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与东部地区差距很大

第四章　中部崛起面临的障碍因素诊断

发挥中部优势，实现中部崛起，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不可逾越的“结点”，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调研中我们深切感到，中部具有很好的发展基础和优势，特别是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工业基础优势、科技教育优势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但与此同时，中部经济与沿海和全国经济相比，造成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地区的经济发展面临明显的制约因素，中部地区经济转型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主要是“三农”问题，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水平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活力不足。

4.1　中部发展环境面临东西夹击的严峻态势

中部六省都是农业大省，由于农业产业本身的弱质性等诸多因素，中部地区靠农业发展的出路已经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经济发展环境的特点使“经济凹地”有可能进一步加深。东部的开放政策和西部的开发政策使中部处于被动受挤的局面，搞市场经济不如东部，要素按计划分配则弱于西部；资源禀赋上较之西部无突出优势，而产业、产品的低层次化相对于东部则日渐突出。因此，中部地带作为东西互动的链条有软化甚至扭断的危险。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给中部地区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不利于中部地区改变发展速度落后于西部、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的“软肋”状况。

4.1.1　区域要素收益率差异的东部“放大效应”和中部“抑制效应”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各类要素跨地区流动存在着一些规律性。各类要素作为资本的具体形式，其流动的方向和流量完全取决于利润率，即取决于要素收益率的高低。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资金、劳动力、技术、知识、人才等各要素的投入。从中部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看，劳动力总量相对过剩，而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特别缺乏。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些中部缺乏的要素能不能从内部更多地得以积累，并大量从外部流入。但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从要素的地区间流动经济学法则看，要素积累和流动的关键在于要素的收益水平。哪个地区的资金利润率、工资待遇、技术价格、企业家报酬等等水平较高，它对要素的吸引竞争力就强.资金、劳动力、技术、人才等等就往哪里流动。

首先，从资本要素的流动看，中部地区资金向东部汇集。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诸多生产要素，区内企业形成了区位集群及相关产业上下游供应价值链，能源、供水、交通、区域信息网等公共设施完备，由此所产生的群体效率、低交易成本和高回报是吸引国内外资金投入的最强驱动力；同时，产业聚集区域内人才、资本和管理的高集中度也是构成资金流人的基本原因。相对于东部，中部地区由于产权制度改革滞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市场发育程度低，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且调整缓慢，基础设施投入相对不足，经济开放度较差等方面因索造成投资环境相对较差，对区内外资本吸引力相对不足，因此在东部与中部地区要素流动中出现了中部地区资金大量向东部汇集的现象。

其次，中部地区人力资源向东部汇集。从一般意义上讲，劳动力流动最根本的动因是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如托达罗用预期收入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从具体方面讲，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状况使东部地区成为技能型与非技能型等各种劳动力的主要流动方向。新经济地理学认为，由于两方面的原因，劳动力向制造业中心迁移：一是“内部市场效应”，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大的市场工资率比较高，而制造业中心市场最大，其提供的工资率远高于外围区域；二是价格指数效应，在人口集中的区域（制造业中心），劳动者面对的制造产品的价格较低，由此使得工人的真实工资有所增长。为了追求较高的真实工资，劳动力会主动向制造业中心迁移。上述两方面构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的集群效应，同时也构成了东部对中部地区劳动力跨省迁移的巨大拉力；另外，中部地区劳动力的迁入又进一步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的集群效应，二者呈正反馈机制。从劳动力和人才的收益看，东部要比中部高，东部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对人才的吸引竞争力强，河南、湖北、湖南等地的劳动力和人才总体上从收益低的内陆流向收益高的东部，特别是向沿海地区流动，呈很强的趋势。

一个地区的资金和人才收益率越高，在现实的微观经济运行中，技术专利、技术人才和企业家要素的流向，则随资金的收益率和人才的收益水平而流动。从各地区比较来看，这些要素在东部利用的机会要比中部多，发挥作用的环境要较好，收益回报要比中部高。这就是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配置给中西部的技术工艺、技术人才和企业家，在改革开放以后向东部流动的重要原因。

简言之，由于西部地区的收益水平低，总体上讲，资金、技术、人才，特别是企业家等这些中部稀少的要素，越是市场经济竞争机制起作用，越是净流出，越不会净流入。

4.1.2　区域制度安排非同步的东部“先行者利益”优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沿海与内地省区间基本是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中发展的。国家实施的沿海发展战略，资源配置向东部倾斜，就决定了较优惠的政策和制度创新的探索行为只能给少数地方、少数产业，从而导致各地区的制度安排不平衡。国家每一项制度的供给基本上是在东部先试点，然后逐步向中部和西部推广。由于东、中、西部制度安排上的非均衡，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以及价格体系与财政政策改革的不完善，在总体上对沿海各省区有利。从而在沿海各省区与内地各省区之间，构造了不平等的发展竞争的外部政策环境，但同时，它们又在国内同一个市场里竞争，这就导致了东、中、西部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马太效应”。同时也对中西部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制度供给不均衡就使得某些制度由于相关的制约制度不配套，被严重扭曲。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因有些核心制度未出台，就会在原有的制度结构中出现“制度陷阱”，即一项新制度的出台都不能提高制度的边际效率。

4.1.3　区域垂直分工体系的路径依赖与中部产业优化困境

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由于在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多年来形成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垂直分工格局。改革开放前，我国基本按照“资源互补”或“产品互补”原则来实行区域分工，客观上形成了中西部以开发农业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发展原材料工业为主，东部地区以中西部产品为原料发展加工制造业的垂直型区域分工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最早获得开放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受益者，其面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得到充分体现，所吸收的大规模外商和港台华人、华侨投资，对东部地区产业体系的形成及其调整注入了新鲜活力。东部沿海地区以劳动密集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制造业发展迅速，通过发展以轻纺、食品、机电及家电等为主的制造业以及金融贸易、运输服务等产业，东部地区经济飞速发展，其产业结构呈现出发展速度快、市场占有率高、投资回报率高、经济效益高的特点。而中西部地区—直被定位于资源产地和能源、原材料、农产品生产基地，长期处于垂直分工的下游或底层，中西部地区所主要发展的农业和重工业具有经济效益低、投资回报率低、风险大等缺点，且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国家价格体制的影响下，资源型工业产品及农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加工工业产品，这种扭曲的价格体系拉大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更加恶化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处于垂直分工下游，无法接受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一般加工工业，造成产业梯度转移链断裂从而阻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程，并且中西部地区提供初级产品的分工存在路径依赖特征，导致主导产业选择及产业结构调整短期内难以实现，故东部与中部地区的产业合理分工难以实现，东部与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互动格局难以形成。

4.1.4　西部大开发使中部地区传统优势产业面临挑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过程中，西部经济发展也对中部地区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客观上使中部地区面临“东西夹击”的局面。

首先，西部开发使中部资源产业面临挑战。中部属环太平洋成矿带内的重要成矿地区，矿产资源种类齐全，储量丰富，多种重要或稀有矿产资源的丰度远优于东部，密度也高于西部。相对于中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虽然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长期以来，西部与东部地区空间距离过远，同时东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交通运输“瓶颈”，从而造成西部地区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运输成本过高，致使西部地区的大面积土地长期处于勘探的空白区域，即使已勘探的丰富资源也难以得到大规模开发。因此，中部地区在我国三大地带的能源、原材料发展及分工中占主导地位。然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大规模资源开发，将使中部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及在全国地域分工中的地位受到挑战。

从能源工业来讲，中部地区的优势是煤炭工业和石油工业。虽然煤炭在我国能源工业中居主体地位，但这种地位随着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会下降。从中长期来看，西部天然气和水电的开发，将产生对煤炭的替代效应，直接导致对煤炭需求的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同时，我国政府实施的“西电东送”工程使内蒙古、陕西、云南、贵州等西部省区的煤炭资源得到更大规模的开发，即我国煤炭资源开发的重点将逐步转向西部地区。近几年来，我国陆地石油产量增长最快的地区已经转向西部，随着西部石油勘探和开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将会取代中部地区成为我国陆地石油的最大产区。西部地区蕴藏的十分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及非金属矿产资源，也对中部地区相关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构成挑战。

其次，西部开发使中部地区作为粮食主产区的比较优势下降。中部地处亚热带和温热带，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拥有宜农平原、宜林山地、宜牧草场和宜渔湖泊等多种农业自然生态系统，建国以来中部地区以大面积的耕地和大量的农业人口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承担着粮食主产区的功能定位。然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将在政策、资金、金融信贷、技术引进、人才等方面向西部地区倾斜，增加对西部农业和生态建设的投资，西部农业将实现快速发展，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优势的物质支撑条件将会受到相对削弱。

4.1.5　西部大开发使中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优势受到冲击

东部地区产业高度化的变革，将逐步淘汰一部分劳动力密集型和一般加工性的产业。相对于西部而言，中部更具有承接、转移的基本条件。但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梯度配置呈现出较为分散的局面，从东到西并非严格地按照“连续、单调、递减”式分布。因此，中部地区在沿海部分产业的竞争中未必会占有优势。西部则可能会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出现“越位”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现象，进而对中部区域产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局面。激烈的产业竞争为中部带来极大的挑战和冲击。此外，西部的市场前景广阔，东部的发展已经开始抢占西部市场，中部的一些企业在资金实力和经营理念上与东部的一些先进企业还存在差距。这样，中部地区在开拓市场方面也不容乐观。

4.1.6　西部大开发使得中部地区的引资环境发生变化

一个地区所获得的投资额度与该地区的发展潜力密切相关。在西部大开发中，国家为西部拟定了较多优惠政策，客观上增强了西部地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第一，国家把利用外资指标的60%拨给西部，以促进外部资金对西部地区的投入。第二，优先扶持西部企业上市融资，拓宽西部地区的融资渠道。第三，允许西部城市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彩票.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来源渠道。第四，扩大地方企业发行债券的规模。第五，尝试在西部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等等。上述西部所得优惠政策和沿海地区已经享受的优惠政策，中部地区都较难得到，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部地区在吸引外资的竞争中明显落后。近几年来，外资越过中部进入到西部地区的趋势愈加明显，中部地区扭转外资负增长状况的难度加大，而国家对中部地区尚未有明确的战略定位和政策措施，由此使得中部地区发展易陷入资金缺乏的困境。

4.2　“三农”问题突出，中部农业发展面临资源和环境性约束

由于中部各省大都是农业省，是全国商品粮生产基地，乡村劳动力人口占就业总量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崛起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解决“三农”问题，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又是解决中部“三农”问题的核心。长期以来，国家是以汲取农民和农业剩余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由于持续时间过长，造成我国“三农”领域累计问题很多，触及矛盾很深，化解难度很大。而中部又是我国“三农”问题和矛盾的“集结”地，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点、难点所在。

4.2.1　中部农业人口总量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

中部六省2005年常住人口达到了3.67亿人，占全国的28.1%，在四大经济区中居第三位（东部35%、西部29%、东北8%）；平均每个省人口达到6118.9万人，高于全国省区平均人口1 910万人，也高出大多数省区的总人口数，其中河南省人口达到了9768万人（表4-1），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一位。相对于中部地区102.79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而言，其人口密度达到357人/平方公里，分别是全国的2倍和西部地区的4倍之多，是一个典型人口密集区。尤其是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人力资源总量都很丰富，六省劳动力资源总量占全国31个省（市、区）劳动力总量的30%左右。中部六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7.7%，分别高出全国、东部、西部和东三省4.4个、6.3个、0.49个、24.95个百分点，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

表4-1　中部各省区占地区总人口比例（2005）（单位：%）

资料来源：各省区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中部六省也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地区。由于农业人均耕地最少，中部六省同时也是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的地区。据测算：在农村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规模条件下，我国农村只能为1.5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而全国2004年就有4.98亿农村劳动力人口，所以，有近3.5亿农村劳动力人口属于剩余劳动力，除去2.3亿在当地中小企业、非农产业和去大中城市打工外，仍有近1.5亿农村劳动力人口处于“绝对”失业状态，目前仍滞留在农村。可见，农村劳动力人口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分布不均，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较多，有些地区甚至高达40%以上。中部2004年六省农村劳动力10672.7万人，剩余劳动力约占40%，达4 269.08万人，其中，安徽、河南、湖南均超过千万人。另外，中部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仅为4.46亩，明显低于东部、西部、东北三省和全国的4.96亩、6.16亩、17亩、6亩；农业劳均耕地要达到起码的经济规模劳均8亩，则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4 756万人，占六省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占全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58.9%。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成了中部地区当前面临的重大难题和解决中部地区“三农”问题的“瓶颈”。

中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

1.中部地区现行农村教育，在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积累和转化农村人力资本、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尤其是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

中部地区各省主要是农业大省，人力资源的主体是农村。中部六省2004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达1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3个百分点；农业从业人口高达9 803万人，占全国农业从业总人口的27.8%。但中部地区现行农村劳动力资源、农村劳动者素质，尤其是专业技术能力等方面仍然问题突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农村劳动力2004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相当于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年，相当于高中一年级文化程度，城乡人力资本差距十分明显。同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受教育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我国2004年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52.6%，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升学率相对较高，分别为67%和55.7%，中部地区却相对较低，只有47.3%。这还只是平均水平，中部地区一些人口大省的初中毕业升学率还在45%左右徘徊。表4-2是中部六省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统计表，可见中部地区文盲和半文盲比例较大。

表4-2　中部六省农村住户从业人员文化程度分布情况（2004年）（单位：%）

资料来源：各省区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从业人员比重太小，这也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的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国家或区域的人力资本提升关键在于普及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而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途径则是农村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培训，这些是决定农业科技推广和应用程度的关键因素，是实现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表4-3　中部地区专业技术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对比 （单位：%）

资料来源：各省区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

表4-3反映的是全国及中部地区专业技术人员的受教育程度比较，数据表明中部地区高层次人才所占比例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高级人才，只有湖北的比例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山西、安徽、江西和河南四省专业技术人员中的研究生比例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江西的比例最低，还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3。这一状况大大影响了中部地区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的传播与推广。

2.农业科技人员有限，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综合生产能力比较薄弱

中部农业原有基础设施起点低、水平落后，现代意义上的农技推广、防疫检疫、信息咨询、环境保护等服务网络又尚未跟上。2003年中部地区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只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5.4%、93.5%和38.9%，人均农业增加值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3.2%。农业科技资源长期严重不足，产前、产后科技力量匮乏，相关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弱，中部分布在第一产业的科研成果还不到全部科技成果的18%。

在我们的调研中，六省普遍反映，水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问题严重。新的水利工程发展缓慢，老的工程大部分建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年久失修，存在大量病险隐患。江西有各类水库9286座，其中病险水库就达3428座，占水库总数的37.6%；河南带病运行的水库795个，占全省水库总数的33.9%；湖南13000座水库中，病险水库高达40%。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河流堤坝、水塘塘坝及其田间渠道已被损毁，很多地方滑坡、裂缝、渗漏，溢洪道冲毁、垮塌，农田水利设施问题十分突出。

3.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不足，农民生活困难，仍存在大量贫困人口

由于中部农业的市场发育程度远远低于工业，加之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受阻，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十分困难。目前中部六省农村劳动力为9 622.2万人，占全国的28.33%，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60%集中在中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压力非常大。同时，农民收人较低，如湖南2004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 838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 936元，更远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目前中部地区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26%，相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31%。这些人口多集中在革命老区、山区、库区、湖区、淮河两岸和地质灾害频发区，大部分是“一方水土难以养一方人”的地方。湖北500多万贫困人口中，110万绝对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鄂西地区、大别山区、幕阜山区和神农架；山西146万绝对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太行山、吕梁山区；安徽142万绝对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和深山区；江西9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有25万人住在库区和湖区；湖南湘西地区22个贫困县，60万贫困人口，占全省的比重均在60%左右。值得重视的是，在过去已脱贫的人口中，一部分因病、因子女上学、因遭受灾害等原因重新返贫，其中因病返贫的比重达40～60%。

4.农业产业化程度弱，比较效益低，农业积累难以形成

中部地区农业产量贡献较大，其耕地面积只占全国的23.51%，低于西部18个百分点和东部5个百分点，却生产了全国28%的粮食、43%的棉花和39%的油料。虽然中部地区拥有如此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不仅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劳动生产率普遍偏低。从第—、二、三产业的从业人口及人均产出来看，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平均劳动产出不仅低于东部诸省、东北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还低于西部地区。而且产业分工不明显，产业结构趋同，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小，没有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未能有效拓展产业链，缺乏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素质与比较效益的提高，严重制约了中部农业发展后劲。如湖南虽然是全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但总体上未能形成优势，知名品牌不多，具有竞争能力的产品少，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低。

4.2.2　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三化”的低水平

中部地区城镇人口2004年比重为36.13%，比全国平均数41.76%低了5.6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平均数56.59%低20.46个百分点。中部六省2004年农业产值占GDP比重达1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3个百分点；农业从业人口高达9 803万人，占全国农业从业总人口的27.8%；中部地区2004年农民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7%（表4-4）。统计数据说明：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产业化水平依然较低，农村剩余劳动力量大，无法通过中部地区自身的产业发展解决就业问题，中部地区二三产业比重不高，不像东部地区那样可以较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速度受到限制。

表4-4　中部农村经济、城镇人口与全国及其他区域比较（2004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4.2.3　农业现代化、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任务艰巨

中部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较差，农民提高收入难度增大。中部地区2003年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5%、94%、39%。2004年，中部六省粮食总量1.48亿吨，占全国的32.6%，全国粮食增产的56%来自中部，中部担负着中国粮食安全的重任。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两减免、三补贴”等政策，加上粮价上涨，中部地区农民得到的实惠较多，但自2005年开始，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扬，粮食价格又呈下降趋势，农民进一步增收有困难。此外，粮食亏损挂账不堪重负。

县乡村债务负担沉重。据统计，目前中部地区乡镇一级平均负债500～700万元左右，村级负债20～50万元左右。截至2003年底，安徽县级债务278亿元，县均负债1.74亿元，乡均负债828万元，村均负债22.2万元。河南省乡村两级债务达到418亿元，乡均负债1010万元，村均负债近40万元。湖北省仅村级负债就达177.93亿元，村均债务64.03万元。江西省共青城负债达29亿多元，人均负债5万元。县乡村沉重的债务，使很多基层政权组织成为“空壳”。同时，中部县域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水平低，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加大了统筹城乡的难度，加大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小康社会建设任务的艰巨性。

表4-5　中部六省与发达地区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对比（2003年）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经济年鉴（2004年）》。

4.2.4　中部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性约束

中部六省农业发展的资源性约束，主要表现为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的人均占有水平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4年中部六省农业耕地面积为3 056.6万公顷，仅占全国的23.51%，而农业劳动力则为10286万人，占全国比重高达29.67%；水资源总量占到全国的19.1%。表4-6显示，六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的84%，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的70.7%，且水资源在省份间分布极为不均。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安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全国的41.7%和22.5%，而山西的人均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4.9%。同时，水污染十分普遍。山西受污染河流长达3753公里，其中超五类污染河道占67.2%，主要是煤矸石和矿井废水造成的。河南全省几大水系受严重污染河段达2938公里，占36.9%。江西年均排放酸性废水5900万吨。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40.3%，约50%建制镇未建成符合规范要求的供水设施，污水处理率仅为10%。湖南枯水期严重污染的四五类劣质水占40%。湖北主要湖泊水库受污染的三类以上水体近70%。在三峡库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不到1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7%，各支流沿江城镇生活污水和垃圾基本未作处理。淮河近几年治污下了很大气力，但污染仍然十分严重。黄淮海地区也几乎有河皆污。

表4-6　中部六省的人均水资源量和人均耕地面积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相关数据整理。

不仅如此，中部地区的耕地资源在量和质两个方面都存在减少和恶化的趋势。在量的方面，除河南以外，其他五省的减少趋势比较明显。主要由于水土流失或土壤破坏严重。很多江河湖泊泥沙淤积，洞庭湖泥沙沉积率高达74%，“八百里洞庭”只剩500多公里，湖泊面积由建国初期的4350公里减少到目前的2625公里，减少了近40%。山西省1993～2003年10年间因煤炭开采，使40余万亩水浇地变成旱地。江西省在矿产资源的开发中，累计堆积废石量12.85亿吨，尾砂11.53亿吨，土地和植被破坏面积达9.4万公顷。在质的方面，中部六省与全国一样，存在着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的现象，导致耕地肥力下降，水土流失，耕地沙化，再加上工业化、城市化发展侵占一定的耕地，加剧了粮食主产区人与资源的矛盾。而且长期以来，中部粮食主产区为保证粮食产量快速增长，曾一度片面强凋“以粮为纲”，造成了中部局部地区水资源过度使用和严重的水资源缺乏。

此外，由于中部地区地跨南北，地形复杂多变，气候差异大，常出现北旱南涝同时发生的现象。尤为突出的是，近几年来，中部地区自然灾害频繁，不断发生的洪涝灾害，大大损害了粮食生产的自然生态基础，导致有雨则涝，无雨则旱。同时，人为的环境污染更加剧了中部粮食主产区生态环境的恶化。当前，中部地区基本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技术起点低，环保意识弱，措施不力。特别是一些工业企业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以及所形成的酸雨给周围农业带来了直接污染，对中部粮食主产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厂严重威胁。

4.2.5　中部农业发展的技术与市场性条件制约

中部农业发展的技术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部农业以家庭小农经营为主，户均耕地少，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与商品化生产。此外，中部农村“打工经济”比较普遍，留在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劳动素质和技能低下，直接影响到了中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其二，中部地区自身的农业科技供应能力，与相关技术的消化能力十分薄弱。农业科技的人、财、物资源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如大宗粮棉油作物，而园艺作物、特产经济作物、畜牧业和水产业领域的科技资源长期严重不足；农业科技力量主要集中在产中领域，产前、产后科技力量比较匮乏，中试转化和产业化等环节相对薄弱。此外，广大农村地区农业的信息化、服务化水平还很不完善，有关农业生产管理、技术标准、市场经营等信息获取困难的现象普遍存在。

其三，中部地区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技术起步较晚，尚不成熟。近几年来中部一些省份主要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份额面临严峻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随着农产品买方市场的形成以及人们需求结构和质量的改善，对主要农产品质量和卫生标准方面的要求较高，中部地区还无法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与技术的升级以满足市场需求。此外，农产品出口同样受到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验检测标准的限制。随着进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过渡期，农产品贸易领域的技术壁垒越来越显得重要，中部地区农产品的质量标准与检验检测技术需要优先研究。

中部农业发展的市场性约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中部农业面临的经济环境和市场容量形势严峻。在短缺经济时代，中部地区就是全国农产品的主要供应地，国家统购统销，生产不愁销路。即使现在，中部仍是中国大宗农产品的主要产区。然而，在经济环境从绝对短缺走向相对过剩时，农产品市场由卖方市场转为了买方市场，中部农产品就面临如何维持和拓展市场销路的问题。例如安徽农产品一直占有上海市场的1/3，近几年来持续下滑，目前在上海每年700多亿元的农产品市场中，安徽只占2.86%的份额；在江、浙、沪的茶叶市场也不断失利，价格一路下滑，市场不断缩小；就连主要稻米调入区的长三角城市近两年也不购买安徽大米，却到辽宁、黑龙江签约调粮。再加上国内农产品市场的逐步开放，国际优势农产品纷纷进入我国市场，中部农业不但要承担国内市场饱和的压力，还要面对国际强势农产品的竞争。

其二，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业和农村的市场组织化与市场发育程度远远低于工业和城市，造成了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合理流动和配置的巨大障碍，严重影响了本区优质农产品进入全国和国际市场。此外，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典型的就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得到有效转移，成为中部农业发展的一大桎梏。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定量研究》一文中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测算模型，测算了2002年中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达到了3 783万人，东部则为1 782.5万人，中部是东部的两倍以上。

其三，尽管中部是全国重要的农业产区，但农产品商品化率不高，农产品销售困难。表4-7显示了2004年中部六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出售主要农产品数量。可以看出，中部作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粮食的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出售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同为粮食主产区的黑龙江、吉林与山东2004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出售粮食分别达到1411.15公斤、1 449.11公斤和360.11公斤。而且中部的烟叶、蔬菜和水果等农产品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虽然良好的区位和完善的交通网络为中部地区农产品的运输和销售创造了条件，但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与销售之间未能形成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联结关系，农产品产中与产后脱节，导致农产品商品率不高，因此如何将农业的生产优势转化为市场和经济优势是困扰中部农业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

表4-7　中部六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出售主要农产品数量（单位：公斤）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相关数据整理。

4.3　工业化进程滞后，经济结构层次低下

我国产业结构目前仍处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结构层次。中部地区产业结构演进既出现过偏慢问题，又出现过偏快问题。当全国进入工业主导型发展阶段时，中部地区仍然保持着一二三这样一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的重农型产业结构，未能及时实施加快工业化发展战略，失去了一次以产业结构调整来促进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时机。

现阶段，中部地区虽属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但第二产业的优势仍不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1990年的24.9%降低到1996年的23.4%，再降低到2000年的18.8%；年均降低幅度由1990～1996年期间的0.25个百分点扩大到1996～2000年期间的1.15个百分点。2004年，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比重比全国低5.2个百分点，突出地反映了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较低的问题；1992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人均工业产值分别为7530.9元、1980.9元、1472.2元、3976.1元，而到2005年四个地区的人均工业产值分别达到36945.8元、9575.1元、7562.7元、17961.7元。中部地区在四大区域中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幅度最小，与发达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4.3.1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

中部地区经济结构与全国经济结构相比表现为：工业化程度不高，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与东北和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结构比较存在很大的调整空间（表4-8）。2005年除山西省外，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46%，且大部分省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最小的湖南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05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落后，社会生产资源高级化配置的潜力较大。从就业结构来看，中部地区2005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4-8　中部各省与全国的经济增长情况比较（2005年） （单位：%）

资料来源：全国及各省社会经济统计公报（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说明：美元折算按照世界银行图表计算。

从表4-8与表4-9对照来看，我国就业结构水平落后于产值结构水平，而中部地区与全国相比无论是就业结构还是产值结构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就业结构严重滞后于产值结构。其就业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一三二”的结构态势，这是由于中部地区工业水平落后于全国水平所致。

表4-9　全国及中部各省三次产业就业结构（2005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的要求看，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2006年，中部三次产业结构第一产业增加值比重偏高，达到15.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5个百分点，是东部的2倍多；特别是第三产业比重仅为36.2%，在全国各区域中水平最低，严重阻碍了中部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就业规模的扩大，已成为中部发展的短板。

表4-10　2006年各区域三次产业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

4.3.2　中部地区工业内部结构滞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全国2004年GDP达到13.69万亿元人民币，是1980年的30.3倍，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年均增长速度为9.5%，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极其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性，东、中、西部差距越来越大。从经济总量来看，从2000年到2004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57.03%上升到64.61%；中部地区的份额从22.12%增加到23.44%；中部2004年六省生产总值为32 088.3亿元，占全国经济比重为23.4%；GDP总量只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6.3%。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2004年中部地区人均GDP为8 814元，比东部地区少4795.4元。从增长速度上看，在1992～2004年的十多年里，中部六省除1995～1997年少数年份外，大多数年份都要慢于东部地区，这反映了中部地区经济竞争力远低于东部地区，且与东部的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中部地区工业化水平滞后于全国，更滞后于东部地区。

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看，2005年中部地区第一二三产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重为50.5∶21.1∶28.4，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4.8%），仅略低于西部平均水平（54.8%），处于四大板块的第三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8%），仅高于西部平均水平（15.0%），也处于四大板块的第三位；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比较低，处于四大板块的最后一位。

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利用现代统计体系，通过对各国历史史料进行深入的挖掘，概括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的部门分布变化与产业所创造国民收入的比重变化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的产业重心转移过程，以及二次产业产值变动与就业构成的相关变化（表4-11）。根据库兹涅茨统计规律，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 000美元时，国家的产业比重和劳动力比重结构都会呈现“二三一”的结构，且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大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中部就是这种情况），由此可见中部地区的第二产业发展滞后，工业化发展很不充分。

表4-11　库兹涅茨关于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研究的结论（%）

资料来源：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由于资源条件和历史积累，中部地区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而且中部地区较高的重工业比重是建立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的，是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而反衬的结果。1913年，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对1880～1929年产业革命以来50年间二十多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后来，他在1958年出版的《工业经济的成长》一书中，又根据以后工业化的实践资料，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化各阶段工业部门结构变动状况，得出了工业化四阶段的经验学说（参见表4-12），揭示了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我国中部地区2004年霍夫曼系数为0.409，小于全国和东部的平均值，但大于西部地区的平均值。反映出中部地区工业发展的结构状况。中部地区传统基础工业比重大，新兴工业发展缓慢。中部六省多数省的主导行业分布在原料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和农产品加工等领域，这与中部六省的自然资源结构基本相符（见表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指标）

表4-12　霍夫曼工业化四阶段指标

资料来源：陆大道等：《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表4-13　中部各省的轻、重工业结构（2004年）

说明：表内统计数据均不含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

中部六省2003年资源型产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45.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8.5个百分点，而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4.0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4个百分点。就重工业本身而言，中部六省重工业的层次和产品质量也较低，主要以采掘业和能源原材料等中间产品为主。而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同构化现象非常突出，若以全国工业净产值结构作为计算和比较的基准，中部与东部地区工业结构的相似系数为0.94，中部与西部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8，中部与全国工业结构的相似系数为0.96。不仅如此，在中部地区，省区之间以及省内地市县的产业趋同现象也很普遍，使得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相互间形成了低水平的恶性重复竞争。在39个产业中，共有14个产业被各省列为支柱产业。如烟草、石化、电力、食品、钢铁为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五省共有，有色金属、煤炭采选、汽车为江西、安徽、河南三省共有。事实上，重工业的核心和实质应该是后续的加工和组装工业，或者称为以机械和装备制造为主的机械电子工业的发展，而在这方面，中部六省远不如东部地区。在产品质量上，即使是中部六省具有优势的采掘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其产品的加工深度也不够，产品的档次和质量也较低。

中部地区低层次的生产分工格局，导致资源利用率低、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关联度低、产业效率低、产业竞争力弱，因此，正确认识和能动地调整中部地区产业的分工定位，是加快中部发展遇到的重要问题。

4.3.3　中部地区总体上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

工业增加值水平是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中部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目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人均工业增加值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8.4%、39.7%、34.2%、56.9%，65.6%、42.4%，而人均GDP增加值分别为全国的86.6%，73.6%、77.5%、89.7%、99.4%、86.3%，由此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各省份人均工业增加值与人均GDP增加值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部地区人均GDP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是因为中部地区工业发展与全国相比，潜力未完全发挥出来所造成的，其人均GDP差距与工业增加值的差距之差为31个百分点。

表4-14　2006年全国各区域工业化所处阶段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并根据各省统计公报表数据整理。

参照国际通行的工业化阶段判定标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年各地区数据可以初步测算出中部地区工业化所处阶段。从人均GDP看，约合315美元（1970年美元），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从二三产业占GDP比重看，已超过80%，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看，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低于50%，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城镇化水平看，达到38%，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从工业结构看，重工业比重超过轻工业，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综合来看，经过“九五”和“十五”，中部地区仍没有进入工业化中期，中部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即由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落后于已跨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东北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更落后于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东部地区，与基本实现工业化的目标差距较大。

4.3.4　中部地区经济结构层次较低，二元经济结构突出

东部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产业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二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大提高，特别是工业在生产总值中已占一半以上。但中部地区长期偏重发展农业、能源、原材料产业，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合理、层次偏低。表现为：第一产业比重过高，第二产业优势不够突出；重工业比重高，轻工业比重低；原材料和初级产品比重大，深加工产品没得到应有发展；资源加工企业规模小、能力弱，现代高科技企业起点低、数量少。中部地区目前绝大多数仍是农业大省，农业在生产总值中仍占有较大份额，农民在全部劳动力中占一半以上。2004年，第二产业比重山西为59.5%，安徽为45.1%，江西为45.6%，河南为51.2%，湖北为47.5%，湖南为39.5%，中部地区除山西外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2.9%。2004年，中部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的比例为17.27∶48.07∶34.66，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高2.07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低4.83个百分点。

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在中部地区也反映得最为突出，其产业的产值与就业结构偏差过大。中部地区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高达52.3%，比全国平均高5.4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13.16个百分点，而产值结构在三大区域中相对较小，中部为17.27%，比全国高2.07个百分点。这就导致中部地区第一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比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值分别偏大5.5个和6.95个百分点，即中部地区二元结构矛盾比东部及全国平均水平要更加突出。

据工业普查资料分析，中部六省纺织、塑料、化纤产品、建材产品等一般水平的加工工业产品重复尤为严重。在经营性国有资产中，1/3左右分布在一般加工工业。中部各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低，很大一部分市场被东部产品所占领，中部企业的产值增长往往伴随着库存的提高，因而不能创造利润，不少企业因此陷入困境。在冶金行业，小型材的生产能力已相对过剩，但需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冷轧薄板、冷轧硅钢片和不锈钢等，却未能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发展起来。石化行业中低档次化工产品生产能力过剩，高档次产品又大量依赖进口。机械行业多数产品档次低、质量不高，大型成套装备和关键产品不能满足需求。在建材行业，技术装备落后的中小企业居多，高质量的产品供应不足。中部省份企业产品结构的趋同，导致这一地区产品集中度低，生产集约化程度难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竞争力弱化。

4.4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体制改革仍然艰难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较高，而中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与东部地区则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以及大批国有企业的沉重历史包袱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淡薄，制度转型面临着“知识存量”不足，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及社会）动力不足以及创新成本较高等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初始约束条件所造成。

4.4.1　国有企业比重大，体制改革进展迟缓

我国各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较快、较活的地方，经济发展整体就快，反之就慢。中部地区国有企业比例过大，削弱了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2003年，中部六省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54.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4个百分点。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2003年湖南为53.29%，山西为56.38%，安徽为55.13%，湖北为56.76%，而浙江仅为13.11%。同年，而中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实现总产值为5 763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 487万元，是全国的79.5%，显现出企业规模则较小，实力较弱。在经济转型中，一批国有企业没有解决好体制变革问题，处于亏损、停产或破产状态，导致职工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与国有企业资产及投资比重过大密切相关。在规模以上企业中，中部地区国有及控股企业占78.83%，比东部地区高28.83个百分点。国有资产比重偏高，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必然导致新增资源配置继续倾向于国有企业，这一方面使得本来就面临严重资本短缺问题的中部地区，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加低效率化，企业缺乏扩张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所获资本严重不足。2003年，中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为27.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5个百分点；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产值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4-15）。

表4-15　中部地区与全国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值对比（2003年）（单位：%）

资料来源：中经网。

虽然近几年民间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国有投资占主导的投资结构没有改变。中部地区不仅存量资本严重倾斜于国有企业，而且增量资本也呈现相似的格局，只是倾斜的程度比过去有所弱化。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部地区国有及控股企业占78.83%，比东部高28.83个百分点。投入不足则企业发展的动力不足。2004年，中部六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2 629亿元，占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8%，比其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低5.4个百分点。

由于中部地区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2003年，中部六省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其户均工业增加值为1 938万元，产品销售收入5 743万元，分别只有全国水平的90.6%和78.7%。传统工业品产量虽占有一定优势，但高附加值产品偏少，在高、精、尖工业产品的生产上，劣势十分明显。2003年中部六省生产集成电路8万块，微型电子计算机29万部，分别只有全国的0.001%、0.9%，远远低于在全国应有的平均份额。

4.4.2　非公有制经济与东部地区差距很大

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的非公有制经济虽然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观念上、体制上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因素，与东部地区在发展上仍有较大差距。

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民营企业发展差距。中部地区的民营经济亟待加快发展，民营企业的竞争实力亟待快速提升。以河南为例，截至2004年底，全省个体工商户已发展到1 230.5万户，注册资金161.9亿元，从业人员254.1万人；私营企业发展到10.3万户，注册资金1 006.8亿元，从业人员114.3万人。但与沿海先进省市相比却有明显差距。2003年，河南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4.5%，分别比浙江、江苏和广东低15、8.5 和13.5个百分点；2001年，中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36.02万户，个体工商户803.3万户，而东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138.9万户，个体工商户1 161.6万户，从全国范围来看，私营企业户数最多的六省市都处于东部地区。2003年，非公有经济人数比重，山西为17.7%，河南为26.5%，湖北为24.2%，湖南为13.3%，江西为15.8%，安徽为25.1%，而浙江为46.2%。2003年，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的民营企业的调研结果显示：入选的2 268家企业，东部地区占全部调研企业数的78%，中西部地区仅占22%；被选为500强的民营企业中，中部地区只有31家，占总数的6.2%。可见，中部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在中部股份制企业中，经济效益高和发展速度快的企业少，突出表现在上市公司数量偏少。2005年6月10日，中部六省在沪深证券交易所A股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共215家，占全国的15.9%，比中部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低7.5个百分点。其中，山西上市交易的公司22家，安徽44家，江西22家，河南30家，湖北为56家，湖南41家，中部地区平均每个省36家，比全国各省平均水平少8家。

民营企业不崛起，从而导致中部县域经济不发达，地方财政运转困难。中部地区2003年县域GDP平均为27.1亿元，仅为东部的45%，财政收入平均1亿元，仅为东部的1/3。这说明中部县域经济发展仍处于很低水平。第四届全国各省、市、区、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报告中指出：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达到93个，而中部地区只有5个，西部地区有2个。2004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 783.55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5.3%。中部地区不少县级财政入不敷出，运转困难。县域经济的不发达直接造成中部地区财力远不如东部地区。目前，阻碍中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很多。外部因素有：企业融资困难，竞争环境有失公平，不合理负担过重，市场需求不足，少数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态度差，效率低等。民营企业自身因素有：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手段，缺乏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手段，缺乏品牌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等。

4.4.3　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缓慢

中小企业发展是中部崛起的强大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小企业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成为中部地区市场化改革的重大突破口，也日益成为推动中部崛起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小企业是中部崛起的主要载体。中小企业的发展可以较为充分地改观中部地区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较低的现状，完善城市体系结构，消除特大城市直接面对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的窘境，避免相互脱节的现象发生。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面向城市、农村两个领域。上联城市，下靠农村，是城乡之间的纽带。作为“乡村之首”，它是村乡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和“增长点”，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作为“城市之尾”，它受城市市场变化的影响和辐射，将城市先进的技术、信息等向农村传递，承上启下，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带动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从而完善中部地区的城市体系。因此，依托中小企业是实现中部崛起的现实选择。

目前，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中小企业发展的不平衡上。地区分布的特点是：东部沿海地区比重大，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小。就大企业来看，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并不低，特别是一些资源性的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比重更高些。而恰是小企业的发展，造成了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由中国企业评价协会、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国家工商总局个体私营经济监管司、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经济部、民建中央企业委员会社会服务部、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策划国际部组成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联合课题组，运用“成长型中小企业^[1]评价方法”——GEP评估法，对2004年我国273 263家非公有制工业中小企业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估，推出了《2005年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其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我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以及出口总额的62.3%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而且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共有中小型工业企业27.33万家，其中成长型企业为16 958家，占全部中小企业的比重仅占6.2%，而资产总额比重和销售收入比重均高达10%。报告特别指出，2004年我国全部中小型企业中，亏损企业有57 691家，亏损面为21.1%，亏损额高达1 416.57亿元；盈亏相抵后的实际利润总额为6 426.52亿元，其中成长型企业的利润总额为787.57亿元，所占比重高达12.3%。2004年成长型中小企业的资产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重仅为6.1%，但其销售收入、实现利润和就业人数的比重却分别达到了6.5%、6.6%和8.2%。显然，成长型中小企业是中小企业的主要生力军。从地区分布来看，在2004年的全部16 958家成长型中小企业中，东部地区（12 273家）占72.37%，中部地区（2 742家）占16.17%，西部地区（1 943家）占11.46%。东部地区企业数量为中西部企业数量之和的2.65倍，地区间的差异比高达1∶0.22∶0.16。在最具成长性的前500家企业中，东部地区（389家）占77.80%，中部地区（62家）占12.40%，西部地区（49家）占9.80%，东部地区企业数量为中西部企业数量之和的3.5倍，地区间的差异比更高达1∶0.16∶0.13。

成长型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福建和河北7个省市，而这七省市全部为沿海地区，其成长型中小企业数量占到了全部成长型中小企业的61.81%，其中，仅广东一省就占到了全部成长型中小企业的14.77%。对比1999年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分布可以发现，广东、浙江、上海三地所占比重有所增长，其中广东最为迅猛，比重增加近5个百分点，一举超越山东、江苏跃居榜首，而福建亦取代河南成为成长型企业较为集中的省份之一。500家最具成长性的中小企业的省份分布则更加不平衡，它们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上海、福建五省—市，其所占比例为全部500家企业的68%，仅浙江一省就占21%。

通过比较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地区的发展是成正比例的。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的中小企业发展如火如荼，如“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而中部中小企业则表现出品牌少、特色少、科技含量低、经营水平低的弱势。所以东西部的差距有多大，东西部中小企业的差距就有多大。

4.5　对外开放滞后，经济开放度低

对外开放程度是观察一个地区发展环境优劣的指示仪，实际利用外资是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最大亮点，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却也是中部最大的不足与差距。由于中部地区区位原因，加上投资环境、对外开放政策等方面因素，中部利用外资规模较小、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资来源渠道窄等方面。

4.5.1　外资利用规模小、增长迟缓

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是中部六省经济外向度最重要的一项指标。中部各省2003年利用外资数量分别为：山西2.1亿美元，河南5.4亿美元，湖北18.0亿美元，湖南10.2亿美元，江西16.1亿美元，安徽3.7亿美元，而浙江为49.8亿美元，全国为561.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山西为56.6%，河南为50.4%，湖北为38.7%，江西为43.4%，安徽为44.8%，而浙江为52.6%，全国为52.2%。2004年，中部六省出口总额（349.5亿美元）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1.5亿美元）分别仅占全国的3.5%和10.1%，实际外商直接投资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13.2%，出口依存度为5.3%，与全国平均水平35.9%相比差距很大，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7%，外贸依存度仅为9%，比东部地区低87.9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0.8个百分点。2005年中部各省利用外资数量尽管有了很大增长，江西增速为18.00%、山西205.00%、湖南46.1%、河南40.70%、安徽26.00%、湖北12.70%，但各省实际利用外资数额也仅分别达到24.23亿美元，2.75亿美元，20.72亿美元，12.30亿美元，6.88亿美元，19.65亿美元。而且，中部六省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业、—般性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而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的数量不多，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少。

图4-1　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累计值（2005年）

中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以及自身区位条件的限制，对外开放水平不高。表4-16说明了全国及中部各省在2002～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情况，表中数据表明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水平与全国有较大差距。2002年和2003年中部六省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440 886万美元和531 907万美元，同期全国利用外资总额分别为5274286万美元和5 350467万美元，虽然从增长率上看，中部地区2002～ 2003年的增长率达到20.65%，总体对外开放的趋势较好，但从绝对值上看，2002年中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额只占全国的8.36%，2003年占全国的9.94%，与中部地区经济总量所占全国19.5%的比重相比较，则仍然是相对低的。另有资料显示，中部地区在2004年的出口总额只占全国的3.47%，进出口总额只占全国的3.03%，以上数据表明中部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对外开放度不够。

表4-16　全国及中部各省2002～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情况（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

中部地区2005年进出口总额、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经济合作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2.93%、14.7%、7.85%，三项指标虽然各有千秋，但都低于中部地区GDP占全国20.3%的比重。2005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2.4%，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分别为10.8%、13.6%、8.0%、5.9%、11.2%、7.5%，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全国范围看，东部10省市进出口总额占到全国92%。对外贸易依存度低是全国绝大部分内陆省份的共性，当然也是中部地区的短腿。

4.5.2　对内开放程度不高

长期以来，六省经济分布更多呈现出相对均衡的局面。所以，在推进这一区域的崛起过程中，传统的区域经济崛起理论（由一个中心带动周边发展）就很难找到合适的战略支点。2006年4月，针对中部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三基地一枢纽”）。但是，现在来看，中部崛起似乎并不起眼。^[2]

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部各省在区域内相互开放程度也是不够的，省级之间联系少，区域内协调联动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活动以行政区划为限，构成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因此，中部区域还停留在一种地理区域的意义上，不仅经济内在联系少，更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技术、人员、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交流和影响。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例，虽然中部六省汽车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相互之间有一定的互补性，但是，中部六省汽车企业之间的实际联系不紧，产业规模化发展水平滞后。近10年来中国汽车业十大典型的重组案例中，除日产、东风、雪铁龙的重组这一案例发生在中部地区外，其他九大重要的重组案例均与中部地区无缘。再者，中部地区曾建有大量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但中部地区缺乏有影响力的零部件企业和基地，大量企业绩效低下、运营困难。神龙等主要汽车制造企业零部件的采购逐步向东部地区倾斜。与中国其他经济区域内部成员间通过产业链条进行内部分工与合作的情形相比，中部各省的经济特点趋同，发展水平相近，直接导致中部六省尽管已经被冠以“中部崛起”的直接受益方和参与方，但在事实上并未“抱成一团”，而是更多呈现出“分兵突围”的态势。

在周边发达地区的吸引下，中部地区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协作上的分化；在促进中部崛起过程中，六省缺乏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协调手段，没有设立区域间经济协作的协调机构，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又大大缩小。这也使得身处中国腹地的六省，各自遭遇着“成长的烦恼”。安徽一度把目光投向了长三角，提出了“东向战略”；江西、湖南则根据自己靠近珠三角的优势，一度更愿意与长、珠、闽进行对接；山西似乎更倾向于“近接西部”；而河南也一度表现出对融入了“环渤海”的热情。

4.5.3　生产要素大量外流

人口迁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区域劳动力市场动态的反映，它是对区域经济关系变化与失衡所产生的一个动态调整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宏观流向已经明显向沿海地区集聚。从1985～1990年间的情况来看，人口净迁入的省份主要是沿海省份，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东以及辽宁、江苏、福建、山东、海南等；中部地区仅有山西、湖北为净迁入；西部地区的青海、宁夏、新疆三省区为净迁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口继续向沿海地区流动，据1995 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在1990～1995年间，沿海地区原有的9个人口净迁入省份继续是人口净迁入的，此外还增加了河北，达到10个；中部的湖北变为净迁出省份；西部地区仅有新疆保持净人口迁入的趋势。其显著特征是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农业省份全部成为净迁出省份，形成连片迁出地区，如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山西中部六省地区向沿海地区迁移的集中程度则更加明显。在1995～2000年间，北京、天津、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沿海省份继续成为净迁入区，仅广西等省份是净迁出，而中部地区除山西外基本上全部是净迁出。西部地区省份如云南、西藏、宁夏、新疆等也是净迁入。形成东、西部迁入和中部迁出的新格局。

从资金流向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沿海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生产要素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到“八五”时期，东部地区所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2.15%，而中部地区仅为21.6%。中部地区资金外流的现象十分严重。盛仕斌（1998）认为，每年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的资金的净值在几百亿元以上；厉无畏（1998）估计，1993～1994年国家为扶持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向这一地区增拨的150亿元贷款，约有40%通过资本市场流到了东部地区。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国家拟订了相应的优惠引资政策，包括：（1）国家把利用外资指标的60%拨给西部；（2）优先扶持西部企业上市融资；（3）允许西部城市发行基础设施建设彩票；（4）扩大地方企业发行债券的规模；（5）尝试在西部成立产业投资基金等等。这些优惠政策连同沿海地区的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部地区在引资的竞争中明显落后。近几年来，外资越过中部进入西部的趋势明显，扭转中部地区外资负增长的难度加大。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位势低相关联，中部地区大量人才、资金外流的趋势难以遏制，相当一部分中高级人才、博士、硕士和热门专业的大学生、优秀管理者流向东部地区，形成了较长时期的高级要素外流现象；与此同时，受资金汇报率和投资成本的影响，中部地区不少资本通过银行中介或民间组织流向东部地区，更加重了中部地区资金投入的不足。这是我国发展梯度和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宏观经济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情况及数据都表明，中部地区开放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及东部沿海，发展环境还不够宽松，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同时，还缺乏外源动力，中部地区“走出去”还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

4.6　技术水平落后，区域创新能力不足

中部地区一直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长期作为东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的供应地，其加工工业较薄弱，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缓慢，老工业基地结构性衰退趋势明显。中部地区现有生产技术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据估计，中部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东部要落后3至8年。由于用于技改的投入较少，产业技术升级缓慢，中部地区许多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弱，绝大多数企业缺乏独立研究和开发的能力，产学研结合还不紧密。1978～2003年，中部六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为26.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4.2%；而物质资本的年平均贡献为44.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7.95%。这说明中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是以物质资本驱动为主，走的是一种“高投入、高产出、低效益”的粗放型发展道路。这种过度依赖于物质资产投资的经济增长，是以消耗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4.6.1　中部科技投入产出效率低，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不强

2001年中部万人所拥有的科技人员数为16.7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61人，远落后于东部的37.01人；技术市场成交额只有12.42%，远远低于东部的72.81%；新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也只有10.92%，低于全国15.94%的平均水平。根据周绍森等人2006年的研究，在我国四大区域创新能力综合指标得分比较中，中部仅稍高于西部为23.1，而在创新绩效指标的四大区域得分比较中，中部位于四大区域最后，不仅远远落后于东部（42.46），而且还落后于西部（22.29），为20.57（见下表）。

表4-17　我国四大经济区创新能力分布

资料来源：周绍森、胡德龙：《提高区域创新能力是促进中部崛起的关键》，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从科技投入来看，科技投入作为科技进步的能源，是开展科技活动的基本条件，中部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处于相对落后主要是科技投入不足。首先是科技人力投入不足。中部2004年六省的研发（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平均仅为1 769人/年，而东部的研发（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平均为7 585.1人/年。中部2004年六省科技活动人员总数仅占全国总量的25.50%；从各省情况分析，除湖北和河南两省科技活动人员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外，其他各省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江西省，其科技活动人员总数几乎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2。

其次是科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2003年，中部六省科技活动经费支出460亿元，占全国的14.7%，研发（R＆D）经费支出为184亿元，占全国研发（R＆D）经费支出的12%，两项比重都低于其生产总值占全国22.5%的比重。中部2003年研发（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科技人员人均经费、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出比重、企业产品开发费占销售收入比重四项指标分别为0.60%、2.16万元、0.81%、0.68%，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9%、3.32万元、1.08%、0.72%），比东部（1.18%、4.10万元、1.41%、0.77%）差距更大。

最后是中部六省科技人员分布不尽合理，科技活动人员与研究开发人员中直接与生产发生联系的比例较小。六省中不但科学家与工程师所占科技活动人员的比重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每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也不高。以江西为例，2003年全省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为6.4万人。这些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中，科学家、工程师占57.5%，低于全国68.7%的平均水平。

从科技产出来看，科技产出是科技活动效果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体现，包括直接产出和科技产业化能力。直接产出包括科技论文、专利和技术市场成交额。科技产业化能力包括高新技术发展规模、经济效益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它们反映了区域内科技活动的效率。总体而言，中部六省科技产出湖北、湖南最高，江西最低，山西、湖南排在中位数以前（表4-18）。

表4-18　中部六省科技投入产出在全国排名比较（2004年）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

从最能代表科技产出的发明专利来看，中部六省科技产出效率较低，具体表现在专利申请和授权量过少，其核心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2004年，东、中部专利申请量分别为194 909项、38 124项，中部六省专利申请平均量约为东部地区平均量的26%，仅占全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的13.7%，不到东部地区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1/5，远远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发达地区（广东省为52 201项，上海为20 471项、浙江为25 294项）。而从专利授权量来看，中部六省平均授权量6 354项，占全国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的15.4%，不到东部地区各省（市）平均授权量19 491项的1/4。2004年，中部六省平均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与授权量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具体如表4-19所示。

表4-19　全国及中部地区三种专利申请受理情况（2004年）（单位：项）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网。

4.6.2　中部高技术产业规模小，技术密集度不高

在我国四大经济区中，东部2002年高技术产业完成的工业总产值、增加值和利税分别占全国高技术产业的84.5%、80.4%和79.9%；而中部六省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总收入仅占环渤海湾经济区的1/3，长江三角经济区的1/2，排在全国中下游行列。与2001年相比，中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总收入在全国所占的比重由10.24%下降到9.67%，在全国的排序也从第四位下降到第五位。2002年中部高技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为846亿元，在全国高技术产业的工业总产值15099亿元中所占比重为5.6%，较1995年的8.64%下降了3个百分点；中部R＆D经费占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28%，低于全国4.96%的平均水平；高技术产业的人均增加值只有5.63万元，仅为东部10.24万元的二分之一。

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区全年收入，在全国所占比重仅为10.0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武汉、长沙、太原全年收入在全国的排名仅分别位于第14位、18位和26位。其他六个高新区都在30名之后。如表4-20。

表4-20　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区在全国排序（2004年）（单位：项）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中部高新技术开发区空间规模、经济实力、出口贸易等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同样显示，中部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也不甚理想。2004年中部六省高新区企业总数为3537个，在全国高新区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为9.17%；总产值为2428.1亿元，总收入为2768.4亿元，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73%和10.08%；均低于17%的平均水平。尤其出口方面，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仅为2.39%，这充分反映了中部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的发展滞后、竞争力弱，缺乏创汇能力。另外，中部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的工业总产值也较弱，2004年仅为为846亿元，其中航空航天器制造业116亿元、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290亿元、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44亿元、医药制造业325亿元、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70亿元，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1.7%、3.6%、1.3%、13.7%和9.2%。

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近几年的发展速度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面对国家西部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现状并不乐观，总产值、总收入、出口总额这几项指标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都排在四大区域最后（表4-21），中部地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表4-21　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区在全国排序（2004年）（单位：项）

数据来源：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商务部外资统计数据，2006年中部9家国家级开发区实现GDP为1332.32亿元，同比增长26.48%，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GDP总量的比重为13.14%；工业增加值1009.83亿元，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3.62%；税收收入171.1亿元，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税收收入的比重为10.90%；进出口总额83.99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97%（其中出口40.55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72%；进口43.43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进口总额的比重为3.24%）；外商实际投资20.66亿美元，占全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吸收外商实际投资的比重为14.05%。

4.6.3　较低的区域创新能力影响中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区域创新体系为一个区域内有特色的、与地区资源相关联的、推动创新的制度组织网络，其目的是推动区域内新技术或新知识的产生、流动、更新和转化。区域创新能力决定了一个地区的经济长期竞争力。中部地区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围绕如何发挥中部区域优势，推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这个核心问题，下大力气建立中部区域创新体系。中部高新技术产业规划趋同现象严重，在中部六省的科技发展规划中，大都把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作为科技发展的方向，彼此之间缺乏合理的产业分工，导致产业结构雷同，高技术产业关联效应不明显。这不仅表现在各高新技术开发区之间缺乏集成联动的机制，而且高技术企业和机构之间的产业和技术关联也不强，没有形成相互支援、相互依存的产业分工协作网络，没有形成产业集群。

东部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远远高于中部地区。首先，东部十分重视对科技的投入和利用各种科技资源，真正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二，企业的创新能力非常突出。东部地区企业拥有较多的研究开发人员，注重研究开发的投入；企业有很强的设计能力，重视技术改造，投入市场的产品丰富。第三，拥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基础设施，尤其是劳动力素质较高。第四，本地经济绩效突出，成为本地创新的巨大拉动力。与东部相比，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中的创新经济绩效尤其落后，反映出中部宏观经济状况（人均GDP、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的优化度、居民的收入水平和就业状况、产业国际竞争力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致使中部地区陷入了一个难以吸引外来资本进入的怪圈并长期处于低水平经济增长的状态。

4.7　资源型产业结构与中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障碍

实施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是我国“十一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战略重点。目前，我国经济正处在高投资导致的高增长阶段（李新安，2006）。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7%，增速已连续四年保持在10%或者多一点。但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按现行汇率初步测算，2006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的比重约5.5%，但重要能源资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却较高，比如能源消耗占世界的15%左右；钢表观消费量占30%；水泥消耗占54%（马凯，2007）。即使考虑到汇率因素，中国的资源产出效率也是比较低的。高投资及相伴的投资低效率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于新东，2005），说明市场化进程中，地区发展以资本投入为主要竞争手段，资源配置方式严重扭曲，高投资的同时是高能耗、高污染和土地资源的快速消耗（李扬、殷剑锋、陈洪波，2007）。中国制造业经济总量占全球的6%，但研发投入只占全球的0.3%。在制造技术领域，中国的专利发明数只有美国、日本的三十分之一，只有韩国的四十分之一。如果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在资本积累过程中同时注意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逐步提高本国人力资本储蓄率，就有可能打破物质资本越积越少的怪圈，实现比发达国家或地区更快的经济增长（张烨卿，2007）。不容忽视的是，资源消耗高、环境压力大，突出地表明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难循环、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中部作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原材料基地和能源基地，加快其自然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是中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李新安，2007），也是中部崛起的关键。但中部地区农业比重很大，农村人口过多，由于靠农业发展的出路越来越窄，而制造业又没有出现由东部向中部转移的“梯度效应”，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转型所面临的国内与国外的压力将会加大（李新安，2008）。

促进中部崛起，没有经济增长的快速度，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也就失去了中部崛起的基础。但是，如果不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不突出产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发展指向，就会加剧经济粗放式的增长，加剧资源环境瓶颈的约束。在“十一五”期间，中部地区正处在由外延扩张向结构改善和质量提高的内涵提升的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为落实科学发展观，中部地区必须确立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速实现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由“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的转变，最终实现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4.7.1　中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资源型产业结构

长期以来中部地区由于研发不足，人力资本投资缺乏，造成产业内在素质差，技术结构水平低。中部地区资源依赖型、能源消耗型和高污染型相对集中的产业特点，使不少市、县都以煤、电、铝、钢铁、造纸、水泥等作为当地支柱产业，综合优势由于受到长期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影响，正呈现弱化和削减的趋势，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越来越多地依靠资源投入和消耗。从河南省来看，与全国的发展相比，河南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产业技术水平都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要关注经济增长现有的基础，又要重视新的要素的引入。重视原有的基础意味着发展要考虑前提和持续，重视新要素的引入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有新的突破。下面以河南省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1.现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受资源型产业结构的制约十分明显。河南2005年GDP突破1万亿元，2006年突破1.2万亿元，位居全国第五个GDP超万亿元省份。但河南经济增长主要以工业拉动为主。“九五”计划开始实施的时候，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为25.4∶47.3∶27.3，2004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为18.7∶51.2∶30.1，2005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为17.9∶52.1∶30.0，2006年进一步变化为为16.4∶54.3∶29.3，第二产业的比重大幅度上升。这显示出，河南经济的增长呈现出工业拉动的增长模式。而在工业结构中，河南省目前初级加工业（采掘业、原材料工业等）所占比重高达60%左右，重工业实现增加值占到工业增加值的70%以上，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源型工业一直支撑着河南工业的快速增长，社会能源消耗中工业占近80%。这表明，资源优势、原材料优势和农产品优势在河南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资源型产业的高耗能、低效益、粗利用，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河南目前这种以工业发展为主导力量的增长模式，体现了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的特征，资源型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领军地位也体现了河南的比较优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且在促进河南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支撑河南经济的增长。但在科学发展观导向下，这种增长方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成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障碍。河南省万元GDP能耗，由2001年的1.52吨标准煤，上升到2004年的1.58吨标准煤。有关专家指出，河南省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赖生产要素高投入和资源高消耗，其万元GDP能耗是国内先进水平的2.1倍，能源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工业万元增加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的3至5倍。河南矿产资源已频频亮起“红灯”，预计到2020年河南省将有总量超过4000万吨生产能力的矿井陆续报废（肖树臣，2006）。

3.资源型产业结构对先进科技成果的吸收效率低下，制约了经济效益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空间。产业技术水平的低下造成了产品和服务档次的低水平以及对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不断透支着经济持续发展的资源，使得中部的资源优势出现严重弱化，资源丰富和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也难以很好发挥。比如，河南作为全国重要的小麦产区，其小麦产量据全国首位，但一斤小麦也就是7角多钱；而作为国内饼干生产基地的广东，拿这一斤小麦加工成饼干后，就会产生很高的附加值。同样的例子是，河南的电解铝产量占全国的1/4左右，但由于原料（氧化铝）和能源（电力）涨价，在目前的市场价格下，生产是亏损的，生产得越多，亏损也就越多。而铝锭出口到国外、外国企业将铝锭加工成各种产品再回卖给我们时，价格早已成倍翻升。如今，储量占全国第二的铝土矿，目前可开采量已不足2亿吨，开采期已不足10年，其中富矿2006年就将消耗殆尽。此外，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水平低也渐已成为发展的短板。2006年河南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2个百分点（2006全国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11.8∶48.7∶39.5；河南16.4∶54.3∶29.3），与发达省份的差距更大。与此同时，这种资源性产业结构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006年全省煤炭、电力、建材、有色、钢铁等能源、原材料工业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1.7%。这些产业在对经济总量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造成了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这种处于产业链前端的主导产业较高的资源消耗率和环境污染，已影响到河南经济发展中综合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

4.7.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及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结构优化配置及制度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原则上讲，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式转变，即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的扩充转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索洛用资本和劳动可以完全替代的假设替换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要素替代刚性的隐含条件，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韩廷春，2002）。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沿着“阿罗-罗默”和“宇泽-卢卡斯”两条建模路线，对以上问题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分析与解释。然而，沿着“阿罗-罗默”的思路，以在生产中的累积资本代表当时的知识水平直接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忽视了人力资本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沿着“宇泽-卢卡斯”的思路，引进人力资本要素，认为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程度，却忽视了累积资本中所体现的技术进步。

我国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在罗默和卢卡斯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新的模型，吸收了二者的合理因素，同时又克服了二者的不足。他把经济分成三个部门，即最终产品部门、人力资本部门及R＆D部门。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出用于消费的消费品（C）及用于生产的投资品（I）；人力资本部门生产出用于人力资本部门、R＆D部门及最终产品部门所使用的人力资本（H）；R＆D部门生产出用于最终产品部门及R＆D部门所使用的新技术、新发明和新设计，即R＆D资本（R）。下面在此基础上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建立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分析模型。

1.模型构建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可以认为产业技术水平或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除制度创新因素外）：人力资本、R＆D资本的生产和现有产业中最终产品部门累积的实物资本（如机器设备等）。假定经济三部门中，人力资本部门主要使用一部分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生产出新的人力资本；R＆D部门使用一部分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及R＆D资本存量生产出新的R＆D资本；最终产品部门使用一部分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原有的资本存量及R＆D资本存量生产出新的消费品与投资品。下面通过建立适当简化的经济增长内生模型，以清晰地把握产业技术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

设h（t）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如人均接受教育的年数），L（t）为劳动力总数，则h（t）L（t）为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总人力资本数。并假定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主要源自于原有人力资本水平及从事人力资本建设所投入的人力资本份额，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的增量h（t）有：

其中，v1（t）是从事人力资本建设所投入的人力资本份额，θ1是人力资本建设的生产效率。

进一步假定，R＆D资本的生产主要取决于R（t）（即原有R＆D资本的水平）及投入到R＆D产品生产的人力资本份额，这样R＆D资本的增量R（t）为：

其中，θ2是R＆D部门的生产效率，v2（t）为投入到R＆D部门的人力资本份额，。

最终产品部门依据下面的生产函数进行生产：

其中，c（t）为人均消费量，L（t）为劳动力总数（不仿假定劳动力总数即为人口总数），K（t）为生产中累积的实物资本，K（t）为实物资本的增量；α、β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γ为技术进步率；为了简便起见，此处不考虑各种资本的折旧。

2.产业技术水平与经济持续增长机制的理论分析

通过对上述微分方程系统进行数学运算，得出如下结果：

此式说明，只要体现于产业技术的人力资本水平及R＆D资本水平在不断增长，则经济的持续增长就成为可能，即使人口或劳动力不增长或负增长。式中的前两项即为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包括以有形资本为载体的硬技术部分和以劳动者为载体的软技术部分，产业技术进步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人力资本部门与R＆D部门的生产效率的高低及所投入的人力资本份额的多少。式中的最后一项代表了劳动力增长的规模经济效应。

进一步的推导可以得出整个经济系统的持续增长条件为：

此式表明，经济的持续增长率依赖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 效率（θ1）、R＆D部门的生产效率（θ2）及时间贴现率（ρ）的大小，它与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部门的生产效率成同方向变化，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方向变化。因此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效率及R＆D部门的生产效率越高，则经济增长率越高。这里，尽管持续增长率与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有关，但即使人口增长率（n）等于零或小于零，经济的持续增长仍是可能的。

通过上面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靠的是产业技术进步，靠的是人力资本与R＆D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

3.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面的有关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分别是：物质资本、劳动力、结构变动、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取决于人力资本和R＆D资本，所以可计量的经济增长模型应包含如下投入要素：实物资本、劳动力、结构变量、人力资本、R＆D资本。在以下实证分析中，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方便性，人力资本和R＆D资本则采用相应的投入形式，即用国家的教育经费投资和研究与开发投资来度量人力资本和R＆D资本，结构变量作简化处理并入随机变量。相应的中部六省经济增长模型如下：

其中，Ht、Rt分别代表时刻的人力资本数及R＆D资本数，α、β、ξ、θ分别是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R＆D资本的产出弹性，ut为随机变量。这里仍引进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外生项（γ）技术进步率，以表明那些未包含在模型中但却对产出起影响作用的其他所有因素，如制度创新效率等。

关于人力资本，这里采用文献（沈利生、朱运法，1997）的测算方法。这样测量出来的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者所受教育的年数与教育程度。

关于R＆D资本的测算方法，这里采用文献（刘遵义，1997）所使用的计算办法。由于中国关于研究开发活动的统计数据不够翔实（自1988年以后才有这方面的统计），所以我们使用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代替研究开发支出来近似地计算R＆D资本。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时间序列数据（1979～2006），对以上建立的模型进行参数估计（使用TSP软件包），得到如下结果。

表4-22　中部六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表（1979～2006）

注：＊全国平均数据为1978～2000年期间的贡献份额，虽然与中部比较的时间不完

全一致，但仍将不影响本文的有关结论。见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第151～152页。

从估计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中部六省各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中，物质资本及劳动力等有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70%左右，无形资本与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30%左右。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中部六省物质资本的贡献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见中部六省目前的经济发展过程尚处于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的外延式增长阶段。

国内外有关研究表明，对人力资本及R＆D资本的投资需要较长的孕育期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作用，R＆D资本的孕育期则显得更长，另外只有当人力资本达到相当的水平时才能进行研究与开发，因此R＆D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滞后一段时期。而且根据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以及与西方工业化国家（B.史密斯与C.民菲尔德，1996）经济增长过程的对比发现，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人力资本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远大于R＆D资本的作用，随着经济发展过程向成熟阶段的过渡，R＆D资本的作用将逐渐增大并超过人力资本的作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人均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时期，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逐步递减，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的时期。可以预见，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和中央对中部教育与科技投入力度的加强，人力资本与R＆D资本将出现较快的增长，从而大大提高技术进步（人力资本、R＆D资本等无形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进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向内涵的转变，最终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

4.7.3　资源环境约束要求中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经济规模扩张的基本要素，而产业技术创新则是提升经济质量的主要支撑。中部地区长期以来经济和科技竞争力处于劣势状态将更加凸现，而现有单位产出能耗、资源消耗逐渐上升的粗放增长方式，更使得中部的资源优势出现严重弱化。

中部崛起首先要在高新技术、高科技人才方面实现崛起，通过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并提高产业的技术含量。为了保证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部地区要追求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实现经济从外延到内涵增长方式的转变，就需要既注重对研发部门、先进的技术设备等硬技术进行投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技术；又要加强对中部人力资本等其他形式的无形资本的投资，大力引进和培养专家型、复合型的高层次科技人才，提高产业研发能力，在各种无形资本的投资中，尤其要加大政府在教育、基础知识和产业共性技术方面的投资力度，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推进各产业由过多依赖资源消耗、要素投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优化的进程发展，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科技创新主导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4.8　中部崛起障碍的经济学分析——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及约束机制

中部崛起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不断加快发展的崛起，而不是就中部谈中部的发展。促进中部崛起，在于促进经济上具有异质性的东、西部能够有效对接和过渡，通过借助与两者经济梯度差接近的中部崛起来带动两者矛盾的转化，理顺市场机制下区域间要素流动、产业转移的利益分配关系（刘秉镰，2004），重构区域产业分工利益链，最终使该地区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和新型增长区域。它背负着依靠对外开放和区域竞争与合作为动力，来实现整体加快发展的“共同崛起”与部分重点地区率先崛起的双重目标（吴强等，2006）。这些目标的实现取决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深度和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角度。然而在一国存在市场发达与落后的空间二元市场结构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市场机制是建立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机制，它可以提高整体的经济效率，但生产要素的趋利性特点，使可流动的生产要素将更加集聚在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将失去赖以发展的各种要素；根据新古典规模收益递减或不变的经济分析理论，资本并未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流动，而实际上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出现的仍然是逆向流动，国家自2000年以来对西部地区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已接近1万亿，然而其中绝大部分投资都回到东部，东部仍然是我国吸引外资最多的地区（安虎森等，2006）。在中部实现以接近东部中等发展水平为基本崛起目标的赶超中，仍然存在着要素的逆向流动机制，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该机制的积极作用和消弱其负面影响，加速地区的经济发展。

4.8.1　中部崛起的内在约束——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及其作用机制

根据经济学理论（斯蒂格利茨，1997），有优势的生产要素在本区比在其他区域有较低的相对价格，生产要素从价格较低的区域向价格较高的区域移动，一般都会提高生产要素的收益率。但中西部的低价格要素流入东部后，中西部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较高的要素报酬，反而使差距越来越大。个中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两极分化。现在我们要加快中部崛起，也不得不考虑其内在约束——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及其两极分化机制。

1.空间二元市场结构与要素流动的悖论

不妨令一国经济由A、B两区域构成，其中区域A市场发达，区域B在自然资源、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方面有优势，但市场落后。在这种空间二元市场结构中，相比较而言，区域A在资金、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外经济联系渠道等方面有优势，资源配置具有相对效率，其经济增长具有内在扩张机制。区域B的资源配置相对无效，其经济增长存在内在收缩机制。

若某一生产要素在A地区比较丰裕，在B地区比较稀缺（如资金、高层次人才），则该要素在A地区价格较低

（或潜在性的），在B地区的价格较高（或潜在性的），A地区把该要素移向B地区能够获得较高的利益，B地区从A地区移入该要素能够减少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

从B地区要素需求水平变化来看，由于A地区比较丰裕而B区比较稀缺的要素流人B地区，使B地区稀缺要素的稀缺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些要素与B地区相对丰裕的要素相结合，一方面改变了要素的配合比，能提高B地区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另—方面又能直接增加对B地区要素的需求，从而使B地区要素的要求量和价格都得以提高，大大改进B地区的福利水平，促进B地区的经济发展，使要素流动得以自动实现。这一情况如图4-2。

图4-2　要素区域流动的经济效应分析

图4-2中，在A地区要素移入前，B地区要素的供给曲线为S，需求曲线为D1，均衡点为E1，需求量为Q1，价格为Pl。A地区要素移入后，需要更多的B地区要素与之配合，从而对B地区要素的需求扩大，使D1向外推移；同时，A地区要素移入后，要素稀缺度的缓解，可能改变要素的配合比，提高B地区要素的边际生产率，这也会使D1向外推移，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使D1向外推移到D2，新的均衡点为E2，均衡数量力Q2（Q2＞Q1），价格为P2（P2＞P1）。这样B地区要素的报酬增加为矩形OP2E2Q2的面积与矩形OP1E1Q1的面积之差，即P1P2E1E2与Q1Q2E2E1两部分的面积之和。从整个B地区的社会福利来说，生产者剩余增加为P1P2E1E2的面积，消费者剩余增加为（P2D2E2-P1D1E1）的面积。

但这种假定与我们的现实是相矛盾的，现实情况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许多人为阻止要素地区流动的政策被取消，这样东部沿海地区利用其便利的区位条件和市场化先行的政策优势，经济得到了持续地高速发展，不仅把中西部地区丰裕的资源要素吸引了过来，而且中西部地区原本稀缺的资源要素如资金、高级人才也大量流向东部等发达地区。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

2.空间二元市场结构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在空间二元市场结构条件下，区域之间按照市场机制进行竞争。在A、B两区域市场动态运行过程中，对区域B而言，由于区域A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效率，无疑会抬高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降低机会成本的理性决策会诱导区域B中数量愈来愈多、质量愈来愈高的投入要素不断流出，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外溢”。在此情况下，区域B所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稀缺。更加稀缺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收缩机制粘合在一起，区域B经济增长就会出现乘数式收缩。相反，对区域A而言，由于区域B资源配置方面的相对无效，无疑会降低本区域各种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并对区域B各种投入要素产生巨大的诱惑力，不仅本区域的各种投入要素不可能流出，反而还会大量吸纳区域B的各种投入要素，形成所谓“要素效益内注”。在此情况下，区域A可拥有或可支配的投入要素无论从量上看还是从质上讲，都会更加充裕。更加充裕的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扩张机制的联姻，区域A经济增长便会孕育出乘数式扩张。

区域A经济增长乘数式扩张和区域B经济增长乘数式收缩，使区域A获得一种为区域B根本不可能与之相提并论的累积竞争优势，同时进一步遏制区域B，使其在经济增长中不断累积起愈益恶化其自身的各种因素。区域A累积的竞争优势包括：（1）累积起吸引新兴产业布局的优势。区域A凭借其足够的市场实力，能够累积起强大的科技力量、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联系、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协作条件、雄厚的资本和活跃的消费市场。所有这些方面结合起来，使得区域A对于新兴产业部门（例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生物技术、新材料等）的空间布局具有巨大磁力。（2）累积起资本分配的优势。区域A市场发达，经济繁荣，人才密集，必然成为政治权势的中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研究与开发经费、政府采购、国家投入、外埠资金以及公共工程项目的分配。（3）累积起服务部门成长的优势。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区域A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依次兴起与替代，势必带动一系列为之服务的产业部门，诸如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居民服务业、技术咨询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等的兴起与发展。（4）累积起市场成长优势。随着上述各方面优势的不断累积，区域A的产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产权市场、信息市场等也会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形成相对完备的市场体系。

与此相反，区域B尽管由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较之以往有着某种程度的进化，但也正是在这种进化过程中不断累积起方方面面的竞争劣势。（1）累积起工业化进程的劣势。区域A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要求充分的初级产品供给，并会通过技术转让、对外投资和产品统购等形式，刺激区域B增加初级产品生产，把区域B置于工业化进程的附属地位，甚至排斥在外，使得区域B工业化进程总是远远滞后于区域A。（2）累积起产业结构方面的劣势。在市场空间二元结构中，区域间的分工往往是垂直型分工。在这种分工格局中，随着区域A产业部门的“外溢”，一些淘汰或即将淘汰的产业部门将会转移到区域B，构成区域B举足轻重的产业基础，致使区域B产业结构水平及其转换，总是远远滞后于区域A。（3）区域B资本匮乏、人才奇缺、基础设施落后、观念陈旧、市场发育不良等等，归根到底都不过是累积竞争劣势的具体表现。

因此，在空间二元市场结构条件下，区域间不可能按照市场竞争原则达到均衡状态，且由于存在着区域两极分化的作用机制，使区域经济增长以乘数式扩张或乘数式收缩、累积竞争优势或累积竞争劣势等形式表现出区域两极分化而不是共同富裕。

4.8.2　空间二元市场结构所衍生的中部崛起障碍

1.经济全球化与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紧紧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促使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全球化的机遇对我国各个地区是不均等的，全球化的挑战对各个地区也是不相同的。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不同的各个地区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还是一个没有解决好的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可以说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找到了这样一条道路，那就是加大开放，引进外资，通过加工贸易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环节，通过价值链的不断提升，提高工业化水平，增加财富的积累能力。这种能力是改革开放初期东部享受到中央优惠政策“体制外”改革的产物，当体制外的经验成功以后，东部新发展起来的非国有经济已经抢占了产业分工和经济分工的优势地位，获得了“先行者利益”。这样在沿海各省区与内地各省区之间，构造了国内同一个市场下经济发展不平等竞争的外部政策环境和投资环境。所以，虽然改革开放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都享受到相近的政策，进行了相似的努力，但结果却大相径庭，沿海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区域，吸引了全国外资的近80%。中部地区虽是资源富饶、农业发达的地区，但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两大趋势，使技术和资本在发展中的权重提高了，自然资源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对降低了。而且从资源型产业总产值分布状况看，尽管中部六省自然资源丰富，品种齐全，但其资源产值与东部比，并不占明显优势（李彦亮，2006），这对中部地区欲通过开发资源形成产业优势的工业化模式，无疑是一个障碍。

2.东南沿海地区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先行者优势”

不平衡增长毕竟是实现更高级发展阶段平衡增长的手段。从短期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不可避免。那么从长期看，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会不会出现收敛呢？答案是肯定的。也正是为了这种收敛和平衡增长的需要，国家才先后推出了中部崛起等各种区域发展政策。从理论上讲，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东南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将逐步削弱，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将逐步强化，其发展机会将逐渐增多。

目前的问题在于，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尚未达到后期成熟阶段，而是处于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框架的初期阶段。在这一特定阶段，东南沿海地区的先发优势已得到充分发挥，而其他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尚不具备发挥作用的充要条件，从而使其面临的发展机会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其他内陆地区“后发优势”的实现或发展机会的增多是有条件的，即市场经济趋向成熟化。只有在这种条件下，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内陆地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和劳动力相对成本优势才能得以发挥，使其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才能吸引要素向内陆地区回流并导致产业转移，从而导致更多的发展机会。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通过渐进的制度创新，逐步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解放生产力。由于国家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导致东部沿海取得了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在改革中开放中走在了中部的前头，这种优势一经形成便具有自我强化和完善的趋势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量外资和外企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参照物、新的经验、新的模式，这就是常说的开放促改革。渐进式改革取向率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引起了广泛的制度创新活动：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塑造微观市场主体；培育和开放市场尤其是资本、人才等要素市场，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中金融资源和企业家资源的约束；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通过这些制度创新活动，不仅使东南沿海地区获得了制度和市场机制优势，而且还获得了市场知识积累和思想观念创新的累积效应。对于各个地区而言，改革和制度创新的进程差异直接影响着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业绩。地区间的经济竞争，经常会演变为地区间改革和制度创新的竞赛。市场机制和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使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吸附资本的能力，其从先行改革中获得的制度优势和增长效应要比优惠政策本身得到的增长刺激更有意义。相比东部，中部这样的机遇要少得多，这就让中部走进了一个怪圈：吸引外资需要好的投资环境、好的市场环境，但是好的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又需要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如何走出这样一个圈子？形成中部崛起需要突破的另一个障碍。

3.区域要素收益率差异的要素逆向流动

从中西部经济发展的要素供给看，由于市场化差异所导致的要素收益水平差异，一方面中西部经济发展中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特别缺乏，另一方面这些中西部缺乏的要素不但不能从内部更多地得以积累，反而大量流入外部，使原本资金、人才等就十分短缺的内陆地区发展更趋困难（李新安，2006）。

如果某一地区由于一开始就获得了一种竞争优势，从动态过程来看，其后的发展机会本身还具有某种“乘数效应”，即机会创造机会。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中投资拉动表现得十分明显，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东南沿海地区在经济活动方式、要素配置、产业选择等很多方面优先采用了市场机制。如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大力发展、对外资的引进实施优惠政策等等，为资金等要素跨地区流动开通了渠道。有人计算过，中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来人均GDP增长0.3个百分点。因此，努力获取资本资源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地方政府应对竞争的首位工作。但是，在吸引资本的竞赛中，中部地区明显落后了。资本资源在中国存在着两种流动机制和方式：一种是受中央政策影响的，以财政划拨和银行政策性资金分配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性资本；另一种是受市场引导影响的，以外资、民间资金和资本市场提供的资金为代表的市场主导的资本。研究表明，两种资金的机制是不同的。有人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部地区多数年份是几百亿元的国内资本净流出，但加上通过金融市场及多样化金融工具及吸引的外资后则成为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的资本净流入状态。而中部基本呈资本净流出状态，西部是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的流入格局，从而成为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魏后凯，2006）。这样一个局面如果不能迅速得到扭转，中部地区腾飞就会欠缺最基本的生产要素。

4.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陷阱

长期以来，从总体区域分工上讲，广大经济欠发达区域与经济相对发达区域之间形成了垂直的分工体系。在这样的产品分工交换格局中，东部输出的是加工制成品，中西部则输出的是结构层次低、产品增值率低的原材料及初级加工产品。这种中西部资源和市场处于外围而东部加工工业处于中心的经济区位垂直分工体系，不利于中西部发展。不论中西部怎样调整其产业结构，仍然是国内的资源生产地区、粗加工工业地区，东部的原材料供应地；而东部则是深加工工业地区。

中部六省虽然是全国重要的重工业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生产基地，但改革开放前形成的“重重轻轻”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重工业比重仍然高达64.9%，轻工业比重仅35.1%，比全国轻工业所占比重低4.7个百分点，以原料工业和燃料动力工业为重心的重化工业主导型产业结构特征明显，这种低层次的产业结构势必带来资源浪费大、能源消耗高、产出效率低、产业竞争力弱的结果（李彦亮，2006）。

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国内东、中西部之间，外围与中心的区位分工格局很难改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东部沿海也因其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先行者优势”所产生循环积累效应，具有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表现出更强的聚集效应，把其他内陆地区大量的人才、资金、资源吸引过去，而没有或很少向内陆地区产生扩散效应，使其他内陆地区的发展机会则相对减少。另外，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已迅速发展起来，但尚未进入成熟发展期，自身也还需进一步发展，并且东南沿海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外向大循环的增长格局，从而使得梯度转移的“涓流效应”微乎其微，相反，“虹吸效应”却很明显并呈扩大趋势。东部深加工业由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上升而向西部的梯度推移和扩散，使东、中西部经济位差缩小，也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市场和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区域垂直分工体系下要素积累和流入的“中心→外围”陷阱可能长期存在。

4.8.3　突破空间二元市场结构的若干结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它决定了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制和在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在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长期区域政策的既定背景下，受资源供给的约束，中央政府不可能给中部地区更多的直接投入。因此，中部崛起必须顺应这个大趋势，必须依靠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从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中寻求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思路和途径。一方面，经济市场化要求我国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必须按市场规律去运作，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从以上空间市场化差异及要素流动所导致的收益率差异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发展的推动力是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要素积累和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下，关键决定于区域要素收益率的高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属于跟进型区域，市场化是中部地区快速释放后发潜力、抵消除政策弱势的唯一选择。地方政府在推进市场化、通过制度学习和创新来组织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经验和国内历史经验均表明，在市场经济中，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尤其中央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有着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包括提供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引导区域合理分工、支持落后地区增强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等。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规划，或运用积极的或法律的手段，引导要素向区域政策的目标区域转移；也可以运用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支持区域政策目标区域的社会事业发展。

因此，中部地区制定经济发展战略，除了要求中央政府在生产力布局上，对欠发达区域在投资项目等方面进行倾斜外，在资源动员模式上，必须要考虑如何实现市场与政府作用的协同，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前提下，改善要素的收益率信号，使二者形成中部崛起要素聚集（资本、人才、技术等）的动力源泉，并通过区域产业结构重构和区域经济空间组织重组的战略性调整，建立可持续的自我快速发展机制，逐步实现对东部地区的赶超。

【注释】

[1]所谓成长型中小企业是指在较长时期内（如5年以上），具有持续挖掘未利用资源的能力，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整体扩张的态势，未来发展预期良好的中小企业。

[2]叶一剑：《路径突围：中部省份抱团出击》，《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