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双重优势战略，培育支柱产业与特色产业集群

第六章　实现中部崛起战略的政策路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将从过去主要依靠国家指令计划和财政资金开发，最后将为逊位于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即“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人为地限制或划拨是行不通的，而像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那样强制搬迁和平调资产、资金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理顺思路，因势利导，调整方针显得尤为重要。从宏观经济层面来分析，加强对外贸易、扩大内需、增加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恶化背景下，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我国必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重点转移到面向国内市场的扩大内需为主。这对整个中部地区发展相当关键，作为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中部城市，其区位优势必会得到重新确认。中部要崛起，要靠国家政策支持，也要培育中部地区的自主增长能力。尽管中部崛起在根本上还是要靠经济规律，靠自主增长能力的培育，但宏观政策对地区发展的主导和推动作用是无须质疑的。因此，根据中部地区发展的现状以及中部地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所发挥的战略性作用，中部地区崛起既要把自主增长的能力建设放在首位，也要争取国家的宏观政策支撑。

6.1　加速结构调整，优化要素流动，重建区域产业分工利益链

发挥综合优势，加速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逐步提高产业层次是中部地区崛起的可靠出路。中部地区的优势产业是传统产业，由于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提高产业层次决不是要放弃原有主导产业，也不是要弱化原有主导产业，而是要在巩固和发展原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能够尽快使其形成后发优势，再努力发展与资源条件相适应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与第一二产业规模相匹配的第三产业。同时，粮食主产区应逐步改变只提供初级产品的局面，调整种养业结构，加快发展畜牧业和渔业，大力发展与农业和采掘业相关联的加工工业，形成协调的产业链条，并通过加速粮食转化和发展粮食加工行业提高自身的经济效益。因此，提高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必须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借鉴东部经验，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促进生产要素正常的流动。从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来看，那些具有经济增长比较优势的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力、资本必然向发展条件较好的地区流动和聚集，如我国的沿海地区，以及一些具有地理、人文上的优势地区，如北京。这些地区的优势往往表现在能够更有效地组织生产，实现规模效益；更容易在各个行业之间形成专业分工，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能够以较低的费用获得经济信息，特别是有关技术信息、市场信息、人才信息等；能够使国家在本地区投资更多的资金发展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能够更大程度上降低各种交易成本，促使市场和企业的发展；能够为生产要素的流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使企业按市场规律通过兼并、整合、破产来重组生产要素。这些有较为明显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比较优势的地区，很容易使自己的经济发展走在那些落后地区的前面，更好地去实现本地区的利益目标。但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存在着体制、地区差异、政策等障碍，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情况是主要特征。在我国，各地方政府具有自身独立的地区利益目标，地区间市场分割严重，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缺乏正常的流动。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推进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在资源动员模式上，除了中央政府生产力布局于欠发达区域方面的投资项目倾斜外，应当摒弃政府为主、计划直接动员的传统思路，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律的要求制定公平竞争的规则前提下，政府通过利用税收优惠、消除各种杂费、转变政府职能，改善要素的收益率信号，间接调动社会资源内部积累外部投入，实现政府协调发展的调节意图，达到政府调控与市场机制的对接，最终改善宏观经济发展上的这种不合理状况，逐步形成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

对中部重要基本建设项目支持，诱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进入。在产业发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推进改革开放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中部地区具有农业、资源、交通、人力等优势和区位优势，潜力很大，更好地把这些优势和潜力发挥出来，不仅有利于中部地区的发展，也有利于推动全国的发展。一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初级产品、低端产品和原材料工业所占比重大，工业增长方式粗放，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低，老工业基地改造任务重。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崛起，要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在抓好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的同时，注重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建设，进一步搞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开展干旱山区雨水集蓄利用项目建设，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特别要加强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搞好病险水库加固。加快重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中部地区尽快形成综合性的交通运输网络。三是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资金投入。在国家加大对中部地区重点农业、重点项目和重点工程建设投入的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中部地区，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拓宽投融资渠道，营造有利于各类投资主体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四是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境外投资者到中部地区投资办企业，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引导加工贸易逐步向中部地区转移，转变贸易增长方式，优化贸易结构。着力开拓国际市场，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加强指导和服务，扩大中部地区对外劳务输出的规模。

对中部重要基本建设项目支持。一般都要从国家长远利益、全局利益考虑确定，这样项目的建成不但对于缓解国民经济的瓶颈制约、增长国民经济的发展后劲具有重要意义，还会通过增长极内部所出现的聚集利益效应不断加强所在区域的经济实力，促使以项目所在地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的形成，并通过“扩散效应”和“关联效应”与关联区域的产业融合和经济技术联合，来带动周边经济的成长和繁荣。^[1]现已建成的京九铁路和目前正在进行的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就具有这样的特征和效应。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成败因素有很多，资金是一个重要方面。中央财政拨款是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另外还有银行贷款、地方政府出资、市场融资和利用外资等。从总体上来看，资金来源是国家投入为主的国内资金，但要发挥国家资金的导向作用来诱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进入，既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分散投资风险，又能弥补政府资金的不足。纵观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国家应按照生产力总体布局的要求，结合对中部资源富裕地区的能源、资源重点开发，对中部地区布局重大项目给予必要的倾斜，以促进生产要素向中部地区聚集。进入21世纪，中部地区经济基础比较雄厚、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逐渐开始发力。国家在确立振兴东北战略后，中央政府用100个项目、610亿元投资进行启动。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建议国家比照振兴东北有关政策办理。

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中部地区投资收益率提高，加速社会资源的自然积累。中部地区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枢纽，具有发展市场和流通的区位优势。一是要搞好中部地区的交通规划，加强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水运、民航、长江黄金水道、油气管道等建设，构建连接东西、纵贯南北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升中部地区在全国交通运输格局中的枢纽地位。二是推进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建设。重点加强铁路客运专线和开发性新干线建设，加快现有铁路的电气化改造及复线建设，推进铁路站场建设和改造，完善铁路枢纽工程；加快高速公路建设及扩容改造，加大省际间公路干线建设和国道、省道升级改造力度；扩大省会城市干线机场规模，加快建设支线机场；加强长江中游及淮河中上游地区航道治理，改善航运条件，建设内河集装箱、大宗散货等港口设施。三是进一步推进商贸流通体系建设。构建以武汉、郑州等全国性市场为中心，以区域性重点市场为骨干，以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市场为补充，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结合的市场体系。四是加大传统零售业改造力度，推动农村商业网点建设，大力发展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发展。

中部地区传统工业具有相当的基础和优势，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工业化水平，是中部地区崛起面临的重大任务。一是支持中部老工业基地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重点支持一批基础条件较好的老工业城市振兴，在增值税转型、厂办大集体改革、社会保障等方面，比照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给予支持。二是支持资源型城市和资源型企业加快经济转型，培育发展循环经济和接续产业，研究建立资源开发补偿机制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对重点资源枯竭型企业关闭、破产、搬迁给予扶持。三是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重组步伐，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知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推进企业重组和技术改造，解决企业历史遗留问题，减轻企业社会负担。

一些诸如交通运距长，运输成本高这样的影响收益率的因素是主观上无法改变的，但是，中央财政支持、经济政策、制度创新、政府机构政改革等等，会使欠发达区域企业承担的社会成本部分大大下降，即企业的一些内部化了的社会成本外部化；并且，产权制度方面的创新，使投资者财产积累克服收益率低方面的约束，投资于长期的土地使用权财产；而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可以降低欠发达区域企业的上层建筑负担，还可以使更多的社全精英和人力资本分配于创造财富的系统。要素收益率是市场调节资源分配的最重要的综合的信号。通过改革和市场导向，利润在国家和企业之间多分配给企业一些，使欠发达区域投资的收益率提高，社会资源自然会正常和快速积累，并从低收益区流向高收益区。

6.2　加速粮食产业化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破解“三农”难题

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发展园区经济，加快工业化进程。中部崛起的难点在农业，出路在工业。然而，站在国家的大局看，中部的崛起决不能以牺牲农业来支撑工业的发展。东部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失去了大量的耕地，中部必须以足够的耕地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对既要做国家的粮仓，又要加快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的两难，中部需正确处理好严格土地管理和加快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建设工业园区，集聚特色产业群，提高经济集约化程度。首先，要对传统产业实行改造和升级。大力发展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特色轻加工工业，尤其在纺织、食品、饮料等传统行业，提高这些行业产品的技术含量，改变向东部沿海输出粗加工产品的现象。其次，大力发展新的战略性产业。要充分发挥武汉、长沙、太原、郑州、合肥、南昌等大城市科研实力雄厚的优势，选择在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业、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加快投资发展，以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力促高新技术产业获得跨越式发展。第三，要加速信息化促进工业化进程。要在工业企业中大力推广应用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缩短开发调研，降低制造成本，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需求。第四，全面调整工业所有制结构，积极推进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有限资源向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集中，支持支柱产业优先增长，培植优强企业。

加速粮食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拉长产业链条，奠定中部崛起的坚实基础。农业特别是粮食是中部地区的一大优势。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要积极发展现代大农业，实现农业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农村全面繁荣。一是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完善粮食生产的各项扶持政策，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提高粮食单产水平。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制度，继续安排资金支持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二是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引导龙头企业、合作组织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关系。三是加大金融支农的扶持力度，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政策性金融机构要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农业产业化、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城镇化等领域的支持力度。鼓励政策性保险机构在中部地区开展农业保险业务试点，引导商业性保险业务的介入，为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提供保障。四是加快中部地区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建设，特别要建设若干个重要商品粮基地，稳定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产量、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五是坚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从严从紧控制耕地占用的总量和速度，严格限制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从制度和机制上保证节约和集约用地。

积极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种植结构，发展粮食的深加工，通过农产品加工业来带动种植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一是把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紧密结合起来。以工业化带动产业化，通过扶持优势产业，培育支柱产业，提高农村工业化水平，使农村经济朝着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方向迈进。二是要充分发挥中部的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走合作发展的道路，采取更灵活的方式联合、引进新资源，大力发展绿色食品、特色食品、精深加工食品等特色优势产业，形成小产品、大产业的经济发展格局，促进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是要坚持分类指导、分步推进的原则，以城关镇和中心集镇为重点，认真搞好规划，制定优惠政策，使民营经济成为农村经济的增长极。河南已经在这方面取得较大进展。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1/4，按照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的思路，大力发展面粉加工企业，现在，全省面粉加工企业达2800多家，涌现出莲花味精集团、南街村集团、郑州第二面粉厂等40家重点企业，加工能力居全国第一。不仅如此，河南在面粉加工产业的基础上，又拉伸出一条速冻食品产业链，“三全”、“思念”走进了全国的各大超市，每10个速冻水饺，就有6个来自河南。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速冻食品，河南从工业化链条中得到的，是一支庞大的就业队伍和成倍增长的利税指标。

加大投入，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引导乡镇企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农产品加工业介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有1.5产业之称。^[2]农产品加工业在农村的发展中，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十分普遍。^[3]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产业关联效应，它带动产后运输、储藏、保鲜、销售等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延长产业链，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区域化分工。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既可以提供农产品的附加值，又可以大大增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由于农产品加工业是个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产业，对减轻农村土地的劳动力负荷，提高农民收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部地区由于乡村人口的比重大，成为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主要流出地。随着沿海城市就业压力的逐步增大，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也逐步弱化。而在中部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推进小城镇建设，能够减轻东部地区接纳中部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压力，而且由于中部地区处在东部和西部中间地带，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起来以后，可以截留一部分向东部地区流动的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应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第三产业，应当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小城镇的发展和壮大，避免小城镇空壳化。根据这个思路，中央财政应当加大对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乡镇企业的投入。建设资金从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转化一部分，用于乡镇企业发展的资金由财政安排专门的贴息资金。同时，结合农村废税改革，逐步解决乡村两级债务问题，增加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基本素质，进而提高农业择业能力。

发挥区位优势、集约优势和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各类专业市场和现代服务业。中部地区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建设，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和经济安全。一是要加大对中部地区煤炭、石油、电力等重大能源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综合运用现代技术和手段，对能源的生产利用方式进行系统改造与提升。二是优先支持中部地区重要矿产资源的勘查，鼓励重点矿山加快技术改造，提高资源综合回收率，提高综合开发利用能力。三是加大对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建材等所需原材料工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钢铁、石化、化肥、有色、建材等优势产业的结构调整，形成精品原材料基地。四是加快能源、资源整合和规模化生产，提高能源、资源的回采率和综合利用率，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部要通过依托专业市场，形成块状经济，一个乡、一个县生产一两个产品，实行专业化分工。浙江的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浙江有4000多个大大小小的专业市场，把浙江企业生产的产品销到全国和全世界。此外，中部地区还要大力发展以文化旅游、商贸物流为主要特征的现代服务业。一是要构建合理的商贸流通体系。中部地区独特的区位和交通，对发展现代服务业有着天然的优势。关键是要充分利用这种优势，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流通优势，使中部成为东部资本、技术向内陆转移的主要承接地，西部产品向东部输送的中转站。打破区域壁垒，构建中部地区现代物流发展一体化规划，构建中部地区的物流圈。二是要做大做强中部区域文化旅游产业。中部六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文化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关键是要在旅游开发时始终树立文化先导的意识，把文化注入到旅游之中，使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

6.3　实施双重优势战略，培育支柱产业与特色产业集群

产业自我淘汰、自我发展的良性循环，与产业竞争力的内生更替密切相关的。而产业竞争力是由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和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两方面因素所决定。^[4]比较优势最终归结为一国或地区的资源禀赋；而竞争优势涉及的是各国（地区）同一产业之间的关系。从各国发展经验看，落后国家或地区仅仅依靠比较优势达到经济发展目标的例子并不多见。相反，大多数获得成功的先例均是综合利用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双重优势战略而获得成功的。^[5]利用比较优势战略，落后地区可以较为容易地建立一批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达到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的目的。而利用后发优势战略，则可以跟踪先发地区经济发展的轨迹，迅速缩小与其的技术与制度差异，进而可以重点发展一批具有长远利益，发展前景看好而在短期内比较优势并不太明显的产业。以此实现经济转型，迅速缩短同先发地区的差距。实际上它不是致力于要素禀赋不变和成本递增来利用比较优势，而是强调要素的流动性，可获得性以及基于学习曲线和规模经济基础上成本下降的可能性，通过学习、引进和交换来创造比较优势。日本及许多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

以大开放促进产业大聚集。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已经进入WTO后过渡期的背景下，对外开放程度已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对外开放度看，东部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占尽天时地利，且长期受国家政策倾斜；西部地区近年来得益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对外开放度已超过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则由于多种原因，在对外开放方面处于滞后的窘境。加快中部地区发展，必须大力推进区域开放，实现产业的积聚，并尽可能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紧密结合，尽可能在更大空间上配置资源并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尽可能进入跨国公司生产及营销产业链。因为无论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还是产业与市场互动，都必须以经济的开放性作为前提，开放有助于资源的流动和产业的集聚。通过广泛开放大量引进并实地学习，可以很快缩小与发达地区在对外开放方面的差距。积极鼓励区域间的经济、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考虑中部地区已有的产业基础，中部崛起应以培育能源产业群、冶金产业群、汽车产业群、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工业产业群、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群、旅游产业群、物流产业群、商务服务和金融产业群为基础和主导，带动整个区域发展。因此，必须取消地方保护壁垒，开放各类市场，构建涵盖中部六省的工业产业群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城市和区域的分工、协作和专业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强化品牌建设，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品牌建设是产业集群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中部地区有着较长产业链的工业产业主要集中于农产品深加工、农业、农业机械及生产资料工业、汽车等行业，因此，中部地区应集中这些优势领域加快品牌建设，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如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按照用工业理念谋划农业的思路，大量发展面粉加工企业，并在面粉加工产业的基础上，又拉伸出一条速冻食品产业链。从小麦到面粉再到速冻食品，河南从工业化链条中得到的，是一支庞大的就业队伍和成倍增长的利税指标。从目前中部工业发展的势头来看，构建产业群集聚机制条件已完全成熟，如果通过行政协调和市场调节的双向推动，使其形成集聚效应，很有可能成为国家级竞争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

注重集群规划与引导，创造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集群快速发展外部环境。从现代区域产业形成发展来看，产业是有龙头企业起主导，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带动一批配套企业发展，产业链下的配套企业发展壮大，既可裂变出新的龙头企业，又促进其他龙头企业发展和聚集，形成产业群体，使产业整体竞争力得以增强，从而壮大了产业经济，给地区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因此，要对行业准入进行认真的研究，进一步拓展民营资本和外资投资的领域，降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设立门槛和经营成本；又要注意提高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水平，不但要形成服务意识和服务氛围，还要在政策研究和市场调研上下功夫，集群规划必须与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以及招商引资政策相协调，必须注重综合投资环境建设。在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中，还要建立健全服务体系，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服务支撑，促使集群内企业形成紧密的协作，提升集群效应，促进以产业为依据的关联产业和中小企业不断产生和健康发育，实现产业集群中产业、产品和企业的不断新陈代谢和更新换代，提升整个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最终形成以产业链为纽带，延伸产业加工生产的深度，以企业综合配套，加强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连动而做大做强；逐步兴起专业特色的产业企业群体，构筑产业集群经济支撑框架。

6.4　培育中部城市群隆起带——构建东西经济互动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的自由性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冲动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区域又不是孤立存在的。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看，区域之间的联合与合作已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打破各个区域独立发展的思维方式，确立区域协调、互动发展已是时代要求。为此，除政府应适时调整区域政策以外，还必须引入市场机制，倡导区际开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化互动，是指不同地区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利益的获取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市场、服务市场到经济政策及管理的统一。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世界和区域经济向全球化和一体化方向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能够给区域内各个地区和部门带来共同的利益，能从整体上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因此它己成为区域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带来了商品的低成本跨地区流动，而且也使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流动、知识扩散等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容易。它对一个地区制造业的集聚与反集聚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容易。

中部崛起必须实现中东部互动，促进协调发展。一体化互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一体化从低级向中级水平提高阶段，此时产业集聚发生，一地区变为农业外围，另一地区变为制造业中心，从而也使得地区专业化水平提高。第二阶段是将一体化进程推向高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地区的产业集聚状况将发生显著变化：极化效应弱化，扩散效应开始显现，部分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不得不率先从原制造业中心向周边地区转移，而原制造业中心可能会衰落、或者纯粹成为技术创新、贸易、金融服务等中心，此时，地区之间开始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和分工协作。第三阶段是地区间一体化处于很高的水平，此时各地区都将实现有差异的产品生产，地区专业化水平和单个产业的集中率都将处于非常高的水平，但原制造业中心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可能会下降，相应原农业外围区域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上升。以长三角一体化为例，在短短的5年（1998～2003）时间内，长三角内部发生的制造业结构调整是激烈的，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从上海转移进入浙江、江苏两省，而上海本身集中致力于资本密集型、港口型与信息都市型的少数产业发展。^[6]

由于我国地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不同地区之间，区域经济一体化化互动所处的阶段不同。但无论区域经济一体化处于哪个阶段，它对区域内部各省市的地区专业化、产业集中度、产业空间转移的影响都是确实存在的。一体化化互动增强促进了地区间的专业化水平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从而发挥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优势和提高整体的经济福利水平。

在我国一体化化互动趋势自东向西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中部六省由于具有地域中心与经济发展中间地带的双重特征，已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区域。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既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形成中东、西部地区的经济互动正是根据经济一体化的这一作用提出来的。所谓互动，指的是两个以上的人或事物相互影响，相互促动，互为条件发展的一种状态和过程。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入世后过渡期，我国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将进一步加强，地区间的产业分工格局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东部地区将进一步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高新技术和先进加工制造业基地，东部急需将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广大中部地区，作为我国粮食和农业的主产区以及工业比较集中和发达的地区，则可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机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实现经济的增长。可以说双方是互为条件、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在中东部的互动发展过程中，东部地区可在不断提高自身发展的前提下，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构建中部城市群为重点，构建中部经济核心增长带。中部地区要发展，不能坐等东部的带动效应和西部的顶托效应，要选择并培育中部的“发展极”，建立最有效的支撑产业群成长的区域空间结构，以提高投资效率和发展速度。中部地区的“发展极”就是发挥中部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构建沿京广线的纵向城市群，沿长江的横向城市群。但目前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低。2004年，中部六省只有湖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五省都低于全国平均40%的水平。城市实力弱，辐射和带动能力差。全国有30多个城市GDP超过4亿元，中部只有武汉和郑州两个城市。城市化进程缓慢、中心城市辐射和带动能力不强，是制约中部整体竞争力提升的原因之一。中部要依靠多个城市群的聚集、辐射和带动作用，主动承接和参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京津塘等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大改造，扩大中部地区对西部的辐射作用，以点带面，形成中部新的经济增长带。

加快建设中部区域性城市群、城市带，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快建设中部区域性城市群、城市带，使中部城市群建设更有利于专业化厂商、专业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更好地利用知识溢出效应，更有利于专门化的有效率的各类基础结构的形成和发展等。国家对中部城市带建设应加强统一规划，优化布局，从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改革、行政区划优化调整等方面予以支持，中部六省也应从以下各方面加快构建。其一、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中部塌陷”主要缘于中部缺少城市的带动。“三农”问题必须靠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这“三化”来解决。现在，中部地区发展县域经济热情很高，但要避免陷入过去过度发展村办企业的泥潭，必须将县域经济与都市经济结合起来才能持续发展。目前，中部六省都把加快城市化进程，建设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作为首选战略重点。如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圈；河南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平顶山等9个省辖市在内的中原城市群；江西以南昌为中心，发挥南昌省会城市的主导作用，以京九铁路、浙赣铁路为发展主轴线，形成江西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湖南以长沙为中心，构建长株潭经济一体化；安徽以合肥、芜湖为中心的带状都市圈，山西以太原为中心，包括大同、临汾、晋城等重点城市的大字形经济带。通过这些城市圈的建设，使之成为中部经济腾飞的增长带。其二、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中部地区发展小城镇要选择经济起点较高、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县城所在地为重点，集中力量发展和扶持主导产业，特别是在与农业关联度较高的农产品加工中发挥优势，走工业集约化经营的道路，增强其辐射扩散能力。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互动发展体系，加快要素的流动，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各省构建城市群带动机制，提升城市化水平，要在中部城市圈构建方面发挥规划协调作用，如规划协调如何加快区域内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其三、大力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城市圈（群）战略的实施，既可以提升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又能形成中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区域，使中部城市群成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载体。东部发达省份的经验表明，“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主要得益于都市圈的辐射。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必然对农村和周边城市起到幅射和带动作用，也有利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同时，还能降低工业成本和提高生活质量，能吸引更多的外资投入。各省构建城市群要通过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互动发展体系，加快要素的流动，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并合理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以发挥对农村和周边城市辐射和带动作用等。中部六省还要通过构建省际城市群连动协调机制，将各省会城市圈（群）增长极形成中部城市群隆起带，这样必将大大加快中部经济的发展。

打造中原城市群，促进中原崛起。中原城市群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在内共9个省辖（管）市，下辖14个县级市、34个县城。中原城市群地处我国中部，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有丰富的矿产品、农产品和劳动力资源，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经济优势。在我国经济由东向西梯度推进，世界性产业转移由我国沿海向内地延伸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中部地区“承东启西”即是东部地区谋求发展的腹地，又是西部开放的前沿，占据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势，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中原城市群还存在城市经济规模小，中原城市群区域内缺乏合理分工，产业结构趋同，城市化水平及经济一体化水平低，基础设施、相关产业、同类工厂重复建设，科技实力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以加快中原城市群的建设，促进中原崛起。一是促进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要大力建设以郑州为中心的要素市场体系，特别是金融、人才、技术、信息、产权等重要要素市场，促进各类专业市场和特色市场的分布与分工；二是促进基础设施的一体化，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加强中原城市群内的交通、通讯、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强化在整体规划中的相互衔接，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供用，最大限度地节约投资，以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三是全面调整优化、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加快高新科技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加速推进信息化进程，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四是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通过加快中原城市群建设，以中原崛起带动中部崛起。

6.5　自主发展，强化内功：加快市场导向下的双重开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和经济发展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各区域已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区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要求各区域经济根据比较优势战略原则自主发展，等价交换，以实现建立在区域间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区域间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协同发展关系，从而保证国家整体宏观利益。国家除有重点地实行倾斜发展战略外，对区域间经济关系进行调控必须强化双重开放下的市场导向，尽可能保证在不损害区域利益和效率的情况下，争取区域间协调发展动态平衡的实现。

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直是经济发展所必须正视的外生约束。改革开放则是一项双向战略，能为二元经济和计划经济打开开放的大门，打破国际和国内、城市和农村、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之间的封闭，这一切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市场来统一协调，以打破封闭后的要素流动。只有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清楚地认识比较优势，从而按照指示的方向进行产业和技术（劳动和资本组合）的选择时，比较优势战略才能真正实现。如果政府为支持低成本扩张而干预产品和要素价格，这种发展方式仍然不能使经济主体找到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必须要有相应的宏观政策环境——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政府要从要素流动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退出。

比较中、东、西部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模式，不难发现，东部地区集中了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和体制外产业结构转换等比较优势，东部经济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高于中西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是在沿海一带实施了较为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而且主要是面向东南亚、日本、南韩等一些国家和地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才将在沿海地区实行了多年的一些对外开放政策引入内地，而且仍主要局限于各省区的省会和长江沿岸地区及少数边境口岸。目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中西部地区正面临着良好的对外开放机遇，国家应对抓住现在这个有利时机将在沿海地区和内地省会城市等实行过的一些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继续向广大中西部地区推进，以进一步提高其经济的外向度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能力，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则应积极实施双重开放、中东西部联动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双重开放市场导向的中部崛起战略构想如下：

（1）第一重开放：促进国际贸易和推动国际要素流动

资源或要素禀赋在不同国家、地区间的差异使得一国（地区）就具有用低成本的商品来交换国内（地区）要素更为稀缺、生产成本更高的商品的动机。中部发展国际间商品贸易和吸引国际要素流动也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东部经过多年的开放和国际交流后，原有在土地、劳动力、能源价格、环境等方面的低成本优势已逐步丧失，中部原来不具有的优势将逐渐显示出来。因此，中部应借鉴东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经验，放开眼界，从周边国家寻找比较优势。对于具有不同资源比较优势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是多方面的。对于经济发达的、劳动力成本高昂、资源贫乏的国家，如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就应该和这些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贸易，适当地将东部的一些产业吸引转移到中部。对于资源丰富，但是劳动力、技术缺乏的国家，如西亚的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中部则可以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技术人员密集的优势，与这些周边国家发展劳务和技术的合作。针对一些以重工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如俄罗斯远东地区、西亚的一些重工业发达、而轻工业产品缺乏的地区，中部地区通过用劳动密集型产品交换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产品，而从可以发挥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同时也可以提高原有的配置到计划内、大量用于重工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中部虽有丰富的土地、劳动力、不可再生和可再生的资源，但是这其中任何一种要素都不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因此，对中部而言，更重要的是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大合作，加快发展国际间的要素流动。资源的优化配置才能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这就要求中部将现有的比较优势在要素流动的基础上组合成商品的比较优势，这样中部的产品才能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获得利润。中部可以学习东部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上的经验，打开市场的大门，从国外引进资金，也可以跨出国门，到国外直接吸引投资，将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与资源要素低成本的优势，最终转换为在国际国内市场上商品低价格的优势。

（2）第二重开放：实施中、东、西部各区域间联动发展，尤其中部六省开放联动

在短期里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东部地区的人均产量（代表人均收入水平）随着人均资本边际递减，这说明资本要素对产出的贡献也在边际递减。其结果有两个：资本的价格下降，或者劳动力工资价格上涨。因此，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就会在两上相反方向上流动，区域间的产品贸易也会发生对流。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看作是国内一个包括了区际贸易部门和区际非贸易部门的相对独立的区域，输出贸易和要素流动都会增加一个地区的收入，在促进一个地区的收入和就业增加方面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外部对低成本商品和要素（低价格、高丰度）的需求形成了区际贸易部门和要素收入，会派生出区内的消费需求，而区内需求又会派生出其他的需求。假如把区内的需求看成是区外需求（包括商品和要素两种需求）的函数，并给以一定比例，这就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模型，因而可以有以下结论：

市场机制在中、东部互动和中部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区际贸易和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外向经济部门和非外向经济部之间相关性的影响很大。如果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关联度较大，外向部门的收入（包括要素外流的收入）对地区的消费（包括对要素需求）的派生性就较大，那么，地区的经济实力（以区内两部门的产量计算）在较大的乘数的作用下会有明显的提高。在区域有效需求的拉动下，外部的商品和要素需求会在市场的作用下，以区域乘数的形式扩大总需求，区域经济就会有较明显的增长。中东西部应在资源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加强要素的流动，优势互补。通过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促进要素和商品的流动是中东西联动，进而推动中部发展的基础。而要实现中东西联动发展，首先就要实现中东西部的大开放，即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类市场机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要素的集聚和流动能力等方面的努力，降低要素和商品流动的成本。

中部崛起战略，要求中部六省相互开放，增强中部地区崛起的联动力。只有中部六省相互开放，建立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才能对促进崛起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中部地区才能形成整体合力。要形成中部地区相互开放、联动的理念，如“协作、互利、共赢”。要对联动的内容和方式进行规划，就内容来说，可涉及体制改革与创新、结构调整和产业分工与协作、资源整合、市场开放、文化建设等；就方式来说，可采取大范围与小规模相结合、高规格与多层次相结合、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政府引导与民间促进相结合的办法等，以及其他方式来组织实现合作联动。通过相互开放、合作联动，使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更好发挥，能量得到释放。

6.6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中部经济腾飞要以工业化为突破口。中部地区大多是传统农业产区，有农业资源的优势，发展现代农业具备条件，这在中部崛起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应该看到，中部不仅仅只是农业，还有原材料工业、冶金工业、重型机械制造业、交通机械制造业、化学工业、能源工业，还有高新技术产业等等。所以，中部崛起，应该是中部工业化的崛起，即中部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发展。既要把原有的、传统的、优势的工业行业做大做强，主要包括有色金属采掘和加工、煤炭、食品、机械制造四大产业。还要大力发展新的战略性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制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要坚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而要发展新型工业化离不开投资环境改善，非公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力培育民间经济主体，对结构调整、技术进步、扩大就业和建设长期的自主的经济增长能力，将发挥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要形成有利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政策支持体系。重点支持对经济发展主要指标有明显关联带动效应的优势工业产业；加大对已形成产业集群规模和具有产业集群潜力的工业园区的财政和金融支持力度；大力支持优势工业企业，打造国内名牌和国际名牌；进一步开拓上市融资的机会和空间，加快优势工业产业快速发展；扩大对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撑力度；帮助民营中小工业企业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充分发挥可调控的地方非银行机构的作用，加大工业化资金投入；中央尽快布局和启动一批重大工业项目与标志性建设工程，加快产业集群和城市群网络的形成；支持一批老工业基地中等城市的改造。

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创造新型工业化发展的良好环境。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快职能转变，积极推动制度创新，通过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把工业化过程同区域优势资源配置有机结合起来，其核心是强调工业化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高度化。在中部地区不仅制造业，而且农业和矿产业都要直接纳入工业化的过程。而今天的工业化不是搞传统的工业化，是要进行产业革命，包括技术革命和产业组织的革命。抓住三大关键：一是强势开放。发展中地区走工业化反梯度推移的发展道路，是要发挥后发优势而实现跨越式发展，其前提是开放，即在世界范围内选择和引进先进技术和资本，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跨越式升级。对中部地区来说，是要进行需求创造，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梯度转移中的外溢性，对其原创技术、产品的设计思路与原理进行反求破译，实施自主创新，开发出同行业中具有功能差异性的高端产业，跨越中间发展阶段，直接进入较高层次发展。二是新式工业。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是立足于信息化，搞新型工业化，一方面重点加速开发高新技术产业，像中部的新材料技术产业、生物医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都已有很好的基础，只要进一步打造，完全可以赶超发达地区；另一方面是用高技术去改造传统产业，演化成新技术产业，如河南的重型机械工业、电子工业、钢铁工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建材工业等，要形成光机电一体化的先进制造业。三是城市带动。城市化首先是工业化的空间载体，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必然要通过城市化来实现资本集中和产业集群，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现代经济增长极。

坚持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向民营化方向发展。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市场准入、金融支持、保护私有财产权和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政府服务等方面，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平等竞争的环境。要进一步推进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行业中退出，腾出空间放手发展民营经济。首先，加强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力度，使之在融资、信用担保、技术支持、培训、信息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国企同等的国民待遇。同时要切实引导民营企业深化改革，引入现代管理理念，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民营经济的壮大与腾飞。其次，是重点发展民营经济。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就必须大规模引进境内外民间资本，让民间资本唱主角。在中部地区不仅要提倡县域经济以民营经济为主，大中城市也可以以民营经济为主。总的原则是：公共物品由政府配置，但应采用市场方式进行操作；竞争性的私人物品完全应通过市场来配置。因此，中部地区性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改制的同时，新增投资及技改投入应一律走市场轨道，主要发展非国有经济。

建立促进中部崛起的混合所有制和企业体制。与促进中部崛起要求相适应，中部地区要积极吸纳民间资本，发展混合型经济，建立新型企业体制。没有市场化的企业组织载体，新型工业化便无从发生，中部崛起也就没有支点性的平台。应当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在自愿互利的条件下进行联合和合作，支持产品市场前景好、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私营企业兼并、参股、整体收购国有中小型企业，支持个体户中的能人承包、租赁国有小型企业。中部地区应大力培植“关键少数”——新型工业化的“龙头集团”。这里讲的“龙头集团”与现在的“企业集团”是不同的，它是真正以市场为纽带的企业集团，而非行政捏合物；它是以技术合作为背景的兼产品创新与市场开发为一体的科研实体，而非日常的经营合作集团；它是纵向一体化，即上下游产品相互提供服务的内部交易集团（跨国公司多是如此），而非同类企业、同类产品、人为“做大”致使内耗不断的无序组织。这样，新型工业化便有了源自市场的强有力的发动机，中部崛起也就水到渠成。

6.7　实施有利于中部产业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背景下，我国中部六省区工业化进程缓慢，数据分析表明，中部地区尚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向中期的推进阶段。工业经济的主导作用较弱，不仅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成为全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制约因素。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加快工业化的基础要件，但政府的宏观财税政策不仅具有引导作用，而且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东部沿海地区之所以发展迅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在财政税收上给予的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也不例外。中部地区是全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长期以来为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客观上由于这种分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三农”问题表现突出。应对中部地区采取财政税收倾斜政策，将中央和地方税收分成大部分留地方，以解决中部地方政府财政供给不足的问题。这有利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符合国家整体利益。同时，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中部地区老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和粮产区的支持力度，在扶贫资金和物资等方面，特别是项目开发上，继续给予倾斜和优先安排，以利于进一步形成这些地区的自我发展机制。

调整区域投资政策，为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区域投资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改革开放30年来，中部地区无论是投资的硬环境或者是软环境都有了较大改善，为吸引国内外投资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地区相比，与中部地区工业化发展的更高要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投资的外部环境系统，主要还是要靠广大中部地区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彻底改革与市场经济、知识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加大投资力度完善交通、通讯、信息网络系统，提高车站、机场、港口的通过能力以及水电气等其他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但中部地区作为全国社会政治经济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相应区域投资政策的调整不仅会对中部地区硬环境的优化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且对软环境的改善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是通过财政投融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通过设立专门的信贷担保基金和投资风险基金、对科技创新企业投资贷款补贴等，进一步改善融资环境，加大对中部高新技术产业、环保产业、战略支柱和主导产业的财政扶持力度，有效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发展。二是加大对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力度。中部地区特殊的空间位置决定了该地区交通通讯等的通达能力对全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影响程度。这种投资的公共性和受益的外部性要求国家将财政投资（包括国债投资）的侧重点放在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三是推行基础设施建设的企业化运作和公用事业的企业化管理。提高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的使用效率，形成基础设施建设的良性运作机制。

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国债项目贴息等形式对中部实施财税政策支持。财政供给不足，一直是严重困扰中部地区政府的大麻烦之一。由于财政艰难，政府只好向纳税人伸手，提高税费征缴压力，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尽管中部地区的地价、房屋租金、人工工资、水电费等一般比沿海城市要低20%～80%，但繁多的税费摊派和官员的“吃拿卡要”以及行政低效率的损失却比沿海高得多，这使得投资经营环境难以根本好转。因此，要促进中部崛起，必须从财力上让中部地区休养生息。首先，要加大对中部农业的财政转移力度。加强重要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如对中部地区进行土地整理。重点是结合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和移民建镇，搞好粮食主产区基本农田整理工程和农村居民点整理，其范围包括河南黄淮海平原、湖北江汉平原、湖南洞庭湖平原、江西鄱阳湖平原、安徽淮河平原及皖中南山圩地区，按照“农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和小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的要求，大力实施“田、水、路、林、村”综合整理，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增强防洪、排涝等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全面提高农田质量和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把中部地区建成全国重要的优质小麦、优质水稻、优质畜产品、优质水产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增加粮食主产区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买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对种粮农民的补贴标准在原有基础上适当提高；完善中部地区粮食流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粮食风险基金规模和按保护价收购粮食补贴资金。其次，参照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加大对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财政扶持力度。要采取中央财政一般转移支付、国债项目贴息、豁免企业部分历史欠税、解决企业债务负担、剥离企业办社会及社会保障等政策措施，大力推动中部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积极扶持中部地区光电子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技术、生物医药等高新产业的发展。为中部传统产业改革设立专项资金，并参照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相关政策对中部进行援助。加大完善中部地区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持力度，将在东北地区组织实施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试点扩大到中部地区。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再次，加大对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的财政投入力度。支持中部建设比较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点支持联接中部之间、中部与东西部地区基础设施骨干通道和网络建设。进一步加强生态保护和灾害防治，重点组织开展大江、大河等流域水污染防治，在中部建设一批具有区域性、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重大环保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国家要投入资金，帮助中部地区加强重点矿区土地复垦，逐步恢复矿区生态环境。最后，加大对中部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建议调整扶贫资金分配依据，将中部地区纳入倾斜扶持的政策范围，增加以工代赈、财政扶贫资金等专项扶持资金的投入，并将部分生存和生产条件极为恶劣的贫困地区纳入“易地搬迁扶贫试点”范围给予支持。同时，将湖北的鄂西地区、大别山区等地区纳入享受西部大开发相关政策的范围，在建设资金投入、项目安排、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予以同等支持。

拓展财政支出政策与中部经济发展有效结合的空间，为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第一，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制度支持中部地区的企业参与竞争，促进其经济发展。政府采购作为支持民族产业、扶持本国企业健康发展、实施产业政策和扩大就业的政策手段，得到了许多国家和政府的充分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我国的政府采购制度才刚刚起步，许多政策措施都在调整和完善之中。充分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不违背政府采购基本规则的前提下，结合我国一定时期的区域经济政策，通过相关条款和制度的修订和实施为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第二，调整对中部地区转移支付政策，增强中部经济发展能力。转移支付作为重要的财政扶持政策，是各国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通用手段。中部地区由于整体经济的脆弱和落后，难以形成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机制，急需借助中央的转移支付政策加快经济发展。但是目前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支付模式单一、支付标准不合理、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不规范、专项补助政策导向不明确等问题，对中部地区实施力度较小。因此建议调整转移支付政策，建立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尤其是针对中部地区劳动力素质不高、产出效率低下、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水平低、地方财力不足的现实，通过推广因素法支付模式、提高支付标准等改革措施，加大对中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同时，结合地区经济特点逐步提高中部地区增值税增量返还系数，相应减少对体制上解的财力较充裕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税收增量返还，增加对财力较薄弱的落后地区的税收增量返还。第三，发挥财政政策的导向功能，吸引外部资金，扩大投资规模。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的瓶颈制约是资金供给的短缺。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拓宽融资渠道，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是加快推进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尽管市场体制下，企业是投资的主体，但财政政策和投资的导向功能和乘数效应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应着重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金。从实际的操作看，积极运用财政贴息、风险担保等手段，吸附、引导和动员社会各类资金流向。可在财政贴息的基础上，积极引导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介入；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积极争取世界银行贷款等外国借款投入。同时，财政部门通过认真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发展BOT、TOT等投资形式，吸引外资，最终达到以较少的财政资金牵引较大的资本进入建设项目之中，从而有效解决资本供给不足这一瓶颈，促进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技术的升级。第四，加大对中部地区科技文化教育的投入力度，为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提供智力支持。针对我国中部地区科技文化教育的投入不足和劳动效率低下的现实，要充分发挥财政和税收的保障、激励作用，加快人才的培养、引进，促进科技成果的研究、开发、转化和利用。就税收政策而言，应配合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下移的改革，着重解决税收优惠政策存在的手段单一、对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的激励作用不够等问题，积极实施促进科技进步、教育培训投入的税收优惠和对引进人才的专门补贴予以免税等；对技术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所得实行减税政策；对采用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采取加速折旧；鼓励企业税前提取技术开发基金、教育培训基金等优惠办法。要通过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积极支持中部地区的科技、教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逐步增加对科技、文化、教育等支出的比重，重点扶植基础研究和普通中小学教育及特殊教育，运用财政支出政策机制，鼓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企业增加研究和开发费用，鼓励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引导企业投资于技术改造和研究开发；引导社会加强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本地区的综合人力资本和劳动的产出效率。进而为中部地区工业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调整完善财税政策，促进中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完善财政体制，进行“完善的分税制”试点。在收入增量分配中，提高地方分成系数，或采取增量固定比例分成办法。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的发展，对新办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畜牧业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的企业，以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照顾；对新办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比照执行西部地区优惠税收政策。税收优惠政策应把产业优惠和区域优惠结合起来，以项目优惠为主，可以减少设立各类开发区带来的弊端，有利于高新技术的推广。考虑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所享受税收优惠和外资企业在税收上享受的超国民税收优惠待遇将陆续清理或取消，今后的税收优惠应更倾向于具有产业导向作用的普遍性税收优惠。因此，对中部地区要适当调整现行的政策，打破按照所有制和区域优惠差别给予税收优惠的办法，而实行以产业差别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包括加速折旧、给予投资税收抵免、放宽费用标准等。税收优惠应着重于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以及特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方面。《九十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已明确提出今后一段时期内产业政策要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和原材料工业倾斜，为鼓励其发展应给予所得税减免。而这些行业正是中西部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资源优势的产业，产业倾斜实际上也是区域倾斜，因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的。为鼓励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力度，对企业在技改方面的投入，允许其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享有的税收扶持政策。通过税收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配合，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此外，对中部地区实行税收改革和税收优惠政策而影响地方财政收入的部分，通过中央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

制定针对中部地区工业化的财政援助政策，加大对中部地区工业化的支持力度。第一，积极筹集改革资金，专项支持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的改革进程，为提高中部地区工业化程度构筑规范有效的微观基础。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这一进程中科学的财政政策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为国有企业减压降负，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和各商行总行配合做好改制企业的呆坏账的申报核销工作。二是通过归集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国有土地出让金以及财政预算拨款等多渠道资金，专项支持国企改革。三是支持更多企业参与资本运作，对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要优先支持，重点倾斜。同时，积极参与企业筹资方案的选择，为企业股份制改造及证券投资提供咨询。四是加大中央财政对中部地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并不断充实企业关闭破产职工安置费和经济补偿金，同时建议，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轨后，中央财政用于中部地区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资金规模能够逐年增加，用于困难就业群体的培训、职业介绍、社会保险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等。第二，采取财政贴息、注入资本金、风险投资、贷款担保等多种方式，突出扶持和培育优势产业、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的建设。结合中部实际，通过设立优势产业发展资金，规范和优化高新技术产业引导资金投向，整合财政支持手段，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制造基地和产业集群，做大做强装备制造业、钢铁有色工业和食品加工业。国家可对中部地区参照振兴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做法，对中部地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的国企改革、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等予以重点扶持，力争一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且带动性强的大型、特大型产业项目能落户中部地区。第三，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逐步加大对科研开发的投入，扩大科技三项费用、技术改造资金等专项资金规模。同时对科技三项费用的支出结构进行优化，重点向企业的技术研究和科技推广方面倾斜。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产品档次。第四，加大国债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支持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中部地区曾是国家投资的重点，“一五”时期国家的156项重点项目，仅河南就占11个。但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性、体制性因素，中部地区大部分工业企业陷入困境。设备老化，技术陈旧，工艺落后，产品竞争能力差；老职工多，非生产性人员比重大，分流安置任务重。然而，由于资金供给的短缺，各项改革难以为继。而加快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实现中部崛起，还必须充分发挥老工业基地的基础骨干作用。为此，借鉴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政策和经验，建议由中央安排国债资金、贴息资金等对中部地区的老工业基地进行改造，使之焕发青春，再铸辉煌。

调整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在中部工业化进程中的调控和引导作用。东部开放、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成功经验充分说明，税收作为经济调节杠杆在区域经济发展和促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中部崛起、建设新型工业化社会同样需要国家通过区域税收政策予以支持，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工业企业减负，实现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部地区的老国有工业企业应该享受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优惠政策，在为企业减负的同时，为企业设备的更新和技术工艺的改进创造条件。二是实行优惠的所得税政策。中部地区的企业、产品竞争能力差，税收成本过高是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为了实施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通过运用有差别的区域所得税税收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而广大中部地区为了支持这一大局，一直使用高税率，可以说，中部地区为国家的整体发展是作出了重大牺牲的。如今国家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优惠的区域所得税政策仍是有效的。三是实行优惠的关税政策。中部地区整体开放程度低，外向型工业比较薄弱，开拓国际市场以及外资引进的任务还相当艰巨。因此对中部地区给予优惠的关税政策对中部地区的企业发展、结构调整乃至整个经济的振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一般来讲，对从事外贸的企业以及从事出口产品制造为主的企业和需要从国外进口设备、原料的企业，由于进出口关税对其收益的影响更大，因此涉及进出口关税优惠的国家区域税收政策的力度要明显大于仅仅只涉及所得税优惠的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尤其是在吸引外资企业投资于特定地区或行业时，国家区域税收政策必然要扩大到进出口关税的优惠。四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调整和优化外经贸发展基金使用方向，由主要用于出口退税托管贷款贴息改为重点扶持工业企业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出口。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到境外投资办企业给予资金资助。通过实施进出口关税减免，促进外向型工业企业的发展，提高外向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五是进一步完善税法，赋予地方人大和政府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我国地域辽阔，区域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均衡，在全国统一的税法前提下，赋予地方人大和政府必要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

实施中部金融政策支持，要把郑州建成覆盖中部六省的区域金融中心。由于政策上的差异，中部地区缺少覆盖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国家先后在上海、深圳设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东部地区有两大金融中心，但偌大的内地没有一个这样的中心，这极不利于中部形成一个能与东部公平竞争的金融政策环境。从中部崛起的战略需要出发，建议在郑州成立中部开发银行，把郑州建成覆盖中部六省的区域金融中心，并支持在中部地区创办股份制银行和民营银行，这样有利于中部、也有利于整个内地缩小与东部金融政策环境上的差距。目前的情况看，国家要支持郑州构建“三个网络”，实现“两个对接”。“三个网络”：一是建立金融信用网络。采纳国际会计标准，提高企业信用基础。建立以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为主干的金融征信网络。该网络建立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在郑州区域的金融机构及时查询本区域企业在本、外地的所有信贷数据，而且可以进一步全面把握外地借贷企业的信贷数据和信用状况，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信用网络的建立有利于缓解当前经济加速流动格局中信用信息滞后的不对称现象。我国最早起步建设的上海银行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已与全国26个省份实现联网。二是建立金融通讯网络。我国实行金融电子化政策以来，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例如我国银行业已经与通信部门合作，建设了中国金融通信网络，使银行业的内联网有了良好的基础。三是建立金融市场监管网络。建立一个稳健、公开的金融监管网络，把证券、期货、衍生工具、产权、银行网络连接起来，形成金融信息交流平台。通过信息网络平台，及时发布有关金融信息，公示有关金融企业的信誉资料。建立综合风险报告制度，即时将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向市政府及有关部门、企业反馈。完善市场风险监控体系。逐步建立完整的市场监控体系，发展行业自律体系，风险监测、评价、预警指示体系，现代化的技术保险体系，预防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市场安全运行化解市场风险。在此基础上，实现“两个对接”：一是实现不同部门、不同领域金融基础设施对接，形成统一的金融市场；二是实现郑州与周边五省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对接，形成区域金融设施网络。也就是说，在建设和完善武汉金融基础设施基础上，逐步将金融基础设施向周边地区延伸，实现不同城市、不同区域的金融基础设施对接，以增强郑州的聚散功能。

6.8　制定中部崛起的人才开发行动计划，打造创新型中部和人力资本高地

中部要崛起、人才是关键。当前，中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并向中期阶段加速推进的关键时期，对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实施中部崛起的科教行动计划，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对促进中部地区快速崛起尤其重要。新形势新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在深刻把握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开发，推动科技创新与成果共享，为实现建设“三基地一枢纽”的总体部署，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撑。

开发中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部崛起的必然要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当代国际竞争的实际也表明，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区域创新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竞争。谁拥有创新人才优势，谁就能在新一轮经济发展大潮中拥有主动权，抢占至高点。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部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比较薄弱，资源环境矛盾突出，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较低，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和后劲还不够强。要加快实现中部崛起，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大力实施人才战略，把开发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共享作为调整优化中部地区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和重要支撑力量来抓，把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人才培养及管理创新上来，使培养开发高层次创新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提升中部地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举措。中部六省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工业基础优势和科技教育优势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社会和谐，是中部地区快速崛起的必然选择。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是提高中部地区的核心竞争力，而自主创新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关键在人才。高层次创新人才在推进自主创新过程中具有主导性作用，是创新之本。虽然中部地区人力资源丰富，但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紧缺。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切实增强中部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就要以合作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为重点，创新开发培养方式，推动科技资源共享，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让人才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真正把中部的人力资源优势变为人才优势、人才资本优势、人才竞争优势，使中部地区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新突破新飞跃。

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促进中部地区人才资源开发的重要环节。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集聚一支与中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对于带动中部地区人才队伍发展，提升中部地区人才队伍整体实力，促进区域人才资源开发进程意义尤为重大。目前应积极借鉴长三角、泛珠三角等区域人才开发的成功模式，在人才培养、项目合作、科技共享、成果转化等具体领域进行大胆的尝试，尊重差异，突出优势，加强协调，深化合作，将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作为开展区域人才合作的一个重点方向，改变中部各省人才竞争的无序局面，破除束缚人才开发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区域人才资源开发进程。

以提升人才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开发。近年来，中部各省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着力加强以高层次人才为重点的人才队伍建设，积极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培养选拔，取得了一些成效，提高了各省自主创新能力。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比，人才总量不足，人才结构不合理，人才行业分布不均衡，特别是人才整体科研及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拥有的专业技术人才比例偏低，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人才紧缺，科研资源优势还相对较弱等问题，仍是制约中部各省加快科学发展，实现转型跨越崛起的关键。这就要求中部六省必须充分利用人才培养开发的良好平台，借助中部省份现有较丰厚的科教资源，加强人才交流合作，化单个省份的人才开发培养创新为区域竞争优势，走出中部地区培养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新路子。

加大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合作培养开发力度。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在人才竞争总体呈弱势的情况下，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位于全国的腰部地带，承东启西，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布局集中，有一批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高等院校众多，国家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林立，拥有一大批国家重要的科研基地和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科研院所，科研资源优势明显。这些都为六省合作培养开发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提供了良好基础和坚实保障。因此，在继续落实《中部六省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合作协议》的基础上，一是尽快共建中部高层次人才信息库。收录中部六省“两院”院士、享受政府特贴专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后研究人员、留学回国人员等高层次人才信息，并定期更新，为合作培养开发奠定基础；二是共同选拔培养领军人才。围绕中部的优势产业、重点行业，依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和各省实施学术技术带头人选拔工程，突出地区产业特色，共同选拔一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支持其项目开发，科技创新；三是建立访问学者制度。依托各省科教资源，采取互设分支机构、共同申请项目和促进科研交流相结合的做法，互派中青年骨干科技人才交流学习，参与国家、省级项目研发，共同培养急需、紧缺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联合实施“创新团队计划”。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表明，加强合作研究，发挥优秀科学家的集体智慧联合攻关，是取得科研突破和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我们要共同开发利用六省的高层次人才资源，根据六省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针对各省大企业、大集团对科技创新的需求，遴选一批院士专家组建创新团队，开展集体攻关，发挥科研群体的综合创造力，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对改造中部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有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产品，增强中部优势产业、重点行业的竞争力。

加强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载体建设。一是加强六省博士后培养的合作交流。实践证明，博士后制度的建立逐步完善，促进了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加快了成果产出，已成为加快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有效途径和组织高水平科研活动的有效方法。建议建立六省博士后站工作协调机制，探索博士后联合培养、区内联谊模式，开展科研学术交流，加快科技成果产出；二是发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人才的集聚和培养作用。加强郑州、太原、武汉东湖、南昌、长沙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交流合作，鼓励六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互入园区进行项目研发，成果转化，科技交流；三是加大留学人员创业园区合作力度。积极开展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合作与交流，互相学习借鉴，完善技术孵化功能，不断提高园区建设水平，吸引更多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来中部地区创业，促进国际前沿技术和海外高新技术在中部的引进和转化。

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核心，推动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智力资源共享。中部六省科教资源雄厚，科技成果丰硕，通过政府引导，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六省范围内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积极加强校校合作、校所合作、校企合作，共享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智力资源，推动产业项目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必将对于促进产学研一体化，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产生倍增效应。

联合组织高层次人才智力服务活动。要通过举办“院士专家中部行”、“青年博士服务月”等活动，架起了企业与高层次人才交流合作的平台，重点解决一批影响企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核心问题，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实现智力共享，合作共赢的目标。在推进中部崛起的进程中，六省应加强高层次人才服务活动的合作，针对各省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凸显的结构调整、产业转移、技术创新、资源环境、能源发展、粮食安全等突出矛盾和问题，以重点产业和行业为服务对象，本着“按需立项、按项组团、以团活动、双向受益”的原则，组织中部地区专家学者定期定点进行智力服务活动，开展科技咨询，转化科技成果等。服务团可由每期论坛的轮值方组织，其他省协调配合。

建立中部优势产业人才开发协作机制。围绕中部地区发展现代农业、现代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战略目标，支持中部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采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既要扶持中部地区建立国家级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加快高技术成果转化，提高中部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又要发挥传统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作用，开发技术与劳动双密集的技术，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引导和支持六省创新需求强、关联度高的支柱产业和大企业、大集团加强人才开发合作，共建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集中六省高层次创新型人才资源为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提供智力服务，实现人才布局与产业布局有效对接，以形成中部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在全国范围的竞争优势；依托科研能力强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组织各产业、行业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通过项目攻关、技术引进、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方式，集中开展科技研发，努力突破核心技术，研发一批对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有明显带动作用的重大技术，争取在关键领域、重点行业掌握核心技术，开发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形成具有中部特色的自主创新研发体系。

积极探索科技成果转化合作模式。中部六省产业既有同构性又有互补性，产业链完整，市场空间广阔，具有良好的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基础。要通过政府引导，采取发布中部六省科技成果目录，搭建技术成果交易平台，构建自主创新投融资体系等措施，不断提升企业在开发人才，开展科技创新，促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积极促进科技成果在更大范围内转化应用；充分利用六省现有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引导和促进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入区创办科技型企业或中试基地，支持它们与有实力的大企业进行联合和重组，建设创新研究平台；鼓励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在六省范围内创办科技型企业，形成“专家公司”模式，当地给予政策优惠。支持技术成果入股，促成科研单位与企业结亲，科技人员以自己的技术和劳动持有公司股份。

以促进人才流动为突破口，大力集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中部地区是我国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当前，区域经济竞相发展，人才竞争日趋激烈，区域人才资源开发方兴未艾，长三角、珠三角、泛珠三角、东北三省、京津冀和西部地区纷纷加强区域人才合作，已对中部地区形成合围之势。中部六省必须进一步加大开放合作力度，破除束缚人才流动的体制机制，建立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创新引才形式，优化人才环境，协同集聚海内外高层次优秀人才来中部创业发展，开创区域内人才优势互补、区域外人才竞相涌入的竞争新格局，提升中部的整体人才竞争力。充分利用中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中部地区要源源不断地为东部地区、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价廉质优的劳动力。通过大量的劳动力输出，既满足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又解决中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另一方面，要解决中部地区由于大量人才外流所形成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随着中部地区自身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但长期人才外流形成的中部地区人才“洼地”现象正严重制约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建立区域人才服务协作机制。建立中部六省区域人才政策衔接机制，加强对区域间人才流动、人才培养、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协调和制度对接，以制度性合作逐步消除区域人才合作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相互兼容、相互开放的区域人才开发合作平台；加快区域人才协作服务，以中部六省现有的国家级人才市场为基础，建立区域性人才市场，联手进行监管，强化人才市场之间的合作与互动，逐步实现人才招聘、人才储备、人才就业信息共享，构建六省互通的人才市场体系；大力加强六省人才信息网络合作，积极搭建市场化配置程度高、信誉程度高的区域人才信息交流平台，努力实现人才供求模式由封闭的集市型向开放的信息型转变。

进一步创新人才柔性流动机制。在不改变人事和户籍关系的前提下，中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可以柔性流动的方式，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改变中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短缺现状，周期最短、见效最快、最为现实的途径之一。要针对目前中部区域整体经济实力较弱、环境尚不够优化的实际，强化“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常住，但求常来”的柔性引才观念，积极采取鼓励兼职、短期聘用、定期服务、项目开发、科研和技术合作、科技咨询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各类人才以各种形式到中部投资创业，开展服务。通过定期工作、项目合作、课题研究、技术攻关等柔性流动渠道，引进一批国家级学科带头人、知名专家学者、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和高层次人才创新团队，以有效缓解中部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高层次人才的匮乏问题。

改革用人机制、激励机制，依托优势产业集聚人才。国家和中部要研究制定有关的政策措施和办法吸引国内外、省内外优秀人才来参与创业、科研。中部六省应积极推行“项目＋人才”的引才方式，通过组织系列活动来牵线搭桥，形成以项目引人才、人才带项目的互动机制，加快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中部六省应依托各自优势产业、潜力项目，大企业、大集团等载体，共同搭建事业平台，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实现人才引进与产业对接，智力引进与项目互动，打造多个特色产业人才小高地。同时中部对引进的人才要做到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完善收入分配机制，鼓励技术、管理投入收取相应报酬或拥有相应权益。

结合招商引资开展招才引智。当前，中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各省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推出了如“中博会”、“煤博会”等较有影响力的招商活动品牌。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把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有机结合起来，融为一体。这种“双招双引”的工作模式，有利于实现人才、资金、技术、项目的一体化引进开发，善于发挥比较优势，扬长避短，不断创新引才方式方法，就能把大批优秀人才集聚到促进中部崛起的主战场上来。

加快教育事业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鉴于中部地区特别是河南人口多、科教相对落后、总体素质偏低的实际情况，建议中央加大对中部的教育投入，支持中部尤其河南发展高等教育，增加重点院校名额，建设高水平大学，高校招生指标适当向中部倾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由人口大区向人才大区的转变。要以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调整教育结构，强化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要提高中部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

【注释】

[1]夏振坤、方国平、陈洪波：《中国中部经济的发展与发展极的培育》，《理论月刊》，2001年第1期。

[2]王广森：《结构变革与农村发展》，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3]林善炜：《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4]吴群刚、冯其器：《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建构西部地区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能力》，《管理世界》，2001年第4期，第37～43页。

[5]李新安：《双重优势战略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1期。

[6]范剑勇：《长三角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城市经济、区域经济》，2005年第2期，第3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