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鸿沟的理论渊源

第一节　数字鸿沟的理论渊源

一、知识沟理论

数字鸿沟一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但是，追溯其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相关理论，笔者发现，系统研究信息通信技术接入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则是最早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知识沟理论。

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Tichenor）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知识沟（knowledge gap）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能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体传送的信息越多，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80］作者认为，教育水平、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之所以能对个体之间知识水平的差距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原因在于高教育水平的人群可以更多地接触媒介，能通过其他人不能使用到的媒介来最优地利用信息，从而增强了信息优势。

随后，美国传播学家松伯格对知识沟理论的假说进行了扩展，并绘制了基本模式图（见图2-1）。他认为，大众媒体传播信息的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长，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81］

图2-1　知识沟假说

1977年，美国学者艾蒂玛与克莱因在上述假说的基础上，提出相反的“上限效果”（ceiling effect）假说。研究者认为，在知识传播中会产生“上限”，首先是由于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源只是某一范围、某种程度的一般性知识，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低者，都不可能从大众传播中得到超出这个程度或范围的知识。其次，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受众在认为已经获得充足知识的同时，会自动减慢或停止对知识的追求。最后，如果受众的知识程度已经高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他们便不会再通过大众传播去寻求知识。因此，上限效果假说的主要观点是：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是有极限的，当知识量达到某一顶点值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直至饱和。即使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获得知识的速度快，但是其“上限”到来得也就早，而那些经济地位低者知识增加的速度虽然缓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能够赶上前者。^［82］该假说意味着大众传播信息活动的结果不会带来知识沟的扩大，而是使知识沟不断缩小，直至消失（见图2-2）。

图2-2　上限效果假说

二、信息沟理论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信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80年代学术研究的主要问题。1974年，美国的传播学家卡茨曼（Katzman）从新传播技术发展的角度着眼，提出了信息沟（information gap）理论。他认为，对于每个社会成员来说，新技术的应用将增大整个社会的信息流通量和拥有量，但是新技术应用带来的利益并非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均等的。一方面，在新技术产生初期，信息首先传播给那些传播活跃、信息积蓄量大的社会群体（通常表现为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那些信息能力较弱的人群可能由于无法掌握新技术而不能接触到新媒介传播的信息知识。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或其他资源，而这些资源的社会分配往往是不均等的。同时，信息水平的高低往往与采用新媒介技术的积极性成正比，主观因素也决定了信息能力强的人处于有利地位。因此，现有的信息富裕阶层通过较早地采用和熟练地使用这些先进机器，能够比其他人更多地拥有信息优势。从技术发展变革来看，新媒介技术层出不穷，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最终将出现“老沟”未填平“新沟”又不断出现的变化趋势。所以，现实中不可能出现“上限效果”假说的结果，知识量和信息量的差距将呈现波浪式上升的变化轨迹，最终导致信息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见图2-3）。^［83］

图2-3　信息沟假说

可以看出，知识沟理论着重强调知识在获取和拥有量上的差距，信息沟理论则强调新媒介技术对信息传播的作用，是知识沟理论的演变。尽管当时对于知识沟和信息沟的研究视角比较狭隘，但是该理论在传播学领域中仍然非常有影响力。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个人计算机等新兴ICT的不断出现，更多学者敏感地注意到数字鸿沟的普遍存在。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数字鸿沟似乎成为一个笼统的标签或比喻，用来概括说明人们在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新兴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从上述研究来看，数字鸿沟概念的产生应该是根源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表现为信息传播媒介的差异，是知识沟理论的现代数字版本。它的出现也使信息沟理论中的主要观点在当前信息技术革命进程中得到印证，即数字鸿沟中的互联网可以看做是一种新的媒介技术，在各个国家、地区和人群之间产生一种新的鸿沟。但是，数字鸿沟之所以受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普遍关注，绝对不只是因为它对传统知识沟和信息沟理论的验证，更是因为产生数字鸿沟的新兴技术（现代ICT）具有不同于传统信息通信技术的显著特点，不仅是传播知识和信息的媒介，更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