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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协调

时间:2023-06-2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十一章 凯恩斯主义的复苏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并非无缺点,可是比之新古典经济学却表明符合科学规律的更好要求。是否需要发挥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一直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焦点。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会自发地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或者企业甚至国家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就能够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第十一章 凯恩斯主义的复苏

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并非无缺点,可是比之新古典经济学却表明符合科学规律的更好要求。

布林德

第一节 我们还需要“看不见的手”吗

凯恩斯主义一直作为一种政府干预主义而被纳入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与之相对,在西方经济学中,还有一种与凯恩斯主义针锋相对的经济理论,那就是推崇市场功能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否需要发挥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调控作用,一直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焦点。然而随着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却发现这两种看似根本对立的经济思想之间似乎出现一种交集,新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与凯恩斯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握手,两只手共同推动我们现代经济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可能有些读者已经了解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的起源,是来源于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300多年以前出版的《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理论。

西方经济学固然是现代人文科学领域内的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但它同样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尽管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有无数的哲人针对当时社会中的一些经济现象提出很多重要的论断,但是这些论断大多是一些零散的、混乱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思想,也许这些思想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它们只是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却不是一条完整的珍珠项链。只有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后,在西方社会才真正出现系统化、科学化的经济理论,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才就此产生。

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最为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告诉大家,在现代的市场经济之中,每一个市场主体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往往只是在追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些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会引导他们在市场竞争中作出一定的选择,然而这些出于自私之心、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却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水平的上升。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机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只需要依赖每个社会成员的自利之心所驱动之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体行为,就可以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机制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无形的力量,会自发地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人或者企业甚至国家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就能够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政府,并不需要采取太多的干预市场机制作用的政策选择,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在于保障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或者说维护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保证市场实现对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看不见的手”有时可以反映为现代商品经济中的竞争机制,也就是每一个个人或者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这就可以保证每一种产品都是由效率最高的生产者来供应;有时它也可以反映为一种价格机制,随着市场中供需关系的调整,市场价格也会随之进行调整,如果某一种产品供大于求,产品出现滞销的话,那么生产者就会选择降价处理或者推行更大力度的促销活动,以此来降低该产品的市场售价,增加这种产品的市场需求水平;如果某一种产品出现供不应求,那么就会有人买不到该商品,卖主们就会发现即使把价格略微提高一点,也还会有人来买我的产品,那么我何苦如此便宜就把这些商品给卖了呢,因此市场的力量又会把价格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看不见的手”在国际贸易之中,还反映为不同国家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选择自己国家具有优势的产品进行生产,用它们去换取自己不具有生产优势的产品,从而通过国际贸易优化本国的生产结构,提升资源在自己国家的配置。

我们必须承认,“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方面的确具有任何一个政府都难以具备的特殊优势。它能够通过成本的差异来决定社会的分工状况,也可以通过价格的调整来引导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个人之中的流动。市场机制自发地发挥作用,就可以保证在市场状况出现变化时,价格信号或成本变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发生变动,这就可以向各个不同的市场主体发出调整生产结构的指令,也就可以保证最有效的对社会生产产生影响作用。

与之相对,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则表现出更多的人为的主观决策,决策者自身的能力素质的高低,决策者对于市场信号判断的准确性,决策者在不同情况下的政策目标的差异,以及一些利益集团对于决策者的决策行为所施加的影响,都会直接影响到政府的政策选择,也会影响到政府干预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的效率。

凯恩斯主义在上世纪中后期的实践其实已经完全暴露出了其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比如,政府的一些公共投资或公共消费行为,显然会对于一些个人或者企业的利益产生重大的差别。那么一些可以从政府行为获取收益的企业或个人,就有可能会选择通过行贿的方式,来获得一些政府合同并从中获取利益,这其实就破坏了自由市场机制下的公平竞争机制,其实也就扭曲了市场竞争对于不同的市场主体的影响,反而损害了社会效率。

有些朋友可能会知道,一些长期患病的人如果长期服用某一种药品之后,身体就会习惯于接受这种药品所带来的刺激作用,结果产生对这种药品的依赖心理,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人吃药吃上了瘾的情况。这其实就是一种习惯的力量,每当你出现一种症状的时候,你总是固定的服用同一种药物,让身体接受相同的刺激,那么你的身体就会慢慢的习惯于这种药物所带来的种种感受,因此,以后如果身体再出现同样的症状甚至仅仅是这种病症的前期征兆时,身体就会自然出现反应,开始提示你应该服用这种药了。长期这么下去,自然而然的,一些本来是用于治病的常规药物,却变得像让人吸食上瘾的毒品一样可怕。因此,如果经常得同一种病症,长期服用相同的药物并不是一件好事。

与之相对的是,有些读者朋友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会产生相类似的感受,如果孩子每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总是能够帮他较好地解决的话,固然会有助于提高你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地位,然而,这同样会助长孩子们对父母的依赖心理,当他下次再遇到困难甚至遇到自己会做的题目,只是出于懒惰的心理而不愿意自己独立完成的时候,他的第一选择也是向父母求助,而不是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去独立得到正确的答案。因此,在遇到孩子的求助时,合格父母的选择不是马上告诉他答案,而是通过引导的方法,通过提供一些小提示,来帮助孩子自己去找寻问题的答案。

与生理上患病对所服用的药物产生依赖心理,和家庭教育中孩子对父母的帮助产生依赖心理一样,如果政府一直对经济实施干预,那么一些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也同样会养成对于政府干预政策的依赖。他们每次在经营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总会想,反正政府不会放着我处于困境之中而置之不理抽身事外的。无论是经营者自身的经营策略选择出现了问题,还是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宏观经济形势、国际环境产生了变动,只要企业陷入困境,政府总是不分青红皂白的插手相助,长期下去大家心里就明白了,不管我有没有认真的工作,也不管我的经营管理是不是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反正打疼了孩子娘出来,我们企业、个人损失惨重,影响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或者影响本国、本地区的经济秩序的稳定了,政府总是会出来买单的,那我还用担心什么啊。

如果政府经常性的对于企业提供各种经济援助与政策支持,那么也就必然会慢慢的形成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心理,这其实也就挫伤了它们不断改善自身经营、提高运营效率的积极性。在一些政府管制比较严密的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或者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保护,都会导致本国企业过多的在政府保护的温室下偏安一隅。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如果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把自己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政府的支持上的话,这样的企业与个人的发展前景就不得不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在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方面,大家通常习惯于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来说事,其实即使在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在欧美国家,这种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也同样存在。在美国一直流行着一句话,叫做“大者不败”。就是说,你只要有本事把企业做大,企业规模很大、年产值很高、雇佣的员工数量很多的话,你这个企业就会对美国经济的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美国政府通常就不会听任你陷入危机甚至走向破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日本汽车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寨之时,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从直接的经济援助到向日本施压迫使日元升值,削弱日本汽车对美国汽车的竞争优势的种种举措,也许美国的汽车市场早就沦陷了。而2007年以来的这场次贷危机,尽管导致了华尔街五大投行中的三家、三大汽车公司中的两家最终走向了灭亡,但是我们仍然要看到,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像花旗银行、国际集团等其他知名企业,也许就会步通用、克莱斯勒的后尘。从这方面来说,在现代社会中,很多经济地位极为突出的大企业其实就是在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挟持政府,迫使政府向自己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这也成为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所万万没能想到的。

当然,政府干预的一个明显问题就在于由此所造成的财政赤字应该如何弥补。就好像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人一样,如果我们平时都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决定自己的消费水平,能够保证自己的消费不超过自己的收入,可以保证我们个人的收支平衡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相对不会存在过大的压力。相反,如果一个人他只是根据自己的消费需要来安排他的消费活动,并不怎么考虑个人的收入水平,那么他就有可能变得习惯于透支消费。超越自己的收入水平,完全根据自己的主观需要进行消费决策,每个月发到工资后的第一件事就必须得用来偿还前期消费所欠下的旧债,旧债未还,又借新债,生活总处于一轮又一轮的借钱还钱之中,这样的生活压力与生活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一个国家习惯于大量运用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巨大的财政赤字,甚至必须用下一期的财政收入作担保来借入本期自己所需要的资金。这样的政府显然就会不断地积累政府赤字,也就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还债压力。如果政府没有能力按时、足额的还本付息的话,那么众多索债的人共同上门讨钱,也就很容易造成整个国家的经济恐慌,最终也就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安定。

我们承认,凯恩斯所倡导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确对于推动社会消费和投资扩张、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这样的扩张性的政策刺激下,经济发展的同时往往也会带来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如果经济在此时由于某些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或者一些忽然的经济打击,导致社会生产下滑的话,这就形成了令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的滞胀。回过头来反思滞胀的产生与演化的话,在凯恩斯主义倡导下政府加大了对于经济的刺激,可谓滞胀形成的源泉。

如果政府过度的迷信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弥补财政赤字的话,一方面会导致人民或者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的降低,这就会削弱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更为重要的是,国债通常都是由政府的信用来担保的,如果国债发行的规模过于庞大,像我们前面所介绍的拉美国家那样的话,甚至引起政府破产的话,那么这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有些得不偿失了。

如果对照看“看不见的手”来认真反思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不足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才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在面临凯恩斯主义所无法解决的滞胀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反映“看不见的手”的自由市场功能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原因。从这个方面来说,即使我们仍然选择大量使用政府干预,也绝对不应该忽视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第二节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看得见的手”

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固然比凯恩斯所倡导的“看得见的手”具有更高的效率,然而它自身所具有的缺陷又决定了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也会产生大问题。

首先,“看不见的手”的运行依赖于市场价格对于市场供需的调节,而市场的供需情况又反过来决定市场的价格变动,一切都依赖于价格与供求之间自发的运行来维持。这种市场机制作用的自发性,就难以避免的会导致经济运行始终是维持在一种自动调整的状态之下,这必然会带来经济波动的加剧。通俗地说,市场机制下的市场价格有些像我们所做的心电图,它会围绕均衡价格水平而上下波动,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时,往往会鼓励社会生产,这时候的经济其实就处于繁荣阶段;然而由于市场价格高于均衡价格水平,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之下,又会出现生产过剩,大量企业的产品卖不出去,逐渐的又导致经济衰退的出现,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阶段,市场价格水平往往又会低于均衡价格,这又能够极大地刺激社会需求水平,推动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甚至重新回到繁荣。这样,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市场的价格就会围绕均衡价格而上下波动,这也就促使社会维持一个“繁荣-衰退-危机-恢复-繁荣”这样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

在资本主义社会一般的经济周期中,除了市场价格能够偶尔的保持在均衡价格之上,从而使得经济能偶然的处于均衡阶段,在其他时间,无论是供过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都必将造成社会资源的重大浪费。我们所熟知的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或者是2007年以来世界人民所经历的次贷危机,都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社会生产供给大于需求的不均衡状态。正是由于市场机制运行的这种内在的特征,才引出了后来的凯恩斯革命,才引出凯恩斯所倡导的运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去补充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缺陷。

当然,按照“看不见的手”的经济运行规律,市场机制的作用确实可以自发地通过对市场价格水平与供求关系的调节,最终克服经济危机,但是这必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而当经济处于这种长时期的不均衡之中时,对社会经济的巨大破坏也就必不可免了。我们经常提到在危机之中,资本主义企业把大量的牛奶倒入下水道,而同时广大人民群众却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性。其实,这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罪过,而是在“看不见的手”作用下市场机制调节过于缓慢所造成的社会损失。

当然,通常所说的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的供过于求,而市场的供不应求则常常表现为西方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物价过快地增长也同样会使广大人民群众承受巨大的痛苦。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经济运行中甚至出现了滞胀,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供过于求所带来的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而同时又出现了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来调节社会经济增长就会面临更大的难题。

其次,“看不见的手”对于经济的调节作用的顺利实现必须依赖于很多假设前提,而现实与理论假设之间的差距,必然会影响“看不见的手”作用机制的正常运行。比如,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理性预期假设、市场出清假设,往往都会影响市场调节的效率。也许这些因素不会完全否定市场机制对于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但是这些现实与理论的差距往往会导致市场长期处于偏离均衡的不稳定状态,这当然也会对现实经济产生一定的破坏作用。对于这些假设条件的详细分析,我曾经在《读懂亚当·斯密》中详细地介绍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该书,了解这些假设条件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涵义。

传统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理论,还是凯恩斯理论,通常都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得到完全的信息,他们都具有完全的经济理性,因此可以作出最为合理的决策。可是我们知道,如果你去买东西,你有可能知道在全球不同市场中,你要买的这个产品的报价有什么差异吗?你有可能知道卖方生产或者销售这个产品的成本是多少、利润是多少吗?肯定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现代的社会中,我们每个人在作出决策的时候,其实并不能够得到所有与我们决策相关的信息的,或者是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作“从南边到北边,买的没有卖的精”,这句话其实是说,在现实的市场中,买方对于产品的品质以及成本、利润、合理的售价等方面是没有卖方懂得多的,这就意味着买方与卖方就产品的信息方面是不对称的。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尤其买卖双方的信息又是不完全的或者不对称的话,那么此时的市场运行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单纯依靠市场机制来调整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混乱,这才有必要通过政府的有效管制来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

当然,在凯恩斯自己的经济理论中,也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市场出清等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弱化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对于经济的支持作用。然而面对一些其他经济学派对于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的咄咄逼人的攻击,凯恩斯主义学者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开始了他们的奋起反击,在萨缪尔森等著名经济学家的带领下,通过弱化对于上述假设条件的限制,在宏观经济理论方面取得了很多重要的进展,这也就促成了我们现在所说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产生。

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之中工人的工资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是可以即时的随着他们的供给需求水平的变化而自发的进行调整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弹性工资论。换言之,就是当市场上对于工人的需求上升或者劳动力供应不足时,工资价格就立即上涨,反之,当市场上对于工人的需求下降,或者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劳动力过剩时,工资价格就随之下降。

凯恩斯本人以及其他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却认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工资水平不会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进行调整。就好像我们和所在的单位通过合同的方式确定了雇佣关系,已经明确确定了我们应该得到的工资待遇,即使在工作期间内市场中的劳动力供求发生了大的变化,仍然会严格按照事先所签订的合同的约定,不会对我们的工资进行调整。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刚性工资理论。

可是在我国现在很多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的供求固然会对市场中的工资水平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这些调整一方面无法做到像弹性工资论所说的即时性,其调整的幅度往往也不大,而是分步缓慢进行的;另一方面,即使劳动力与单位很早就签订了用工合同,但是如果市场的供求发生大的变化,双方也会就报酬问题进行新的磋商,会对工资待遇进行一定的微小的调整,而不会像刚性工资论所说的那样根本不做调整。

针对这种情况,新凯恩斯主义就提出,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由于各个市场通常都会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一些主要的企业会在劳动力需求方面产生一定的市场势力,或者说具有一定的垄断能力;而另一方面,由于工会的存在,劳动力的供给方有时也会具有垄断能力,他们能够控制工资水平。因此,在这两种垄断力量的作用之下,对于劳动力市场中供给或需求的急剧变化,价格和工资是可以调整的,但这些调整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粘性工资理论。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在弹性工资论下,工资可以随着市场中劳动力的供求数量的变化而适时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显然市场随时都处于平衡之中,市场机制就可以充分地发挥自身的作用了。在刚性工资论下,由于工资不可以随意的调整,那么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就可能是一种常态,既然工资都没有办法调整了,还哪里谈得上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利用市场来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啊。

与前面的两种观点都不一样,在粘性工资论下,市场的调整是缓慢进行的,那就意味着市场在很多情况下是处于非均衡之中,或者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市场是非出清的,那就意味着无论在产品市场,还是在劳动力市场,或者会存在过剩的供给,或者会存在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在这样非均衡的情况下,如果还想迷信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然是非常困难的,那就必须通过政府来辅助市场进行一些相关的资源配置和调节工作。

当然,现在我们所说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二三百年前斯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理论已经不再完全相同了。斯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机制是完全排斥政府对于经济的任何干预的,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政府只是一个守夜人,或者说只是一个看大门的,负责好维持市场经济所运行的环境就行了,别的什么事都不要去做。可是伴随着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出现,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发现了,看来光听斯密大哥的话是不行的,如果咱们什么都不管的话,那这个市场就可能变得混乱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动荡性加剧,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不时的给我们的政府制造一些大麻烦。因此,现代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已经不再完全否认政府的作用了,不过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政府仍然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所要做就是在市场运行的同时,执行一些微调政策,以此来消除市场自发运行所带来的不稳定。

与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不同,新凯恩斯主义者们就说了,你们看,你们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一直在批评我们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理论,好了,里根听你们的话了,结果美国经济增长减缓了,失业率上升了,政府的财政赤字不是也没有降下来吗。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也听你们的话了,结果英国不是也出现经济衰退了吗。你们说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干预太多了,让他们实行一些自由化改革,可是你们也看到了,自由化改革以后,拉美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也没有加快吗,不是仍然还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吗。所以说了,你们经济自由主义者对我们凯恩斯主义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就不要再跟我们捣乱了。

新凯恩斯主义者说,在现代经济运行之中,总会出现一些巨大的经济冲击,如果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等市场自发的发生调节作用把这些经济冲击消除后,黄花菜都凉了。依靠市场机制慢慢的进行调节,还不得使经济处于长期的衰退或者通货膨胀之中啊,那岂不是会导致很多人失业,整个社会经济就会搞得一团糟啊。事实已经告诉你们了,没有政府的作用光靠市场是肯定不行的。

最让这些新凯恩斯主义者得意的是,2007年以来,从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席卷了世界经济,所有国家都在这次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打击。那么,新凯恩斯主义者就有理由了,现在的次贷危机是一次多大的经济冲击啊,光靠市场机制的作用,那还不得十年八年才能度过危机啊。如果真的是这样,估计要不就造成一大批失业的人饿死,要不就会有一大批人民由于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有办法保障,而起来组织武装斗争把各国的政府都推翻,如果这样的话,世界经济岂不早就乱了吗。

大家也看到了,在最近的这次次贷危机之中,无论是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还是受到危机影响的欧洲、日本甚至中国,它们的政府都采取了很多重要的政策,以消除危机对于本国经济的冲击,减轻危机对于人民的生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想方设法把各国经济带出危机,重新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在这些政府政策之中,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扩大政府采购,加强政府投资,以及加强对于失业人民的生活保障,减轻危机对于人民的负面影响,都是各国所主要采取的政策。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次次贷危机中,凯恩斯主义思想在世界各国都得到复苏,新凯恩斯主义也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选择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 市场机制与政府管制的协调

在我国有一句很经典的陈述:“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想必大家对这句话都不会太陌生,它描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国有企业的态度的艰难抉择。如果你要是相信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对它完全不加管制也不予以管理的话,只是完全把它们交给市场,让它们在市场竞争中大浪淘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结果我们会看到,在缺乏有关部门宏观管理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无序的市场竞争,所有的企业都只是追求自身的利益,那么它们就会通过钻空子的方式,牺牲社会的利益而换取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很多企业为了节约成本,生产出来的废水、废气、废渣到处倾倒,随意排放,给自然环境带来巨大的破坏;一些企业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肆意让工人加班加点,甚至在很多高危的工作场合,随意减少安全措施的投入,雇佣不具有相关资质的工人,带来如此多的生产事故,给很多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不幸;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随意的偷工减料,甚至在生产中使用一些不允许使用的原料,如酿酒中使用工业酒精,牛奶生产中使用三聚氢胺,极大的损害了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也给人民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如果要寻求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都是归结于,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很多部门放松了对于企业的管理职能,没有起到“看得见的手”应该起到的作用。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如果政府对企业的所有活动都加以严格管理,告诉它们这个不允许做,那个必须要做,把企业完全限制在政府所划定的空间之内,一步也不允许越轨,那么企业就完全养成对于政府的依赖心理,从而变得死气沉沉,缺乏动力,缺乏生气,企业的运行效率以及整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显然也就处于停滞之中。

熟悉中医的人都知道,中医讲究不同功效的药物之间的中和调理和君臣佐使,一些看似相冲相克的药物搭配起来,有时却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不同思想、不同文化的调配、吸收与应用。一百年前中国学者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蔡元培对于中外思想的“兼收并蓄”,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看似完全对立的两种不同思想,按照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二者也不是不能并存的。前面已经指出,这两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各有其合理的地方,也都有其致命的不足,相对而言,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又正好是相对应的。“看不见的手”对于提升市场效率更有效果,可是它的自发性和无序性有时会导致市场过于频繁、过于巨大的波动,从而导致社会的贫富分化,经济动荡,资源浪费。“看得见的手”则可以通过政府的计划来安排社会资源的配置,可以增加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减轻社会的动荡,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缺乏足够的监督与刺激,其效率又很值得怀疑。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性,我们也见证了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飞速增长。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的确在很多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相似,我们也同样鼓励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即使是传统的国有企业,我们也选择通过改制把它们抛向市场,同时通过股份制经营,保证经营者能够从企业的发展中获得收益,通过利益来引导各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结果我们看到,一个个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向世界,逐渐具有了国际竞争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伟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所出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充分发挥政府机制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的话,我国的市场经济就可能步入邪途,一些市场经济下的拜金主义、逐利主义思想,将会对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一切就必须依赖凯恩斯所提倡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而次贷危机以来,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种种政策选择也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具有健全的职能、科学的规划、合理的政策选择的政府的存在,我国的经济是不可能一直保持如此快速、稳定、健康的发展的。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任务,这是我们所坚决不能动摇的。市场机制在促进效率方面的作用,经过3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证明是不容置疑的。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鼓励公平、健康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仍然将是我们一切工作的中心。

在当前社会中,我们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这似乎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在这个关键时期,发挥政府干预的作用,推出的“三农政策”、家电下乡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城乡经济的稳定;4万亿投资中用于西部建设与震区重建的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也表明我们国家对于缩小区域差距,争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注;我国的医疗改革、住房改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陆续推进,又成为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维持人们和谐共处的基本保证。从这些方面来说,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和谐社会”,也正是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作用这只“看得见的手”二者之间和谐相处、共同作用的社会。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在平时的生活中,很多读者都喜欢对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对于国家的政策方针进行评头论足,可是如果不明白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可能只是凑凑热闹而已,你对于这些经济事件的评价可能更多是出于自己的亲身感受,却会缺乏理论上的逻辑性。

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创始人,凯恩斯的思想深入地阐述了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职能,即使到了今天,他所推崇的财政政策手段,仍然在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在面临次贷危机的时候,世界各国政府不约而同重新回归了凯恩斯思想,重新举起了扩张财政政策的武器,这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凯恩斯思想的科学性,以及重新解读凯恩斯思想的必要性。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反映了西方经济学主要的理论框架,也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只有多读读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和凯恩斯的“看得见的手”理论,能够深入的理解这两只手的真实含义,你才能够真正的理解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全球经济的发展。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也是为什么要选择在现代社会中,重新解读这些著名经济学大师经济理论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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