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合作机制

第六章　走向胜利的彼岸

在全世界联合应对“金融海啸”的斗争中，出现的一个使用最频繁也是最让人振奋的词——信心。信心带来希望、鼓舞斗志、产生力量，和合形成合力、破解危机、实现共赢。著名歌手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共同演唱的第29届奥运会主题歌《我和你》平和、舒缓、悠远的旋律，久久回荡在世人的心中。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平常：“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这样简单的内容为什么会让人刻骨铭心？“同住地球村……永远一家人”的今天，无论是生活在哪个大陆上的我和你，无论是来自哪个国度的我和你，无论是何种肤色的我和你，无论是什么民族的我和你，都是同一个“村”的村民、同一个“家”的成员，当然就不该有高低贵贱之分，就应当具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首歌手合作的歌。“为梦想”，“我和你，心连心”；“伸出你的手”，当然也“伸出我的手”。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心声。迄今为止所实现的人类梦想，包括航天的梦想，都是“我和你，心连心”，“伸出你的手”，当然也“伸出我的手”，共同合作实现的。人类有太多的梦想，“我和你，心连心”，必须进行“更快、更高、更强”的合作，让更多神奇的人类梦想尽早尽快变为现实。我们唱着《我和你》，我和你的心连得更紧，我和你合作得更默契，让“和合之计”的管理艺术不断创新发展，让一个个人类的梦想在我们手中实现！

第一节　诺亚方舟不是梦

“诺亚方舟”（Noah’s Ark）是《圣经》中所载《创世记》（Genesis）一文描写的一个引人入胜的传说：

诺亚是一个正直的人，在当时是一个完人。他追随上帝行事。他有三个儿子：闪、含和雅弗。上帝看见整个世界腐朽了，到处都是暴力。他认为世界充斥着罪恶，因为所有世上的人都过着邪恶的生活。上帝对诺亚说：“人类的可憎我再清楚不过了，他们使这世界充满了仇杀。我有意要毁灭他们，也毁灭掉同他们一起的这个世界。你要为自己造一艘方舟，用丝柏木做船架，覆盖上芦苇，再在里外两面涂上树脂。我要使洪水泛滥全世界，消灭天下所有活着的人，地上万物也要消灭光。但我要与你立约。你到时就带着你的妻子、儿子、儿媳们一起进入方舟。你还要把各种飞禽、走兽、爬虫，每样两只，雌雄各一带上，和你一道登舟，在船上喂养好。此外还要带上各种吃的东西，储存在船上，作为你们和动物的食粮。”诺亚遵照上帝的话，一一办到了。这样，为了躲避洪水，诺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及儿媳们都上了方舟。和他一起上船的还有这些动物：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牲畜，每种都是雌雄一对；所有的鸟类和地上的爬虫，也是一对一对的，按上帝的吩咐都上了船。第七天结束的时候，洪水降临到大地。那年诺亚是六百岁，2月17日那天，大深渊的所有泉源一齐喷发起来，天穹洞开，大雨倾盆，不停地下了四十个昼夜。……洪水泛滥了四十天，大水涨起来把方舟托起，高高地升离地面之上。一切有气息的生物，所有生活在陆地上的东西，全都没有了。上帝清除了世上的生物，人也好，兽也好，爬虫也好，飞鸟也好，全部从地面上消灭干净，唯独诺亚和方舟上和他在一起的妻子、儿子、儿媳以及鸟兽、爬虫活了下来。

40天后，诺亚打开了他方舟上的天窗，放出一只乌鸦去看看水退了没有，但乌鸦飞来飞去，到地面上的水都快干涸也没回来。诺亚等了七天，再从舟上放出一只鸽子去看看地上的水是否又退了些。但因为地面全部都是水，鸽子没落脚的地方，就飞回诺亚的方舟那里。诺亚又等了七天，再次从舟上放出那鸽子去。傍晚时分，鸽子回来了，嘴里衔着一片刚啄下的橄榄叶。诺亚就知道地面上的水退得差不多了。但他又多等了七天，然后放那鸽子出去。这回它再也没有回来了。这样，在诺亚六百零一岁那年的正月初一，地上的水终于退了，诺亚打开舱口盖，从方舟上向外探望，地面已经完全干了。

2月27日，大地全都干了。上帝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妻子、儿子、儿媳们都从方舟上出来吧。把你带上方舟去的各种地上生物——鸟兽、爬虫都放出来吧，让它们滋生繁衍，遍布全世界吧。”诺亚就同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们从方舟上走出来。各种地上生物——野兽、牲畜、鸟类和爬虫都是雌雄配对的，也都下了船。接着，诺亚为上帝修了一座祭坛。他选了各种各样洁净的鸟兽作为供品，放在祭坛上奉献给上帝。上帝闻到了供品的香味，心里想道：“我再也不会因人类而使大地遭到灾祸了。不论人从小就有多少邪念，我都不会像这次那样杀死一切生灵了。”

尽管，诺亚方舟的故事千百年来似乎只是被西方人认为是人类起源或者是关于人和神的传说记载于《圣经》，但是这一历史性的传说也应该是事出有因。一项最新研究证实，早在8000多年前北大西洋巨大冰盖的融化曾使海平面大幅上升，科学家指出，这一事件可能是《圣经》中记载的诺亚方舟拯救人类故事的起源。据西班牙《世界报》报道，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和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科学家指出，发生在距今8740年至8160年间的北美劳伦太德冰盖融化，造成了近10万年来地球上最大规模的淡水增加，地中海海平面也因此上升了1．4米。研究指出，海平面的上升导致当时还是一个淡水湖的黑海被咸水淹没，造成黑海海水在大约8200年以前增多变咸。生活在黑海沿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业人口受影响最大，他们无法继续耕作。洪水最严重时，有7270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淹，这一时期持续了约34年。同样的现象还出现在地中海沿岸，大约112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水淹没。这一切造成了14．5万农民（以东欧为主）向西迁移，寻找更适合的耕地。他们的到来加速了当地的社会变革，推动了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很可能是早期农业向欧洲其他地区传播的过程。研究小组负责人英国教授克里斯·特尼指出，这一事件被代代相传，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全世界都发生了大洪水，这也可能是诺亚方舟故事的真正起源。

有研究认为，圣经不应该是一本书。按汉语“圣经”一词，原指儒家正统经典。《唐书·艺文志》云：“自孔子在时，方修明圣经以绌缪典。”此词自何时专用以指基督徒所谓的“旧约”、“新约”，尚未考实。臆想起来，很可能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或其助手的译笔。他们往往借用汉语中固有的词汇来对译基督教概念。其实，“圣经”一词并非中性的专有名词，它是暗含有使用者的价值趋向和情感立场的褒义词。儒家的“圣经”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道教的“圣经”是《道德经》、《南华经》以及“道藏”中的一些著作；佛教的“圣经”是“三藏”中佛祖所说的部分；伊斯兰教的“圣经”则是《可兰经》。再者，准确地说，“圣经”也不是一部书的名字。希腊原文是指纸草的内皮，后来则具有了纸、卷轴和书的意义。再后来才用以特指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但用的是复数形式意思不过是“那些书”而已。“那些书”最初仅指犹太教经典，是基督教作者的叫法。犹太教徒对自己的经典自有叫法，叫做《塔纳赫》，是其三个组成部分的名称的开头字母组成的缩略语。犹太教经典共包括《创世记》等二十四部书，所以《塔纳赫》可译做《二十四经》。至于“旧约”，亦非正式的书名，而是基督徒赋予它的另一称呼，是相对于有关耶稣教法的诸书——所谓“新约”——而言的。他们认为：“旧约”所述是神与人（犹太人）过去所订立的契约，“新约”所记则是神与人（基督徒）重新订立的契约。“新约”也是由《马太福音》等一部部单本著作汇集而成的。在西方文字出版物中，“Bible”、“Old Testament”、“New Testament”之类的词开头字母大写并加定冠词。

引用了这么多似乎有点离题的话，首先要说一声对不起！占用了您的宝贵时间了。但是，从这些大段的引述当中，也有许多另类的收获：

把“新、旧约”称作“圣经”的，最初应仅限于基督徒。换个立场，彼所谓“神圣”者，此也许会视为“异端”。基督徒不就喜欢把一切非基督教的思想斥为异端邪说，一切非基督教信徒叫做异教徒吗？试想，基督徒有可能把伊斯兰教徒视为神圣的《可兰经》叫做“圣经”吗？可奇怪的是，国内有些作者写文章时，无论自己是否是基督徒，竟也跟着西方的作者把“新、旧约”称作“圣经”，把基督教诞生前的古希腊人或基督教诞生后的非基督徒叫做“异教徒”，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中心论”的价值观念。读到这些文字，难免有似曾相识之感。“主流”一词和“圣经”一词一样，“作为一种交流工具，语言文字本无善恶、是非、优劣之分别，可一旦联系到具体的使用者和对象，其蕴涵的褒贬、好恶等情调就会因立场不同而发生转移”。“主流”一词的本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注释：一是指干流；二是指事情发展的主要方面。而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者就自我标榜为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其他一切与之意见不一的所有经济学观点和流派就被称之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同样奇怪的是，在我们为了自己的发展而向西方学习的时候，也不管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适不适应，就统统搬来，并也以“主流”誉之，硬要中国也必须全盘奉行西方发达国家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不可，否则就不是“主流”的市场经济。就像我们在上面的相关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一再说明“市场失灵”必须有政府调节，特别是为了应对当前还在愈演愈烈的“金融海啸”，连一贯奉行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政策的西方各国政府都在求助于政府调节甚至是一直被他们视为是“异端”的国有化，但是作为“学生”的一些照猫画虎的“主流”经济学家，还是舍不得放下所谓的“主流”招牌，这不正如以上的引文所言“奇怪的是，国内有些作者写文章时，无论自己是否是基督徒，竟也跟着西方的作者把‘新、旧约’称作‘圣经’，把基督教诞生前的古希腊人或基督教诞生后的非基督徒叫做‘异教徒’，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中心论’的价值观念”。也正如本研究一再指出的那样，“参照系”总归只能是“参照系”；最有用的管理是本土化的管理；一切从国情出发才能有正确的研究结果，唯“西方（基督教）中心论”只能引入歧途。所以，在全球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合作应对“金融海啸”的实践中，和睦相处、合作与共已经显示了是一种对于传统的竞争之道的历史性的扬弃，中国式的“和合之计”已经开始被证明是一种超越性的管理艺术创新。

也许正是因为“诺亚方舟”故事记载于被西方人视为最神圣的书——《圣经》，所以也被后人赋予许多新内容，其中更多的是用“诺亚方舟”来隐喻能够通过所有急流险滩、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的希望。

西方学者谭姆士的研究认为：“圣经首卷书是最引人入胜的经卷之一，原因有很多。在正典中的地位、与圣经其余书卷之间的关系，及内容既多元化又显着突出之特性糅合起来，使《创世纪》成为圣经中最重要的书卷之一。这书卷有真正的属灵洞见，因此，神历世历代的子民都跟这本书休戚与共，并投以至诚的目光。”还有人认为，创世纪（希腊文意即“开始”）的命名十分恰当达意，犹太人称这卷书为bereshfth（希伯来文意指“起初”）。唯有这振奋人心的经卷实实在在地记载了那位独一的永存者——创造主的创造之工！借着神的仆人摩西，圣灵追溯男人、女人、婚姻、家庭、罪恶、城市、贸易、农业、音乐、敬拜、语言，以及世界各民族的由来，同时也显示了诺亚方舟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而最终达到胜利的彼岸所带给人类的新的希望。

可以推理的是，当全人类开始有了“史无前例”的合作应对“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当东方和西方、“主流”和“非主流”之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当我们同舟共济最终战胜“金融海啸”的时候，中国的“和合之计”将如同“小荷已露尖尖角”一样充满了无限生命力。因为，历史已经证实了它无愧于是破局危机和走向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上上计”；而且，中国的“和合之计”的进一步发展创新更加方兴未艾，如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样，因为实践已经使之与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一起跳动。诺亚方舟不是梦，它是一种寄托，一种希望；“和合为上上计”不是幻想，它是一种现实，一种超越历史的管理艺术。

第二节　九九归一

佛语有云：“九九归一，终成正果”。

在佛家看来，“九”是最大的，也是终极的，所以古今人文建筑都以之为“最”。但是，要想“九九归一，终成正果”，还需要“一四七，三六九”，一步一步往前走。九九归一即从来处来，往去处去，又回到本初状态。其实，这种回复不是简单的返回，而是一种升华，一种再造，一种涅槃，更是一个新的起点。因此，“九九归一”虽然指的是“周而复始”或“归根到底”，但不是原地轮回，而是由起点到终点，由终点再到新的起点，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样螺旋式前进和发展的运动过程。它体现了人类对一切事物发展认识的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周易·系辞下》有一句至理名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发展趋势。

《三国演义》开篇之语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它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特征，蕴涵着深厚的辩证法思想。

关于“合”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自三皇（天皇燧人、地皇神农、人皇伏羲）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融合各民族势力为一体，形成第一个“合”，有《诗》为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白话之意就是：天下的所有疆域都是属于皇帝的领土，统管这些疆域的都是皇帝的臣属。而后，还有四次大统一之“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王朝；汉末三国鼎立多年，后统一于晋王朝；继有隋唐统一，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再有结束五代十国、北宋和南宋对立、辽与金的对立，开始了元、明、清的历史时期。

关于“分”的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次：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战，为时约550年；公元220年至公元280年，魏、蜀、吴三国对峙时期，为时约60年；公元317年至公元589年的东晋和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为时约280年；公元907年至公元1279年，包括五代十国、南北宋、辽与金对立时期，为时约1260年。

统计起来，在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分”的时间约占1/4，“合”的时间是3/4，“合”是主流。可见，“合”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虽然说的是天下发展趋势的历史进程，但是，也可以从中折射出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及其历史进程。历史进程中的“分”与“合”也是一种不同因素的“和合”过程，是阴与阳的相互作用、新与旧的新陈代谢。“阴阳和合而万物生”，是中国古代和合思想的基本内涵，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于阴和阳这两种基本因素的相互作用即相互“和合”所生成，“和合”或者“中和”状态是事物生成和发展的重要过程。

所以，我在相关研究中一再指出，“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反映了中国传统和合哲学的一个极重要的思想，它不仅是对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曾经有过的诸子百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争论的总结，而且又是对和合理念的认同和历史性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事物发展存在多样性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的揭示。唯物辩证法关于客观事物之普遍发展规律认为，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世界万物都存在着矛盾，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是彼此对立和斗争的，没有矛盾双方的对立和斗争与没有矛盾的事物是同样不可能的。事物矛盾双方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是事物由激烈运动过渡到平稳运动的必然环节，矛盾的对立和斗争是长期的、绝对的，但矛盾双方的剧烈斗争则是相对的、暂时的。平稳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常态，激烈运动是事物发展的非常态，没有事物的平稳运动和没有事物的激烈运动就不可能有事物之波浪式发展与螺旋式上升的鲜活显现。事物矛盾双方由对立、斗争到同一、统一的运动过程，构成了矛盾事物之间相互依赖、相反相成的发展变化过程。亦如老子的“三分法”辩证法思维所揭示的事物发展之“中和”状态，为事物稳定发展所必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环节，事物矛盾双方不管何强何弱、此强彼弱，总归要由彼此对立、斗争和相互转化而致“中和”，有“中和”才有新生和发展。

管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源于社会历史和实践，并且随着历史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时俱进是客观要求和必然。历史的必然使得不同社会制度的演变，最终会由于资本社会化和政治民主化而殊途同归于社会主义（或者其他名称的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管理学的与时俱进也必将从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造成的分歧和差距中，由冲突走向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由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管理理论丛林”转化为以合作共赢为主要内容的理论创新。市场经济反复出现的“市场失灵”和一再运用政府调节手段来进行矫正的历史，不仅有了同样的验证，而且也同时说明了由竞争走向合作的历史趋势，以及由竞争之道到“和合为上上计”的历史选择。

正如我在拙著《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所分析的那样，长生不老与点石成金的思想，也许都源自于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但历史似乎开了一个玩笑，却使之成为可以代表东西方两种不同管理思维的形象语言。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人，追求一种持续性的成长或发展，为此而主张以义取利，甚至可以舍生取义，长生不老思想就是典型的写照。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视金钱为一切，追求眼前的物质利益，为此可以“大鱼吃小鱼”，甚至无所不用其极，点石成金思想成为其美好的愿望。

《老子》第七章中有云：“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久〕。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其意思是说：我们要追求一种天地长期永久的生长。天地之所以能够长期永久地生长，是因为天地是顺应自然而生长，而不是只为自己而生存，所以才能长生。同样，圣人因为谦虚、谦让反而能够位居前列，因为能够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反而能够保全自身。也正是由于其不自私，所以最终反而能够成就其私愿。

在人们所能够观察和理解的事物中，似乎唯有天地是长生不老的，它们是永恒的，所以人们往往用“天长地久”来表达一种美好的祝愿。然而，人类又往往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来理解“天长地久”，并试图改变大自然的客观规律性。于是乎，追求皇权的永祚和皇帝的万岁之道，以及追求人的长生不老，都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现象。在历史的长河中，各种经邦济世之见和健体强身的修炼之术，纷呈于世。其中，尽管不乏治国富民的管理方面的真知灼见（包括历代相传的和合理念、无私无欲的美德和无为之思、变易之术等），以及治病救人的神丹妙方（诸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所传），但是更多的是维护皇权永祚和皇帝万岁的渲染，以及追求长生不老的种种修行和炼丹术的泛滥。君不觉“江山万代”、“吾皇万岁”的陈词滥调充斥于耳，君不见连老子也弃世而去、出关修行，甚至能够统一中国的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还派遣徐福带领五百童男和五百童女东出海外寻神访仙。于是乎，顺应自然而生长变成了只为自己而生存，“天长地久”的美好祝愿变成了主观臆断，无私无欲变成了有私、有欲和只为私欲。

以中国为主要代表的东方管理思维，囿于道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形成了一种线性思维，而往往忘记了蕴涵于《老子》以及道家其他代表作之中的变易思想，更没有进一步探讨和领悟集中国古代思想之大成的儒家的中庸之道所倡扬的执中行权、与时屈伸的管理艺术。所以，追求持续性的成长或发展与维护皇权永祚和皇帝万岁相伴生，主张无为无欲、以义取利、舍生取义与主观臆断、自私自利相伴生，长生不老思想成为一种历史的缩影。连汉朝那位一心向道的王爷刘安都最终认识到了是“阴阳和，而万物生矣”，长生不老显然与之相矛盾，只能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荒诞追求。

点石成金之术最早也见于中国古代的道家传说故事之中，但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里，这些点石成金的故事和传说，更多的只是为了宣扬道家法术的高超，而非典型意义上的对于金钱的追求。不知何时，点石成金之术成为西方人的渴求和崇拜而出现在所能见到的文字和所能听到的故事之中。当然，更为确切的也是更为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提供了至今仍然被大多数西方人所崇信的所谓“经济人”假设以及利润最大化规律的理论基础。因为人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存在的“经济人”，所以要为了自己而奋斗，为了私利而大打出手，为了赢得竞争对手而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利润最大化规律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规律，所以“大鱼吃小鱼”的竞争成为克敌制胜的必然手段，点石成金也就自然地成为西方人的必然追求和西方管理思维的生动写照。

以欧美为主要代表的西方管理思维，囿于“经济人”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往往忽视了莎士比亚关于“爱”的呼喊，忘记了资本主义革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宣言。于是乎，拜金主义成为一种时尚，个人奋斗、自私自利成为公理和座右铭，竞争战略成为唯一的制胜法宝。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这个法宝已经不那么灵验了，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越是竞争钱却越来越难挣了。反省之下，才逐渐明白，原来点金术的原发地——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更重要的是追求一种无私无欲和社会大同，是合作与集体主义。于是乎，战略联盟、学习型组织、团队建设以及双赢、共赢的管理思维出现了，“蓝海战略”更是风行一时，关于社会责任的讨论也日益放到了与利润最大化同样重要的日程上。

这一切，都更进一步地说明，管理是一种实践，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创新发展。长生不老与点石成金的思想已经成为历史，时代的列车已经驶上21世纪知识经济的轨道，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时代主旋律，以及市场经济的阶段性发展变化，要求现代管理科学的与时俱进，要求在“理论丛林”中开辟新的通途。正如黑格尔所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任何社会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就管理无定式而言，西方的“大鱼吃小鱼”式的竞争管理理论，并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否认东方的管理实践以及中国传统的和合管理。历史进一步告诉我们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先进科学自我标榜的西方式竞争理论已经开始受到质疑，单纯强调竞争的思维定式，及其在实践中越来越难以开辟新的获利空间的表现，引起了人们的质疑和反思，而寻求竞争对手之间和睦相处的可能性，并进行优势互补性的整合，以至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合作开拓市场与共同分享利益的思考和努力，成为新形势下的创新选择。

无独有偶，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同样是市场经济的实践，必然产生为市场经济实际所需要的同样或者类似的思想理论。所以，也可以说，“和气生财”的中国的“生意经”为当代管理所必需，和合发展战略代替竞争战略成为时代进步的必然；“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历史延伸，还可以有“和谐发展”、“和平与共”、“和合共进”、“合作共赢”，使和合理念创新发展成为适用于未来经济社会以及未来世界发展的一种全新的战略思维。当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史无前例的合作应对“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的以上分析和理论推演。

《周易·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不仅道出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发展大势，而且指明了不同思想观点终将由矛盾、争论而走向一种“求大同、存小异”式的共识，是对事物多样性统一辩证发展观的揭示。西方管理理论演变和发展过程日益显示出来的合作意识，与中国和合管理的和合理念越来越有着共同、共通之处。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这些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种种差异和各自不同的理论研究的环境条件正在不断地趋于一致，殊途同归的客观发展规律性也开始显示出其强大的历史性作用。

第三节　好风凭借力

中国式管理的艺术之花，曾经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也曾经有过“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但终归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新的发展时期，以和合理念为灵魂的中国式管理有如凤凰涅槃，在改革开放的风雨沐浴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中得以新生，在创新发展中实现了与时俱进，华夏沃土孕育的和合管理艺术之花也开始重新绽放出姹紫嫣红的迷人光彩。中国式的和合管理，与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主旋律和谐相依，成为21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最为需要的管理模式，和合之计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上上计”。

然而，要真正使得“和合为上上计”，还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不仅因为，需要有一个以竞争之道为上向以合作为要的观念更新过程，一个由建立于对抗基础之上的竞争管理艺术到建立于利益相关基础之上的合作管理艺术转化的过程。而且还因为，合作势在必行，竞争依然存在，即使是在以后的合作因素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合作与竞争依然相反相成地存在，所以需要一个合作管理艺术与竞争管理艺术的合理组合，而这一组合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合作因素不断增多和竞争因素随之不断减少的过程，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螺旋上升过程。而要顺利地实现这一不断上升发展的过程，就需要有及时的观念更新和主动的实践，需要造势和推动。全球合作应对“金融海啸”正是一个绝好的历史契机。正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见于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宝钗所作《临江仙》：

“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围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

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梅骊文集》读红札记评论说，宝钗的这首《临江仙》，写得积极乐观，开朗豁达；一种强烈的汲汲用世精神，一种蓬勃的积极进取的锐气，跃然纸上！这位美少女追求的“青云”是什么呢？《红楼梦》第四回交代：“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可是后来，宫里却久久没有动静，充为“才人赞善”的理想破灭了。写这首词是在第七十回，此时宝钗已经在贾家住了好几年，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孩子，既然没有想什么蟾宫折桂，那就定是想着“夫婿觅封侯”了。“青云”指什么？夫婿；夫婿指谁？大观园里除了宝玉还有谁能进入宝钗的视野？“好风”指谁？贾母、王夫人、薛姨妈、王凤姐、袭人、平儿、鸳鸯等是也！好一个宝钗！但也不能就此指摘宝钗，因为她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虽然宝钗“心地有亏”，但她仍不失为一个好女孩，因为她有许许多多其他人所没有的优点：善良，豁达，稳重；温文尔雅，尊老爱幼，才华卓越；善于处世，慎重为人；“可叹停机德”，“小惠全大体”，“任是无情也动人”……

另一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 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么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么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当时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境界。

又一种“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吴军的文章叙述了这样一段故事：1994年初，我的同事清华大学的李星教授告诉我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韦钰提出要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互联网，这便是中国互联网的开始。很快中国派了一个由吴建平、李星等中国最早研究互联网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到美国考察互联网，并且考察生产互联网设备，主要是路由器的公司。当时很快就定下了美国思科（Cisco）公司的设备，并且很快到了货。很短的时间，中国自己最早的互联网就在大学里诞生了（虽然高能所更早连到了互联网上，但是那实际上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实验室的一个子网）。当时，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思科，即使今天由于思科的产品不直接面向用户，知道它的人也远不如知道麦当劳的多，尽管思科有麦当劳的三倍大。但是，如果告诉大家，没有思科和同类公司生产的路由器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那么大家就知道思科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了。思科是一个标准的网络时代弄潮儿，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兴起，随着其泡沫的破碎而一度衰落。在2000年，思科曾经在一瞬间超过微软，成为世界上股值最高的公司（5400亿美元），那时思科股票一天的交易额超过当时整个中国股市。“9·11”以后，它的股票一度缩水85%。那年，思科的CEO钱伯斯宣布了思科历史上唯一一次大裁员，同时他将自己的工资降到每年一美元，成为世界上工资最低的CEO。这种做法一度被传为佳话，并纷纷为那些愿意和公司同甘共苦的老板们效仿。几年后的今天，思科已走出低谷，并且成为世界最大的设备制造公司。

和惠普、太阳、雅虎、谷歌等公司一样，思科是一个标准的斯坦福公司。斯坦福各个系都有自己联网的计算中心，网络之间通过一种叫路由器的设备连接。20世纪80年代初，斯坦福两个不同系的计算中心主管里奥纳多·波萨克（Leonard Bosack）和桑迪·勒纳（Sandy Lerner）好上了。上面是事实，下面则是广泛流传的谣言。两个人要在计算机上互相写情书，由于各自管理的网络不同，设备又是乱七八糟，什么厂家的、什么协议的都有，互不兼容，情书传递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两人干脆发明了一种能支持各种网络服务器、各种网络协议的路由器。于是思科赖以生存的“多协议路由器”便诞生了。听到这个谣言的人绝大多数都信以为真，因为它不仅夹杂着很多事实，而且合情合理。虽然，网络早有了，美国很多大学、公司和政府部门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使用局域网了，连接网络的路由器也早有了。但是，由于不同网络设备厂家采用不同的网络协议，每个公司都要推广自己采用的协议，没有公司愿意为其他公司做路由器。在互联网还没有普及时，这个问题不大，因为一个单位内部的网络基本上会采用相同的协议。在1984年，互联网还没有兴起，因此各个网络公司如IBM并没有注意到这种多协议路由器的重要性。波萨克和勒纳后来结为了夫妇。夫妇两人非常聪明而勤奋，但是更非常幸运。在他们创办思科一年前，即1983年，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刚刚投资建设了连接各个大学和美国几个超级计算机中心的广义网NSFNet，即今天的互联网雏形。当时建设NSFNet的目的是让科研人员不需要出差到超级计算机中心就能通过远程登录而使用那些超级计算机。而思科创建的一年后，即1985年，NSFNet就开始和商业网络对接。由于各大学、各公司的网络采用的协议不同，使用的设备也不同，因此对多协议路由器的需求一下子产生了。正在这时，1986年思科推出第一款产品，连市场都不用开拓，就用于了刚刚起步的互联网。思科的英文名字Cisco是旧金山英文名字San Francisco的最后五个字母，思科的图标正是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创始人的意思是要建起连接不同网络的桥梁。这对夫妇恐怕开始也没有想到以后思科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设备制造商。倒是硅谷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风投（Sequoia Capital）看中了这个市场将来的潜力，给这对年轻夫妇投了资。红杉风投喜欢投给年轻的穷人，因为越是穷人越有成功的欲望和拼搏精神。红杉果然没有看错，到1990年，思科就成功地上市。

我在《21世纪的中国式管理》中指出：在现实中，思考或者解决一个难题的时候，往往需要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才能别开生面。离开传统的竞争思维，从和合的视角看一下吧，它将有助于我们冲出管理学研究和实践中的“百慕大三角区”！管理学原来隶属于经济学，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向来是以经济学的分析为基础的。在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管理理论和实践必然走向竞争的轨道。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必须一切向钱看，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为了实现“经济人”的一己私利，势必要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甚至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自然界的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规律也成了市场经济的必然现象，竞争思维油然而生，竞争规律及其竞争战略成为长期主宰。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传统的竞争战略越来越不那么灵光了，曾经被奉为圣明的所谓“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等战略也越来越难以改变企业赢利空间越来越小的困境。而且，越是采取竞争战略及其竞争方式方法，越是与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及其“经济人”假设背道而驰。管理学的研究，在知识经济来临的时候走进了“百慕大三角区”。人们不得不转而祈求于一向被冷淡的合作理论。从战略联盟、学习型组织、团队建设理论，到双赢、共赢理论以至所谓的“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理论，人们对于新时期的管理的认识在一步一步地改变，一步一步地向着合作思维及其战略思考深化。直到西方的“蓝海战略”和中国的和合管理等理论问世，开辟了21世纪的经济社会管理的新的希望。曾几何时，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战略不是还维系了一个多世纪的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企业赢利能力和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吗？原来，并不是传统的竞争规律错了，而是我们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出现了僵化和教条，囿于已经熟悉的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战略，只会盲从于竞争规律去进行经营管理，而不懂得即使是原来的对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也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随着环境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无疑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管理方式方法却是多种多样的。在市场经济发展前期的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经济社会进步的环境和条件使“经济人”假设具有实际意义，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实现“经济人”的一己私利，竞争战略及其竞争方式方法的选择成为历史的必然。可是，当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到成熟阶段而需要以合作为主导的时候，传统的竞争思维及其竞争战略就必须随之改变和修正。因为，经济社会进步的环境和条件已经使“道德人”假设更具有实际意义，因此以竞争为主导阶段的市场经济规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同时，就人们还在热衷研究和争论不休的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而言，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及其环境条件的变化，这种基于竞争的企业获利能力——依靠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管理思维也应该有相应的改变。一切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而不应该从既定的所谓模式出发，不仅是辩证法的要求，而且应该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历史进入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市场经济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的时候，或者说当竞争日益白热化、企业规模的增长和市场竞争规则日益完善与透明化，使得原来的种种竞争战略越来越难以行得通的时候，一种新的主张淡化竞争以至最终摆脱竞争、依靠合作实现共赢的战略新思维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应该再一次指出的是，正像和合管理所认为的，“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并不是完全排斥和否认对手之间合理而必要的竞争，而是强调和重视“和”与“合”在经营中的重要性，是突出共赢；“蓝海战略”也是在承认合理而必要的竞争的同时，认为又“必须超越竞争这一境界”，提出通过重视“整合”、“统合”进行“价值创新”，去开创“蓝海”这样一个“新的利润和增长的契机”的“无人争抢的市场空间，彻底甩脱竞争”；利益相关者战略管理，则是基于伦理道德的考量，从“和谐共存”、统筹兼顾与企业存在各种利害关系的团体和个人的利益需要出发，追求双赢或共赢目标的实现。就是说，无论是利益相关者理论、“蓝海战略”，还是中国式管理，在强调合作、共赢的时候，并没有否定竞争，因为合作与竞争之间实在是一种不能割舍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只不过是像在以上分析所指出的那样，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是以竞争为主导还是以合作为主导。市场经济所展现的理论假设与理论研究结果之间的演绎，告诉我们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必然得出竞争规律和竞争战略，从“社会人”、“道德人”假设出发势必要得出合作规律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理论取决于实践的需要，理论产生于实践，理论必须为实践服务，这已经是广为接受的认识和不争的事实。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在“社会人”、“道德人”假设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要实现经济学的利润的最大化原则，就必须基于合作的考量，采取合作性战略将是最符合实际的，也是最明智的选择。从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和合理念应该成为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管理的灵魂，以人为本加和合是中国式管理内在的价值准则，“和气生财，合作制胜”是中国式管理根本的路径选择。因此，还是从和合的视角看一下吧！和合管理正是21世纪所需要的中国式管理。不过，在市场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或者说是由以竞争为主导向以合作为主导的过渡阶段，竞争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竞争规律和竞争战略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领域中还在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以后的以合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阶段，竞争规律和竞争战略还会或多或少地存在。基于此，我们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竞争与合作是一种对立统一，在逐渐过去的以竞争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阶段，竞争不能完全排斥合作；在正在生成的以合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阶段，合作也不能完全排斥竞争，而是以合作为主，以尽可能的合作去赢得竞争。有人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确实，历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验证。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和时势的需要，创造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自己曾经的对手合作抗日，赢得了民心，赢得了机遇，从而也终于赢得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实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伟大战略目标。这一段光辉的史实，可以说是“合作制胜”的最为生动的写照。今天全球进行的史无前例的合作应对“一场百年不遇的危机”的实践，正在成为“合作制胜”、“和合为上上计”的新的写照。因而，我们可以说，“合作制胜”、“和合为上上计”是现阶段的理性选择，谁能够最先认识并最先掌握这一新的管理艺术，谁就将能够最先、最多地获得最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