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由于数字鸿沟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该问题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至今还没有形成关于数字鸿沟问题的一个公认的研究框架。因此，本章首先对当前国内外组织机构和学者对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进行全面的综述，主要目的在于了解数字鸿沟提出的历史背景，以便更加深刻地理解研究数字鸿沟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另外，通过了解国内外数字鸿沟的研究现状，给自己的研究工作定位，确立自己的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
一、数字鸿沟的提出
数字鸿沟的英文表述是“Digital Divide”，中国新华社最早将其直译为“数字鸿沟”，本书为了便于不同文献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沿用该种表述。实际上，在英文文献中有多个词语都在反映这一概念，如“ information divide”，“information differentiation”，“digital differentiation”，“information haves and have-nots”，“inforich & info-poor”等。在中文文献中也有多种译法，如“信息鸿沟”、［3］“信息分化”、［4］“数字分化”、“信息差距”、“数字差距”、“信息的有无”、“信息的富有与贫乏”等，台湾地区则翻译为“数码沟”、“数位落差”或“数位隔离”。［5］
数字鸿沟的最早提出者已经难以明确考证，但是在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以前，已经有一些类似论述的思想和著作出现了。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有关报告就提出了类似的问题，探讨计算机的广泛应用是否会引发社会不平等的扩大与深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诸如信息能力、获取费用、信息与贫困的关系等问题已经开始在国外展开探讨，有了信息穷人（information poor）的提法。［6］1984年，世界电信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名为《失去的链路》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电信基础设施的缺乏将阻碍其经济发展（当时主要关注电话接入问题）。到1990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A.托夫勒（A.Toffler）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电子鸿沟（electronic gap）的概念，将电子鸿沟描述为“信息和电子技术方面的鸿沟”。［7］据Hoffman（2001）考证，数字鸿沟的概念最早由Markle基金会的前总裁劳埃德·莫里塞特（Lloyd Morrisett）提出，他认为，数字鸿沟是信息富人（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穷人（information have-nots）之间存在的一种差距。［8］但是当时所谓的鸿沟主要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Apple电脑的普及和应用，侧重关注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个人计算机占有率上的差异（Arquette，2001）。［9］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该术语是美国前副总统戈尔1996年在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报告中首次提出来的（Conhaim，2000）。［10］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一）组织机构的观点
虽然数字鸿沟的最早提出者难以认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数字鸿沟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则主要来源于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发表的《在网络中落伍》的系列报告。[4]该报告对美国不同人群之间使用互联网的差距进行统计研究，认为在美国国内，数字鸿沟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和公民权问题之一，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1995年，该报告将数字鸿沟看做是个人电脑的所有权问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1999年转向互联网接入问题的研究，2000年又着重关注宽带接入与低速拨号上网方式间的差异。总的来说，其研究主要从技术接入（access）角度，将美国国内数字鸿沟简单地理解为信息富有者与信息贫困者之间的两极分化趋势，认为两极化趋势的后果将会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区域之间以及不同人群之间产生事实上的不平等。
在这些报告的影响下，数字鸿沟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2000年7月，世界经济论坛组织向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提交《从全球数字鸿沟到全球数字机遇》的专题报告，发表了《全球信息社会冲绳宪章》 ，提出“为了遏制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缩小乃至消除信息技术差距是唯一可供选择的灵丹妙药”。［1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01）在其《理解数字鸿沟》的研究报告中认为，数字鸿沟是不同社会经济水平的个人、家庭、企业和地区在接触ICT和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活动的机会的差异，不再将数字鸿沟界定为技术产品接入上的差距，而是强调了使用能力上的差异。［12］2001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之一是“如何缩小全球贫富差距”，认为贫富悬殊的根源就是数字鸿沟。世界银行出版《世界发展报告2000/2001》的主题也是“向贫困宣战”，其中把信息技术差距作为发展中国家失去“机会”的主要原因之一。［13］2002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将世界电信业的发展主题定义为“信息通信技术：帮助人们跨越数字鸿沟”，旨在通过访问开放的信息，使人们获得大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遇。［14］在2004年12月2日举办的世界信息社会首脑峰会中，确定了《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等纲领性原则和奋斗目标，提出要把“消除数字鸿沟作为人类构建和谐信息社会的最终目标”。在2005年12月的突尼斯阶段会议上，各成员国在建设“全球数字团结基金”上达成共识，寻求缩小国际数字鸿沟的资金支持。［15］一时间，数字鸿沟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
（二）人文领域的研究内容与范畴
从21世纪初开始，在各种媒体、组织机构和研究学者的推动下，对数字鸿沟现象的研究逐渐从技术应用层面转向人文解读，众多学者分别从传播学、社会学、伦理学、民族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角度来审视数字鸿沟现象，打破了当时处于主流的数字化趋同说，认为数字鸿沟在人文社会数字化进程中凸显了技术殖民与社会分化，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会产生深远影响。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陆续提出了诸如“网络/数字帝国主义”、“技术殖民主义”、“新世界体系论”等理论。从客观上说，这些理论不仅推进了数字鸿沟的研究，也为西方激进学派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思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埃斯特·哈吉泰（Eszter Hargittai，1998）采用葛兰西关于霸权的思想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来探讨数字鸿沟问题，他认为，一种文化的较高代表性能主宰网络信息向有利的方向发展。［16］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3）提出的“弱联系力量”理论揭示了新技术扩散的不平衡性能够通过不均衡的信息分布来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他认为，一国的互联网连接状态取决于本国在世界体系中的综合地位、发展水平、财政与技术资源以及本国的文化。互联网既能帮助那些没有实现连接的国家得以复兴，又能为那些拥有网络的国家提供更有利的信息资源，但是如果一个不能独立的国家与其他国家联上网络，它将更不能摆脱这种从属的地位。由于网络扩散了霸权的知识与文化，因此，正在增长的网络国际扩散也导致了西方霸权的扩张。［17］与此同时，互联网也被看做是西方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输入发展中国家的另一种霸权主义工具，最终将形成全球的“数字帝国主义”。数字鸿沟的扩大意味着信息贫困者的生存权、发展权受到限制，并在数字化技术的激烈竞争中被愈加边缘化（Johnson，1991；Chabran，2001）。
卢斯夏诺（2003）更多地将数字技术看做是一种“权力”，认为所谓的数字鸿沟就是这种权力所体现出来的“数字帝国主义”，其中包括文化产业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全球扩张所体现出的数字文化帝国主义，在信息内容、文化规范、交往方式和社会资本上体现出来的霸权话语帝国主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体现出的数字经济帝国主义。［18］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主要产品是信息，它将消除古典帝国主义理论关于外围国家所具有的原材料等基础资源的优势，提出核心国家不仅仅掌控着传统的制造业，更重要的是拥有其中的知识和专业技能。与此相反，英国著名的网络社会学家理查德·巴比鲁克提出了数字共产主义的思想，认为美国人在信息交流中产生的网络效应，正在逐渐消除资本主义的模式，成功地构建一个乌托邦的未来：数字共产主义。［19］一位西方学者在其“缩小鸿沟的政治纲领”中也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网络中游荡。”［20］
从社会学角度，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阿方索·莫利纳（Alfonso Molina，2001）把数字鸿沟理解为不断加深的相对贫困与社会排斥问题内在固有的因素和后果。［21］美国哈佛大学的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2001）把数字鸿沟概括为具有全球鸿沟、社会鸿沟和民主鸿沟三方面典型特征的现象，将网络应用的技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心理因素都包含到数字鸿沟的范畴内，深化和发展了数字鸿沟的概念。［22］在此基础上，众多发达国家的研究学者也将数字鸿沟问题扩展为国际鸿沟、种族鸿沟、语言鸿沟、性别鸿沟、代际鸿沟等多个领域，并引发了美国国内许多学者对美国国内种族鸿沟、语言鸿沟开展针对性的对策研究（Fairlie，Robert W.，2002）。［23］
Arquette（2002）从传播学角度将数字鸿沟理解为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和信息传播技术使用的差距。［24］Lynette Kvasny（2002）将数字鸿沟看做是数字不平等性，他认为，数字鸿沟不只是传统上关注技术接入和界面可用性问题，主张将这种不平等的接入根植于历史、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条件，并提出从整体上分析数字不平等性的理论框架。［25］Don Fallis（2004）则从哲学的社会认识论角度来研究数字鸿沟问题，认为数字鸿沟是指信息技术接入上的不平等性，信息接入上的缺乏使信息穷人处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劣势中，但是，知识只有在分配不均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效用的最大化。［26］
（三）数字鸿沟与经济关系的研究
在数字鸿沟问题受到社会学普遍关注和争论的同时，一些学者也开始从经济视角研究数字鸿沟现象。1995年，Francis Cairncross在《经济学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距离之死”（Distance to Death）的文章，首次提出电信和互联网应用中存在差距的经济影响，并引发了经济学家的热烈讨论。在1997年出版的新书《距离之死：通信革命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中，作者首次通过研究信息网络的经济本质，提出通信成本作为“距离之死”的决定因素将可能是改变21世纪上半叶唯一重要的经济力量，将极大可能地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改变国家技术边界和国际贸易的模式。［27］
夏皮罗和万里安（Shapiro & Varian，1999）认为，信息技术产品具有的经济属性将促进生产者扩展市场。由于信息产品的边际成本将大大降低，导致更多消费者（包括信息穷人）使用该产品，而当更多人接入互联网时，将产生网络的正外部性。因此，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信息技术的扩散将比其他新技术更为迅速。［28］Compaine（2001）等学者则认为，数字鸿沟和其他长期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差距是相同的，通过市场机制完全可以自动消除。他认为无论哪种新技术（如汽车、电话、电视机）产生，都会存在接入的不平等现象。随着技术成熟和生产成本的下降，技术接入将迅速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试图消除数字鸿沟的政策行为是一种经济再分配的形式，但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说明这些再分配行为往往是无效的。［29］Mainak Sarkar（2003）则将营销学理论中新产品扩散模型应用于对数字鸿沟的动态量化分析，其结论也认为数字鸿沟只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短期内将存在20年，但长期中会自然消失。［30］
但是，仍然有人对市场机制是否真正能够使信息技术的接入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水平产生怀疑。一方面，他们认为，信息技术产品虽然具有正外部性，但是如果这些外部性不能通过市场实现内部化，这些信息技术产品的正效率将不会在社会最优水平状态中产生；另一方面，企业不可能使那些没有为信息技术产品付费的人始终享受到这些产品的利益，政府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Thomas B.Riley，2004）。［31］Mark Cooper（2004）则从美国国内宽带使用和扩散上的差距来说明高价接入、封闭网络的双头垄断都会导致新的数字鸿沟产生，因此有必要改革现有电信政策来解决。［32］
（四）数字鸿沟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最先针对国家内部不同人口的统计分组对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展开理论与实证研究。例如，美国学者Novak和Hoffman（1998）首先通过使用来自美国《当前人口调查》的数据寻求导致数字鸿沟的种族原因，并且认为收入和教育也是影响计算机所有权和互联网使用的重要因素，对于一国内部的数字鸿沟具有重要作用。Conceicao等人（2003）利用美国工业收入计算不平等指数，实证检验收入的不平等性将限制个人获得新的消费技术的技能，并进一步阻碍新技术的扩散。［33］哈佛大学社会学系Steven P.Martin等人（2004）使用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美国国内家庭收入的不同将导致互联网扩散逐渐两极分化。［34］
部分学者也针对地区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展开研究。例如，Wong（2002）通过电话主线、PC和互联网使用的普及水平来对亚洲国家的鸿沟进行评估。［35］Kraemer和Dedrick（2002）对1995～2000年的40个亚洲和非亚洲国家进行测算，发现在亚洲国家中存在着巨大并不断增长的差距。［36］APEC（2002）的研究则发现，用户接入成本、政治自由、平均收入、城市人口比例是显著影响国际各个地区间数字鸿沟的重要因素。［37］
一些学者重点关注互联网的扩散速度，以每千人互联网主机数作为因变量展开研究。Hargittai（1999）检验了1998年OECD国家的数据集，认为GDP以及电信政策对于互联网连通性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38］同样，Oxley和Yeung（2001）对同一年的30个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互联网主机普及水平与通信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和信用卡使用正相关，与电话服务成本负相关。［39］Robison和Crenshaw（2001）针对74个国家1995～1999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互联网普及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政治自由度和教育。［40］Guillen与Suarez（2001）则对互联网用户数量和平均互联网主机数两个因变量进行横截面分析，研究规制制度和价格规制的影响。［41］Dasgupta等人（2001）针对1990～1997年的44个样本国家，使用反映互联网使用强度的互联网主机/电话主线数作为因变量，并使用双对数回归方程来测算该比值与城市人口、平均收入、竞争政策指数和一些地区虚拟变量的关系。［42］Beilock和Dimitrova（2003）检验了GNP、公民自由度、基础设施和地区变量对互联网使用的影响，发现GNP是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增加的公民自由度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43］
部分学者通过选择更多因变量来对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Quibria等人（2003）实证得出GDP、教育水平和基础设施在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普及上具有重要的作用。［44］Chinn和Fairlie（2004）使用同样的两个因变量，对1999～2001年16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GDP、电话密度和规制质量是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密度的重要影响因素。［45］Dewan等人（2004）针对主机、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三种ICT产品的普及水平对40个国家1985～200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对于导致数字鸿沟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三种ICT普及水平和国民收入正相关，ICT普及率越高的国家中，普及水平和收入之间的关系越强。同时，其他人口和经济因素在ICT应用的不同阶段，对各个国家的影响特征也明显不同。［46］
少数研究学者则尝试构建经济增长模型来研究数字鸿沟问题。Pohjola（2003）发现，ICT投资以及收入水平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与经济中农业的重要性负相关。［47］Caselli与Coleman（2001）以计算机进口/劳动者比例作为ICT投资量的代表，利用1970～1990年横截面数据对大量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因变量与OECD国家的开放度、教育水平以及产权指数显著相关。［48］Shih等人（2003）则使用弹性加速投资模型对1985～1999年的39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现有ICT资本存量和GDP、教育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和利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49］同时，GDP和贸易开放度、金融服务和政府部门的规模、平均电话数量以及财产权的可靠性等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作用，而影响发达国家IT投资的因素和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因素也有显著的不同。还有许多学者则另辟蹊径，从民众对互联网的信任和消费者偏好的角度分析存在数字鸿沟的现实原因（H.Huang，2003）。［50］
（五）数字鸿沟的综合测度
由于数字鸿沟涉及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国外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也试图对数字鸿沟的静态数量和动态变化进行综合测度。
美国是国际上信息化水平最高的国家，也是最早关注数字鸿沟测度的国家。因此，美国国内许多研究机构都针对国内不同社会人口群体展开测度计算，描述美国国内不同地区、收入、种族、性别、教育、年龄和残疾等原因造成计算机和互联网接入上的差异（NTIA，1999；Bridges.org，2001）。在OECD（2000）的《理解数字鸿沟》研究项目中，利用接入传统ICT和互联网状况的基本统计数据，针对OECD成员国进行比较分析。但是，该研究只是对现状的描述性统计，没有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进行综合测度。
一些研究和商业团体通过构建准备度指数，来评估某个国家或社区的信息化准备程度。例如，麦克康尼尔（McConnell，2001）提出“Ready？Net.Go”电子准备度指数，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CID，2002）和计算机系统政策项目（CSPP，2001）设计了网络准备度指数，莫萨克集团（Mosaic，2001）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扩散指数。［51］霍华德·罗宾（Howard Rubin，2002）通过建立全球技术指数（Global Technology Index，GTI）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动力和强度以及技术能力与潜力。最全面测算和评估ICT准备度的指标体系是由世界经济论坛首次提出的网络准备度指数（Networked Readiness Index，NRI），分别从个人、企业和政府三大主体的ICT准备度、环境和使用情况进行评估。［52］
针对ICT之间存在的高度相互依赖性，2003年以来，部分研究学者和机构转向对所有ICT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估，而不只是针对互联网的准备程度。世界银行（2003）在其世界发展指数中增加了数字化指数部分，针对数字鸿沟测度的方法展开研究。［53］由国际电信联盟（ITU，2003）提出的数字接入指数（Digital Access Index，DAI），从ICT基础设施、供应能力、知识水平、技术质量和使用水平等几个因素客观测算出各个国家的数字接入水平。［54］2003年，意大利Bocconi大学的数字经济研究中心进行了《数字意大利》项目的研究，主要目的是构建一种综合测度数字化水平的方法，即针对10个发达国家2000年和2001年的数据研究技术扩散曲线不同阶段存在不同的数字化的影响因素，分为市场、扩散、基础设施、人力资源、竞争和竞争力六种数字化因子，并综合计算出一个数字化指数，通过计算不同国家指数值的离差来测度数字鸿沟水平。［55］
部分研究学者针对数字鸿沟问题展开系统研究，不仅建立指标体系来对ICT扩散和接入水平进行综合评估，还进一步探讨如何科学地描述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数字鸿沟水平和发展变化趋势，从而为缩小数字鸿沟进行数量上的衡量并提出对策、建议。其中，欧盟主要从社会因素角度，针对社会中处于信息劣势的风险组计算数字鸿沟指数（Digital Divide Index，DDI）。［56］据笔者对文献的研究，认为由Orbicom（2000）提出的数字鸿沟指数（Digital Divide Index，DDI）是目前最全面的衡量数字鸿沟的指标体系，该指数通过一种新颖、涵盖面广的方式来研究处于“信息就绪”（info-ready）的发达国家和处于“信息挑战”（info-challenged）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并寻求有利于政策实施与评价的结论。［57］除此之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UNCTAD，2004）也构建了ICT发展指数，从连通性（connectivity）、接入（access）和政策三个角度构建一个综合的信息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来监控和评价ICT准备程度、使用和影响的机制，同时为各国在政策执行方面提供必要的统计数据分析支持。［15］
三、国内研究现状
随着数字鸿沟问题在国际上的日益严重，我国关于数字鸿沟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已逐步开始，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信息化和数字鸿沟的探讨和研究成果。中国最早对数字鸿沟问题展开讨论和宣传的是报纸媒体。1998年，刘林森记者在《中国专利报》上发表关于“卡车换猪肉”和知识差距问题的文章，认为穷国首先应该解决食物、住房、电力、电话等基础问题，奢谈电脑是伪善。自2000年开始，更多的媒体记者开始讨论数字鸿沟问题，有的认为所谓的数字鸿沟是一种欺骗，有的却大力宣传缩小数字鸿沟的重要意义。［58］这些文章都只是针对数字鸿沟展开话题评论，并没有从学术上进行深入研究，其中《互联网周刊》主编胡延平（2001）最为系统、全面地评论了数字鸿沟的问题，认为数字鸿沟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并编著了我国第一本关于数字鸿沟的著作。［59］
2000年8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计算机大会开幕式上，江泽民指出：世界各国的信息网络化水平目前还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具有信息技术优势，拥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资源，成为信息富国。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对落后，不仅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在信息化方面也相对贫困。当今世界，信息水平差异不是在缩小，而是在进一步扩大。这种状况不改变，南北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2000年11月6日，江泽民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指出：“现在，数字鸿沟的出现和不断扩大，使得南北发展差距有增无减，世界经济有可能因此而出现新的失衡”。［59］2001年7月，一个以“关注中国的数字鸿沟”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并随后出版了名为《关注中国的数字鸿沟》一书。［60］虽然有学者、媒体和组织机构都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对数字鸿沟的看法，但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数字鸿沟的概念。
从此，国内关于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逐步盛行，部分学者力求以客观的立场、规范的研究方法和从理论的视角来研究该问题。杨凯源和张启人（2002）最早深入研究了数字鸿沟问题，提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根源在于信息化水平悬殊造成的数字鸿沟，其中人文基础、科教投入、人才结构、投资规模和信息资源是形成数字鸿沟的因果链。［61］徐宗玲（2002）也在OECD和NTIA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对各国数字鸿沟进行了比较，认为数字鸿沟问题与全球经济竞争格局变化有密切联系，提出中国跨越数字鸿沟的唯一出路在于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62］蔡翔（2002）提出，数字鸿沟主要体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ICT接入水平上的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困。［63］翟本瑞（2002）则从两种序位来研究数字鸿沟，第一序位的鸿沟存在于信息拥有者和信息欠缺者之间，划分的尺度是人们是否能够接近和使用信息中介；第二序位的鸿沟存在于信息工具使用良好者和使用不良者之间，体现的是人们掌握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技巧的差别。［64］殷晓红（2003）认为，信息化革命进一步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贫穷的现状、既有的发展路径，导致贫富差距扩大。［65］谈世中与赵丽红（2003）认为，数字鸿沟必将带来最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化、边缘化。［66］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学教授谢俊贵（2003）从信息社会学角度对数字鸿沟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将数字鸿沟创造性地定义为信息分化（informational divide），认为不同信息主体之间的财富占有差距、技术占有差距、知识占有差距、权力占有差距以及其他的制度性问题，都是信息分化的重要原因，并著有《信息分化与信息扶贫》一书。［67］曹荣湘（2004）也从社会分化角度组织翻译、出版了《解读数字鸿沟》一书，系统地展现了数字鸿沟在数字时代中的人文语境，认为数字鸿沟既是陷阱也是机遇。［68］陈志良和高鸿（2004）针对数字化时代人文精神悖论进行反思，对数字鸿沟与数字共产主义观点进行了分析。［20］
除了从理论规范上对数字鸿沟的概念和影响范围进行研究以外，部分学者也针对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内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进行定量分析。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胡鞍钢教授等人（2002）在国内最早关注于全球数字鸿沟发展状况的定量研究，他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影响一国国际互联网普及水平的重要因素。［1］祝建华（2002）将数字鸿沟定义为“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通过计算“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比例之平均差别”来反映数字鸿沟。［69］金兼斌和熊澄宇（2002）认为，数字鸿沟是“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因此，采用我国信息产业部2001年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作为衡量数字鸿沟的综合性指标，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程度的差距。［70］黄少华和韩瑞霞（2004）对中国东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的现状进行描述，主要从东、西部地区上网计算机总数、网民和带宽角度入手，得出中国东、西部地区的信息化水平不均衡的严峻现状，并提出我国东、西部数字鸿沟的社会学架构。［71］薛伟贤（2004）从互联网主机、用户和计算机数量三个指标针对数字鸿沟的表面数量特征构建了数字鸿沟的基本模型。［72］贾丹华（2004）对ITU的数字接入指数中个别指标变量进行调整，对中国各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水平进行了初步测度。［73］
进入2005年，针对数字鸿沟问题研究的文献更加丰富，包括陈艳红、［74］刘若兰、［75］周毅、［76］邵培仁［77］等一些学者均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及数字鸿沟问题，为研究国内数字鸿沟问题营造了热烈的学术氛围。
四、对前人研究成果的评价
对于数字鸿沟现象的理论分析和研究，应该说是刚刚起步，但这股研究浪潮不可小觑。首先，关注此问题的学者和研究机构越来越多，涉及经济学、信息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人口学等多个领域。其次，在数字鸿沟的发展和影响因素等问题上还存在着相当激烈的争论，当然也还存在很多不足。笔者总结了国内外研究中对数字鸿沟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
（一）否定论
数字鸿沟问题最早由美国等新经济水平最发达的国家提出来，并针对美国国内差距开始研究，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媒体对数字鸿沟研究的必要性存在质疑。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调数字鸿沟问题，实际上是在逃避对于世界贫困问题的责任。许多人认为从发展优先次序来讲，发达国家更应该关注贫困国家的基本温饱、卫生医疗等基本生活问题，区分优先发展顺序。另外，人们认为表现为ICT普及水平差异的数字鸿沟与其他传统产品是一样的，任何产品都不可能被所有人所拥有，它的存在是必然的。因此，现阶段没有必要研究数字鸿沟问题。
（二）乐观论
认为数字鸿沟是一种临时和正常的现象，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及其产品价格的快速下降以及外部性的作用，数字鸿沟将随着新技术的自然扩散而消失，政府不需要任何干预，就可以在一定时间后或通过市场作用自动消除（Shapiro & Varian，1999；Compaine，2001）。美国相关统计数据也表明，美国国内部分人口特征条件下的数字鸿沟（如互联网普及中的性别鸿沟）正在缩小，数字鸿沟问题已不需要政府的干预。金兼斌也分析了中国互联网扩散过程，认为互联网扩散如同历史上的很多技术创新一样，数字鸿沟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缩小。［70］因此，数字鸿沟是一种临时和正常的过程，称不上是危机。
（三）悲观论
数字鸿沟悲观论者的思想沿袭了技术悲观主义思潮，对科学技术进步的后果抱怀疑态度，认为“一切技术进步都是有其代价的，每项技术都包含着无法预料的后果。”［78］一方面，数字鸿沟的存在将导致数字帝国主义的产生，产生技术殖民主义；另一方面，技术的普及将导致资源耗用、贫富悬殊、环境污染等新问题，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鸿沟将不断扩大，产生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发展中国家无法跨越数字鸿沟。［79］
（四）理性论
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是由于对数字鸿沟问题认识的片面性所造成的。由于数字鸿沟涉及领域非常广泛，相互之间存在影响，因此，只从一个角度来评论数字鸿沟无异于盲人摸象。数字鸿沟绝不是单一的技术产品供求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普及和扩散问题，需要针对信息通信技术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进行系统研究。因此，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都针对数字鸿沟的某个方面进行了理性的研究和严谨的论证，通过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从国家内部、地区之间以及国家之间数字鸿沟的现状和变化趋势进行描述、研究数字鸿沟对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探讨数字鸿沟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因素，寻求缩小数字鸿沟的对策。理性研究者是目前数字鸿沟问题发展趋势研究的主流观点，也是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解决数字鸿沟问题的基本支撑。
数字鸿沟是伴随着技术革命、社会经济变革产生的一种新现象。现有的理论研究无法满足对数字鸿沟问题的深层理解，许多论点也存在商榷的必要。同时，对于数字鸿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缺乏必要和科学的实证分析。在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中，笔者认为，当前对数字鸿沟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第一，纵观国内外数字鸿沟的研究成果，研究者对数字鸿沟的概念和认识还存在分歧，没有针对数字鸿沟问题构建科学、全面、系统的研究框架。究竟什么是数字鸿沟，如何去界定和理解它，应该包括哪些本质属性，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存在数字鸿沟的主体是谁，如何科学地看待数字鸿沟的存在意义，这些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第二，从社会学角度对数字鸿沟的研究较为成熟和深入，主导潮流是从数字鸿沟延伸出了诸如“网络/数字帝国主义”、“技术殖民主义”、“数字共产主义”等理论。国内研究也从信息分化层面对研究数字鸿沟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展开论述。虽然个别研究学者对于ICT具有的经济特征进行了分析，但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深度，仍然以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和理论为基础，没有利用网络经济和信息经济理论来系统研究数字鸿沟可能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第三，虽然目前国际上针对数字鸿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以国际组织机构为主的一些研究机构也针对如何全面测度数字鸿沟建立了综合指标体系，但测算中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一方面，对数字鸿沟的测度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的测度方法和使用数据，针对同一个因变量的不同分析往往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因此，有必要选择最新的数据集和科学的测算方法来对数字鸿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实证研究主要都是侧重于个人计算机、互联网用户的普及水平，没有对ICT扩散速度和使用效果进行分析，缺乏从宏观角度对数字鸿沟问题的研究。
第四，目前数字鸿沟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包括对发达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的现状描述，以及对影响国际数字鸿沟的因素和对策进行的一系列实证分析。但是，这些观点和结论都是站在发达国家的立场和角度，是否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和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发展中国家不仅要缩小数字鸿沟，更应该科学应对数字鸿沟，寻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的途径与措施。因此，笔者认为，目前缺少对发展中国家内部数字鸿沟现状的深入分析，以及缺乏客观分析国际数字鸿沟可能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害，从而未能有效寻找发展中国家应对数字鸿沟的现实策略。
第五，国内对数字鸿沟的研究水平和国际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如缺乏对中国数字鸿沟现状系统、科学的描述和统计，对影响数字鸿沟的因素缺乏必要的实证研究，理论分析多，实证研究少等问题，许多文章都是在国外研究报告和数据基础上阐述数字鸿沟问题，没有针对中国国内的具体情况展开分析。
数字鸿沟从表面看只是一种现实存在的现象，但是它的存在与发展却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内涵。数字鸿沟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它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将会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应对现实存在的数字鸿沟，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理论研究工作者进行深入的探讨，尤其是近年来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带来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新特征和新规律，从经济视角来系统研究数字鸿沟是非常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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