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上卦之说

时间：2023-06-24 百科知识版权反馈

【摘要】：第三章　什么是“和合为上上计”在传统的竞争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古代管理艺术的精华——《三十六计》，由于其基于双方对抗、克敌制胜的神奇策略与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极其吻合，曾经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大师们所青睐。超越《三十六计》的中国式管理艺术精髓——“和合之计”，显现出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章　什么是“和合为上上计”

在传统的竞争性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古代管理艺术的精华——《三十六计》，由于其基于双方对抗、克敌制胜的神奇策略与市场经济竞争的需要极其吻合，曾经为西方的市场经济大师们所青睐。但是，“金融海啸”的冲击波使得《三十六计》原有的出神入化乃至商场上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手段都似乎不再灵验了。从来也没有过的对于合作的迫切需求、史无前例的联合的实践，使得《三十六计》必须与时俱进。超越《三十六计》的中国式管理艺术精髓——“和合之计”，显现出了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合之计”如果依照《三十六计》的行文和结构，可以概括如下——

计名：“和合之计”。

解语：全球一体，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为要；利益共存，对峙无益，唯和唯合，和合为上上。

按语：计由势出，谋为时用；竞争合作，合作竞争；世运维新，与时屈伸；利益相关，合作共赢；由和至合，合作制胜；唯有和合之计，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上上计。

一定的计谋是特定时势的需要。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矛盾运动方式，由竞争合作，到合作竞争，反映了市场经济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和管理艺术的与时俱进。当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得“地球村”的预言正在变为现实，合作共赢成为现实的选择；在市场经济规则逐渐完善和透明、企业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坚持损人利己的竞争手段只能增加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而最终导致“竞争悖论”和经济危机，传统的所有对抗性竞争之道，都越来越不合时宜，唯有“和合之计”——遵循中国式的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以及“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才是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上上计”。

第一节　“和合为上上计”释义

如果说，《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基于军事对抗、克敌制胜的高超的策略艺术，也因此为市场经济的竞争战略所需所用，那么，“和合之计”则是对《三十六计》的历史性扬弃，是中国式管理艺术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与时俱进。我在拙著《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指出，和合管理是21世纪中国式管理的一种创新发展；和合管理是一种能够用一句话来概括的管理，那就是：和气生财，合作制胜。所谓和合管理，就是以和合理念为指导，基于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之上的，以“和合”为基本方法和出发点，由“和”至“合”；以“和合”为主要方式和基本手段，由“合”制胜的路径选择与实施过程——这可以看做是对于“和合为上上计”的一种基本注解。

一、由和气生财到合作制胜

老子有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其基本意思是，最好的领导者，部属仅仅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领导者，部属亲近他，而且赞美他；再次一等的领导者，则只是让部属感到畏惧害怕；而最为差劲的领导者，则是处处被部属看不起，遭人蔑视。这段话反映了老子一贯的大道至简精神，倡导一种“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用之于管理就是管理越简单越好。

和气生财，是基于“保合太合”、“和为贵”思想之上的传统的中国管理之古训，是由中国古代“和合”文化所衍生的生意经，也是对于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且还在为现代的管理实践继续证明。传统的和合理念认为“和合”是万物生成生长的根本原因，是自然规律，因此也是治国治家、经济社会兴盛、世事顺利处理应该遵循的法则，这亦是后来的“家和万事兴”的理论渊源。

《中国证券报》曾载作者黄艳斌的一篇短文说：

离我家不远一闹市区，有一楼要卖，众人皆知此黄金地段，若购，绝对是栽下了一棵摇钱树，故皆跃跃欲试，皆因要价太高而作罢。有4人为友，聚齐商议：每家筹钱50万元将此楼购下。4人东拼西凑将钱凑齐交与房主。房产交割完毕，一楼原本就是门面房，楼上，按4人原来商量的就是租出去，招租广告贴出去，过了几天仍旧是毫无动静。其中2人一商议决定他们两家租下来做宾馆，租金按市场行情来，另2人听了也完全赞同。

2人开始购置地板砖、窗帘、空调等物，装修房间，不久开业。由于地理位置好，加之新开的宾馆各项设施都是新的，住宿的客人络绎不绝。每月底，4人平分所有房租，由此4人栽下的摇钱树开始生钱，财源滚滚而来。

另外2人看此情景，开始眼红，说要么提高租金，要么他们2人接手干，此2人气愤难平。双方僵持不下，不得不锁门停业。因为所筹的钱是要付利息的，原来的摇钱树现在不生钱反倒要贴钱。每月的成千上万元的承包费没有了，闲置的房子没有了丝毫的经济价值。想必4人肯定都是知道和气生财的道理的，但因为那颗贪欲之心，忘记了初衷，忘记了购此楼就是为了赚钱的，要是4人当初知道购了楼不能赚钱，打死他们，他们也不会四处筹钱购楼了。许多时候人们往往因为小利益而动了怒，动了怒就连大利益也不顾了，此时就是要争一口气，与自己原先的意愿背道而驰，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本意和目的。

有人说庸者只看眼前，聪明人看十步，智者看百步。此4人能看出此楼的价值，又能联手行动起来肯定也是聪明人或者智者，但聪明人或者智者一旦动了怒，忘了和气才能生财时反不如一庸人了。庸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庸人总觉得别人做得了的自己未必能做得来。要是4个庸人，另2人会说，宾馆挣的是辛苦钱，咱两家坐家里就收钱，每月不干活光收钱，闲了要么泡壶茶，要么几杯小酒，既不用担心宾馆不挣钱，又不用那么辛苦，这生活多好呀！如果是这样就不会闹，不会闹就和气了，和气了就有钱花了。这样，既有了朋友情意，又有得钱赚，一举两得。或许这才叫傻人有傻福。

每每经过那楼门，看见紧锁的大门，我不禁想此时的聪明人反倒不如一庸者，为之一叹！

可见，和气生财，古人即知，经商之人更知，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我在《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指出，尽管中国古代的传统管理更多的是一种“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宏观治理之术，但是这种对于社会的管理或曰公共管理中所蕴涵的和合管理理念，不仅支撑了“仁政”的实施，而且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是以形成了流传至今仍然焕发勃勃活力的“和气生财”之“生意经”。儒家的“仁政”贯彻以“仁者爱人”的思想，行之以和合方式方法，继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维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其中的和合思想理念及其管理艺术不仅功不可没，而且在教化上对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长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为待人接物、处理事务的基本原则和自觉遵循的法则。由是，“家和万事兴”成为人人明白的常理，“和合”成为在经济管理中的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和气生财，既是儒家的和合管理在经济管理实践中的经验总结，也是传统管理艺术的精髓。在以封建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主要是一种个人经营行为，而且同其他社会一样，也同时是一种社会活动，因此必然发生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以仁德为本，以和合为处理问题的基本方式方法，不仅对于社会问题的处理以及公共管理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对于经济活动也是有效的。因为，在交换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感情沟通是极为必要的。在任何情况下，感情的沟通都有助于交换的顺利进行，和气是感情沟通的先导和润滑剂，所谓恶魔不打笑脸人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和气是优秀的服务态度的重要内容，并且有助于建立良好的服务形象。所以，在交换过程以及经营管理活动中，和气成为重要的方式方法，和气生财也就逐渐被普遍认同。

从古至今，“和气生财”即为中国人乃至东方民族普遍遵循的生意经，且不说中国古代的孟尝君、吕不韦、石崇、沈万三由和合致极富，近代的晋商、徽商由和合致鼎盛，单言日本民族经济之振兴，就管理而言也在于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艺术。著名的松下幸之助之成功，就是依赖于中国传统的文化以及和合管理思想，其一套《经营管理全集》就充满了和合理念。正如日本著名经济学家伊藤肇所指出的：“日本企业家只要稍有水准的，无不熟读《论语》和《道德经》，孔子和老子的教训给他们的激励影响之深，实例多得不胜枚举。”同被誉为亚洲“四小龙”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韩国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的奇迹，就管理意义上来说，许多是因为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思想。再看看华人经济分别占80%、70%、50%的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于世界经济中的逐渐崛起，莫不是因为深受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影响和遵循了中华民族的和合管理理念和管理艺术。

无独有偶的是，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也可以发现有许多类似于中国和合管理艺术的成分。西方现代管理学流行的“Y理论”，就充满了类似于和合策略的做法。“Y理论”，又名“戛裨鱼”或“温和式管理”，以“仁慈循环”的原则和人情至上、淡化竞争、通过协调达成目标的管理思想和管理艺术而在当代管理学领域独树一帜。美国最具优势的信息产业中一半以上的高科技人员为华人，其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奉行华人的经营之道和管理智慧息息相关。日本吉田工业公司（YKK）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拉链制造公司，就是实践Y理论的典型，以“一视同仁”、“相处无间”的思想理念指导了成功的管理实践，总裁吉田忠雄认为他的成功完全是“仁慈循环”思想所赐。同样，为西方管理所津津乐道的“Z理论”（或称海豚式管理）及其成功实践，也充满了类似于和合管理艺术的做法，其基本思想是：以善待人和善于待人为基础，追求公平、效率与和谐，用心和脑、刚柔结合地领导和管理企业。明尼苏达采矿制造公司就是基于此获得了成功和发展，也因此获得了许多专家和学者的赞誉。最新风靡西方的所谓“利益相关者战略”、“蓝海战略”，就更与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艺术有着相通、相连、相似之处。

法国的一家城市晚报，曾报道过一个叫拉维耶的酒店成功经营的故事：

拉维耶酒店不大，甚至连自己的菜谱也没有，但小酒店的生意却异常火暴。这家饭店的老板是一个66岁和善的妇人。据长期在这里吃饭的顾客反映，只要一来到这里就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服务生们嘘寒问暖，而老板更是笑容可掬。在这个小酒店里，女主人会让客人感觉她像一位母亲，而顾客也不挑剔，像回到家一样，她烧什么菜就吃什么菜。有许多顾客还专门爱吃饭店的剩饭，有一位叫阳的顾客就是这样，他竟在这家小店里吃了25年的午餐。有人问阳为什么，阳一口气说出了数十个原因，其中若干个都和女老板的和善有关。阳第一次到这里吃午餐是因为自己被炒鱿鱼，当他满怀辛酸到这个小酒店的时候，女老板和善地问起事情的缘由，并免费送给他一瓶对肝脏有保健作用的中性酒。女老板的和善让阳深受感动，他把心中的委屈和苦恼一股脑地向女老板倾诉，女老板一边倾听他的诉说，一边安慰他，那天阳不但没有因为烦心事而影响食欲，相反还在女老板的劝慰下食欲大增。女老板的和善和宾至如归的经营特色，很快吸引了很多顾客，小酒店的人气越来越旺，财富也接踵而来。有一位叫乔的年轻人，正在和媳妇闹离婚，有一次他心情烦躁地到拉维耶酒店用餐，那天酒店的一道菜和乔妻子常做的菜味道相同，勾起他念起了妻子平日里对自己的种种好处。这时候女老板来到桌前问他菜的味道如何，他使劲地点点头说：“味道不错！”乔回家后，发现妻子正好也在做这道菜，就忍不住想尝一尝，对比对比，尝了之后他夸奖妻子道：“你烧的菜的味道和酒店老板的一样好。”听到丈夫的夸奖，妻子激动得掉下眼泪，因为结婚以来，妻子第一次得到丈夫的夸奖，后来乔和妻子和好如初。

可见，“和合”不但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整个社会追求的最高境界。因为，在经济活动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人们不仅认识到了“和”之重要，而且也同时认识到了“合”之重要，要能够和气生财，唯有合作才能制胜。由和至合，再由合制胜，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历史发展过程。用现代管理学的语言来说，和气是感情沟通，是良好的服务和形象，和气是前提和桥梁纽带；合作才能够使得交换成功，同时合作还可以带来更多更大的利润，合作是制胜的手段和方式方法；由和而沟通和发生交换关系，由合而达成交换关系和放大交换成果。因此，“和气生财，合作制胜”成为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艺术的经典之说。

合作制胜，也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时髦和趋势之用语，它源于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基本思想，包含对于中国传统和合管理历史经验的反思，也是对于现代管理学的合作共赢理论和实践的回应。

西方现代管理由研究竞争战略，走向研究所谓“战略联盟”、“学习型组织”、“双赢”、“共赢”、完全竞争、“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直到今天“蓝海战略”的问世，反映了西方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及其实践需要。这一发展过程，深刻地表现了西方的市场经济由竞争型向合作型的过渡和转化。一场史无前例的合作应对“金融海啸”的伟大历史实践，正在进一步地验证着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互联网上有这样一段尽管看起来不雅但很富有启示性的评论文章：

狼群最伟大的品质就是它们的合作精神，我们几乎可以将狼群的行动看成是“合作”的隐喻。狼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它们的合作精神。

在广阔的草原上，一场大雪下过之后，大地一片白茫茫，许多动物都早已进入了冬眠。可是，狼却必须寻找食物。狼群很少储存食物，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食物是非常困难的。狼群必须保存它们的体力，因为往往在一两天的奔波后，它们却还是一无所获。如果它们不尽量地保存自己的体力，那么连续的劳累再加上饥饿和严寒的折磨，它们就很可能丢掉性命。聪明的狼群在这时采取单列行进的办法，一头接一头，这样它们就能保证狼群消耗最少的体力。跑在最前面的狼体力消耗非常大，它必须在厚厚的雪地上，走出第一行脚印，这样后面的狼就能节省许多的体力。但领头的狼跑不了多久就会疲惫，这时它就会自动退到队伍的最后面，休息一下，养精蓄锐，以便能够保存体力，继续战斗。

再来看看狼捕猎时的场景。狼群在围猎时，有严格的战术和作战纪律。每头狼都有自己的任务，任何狼都不能擅离职守。有些狼要做先锋，去骚扰猎物；跑得快的狼去围追或者到前面堵截；强壮的狼去猎杀强壮的猎物；弱小的狼去猎杀相对弱小的猎物。

羚羊是草原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但它们却常常成为狼群捕食的对象，而速度比它们慢的马群却很少被狼当做捕食的目标。狼为什么能够捕获到跑得快的羚羊，而很少捕获跑得慢的马群呢？原来马是群居动物，它们也有像狼一样的团队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它们知道如果马群不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它们就很可能成为狼群的食物。每当有食肉动物来袭击时，成年而强壮的马就会头朝里、尾巴朝外，自动围成一圈，把弱小的和衰弱的马围在中间。只要敌人一靠近，外围的马就会扬起后蹄去踢敌人。一旦被马踢到，即使不死也会受重伤，所以很少有食肉动物愿意去袭击马群，即使是最具合作意识的狼群。

相比较之下，食肉动物们就更喜欢把灵巧快速的羚羊作为捕食对象。羚羊没有互相保护的团队精神，当遇到敌人袭击时，羚羊就会四散逃跑。分散开的羚羊即使跑得再快，也逃不过敌人的围追堵截，而成为敌人的美餐。

一段描写生物界的种群合作与弱肉强食的文字，似乎更有利于我们的说明，可以给予我们在今天的市场经济转型和阶段性发展过渡时期正确处理合作与竞争关系以深刻启示。在市场经济的转型和阶段性发展过程中，合作势在必行，竞争依然存在。关键是要正确认识这种市场经济的转型和阶段性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新情况、新特征，才能正确把握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才能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就像我在《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所指出的那样，和气生财，并不排斥竞争对手之间的明争暗斗，而是要求合理的经营之道，反对尔虞我诈，和气才能有合作，合作才能有更多的发财机会和更大的获利空间，生财之道才会更宽阔。因此合作制胜才是上上之选，所谓“有财大家发，有钱大家挣”的愿望才能更顺利地实现。

俗语云：浓缩的就是精华。能够用一句话充分表达的管理，是符合大道至简精神的管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就是中国式和合管理的精髓和真谛。处身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条件，只会书本上写就的所谓管理原则、管理策略，哪怕是背诵得滚瓜烂熟，也难以奏效；而且，许许多多的管理条文，即使是管理者也难以记住，更何况那么多的普通员工，这对形成共识、团结一心、营造合力是不利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这一浓缩性的语言，既容易理解，又容易记住。如果全体员工都知道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意义，并且自觉地贯彻于行动过程，对于管理效率和效益的提升和放大作用，那就将是难以估量的。而将这一原理，或者是路径选择，放大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广阔的领域，那就是：和睦与共，合作制胜，以“和合”之道为计，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由“和”至“合”与合作制胜

由“和”至“合”，由“合”制胜——从战国时期的吕不韦经商的故事，到清末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的传奇，开创了官场与商场的合作之道；从十大商帮的历史演义，到沈万三的历史传说，乃至历史上的许多敌对利益的争战，都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艺术的神奇。

史载：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周王朝的各路诸侯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那是一个狼烟四起兵气连云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英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此消彼长风云变幻的时代……七国之中秦最强大。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开始向东方扩张，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不断蚕食鲸吞邻国的土地，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农家、纵横家、阴阳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事秦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权变之能事。之后，从魏国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雎提出“远交近攻”战略，对六国实行各个击破，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在那个崇尚功利的时代，仁人志士们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仁政”；墨子四处游说奔波，主张“非攻”，呼吁和平；庄子则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以经商手段从政，竟掌控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秦国的政权。他执政十年，承上启下，为秦国最终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他对当时政治格局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孟子、墨子、荀子、庄子、韩非子逊色。他就是吕不韦。

吕不韦经商的成功之道，除了众所认为的以“奇货可居”为基本原则，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还有一个被忽视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善于整合资源——一是他很懂得研究市场，不拘泥于当时的列国割据所形成的一城一地的单调的经济状况，而是利用各种手段去融通和利用尽可能有的机会，往来于赵国的都城邯郸和秦国的都城咸阳，经济活动范围跨越现在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各省，今天可以称为是开展国际贸易，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说是他受“合纵”之术和“连横”之计的启发而创造性地运用于商业经营。二是他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不惜代价与达官贵人保持密切的关系，与各国的外交使节保持密切的来往，从而在其商业活动与官场之间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有利的通道，这也是一种资源整合，应该说是后来者“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官商合作之道的源头。至于后来他看出了经商并不能使自己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相反还要受人歧视，为了摆脱这种局面而投资于秦王孙异人，从异人入手，弃商从政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商人成为宰相的成功过程，在今人看来或许是一种投机，也或者可以说是一种风险投资，但这也应该是一种资源整合——金钱、权利与机会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不是仍然可以时时看到吗？尽管不是市场经济中资源整合的正道！

中国古代社会尽管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重儒轻商、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在长期内压抑了商业经济的生长，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还是导致了商业经营活动的产生和在困难的环境中坎坷发展，以致到了明、清时期，中国的商品经济不可避免地萌生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出现了能够延续数百年的闻名于世的几大商帮：晋商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经称雄商界500年之久，以致晋商与犹太商人、威尼斯商人被并称为世界三大商人；自明朝开始到清朝中后期，徽商有着雄踞中国商业巅峰的300余年辉煌历史；有着悠久历史的陕西商帮，也以其曾经雄踞商场数百年的成功历史，实践和丰富了传统的和合之道；生成于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孟子家乡的山东商帮，也曾经在明清时代称雄于四方，演绎了中国历史上商业王国的跨朝越代的传奇。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形成并广为流传的几大商帮的成长和实践过程及其成功之道，既是对“和气生财”的历史诠释，也使“和合”管理艺术在商场上大放异彩。

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不仅重现了中国古晋商的历史形象，而且也是中国古商帮历史的浓缩，乔致庸的一句“货通天下”，充分凝集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精神；乔致庸的“货通天下”的成功实践，又一次生动地展现了中国式的“和合”管理艺术。

儒家的和合管理艺术更多的是作为治理天下、处理国家大事出现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公共管理领域，因此在历史文献中有着许多相关记载，比如战国时期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保证了赵国的安全，孟尝君“和”待食客三千而有死士相帮助等许多故事，都生动地显示了“和合”之重要性。即使是敌对利益之间的对抗，“和合”之计也演绎出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大剧。《三国志》记载的“隆中对”，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三顾茅庐拜请诸葛亮出山相助，诸葛亮为之指点江山、谋划三分天下，也就是联吴抗魏巩固发展蜀国的和合发展战略，就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话说公元207年，身处厄境而壮心不已的刘备三次到隆中来拜请诸葛亮，向他请教统一天下的计策，邀请诸葛亮出山帮他完成统一大业。诸葛亮从政治、军事、地理、人事等方面精辟地分析了国家的形势，建议刘备先占领荆州、益州为根据地，与西南少数民族搞好关系，和占据长江下游的孙权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已经统一北方力量雄厚的曹操；内修政理，积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到时从荆州和汉中两面夹击中原，以实现统一国家、重振汉室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此后的历史证明，正是这样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正确的和合策略，才使得刘备从一个以贩鞋织草席为生的穷困潦倒之徒，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一方霸主。

历史的经验和今天的实践都告诉我们，中国式的和合管理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合”在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记载中，有石崇因“和”而致生意兴隆、富可敌国；沈万三奉“和”而人财两旺、富甲天下；更有吕不韦的因“和合”而富的成功经历及其对古代和合文化总结的《吕氏春秋》；有晋商以“和合”信用天下而开创票号旺业，徽商以“和合”开辟市场而成就历史形象，都是以“和”致富、“和气生财”的生动写照。“和”于生意场上可谓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任何交换或者说是做生意，都是从感情、意向沟通开始，“和”则是必然的前提和指导思想，没有“和”的观念，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和”也是最好的沟通方法和润滑剂，“和气”则易于对话和进一步的交往，没有“和气”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同时，“和气”还可以为继续交往打下良好的基础和保持良好的伙伴关系，以便寻求更多更大的生意机会，所以，“和气生财”成为亘古不变的“生意经”。而且，“和合”于中国封建社会，不仅是“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论内容，而且也是“修身、齐家”的根本要求。以“和合”修身养性，才能具备“仁者爱人”精神和从事“仁政”的素质，这样才能为将来的报效国家、为国之“仁政”作出贡献。以“和合”持家，一方面能亲亲相融，家庭和睦兴旺，以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打好基础，所谓“家和万事兴”也；另一方面，因“和合”持家有方，还可以锻炼和培养治理“大家”即社会的才干。因此，“和合”于儒家之管理艺术中，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和价值观意义。

总结以上分析，由和到合，再由合制胜，是和合管理的路径选择和管理艺术的真谛之所在。由以上分析可以认为，和则万事兴、合则万事胜是中国式和合管理艺术的基本原则和主张；由“和”至“合”，由“和合”而制胜，是“和合之上上计”的基本内涵。和为方法、前提，是和合管理艺术的基础和出发点；合为手段、途径，是和合管理艺术的组织条件和实现。“和”是“合”的先期准备、必需条件和序幕，“合”是“和”的目标选择和结果，“合”还是取胜的方法、手段和组织条件。有了“和”，才能有感情到思想的逐步沟通，才能有“合”之可能和最终实现，无“和”则没有可能达成“合”，而唯有“合”才是制胜的最优路径选择。这就是“和合为上上计”的全部含义。

如我在《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即使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和气生财，合作制胜”依然具有管理学上的意义。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的行为方式尽管有其历史必要性，但向来受到鞭笞和诅咒，而由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路径依赖形成的“大鱼吃小鱼”式的残酷竞争，虽然成就了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所标榜的竞争理论，不过人们对于“和”的依恋却一时一刻也没有被遗忘，就像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帝国主义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虽然可以甚嚣尘上一时，甚至可以用炮火毁灭一个国家、威慑一个地区，但是和平的呼声以及对于和平共处的向往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当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的轨道，和平、合作与发展终于取代了战争和对抗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经济管理领域，也有了淡化竞争、排斥竞争而提倡如中国式的“和”、“合”之道的“利益相关者战略”、“蓝海战略”，通过“和”、“合”实现“价值创新”而“开创新的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通过“整合”、“统合”，“以抓住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成为今天西方管理学重新认识和运用的新原理。而且，如果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放大而为“和睦与共，合作制胜”，则越来越可以成为今天保证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选择。

三、由合作制胜走向共赢

互联网上有一段有趣的也是发人深省的文字：

在家庭暴力日显突出的今日，如何处理好夫妻之间的战争关系问题意义重大。实际上，没有矛盾的家庭是不存在的，有矛盾要巧妙地化解，因为战争对谁都会造成伤害，谁都不会成为赢家。下面这个避免正面战争的例子或许对你有所启示。

丈夫常通宵达旦地在外打牌，妻子痛苦不堪。女友道出一招，劝其一试。某夜，丈夫中途回家取钱，敲门喊道：“开门，我是你老公！”妻子呸一声：“你以为装成我老公，我就放你这色狼进来？”

丈夫急了：“我真的是你老公！”

妻子大吼：“快滚，我老公从不这么早回家，你再不滚，我打110了！”

丈夫气得跳脚骂娘，没奈何只得走开。挨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得以敲门入内。一进门，妻子即说：“你终于回来了。11点左右有个坏人想冒充你混进来占便宜，被我骂走了。”

丈夫余怒未消，气呼呼地说道：“我看你是睡昏了头，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妻子问：“那昨天、前天也是你敲的门？”丈夫一惊：“有这等事？”

于是，丈夫埋伏在家，一心等待机会打击流氓犯罪，谁知苦等三个晚上均风平浪静，便问妻子：“那家伙为啥不露面？你该不是神经过敏？”妻子说：“钟馗在，鬼还敢上门吗？你想想，把我孤单单一人丢在家，不是给坏人可乘之机？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地过日子，总有一天会成精神病的！”

丈夫一想是这理，于是从此晚上很少独自外出，家庭生活从此又得安宁。妻子感谢女友帮了大忙，问其如何想出这一绝招？女友笑答：“夫妻之道，在于智中求和也。”

于家庭关系如此，本文前面所举的历史故事亦如此，今天的全球合作应对“金融海啸”更是如此，“和合之计”意义可见！然而，要能够理解特别是接受这一“上上计”，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的实践中由合作走向共赢，不仅要有一个观念更新过程，而且确实还有许多问题要弄清楚，包括思维惯性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的解套。

互联网上有评论认为，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会形成一些固定性、模式性、习惯性思维方式。思维定式是一种格式化的东西，具有隐蔽性、持续性、顽固性等特征。思维定式一经形成，就会如影随形，紧紧地把你黏住。思维定式有利于常规思考，但对创新会起到阻碍作用。所以，要实现创新，就要努力打破思维定式。诚如美国著名企业家福特所说：“人总要受沿袭已久的陈规旧习的支配，这在生活中是允许的，但在工业企业中是必须排除的恶习。”

我国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他所著《日知录》一书中记有一个小故事：

洛阳的钱思公非常富有，但他生性节俭，用钱谨慎。他有好几个儿子，尽管都已经长大成人，但除了逢年过节之外，很难得到一点儿零花钱。钱思公藏有一个笔架。这个笔架是用珊瑚做成的，造型美观，雕工精细，极为珍贵，是他最心爱的东西。平时，他总是把笔架放在书桌上，每天都要欣赏一番。要是哪一天笔架不见了，他就会心绪不宁，坐卧不安，然后就会悬赏一万枚钱寻找这个笔架。

钱思公的几个宝贝儿子很快就摸准了这一点。如果谁缺钱花了，谁就会偷偷地把笔架藏起来，等钱思公悬赏一万枚钱寻找的时候，就拿出来，说是从外面的小偷那里追查回来的，于是一万枚钱的赏金便轻易地到手了。过上一段时间，如果又有哪个儿子没钱花了，就又会如法炮制一番。这样的事，在钱思公家里，一年至少要发生六七次。

从行为科学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典型的思维定式的案例。也就是说，钱思公之所以会被他的儿子们所愚弄，是他头脑里的思维定式在作怪。钱思公心爱的珊瑚笔架一次又一次地失而复得，在他的头脑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无形的框框：“我的这个笔架很值钱，外面的小偷总想把它偷走。只要我悬赏一万枚钱，我的儿子就一定能把它找回来。”由此可见，思维定式的确害人匪浅。思维定式形成之后，人在思考问题时，便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怪圈，难以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这时候，你所有的聪明才智都会化为泡影。你不仅日渐丧失了分析问题的能力，甚至已不再愿意去对问题进行分析。

之所以竞争战略及其种种无所不用其极的损人利己的竞争手段长期以来备受青睐，甚至在“金融海啸”横扫全球的淫威迫使全世界采取了联合应对行动的时候，依然有人念念不忘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市场政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所谓“主流”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市场取向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定式，或者是经济学上所说的“路径依赖”，就像物理现象中的动态物体的惯性作用一样。尽管“市场失灵”一再出现，哪怕是像这次危及全球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这样一种空前严重的“市场失灵”都没有可能使这种沉迷于自由主义市场取向的思维定式能够有所改变，依然是我行我素地宣扬自由竞争而反对必要的政府调节，依然是要不顾一切地大行损人利己的竞争之道而漠视和反对合作。因此，努力打破思维定式，对于进一步认清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主旋律和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变化，以便正确地认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进一步确立合作在现实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实非常重要。为此，坚持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由中国古代和合文化凝结而成的和合管理艺术，有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文化积淀，并且在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中不断实现历史的扬弃。因此，和合管理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范畴，需要在生活与实践的阳光雨露沐浴下不断丰富发展，也必然要求按照哲学辩证法的与时俱进的原则去把握理解和运用，才能永葆其生命活力和充分显示其管理学意义。

亦如我在《和合管理》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由此凝结而成的和合管理思想与管理艺术，虽然至明清之时，由于西方工业文明的超越而使西方的管理学日益为世人所崇尚，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于“孔家店”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似乎要被历史所遗忘。不过，还是如哲学大师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凡是为历史所证明的真理是不会为时间所湮灭的。即使在“五四”之后，和合管理思想亦为继起的中国民族工业所沿用，晋商、徽商、鲁商也依赖以继续，而且，今日之新苏商、浙商、粤商正在延续新的演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如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欣欣向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民主管理、群众运动以及著名的“鞍钢宪法”所概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就更多地建立于以人为本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思想之上（所以人民是新中国的主人，人民必然是管理的主体），是按照“团结就是力量”的原则办事（所以，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争取胜利），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保证。其思想内涵与实践，以及新中国初建时期的合作化运动和后来的尽管是失败了的“人民公社”之实践，都凸显了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思想与和合管理艺术。不过要指出的是，这种“失败”，不是“和合”理念本身的失败，和近代社会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趋于冷淡而崇尚西方管理理论的原因几乎一样，是体制的原因导致的历史性命运。和合管理艺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又能够创新发展，传统的和合文化又重新引起世人的青睐，就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必然，充分显示了中国式和合管理的真理性意义。

十年“文化大革命”之浩劫，无论是在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都给我们伟大的祖国带来了灾难性的破坏和损失，“破四旧”的冲击几乎又一次使传统的和合思想文化走向毁灭。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噩梦、宣告改革开放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渐走上历史舞台和不断深入，我们的祖国又有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在实践中创造着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这就是重新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继承和扬弃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包括新中国建设时期的成功管理经验和管理思想），吸收当代西方的先进管理经验和管理理论，在批判继承和兼收并蓄中实现自我。从借鉴全面质量管理、重建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到经济承包责任制，再到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破产和兼并、物流管理和价值链管理、核心竞争力理论的引进和实践，有西方新的管理思想的吸纳，也有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艺术的新生。全面质量管理离不开全员参与，群众运动和民主管理成为借鉴和营养源；物流和价值链管理，需要环环配合、全体合作；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是以技术创新为中心，同时依赖于组织、人力资源、市场营销等多方面合作为保证的系统工程，其中“和”与“合”更是凸显重要。可以说，和合管理思想与艺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以新生和丰富、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市场竞争、企业联盟、贸易合作以及国家、地区之间关系的处理，不仅有双边关系的考虑，而且更多的是多边关系的考虑，因此，在双赢思维的基础之上，又衍生出共赢的管理理念。共赢思维要求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时，运用“1＋1＞2”的机理，去实现“1＋1＞2”的理想结果，同时要求在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牺牲环境的前提下，共同把“蛋糕”做大，实现利益共享。进入21世纪以后，企业联盟战略更为普遍运用，每年都有上万家企业走进联盟行列，并且还在迅速增长，同时越来越多的是跨国联盟。合作联盟的目的或者是为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或者是为了分散风险、规模优势，或者是为了降低成本……“合作取胜，结盟多赢”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甚至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理念。由合作制胜走向共赢，是“和气生财，合作制胜”与时俱进的时代升华。今天的全球合作应对“金融海啸”的现实，进一步告诉世人的是，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任何的单打独斗以及任何的损人利己的竞争之道，只能是增加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而最终导致利润率的不断降低趋势，为了市场经济新阶段的利益最大化需要，合作是制胜的必由之路。

第二节　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之水天上来。几千年来，就是这条壮观无比的天河之水孕育出数不胜数的灿烂文明，滋养着我们的成长。甲骨文、安阳殷墟的发现，为传说中的殷王朝找到了存在的证据；代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标志的文字、城池、青铜器，在这里找到了踪迹；华夏民族的文明之火在这里最先燃起……天河之水浇灌的土地给予了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根发源于此，我们的骨血中流淌着她的长情大爱。……这就是根和叶的关系，源和流的承继，国与家的因缘。树有根，才能枝繁叶茂。

网上转载的这一篇海外游子思根的文章，可谓是声情并茂。树有根，水有源，黄河母亲之水浇灌的华夏文明，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和历史的源头。

中国式和合管理艺术的理论之源可以追溯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道家学说。道家文化集中反映在“易”书和老子的著作中。《周易》一书，一般人读来，如入云雾之中，似是而非，感到玄机重重而有如天书；《老子》一书，更是闪烁其词而令歧义丛生。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使古人对于自然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不可能全面和完全正确，因而只能在对自然界和经济社会直觉和感悟的同时，很无奈地对一些他们尚无法认识和没有能够搞清楚的东西，或者是通过有如《周易》中的神秘的表达方式，或者是通过如《老子》中的晦涩难懂式的述说来表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周易》的著述人，和被传做是《老子》的作者李耳的世界观及其思想方法所致。《老子》中所言，更多的是由于其所处的社会动荡和变更时期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避世、忍让、委曲求全的思想，但又隐含着无为而无所不为的强烈进取精神以及许多辩证法观点。因此，就造成了它的思想在总体上表现为反复无常和语言闪烁其词。尽管如此，道家学说作为时代的产物，其内涵博大精深，其寓意奥妙无穷，后人的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哲学家看到的是其中哲学思辨的睿智，科学家看到的是其中对于揭示宇宙奥秘的“宇宙代数学”的作用以及对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启迪，政治家看到的是其中对于统一国家、安定社会、教化敦厚人伦的作用，管理学家看到的则是其中管理社会、经邦济世的理念和艺术，所以尽管其玄机重重、晦涩难懂，也不妨碍它最终成为后人所认为的治理天下的统治之术。

一、上上卦之说

欧洲心理学家荣格（C.G.Jung）认为：“如果人类世界有智慧可言，那么中国的《易经》，应该是唯一的智慧宝典。我们在科学方面所得的定律，十有八九都是短命的，只有《易经》沿用数千年，迄今仍有价值。”

《周易》八卦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卜筮之书，实际上它是以特殊的体系和表达方式，表达了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对于自然界以及社会生活现象观察的经验性总结。它在中国古代是社会各阶层广泛运用的一种文化思想理论体系，政治家、统治者、军事家用其运筹帷幄，治国安邦；民众百姓则将其作为养生、预测祸福、经商赢利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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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八卦图

通行本言《周易》顺序，古人有一歌诀曰：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

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

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

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

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

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尽管《周易》八卦看起来玄机重重、晦涩难懂，但是，几千年以来，八卦图在排列组合上的严密逻辑性就像数学公理一样不可以更改。人们对于《周易》和八卦图的解释和理解方面存在着不同时期、不同流派思想的说明文字。从古至今八卦图的成因始终是一个谜团，没有人能够拿出有科学依据的事实来解析八卦图完整的起源。

在《周易·说卦传》中有显示关于八卦图卦位具体位置的图腾属性说明，比如“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又有“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等，如果将上述八卦图图腾属性组合在一起，便有了“乾，马首；坤，牛腹；震，龙足；巽，鸡股；坎，豕耳；离，雉目；艮，狗手；兑，羊口。”八卦的图腾属性就相当清晰和具体化了。八卦的图腾形象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尽管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终不妨碍其中所蕴涵的真理性光辉。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一幅由全世界科学家通过几十年合作，运用最先进的卫星、红外、声波仪器勘测和长期积累的数据库绘制而成的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这幅地球表面立体平面图通过三维的方式把海底和陆地的地形地貌构造在一张平面图上表现出来，恰恰是这一代表人类目前对地球地理构造最深刻科学认识的地图上，八卦图腾属性所指的马、牛、羊、龙、鸡、豕、雉、狗形象都能够体现出来，图腾形象与地球地理构造形态呈现出对应状态，因此，八卦图也和地球地理联系在一起，为揭示中国古文明文化中八卦的奥秘找到了新的角度。

同时，《周易》八卦还为我国术数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据说，德国大数学家莱布尼茨得到伏羲八卦和伏羲64卦图后进行研究，从而发现了八卦数码原理，以阴爻为0数，以阳爻为1数，爻的进位是按倍数二进制。他感叹中国八卦的伟大神奇，称这个二进制数理是计算千变万化数目的最简便方法，因而发明了计算机。

和合思想是一个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扬弃过程。“保合太和”的上上卦思想贯穿于《易经》、《道德经》等道家代表著述中，认为天、地、人三道相和合的价值理想是所谓的“保合太和”，即通过阴阳、刚柔、仁义的矛盾冲突和协调过程，最终可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管理目标。

《易传》中提出的“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被认为是一个上上卦，即认为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尽管有各自的特殊性，但最大限度地达到和谐，才是最为光明的前景；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才能够顺利发展。用卦象之说也许不太恰当，不过古人之卦理也是当时条件之下的一种对生活的观察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其生成与发展是时代的产物。这一卦象，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存、生长规律的辩证认识。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产生这样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是人们观察和思考周围的自然界及社会生活得到的朴素思想，而且，由此造就了许多精辟的思想。

易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之源，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彰显和合理念。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者道也，两仪者，阴阳也，阴阳一道也，太极无极也”。是说易学的中心思想是论述阴阳和合变化的太极思想。《周易正义：“兑·初九爻辞”》云：“和兑，吉”，“和”作和谐、和善、祥和意。《周易本义》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周易正义》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意思是说，天地阴阳交会，才有了万物的生长；男女媾和，才会有新生儿女的生成；相互交感、交合、和合，才能有新生事物的化生。《老子》认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把事物解释为由不同的因素即“阴”和“阳”交流形成的统一体。后来的中国古代道家的代表作《太平经》中有一段话：“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已经把和合提高到了“治事”即管理的高度，并且把和合规定为圣人即管理者必须掌握的管理原则和方法。这是古人对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从《易传》对于自然界中和合规则的揭示，到社会事务管理中和合规则重要意义的经验总结，“保合太和”充分展示了在那个时代、那种生活环境和有限的认识能力下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的最高境界。如朱熹注《周易本义》一书的“周易序”中指出，“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来世其至矣。”其意思是说，易是研究卦爻彖象的哲学规律，来显见天地万物的情理，所以圣人非常深远地考虑到子孙后世的为人处世，是要用“易”来指导人类文化、人类文明及人与自然的发展方向的。

孔孟儒学是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集大成者，不仅提倡“和为贵”，而且主张“天时地利不如人和”。并且，还更进一步地发展到了对于世界本源的认识。《论语·阳货》中记载的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认为天不说什么，也不管什么，四季节气运行、世间万事万物生成和生长都是自然现象。《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在这里，《周易》通过对宇宙万物与人类生成过程的具体描绘，强调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结，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的产生及上下之居位，犹如“有天地，然后有万物”那样，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换言之，《周易》把人类社会的起源看成是效法自然、遵循天道的过程。与此相应的思想是，《周易》还以天地自然之道来推导社会等级秩序和道德伦理规范的形成。《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肯定了人们道德规范的制定是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结果。这些思想，有助于人们站在自然哲学的立场上，以理性主义的眼光来探讨社会人事秩序的建立及其沿革。

和合思想对于世界本源和事物发展变化的看法，与西方的“创世说”有着本质的不同。《创世纪》认为，上帝从礼拜一至礼拜六，创造了昼夜、空气、水、地、青草、树木、果子、太阳、星星、月亮、动物、鸟兽、男人、女人等万物，^[1]显然是唯心地设计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客体或者精神来创造世界万物。因此，西方世界遵循这种神学的预设和解释，在认识世界、解释世界，以至管理经济社会的过程中，难免会有更多的唯心成分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应该是西方管理学和管理实践存在缺陷的最原始的思想根源。相比较之下，中国古代的朴素和合思想，坚持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解释世界，并且贯穿了相辅相成的辩证思维，因此更有助于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以及对于经济社会的管理及其规律性认识。如汉代思想家王充所言：“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阴阳和，则万物育”。天阳、地阴，男阳、女阴，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共识。

我在《和合管理》与《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一再指出，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共识，不仅因为其生成是人们直接经验的启示，还因为和合理念符合时代前进的要求，适应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在以后的历史延续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从春秋战国天下大乱，孔孟儒学企望以和合思想教化天下，提出通过“克己复礼”来实现“仁政”礼仪管理的目标，经过了秦代行法家严刑峻法之举，终于短命而亡，至汉代董仲舒提倡“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从此带来了儒家思想数千年的繁衍发展，历史实践证明了和合思想的合理性，是支撑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持续发展的精神支柱。

儒家集和合之大成，在倡导“上善若水”、主张人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把“和”看做是处理事务的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一种看法，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处世术，实际上未免有点以偏概全。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理念，是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状况提出来的，“礼崩乐坏”导致原有的社会和谐与秩序不复存在而天下大乱，因此，儒家提出要“克己复礼”，希望通过礼仪制度安排来重建社会和谐与秩序，这也是其“仁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为了保证“仁政”的实施，关键的内容就是要实现其礼仪制度安排。如以上我们的分析所言，“仁”是儒家学说之本，是内核和灵魂，是曰“仁者爱人”；礼仪是其主张的行为规范，是外在表现，是曰“‘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仪以仁为指导，仁依礼仪来实现，二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要克服“礼崩乐坏”所致的社会和谐与秩序失衡，要诊治人心涣散和天下混乱，唯“和”为要；要实施“仁政”和实现礼仪制度安排，唯“和”为贵。因此，由“仁者爱人”之施“仁政”，行“礼、义、廉、耻”以及“忠、孝、节、义”之礼仪制度安排，故“和为贵”。因为，“和为贵”极为必要而意义重大，唯“和”，才有相近、相亲，才能有沟通，才能进一步导之以“仁”，晓之以“礼”；唯“和”，才有安定，才能体现“仁政”，才能实现礼仪制度安排。可见，“和为贵”是实施“仁政”以及礼仪管理的重要方法和前提。“和”，也由此显示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推而广之，“和”，逐步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然要求。如外国学者评论所言：为了社会和谐它教导人们按照礼仪制度规定，去适应家庭和社会等级，去服从权力权威，“作为传统文化的继承遗产，儒家思想宣扬建立在美德、社会成员各司其职基础之上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对王子、对一家之长均有意义”（Soutif，1995）。因为，唯“和”，才能修身养性；唯“和”，才能家庭和睦兴旺；唯“和”，才能社会稳定而经济繁荣。“和”，也由此进一步显示了普遍性的意义。由“和”至“合”以及由合制胜，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儒家力主之“和”，并非“和稀泥”，不讲是非原则，也并非排斥法律制度安排。史书记载，孔子曾经有幸担任鲁国的大司寇，此间极力实施“仁政”，雄心勃勃地去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孔子为政期间的主要政治改革计划就是废除封建割据的堕三桓运动。孔子的“仁政”主张和堕都计划在开始时获得了三桓的支持和响应，但在后来遭到了费邑地方顽固势力的抵抗，孔子最后不得已还是调动了国家的正规军队，才击溃了地方势力的叛乱，顺利完成了堕费的任务。可见，儒家所倡导之“和”是服从于其“仁政”之需，是为了其礼仪管理之要，其“和”不仅要以“仁政”和礼仪管理的需要为准则，而且，儒家的“仁政”和礼仪管理本来就是以一定的法律法规制度安排为基础和保证的，只不过是儒家思想及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突出了“仁者爱人”的人文精神，其礼仪管理也彰显了“和为贵”的理念，其法律法规制度安排相对地处于辅助地位。也正如前面我们的分析所说，“和”不仅具有价值观意义，而且在实践中也同时是作为儒家处理事务的方法论出现的，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从《周易》的“保合太和”之上上卦开始揭示阴阳太极变化之理，到儒学的“和为贵”、佛学的“和合姻缘”，形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一个精华性的共识，那就是：宇宙之广，万事万物千差万别，同为阴阳二气所造化；天地之大，事物动静消长，千变万化，同为阴阳二气的造化与运行，乃大千世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合之计”正是在阴阳太极变化之理基础之上的古为今用。

二、中庸与中和

管理原理的应用是一种技术，技术臻于精湛就成为管理艺术。社会生活中的管理或者管理社会的实践，是各门组织技术，是各类管理艺术。中国古代，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佛家倡善忌恶，祈盼于冥冥；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联横合纵，唯利是从；阴阳家诡说阴阳，以太极教世。三教九流，百家千子，处心积虑，无非牧民之道，驾驭之术。皆自以为管理原理之ABC。中国古代有管理思想表述的著作，除了以上各家典籍外，还有如《周易》、《尚书》、《孙子兵法》、《周礼》、《礼记》、《管子》、《吕氏春秋》、《史记·货殖列传》等，基本上包括军事管理、社会管理和工程技术管理。历代中国明君贤相、仁人志士都从中吸取治国安邦、安身立命、修身齐家、富国强兵之术。从对于自然界万事万物生成的解释，到对于社会发展变化的看法、人际关系的交往，以及人的心灵修养和社会文明的培育，和合思想都贯彻以“和”与“合”，以至逐渐发展成为后来完整的“和合”原则。

中国古代和合哲学思想中一个宝贵的内容，是“中庸”哲学理念。孔子在《论语·雍也》中首次提出了“中庸”这一概念，文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可以说是达到了顶点！百姓们缺乏这种“中庸”之德已经很久了。青年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庸“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好好地解释一番”。^[2]

“中庸”之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孔子之所以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士人们所推崇，除了其仁、义、礼、智、信学说有利于统治之外，更因为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对中国古代的重要辩证法思想创新——三分法辩证思维的丰富和发展，是一种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正确而有效的方法。孔子的言行举止恰到好处，处理问题的观点和方法令人佩服，为世人所景仰、效仿和借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孔”风潮，一度扰乱了人们对于孔子思想特别是“中庸”之道的正确把握和认识，使“中庸”之道哲学思想中闪光的内容蒙上了一层模糊的阴影，但是也从反面让人们疑问和沉思。在我们进行历史反思和批判继承中国古代和合哲学思想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庸”之道的积极意义是至关重要的。

“中庸”之道揭示的执中以制左右的普遍规律、致和以应万变的赢家定理，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的法宝和世人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也成为中庸对人的言行以及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然而，要真正做到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不容易的，必须积极进取、努力学习。王夫之在其《读四书大全说》中指出：“中行者，若不包裹着进取与有所不为在内，何以为中行？进取者，进取乎斯道也；有所不为者，道之所不可为而不为也。中行者，进取而极至，有所不为而可以为耳。同此一圣道，而各因其力之所可为而为之，不更求进，便是狂、狷；做得恰好，恰合于天地至诚之道，一实不歉，便是中行。此一中字，如俗所言‘中用’之中。道当如是行，便极力与他如是行，斯曰‘中行’，下学上达而以合天德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是孔子《中庸》中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如果能够达到中和的要求，则天地就会有序地运行，万物就能够生生不息。

中和思想是中国古代和合思想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了解了中和也就知道了和合。从中华民族文明的易道之源开始，在首创和合思想的《周易》中，八卦卦爻，就是皆以中爻为重。如果遇到内卦之中爻为六二，外卦之中爻为九五，是既居阴位之正位，又阴阳比应，被称为最佳之机遇，即所谓之“中和”之境。商代卜辞中，亦称自己为“中商”。五行以土为中为尊，也是自此引申而来的。《论语·尧曰》中写道：你这个舜啊！上天的定数决定了要由你来掌管天下，执政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中和公正……后来舜也是这样传命给禹，这是尚中观念的一个典型性的较早的历史记载。作为和合思想集大成的孔孟儒学中的精华，则进一步开发了致中和、量度而用中、执中行权的中庸之道，才有所谓“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认为和是处理世事和人际关系的准绳。

《荀子》有言：“中和者，听之绳也。”意思是说中和是处理事务的准绳。所谓：“心中斯须不和不乐，而鄙许之心入之矣”，认为和合能够协调、和谐人的精神世界，可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认为礼是作为氏族社会结束的象征，因为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跨入文明的标志之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3]中与和在古代有相通、相同之意。古有释“文”为文明和文化，后来干宝注曰：“圣人之化，成乎文章。观日月而要其会通，观文明而化成天下”，^[4]以“文”释文明、“化”为教化，“文明以止，人文也”。^[5]《春秋》有云：“中者，天下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所谓：“天命在人，便无不善处。发而中节，亦是善；不中节，便是恶”，认为无论是世界万事万物的生成、生长，社会道德的完美构成，社会发展繁荣，人们的安居乐业、健康长寿等之所以然，都是由于中和。

“中庸”和“中和”意相同，但以“和”代替“庸”有其更多的深意，因为“和”不仅是强调和合的内容和结果，而且还代表一种境界，是判断事物状态的明显标志。“中庸”和“中和”意相通，中和更多的是强调一种状态或者工具性的方式方法；中庸则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艺术，强调执中行权，与时屈伸，强调在中和基础上的变化，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从变化了的实际出发去寻找处理问题的办法，是“中庸”之道的精华所在。《易·易辞上》中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意思是说，君子之道，就是应该出去的时候出去，应该相处的时候相处，该沉默的时候沉默，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孟子·尽心上》中说：“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意思是说，守中庸之道而不知权变，与固执一端是一样的。而从人的喜怒哀乐的发动状况来解释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常用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可以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是中和。《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喜、怒、哀、乐这些感情没有表露出来的时候，称之为中；当这些感情表露出来而又符合一定的规则时，称之为和。中，是天下的根本准则；和，是天下人与事物都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如果能够达到中和的境界，则天地运行不息，万物化育不已。《老子》中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按照《周易》本意及衍义，太极乃阴阳混沌未分之始，故太极为一，“一者数之始”；在宇宙自然界自身运动变易的作用下，由太极而生两仪，《易·系辞》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即“一生二”之阴与阳，阴阳之相互作用是为矛盾对立的双方，一阴一阳是为易道的核心，道蕴涵阴阳；由阴阳对立、矛盾斗争而生长出阴阳和合之状是为之三，是万物生成、生长的根据，即所谓“三生万物”。由此，不仅为和合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还提供了一种三分法的认识事物的辩证思想方法。依此可以认为，矛盾的事物不仅有矛盾对立的双方，而且还有对立的双方矛盾调和时的中间状态，没有这种中间状态，就不可能有事物的稳定发展，也就没有万物所生所长。由是，也可以认为，一方面，矛盾对立双方的此强彼弱是一种阴阳、刚柔相互转化的过程，矛盾双方的对立、斗争是绝对的，舍此就不成为矛盾；然而，矛盾双方的剧烈对抗仅仅是矛盾激化时的一种相对短暂的状态，也往往是事物发生质变的体现，没有这种质变就没有新生事物的产生，但如果片面强调了这种矛盾的剧烈对抗性，把这种矛盾剧烈对抗的暂时状态夸大为常态，就不可能有事物的稳定发展，就会沦入“斗争哲学”的窠臼。另一方面，矛盾对立双方的平稳显示只是一种阴阳和合、刚柔相济时的中和状态，矛盾双方的统一、同一是相对的，舍此就没有事物的稳定发展，事物的稳定发展就是在矛盾双方的对立和转化中不断达成统一、同一的过程中实现的；然而，矛盾双方的相对统一、同一或者说是中和状态则是一种常态，体现为事物发展的一种量变过程，没有这种量变过程，就不可能有事物的正常成长壮大，也不可能由量变的积累导致质变，但如果片面夸大了稳定或量变的作用，又有可能陷入保守的泥潭。

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朱熹对于“中庸”的解释是：“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所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6]意思是说，喜、怒、哀、乐是人人都有的感情表现，当其情感没有表露的时候，此心处于平静不动的状态。不偏不倚，不会出现过与不及的状况，这种状态就叫做“中”。如果感情迸发出来以后，也能够保持不偏不倚的“中节”状态，不违背客观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状态就叫做“和”。中，性之德，是天下事物的根本，讲的是体；和，情之德，是天下通行的准则，讲的是用。所谓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没有超过，也没有达不到，它是一种常理，是天然如此的，也是极为精妙的。《二程遗书》有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宋陈淳说：“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万物育，则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7]遵循“中”之节，不偏不倚，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用“和”，是天下通行不变的法则；坚持中和，则兼顾表里、原则和方法的统一，是可“达道”也，即是使世事万物顺利发展。

康有为的《中庸注》更有精彩的论述：“上下无常，惟变所适。别寒暑而易裘葛，因水陆而资舟车。道极相反，行亦相反，然适当其时，则为此时之中庸，故谓之时中，若守旧泥古，而以悍狂行之，反乎时宜，逆乎天运，虽自谓中庸，而非应时之中庸，则为无忌惮之小人而已。”意思是说，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应该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根据寒暑的不同温度而更换衣服，根据水陆的不同而分别乘坐舟车。道路不同，行为也应该有不同，如果恰逢其时，就要守住此时的中庸，这就叫时中，如果拘泥不变，而意气用事，违背时宜，悖逆天道，虽然自己说是在行中庸之道，却不是根据具体情况而与时变化的中庸，这样的人就是肆无忌惮的小人。

中国传统的中庸和合思想，不是一味地只讲“和”（或“合”），不是“和稀泥”；不同元素的组合、和合，事物才能生存、发展，这就是和合思想所讲的“和”；相同的元素组合不成新的事物，也就不能使新事物萌生和成长。所以，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虽然讲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问题，但揭示了深刻的哲学道理，它既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又强调和合不同的事物，认为只有通过和合的相济相融过程，相辅相成，才能达到统一、和谐。和而不同，主张的是有差异性的同一，是求同存异，或者说是求大同、存小异；同而不和，主张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性，是“和稀泥”。二者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了和合思想的辩证内涵。程思远先生在其力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中指出：“把‘和’与‘合’两个概念联用，是中华民族的创造。一般说来，我们说‘和’，是指异质因素的共处；而说‘合’，是指异质因素的融会贯通。把‘和’与‘合’联用，突出和强调了事物是不同因素的相异相成和紧密凝聚，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辩证思想和系统观念。”^[8]

和合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含有丰富的方法论思维，自古以来被统治者和士人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帝王之术、管理之法，修身养性、成名成家的必经之路，甚至把其理想化了，认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只有圣贤才能达到的至高境界。《论语·子路》中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说，不能实行中行，就一定会陷于狂狷！狂就是过分进取，狷就是有所不为。《中庸》中有云：“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意思是说，孔子说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畅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这是因为聪明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愚蠢的人又常常达不到；中庸之道之所以不能明晓于世，我知道其中的原因了，这是因为贤能的人常常超过中庸之道，而不肖之人又达不到。没有人不喝水吃饭，但是很少有人能够品尝出它们真正的滋味。

不过，中庸之道虽然很难做到，但毕竟中庸之道蕴涵的丰富的方法论思维，在令人赞叹之余，又引人神往，让人去仿效和奉行。而且，和合思想还明确地告诉人们，只有通过学习，坚持修身养性，才能最终达到中庸之道。《中庸》中说，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其意为，孔子说，爱好学习就接近了“知理”，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义”，懂得耻辱就接近了“勇毅”。懂得了这三个方面的道理，就懂得了怎样修身；懂得了怎样修身，就懂得了怎样治人；懂得了怎样治人，也就懂得了怎样治理国家。宋陈淳说：“可均似知，可辞似仁，可蹈似勇。天下国家，至大难治也，而资禀明敏者能之；爵禄，人之所欲难却也，而资禀高洁者能之；白刃，人之所畏难犯也，而资禀勇敢者能之。则是三者虽最难，而皆可以力为。中庸乃天命人性之常然，不可以资质勉强而为之，须是学问功夫笃至，到那义精仁熟处，真是以自胜其人欲之私，方能尽得，此则若易而实难也。”^[9]所谓学而知之，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掌握一切知识和创新发展的根本之道；学习，终身学习，是“学习型组织”理论的精髓和提升管理效率的源泉。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生活于古代的中国思想家们，不可能有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完善认识，必然存在许多缺陷或者不正确的看法。我们之所以给中国古代的和合哲学思想冠之以“朴素”的限定，是因为这种哲学思想只是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及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最初步也是最为原始的认识。不过，在存在社会文明程度、科学技术进步状况、思想文化积累等多种历史局限性的情况下，我们的祖先能够具有充满唯物主义和辩证思维的和合哲学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中庸之道及中和之用，是对《周易》的“保合太和”之上上卦所揭示的阴阳太极变化之理，以及儒学的“和为贵”、佛学的“和合姻缘”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精华性共识——和合的创新发展，使得和合思想、和合理念进一步现实化为一种管理艺术。今天的“和合之计”，则是在阴阳太极变化之理、中庸之道及中和之用基础之上的推陈出新。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通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可以得到我们对于和合之计的基本认识：“和”，即和谐、和睦、和平、谐和、中和；“合”，即合作、联合、结合、融合、组合。“和”、“合”联系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充满哲理性的概念，表示了和睦共处、和气生财、协作聚力、合作制胜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之要义。“和”是“合”的基础和前提，和睦共处才能和气生财；“合”是“和”的选择和结果，合作联合才能取得最佳经济效益。

如《200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成果选编》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中庸之道作为一个方法论原则，它有广泛的适用领域。在政治领域，它表现为宽猛相济、德刑并用的治国方略，但德刑并用不是指德教与刑罚平分秋色，而是指德主刑辅。按儒家的观点看，德主刑辅恰恰是一种实质的“中”，而德刑并重是一种表面上的“中”，表面上的“中”并不合乎真正的“中庸之道”，而实质的“中”才体现了中庸之道的真实内涵。另外，中庸之道还表现为一种政治理想或者说是一种为政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儒家经典所谓“致中和”的境界，认为达到了“中和”，不仅实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中庸之道适用于文化领域，则表现为一种理性与温和的文化发展观。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所谓“损益”就意味着对传统文化有肯定、有否定，有继承、有创新。这种文化既非固步自封，也非目空一切，而是主张在继承传统中优秀成分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中庸之道适用于经济领域，则表现为经济政策上的“富民”措施。儒家从“中庸之道”的立场出发，不赞成将社会不同阶层间贫富差距拉得过大的制度安排，也反对统治阶级过度地剥削民众，因为这些都有碍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孔子是明确主张“富民”的（有“庶、富、教”之言为证），因此我们不能将其所说的那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简单地理解为财富分配上的一种平均主义，而是应该从建设和谐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及反对统治者赋敛无度的角度来理解其中的深意。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又说：“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从之也轻。”“恒产”就是指稳定的收入或私有财产，“恒心”是指稳定的心态。“无恒产者无恒心”是说没有稳定的私产就不会有稳定的心态，而没有稳定的心态就会无所不为，从而损害社会的和谐。古希腊时期的哲人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个观点：中产阶级因为有稳定的物质财富，因而有稳定的心态，所以成为社会的稳定性力量。这与儒家观念也有相近之处。可见，较小的贫富差距、可靠的物质保障、稳定的心态等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三、历史的回归与扬弃

有一个不似故事的故事：

如果以窗体底端漫画的手笔刻画鲁商，那会是“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鲁商先贤有两个代表。一位是子贡，他是孔子的弟子，山东人，典型的儒家，虽然从商，但“义”且“信”。孔子去世，别的弟子守灵3年，独子贡复又3年。另一位是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范蠡，急流勇退，悄然奔赴齐国，隐姓埋名，在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做起生意。他自称“朱公”，人称“陶朱公”，坚持“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阴阳和合的自然规律，成为富甲一方的商贾。陶朱公祖籍河南，在山东发家，成为富豪后，广散其财，富而行其德，热衷“公益事业”。“陶朱事业”后来竟成为商业的一种别称。孔孟文化对于鲁商的影响，存留至今。今天之鲁商对和合之道的发扬光大，进一步凸显了和合管理艺术的时代意义。入主万杰的鲁商集团董事长季缃绮在诠释鲁商集团使命时，其核心用词就是“仁智合一、商行天下”。皇明太阳能集团董事长黄鸣在博客上写道：“成长在圣人故乡的鲁商，有幸得天独厚地多受孔子思想精华的熏陶，并融会贯通于现代经济发展，形成独特的鲁商精神。”事实上，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压抑了鲁商的形成，尤其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清末时期，山东淄博周村的贸易以及潍县（今潍坊）工业的兴起，才让鲁商再次走上商业舞台。那个时期，孔孟之道正承受着现代文明的激烈冲击。商业巨子孟鸿升要算是当时鲁商的典型，他于光绪19年（1893年）创办的瑞蚨祥绸布店，直到今天还屹立在北京前门。他数次去邹城认祖，却屡次因违背祖训、弃读从商而被拒门外。然而，将孔孟文化与商业文化合而为一，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并非山东人，而是一位远离孔孟之乡的日本人涩泽荣一。这位日本株式会社企业形式的创始人同样是位左手拿论语、右手拿算盘的企业家，晚年潜心研究《论语》，1923年确立“论语算盘”说，以“义利合一”的思想，影响着几代日本企业家。

一个不似故事的故事，由古代“陶朱公”坚持“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阴阳和合的自然规律而成就了“陶朱事业”，到今天的鲁商集团弘扬“仁智合一、商行天下”精神而有长足发展，从经济社会的一个角度反映了历史是在一种回归与扬弃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回归与扬弃，是辩证法所表现的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也是对事物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曲折性的形象概括，是否定之否定规律表现形态的形象描述。它表明事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不是直线式的，而是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即由自身出发，仿佛又回到自身，并得到丰富和提高的辩证过程。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已有把事物的发展看成是一个圆圈的思想。他们认为“无限”或“火”是万物的“始基”，一切事物都产生于它，又复归于它。但他们所说的复归是单纯的周而复始，不包含变化和提高，带有循环论的色彩。毕达哥拉（约前571～前500年）、普洛克洛以及J.J.卢梭、I.康德、J.G.费希特和F.W.J.谢林等人也都具有发展是对立面统一的思想。其中普洛克洛和谢林已直接提到发展是一个圆圈。他们所说的圆圈已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在回复中包含着以前发展环节所达到的全体，在高级阶段包含着低级阶段的某些东西。G.W.F.黑格尔对后一种观点很重视，并把圆圈式发展提升到一种普遍形式，并以此作为构造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他认为，在发展中，作为开端的东西，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抽象物，是个浑然的整体。但它潜在地包含着以后发展中的各个环节，作为它自身的对立面。发展就是这些对立面的展开，是开端所包含的各个环节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体现。黑格尔认为，从自身出发，仿佛又回到自身的圆圈运动，从肯定（正）到否定（反）再到否定之否定（合）的过程，是肯定和否定的统一。每个圆圈后面还联系着更大的圆圈，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虽然黑格尔圆圈式发展的思想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把发展理解为一个联系着的系统，认为人的认识就在于统一完整地再现和把握发展着的具体概念的各种规定，这些思想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肯定黑格尔把发展比做圆圈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比喻，并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对它进行了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现象都是一个矛盾的体系，是包含着相互对立方面的整体。事物自身的发展，就是事物中的对立面的展开，在对立面的既斗争又统一中，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的辩证运动，其基本方向、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是一个螺旋式或波浪式的曲折前进的过程。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是螺旋式发展的。列宁说：“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10]事物发展是无限的，因而螺旋式的辩证运动也不是一个封闭的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辩证链条。螺旋式是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回复性的统一。事物的自身发展，经过肯定、否定和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的曲折过程，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复归，但实质上是在高级阶段上重复某些低级阶段的特点、特性，是通过曲折的形式而实现的前进运动。因此，在螺旋式或波浪式的发展中，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曲折性是辩证统一的。认识事物发展的螺旋式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告诉人们，事物的发展道路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折的，只有依据事物发展的这种辩证特征，端正我们的认识并去指导实践，才能使主观思想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逻辑，防止思想认识的直线性。因此，在实践活动中有时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这是合乎事物的辩证过程的。螺旋式的发展表明，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周而复始的往返循环。事物发展的曲折、倒退是暂时的，它的总趋势、总进程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式的和合理念由一种自然生成的管理要求不断地上升为一种理性的管理艺术，也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和合理念开始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过程，最初表现为一种自然生成的管理要求，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和合理念是人们从日常生活以及周围自然界的观察中得到的一种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经过“仁政”管理实践，也就自然地发展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

认为和合理念由开始的表现为一种自然生成的管理要求不断地上升为一种理性的管理艺术，是因为，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感性认识不断得到深化，逐渐地上升为一种对于周围世界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理性认识，并被自觉地运用于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过程，逐渐地上升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管理艺术。从《老子》的“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到道家的代表作《太平经》中的“阴阳者象天地以治事，和合万物，圣人亦当和合万物，成天心，顺阴阳而行”，再到孔子的“仁者爱人”、“和为贵”，逐渐地认识到事物是由不同的因素即“阴”和“阳”和合形成的统一体，进而把和合提高到了“治事”即管理的高度，并且把和合规定为圣人即管理者必须掌握的管理原则和方法，再到把“和合”与“仁”和“以人为本”相结合而形成了一整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管理模式，就是和合管理艺术的不断形成之波浪式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中国式的和合理念由一种自然生成的管理要求不断地上升为一种理性的管理艺术，在波浪式的发展和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也同时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回归与扬弃。我在《和合管理》中曾经指出，能够维系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持续发展的传统和合管理，是孔子“仁政”管理的实践。这种“仁政”管理的实践，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一种典型的以人为本的管理艺术的表现。仁政可以聚财聚人，可以巩固国家社稷。实施以爱人为导向的仁政，把人才视为管理国家的宝贝，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栋梁，关系事业兴衰荣辱的关键，是传统和合管理人本思想的基本观点。早在虞舜之时，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明确认识。虞舜在与皋陶、禹、伯夷等人议论治理天下的政策时说道：“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11]其意是说，大臣啊！大臣啊！大臣应该作为我的腿、膀、耳、目。当时虞舜还作了一首歌，在歌中他直接用“元首”自称，用“股肱”来称呼大臣，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其意是说大臣们欣喜尽忠啊！元首的治理国事才能振兴啊！百官的业绩才能显著啊！皋陶时亦和歌一首：“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意思是说，君主开明，大臣贤良，国家才能安康。战国时的墨子认为，君主使用贤能之士好像是“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而且，这样的人才越多越好，“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众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则其举事速成矣”。^[12]

有研究证明，西周社会建立后，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改造和规范化，这就是孔子推崇的周礼。《礼记·曲礼上》记礼的作用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作用如此广泛而巨大的“礼”，已取得习惯法的地位，成为规范社会成员的典章、制度、仪节和习俗的总称。孔子重视礼制，就来自他对礼制作用的认识。他不仅主张“为国以礼”（《先进》），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视为提高民众素养的根本途径（《为政》），而且把“礼”视为个人立身处世的基础，断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要求依礼行事，也确实维护了周礼中一些落后的东西，但从总体上看，孔子并没有把周礼视为不可改变的形制。据《论语》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为政》）“因”就是继承，“损益”就是变革。夏礼经过损益变成殷礼，殷礼经过损益变成周礼，那么周礼经过损益，必定会变成新的礼制形态。这是理性的历史文化发展观。《说苑·君道》记孔子言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社会状况，孔子认识到，只能把外在的规律性的“礼”与内在的自律性的“仁”统一起来，形成一种“仁”体“礼”用，仁礼统一的社会治理机制。确切地说，孔子想通过“仁”与“礼”的结合来治理乱世，以达到一种由内而外的社会秩序。“礼”是孔子大力提倡的，是“仁”的重要的实现手段与维系工具，这是孔子“仁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内容。在孔子看来，“礼”是一种外在的伦理原则，周礼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调节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在儒家经典《礼记》中对“礼”的性质、功能及其与道德、仁义、政治人事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与说明。首先，“礼”既是“定亲疏，决嫌疑”的人伦准则，又是“别同异，明是非”的理性准则。其次，“礼”是承载内在道德情感的外在性规范，“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记·曲礼上》），“忠信，礼之本也”（《礼记·礼器》）等，正说明礼仪制度与道德情感的这种表里和谐的关系。最后，“礼”作为伦理规范，对每个社会成员都提出了道德要求，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必须遵守这些道德准则，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格完满，家庭和谐，社会安定。

“克己复礼为仁”，这是孔子关于什么是仁的主要解释。在这里，孔子以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所以，礼以仁为基础，以仁来维护。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紧密结合。这里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克己，二是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也许从名义上来说，孔子是提倡以恢复被认为是最文明的“周礼”来克服当时的“礼崩乐坏”的局面，实际上孔子的克己复礼就是希望通过人们的道德修养而自觉地遵守其提出的以“仁”为核心的礼的规定，因此，这一克己复礼过程就不是对于以前的礼乐秩序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弘扬历史中有所扬弃。

如有学者所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经历着一个异化、扬弃、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当前，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矛盾和冲突，包括各种危机的出现都是这些矛盾的体现和衍生。比如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甚至包括伦理道德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都迫切地需要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们提出化解的办法。这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存下去的重要课题。国学中蕴涵着的理念和智慧对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学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逐渐地找到自我，并将其有价值的东西传承弘扬，为我所用，弃其糟粕。而不是像20世纪中叶那样发生以文化革命之名义，行割裂文化之实际的事。一个民族的过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所谓“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本义即在此。刘军宁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呼唤一场文艺复兴也就成为自然。他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复兴，不是复古。国学复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平崛起与国学复兴可以说是互为条件的，崛起不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被压迫的尴尬境地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与体认。从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独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振兴再到眼下的国学复兴，这一次是我们真正地走向全面复兴。我们坚信，只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心态，假以时日，那么国学一定可以起到振衰除弊之功效。并且，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呼唤国学的研究发展与之相互呼应，同时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恰恰是国学理念的精髓之一。

因此，“和合之计”，不仅是对以“保合太和”、“和为贵”、“和合姻缘”所培育的中国传统和合管理艺术的历史回归与扬弃，是一个体现辩证法所倡导的发展变化的螺旋上升运动过程，而且，之所以“和合为上上计”，更在于其吻合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建设，吻合于和平、发展与合作的现实意义。“和合之计”秉承有“保合太和”的上上卦神韵，贯穿着中庸和中和的精微，坚持了“日新”和“与时屈伸”的与时俱进的辩证法精神，顺应市场经济和时代的新特点、新要求。在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上，“和合之计”坚持在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最小的前提下去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原则，致力于在效率速度与公平和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必须对传统的竞争之道进行历史的扬弃，从而实现了对“保合太和”这一上上卦的历史回归，当然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式的“近似”回归运动。

第三节　经济社会发展的上上计

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究竟表现为财富积累，还是落实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历来是两种不同的对立观点。以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所谓现代经济学，一般将发展看成就是高积累，而这种高积累则是一种“残酷”的过程，其间充满了血汗和眼泪，明智的做法是需要“严厉与规矩”，所以，在他们的词典里，“羊吃人”的历史也是天经地义的。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21世纪开始之际的发展思考》中，呼吁人们对发展的理解急需转向：要拒绝一种充溢“血汗和眼泪”（blood，sweat and tears，使用了丘吉尔的短语）的“残酷”（hard）发展过程；要将发展理解为多元价值、合作精神和人们自主力量不断扩展的“友善”（friendly）过程。当代人类的发展实践日益证明，主流的增长发展，所进行的“发展”尽管可以导向经济增长，减少宿命论，改善一些人的生活水平，但这些好处并没有惠及世界上大多数的贫苦大众，并没有真正解决贫困、平等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全面需求问题。如此的“发展”渐已远离其当初的崇高道德信誓，在广义的尺度上，蜕变成发展的“幻想”。^[13]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指出的那样，“获得‘更多’，就是发展，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是一切欲望的实现，是享乐与权势的结合，也可说是两者的融合”，如果我们全身心地投入这一方向，“今天，国家发展无论主张或是采用任何办法都不过是幻想”。^[14]如果华尔街在所谓的金融创新过程中能够稍微放弃一些自私和贪婪造成的占有欲，而代之以中国式的“和合”理念和人们真实利益的考量，也许就不会有次贷之类的金融衍生品出台，也因此就不会使得今天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的震荡不安之中。

一、企业持续发展之道

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细胞，企业的持续发展问题关系着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探讨企业持续发展之道是与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在2001年，有本名为《大败局》的书在中国企业界广为传阅，书中描述了像山东秦池、沈阳飞龙等中国企业从辉煌到没落的短暂历史。一时，中国企业的壮烈的短寿现象令各界人士欷歔不已。只是，无数的如《大败局》中的故事在各地各行业持续上演。在20世纪末，有本名为Built to Last的书在美国企业界广为传阅，书中描述了像宝洁、惠普这样的18家平均寿命在百年以上的企业是如何实现基业长青的。此书译成中文版叫《基业长青》，成了国内最热门的畅销书之一。中国优秀的经济学家与企业家追求中国企业基业长青的梦想可见一斑。绝大部分中国企业真正的创业史还只有几年、十几年，长久的也只是二十多年，距离百年的基业长青还有长远的征程。所以，基业长青之梦想的现实意义，是如何实现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

一个有意义的启示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按照黄昊宇博士的研究所认为的那样，^[15]中国企业的发展历史，如果从明清之际商品经济萌芽开始算起的话，经历了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不同时期。纵观中国不同企业在不同时期成长的历程，可以看到的是，凡是曾经发展良好的企业，特别是许多老字号的“百年老店”，都是与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熏陶分不开的，充分显示了伦理文化对于中国企业持续发展的特殊意义。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个社会不能没有商人，近现代社会更是如此。商人、商品和商业资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商人可以存在于任何微小的缝隙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活动的大天地，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遇到适当的机会便会勃发出旺盛的生机，以致在一定历史时期里，商人可以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如德国经济学者利希霍芬所说：“世界上有两个公认最聪明的民族，同时也是最善于经商的民族，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中国人。”

晋商为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曾经称雄商界500年之久。晋商留给历史的，不仅是其在成功发展的实践中，创造了“东伙制”这种类似于现代股份制的商业组织形式，也不仅在于以雷履泰为代表的晋商创造了票号，开创了中国最早的金融业和国内最早的国际金融贸易，而且在于晋商留给后人的更为宝贵的东西——晋商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如当时的祁县富商乔致庸总结经商之道时所说：“一是守信，二是讲义，三才是取利”，这也是晋商成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晋商的成功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主要为：重商立业、信义至上的价值观，慎待相与、合作共济的管理策略。在历史上能够与晋商相媲美的是徽商。自明朝开始到清朝中后期，徽商有着雄踞中国商业巅峰辉煌的300余年历史。徽商对于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造的商业辉煌曾经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在于其树立的“儒商”形象，在于其将儒家思想融入到经营管理实践中并形成的儒商精神、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徽商坚持儒家的“和为贵”，是“和气生财”的忠实实行者，故史有“和商”之称。徽商热心公益事业和济困扶贫，体现了儒家的“仁者爱人”精神，也可以说是如现代企业责任追求理念的开创。有着悠久历史的陕西商帮，也以其曾经雄踞商场数百年的成功历史，实践和丰富了传统的和合之道。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有过专门的记载：“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6]陕西商帮对于历史的贡献，不仅在于其在经商实践中创造的“东西制”的经营管理形式——一种“雇请帮手，合伙经营”的类似于现代的合伙经营股份制度，投资人为东家（即“财东”），经营者为西家（即“掌柜”；其中，“领东掌柜”还以人身参与股份分红，“水牌掌柜”则专事经营而不以人身参与股份分红），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和委托经营，而且，还在于其在经商实践中形成的经营理念和管理艺术：合作为本，合伙为要，以诚信而立的管理策略。生成于儒家学派创造人孔子和孟子家乡的山东商帮，也曾经在明清时代称雄于四方，有着对孔孟之道和合理念的成功实践。创办至今已经400余年仍然生机勃勃的“瑞蚨祥”绸布店，就是“和气生财”的历史写照。

今天之苏商、浙商、粤商对和合之道的发扬光大，进一步凸显了和合理念的时代意义。苏商向来以“实业报国”而闻名，在历史上曾经与晋商、徽商、粤商、浙商齐名为中国的五大商帮之一，特别是在中国近代的“商业救国”的历史大潮中，苏商张骞、荣德生创办的实业更是民族工业的典范。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吴仁宝为代表的一大批乡镇企业家创造出来的“苏南模式”，以及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发展以来春兰、森达、雨润、苏宁、远东等一批行业巨头，更是令人刮目相看。新苏商的重新崛起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在新发布的财富劳斯莱斯500富人榜中，苏商就有35人，仅个人财富就近300亿元），而且更在于其创新的精神财富——“苏南模式”、“苏宁模式”所体现的合作精神，春兰、森达、雨润、远东等所彰扬的“实业”思想，波司登、红豆等显现的质量与诚信，都使苏商的“以实见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稳扎稳打，循序渐进”传统美誉在市场经济新时期发扬光大。

浙商在历史上曾经以“合”字见长，以“合”字成功，亦以“合”字扬名。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奥康集团创造的中外合作的“第三类模式”，温州商人的五湖四海式的全球性开拓，以及由王振滔、陈孝祥、南存辉、鲁冠球、陈爱莲、李书福等一大批商界精英们创办的奥康、夏梦、正泰、万象、万丰、吉利等业界巨头，几乎所有的指标都可以证明浙商乃当今中国第一之创富集团。浙商今天的天下闻名，不仅在于其是中国第一创富集团，也不仅是因为其全球性的事业发展，而且更在于其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向世人宣扬的一种基于传统“合”之美誉之上的“活”——灵活、活跃、活力，“敢”——敢作敢为、敢闯敢干，以及对于“合”的新诠释——合作、联合、整合、合力、和合。

粤商在历史上曾经以潮商之名称雄商场，是与晋商、徽商、苏商、浙商齐名的五大商帮之一。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粤商更是以其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以及善避风险的权变精神，在创造深圳神话和珠江三角洲的崛起中发挥了巨大而关键的作用。尽管因曾经参与开创中国的“财富时代”而声名显赫的第一代企业家，如白云山的贝兆汉、万宝的邓绍深、科龙的潘宁等代表人物已成过眼云烟，但是大浪淘沙之后，以王石、李东升、任正非、马蔚华、许家印、何享健、马化腾、李兴浩为代表的商界巨头，及其麾下的万科、TCL、华为、招商银行、恒大、美的、腾讯、志高等著名企业，正在延续着粤商的传奇和进一步彰显其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以及善避风险的权变精神。

中国有许多企业已经越来越认识到在传统的回归与扬弃中新生的和合理念的重要意义，并且正在创新和实践合作战略与和合管理艺术，探索中国企业的持续发展之道。在经过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和卓有成效的实践以后，我们在学习和引进、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中，重新认识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文化及其管理模式、管理艺术的历史意义，并且在回归“国粹”的呐喊与努力中进行“和合”文化与“和合”管理的扬弃。

中国移动电话发展中的“多普达”手机的迅速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众多世界名牌如“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纷纷进军中国市场，并且进行激烈拼抢的时候，“多普达”如果采取常规的做法也仅仅是步人后尘竞争于中的话，无论是在技术、品牌、市场运作等各个方面也许仅仅是紧跟人后而已，一般来说是很难做强做大的。但是，“多普达”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找到了一条非常规的独创的发展路子，既参与了手机市场的竞争，又没有在造型、照相像素等基本功能方面与同行去拼抢，而是在手机的一般基本技术基础之上，在商务功能方面着力开发，也可以说是综合了已有的各家之长，并寻求和满足新的顾客需求，结果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手机市场的一方之强。这是“多普达”走和合发展战略的路子、有效运用“和合之计”培育企业持续发展能力的真实写照。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江苏华西村，从一个名不见经传、人不足千人、地仅数百亩、常年为衣食所困的贫穷的小村庄，发展成为现在的年生产总值超过300亿元的现代企业——华西有限责任公司，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重视人的因素，坚持人本管理，用其当家人吴仁宝的话来说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百姓都过上了幸福生活就是社会主义。始终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就叫以人为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注重发挥伦理道德的力量，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中国式人本管理的必然选择和表现。

中国的荣事达集团在继承徽商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鲜明和合文化特色的“相互尊重、互相平等、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诚信至上、文明经营、以义生利、以德生企”32字的“和商”理念。正值中国商界的不良竞争愈演愈烈的状况下，荣事达集团在其“和商”理念指导下，策划了以理念营销为核心的MI导入和一系列BI展示，在《经济日报》上提出了中国商界的第一部企业自律宣言。《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企业自律是事关市场经济有序化的大事。有了荣事达的企业自律，才会有家电行业的自律，有了各行各业的自律，市场经济才可能健康发展。荣事达的“和商”理念与自律宣言，不仅得到了众多商家和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小天鹅等家电企业和其他行业的一些企业纷纷响应和效仿，而且荣事达的市场美誉度也随之提高。据《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刊载：以自律宣言为核心的BI系列运作为荣事达增加无形资产2.56亿元人民币，市场占有率比CI导入前增长33%。

企业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取决于一定理念指导下的企业发展战略。在竞争战略指导下，决定了企业战略的实施必须沿着竞争性的努力方向。因为，由竞争理念生成的以竞争为导向的企业发展战略，坚持认为只有优胜劣汰的竞争才能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坚持贯彻竞争胜出的思维和如何竞争胜出的设计。所以，企业为了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只能是一种竞争性的方向和相应的竞争方式方法，甚至为了竞争的需要而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无所不用其极的竞争方式方法，一方面是为了竞争战略实施的需要，是为了保证竞争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由于其加剧了竞争的激烈程度而增加机会成本与交易成本，从而产生事与愿违的赢利递减局面。这种利益递减的结果，是与竞争战略、竞争发展方向的初衷背道而驰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而来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的新变化，人们对竞争战略及其规定的发展方向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种种竞争方式方法的效用性必须重新审视，竞争性路径选择已经不再能够继续发挥原来的维系企业持续发展的功用了，适应市场经济新状况的企业发展战略，以及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都必须有一个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

今天，“利益相关者战略”、“蓝海战略”风靡西方，不仅是相对于竞争战略的创新发展，而且也是西方现代管理在市场经济转型条件下的一种为了企业持续发展的新的路径选择，反映了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需要。在市场经济的任何发展阶段，包括今天的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以及未来的以合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竞争因素都会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竞争因素与合作因素交织存在，此消彼长，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合作的重要意义，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并通过合作性努力来克服不良竞争的消极结果，才能使机会成本和交易成本不断降低而有效地胜出。

中国式管理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作为适应市场经济转型需要的企业发展路径选择，是一种发展方向和相应的方式方法的有机组合。“合作制胜”的结果是合作的各方共赢，它既是方式方法——“合作”，也是目的和方向——“胜”，是“和气生财”的最终体现——“合作”由“和气”所致；而“和气生财”则首先是实现“合作制胜”的方式方法——“和”，因为由“和气”才能致“合作”，但也同时是一种目的和方向——“制胜”，“制胜”是“生财”的归宿。当然，具体的做法则是要遵循“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去寻找各种可能的合作因素、合作渠道与探索各种可行的方式方法，才能在新的市场经济中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如我在相关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与中华民族传统和合文化有着渊源关系的亚洲的许多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更多的和合文化原生性的影响：一些国家的公司旗帜上直接缀有体现和合精神的徽标；公司的使命和价值宣言中写有反映和合文化的格言；公司的实践中更多地运用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崇尚合作、诚实守信、刚柔相济、中庸之道、与时屈伸的管理艺术；许多企业的成功都与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理念与管理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企业的成功发展就深受中国和合文化的影响，日本人认为“和”，就是义理人情，即人与人的关系；新京都学派的梅原猛把以宽宥态度处理人际关系概括为“和”；甚至日本还以“大和”为民族之称谓，尽管其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中存在着名不副实的矛盾之处。日本著名的松下公司之所以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就是得力于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理念及其管理艺术。松下公司的信条——体认我们身为实业家的责任，促成社会的进步和福祉，致力于世界文化进一步发展，造就了松下公司上百年经久不衰的繁荣发展。作为松下公司成功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结晶——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所著的《松下经营管理文集》中，通篇充满了对于《论语》、《中庸》等中国传统和合管理思想的代表作的认知。

被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奉行一时的所谓战略联盟、竞争合作、合作竞争思想及实践，以及21世纪以来风靡一时的“利益相关者战略”、“蓝海战略”等，也许是有意无意之间，或者说是殊途同归的必然，字里行间中都无不表现出来一种对于合作的向往，或者说是与中国式的和合发展战略及其和合管理艺术有着许多相通相同的地方。

我在《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引用过这样一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小故事：

乔·吉拉德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他在15年中卖出13001辆汽车，并创下一年卖出1425辆（平均每天4辆）的纪录，这个成绩被收入《吉尼斯世界大全》。

曾经有一次，一位中年妇女走进他的展销室，想在这儿看看车打发一会儿时间。闲谈中，她告诉乔她想买一辆白色的福特车，就像她表姐开的那辆，但对面福特车行的推销员让她过一小时后再去，所以她就先来这儿看看。她还说这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今天是我55岁生日。”她说。

“生日快乐！夫人。”乔一边说，一边请她进来随便看看，接着出去交代了一下，然后回来对她说：“夫人，您喜欢白色车，您现在又有时间，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的双门轿车——也是白色的。”

正谈着，女秘书走了进来，递给乔一束玫瑰花。乔接过玫瑰花，恭恭敬敬地送到那位妇女手中说：“尊敬的夫人，生日快乐！祝您健康长寿！”

那位中年妇女深受感动，眼眶都湿了。“已经好久没有人给我送礼物了。”她说：“刚才那位福特店的推销员一定是看我开了一部旧车，以为我买不起新车，我刚要看车他却说要去收一笔款项，于是我就只好上这儿转转来等他。其实，我只是想要一辆白色车而已，只不过表姐的车是福特，所以我也想买福特。现在想想，不买福特也可以。我就看看你们的车吧。”

最后她在乔那儿买走了一辆白色的雪佛莱轿车，并开了一张全额的支票。尽管乔的言语中从头到尾都没有劝她放弃福特而买雪佛莱的词句，但是因为她在乔这里感受到了礼遇和尊重，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转而选择了乔经销的雪佛莱轿车，而且是全额付款。

也许，有许多营销人员学习过很多市场营销方法和技巧，却没有取得多少成功。因为生活是复杂多样的，顾客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要使自己经销的商品能够为顾客所接受，卖出好价钱又能够有好利润，运用类似于中国式管理的“和合”方式方法与顾客进行感情沟通、感情联络，是一种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策略选择。在西方的管理学史上，也许找不到“和气生财”这一条原则，因为在竞争思想及其竞争战略长期主宰的西方管理实践过程中，有的更多的是“大鱼吃小鱼”式的血淋淋的你斗我争、尔虞我诈式的阴谋诡计。只是随着实践的教训和现实的需要，逐步产生了诸如战略联盟、团队建设、双赢、共赢以及所谓的竞争合作、合作竞争思想，才在西方的管理学教科书中开始发现了“和气生财”的字样，或者类似的思想。乔·吉拉德的故事，就是西方国家在管理中表现出来的“和合”式的管理策略，或者说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践的必然产物。

诚如TCL董事长李东生所言：“二十年前不看西方经营管理书，那是无知；二十年后还只看西方经营管理书，那是无能。”随着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的全球化影响的扩大，“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路径选择已经逐渐得到普遍认可，“和合之计”已经成为保证企业持续发展的“上上计”。

美国3M公司之所以被《幸福》杂志评为“最受企业界钦佩”的企业，是因为有经营管理的十大法则：①建立一种合作文化，鼓励每一位员工吸收他人成果，为己所用；②测算企业成果，45家子公司时刻跟踪并测算一系列反映其经营成果的数据，尤其是新产品开发；③充分发挥个人创造性，技术人员在工作时间的安排上有极大的自主权，鼓励以20%的工作时间研究个人计划；④以自身的优势保住顾客，销售商与公司技术部门、消费者保持联系，发现问题及时解决；⑤庆祝成功不犹豫，人并不是一心想着奖金和加薪，隆重举行表彰最有创造力人员的仪式，并将其吸收到公司正规“科学院”里来，给他以荣誉；⑥为人直率，能够说“不”，倾听各方面意见，不管建议是谁提的还是微不足道的，能说“不”，说得越快越好，避免计划重复；⑦保持人员稳定，人员精通公司工作方法，并且有一种公司精神；⑧任命最佳的驻外管理人员；⑨稳定增加科研和开发经费；⑩保持企业自身特性，坚持企业获得成功的法则或原则。^[17]在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合作文化不仅被规定为其经营管理的首要法则，而且类似于“和”、“合”思想的观点贯彻十大法则的始终。

曾经在宝洁、百事和等公司有成功经历，后来把小餐馆哈里·莱姆斯登创造为世界著名品牌，而又成为人民酒店主席的英国管理学家约翰·巴尼斯与理查·理查森（曾经与约翰一起并购和创造哈里·莱姆斯登，后一起创办了柔道营销公司）在他们的经验结晶《柔道营销》中指出：我们在当时发现一种思维方式，现在我们将其称为“柔道营销”，“合作”是成功的柔道营销的关键。“柔”代表灵活，“道”代表方式。《柔道营销》的第一章：打好基础。如果你想说服那些你需要他们的金钱或力量支持的怀疑者，你就必须充满激情地相信你的愿景。第二章：选好伙伴——巧用他人之力。与正确的人合作、与正确的顾问和投资人合作。第四章：壮大自己的力量——创造自己的支持者的价值。赢得大众并不容易！可是，你一旦成功，你就将成千上万的免费大使转向你的事业一边。柔道营销就是将大众的力量转化为你的优势。古罗马人是这一艺术的积极倡导者。^[18]在其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合作”是成功的柔道营销的关键，与“和”、“合”思想相类似的观点是贯彻始终的价值准则。

一些反面的例证是，从中国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大批“流星企业”，到如IBM、通用汽车、西尔斯、苹果等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极力推崇的行业巨人，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也都经历了一段成长停滞或衰退期，并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一些企业至今未能恢复往日生机。更有甚者是在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继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房地产金融机构出现危机以后不久，雄踞华尔街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中的美国国际集团和雷曼兄弟公司相继破产，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所有这样一些成功企业持续成长的经验，和那些在历史上已成过眼云烟的所谓“流星企业”的失败教训，以及今天美国华尔街几大投资银行的相继倒闭或被收购，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中国企业的成长，根植于五千多年传统历史文化的肥沃土壤之上，必须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从中国的国情实际、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实际、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际出发，一方面要借鉴西方的先进管理理论及其经验教训，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情况，认真挖掘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优秀内容，正确发挥传统伦理文化的积极作用，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和管理理论。即使是任何外国企业，也必须进一步认清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总趋势，认清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审时度势地更新理念和采取新的相应的发展战略。

二、国家长治久安之计

《汉书·贾谊传》言：“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是形容国家长期安定、巩固。“和合之计”，就是国家长治久安之计。和谐社会建设，应该贯彻以“和合之计”来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战略。

实现社会和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未来社会是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的社会，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包括人的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的显著提高，是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的显著特征和根本标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指明了实现未来和谐社会的基本条件，即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前提，这就必须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使人能够摆脱对资本的奴隶地位，人不再附属于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的主人。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还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人类来源于自然界，通过与自然界进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获得生存发展的条件，但又必须注意保持生态平衡，否则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平等的社会关系，才能使人由奴隶般地服从固定的社会分工和由此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社会关系向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和谐的关系发展。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我们党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为建立平等、安定、和谐的社会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两篇文章中，为解决科学文化领域的矛盾，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解决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矛盾，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解决城乡、地区之间以及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他还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还缺乏正确认识，这些正确的思想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以致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保持社会的安定团结，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在这些重要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又回到了正确道路上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小康的一项重要内容。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2005年2月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对如何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做了重要讲话，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全党全国日益受到重视。六中全会专门就这个议题作出决定，对统一全党认识、调动全党全社会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保持社会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谐文化从古至今延续了两千多年，无论是对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的追求，都体现出和谐社会的理想。从和气生财、和衷共济、家和万事兴等群众格言中，充分反映出和谐思想对我国人民价值观、道德观的深刻影响。中华文明能够历经数千年而不中断并兴旺发展，中华民族能够历经磨难而繁衍不息并产生较强的凝聚力，和谐的思想理念不能不说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建立一个和谐、协调、稳定发展的理想社会，对此，在《礼记·礼运》篇中有一个概括：“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9]郑玄注曰：“大同”之“同”，“犹和也”，所以，大同世界就是大和世界。

在中国古代社会有代表性的道、儒、法家思想，都主张由和合而建立大同世界或大和世界，所以，儒家的和合管理方式方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选择。儒学治国之要，就在于其以和合理念为指导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以仁爱为中心的管理理论和管理艺术。在历史上，集和合思想大成的孔孟儒学，建立了一整套以以人为本与和合为基本价值准则，以“仁政”为内容、“礼仪”为形式，以有道之识、无为之见、人本之思、和合之念、变易之术、中庸之道作为基本策略的管理模式，并以一定的法律制度安排为保证和辅助。所谓“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20]

儒家倡导的和合管理模式可以说是世界上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曾经取得很大成功的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其中有着值得弘扬的和合管理经验与精华。中国封建社会在近代的没落，传统的和合管理模式也因而受到批判和冷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封建制度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入侵是主要因素，当然其中也有着值得研究的和合管理的缺陷与不足。然而，中国传统和合管理的“以人为本”与“和合”价值观，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和合管理理论和实践，对于今天的公共管理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由和合文化生成的和合哲学思想成为指导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实践和合管理的三步曲。“修身”，是第一步，为准备阶段，是通过学习和合思想文化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以掌握和合管理的本领；“齐家”，是第二步，为练习阶段，小试“仁爱”，同时用相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实现家庭和睦；“治国平天下”，是第三步，为实践阶段，推行“以人为本”之“仁政”，实施以和合理念为主导的选才用能和政绩考核制度等一整套社会管理机制，教民以和合为念的伦理道德规范，由此促进并维系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当然，中国古代社会之和合管理三步曲，并非是各自独立的过程，各种过程常常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唯“以人为本”与“和合”理念是根本的和贯彻始终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倡导的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精神，成为促进和合管理、提升和合管理水平的重要保证。

正如著名学者成中英先生所指出的：“1699年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W. Leibnitz，1646-1716）在《中国最新事物》一书的‘序言’中特别提到：中国的治国之道强于西方，而西方对于自然的知识强于中国。所以他希望西方传教士们在向中国传授自然知识的时候，不要忘记把中国的治国之道传回西方。……国家是一个集体组织，企业也是一个集体组织，二者的不同在于国家是全面性的生活，包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而企业组织只是以经济发展为终极目标。但是，有关治国之道的政治文化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完全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活力和更高的境界。简言之，现代的企业组织，已经处在民主和谐开放的环境中，如果又能够运用宏观的管理理念和价值观念来完成其价值目标，那就更加符合开放社会的需要，真正走向高度和谐、高度繁荣的真善美的人类社会境界。为什么几个世纪以前西方启蒙思想家赞叹不已的中国治国之道，近代以来却走向衰落，既为西方人所否定，也使中国人失去信心了呢？为什么它非但不能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反而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落后了呢？这同与之紧密结合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如果把专制制度与管理制度分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及其所孕育的管理之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21]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和谐，包括社会秩序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经济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现，要处理好四大关系和形成四种和谐，即处理好社会关系，以促进文明进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人民团结来保证社会稳定；处理好经济关系，以促进繁荣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是象征，稳定发展才有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和谐；经济关系的和谐——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健康有序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天人合一”，相得益彰。

社会稳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现。社会稳定发展是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经济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的重要途径和保证，又是社会关系和谐、经济关系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表征和结果。因此，稳定是压倒一切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更有着重大意义。社会稳定发展既是目的，又是手段，所以社会稳定发展的实现依赖于各方面的因素，依赖于我们以上所讨论的建立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四大关系问题和要实现的四种和谐。因为，只有社会关系问题解决好了，社会秩序和谐了，才能真正有社会的稳定发展；只有经济关系问题解决好了，经济关系和谐了，才能奠定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只有人际关系问题解决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了，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发展；只有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有社会稳定发展的外部条件。

与中国式的和合理念及其和合方式方法不同的是，以建立于古希腊海洋的、商业的活动方式形成的征服性特点之上的古希腊哲学为指导，西方人强调事物的冲突性，力主用斗争、征服去解决事物的矛盾和冲突。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则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矛盾的两极，是必然冲突的，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只有发扬人的主体斗争精神，去征服自然、奴役自然；自然与人不是一体存在的和谐系统，自然只是人的索取对象，为了满足人的自我欲望，可以不择手段向自然掠夺。这也是西方世界崇尚竞争、对外掠夺以及经济繁荣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发展的历史性原因之一。工业文明首先产生于西方世界，工业文明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也提升了人们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哲学认知，和谐、合作意识逐步被认可，“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的和谐”^[22]就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先期思想。随着工业文明的进步，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过程中造成的对于自然界的贪婪性无序开采、掠夺，逐渐产生了对于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关系的破坏而带来的严重恶果：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酸雨和沙尘暴、山体滑坡和泥石流、暖室效应及其造成的季候性变化给人们造成的负面影响……使西方世界率先警醒注意环境保护问题和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强调环境保护和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正在成为现代经济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要求和必要条件。

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激起了中国人的急起直追，急起直追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于西方的学习借鉴过程中的盲目性，使传统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时变是守”和合理念逐渐淡化和被西方的竞争、斗争思想所主宰，使得技术进步和工业文明逐步引进和实现的同时，在中国也重复着西方的人与自然不和谐的悲剧。生态环境在赶超性的快速工业化发展中日益受到破坏，大自然的频频惩罚，迫使我们开始重新认识人与自然之间应该保持的关系，环境保护问题上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认真处理好的首要问题。

社会关系和谐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社会的文明进步。富裕、文明、友爱是和谐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追求的富裕，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部分人的富裕，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走共同富裕之路，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在当代地球村概念意义上，共同富裕也应是一种现实的选择。《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和谐、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在于今天的考虑，也是不无意义的。

从人本管理意义上来讲，人的富裕应该包括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两个方面，而且物质富裕往往并不等于精神富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追求的富裕，除了人们的共同富裕之外，还应包括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需要，不断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文明，则包括了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明，这是在解决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经济关系和谐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结果。物质文明不仅是精神文明的基础，而且物质文明也需要精神文明的指导，制度文明则是社会关系和谐问题解决过程中不断提供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成果，同时也要求有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支撑。管子的所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23]已经说明了礼节观、荣辱观等都是一定物质条件下精神文明的表现；一定阶段的物质文明，则需要一定的文化力的支持。精神文明的核心就是友爱，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自然，以爱心净化社会人文生态环境。精神文明不仅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而且需要制度文明的保证和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与法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文明的保证和保护。传统和合管理的核心理念“仁者，爱人”以及由此出发的“仁政”，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爱的美德，克服西方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残酷竞争，创建和谐社会的人文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关系和谐问题，主要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促进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健康有序发展才能有真正的经济繁荣，经济繁荣则是社会稳定、社会关系和谐的根本保证。“道法自然”，就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和气生财”，就是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基本要求和结果。在商品经济的竞争阶段，《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是市场经济的经典；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时候，“竞争合作”、“合作竞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战略创新；面对竞争战略已经越来越不再能够带来新的获利空间的发展情况，像淡化竞争、倡导合作的“利益相关者战略”、“蓝海战略”等管理新思维正在西方兴起，尽管今天竞争依然存在而且还必须进行竞争，但是这种新思维代表着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进程中，竞争战略还在普遍采用，但是战略联盟、共赢理念也更快地被接受和实行，“有钱大家挣”似乎成了时髦用语，“和气生财”也从古老的口头禅和故纸堆中重新被列为企业理念以及企业文化的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中国式的和合管理艺术依照辩证法的螺旋式发展规律，在建立和谐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的新时空中，又有了涅槃、新生、历史扬弃的必然。

人际关系问题是其他一切问题解决的前提和中心，因为，人是最革命、最活跃、最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了，才能有社会秩序的和谐、经济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所以，人际关系和谐的实现，成为建立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人际关系和谐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有赖于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有赖于精神文明的熏陶，有赖于爱的宣传，有赖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还有赖于能够解决贫富分化以及能够不断化解矛盾的社会机制的创新。和合管理的“和”、“合”理念，“和为贵”、“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管理艺术，对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和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实施和合管理之要，一是借鉴传统的“人文化成”和礼仪管理，通过和合文化宣传，培养“和”、“合”理念和强化团结友爱精神；进行文明礼貌教育，开展诸如“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用语”等有效活动，培育积极、向上的文明社会风气；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包括建立健全各种必要的行为规则和规章制度，以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素质；运用积极的伦理文化，以及以上几个方面的综合努力，辅助建立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二是实施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是传统和合管理留给后人的瑰宝，也是留给世界管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营养。实行与时俱进的人本管理，对于社会公共管理来说，不仅有利于有效开发利用人力资源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且有利于凝聚人心和有效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三是坚持和合管理的“和”、“合”原则，从“和”的愿望出发，通过和睦相处的“和”的诚心沟通，形成“合”的形式和力量，在团结奋斗的努力中最终达到既定的胜利目标。

和合管理艺术的精髓就在于“和”与“合”，和睦相处、合作制胜。所谓万事“和”为贵，“天时地利不如人和”，人和好做事，“家和万事兴”，国“和”有太平，乃至“团结就是力量”、“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提供了构建和谐社会、稳定发展、文明进步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谐、经济关系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宝贵营养。所以，和合管理是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以实现和谐、稳定、持续发展的需要，和合管理也为解决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和不和谐，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方式方法。遵循“和”、“合”理念和基本原则，在社会关系和谐问题的解决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统一，并依之进行相应的有机配套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最终可以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的公共管理体系。

总之，在经济关系和谐问题的解决中，应该综合考虑生产、营销、分配、消费之间关系的平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与发展，进口与出口之间的平衡与发展，区域经济的平衡与发展，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平衡与发展，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发展。在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的解决中，坚持以“和为贵”，由“和”而沟通，通过“和”而达到“合”，“团结就是力量”与“合作制胜”就一定能够实现。在人与自然关系和谐问题的解决中，遵守“道法自然”、“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以及生态环境平衡规律的要求，坚持热爱自然的宣传教育和环境保护措施，发展循环经济，大自然的恩惠才会时时降临。

和合管理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文化成”，即通过伦理道德文化和人文关怀的灌输及其潜移默化的力量使人的行为规范在既定的范围内。因此，加强利用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向上的伦理道德观念，运用“人文化成”的方式，是解决人际关系和谐问题的重要途径。和合管理的“人文化成”方式方法，坚持把“恕道”作为传统和合管理中协调人际关系的根本原理。所谓恕道，就是讲究以宽恕和包容之心济人济物，以善意与人相处。子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4]古代思想家葛洪曾经对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关系违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理的意、言、行进行批判：“若乃憎恶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天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弄法受赂，纵曲枉直，废公为私，刑加无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宝，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贤者，诛戮降伏，谤讪仙圣，伤残道士，弹射飞鸟，刳胎破卵，春夏燎猎，骂詈神灵，教人为恶，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佻人自功，坏人佳事，夺人所爱，离人骨肉，辱人求胜，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决放水火，以术害人……”；这些损人利己者都无异于“鸩酒解渴，非不暂饱而死亦及之矣”。^[25]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的是自尊自立和尊重他人，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他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存于内心的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自律原则，如果能够广而实行之，对于培育和提升社会的和合发展力（市场经济新阶段的一种新的发展能力，《和合管理》有专门的研究），以有效提高政府生产力，其理论和实践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推而广之为处理社会关系、经济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理，用平等、和睦、自律、相互尊重、宽恕包容去化解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矛盾和冲突，去改进和提高管理效率，必将大大有助于提高政府生产力，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实现和持续发展。

三、走向地球村的坦途

地球村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村庄叫做地球村。

那时候的地球村，天是那么蓝，阳光是那么温暖，空气是那么清新，森林茂密苍翠，高耸入云的乔木，低矮的灌木，参齐不一的蘑菇，珍禽百兽在树林里穿梭嬉戏；海洋一望无际，飘逸的海草海藻，绚丽多彩的珊瑚礁，海底的居民快活地游来游去，那里一片宁静，一切都是那么可爱。村里的居民是有着各种肤色的人，他们和睦相处，生活得其乐融融。

地球村的居民勤勤恳恳，每天在田里劳动，在森林里采摘野果，砍伐树木，修建房屋，出海捕鱼……看着那群辛勤的孩子们，大自然笑呵呵地把大筐大筐的粮食，大堆大堆的好木材，大船大船活蹦乱跳的鱼虾赐给大家。整个村庄，充满欢声笑语，空气里弥漫着和平宁静的气息。村民诚心地向他们的恩人——大自然祈祷，希望大自然少灾少难，风调雨顺。这里是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地球不停地转动，似乎磨平了人们对大自然赏赐的感恩。村民不再像以前那样感谢大自然，而是以主人自居，不断地向大自然索取：他们围湖造田，滥用耕地，砍伐树林，捕杀鱼虾、飞禽走兽……更甚者，他们把垃圾，如农药、化肥、矿渣、生活污水等废水、废气、废物全扔给了大自然。可怜的大自然，无时无刻不为他的孩子着想，献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却换来他们的忘恩负义。

于是，空气不再清新，充满让人难以忍受的气味；到处蒙着厚厚的尘埃，阳光失去了光泽，变成一片暗淡。原来辽阔茂密、到处充满生机的森林，只留下光秃秃的树墩，而风沙这时候正悄悄伸出魔掌，侵入地球村。海洋蓝色的衣裳不再美丽，墨黑墨黑的一片油污漂满海洋，鲜活的鱼虾绝迹了，捕获的只有奄奄一息的鱼……整个村庄，到处是死寂一片，弥漫着触目惊心的色彩和令人窒息的气息。

人们利用大自然改善了居住的环境，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是否值得呢？大家都不断问自己。他们有时候会想起以前和平宁静的生活，那是多么惬意啊！蔚蓝的天，暖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绚丽的色彩，然而这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一切一切是多么遥远。

是的，追忆往事的何止是他们，大自然就更加怀念以前，怀念自然的凉风，自然的空气，自然的色彩，自然的笑声，可是现在……大自然常常满怀忧愁地告诉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你们了，那层厚厚的油污害我得了眼病，我怕以后再也看不到东西了。还有，最近我的胃经常发疼，我想是那些垃圾的缘故，这胃病怕是治不好了；更惨的是，从垃圾堆中的废水、废气中滋生出来的病菌已经渗入骨髓里啦，呜呜……呜呜呜……我活不长了。我真的绝望了，那群不肖的孩子吃里扒外，也不想想他们的生活是谁赐给的，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给的？可他们不懂得感恩图报，我心力交瘁呀，但又无能为力，眼睁睁只能等待孩子们有一天会觉悟。”

太阳公公也替他伤心，于是极力安慰：“大自然老弟，我想你的孩子已经知错了。子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近来，他们不是定了每年6月5日为环境日吗？来号召大家一起改善改善地球的环境，那不是很好吗？”

“是有这回事，可你有所不知了，”大自然的眉头一直舒展不开来，“可能有些人是良心发现，终于知道环境的重要，对我的确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也有些人阳奉阴违，始终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难道我的命中就只有6月5日可以享福？那不就像牛郎与织女一样，只可以在七夕那天重逢吗？那么，一天有跟无有什么分别呢？”说着，大自然情不自禁淌下了泪水。

太阳公公和月亮婆婆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太阳公公想起大自然老弟的惨况，怒不可遏，大声喊道：“生活在地球村的居民，请你们醒悟吧，这是你们唯一的家园，好好地爱护他吧！让地球重新充满生机吧！”

在网上看到的这一作者名为罗志凯所写的“地球村的故事”，讲的是爱护地球、维护生存条件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全人类携手合作进行生态环境保护的大课题，没有全世界的共识与合作，就没有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因此，这也是从事关全人类生死存亡的根本大计出发，阐明了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对于人类行为所提出来的最根本的要求——和合。

“地球村的故事”还有从人类早已期望的“大同”社会、和谐社会描绘的：

话说，有一个小孩问神仙，什么是地狱？什么是天堂？神仙笑了，你跟我走就懂了。小孩跟着神仙来到一个大房子，先看左边这一间，里面有一个高台，摆满鸡鸭鱼肉、馒头面包，门口放了三尺长的筷子。这时，进来一批饿汉，拿起筷子夹起菜就往嘴里送，可筷子太长吃不着，个个坐在地下哭。神仙跟小孩说，你看到了吧，这就叫地狱。神仙说，我领你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们来到另外的一间，门一打开，一样的摆设啊，鸡鸭鱼肉、馒头面包都有，筷子一样是三尺长，进来的人都吃得很好，他们是怎么吃的呢？我夹给你吃，他夹给我吃，互助合作。神仙对小孩说，你看了吧，这就叫天堂。

这是从日常生活中的互相帮助来描写的“大同”社会或者和谐社会，与中国古代的先贤们的理想有着一脉相承的地方。

《礼记·礼运》载：

昔者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喟然而叹。仲尼之叹，盖叹鲁也。言偃在侧曰：“君子何叹？”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注释：有一次，孔子参加鲁国的蜡祭。祭祀结束后，他出来在宗庙门外的楼台上游览，不觉感慨长叹。孔子的感叹，大概是感叹鲁国的现状。言偃在他身边问道：“老师为什么叹息？”孔子回答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时代，我孔丘都没有能够赶上，我对它们心向往之。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选举有德行的人和有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人们之间讲究信用，和睦相处。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儿女当儿女，这样使老年人能够安享天年，使壮年人有贡献才力的地方，使年幼的人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使年老无偶、年幼无父、年老无子和残废的人都能得到供养。男子各尽自己的职分，女子各有自己的夫家。人们不愿让财物委弃于无用之地，但不一定要收藏在自己家里。人们担心有力使不上，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阴谋诡计被抑制而无法实现，劫夺偷盗、杀人越货的坏事不会出现，所以连住宅外的大门也可以不关。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大同世界。”“如今大道已经消逝了，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财产。人们各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把自己的儿女当作儿女，财物和劳力都为私人拥有。诸侯天子们的权力变成了世袭的，并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修建城郭沟池作为坚固的防守。制定礼仪作为纲纪，用来确定君臣关系，使父子关系淳厚，使兄弟关系和睦，使夫妻关系和谐，使各种制度得以确立，划分田地和住宅，尊重有勇有智的人，为自己建功立业。所以阴谋诡计因此兴起，战争也由此产生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公旦，由此成为三代中的杰出人物。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个不谨慎奉行礼制。他们彰显礼制的内涵，用它们来考察人们的信用，揭露过错，树立讲求礼让的典范，为百姓昭示礼法的仪轨。如果有越轨的反常行为，有权势者也要斥退，百姓也会把它看成祸害。这种社会就叫做小康。”

网上有一篇未署名的有启发性的文章评论说：咱们传统的圣人孔老夫子是个多愁善感的理想主义者，总能触景生情，发思古之幽情，长叹生不逢时，公开声明自己的志向和追求，并竭力用实际行动去身体力行。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从来没有向我们描绘孔老夫子非常富有人情味、非常钟情浪漫的理想的形象，而我们所关注的，能激发我们的想象和激情的，恰恰是这个方面，而不是他老人家板着冷峻的面孔向我们说着之乎者也。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社会当中，一个心性特别高洁，志向特别高远，内心情怀特别丰富，感悟神经特别敏感的人，不可能不从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的体悟中生发出旷古的动人感叹。我们完全不必十分认真地以为孔老夫子心向往之的“大同”世界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宁可把它看做是一种类似于陶渊明的“桃花源”的理想境界。我们也不必信以为真地以为孔子描述的夏商周小康社会真的就是那种模样，似可把它看做是一种主观的体悟。但是，这当中展现了一种理想境界同现实存在的鲜明对比，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注。核心是为公和为私、天真淳朴和阴险奸诈的强烈反差。在这种对比和反差当中，孔老夫子还没有浪漫到完全不顾现实的地步：尽管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大同”社会，但“小康”也有可以值得赞美之处；现实虽然礼崩乐坏，却也有值得效法的楷模；社会虽然黑暗，毕竟也还有让人欣慰的闪亮之处。实际上，社会历史的发展，自有其规则。生不逢时固然可叹，却无法改变自己的真实处境，人们只能在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环境中进行选择。再大而言之，从氏族部落的公有制向集权世袭的私有制的转变，既是一种必然，也是难以用好与坏的简单标准来评价的。人作为群居的社会动物，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有一种公平合理的规则来制约人们的言行。这是从整个社会群体的运行机制来说的。而从个人的角度说，风习则是重要的。人心是淳朴还是险恶，人伦关系是和睦还是疏远，人们为公还是为私，对个人的生存状态影响重大，不可不加关注。理想固然不可没有，但在现实面前，是不可奉行“鸵鸟政策”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礼记·礼运篇》的“大同”理想更成为激励中国仁人志士反抗外来侵略和本国衰朽而又暴虐的统治，谋求民族的独立、自由和解放，探寻社会前进发展道路的精神动力之一。康有为内依《春秋》公羊学之法、外习近代西方先进文化，通过重新解释《礼记·礼运篇》而提出其著名的“大同”空想社会主义理想主张。谭嗣同、梁启超受康氏影响，亦提出有关“大同”理想的主张。谭氏谓：“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人人能自由，是必为无国之民。无国则畛城化，战争息，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且虽有天下，若无天下矣。君主废，则贵贱平；公理明，则贫富均。千里万里，一家一人……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彷彿《礼运》大同之象焉。”梁启超在《君政民政相擅之理》等文中提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非常关注《礼记·礼运篇》，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重新诠释《礼记·礼运篇》，在赋予其新义的同时，阐发着他们自己的“大同”理想。譬如，孙中山提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之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又说：“在吾国数千年前，孔子有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此，则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必子其子，是为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要使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不用矣。”孙中山认为，大同世界，人民享有一切，“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一切事权都是要共的。这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又指出：“公天下……就是把政权公之天下”，“以民治天下”，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大同世界。”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又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大同原则：人道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孙中山指出：“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我国古代若尧、舜之‘博施济众’，孔丘尚‘仁’，墨翟‘兼爱’，有近似博爱也者，然皆狭义之博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社会主义之博爱，广义之博爱也。社会主义为人类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此社会主义之博爱，所以得博爱之精神也。”可见，儒家的“大同”理想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深刻的。

从社会发展的实践看，随着时代的不同，随着各民族的历史环境、具体国情的不同，人们对理想社会的选择和建构有不同的表述。历史上，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等，东方有中国儒家的“大同世界”、老子的“小国寡民”、陶渊明的“世外桃源”等；在当代，有典型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模式等。那么，未来理想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图景，只能最终取决于实践和时间两种因素。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偶然性，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对未来社会的图景提供一种预测；另一方面，人类历史的发展又具有某种必然性，所以，符合客观规律的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又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能性。

相信看过《世界是平的》的朋友都知道，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花了4年时间完成了这本书，并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全球化不是一种现象，也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趋势。地球村的概念也被扩大，资本、技术和信息都超过了国界的限制，成为一个单一的全球市场。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抵挡的。竞争已经不在同一国家内，而是在同一地球村内。某天起来，都可能发现你的工作已经被中国、印度的人拿掉。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下，随着全球的网络技术与创新的发展，谁有才能与创新，谁就可以在全球化中胜出。该书虽然道出了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抵挡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但是，由于其仍然囿于传统的竞争思维，因此依然是考虑在“地球村”中的“竞争”和“胜出”——如果历史发展大趋势仅仅带来的是在更大范围的“地球村”中的“竞争”和“胜出”，那将是更为激烈的、更为无所不用其极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而“地球村”的发展所真正需要的“绿色”环保以及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的关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因而也给许多读者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担心甚至误解，由此就有可能造成走向“地球村”的一些人为的障碍。这应该是该书的负面效应。世界是平的，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抵挡的，唯有合作与共才是顺应时势的正确选择。

“地球村”的概念是加拿大著名学者麦克卢汉在1962年关于媒介作用的预言中最先提出来的。在麦克卢汉看来，“地球村”的主要含义不是指发达的传媒使地球变小了，而是指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的社会和文化形态的重大变化。交通工具的发达曾经使地球上的原有“村落”都市化，人与人的直接交往被迫中断，由直接的、口语化的交往变成了非直接的、文字化的交往。而电子媒介又实施着反都市化，即“重新村落化”，消解城市的集权，使人在交往方式上重新回到个人对个人的交往。“城市不复存在，唯有作为吸引游客的文化幽灵。任何公路边的小饭店加上它的电视、报纸和杂志，都可以和纽约巴黎一样，具有天下在此的国际性。”这种新兴的感知模式将人类带入了一种极其融洽的环境之中，消除了地域的界限，文化的差异，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旧的价值体系已经崩溃，新的体系正在建立，一个人人参与的新型的、整合的环球村即将产生。麦克卢汉的“地球村”理论，是全球化理论的萌芽，对后来研究全球化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麦克卢汉对现代传播媒介的分析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20世纪，当然也包括21世纪生活的观念特别是当代青年人的观念，事实上，他所预言的地球村在今天的社会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

“地球村的故事”也许有许多版本，从不同的角度来揣测和描绘世界的未来，反映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未来景象。但究竟怎样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顺利地走向“地球村”，应该有一个万全之计。“地球村”里有没有矛盾、有没有竞争？有！就像我们前面分析所指出的那样，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对立面之间的又斗争又统一造就了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新陈代谢过程，推动了事物的发展变化。竞争与合作是市场经济社会运动的基本矛盾，竞争与合作之间此消彼长的斗争推动着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展。而且，竞争与合作作为一对矛盾范畴，即使到了将来的“地球村”也会依然存在，只不过已经不是作为基本矛盾而存在，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和主要动力，但是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运动仍然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源之一。那么，顺利地走向“地球村”以及如何推动“地球村”顺利发展的万全之计究竟是什么？从上面所说的几个关于“地球村”的小故事以及针对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一书的分析可知，唯有合作才能铺就通向“地球村”的坦途，唯有“和合之计”才是顺利地走向“地球村”和保证“地球村”顺利发展的万全之计。

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我们当前所生活的社会现实。在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旋律的今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经济新时期，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也需要这样的合作共赢，唯有合作才能共赢，唯有合作我们的经济社会才会稳定持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才会不断地提高。

说到底，“地球村”中的各种关系就在于实现了高度的和谐。其中，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其他各种关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在人世间，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是决定性的因素。“围城杂文网”有文章说，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方面，归根结底“是利益关系，是某种利益上的结合，是某种利益上分离”。在“斗争年代”，以及在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上的分歧所致。恩格斯说得好：“人类历史是由活生生的人，带有各自的互相冲突的欲望、追求、利害、理想，在炽热的斗争中生龙活虎般地创造出来的。”在国与国的关系方面，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回眸古今中外国际社会，今日为敌，明日为友，实在不乏其事，根本因素就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已。改革开放了，在外交上，我们也走出了僵化的机械划限的自我封闭的境地，把国家民族利益纳入到国与国的交往之中。即使一直被我们视为死敌的国家，也是全方位开展友好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和体育等方面，频繁交流，在求同存异中寻求广泛的共同点，化解因为相互不了解而产生的隔阂。对难免发生的摩擦，也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活动中，通过谈判寻找解决途径。现代交通和通信的发达，世界确是变小了，小到成了一个“地球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某一个“家庭”的不和谐行为都会引起“地球村”的震动和不安。所以，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波，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大声疾呼：“我们生活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需要史无前例的全球协作！”

作为中国古代众多学术流派的典型代表所共同创造的和合理念及其生成的和合管理艺术，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和“中庸之道”方法论上。如以上分析所指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原则强调的是自尊自立和尊重他人，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相待。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他人，这实际上是一种存于内心的协调人际关系的道德自律原则，如果能够广而实行之，对于克服“斗争年代”及长期以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上的“路径依赖”和现实生活中的对抗行为，以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到实现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基本关系的和谐，是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一种方法论，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儒家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以“致中和”为治国理想，以“性善论”为治国根据，以“德主刑辅”为治国手段，以“中庸之道”为治国方法。在历史上，这一套治国方略对封建时代一些“盛世”局面的出现曾起了积极作用。而儒家对立法、司法公正的追求，也反映了他们欲以法律手段保障和谐社会的努力。在文化问题上，他们提出了一种温和而理性的文化发展观，主张对文化传统应“损益”而不是“断裂”，应该说这样一种平实的文化态度不至于使民众的文化心理受到巨大冲击和震荡，从而使民众在一种相对平稳的文化心态下来建设新文化，因此也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儒家在经济政策上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统治者竭泽而渔、赋敛无度，反对贫富差距太大，主张“有恒产者有恒心”，使民众的私产得到切实保障，让民众有一个稳定的心态，从而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儒家的中庸之道、“中和”理想为我们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精神资源，我们应该积极加以借鉴。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是血肉相连的，是该民族世世代代慎重选择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自有内在的“合理性”因素长存，也决定了它对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能一无所用。

“和合之计”蕴涵中国传统的“保合太和”的上上卦的神韵、“和为贵”及“恕道”原则和“中庸之道”的思想方法，贯彻“日新”及“与时屈伸”的哲学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中，沐浴着与时俱进的阳光雨露，演奏着时代主旋律的和弦，感知着市场经济新时期的需要，适应着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才能成为适时应世的“上上计”。

【注释】

[1]《创世纪》，《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第1~2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

[3]《秦伯》，《论语集注》卷四。

[4]李鼎祚：《周易·贲·篆》，《周易集解》卷四。

[5]《贲·篆》，《周易本义》卷一。

[6]《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7]《北溪大全集·中庸口义》。

[8]程思远：《世代弘扬中华和合文化精神》，《光明日报》，1997年6月28日第二版。

[9]《北溪大全集·中庸口义》。

[10]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11页。

[11]《史记·夏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