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第十章　从“看不见的手”到自由贸易

在商业完全自由的制度下，各国都必然把它的资本和劳动用在最利于本国的用途上。这种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和整体的普通幸福结合在一起。由于鼓励勤勉、奖励智巧、并最有效地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使劳动得到最有效和最经济的分配；同时，由于增加生产总额，它使人们都得到好处，并以利害关系和互相交往的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各民族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社会。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理论

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同时存在。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上）

第一节　为什么说斯密是自由贸易理论的鼻祖

在现代的社会，我们可以享受到世界各地的商品，每天早上起床，在餐桌上，我们可以喝着巴西咖啡，吃着东南亚的水果，享受着俄罗斯的鱼子酱，吃着意大利面，品尝着法国白兰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是谁带给我们今天这样的可以便捷地享受到世界各地的美食的机会?

没错，就是亚当·斯密，我们在这本书里所反复解读的人。斯密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倡导一种市场机制的作用，他的很大的贡献就在于宣传自由贸易的格局，它也由此成为我们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奠基人。而他的自由贸易思想，也仍然是来源于“看不见的手”左右下的社会分工体系。

读者们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既然合理的分工无论对于任何一个个人、企业，还是一个区域来说，都是合理的选择，那么国家之间的分工也应该同样是理智的选择。每个国家由于其经济的基础不同，资源秉赋不同，在发展不同产业方面必然会有不同的优势，如果他们把全部资源都集中用来生产自己具有优势的产业，那么显然他们可以从自由贸易中获得收益。

我们可以拿中美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来分析，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两个国家由于使用不同的货币，我们通常需要考虑两个国家的货币的兑换比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外汇汇率。但是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为了分析的简便，不考虑外汇汇率的因素对于两国之间的贸易的影响。假设两个国家都使用相同的人民币，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假设为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国的美元的外汇汇率能够长期保持稳定，不再发生变化。这样即使两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也不会影响它们的成本与价格对比的变化。另外，我们假设两个国家只生产衬衫和飞机两种产品，当然如果把这个分析扩展到更多的产品上，仍然是相类似的分析过程，只会改变分析的繁杂程度，而不会改变分析的最终结论。此外，我们必须抽象掉两国生产要素的变化，也就是不考虑两国生产能力的增长对于它们的国际贸易产品结构的改变。同时，还假设两个国家的生产都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种产品的生产投入增加一倍的话，其总产出也是增加一倍，产出的变动与投入的变动是保持稳定的比例关系的。下面开始我们的分析过程:

由于中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导致中国市场中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要远远低于美国。假设同样生产一件衬衫，中国需要花费10元人民币的生产成本，而美国需要大致相当于20元人民币的成本。而美国在生产飞机方面具有传统的优势，生产一架飞机需要10亿元人民币，而中国由于刚刚重新恢复大型客机的制造，在生产飞机方面缺乏优势，因此生产一架飞机需要花费20亿元人民币。

如果中美两国生产投入的要素总价值都为200亿元的话，那么意味着，中国把所有的要素全投入衬衫的制造，我们可以制造出20亿件衬衫;而如果中国把所有的要素全投入飞机的制造，那么我们可以制造出10架飞机。当然，如果我们不考虑国际贸易，显然我国必须同时生产飞机与衬衫。假如我们在衬衫与飞机的制作中各投入一半的要素，那么我们将可以生产10亿件衬衫加5架飞机。同样，如果美国把所有的要素全投入衬衫的制造，他们可以制造出10亿件衬衫;如果美国把他们的全部要素都投入到飞机的制造，那么他们可以制造出20架飞机。如果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各投入一半要素，那么他们将可以制造出5亿件衬衫和10架飞机。此时由于不存在国际贸易，因此中美两国都必须同时生产两种商品，中美两国的总产量将是15亿件衬衫和15架飞机。

根据上面的分析，如果两个国家都不实行自由贸易，都对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实施保护贸易的话，显然，他们会选择把生产要素均匀地投入到两种产品的生产中，同时生产两种不同的产品。可是如果允许发展自由贸易的话，他们会如何进行分工呢?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看两个国家在制造两种产品时的生产成本。在制造一件衬衫时，中国需要花费10元人民币的成本，而美国需要花费20元人民币的成本。那么显然中国的制造成本比美国低，也就意味着在相同销售价格时，中国衬衫厂商的利润要高于美国衬衫厂商，中国衬衫企业的生产效率比美国企业高，中国在制造衬衫方面具有优势。同样，在制造飞机时，中国企业需要花费2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只需要花费10亿元人民币，美国飞机企业的生产成本显然比中国企业低得多，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制造飞机的产业中较中国企业拥有优势。那么，如果两个国家都把所有的资源都用来制造本国具有优势的产品，也就是中国只生产衬衫，美国只生产飞机，然后通过交换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不生产的另一种产品。那就意味着，中国将制造20亿件衬衫，美国则生产20架飞机，两国的总产量比不存在贸易的情况的15亿件衬衫和15架飞机有了明显的增长。这也就意味着，通过分工，起码是可以增进两个国家的总产出水平的，那么两个国家能否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呢?

我们再假设一下，两种产品的市场售价与它们的生产成本成正比。在中国，生产衬衫要花费10元成本，而制造飞机需要20亿元成本，因此一架飞机大致相当于2亿件衬衫。而在美国生产衬衫需要20元成本，制造飞机则需要10亿元成本，那么一架飞机的售价大致相当于0.5亿件衬衫。对于中国人来说，既然自己生产的飞机的价格大致相当于2亿件衬衫，如果要我们放弃飞机的生产，而从国际市场上购买，那么其价格必须低于2亿件衬衫才行，因此如果价格要高于或者等于2亿件衬衫，还不如自己去生产飞机，而不必从国际市场上买入。同样，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在国内出售飞机可以换得0.5亿件衬衫，如果到国际市场上出售飞机可以换得的衬衫数量要少于0.5亿件，那他们将不如同时也生产衬衫，并在国内销售飞机去换取国产衬衫。那就意味着，国际市场的飞机价格应该高于美国国内的0.5亿件衬衫，又应该低于中国国内的2亿件衬衫。好了，我们假设，国际市场的飞机价格等于1亿件衬衫，此时如果两个国家再拿出自己生产的一半产品到国际市场上出售，结果会怎么样?

如果只生产衬衫，中国将制造20亿件衬衫，拿出一半在国际市场上按1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价格进行国际贸易，那么10亿件衬衫将可以换得10架飞机，也就意味着此时中国人可以消费的总产品数量是10亿件衬衫和10架飞机。比起同时生产两件产品时的10亿件衬衫和5架飞机，显然中国多获得了5架飞机，也就意味着中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收益。反过来，美国只制造飞机，将制造出20架飞机，拿出一半在国际市场上上按1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的价格进行国际贸易，那么10架飞机可以换10亿件衬衫，因此美国人可以消费的总产品数量同样是10亿件衬衫和10架飞机。比起同时生产两件产品时的5亿件衬衫和10架飞机，显然美国多获得了5亿件衬衫，也就意味着美国同样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收益。因此，通过上面这个例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两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在某些方面的优势去生产并出口具有优势的产品，以交换自己不具有优势的产品，这将不但对于全球经济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参与贸易的两个国家都会产生极大的收益。这里我们所采用的分析思路这也就是源于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它的分析重点在于考核两个国家在生产相同产品方面的成本差异，每个国家只生产自己生产成本比其他国家低的产品，去交换自己生产成本比别国高的产品。

读到这里，有些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问题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在非洲一些国家还处于原始部落社会，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如果拿他们和美国相比，我们会发现，他们在生产任何一种产品方面的生产成本都会比美国高，也就意味着他们在任何一个产品的生产中都不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美国则在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中都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莫非这些落后的国家就不能生产和出口任何的产品，而由美国生产并出口所有的产品?是不是都应该让美国来为这些国家提供生产、生活所需要的种种产品?可是美国人并不是活雷锋，他们凭什么为这些国家提供所有需要的产品呢，而这些贫穷落后的非洲国家又拿什么在国际贸易中交换美国的商品呢?

我们假设仍然是上述的这些前提条件，只是此时的中国还处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期，此时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美国存在普遍的差异。在衬衫的生产方面，尽管我国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但是在衬衫的生产中，我们仍然使用相对落后的传统生产工艺，而美国则普及了机械化、电脑化的生产线。因此，我国在生产衬衫方面与美国有一定的差距。在这段时期，我国的衬衫企业生产一件衬衫需要花费20元人民币，而美国则仅需要10元人民币，因此美国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大飞机项目尽管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飞机生产国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明显。此时，中国企业生产一架飞机需要50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则需要10亿元人民币，美国在生产飞机方面同样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

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在衬衫与飞机方面同样都具有发展的劣势，因此中国无法生产任何一种产品，而只能依赖美国来提供这两种产品呢?可是如果这样的话，中国哪来的钱去购买美国的产品呢?仔细分析上面的条件，我们发现，在生产衬衫方面，中国的成本是美国的二倍，或者说美国的效率是中国的二倍;可是在生产飞机方面，中国的成本是美国的五倍，美国的效率是中国的五倍。也就意味着在生产衬衫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相对较小，那就意味着在这两种产品中，相对而言，中国如果生产衬衫与美国进行交换的话，吃亏会相对较小;由于两国飞机生产效率的差距较大，如果硬要生产飞机的话，中国显然会更为吃亏。

我们假设两国的生产投入仍然为200亿元人民币，那就意味着，如果完全生产衬衫，中国将可以生产出10亿件衬衫;如果完全生产飞机，中国可以生产4架飞机;如果两种产品各投入一半的要素的话，中国可以生产5亿件衬衫以及2架飞机。而如果把全部投入都用来生产衬衫，美国将可以生产20亿件衬衫;如果全部用来生产飞机的话，那么美国可以生产20架飞机;如果两种产品各投入一半生产要素的话，那么美国可以生产出10亿件衬衫以及10架飞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封闭的条件下，各国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投入一半的生产要素，那么全球的总产出是15亿件衬衫以及12架飞机。

由于不可能让美国生产两种产品而中国什么也不生产，因此，我们可以试试让中国选择与美国差异较小的衬衫产业，而让美国选择对中国优势较大的飞机产业，那么全球的总产量是中国生产的10亿件衬衫和美国生产的20架飞机，这样就比封闭条件下少生产了5亿件衬衫，却多生产了8架飞机，似乎不好判断总产出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他们的交换比例关系了。

仍然是根据生产成本来判断交易比例的话，那么在中国，一架飞机50亿元成本，一件衬衫20元成本，因此一架飞机应该可以交换2.5亿件衬衫。而在美国，一架飞机10亿元成本，一件衬衫10元成本，因此一架飞机应该可以换1亿件衬衫。我们可以看出，既然中国用自己生产的衬衫去交换自己的飞机时，需要用2.5亿件衬衫换1架飞机，如果用衬衫从美国换飞机的价格在2.5亿件衬衫以上，就不如自己生产飞机，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他愿意与美国进行交易的价格肯定是一架飞机的价格要小于2.5亿件衬衫。而同样，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果用飞机换本国生产的衬衫，一架飞机可以换1亿件。如果出售飞机给中国的价格低于1亿件衬衫的话，就不如把飞机在国内出售了。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他可以接受的国际市场价格是一架飞机高于1亿件衬衫。

既然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接受的价格是一架飞机的价格要小于2.5亿件衬衫，而对于美国人来说，飞机的价格应该要大于1亿件衬衫。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国际市场的交换价格是一架飞机可以交换2亿件衬衫，这样对于中国来说，可以用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去购买飞机，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可以比在封闭的条件下更高的价格去出售本国生产的飞机。

这样，中国只生产衬衫可以生产10亿件，从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得5架飞机，比自己单独生产飞机所得到的4架，要多出1架。而对于美国来说，仅从事飞机的生产，将可以生产20架飞机，在国际市场上可以换得40亿件衬衫，比自己单独制造衬衫将多出20亿件。这将对两个国家都会有好处。

也许有的读者会觉得这里说的这些有点不现实:美国生产的飞机可以换40亿件衬衫，可是此时中国只能生产10亿件衬衫，这多余的30亿件衬衫从何而来呢?其实，我们只是用衬衫或飞机的价格来反映一个国家的总产出，而并非以现实的产品来反映两国的总产出。

如果要保证国家市场上衬衫的产量不变的话，我们知道，各国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中投入一半的生产要素时，全球的总产出是15亿件衬衫以及12架飞机。而中国投入所有的生产要素，只可以生产出10亿件衬衫。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让中国只生产10亿件衬衫，为了保证全球的衬衫产量不变，可以让美国生产剩下的5亿件衬衫，而把剩下的生产要素用来生产飞机。美国的全部要素价格为200亿人民币，而生产衬衫花费了50亿，剩下的150亿，可以制造15架飞机，明显比两个国家同时投入一半的生产要素生产两种产品，还是多了3架飞机。

其实，上面的这两种分析方法，一个是源于斯密所提出的绝对成本优势，研究的是当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直接的生产成本或者生产效率的差异的时候，应该如何进行自由贸易。而第二个分析方法则源于斯密的伟大的继承者李嘉图所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它的含义就在于，即使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产品方面都不具有优势，但是他们可以选择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劣势更小的那个生产部门。所谓的相对劣势较小，也就意味着他们拥有了比较优势，或者说相对优势。通过这样的思维来实行国际分工，就可以保证两个国家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固然是完善与丰富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但是他并没有脱离斯密的分析框架，他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也基本与斯密完全相似。从这个方面来看，恰恰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倡导的那种根据国家之间的绝对生产成本的差异开展自由贸易的思想，为后来者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的途径，从这个方面来说，斯密是当之无愧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创始人。

无论在斯密的分析框架中，还是在李嘉图的分析框架中，决定国际分工的因素，其实仍然是我们始终强调的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正是市场机制通过两国的生产成本的比较，确定他们的优势产业与劣势产业，而市场决定了你如果从事优势产业的发展将可以获得收益，而从事劣势产业的发展则遭受损失。为此，市场中各个市场主体就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必将选择本国具有优势的部门，当然可能是绝对成本优势部门，更可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这就形成了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与国际贸易格局。

第二节　斯密告诉我们，贸易优势源于何处

在斯密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格局中，困扰每个国家的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我们的贸易优势到底源于何处呢?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在国际分工体系之中，应该从事哪些产业的发展呢?

其实斯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分析方法，如果要想判断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那么我们只需要比较它们在发展不同产业时的生产成本或者是生产效率的差异就可以了。比如说，就在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例子中，由于中国生产服装的成本比美国低，那么我国生产服装的效率肯定是比美国更高的，我就应该从事这个产业的生产。而在飞机的生产中，中国的生产效率更低，生产成本更高，这说明，中国在这个产业是不具有优势的，或者说，中国在这个产业中是具有劣势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生产该产品，而应该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利用进口的来获得它。

李嘉图固然是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贸易理论，但是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其实是可以感受到的，他仍然是沿着斯密的分析道路展开他的理论的，他并没有改变斯密的分析方法。只是在他的理论中，我们所比较的，就不应该是二个国家在生产不同产品时的直接的成本的对比，而更多的是通过对于它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效率差异的相对的对比来做出选择。

但是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种不同国家在生产成本或生产效率上的差异是由何而造成的，或者说一个国家国际分工的贸易优势又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

其实，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很容易想到生产要素的占有情况对于贸易优势的决定。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之下，当一个国家某种生产要素比较丰富的时候，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必然会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中大量使用这些廉价的生产要素必然会导致它的生产成本的降低。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如果哪一个产业的发展中大量地使用某一种本国非常丰富的生产资料的话，那么它的生产成本显然会比其他国家更低，生产效率会比其他国家更高，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个产业上更具国际优势。

就拿中国来说，我们知道，中国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拥有十几亿人口，劳动力数量极为庞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也非常激烈。在劳动力市场中，同样质量的劳动力工资往往比其他国家更低，这也就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之所在。可是，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业，比如信息工程、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产业来说，劳动力的数量并不会决定它们发展的水平，相反，人才的质量、科技的发展水平才会最终决定它们的发展水平。因此，在这些新兴产业中，中国的劳动力优势并不能决定中国在发展这些产业上的优势。

然而，在我们熟悉的一些产业中，如纺织、家电、服装等，尽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些产业已经在很多环节上都利用机械、电脑取代了传统方式下的简单人体劳动，但是相对而言，在某些特定环节的生产流水线上，仍然大量地依赖于一些重复性的简单人类劳动。在这些环节，劳动力的数量与成本，就成为制约这些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了。而我国这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显然可以为发展这些产业提供充足的工人来源，这当然就保证了我国在发展这些产业方面的优势地位。而在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由于这些国家社会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普遍较高，即使雇佣从事这类简单人体劳动的工人，也必须支付不菲的工资。这就是中国出口到美国、西欧的一些纺织品加上关税和零售商正常利润之后的市场零售价格，居然比当地一些纺织企业的生产成本还低的原因了。因此，相较于西方，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就保证了中国在发展大量使用劳动力的一些产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优势。

对于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来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此本国的资本存量相对丰富，而在市场机制中，供给过大的产品的价格必然会下降。因此，这些国家由于充斥着大量的闲余资本，必然导致这些资本的回报率下降，也就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上获得资金相对容易，而且成本会较低。因此，在这些国家发展一些大量使用资本的产业，如钢铁、汽车、石化等产业时，投资者往往会比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更容易获得投资资本，而且他们的融资成本往往也会更低。因此，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一些汽车公司、石化公司都主要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这也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充足所产生的优势。

早期的经济研究往往会根据投入要素的不同，把国民经济中不同的产业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从这些方面来看，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多的国家，就会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拥有优势;而资本数量较多、国民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就会在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拥有优势;而拥有更多的技术工人、更为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的国家，就会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优势。

当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一些新的产业，比如前面所提到的信息技术产业、航空航天产业、生物工程产业等新兴产业，在这些产业中，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关键力量，科研投入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质的人才资源则成为保证这些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产业称为创新密集型产业。因此，在发展这些产业的时候，拥有高素质的人才、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大规模的科研投入的国家则会具有更大的优势。我们看到，之所以美国能够成为全球新兴产业的中心，这与美国大学的科研能力、美国科研人员的高素质以及政府多年的大规模的创新投入是分不开的。比如，硅谷的成功绝对离不开斯坦福大学在信息产业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以及具有较高创新能力的斯坦福大学师生素质。读者们也许会注意到，国内有一度时间曾经非常流行大学的产业化，诸如清华同方，北大方正等依附于大学的企业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果。为什么这些企业能获得成功?就是因为这些企业所选择的产业都是一些创新密集型的产业，它们必须依托于一个强有力的创新主体，需要充足的创新人才的投入，而在我国国内，只有大学才可能保证这一创新条件的实现。这样的产业分工，同样是由其自己的资源占有情况而自发地决定，并由“看不见的手”来保证的。

有些读者又有疑问了:好像你说得有些道理，可是似乎又不能解释现实中的很多现象啊。比如，我喜欢戴瑞士手表，穿法国时装、意大利皮鞋，然而，我感觉手表、时装、皮鞋似乎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按照你的观点，与中国相比，瑞士、法国、意大利在发展这些产业上都没有优势啊，可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形成世界知名的手表产业、时装产业与皮鞋产业呢?

我们绝不能否认在国际分工中，有时是一些偶然因素决定不同国家的产业选择。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资源占有情况和地理位置都很接近，然而，我们会发现他们的主要出口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现在印度的主要出口产业已经是软件外包产业，而巴基斯坦则更多的集中于对于运动鞋等产品的加工制造。对于它们来说，也许早期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它们分别进入了一个领域，并逐渐在该领域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或者起码是口碑。这就像块磁铁一样，围绕这个产业会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这个产业，进一步促使它成为本国的优势产业。我们知道，瑞士的工资水平并不低，而正宗的瑞士名表必须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纯手工制作。在我们看来，也许在像中国这样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这些产业更有优势。然而，自从瑞士在数百年前发展起手表产业，瑞士的手表已经在国际社会形成了众多有影响力的品牌，确定了瑞士手表在国际手表界的龙头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一家中国手表厂能够生产出比瑞士手表质量更好的手表产品，由于品牌上的差异，它的价格也会比同档次的瑞士手表相差甚远。在这里，历史上所形成的瑞士手表的口碑与众多世界知名的品牌这一巨大的无形资产其实就形成了对于外国发展手表产业的壁垒，从而保证了瑞士在手表业的领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瑞士手表的领导地位并不是由发展这个产业所需要的资源要素所决定的，而是由其数百年积累的巨大信誉和品牌形象所形成的市场影响力来保障的。

此外，我们在分析当前的国际分工时，还必须考虑到品牌与创新在传统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还以瑞士手表来说，其优势地位一方面是由整体的口碑所保证的，这往往来源于国际社会对于瑞士手表的整体的感受，这也就形成了瑞士手表的国际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则由一个个世界知名的品牌来保证。我们知道，瑞士拥有众多世界顶级的手表品牌，它们也代表了世界手表产业的尖端水平，这些品牌往往经过数百年的市场培育，已经拥有了庞大的市场顾客群体，这也保证了它们的长期发展。

就行业而言，如果瑞士手表业被曝出使用不合格零部件或者偷工减料等行业丑闻的话，那么国际社会对于瑞士手表的信赖就将被打破，那么也许传承了数百年的瑞士手表产业就会为之而走向没落。因此，我们看到瑞士制定严格的产品标准，对于每一个手表厂家的产品都加以严格的限定，这也正是维持瑞士手表数百年不衰的秘诀之所在。

试想，如果这些瑞士名表始终坚持传统工艺，而数百年只提供相同的手表款式，那么国际市场对它的兴趣还会如此之大吗?我们看到，众多瑞士手表名牌厂家，往往坚持投入不菲的资金用于手表的创新，在手表款式、功能方面大做文章，每年都会推出数款最新的产品，从而保证它们对市场的巨大吸引力，进而维护其品牌价值。因此，持续创新也是瑞士手表的生命力之所在。从表面上看来，无论是瑞士手表、法国时装还是意大利皮鞋，在生产过程中，它们只是一些依赖劳动者的简单劳动，进行加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可是我们是否看到其背后强大的品牌力量，以及维系这些品牌的国际地位的创新活动呢?从这个方面来说，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打破前面所说的生产要素决定发展优势的传统思维，那就是它们拥有来源于品牌与创新的力量，似乎凭这点我们又可以把它们归为品牌密集型产业与创新密集型产业了。

第三节　新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想必大家已经清楚了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一些喜欢动脑筋思考的读者可能已经有些感觉奇怪了。你讲的的确很有道理，好像斯密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国际贸易的发展的确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怎么觉得有些今天的贸易，不大容易用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去解释啊?

其实斯密所建立的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基于对不同国家在资源占有情况上的差异，并由此所决定的生产成本与生产效率的差异，来分析不同国家在发展不同产业中的优势与劣势。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经济现象的出现，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理论的假设前提，从而出现了一些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这也标志着现代的国际分工体系的复杂性。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前面在介绍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时，在比较中美两国生产成本的差异时，我提出了很多假设前提，当然，这里面有些假设前提只是为了分析的简便，而去除了一些不会影响分析结论的其他情况。例如，我们只假设两个国家，而没有把它们纳入到一个拥有数百个国家与地区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中，只假设服装与飞机两种产品，却没有考虑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数以万计的产品。即使我们把这两个条件放宽，在整个国际社会中分析所有产品的生产，那么我们仍然可以沿用前面的比较分析方法，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生产不同产品时的生产成本，来判断其的优势与劣势，进而确定它们在现代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不同角色。

然而，有些假设前提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结论。比如，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其实假设这是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的模型，所有产品都是同质的，它们之间不存在区别。因此，无论对于中国人还是美国人来说，购买本国产品，还是购买别的国家的产品是没有区别的。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的感触却是完全不同的。

比如我们去买手机，来到商场一看，不同型号、不同品牌的手机琳琅满目，可以选择芬兰的诺基亚、美国的摩托罗拉、日本的索尼、韩国产的三星，还有国产的波导、TCL、步步高等等。可以根据自己心理承受的价位、品牌的偏好以及想要的功能去选择一款真正适合自己的手机。在这其中，不同的品牌的选择也就意味着是选择扩大国内品牌产品的内需，还是扩大了进口需求，即使是进口国外产品，也会分为对不同国家的产品的进口，从而对于我国的国际收支产生影响，其实也是影响了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分工贸易。

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在现代商品经济中，品牌与型号等因素都会影响消费者对于相同的商品的认知。即使在传统观念中认为是最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一些农产品市场，也可能因为产地或者卖相的差异而造成产品价格的很大差异。比如，我们熟悉的桔子就有沙糖橘、南丰蜜橘、黄岩蜜橘等知名产地所产的橘子，而其他产地所产的橘子，即使属于同一品种，它们的价格也可能与这些知名地产地所产的橘子有较大的差异。

正是由于在现代这种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即使是同样的产品往往也会因为产地、型号、商标等因素的差异而造成价格的巨大差异，这才导致现代贸易格局中的一个奇怪的现象——行业内贸易的存在。按照前面所介绍的绝对成本优势或比较优势的理论，一个国家在某一个产业中，或者拥有优势，或者不拥有优势。如果拥有优势则应该发展这一产品，并用来出口;而当不拥有这一优势时，则应该放弃这一产业，从而选择进口这一产品。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既定的国家来说，它只会进口某一产品，或者出口某一产品，却不应该既进口又出口同一种产品。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纺织品出口国，然而我们又同时会大量进口国外的时装;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家电源源不断地出口到国外市场，然而，我们会发现在国内市场上仍然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国外家用电器;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几家汽车公司，它们将大量的汽车出口到世界各国，然而，它们仍然会大量进口日本、德国或者法国等其他国家生产的汽车。

如果放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我们根本无法解释上述现象。然而，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产品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可以轻松地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既会大量地出口某一种产品，同时也可能会大量地进口某一种产品。换一种思维方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品牌、质量、定位等无形的差异存在，一种普通的产品市场被细分为不同品牌、不同质量水平、不同市场定位的小市场。而现代经济的发展，细分市场也仍然会利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明确某一国家、某一企业在这个细分的市场中的优劣势，从而确定其在国际贸易格局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贸易中的垄断也同样会影响现代国际贸易的格局。传统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假设可以保证完全利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然而，现实之中往往会存在很多垄断现象，它们就可能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来控制国际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从而改变现代国际贸易格局。比如前文中介绍过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的欧佩克，它们就利用对于国际石油市场的垄断力量，从而严格限定各个成员国的石油产量，进而控制全球的石油价格。历史上，他们对于油价的控制其实正是很多西方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微软同样是一个典型的垄断企业，它凭借对于操作系统市场的绝对垄断，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确定在不同的市场中的不同的定价，从而利用差异化的价格策略来抢占不同国家的市场，进而获得更多的垄断利润。

前面对于绝对成本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中，还存在一个重要的假设，也就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具体地说就是，产出数量是与生产投入保持相比关系的，如果生产投入增加一倍，产出数量也将增加一倍。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还可以看到一些规模报酬递减与规模报酬递增的现象。

对于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常常会发现，在企业的规模尚且不大时，他们还能够对企业实施较为有效的管理，而当企业的规模超过一定水平时，由于受自身能力的限制，他就较难有效地实现对企业的管理，这时我们通常会说企业的规模已经到达一个瓶颈。在这个时候如果继续扩大企业的规模，有时不仅不会增加企业的利润，反而可能导致企业运营效益下滑。这就是典型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当然，还有一些时候，当企业规模到达一定水平时，就会对企业现有的设备以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产生较大的压力，这种情况下也往往会导致一定的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在市场中企业将更多地保持一种中小规模的运营规模，从而限制对外贸易的规模，有时甚至会中止两国间的国际贸易。

而在现实中，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规模报酬递增。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当一个企业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再增加设备等方面的投资，有时能够促进生产能力的更大幅度的提升。这就往往会使整个行业日益集中到少数几个大企业手中，进而可能引起垄断的产生，从而限制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还有一种规模报酬递增则是来源于行业规模的扩大。比如在国内经常会看到一些集中很多同行业企业的经济开发区，当开发区内只存在一家某一行业的企业时，那么为该行业提供运输物流、人才引进与原材料的供给等服务则会显得成本更高。而随着该地区集中更多的该行业的企业时，一方面可能通过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的业务上的协作，信息上的交流，人才上的流动，从而有效提升单个企业的运营效率。而另一方面，对于为该行业企业服务的相关企业来说，随着业务量的增大，它们的经营效益也会随之增加，从而可能会降低该企业的运营成本。在这样规模报酬递增的格局下，行业集聚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在广东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家用电器制造厂商的集聚，而福建则出现了运动鞋制造商的集聚，浙江出现一些小五金产品的集聚。通过这样的行业内的规模报酬递增，就会形成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工体系，进而改变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结构。

其实，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我们更多强调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对于市场价格、市场供求以及国际分工的形成的决定作用。然而，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们发现国际市场中产品的差异化、垄断的力量、规模报酬递增等新现象的出现导致现代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来说，它们并不会完全克服“看不见的手”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过程。这些新的因素的出现只是使现代国际贸易变得更为复杂，影响国际价格、国际供求、国际分工的因素同样也变得更加复杂。

即使在当代，斯密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思想仍然是主导着当今世界贸易发展的核心指导思想，而斯密的绝对成本优势也仍然适用于当前的全球劳动分工价值链，当然正如我们所说的，国际贸易的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斯密所生存的时代了，因此，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贸易理论来指导当前世界贸易发展。然而无论哪一种最新的贸易理论其源泉都仍然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倡导的自由贸易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今天认真解读斯密的贸易思想，其实对于我们现代人去深刻的体会国际贸易的发展，去评价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投资活动，还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