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数字鸿沟的经济效应

第三节　国际数字鸿沟的经济效应

当前的技术—经济范式是以知识和信息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为基础，通过互联网技术应用而形成的新的经济体系，新经济是由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和网络经济有机组合而成的复合体。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不同于传统技术—经济范式的特征和规律，形成更迭期特有的特征，这就是数字鸿沟。国际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各个国家主体在全球信息通信技术变革后新旧技术—经济范式同时存在又产生变化更迭过程的产物。信息通信技术本身是以信息和知识作为主要标志，属于生产方式的范畴，不再被单纯作为一种消费产品来看待，因此，由于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关键要素具有的不同的经济特征和网络经济的运行规律，从而针对具有不同ICT应用和普及水平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

一、先行优势与经济发散

国际数字鸿沟的存在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约束障碍。国际数字鸿沟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正在于数字鸿沟表现出来的信息分配与有效使用的不对称以及有效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差距，并最终导致经济的两极化和偏差放大。两极化可以理解为技术落后的国家由于无法获得ICT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使得技术先进国家与技术落后国家之间产生巨大的经济差距，而ICT具有的网络经济规律又使这种两极化的差距得以增强，使得技术领先的发达国家充分发挥其在ICT领域的先行优势，导致穷国越穷、富国越富，最终出现经济发散（economic divergence）。

（一）加大市场信息的不对称

经济活动产生信息并伴随着信息流转，而“信息是每一个经济的生命线”，“如果没有可靠的信息，市场就不可能很好地运转”。信息经济学中将信息不对称概括为信息在交易各方之间分配的不对称，通常需要高昂的成本才能缩小不对称的程度。信息的不对称性对市场参加者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有重大的影响。代理人掌握了较多的信息，而委托人掌握的信息较少，两者之间有信息差别，双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进行对策就需要有合同等社会契约。这就要解决激励相容或激励一致性的信息机制问题，既使委托人达到利益最大化的自身目的，又使代理人愿意接受。这种关系解决不好，就可能产生逆向选择或不利选择（adverse selection），即掌握信息较多的一方利用另一方的信息劣势来获取额外利益，还可能产生道德风险或败德行为（moral hazard），即签约的一方利用隐蔽的信息损害另一方利益而另一方又由于未掌握对方信息而无法加以确定。因此，具有机会主义的个体会以有选择的或扭曲的方式来进行信息披露。在进行契约谈判时，谈判一方掌握了私有信息，就可能倾向于谎报这些信息来获得更有力的契约条件，从而导致逆向选择的产生。即使在协议达成之后，也有可能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来评价契约条款是否兑现，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技术落后国家ICT的普及水平较低，与技术先进国家相比，无法接触到足够的市场信息，因此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一方面，由于ICT普及和应用上的差距，不仅微观个体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之间也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可能导致信息不对称的不断加大，从而影响了市场效率。技术先进的国家的信息富有者可以通过获得不对称的经济信息，导致市场的不完全。另一方面，一旦形成了具有相同行为的经济网络，这种特殊的网络关系也会使网络中各个节点间的交易成本降低，并充分获取网络外部性带来的协同价值，进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不属于该经济网络中的外部人来说，要进入该网络就会遇到很高的进入壁垒，异质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将受到限制。这种信息量的差距和不对称将会导致市场交易效率低下，意味着社会运行成本的上升。如果信息、技术等方面市场交易条件的发展未能完全突破地域广阔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对市场活动的约束，就必然带来信息和商品的市场覆盖面小、覆盖程度低。这就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分割或市场交易成本的提高。^[8]

（二）正反馈导致偏差放大

根据正反馈理论，发达国家在新兴ICT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上均优于发展中国家。率先发展起来的技术通常具有占领市场的先行优势。一方面，生产者通过规模效益导致ICT产品的单位成本不断降低，从而促进国内对该产品的消费和投资；另一方面，技术先进国可以通过“干中学”来进一步促进ICT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广泛应用，提高生产率，降低交易成本，最终促进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作为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应用新兴ICT的技能和经验，不具备足够的学习能力来消化吸收ICT。同时，高昂的学习成本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在以后的技术应用创新中维持原有状态并自我强化，无法普及和推广新的ICT，因此丧失了获得新兴ICT带来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在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下，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和应用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现实存在的技术禀赋差距不会自然消亡，正反馈机制将进一步使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得以加强，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劣势维持并加剧，从而导致各个国家间的经济偏差放大。由于信息通信技术具有报酬递增的规律，因此，率先发展起来的传统技术通常具有占领市场的优势，如果转移到新的ICT产品的应用时，由于需要相应的技能，并花费学习成本进行该技术产品的知识吸收，因此导致转移成本上升，用户也会锁定在原有的传统技术上，而不会选择新的ICT。在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机制作用下，最终的市场份额是由自然资源禀赋、偏好和交通便利条件等决定的，历史偶然小事件不能影响结果，市场本身将作出最优选择。当市场偏离原有的均衡点时，不可能有“无形的手”将其拉回均衡点；反之，“无形的手”会将它推离均衡点，市场不会自然走向均衡，而是使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成为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受益者，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有极大的技术优势。作为技术落后国的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于国内传统的技术—经济范式，在新旧范式更迭的过程中成为发达国家“赢家通吃”的对象，国际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并最终产生“赢家通吃”的结果，垄断经济成为网络经济中的必然结果。例如，信息产业就是体现正反馈机制的典型代表，在世界各地的个人电脑中，有90%在运行着微软的视窗操作系统，目前的办公应用软件市场几乎都是微软软件包的天下；英特尔则生产世界上90%的个人电脑微处理器，其结果可能存在着市场的无效率，阻碍了技术的创新和进步。

（三）形成三元的经济结构

国际间的经济差距是现实存在的，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结构和国内地区之间均存在两极化现象。佩鲁（1955）在其“增长极”理论中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会出现不同地区、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并且乐观地论述了“增长极”对其自身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带动作用，却忽视了“增长极”对其他地区存在的不利影响。刘易斯（1954）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着以现代工业为主体的城市经济和以传统农业为主体的乡村经济，因此在劳动生产率上形成巨大差距。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必然存在巨大的差距。但是，随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供给，这种二元结构会逐渐消失。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1957）也提出，发展中国家在地理上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对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聚集量大，需要的是技术和管理人才、企业家以及熟练劳动力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而不是一般劳动力；从不发达地区看，往往也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和熟练劳动力才能支付得起迁移费用而向发达地区流动。因此，劳动力流动的结果是：一方面，甲地区流入的高质量劳动力促进了本地区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并刺激了对资本等生产要素需求的增长，反过来又刺激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会再次提高工资率，又因而吸引乙地区更多的劳动力的流入；另一方面，乙地区工资率低下，使劳动力外流，而经济不发展使乙地区对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不断降低，使工资率仍然很低，劳动力继续向甲地区流动。这两方面的运动最终会导致累积性因果循环，即地区间的工资差异同劳动力互为因果，劳动力流动同经济发展水平互为因果，从而使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使地区间的工资差距、人均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资本流动、技术流动和贸易往来也如此。上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因报酬差异而发生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的现象，在经济发展中落后地区受到发达地区的不利影响后，地区经济差距趋于扩大的现象，产生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但是，地区间差距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间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回波效应，还有扩散效应。在二元经济结构中，发达地区的发展本身有其限度，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及自然资源不足等原因，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从而使经济增长的势头逐渐减弱。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发达地区如果再扩大生产规模，那么发达地区的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就会自然向其他地区扩散，扩散将带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减速会使社会对落后地区的产品、资源等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其发展，结果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将逐渐加速，与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直至达到平衡。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充分利用二元结构中的扩散效应（diffusion effect）和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9]采用动态的非均衡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衡问题。艾尔伯特·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论、区域经济梯度推移理论都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102］

但是，上述理论并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有数据显示，1968年，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总值为8320美元，发展中国家为430美元，两者的绝对差距为7890美元。30年后的1997年，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总值是25700美元，发展中国家是1250美元，绝对差距扩大到24450美元。^［123］联合国开发技术署在1999年7月公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迄今为止，经济全球化已经加深了富国和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经济全球化使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其原因在于存在着比扩散效应更为显著的回波效应。^［102］

笔者认为，虽然发达国家基于物质资源的传统经济形态已经达到饱和，但并没有因此出现经济收敛的结果，而是开始转向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形态。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ICT技术—经济范式以其自身独特的经济特征和规律影响着企业管理结构、生产率水平，并形成新的信息产业，对各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总体水平产生一系列的影响。因此，当前的经济形态不仅仅表现在突破了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的约束，更增加了新的信息经济形态。另一方面，信息经济的存在也改变了传统二元经济研究的假设前提。首先，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假设农业劳动力的城市转移没有技能上的阻碍，但是以知识、信息为主要资源的信息经济恰恰强调知识技能的重要性，人力资本在社会财富创造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在信息经济中，随着拥有知识的劳动力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增强，资本和体力的重要地位让位于拥有知识的脑力劳动者，知识和技能的障碍使得信息产业在短期内不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10]最后，ICT的经济特征和网络经济规律使得经济结构内部关系更加复杂化，不仅仅包括各经济形态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包括信息经济、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形态并存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因此说，数字鸿沟是二元结构的伴生现象，进而又将二元经济结构深入化和复杂化。信息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包袱，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发展中国家历史存在的经济脆弱性又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而增强，发展中国家内部逐渐形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并存的三元经济结构体系，国际市场中的回波效应更将国家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地拉大。

（四）拉大贫富差距

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茨（1955）在发表的《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一文中，提出著名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变化关系的倒U假说。他从14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统计资料中发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别的长期变化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迅速扩大，而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是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124］这种变化趋势被称为“库茨涅茨效应”（Kuznets effect）。

库茨涅茨认为，储蓄和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由于储蓄和积累的财富集中在少数富裕阶层，因此，经济增长并生的必然结果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此外，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增长并行，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法律干预、政治决策、减少富人的人口比重以及促进技术进步等途径，才能缩小收入差距，使不平等状况由恶化趋向缓和。在具体的变化过程中，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分配状况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现象。经济增长首先在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发生，其就业量小而生产率和工资高，而传统农业部门中，就业量多而生产率和工资低。在传统农业部门得到改造之前，两个部门的收入差距将迅速扩大，而且扩大中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中的收入不均现象可能比停滞的传统农业部门更严重。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工农业产业结构逐渐转变，人口的流动和就业量的变化使部门间的生产率差距趋于缩小，从而使收入差距也趋于缩小。阿鲁瓦利亚和钱纳里（1974）也针对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计算，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收入分配上也明显存在呈现倒U形曲线的变化规律。

但是，20世纪90年代的数据表明，目前国际贫富差距仍然呈现扩大的趋势，尤其是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日趋严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03年的报告指出，美国贫富差距之大为近70年之最。占美国人口总数15%的最富有的人所占有的财富超过占人口总数40%的贫困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总和。^［125］从美国的基尼系数来看，1950～1990年，基尼系数从0.388增加到0.428，年均增长为0.001，而1990～1998年，从0.428增加到0.456。年均增长速度为0.0035，是过去40年的3.5倍。^［126］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ICT为代表的技术进步不但不会像库茨涅茨假设的那样成为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反而有可能因为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产生收入分配上的马太效应。

影响贫富差距的原因是非常多的，但是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数字鸿沟导致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首先，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直接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第二产业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同时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普及可以大大提高自动化程度，在同样的生产规模下可以大大减少就业人数，并转向第三产业。但是，由于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中对信息通信技术应用普及的水平不均衡，导致收益水平不同。其次，由于在企业投资应用过程中需要劳动操作者具有一定的特殊技能和知识吸收能力，才可以发挥经济效应。但是，由于这类人才供不应求，导致掌握信息通信技术技能的劳动者的收入远高于传统劳动者，结果造成掌握技能的劳动者收入高但供给少，而大量剩余的劳动人口，由于具有的知识和技能不足，无法胜任新兴ICT产生的就业岗位，最终结果是部分信息通信技术普及的部门（例如证券、银行）的劳动者和其他行业劳动者的工资差距越来越大。

综上所述，信息通信技术正在成为新的财富源泉，而数字鸿沟导致信息时代创造财富能力的差距加大。由于各国知识和信息通信技术普及水平和使用能力等初始条件不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技术陷阱”，并最终导致经济发散。内生性经济增长和报酬递增效应将强化初期的比较优势，使技术落后国家处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并可能导致市场垄断、偏差扩大等无效率的状态，同时使经济结构变得复杂化和多元化，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发达国家通过创造信息与技术的先行优势得到市场的先机，又通过网络外部性和正反馈机制保持和扩大这种优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不仅仅存在二元经济结构，还面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同时存在着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网络经济的三元体系结构，这种经济结构的特征导致发展中国家依然被锁定在信息与经济的贫困之中，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

二、技术跨越与经济收敛

技术本身是把“双刃剑”，国际数字鸿沟也辩证地存在正反两方面的经济效应。因此，笔者认为，国际数字鸿沟可能对落后国家的技术跨越具有促进作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存在经济收敛（economic convergence）的可能和机遇。

索特（Soete，1985）首先提出了“蛙跳”（leapfrogging）发展的观点。帕雷兹（Perez）和索特在1988年又进一步指出，在一些产业技术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蛙跳”发展的机会窗口（windows of opportunity）。1993年，布雷兹斯（Brezis）、克鲁格曼（Krugman）和齐丹（Tsiddon）又建立了国际竞争中的“蛙跳”模型。^［127］这些理论和模型都认为，发达与不发达、先进与后进并非一成不变，发展中国家如果把握好后发优势（backwardness advantage），^[11]进行正确的技术选择，完全有可能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在自由竞争、要素充分流动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初始人均收入水平成反比，后发国家将比发达国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世界经济将出现收敛。笔者认为，在强调知识和技术内生变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时，后发优势绝不仅仅包括以上原因。

第一，正如在分析ICT经济特征中所看到的，作为ICT产品本身具有高固定成本和低边际成本的经济特征，并且技术产品创新性强，性能不断增强而价格急剧下降。因此，这些经济特征将大大降低ICT普及的经济门槛，为落后国家提供迅速普及和扩散ICT的可能（当然，提高ICT普及水平只能缩小狭义的数字鸿沟，并不能提高落后国家ICT的应用水平与生产能力）。在信息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跨越正常的、循序渐进的技术发展过程，建立与信息通信技术有关的产业，特别是在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应用普及方面实现“蛙跳”发展。可以在意识到信息通信技术重要经济意义的同时，将信息化和工业化发展融合起来，实行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的赶超（catch-up）模式，直接跨越发展到ICT生产和应用的更高阶段。

第二，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技术上投资较少，一旦这些国家具备适当的技术和基础设施，就有可能在新一代技术发展的早期，在进入障碍较少时，发展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并取得“蛙跳”发展。这说明正确的技术选择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的劣势转变为后发优势，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信奉熊彼特理论的一批新熊彼特主义者（例如索特、弗里曼、佩雷兹等人）提出了信息技术时代经济赶超的可能性。在承认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带来的技术—经济范式革命的前提下，认为赶超具有两个方面的可能因素：①对于新技术而言，经验不是最重要的，及早进入该领域才是关键。②相对于先发国家，后进国家不太会锁定在原有的技术—经济范式中，因为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的发展轨道上，发展中国家没有其他国家投资在传统ICT上庞大的沉没成本，不易形成对原有ICT的成本约束，因此容易实现从旧的发展轨道向新轨道的转换，产生后发优势。换句话说，相对于先发国家，后进国家不会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而锁定在原有的技术—经济范式中，能够以较低资金成本从一种技术—经济范式转向另一种技术—经济范式。^[12]先进国家由于在现有的技术—经济范式中投入了较高的沉没成本，因此转移的机会成本很高，可能存在一种改革的惰性，后发国家则完全没有这种成本的约束。例如，在新经济条件下，网络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不断下降，质量、性能却不断完善，使得发展中国家可以支付较少的费用购买和安装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与网络设备，使用较成熟的软件系统，即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与发达国家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另外，通过现代的信息通信技术对我国拥有比较优势的传统产业以及金融、保险、贸易等服务业进行改造，提高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效率，产生竞争优势。

第三，虽然技术落后国家在新的ICT普及和应用上落后于发达地区，但是由于溢出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存在，落后国家完全可能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直接运用人类已有的先进知识、技术和信息资源在某些领域实现“蛙跳”。首先，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一旦产生，就具有知识的外溢性，这种溢出效应可以让发展中国家分享各种技术和知识的收益，从而充分利用ICT实现某种形式的赶超。由于知识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的特征，独占性和排他性不强，因此，许多技术产品的知识和信息可以通过网络媒体、技术人员的流动而形成共享。即使发达国家花费了极大的研发成本来开发、创造某项知识和技术，但后进国家在模仿、学习、借鉴上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甚至免费获得），节省了研究和开发该技术的成本和时间。其次，技术知识本身在国际贸易中可以通过技术贸易的方式进行转移。新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很好的溢出效应，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同时也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使参加贸易的各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得以提高，落后国家也从技术转移中获得正外部性。发展中国家正好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直接获得自己最需要的先进技术或适用技术，并进行消化、改造和吸收，在较短的周期、较低的成本下形成新的产业和市场，推动本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高度化。^［128］

法格伯格（Fagerberg，1991）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出版的《技术与生产率》一书中指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两种冲突力量相互作用的非均衡过程。^［102］这两种力量就是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前者是技术知识的产生和应用，它致力于扩大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后者是外来技术知识的获取和利用，它力图缩小这种差距，达到赶超的目的。后发优势正是指技术落后国家可以从知识、技术的国际传播、转移、模仿和应用中，享受国际知识技术总量的外部性。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数字鸿沟的经济意义可能就在于借此实现赶超。因此，笔者在理论上设想，国际数字鸿沟的存在和发展，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跨越与经济收敛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但是，要想将机遇和可能转变为现实的跨越，实现经济收敛的理想状态，还有赖于技术落后国家提高ICT的投资，有赖于加强信息与知识的吸收能力，有赖于在提高ICT普及水平的同时，增强ICT的应用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