的持续的政策和职责。”

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一时期，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英美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长达25年的高就业率、高增长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的“黄金时期”。这样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些国家的政府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减税、政府购买、政府补贴等措施来推动的。

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的政府收入的来源是相对稳定的，主要来自于税收，以及一些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而政府的开支则主要是维持政府运营的费用，比如说公共开支和公务员薪金比如说公共开支和公务员薪金支出等，政府的公共投资支出，比如说国防开支，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开支等，以及对于人民的转移支付，比如说社会保障开支等。按照一般的传统思维，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决定日常花费，尽量保证我们的开支和收入相平衡，或者略低于我们的收入水平。同一道理，每一个政府也应当量入为出，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或者略有节余。

然而，当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纷纷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时，减税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税收收入乃至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而同时，扩大政府采购与转移支付的做法又使得财政开支急剧增加。因此，在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预算规模不断膨胀，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而对于政府来说，当出现巨额财政赤字时，他们只能要么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是赶快多印些钞票，以弥补他们的资金缺口，然而这往往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飞速上涨;要么通过发放国债的方式，向人民借债用于财政开支，就好像负债过多的人会失去朋友对他的信任一样，如果一个政府负债过重，往往也会影响人民对它的信任。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西方国家对于财政政策的重视，政府为运行各种财政政策手段干预经济，刺激经济的发展而背上了极为沉重的包袱。在美国，日本，以及西欧的一些国家，甚至出现由于政府在财政支出上背负着过大的包袱，导致巨大的政府财政赤字的出现，甚至导致政府破产的出现。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加利福利亚州拥有世界知名的硅谷，也拥有很多人梦想的天堂——好莱坞。作为美国第一大州，加州拥有全美13%的经济总量，政府的财政收入显然非常可观。可是谁会想到，富有的加州政府也会面临严峻的破产危机。道理很简单，前几年，硅谷发展得红红火火，加州经济兴旺发达，州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如同雨后春笋，节节高升。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州政府采取了更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加大政府投资，增加政府公务开支，提高政府雇员工资水平等等。如果加州经济能够持续稳定地发展下去，尽管政府花钱多，但是它有能力再赚回来，也是没问题的。可是，当美国经济面临次贷危机的威胁，加州经济走向衰退时，加州政府猛然发现，自己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国库中的财政资金面临枯竭的危险，可是危机中的加州更需要政府加大经济刺激，但是，没有钱它怎么刺激啊?加州政府连自己政府雇员的工资都快发不了，你让它再去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帮助本地企业度过危机，这怎么可能啊?

这其实揭露了一个问题，凯恩斯所提出的“看得见的手”的确在危机时对于经济具有重要的刺激作用，可是如果一个政府过于依赖“看得见的手”，那么很可能养成过度花费的习惯，从而给本地政府财政收支带来压力。经济繁荣的时候，由于政府财政收入较高，还可以支持相当高的财政支出;可是当经济陷入危机，最需要政府的财政刺激的时候，政府却往往会由于突然的收入下降，而陷入没有资本可用于财政刺激的尴尬局面，这不得不说是政府干预经常遇到的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

过多地依赖政府干预，不仅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还会造成严重的滞胀。随着凯恩斯主义在战后西方经济中确立自己的主导地位，很多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习惯于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去干预本国经济，企图熨平本国经济的波动，促进本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在战后前二十多年中，各国经常性的主动运用这些政策去调节本国的经济运行。然而经过1973和1979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这些发达的西方国家突然发现，他们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整个经济陷入了滞胀，也就是说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经济出现停滞，失业率上升，这需要政府采取更为激进的扩张性政策;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飙升，那些刺激经济的扩张性政策将会导致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剧，从而影响经济的稳定性。如果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又要采取紧缩性的政策，这又会加剧经济停滞，使失业率进一步上升。

更让各国政府感到雪上加霜的是，即使他愿意再使用这些经济政策，他们发展同样的政策对于本国经济所能够起到的促进作用居然在持续地下降。就好像我们某一个人长期生病，需要不断吃药，但药吃多了，体内往往会产生抗体，从而使得以后的药力大减，再要治病就必须不断加大剂量，这就可能对人体产生伤害。在这里，社会就好像一个人，而药就是政府的干预政策，当你不断干预时，经济将会习惯于你的干预政策，甚至会对你的干预政策产生依赖，结果，随着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政策的推进，同样的政策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也会持续下降。

正是由于这些崇尚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所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上世纪最后20年，经济理论学界开始重新反思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的价值，凯恩斯主义企图利用政府的主动干预弥补市场机制功能的不足，这显然违背了斯密的初衷。我们看到，凯恩斯主义固然在其产生初期成功的帮助西方世界从危机中恢复，然而，过于迷信凯恩斯主义，却忽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却使西方国家承受了更为重大的损失，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些西方国家都为不听斯密的话，而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打击。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关注自由市场机制作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思想在上世纪末重新在西方得以盛行，他们开始重新寻求鼓励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自发地实现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这也意味着“看不见的手”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中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干预也会遭受“看不见的手”的惩罚吗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不仅仅是众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放弃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而受到了市场规律的严厉惩罚，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追求在经济上实现对于西方国家的赶超，他们也尝试运用各种政府干预措施来集中社会资源，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结果他们也先后为自己的选择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多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赢得民族独立之后。相对而言，东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拉丁美洲国家成为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赢得了更多关注。仔细比较这两类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政府都在其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但却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相对而言，战后初期拉美的经济基础要好于东亚，而且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战后拉美国家普遍建立起军人政权，一些掌握实权的军队将领上台后，也就按照军队管理的思维，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生活采取极为严格的管制。如果读者们看过电影《埃薇塔》的话，就可以感受到在这一时代的拉美国家中，政权的更替与政府对于国家的管制。

由于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战后拉美的经济发展也基本是建立在其自然资源之上，通过政府采取一系列鼓励初级产品出口的政策来带动本国的工业化发展。在产业选择中，拉美国家的政府更倾向于重工轻农，政策选择上也更着眼于以农补工，而非工农业的协调发展。过于看重自身的自然资源优势，结果反而忽略了利用本国资源加强工业化进程，加深现有工业产业的升级。而政府对于工业企业的支持，不但没能真正促进工业企业的发展，反而增长了那些工业企业的惰性，结果工业效率长期徘徊在相对偏低的水平。与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东亚相比，就像两个孩子，一个出身贫寒，而另一个生于富贵之家，那么出身贫寒的孩子往往更早地懂事，也更奋发图强，往往会更有出息;而出生于富贵之家的孩子，由于生活条件优越，要不在父母的娇惯之下成为纨绔子弟，要不就好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生活的挫折与压力。如同一个富家子弟一样，拉美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但这些资源不但没能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反而麻痹了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更为保守的经济发展策略，结果却落到了资源相对更为匮乏的东亚之后。

同时，重工轻农的政策，又明显地导致了拉美经济的二元化特征，也就是说，在拉美经济发展中，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差距、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在不断扩大，不但没能实现拉美政策的以农促工、二者协调发展的初衷，反而造成了工农业、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激化，国内的贫富差距也日益增大，这也就影响了拉美经济的稳定运行。

拉美国家政府干预最突出的特点是进口替代战略。所谓进口替代，是指由于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水平要远低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因此他们必须大量进口这些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但是通过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他们对于进口国外工业品设置较高的壁垒，如设立较高的关税税率，规定一定的进口数量限制等，取而代之，鼓励在国内发展生产这些本来需要进口的产品的产业，通过国内的生产来替代对于国外产品的进口需求。这样的战略固然有利于国内的市场的培育与国内的工业产业的发展，但是他们的目标仅在于取代外国进口产品在本国市场的垄断地位，这样的目标相对较为短浅，因此对于国内的工业企业的促进作用也相对有限。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拉美的国家政府对于经济实施极为严密的管制，而且这些管制措施往往可以给相关企业带来利益，这也就容易引起企业或个人对于政府官员行贿以追求政府的政策支持，如获得政府补贴、减税、获得政府订单等。最终导致拉美国家腐败丛生，经济秩序极为混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继陷入了危机之中。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对于这些国家所开出的药方都是推行自由化改革，强化市场机制在国家的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些拉美国家复苏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随着经济自由化的推进，拉美国家经济逐步开始复苏。

与拉美国家不同，东亚与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干预往往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结合在一起，“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共同作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之中。我们所熟知的东亚四小龙、四小虎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刚刚起步时，往往更为看重政府的作用，利用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引导市场的资金投入，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在发展战略方面，东亚普遍选择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尽管它们的经济都是从战后的废墟中起步，但是从一开始就追求通过发展出口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为实现这个目标，政府一方面通过严密的保护措施来限制外国工业产品的进入，另一方面又积极鼓励引入国外的资本产品与机器设备，鼓励引入外国直接投资，促进本国的工业基础的发展，而且政府把出口作为本国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投入的资金也更多注入有利于发展出口的优势产业，同时，对于本国企业的出口提供丰厚的出口补贴与出口奖励。在这些政策的扶持之下，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亚已经建立起依靠出口驱动的健康的产业发展格局。

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中，尽管政府的政策引导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也绝不容忽略。在东亚，市场竞争往往是极为激烈的，当政府通过政策引导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后，它们就开始注重为该产业的发展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把这些企业推向市场竞争，让它们在市场机制下接受洗礼，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这样，“看不见的手”就又被他们所引入，成为经济调整的重要机制，引导经济健康发展。正因为东亚经济中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协调，其发展模式一度被世界银行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样板而介绍给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即使这样，政府的干预作用也给东亚经济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知道，现代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往往除了自有资金，还会通过证券化在证券市场上融资，同时也会从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获得借款，这样他们的资产就分为自有资产与借入资产两部分。自有资产占企业总资本的比重的大小就可能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不同的风险。

读者可以自己想象，假设你现在打算做生意，自有资金十万元，如果你通过借贷或者股份制的方式从外部获得资金，那么你运作一个资产总规模为二十万的企业风险大，还是运作一个资产总规模有一千万的企业风险大?显然，你只有十万自有资金，当你运作的是一个二十万总资本的企业，那么企业只有面临很大市场压力，企业遭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亏损时，才会损害其他投资人的利益。如果你运作的企业资产规模为一千万，可你的自有资金只有十万，那就意味着，市场的一个小的变化导致企业发生了百分之一的亏损，就会损及其他投资人的利益，但对你个人的影响不会再变大。这时你可能会选择采取一些更具冒险性的激进性的经营策略。如果企业出现重大的亏损，由于你的自有资金比重过低，你的损失不会太大，损失主要由其他投资人承担;相反，如果出现在巨大的盈利，那么扣除你支付给其他投资人的分红或利息后，你剩余的利润将极为可观。所以在现代财务管理中，我们往往把自有资金至少占企业总规模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企业才视为安全的企业。

然而，在东亚经济发展中，政府为了扶持本国企业的出口发展，往往通过一些国有的金融机构，或者通过金融政策引导其他所有制的金融机构对企业大量借贷，企业普遍的自有资本可能仅占企业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上下，那么当企业运行正常时，不会出现问题，而一旦面临风险，那么企业很容易就跌破自有资本，陷入巨大的破产危机。

而与此同时，在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过多地把资本投入泡沫色彩更浓的房地产市场，因此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导致很多东亚金融机构与企业出现巨额亏损，然而他们的自有资本比重又非常低，很容易把自己的自有资本完全亏掉，因而很多企业都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

相信很多读者对十多年前的东南亚金融风暴仍然记忆犹新，其实这次危机之所以发生在东亚地区，有很大一点原因就在于上述政府的金融政策给企业所造成的潜在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由于东亚的政府对于企业的资金来源进行了过大的干预，这才使得东亚经济出现了如此之大的问题，这同样暴露出政府干预比起市场机制所表现出来的更大风险。从这方面来看，这也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忽视了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过于夸大政府的干预作用，交上了一笔昂贵的学费，似乎有必要请斯密老师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官员好好地上一堂课了。

第四节　计划经济下的政府干预也受“看不见的手”制约吗

前面介绍了现代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是如何干预经济的，但一般意义上，我们把这些政府干预更多视为现代经济管理的一种手段，也就是与“看不见的手”相对应的代表“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当然，从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只要存在政府的干预，无论是宏观调控，还是直接的行政命令，都会扭曲市场机制的作用过程，从而造成一些负面的经济影响。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政府在采取一定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往往不会完全地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相对而言，它们对于经济所造成的破坏作用并不太明显。

与前面两种政府干预相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命令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更加为明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传统的经济思想中，计划经济被视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而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伴生物，因此市场经济被一度视为与社会主义完全不相容的且一定会被灭亡的一个经济管理体制，因此，无论是苏联还是我国，都从建国一开始就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

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1917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苏维埃政权，一方面为了建设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另一方面也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外国武装干预和国内反革命叛乱的需要，以列宁为首的苏俄国家领导人按照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设想，建立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权，实行余粮收集制，要求农民把自己消费之外的所有粮食上交给国家;把银行、铁路、大型工矿企业、外贸企业等都收归国家，并推进中小企业的国有化;禁止自由贸易，对人民的食品与工业用品实行配给制，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强调“不劳动者不得食”。可以说，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是完全利用政府的行政力量和国家专政工具实行经济管理的，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已经被视为一种落后的、腐朽的经济体制，而被排除在当时的国家经济之外。“看不见的手”对于此时的苏俄经济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沦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了。

必须承认的是，这些战时的管制政策对于集中一切力量，维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确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当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稳定以后，人民发现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分享他们劳动的果实，对当时的政策产生了严重不满，这才催生了后来列宁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鼓励广大农民和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而设计出由苏维埃政权来实施国家资本主义，在国有企业之间与工农之间，允许商品交换与商业货币关系的存在，由国家来调节商业与货币流通，从而通过迂回的道路来发展社会主义。

其实，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出，在当时的苏俄领导人看来，商品经济关系与市场经济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现象，因此才会把发展商品交换视为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也承认，这种在他们看来是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的经济现象，在促进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方面的作用是远大于更为先进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因此才需要通过发展这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国也基本走出了一条与苏联类似的经济发展道路，从建国初期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政府一直致力于在我国的经济领域消灭资本主义经济方式，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尽管比起苏俄的经济政策，当时对于民族资本家，对于积极参与革命事业的中小资产阶级，我们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去逐渐改造他们，但是从潜意识中，我们仍然把他们视为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格格不入的异己力量，而力争清除他们的影响。

前面介绍过的人民公社制其实就表达了我国领导人利用计划取代市场，尽早建立共产主义的美好愿望。60～70年代这20年间，我们所走的弯路其主导思想也在于此。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从思想上认识到“文革”这一时期完全否认市场的功能，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的错误。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对于各个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做出种种安排，强制要求它们完全按照政府计划去做。但是这样的做法如果不符合这些经济主体的自身利益的话，就会受到较大的阻力。因此，在传统的经济体制下，必须突出国有性质，所有的经济主体，无论是农场还是企业都归国家所有，其收益也归国家所有。即使政府的计划安排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也只会损及拥有这些经济主体的国家政府的利益，而不会损及在这其中的其他个人或企业的利益。因此，计划就必须与国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我们推行改革，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改造原有的国有企业，让它们成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把它们完全推向市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

反思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成果，我们发现改革的确已经取得了极为突出的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无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或三资企业，都能够在市场机制之下公平地竞争。“看不见的手”早已取代政府的行政命令，成为调节现代经济的主要力量。但是，即使在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政策设计中看到类似于这一时期的否认市场功能的痕迹。

我们现在经常能在新闻中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提出当地要建设某某产品的强县，因此强制要求农民从事相关产品的生产。比如，某地号称要打造国内的苹果强县，提出集中种植苹果，打造本地的苹果名牌，把苹果作为城市名片，从而围绕苹果的生产与再加工，推动起当地的经济建设。为此，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为果农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果农从事苹果的种植。可是，如果当时的苹果市场价格不旺，或者由于本地生产苹果的果农过多，压低了苹果的收购价格，甚至苹果产量超过了当地的运输能力，而导致大量苹果无法销往外地，这就可能给果农带来重大的经济损失。为此，他们可能会选择“用脚投票”，放弃苹果的种植，改种其他果树或者其他经济作物。这其实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对于果农行为的自发调整，这也是最为符合这些果农利益的正确的选择。然而，我们看到该地方政府就因为果农选择不种苹果，违反了他们对于本县经济发展的构想，而选择对果农进行严厉的处罚，甚至有时可以看到由政府派人来把这些不种苹果的果农所种的其他作物全部砍掉，责令其重新种上苹果树。这就是完全违反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了，这样的做法也必定会受到市场规律的严惩。

我们可以想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之下，如果政府所制定的发展规划的确符合农民利益的话，那么农民们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显然会欣然接受政府的安排，毕竟这样的选择通常可以得到政府的奖励，还可能得到技术支持、资金支持乃至其他的政策支持。然而，我们不可忽视市场机制的作用的发挥。这些农民，或者其他市场主体都是具有独立的利益关系的市场主体，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像活雷锋一样，拥有舍已为人的良好品德。当政府的行政指令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关系时，他们必然会或明或暗地违背政府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所要做的，就不是如何去加强对他们的管制，强制要求他们去做什么，而是能不能在市场机制之下，考虑我们的政策设计如何才能符合这些经济个体的利益，设计出符合它们利益的政策安排。

其实，在我国现在的经济生活中，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早已不复存在，当前的经济发展的性质也早就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而，这并不代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可以顺利地行使调节经济运行的功能，地方行政命令与地方保护主义仍然普遍存在，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这一点来说，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