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支撑改革创新

科教支撑改革创新　助推文化发展繁荣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张　杰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局势日趋复杂，各种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加。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综合竞争软实力的主要标志，作为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的拉动力量，承载着海内外的殷切期待。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创新，目前已成为事关大局的发展要务。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发展仍然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从忧患意识的高度，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面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严峻考验，全党有必要密切关注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联系讲话精神，结合初步调研，我们认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需要动员包括大学在内的科教力量的大力投入，切实解决思想认识、联系群众和能力不足等几个关键问题。

一、从文化主权立场提高思想认识

文化是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精神支柱。文化为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生活形态、价值意义、符号系统和社会规范，维护了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推动了社会进步。文化由人类特定族群共同创造并享有，体现为物质与精神生活长时期社会化交往的成果。其中，符号系统是人类表达的标志，认知、情感、意志等交往共识的结晶，用于价值意义的把握和交流。价值意义是目标评价和生活追求，共同决定了人类特定族群共有的生活内容和判断能力。社会规范则是特定情境下人的行为准则，制约着人们的情感思维方式和价值意义活动。

当代文化仍然是民族文化、主权文化。当前世界局势尽管以开放融合为主流，但冲突和对立仍将长期存在。其实无论开放融合的时代潮流，还是冲突对立的现实遗憾，其背后都是独立自主的文化主权在发挥作用。主权保障人权，主权问题不容争辩，这应该成为我们文化建设的底线。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坚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对象与语境、历史与现实的方方面面，传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忘本，既不主张全盘西化，也不附和阴谋论。我们所追求的，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先进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化的意义在于提供生活梦想。当前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之一，是日常生活价值观建设不足，或者说对核心价值观缺乏生动具体的、关联到个人的生活演绎。我们的文化有责任给老百姓提供一个中国梦，一个陪伴着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然而又是绚丽缤纷多姿多彩的中国梦。比如，我们的文化如果能够为我们的人民提供这样一个朴实的梦想———在中国，无论是谁，只要勤劳、节俭和诚实，就一定会走向成功，其人生引导意义将不可估量。一段时间以来，在文化领域，劳动的意义和劳动者的地位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勤劳节俭、艰苦奋斗的传统被看成过时失效的教条，诚信缺失成为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生产与生活所遇到的最大问题。究其文化根源，均与中国梦的缺席直接相关。我们未能很好地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生动具体地符号化为普通百姓的生活信念，进而使之成为时尚与流行。正是由于忽视了日常生活价值观的建设，我们或多或少疏远了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对外来文化的自信与宽容，以及对自我成长的不懈追求，对他人的理解、信任与合作，对生活的责任、希望和热情。

文化的内容需要通过符号系统实现表达沟通。符号系统是对认知、情感、意志活动的把握和交流，是艺术与科学、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它广泛涉及文学艺术、科学教育、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其基本功能在于感受生活、把握生活、解释生活和改造生活，为生活提供理性的思考、情感的体验和意志的辨析。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各民族国家，正是通过符号系统的表达沟通，来寻求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信任和交往、合作。符号系统在传承中追求创新，创新维系着传统，创新是艺术的生命。一代人的生活意义和历史地位，就表现在他们比自己的先辈提供了新的创造。在这一方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同样很多。文化改革与创新，从根本上要求对新生活的发现，对符号系统的创新，包括文化艺术的媒体、内容、形式、技巧等等。面对使命，我们义不容辞，必须用自己的文化创新证明我们这一代的存在价值，表现中华民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生活。

文化的功能是形成社会规范。社会规范只有依靠文化力量的自觉介入，才能够得到深入人心的推广和自觉自愿的认同。社会规范是民意共识的不成文规则，现代法制与生活秩序的民间根基，例如尊重老人，爱护儿童，人无信不立，仁厚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它立足于公众在长期社会交往中自发形成的价值认同，通过全社会自觉遵守的伦理规则，依靠道德自律如践守承诺、合作前提如礼尚往来、信用责任如口碑评价，来协调人际预期，维系沟通交往。社会规范虽不具备强制力，然而相对于法律的执行力，却体现着多数对少数、必然对偶然的显著特点，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实施优势。谁不接受社会规范的约束，谁就越出了人们普遍认同的伦理底线，侵犯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共有价值和生活秩序；谁就将被视为不道德，被拒绝对等交往，在良心自责和舆论谴责的双重压力下，失去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体面、信誉、尊严和自信。正因为如此，社会规范具有普遍有效的约束力，体现着内在自律的效果、监督制约的功能和外部他律的权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生活境遇化的制约功能，社会规范从根本上成为法治的依据和伦理力量的源泉，成为文化发挥独到作用的重要领域。

二、从文化立国层面密切联系群众

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WTO实施和高速交通与互联网的成熟与普及，特别是云计算的广泛运用，使得人才、商品、技术、品牌、原料、资金，包括文化数据资源跨边界快速流动成为常态。各国都在努力加强自身的领导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尽最大可能争夺未来信息社会的话语权、主导权和控制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但要有经济和军事实力作基础，而且要成为特定价值观的当然代表与核心力量，以便在自己周围团结起认同、支持乃至追随其理想信念、文化审美、经济结构与生活方式的国内外公众，使之发自内心地热爱中国，乐于生活在其中，把为之奋斗当作自己的事业，进而为可持续发展带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文化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就需要我们的文化能够更加深入人心，在感人、服众和凝聚人心的基础上，为民族崛起提供文化的引导力、感召力和亲和力。这里的前提，是我们的文化首先必须具有“动天下心”的力量。文化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生活。文化要立足于人民群众，从他们的平凡生活中发现真善美，赞赏其品德与智慧，讴歌其奉献与牺牲，捍卫其尊严和利益，与人民群众命运与共，息息相通。文化应当致力于倾听心灵，抚慰心灵，开拓并升华心灵，做到使全民族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同舟共济。这样一种文化，必然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激励创造力持续迸发，维护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使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全面提升。

文化要主动承担解释现实维系人心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造成了暂时的局部的不平衡不稳定，需要文化通过其解释力、监督力、感召力、影响力，保证社会不致在前进过程中走错方向脱离轨道，尽可能不出现或者少出现人心涣散、阶层对立、社会动荡等乱象。这里有两个数据节点值得关注：一个是人均GDP4 000美元，一个是基尼系数预警线0．4。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4 394美元。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看，这一数值一旦达到4 000美元，社会将进入矛盾凸显期。尤其是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贫富悬殊，极易引发“仇富”情绪，酿成恶性群体性事件，破坏和谐发展大局。与此同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超过0．5。按照国际标准，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其合理范围应当控制在0．3至0．4之间。一旦超过0．4，因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将显著增加，社会风险将显著加大。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键时刻，必须下大决心、花大力气奋勇闯关，加力冲刺，尽快做大蛋糕，以发展求稳定促和谐。经过30年改革开放和财富积累，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当前迫切需要的，是以物质为基础的来自文化艺术的支撑，是从认知、审美、伦理各方面入手的润物细无声的人文关怀。

文化即将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资源。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基本需求，一是生存，二是享受，三是发展。生存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尽管吃穿住行日常生活已经体现了人区别于所有动物的文化属性，但是在人均GDP不超过3 000美元的生存型社会，物质需求仍然占据首要地位，居民消费普遍表现为生存与温饱两大类型。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多数人实现了温饱有余。特别是人均GDP超过4 000美元，社会将出现对美的享受和对全面发展的普遍要求。进入发展型社会，人对文化的需求逐步占据了压倒性地位，成为日常生活的最大需求。居民消费向小康型、享受型转变。文化消费日趋活跃，并朝着高品质、多样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据估算，目前我国文化消费支出总额应该在4万亿以上，然而我们的文化供给能力实际还不到1万亿，仅仅能够满足不到25%的市场需求。2010年，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产出和国际贸易第一大国，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已经历史性地摆脱了贫穷落后，步入富裕社会，开始更多地考虑生活享受和自我发展。文化需求即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的最重要的内需动力。一个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社会正在形成。

文化需求将推动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当前西方唱衰中国的主要论调，是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将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甚至走向崩盘。他们没有看到，虽然经过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两方面，中国仍然具有巨大需求有待开发。我们的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发展，至今双双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在全国人口总数中仅占46．6%，低于金砖五国中巴西的85．4%、俄罗斯的73．1%、南非的60．5%，仅高于印度的29．9%；服务业占GDP比重43%，低于巴西的67．4%、俄罗斯的59．2%、南非的69．5%、印度的55．2%。根据经济规律，特定经济体城市化率和服务业发展水平两项指标，在理想状态下其增长率不过一年一个百分点上下。换句话说，如果要赶上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服务业发展，至少还须维持20年的强劲增长。文化及其相关的产业贡献，在这中间不仅具有数量比重的进步意义，而且具有质量提升和结构转型的拉动作用。

文化的正外部性及其相关产业的独有特点，使之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在世界经济普遍萎靡的环境中，表现出独有的增长潜力和发展前景。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势必为中国未来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为结构调整和质量提升创造更大的成长空间，为民生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开发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从文化强国目标提升创新发展能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仅表现于物质生产，而且表现于精神生产，因而成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力量和战略力量。历史已经证明，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发明变革，都直接导致了文化生产力的革命性飞跃和文化产品形态的革命性变化。电影、电视、互联网、手机终端等文化产业的兴起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谁掌握了科技发明的主动权，谁就掌握了文化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和战略生产力。不仅如此，每一次由科技革命引发的文化生产形态和产品形态的重大革命，同时都带来了国家文化管理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体系的重大变革。从书报检查制度，到电影审查制度，再到网络分级制度，以及各种文化市场准入制度的设置，无不反映了文化生产领域新文化生产能力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意志。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客观上也就成为在文化制度和标准设置上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科学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支撑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直接决定了这一国家在国际文化综合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这是近百年来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因此，要在本世纪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不能没有科学技术对文化发展的强大支撑和助推作用。没有科技支撑，就没有现代文化，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教育是强国富民文明昌盛之本。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高地，是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战略资源。从古代的稷下学宫，到中世纪的修道院，再到现代大学，没有教育，尤其是没有高等教育，就没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近代大学教育不仅为科学技术和文化繁荣直接提供基础理论和思想资源，还往往是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变革的直接策源地。仅就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文化产业来说，最初的理论准备和社会动员就来自大学。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我国的国家文化产业研究基地和研究中心，也都集中在大学。应该看到，当代生活的数字化生存实际上是一种数字化条件下的文化生存，下一代文化产品同下一代互联网产品同等重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不仅拥有全社会最雄厚最完备的人才资源储备和知识文化积累，还蕴涵着全社会最强大最持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力量。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科教界有觉悟有准备有力量以文化建设为己任，以更大力度推进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迎接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科学发展的内在含义是按规律办事。当下既有的文化改革创新，之所以未能满足来势迅猛的现实需要，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生产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文化产能明显紧缺。文化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当前我国文化繁荣发展的瓶颈性因素。只有文化生产力得到充分释放，我们所拥有的全球无可争议的文化资源优势、文化市场优势、媒体数量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才能够发挥其巨大作用。我们才可能在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同时，在文化领域赢得与之相应的身份和地位。针对制约我国文化发展和制度建设的能力不足问题，可以考虑在以下几方面采取针对性解决方案。

首先，统筹国家科教战略与文化发展战略，组建国家科教文化战略协调委员会。通过顶层设计、有机融合和战略协同，消除文化改革创新的“战略壁垒”。

教科文融合重构，实现新的分工，开拓新的局面，是未来发展的全球性趋势。部门分工与资源独占所导致的文化改革与发展困境，是当前制约我国文化改革创新的主要障碍。文化战略与科教战略不相衔接，科教战略缺乏对文化战略的足够关注，使得这两大国家战略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战略协同。目前看来，这一结构性障碍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文化改革创新的战略机制和路径选择，尤其是影响了战略发展理念的创造性选择。

国家科教文化战略委员会应该是一个服务于国家战略的决策咨询与战略协同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由教科文相关部门的专家组成，类似于美国科学技术发展总统顾问委员会。其主要任务与职能是：充分利用和发挥各领域专门科学家和学者教授的专长，对世界教科文融合发展趋势进行重大前沿项目分析研究，特别是现代科技和教育发展中影响文化改革创新顶层体制设计的研究，从而为我国文化发展的科教支撑体系和助推能力建设提供决策咨询和战略协同服务，最大限度地消解现行体制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特色的优长，实现国家文化改革发展所必需的制度创新。

其次，适应数字技术和智能移动互联网深刻影响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重构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激励文化改革创新中市场主体的积极性。

现有的知识产权体系主要是在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革命要求改变原有的知识产权形成形式。数字出版的版权分拆、网上音乐“访问权”制度的设立，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因音乐下载而出现的侵权问题，还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我国的数字出版和电子书起步不能算晚，为什么会出现后劲乏力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互相脱节。我国要通过改革创新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适应数字化革命和智能移动互联网发展所提出的新要求，进行前瞻性战略部署，通过制度安排释放文化产能。

第三，充分尊重科教助推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教科文融合优势，大力开展下一代文化产品及其生产能力研发工作，力争本世纪开发出能够取代现有文化产品的、具有鲜明中华文化标志的文化产品形态和文化生产形态。

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改变人类发展进程的最伟大贡献。没有印刷术，人类社会很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然而一千多年过去了，中国没有再次做出能与之匹敌的文化贡献。汉字输入暨激光照排技术，使汉字印刷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解决了中文人机对话问题，对于提高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它还不属于互联网那样的发明，也不是像iPad那样的创新。下一代文化产品的诞生，可能将与下一代科学技术发明同步到来。因此，在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研究下一代互联网的时候，必须组织力量同步研究下一代文化产品。文化改革创新必须着眼于中国下一代文化产品的研发。要想做到这一点，离开科学技术进步和创新人才培养是不行的。

第四，大胆突破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传统模式，从国家文化战略需求的高度，推进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为文化改革创新提供体制和战略上的后备支持。

大学是国家先进性之典型代表。一个落后的高等教育体制，难以提供国家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栋梁之材和思想文化环境，更不可能为文化改革创新提供助推能力。文化改革创新是人类社会当今发展所遭遇的世界性难题。不仅原有的文化理论难以解释当今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文化发展难题，即使那些原本被视作普遍价值的文化管理制度和体制，目前也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是狭隘体制内的大发展大繁荣，它需要的是与国家发展、人类进步相适应的改革创新。这是一个战略观问题，我们需要从这样一个战略高度思考中国的文化改革创新问题，思考科教如何助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我国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适应和满足了当时国家建设与发展的战略需求。然而随着科技、教育、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它已经远远适应不了当今时代。为此，我们应突破因循守旧的模式，在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问题上建构自己的议程设置能力，真正拥有和掌握国家的文化主权。这就需要我们摆脱传统的学科设置学术建制的束缚，大力发展教科文融合的新兴、前沿交叉学科，主动开辟能够适应和满足文化改革创新所需要的前沿学科，并以此作为新的学科生长点，从而在根本性战略能力方面，为建设文化强国推进战略性学科布局。

（原载《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