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合”论与文化研究

“接合”论与文化研究———读霍尔《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赵如璋

内容提要：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范式困局，使斯图亚特·霍尔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法。霍尔从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中获得了灵感，并批判地吸收了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理论。通过赋予“接合”新的内涵，形成了霍尔的接合理论。霍尔阐释的接合是在一定的话语语境中的表述和联结，是意义不断被建构的过程，是对必然性逻辑的批判。霍尔的接合理论拓展了文化研究的视域，避免走入必然性与绝对的非必然性两种极端，包含着对于文化研究的责任和介入，不啻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关键性理论。

关键词：霍尔；接合；接合理论；文化研究

一、霍尔接合理论的来源

1．文化研究的范式困局

霍尔在1981年发表的《文化研究：两种范式》中首先对文化主义范式进行了概述和评价。文化主义的创新之处在于，重新对“文化”进行了定义，打破了通俗与高雅文化之间的区别，凸显了大众作为日常生活主体的意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观。文化主义将文化看作产生于人的经验的整体生活方式，强调文化的来源是人的经验和实践活动。这在文化研究的发轫之处，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然而，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随着结构主义的出现开始受到挑战。结构主义研究范式在理论和方法上受惠于索绪尔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强调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是人的实践的最终条件或决定因素，认为人不是文化的创造者，而是其意识形态产品。并指出“经验”不能被定义为任何东西的基础，因为人们只能在文化范畴、分类和框架之中并通过它们去“生活”，去体验自身的生存条件。然而，这些范畴并不源自或存在于经验之中，而经验倒是“它们”的结果。⁽¹⁾

霍尔对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进行了比较，两者有共同之处。两种研究范式不断将我们带回由具有二重性但并不互相排斥的文化／意识形态概念标示的领域。它们将两个相关的问题放在一块讨论，试图既思考不同实践的特殊性，又思考由它们构成的阐释的统一体的形式。⁽²⁾然而两者的对立之处也彰灼在目，如对“经验”的判断、“意识形态”的运用、“文化”的描述以及“整体”的界定等。霍尔也提出了两者的共同缺陷即它们不断地向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返回。⁽³⁾虽然它们都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进行了突破，但还是没有摆脱基础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因此对于文化研究而言，不论选择哪种理论范式都有可能陷入一种困局。两者既不能互相取代又不可综合。简单的代替或综合易趋向折衷主义。走出这一困局的第一步即葛兰西转向。

2．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是当代西方马克思学说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对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借助于葛兰西对文化“霸权”性质与内涵的分析揭示，形成了以“文化霸权”理论为研究方法的“葛兰西转向”。

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用来指某种进行中的情况，它描述了统治阶级（连同其他相关阶级或阶级成分）通过操纵“精神及道德领导权”的方式对社会加以引导而非统治的过程。⁽⁴⁾社会中，诸如政党、学校、教会、新闻机构等，充当着帮助统治集团对被统治集团进行宣传、教化和渗透的角色。其中以葛兰西称为“有机知识分子”的人（在阿尔都塞借用这个概念之后，发展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代表。因此，文化霸权可以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进一步指出，霸权不是一种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权力，而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互相“协商”的结果，是“抵抗”与“收编”同时存在的过程。大众文化正是这种“协商”的场域，通过不断地变化、调整，寻求一种“均势妥协”。

“葛兰西转向”作为一种新的文化研究方向，虽然它没有为文化研究建立一个明确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但它使文化研究走出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范式之争，开始倾向于建立一种摆脱还原论和本质论的研究方法。⁽⁵⁾接合理论即“霸权”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

3．拉克劳的接合理论

“接合”这个概念，阿尔都塞、葛兰西和马克思在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是真正将“接合”上升为一种理论并进行明晰阐释的是拉克劳。霍尔在“葛兰西转向”之后借鉴了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理论，并把它应用于自己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之中，从而形成了霍尔的接合理论。

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立场形成于拉克劳和墨菲的著作之中。对于后马克思主义，至少有两种解释，一种为超越马克思主义，寻求新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丰富其理论体系。⁽⁶⁾拉克劳和墨菲更倾向于后者。

拉克劳和墨菲曾这样界定过“接合”，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时间，作为这一接合性实践的结果，各要素的身份认同由此得到修正。⁽⁷⁾他们借用了福柯的观点，将接合实践的产物看作是“话语”，不同的主体在话语体系中相互依赖、彼此关联，而这种关系建立在差异之上。霍尔对拉克劳的理论贡献这样评价，意识形态要素的政治含义没有必然的归属，因此我们需要思考不同实践之间的……偶然的、非必然的联结。他用接合这个概念与必然论和还原论的逻辑决裂。⁽⁸⁾可以说，拉克劳将接合理论作为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提出，认为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在实践接合中形成的，不能简化为经济决定论，充满了偶然性和多样性，当然偶然性并不意味着随意性，存在着深层结构或组织原则。

二、霍尔接合理论的内涵

霍尔对接合问题的论述可见其于1986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在英国，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意义。因为articulate的意思是发声（to utter）、说出来（to speak forth）、发音清晰（to be arculate）的意思。它带有用语言表达（languaging）、表述（expressing）等方面的含义。但是，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一种车前体和车后体可以连接，但并不是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相互连接，但是要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也可以通过这个联动装置将构件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想必你要问，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产生或锻造出一种关联？一种话语的所谓‘统一’（unity）实际上就是不同要素的接合，这些要素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再次接合，因为它们并没有必然的归属。”⁽⁹⁾从霍尔对于接合（articulation）单词的解构来看，至少包含两种含义。它既是与话语有关，可以理解为一种表述，又表示一种联结的实践。表述与联结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接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接合、去接合和再接合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没有必然的对应性。

1．接合的话语性

在霍尔看来，话语并不是拉克劳所描述的包含了一切的社会实践，而是各种社会实践如话语一般运作。霍尔认为“彻底的话语立场是一种向上的还原论，而不是像经济主义那样是一种向下的还原论。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在拒斥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时，X如Y一样运作的这一隐喻被简约为X＝Y”，“话语的立场经常性地有丧失对其物质实践和历史条件参照的危险”⁽¹⁰⁾。可以说，霍尔并不赞同拉克劳语言之外无世界的观点，认为如果一切被简化为语言，就有从一种还原论滑向另一种还原论的危险。霍尔的观点是，语言就是实践，语言是现实的中介，语言在用法中产生。语言在用法中产生，语言即实践。话语立场同样不能忽略现存历史构成中的各种限制。

霍尔进一步指出“话语隐喻”构成了一种理论变革，并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¹¹⁾。话语隐喻使得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区分，比如理论与实践，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区分。也就是说，话语重塑了之前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领域，表明这些领域实际上是接合在一起的。话语隐喻强调的是任何所谓界限分明的领域都是不存在的。社会中的各种要素并非独立存在或有明确的区分，他们是互相接合在一起的，边界是模糊甚至是假定的。后马克思主义者将社会看作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领域，这可能导致接合陷入一种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霍尔对此指出，话语确实提出一切事物都“潜在地与其他事物接合在一起”，但它取决于某一语境中积淀下来的制度性关系。⁽¹²⁾接合受到社会历史构成中的各种限制，需要通过不断地增加其他决定层面来探讨文本的复杂性。

因此，霍尔认同拉克劳、墨菲在理论研究中所使用的话语逻辑，但并不全盘接受。他认为话语领域的开放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开放，甚至完全开放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在文化研究中对于接合理论的应用不能够忽视经济、历史、阶级等不同因素在文化中发挥的作用。接合的存在前提是在一定的话语语境之下，但接合并不仅仅是话语的，它是被多元决定的。

2．接合的实践性

霍尔对于接合词义的解构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即接合是一种联结的实践。进一步指出接合的实践性是对于意义的阐释，这种阐释的过程充满了对于意义的争夺。意义的产生始终是接合的结果，是人为的结果。⁽¹³⁾索绪尔对此也有过论述。他认为不存在与生俱来的意义，意义是通过差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约定俗成。也就是说，每一个语言系统都会与现实相接合，意义的确定取决于所处的语言系统。当然，意义的接合并不是简单的语义争夺，而是一种涉及政治话语的实践活动，社会的统治阶级来部分地决定社会现实的意义。好比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书所描述的内容并不是历史原来的样子，而是在现有制度体系及意识形态框架内能够被允许看到的内容。这就是一种意义的接合的体现。

霍尔认为意义是接合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发展。霸权理论指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互相“协商”的过程，充满了“抵抗”和“收编”。霸权争夺的局限性在于不能触及权力阶级的底线，即威胁到其经济基础或政治生涯。为确保其统治地位，统治阶级能够以某种非暴力手段，将阶级利益泛化为社会共同利益，培养起一种共识，获得被统治阶级的认同，或者以一种经济手段对社会现状进行调整，从而使被统治阶级反对的声音转化为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因素。斯道雷曾以美国西海岸摇滚为例分析了其从兴盛到衰败的过程。西海岸摇滚以反战为主旨，通过这种文化理念接合了一批消费者与生产者。然而这种自“下”而上所发展起来的音乐社群，最终融入了制度的赢利关怀。虽然歌曲表达的仍是对于和平的呼唤，但这种摇滚音乐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录制的唱片成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文化产品，产生的经济利益则用来支持美国时越南的战争。⁽¹⁴⁾旨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的西海岸摇滚文化最终与资本主义经济利益接合。本意是要对政府加以批判的音乐竟成为社会矛盾的润滑剂，至少在经济层面上维护了资本制度的稳定。

在社会实践中，接合是一种不间断的建构过程。这种建构需要在一定的语境条件下产生。一种实践要从一种语境（结构）中分离出来，再联结到其他语境（结构）之中。在这过程之中，需要不断反复接合、去接合和再接合，才能接近“均势妥协”状态，虽然这种状态不会是持久的，而是暂时、不稳定的。因此，霍尔的接合理论也是未定型的理论。理论本身是一个渐进的演化过程，接合概念被引入文化研究也仅是一个开端。

3．接合的非必然性

霍尔在访谈中提到，拉克劳所论述的接合理论要旨是意识形态的组成成分的政治含义并没有必然的归属，因此需要考虑不同的实践之间的偶然的、非必然的连结。⁽¹⁵⁾由于马克思主义预言的资本主义因其无法克服的内部矛盾的激化会导致崩溃的命运在西方国家显然没有应验，这使得拉克劳和墨菲反思理论与现实之间产生的断裂该如何去弥合。他们认为葛兰西确实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水岭：走向一种“接合原则”，提出了一种超越阶级联合的霸权概念，集中关注意识形态的因素，并且还暗含着多元主义。⁽¹⁶⁾

多元决定论由阿尔都塞首先提出，社会结构由三种实践组成：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和意识形态实践。经济实践仅仅在最终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唯一的决定作用，由它决定在社会发展的特定时期哪一种实践居于支配地位。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实践并不附属于经济实践，而是共同作用，即一种多元决定论。对于拉克劳和墨菲而言，对多元决定的重视意味着“社会和社会行为者不具有任何本质，并且它们的规律性仅仅由那些随着某种秩序建立而形成的相对的和不稳定的固定形式构成”。⁽¹⁷⁾虽然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最终未摆脱机械决定论的影子，但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理论而言是具有启发性和理论支撑的。

拉克劳和墨菲同样借用了索绪尔的语言学观点。索绪尔指出，意义只是通过存在于某一种语言中的差异来建构的。语言系统里没有绝对的必然对应的能指和所指，只有通过一种差异性的关系才能建构起自身的意义。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话语的各要素是一种漂浮的能指，这些能指不必然对应所指，它可能产生更多的能指，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完成新的接合实践。拉克劳和墨菲在话语理论之下非必然性的文化观念可能会造成能指的漂浮不定，一切都是悬而未决的，任何要素的接合都可能是不稳定的、理所当然的。接合在不断地进行之中，尚未出现的接合始终是有可能会出现。

霍尔对拉克劳和墨菲的完全话语主义是不认可的。必然的不对应也是一种绝对化。接合应当是不必然对应，也不必然不对应。可以将不同理论接合在一起，避免走入任何一个极端。霍尔强调的是接合的历史性和实践性。拉克劳和墨菲放过了或者说疏漏了历史力量问题，而正是各种历史力量在塑造着当下的现实，并继续对话语的接合起限定与决定作用。⁽¹⁸⁾霍尔仿佛是在借用德里达的解构，强调差异和解构同一性的必要由此而否认同一性的本质性和必然性。但是与之不同的是，德里达的解构完全是“理论驱动的”，而霍尔的“解构”其实是一种“建构”，是一种“有理论见识的”的重新接合实践。⁽¹⁹⁾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接合实践。生产者所传播的符码完全或不完全、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²⁰⁾传播交流中的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基于社会背景结构之上的权力较量，使意义的传播可能因为知识架构、生产关系和技术基础结构与解码者的理解产生不同的接合。虽然霍尔给出了三种解码立场，主导式的、协商式的、反抗式的，但解码者会自行寻找一个诠释架构来进行意义的解读，这种解码的立场并不必然是单一的立场或者包含在这三种已知的立场中。

三、霍尔接合理论的意义

“接合”在文化研究中居于关键性地位，即使在研究中并无直接使用这一术语，也没有全盘接受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理论，霍尔对于“接合”的重新思考都是值得肯定的。学者史莱克在《文化研究中的接合理论与方法》一文中对霍尔接合理论的贡献给予的评价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是拒绝阶级、生产方式及结构的还原论，以及文化主义把文化还原为经验的倾向。这突出地体现在霍尔对在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的阐述上；二是提高了把话语接合到其他社会力量的重要性，但并未把任何东西都变成话语；三是致力于接合的策略性的特征，突出了文化研究的干预责任；四是他的接合理论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是最好理解的。⁽²¹⁾

首先，霍尔的接合理论是对必然性和绝对的非必然性逻辑的批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它是一个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的和本质的。”⁽²²⁾接合理论是反本质主义和反还原论的。拉克劳和墨菲对于非必然性的笃信可能暗含了一种循环往复的虚无主义寓意。霍尔的接合理论则指出，接合是有限定条件的。接合必须在一定的话语语境才能发生；接合是非本质和非决定性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偶然”的联结；接合包含着丰富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存在于社会复杂的表意系统之中，预示着各种历史实践正是接合的结果，这个过程中充满了对意义的争夺。

其次，霍尔的接合理论提供了一种话语视域的文化研究方法。霍尔赞同各种实践如同话语一般运作，但实践不等同于话语，社会也永远不会是一个完全开放的话语场域。“话语的视域要求我们以一种非整体论的、非单一的方式再度提出并重新整合主体的维度。”⁽²³⁾在话语概念中，对于不同主体的区分，不能进行简单界定。因为不同主体之间存在一种假定的边界，主体并不是单一、独立、互不相关的存在，是多元、能动的，由不同要素接合在一起。话语视域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开放、更多元的研究视角，有助于认识特定的文化与权力如何被解构，如何被言说，如何联结起来。

再者，霍尔的接合理论包含了文化研究的责任和介入。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项纯理论性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本就接合在一起，因此文化研究不能脱离对文化与权力的关注。霍尔在访谈中也指出：“所谓接合就是进行自我建构的社会力量与其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念（它使这种建构过程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形式）之间的非必然的联系，正是这种结合把新的社会位置、新的政治位置、新的社会与政治主体带到了新的舞台。”⁽²⁴⁾可以说，霍尔的接合理论关注政治与文化的接合，社会力量与意识形态的接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可以用接合理论的视角去分析和解读，这本身也是一种接合的结果。因此，霍尔的接合理论不同于强调文化研究和社会生活方式相结合的文化主义，也不同于通过语言学的方法重构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的内在关系的结构主义，它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研究方法。

最后，霍尔的接合理论突出了文化消费的重要性。在文化研究领域，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长期处于前者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状况。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的生产、流通、消费的过程，其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或预设好的，而是一个不断接合、被建构出来的结果。而意义的生产过程（文化的生产过程）始终是一个富含冲突与协商的场所⁽²⁵⁾，接合、去接合、再结合贯穿其中。因此，文化消费也可以视为一种意义的生产，对文化生产出来的意义的阅读及调整。如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由于国籍、信仰、教育程度、社会阅历等不同，对于文化作品中意义的解读是不同要素接合起来的产物。

在霍尔看来，拉克劳和墨菲的接合理论中对于为什么可以接合或为什么不可以接合没有给予详细的解释，是一个理论上的缺陷。霍尔的接合理论至少很好地阐释了“为什么可以接合”这个问题，赋予了接合一定的限定条件和更为丰富的内涵。但就“为什么不可以接合”却很少涉及。霍尔强调接合理论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可以应用于文化研究相关的各个领域，政治、权力、意识形态、话语、结构、阶级等等。接合的外延被扩大可能造成接合的内涵被稀释，接合理论会因此显得宏大而难以把握。如果接合适用于许多层面的研究，那什么样的表述与联结不是接合？那接合又是什么呢？

四、文化研究本土化接合的反思

文化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在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已成为显学。学者陶东风这样评价道，文化研究起源于西方，它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当它被移植到中国以后，必须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重新语境化，即要对来自西方文化研究的话语进行转型，也就是说，它的研究方法、理论范型、价值取向，尤其是批判对象必须根据新的社会文化语境而作出调整。⁽²⁶⁾西方文化研究的本土化过程即一个接合的过程。如果说西方文化研究具有批判性、意识形态性、解构性、多元性等特征。那么，在中国文化语境之下，这些特性正日益消解。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大众文化异军突起，文化产业被提升到一个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文化研究的理性反思沦落为与商业利益合谋对大众文化的赞颂。另一方面，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以后，研究对象泛化倾向明显。毫无限制的扩展和随意的联结使得文化研究变得混乱而缺乏深度。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冷静反思和力图改变的现状。

参考文献

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3．［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4．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5．［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6．［英］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7．［英］约翰·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徐德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8．和磊：《“没有必然对应”———霍尔的接合理论分析》，《哲学百家》2010年第10期。

9．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

The Theory of“Articulation”and Cultural Studies：The Article Report of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Written by Stuart Hall

Zhao Ruzhang

Abstract：The paradigm dilemma made by theoretical defects of cultural‐ism and structuralism encourages Stuart Hall to find a new method of cultur‐al studies．Hall not only learns from Gramscian theory of hegemony，but al‐ so critically uses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s theory of articulation．By means of giving“articulation”some new connotations gradually，Hall forms 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Articulation，explained by Hall，is the ex‐pression and connectedness in the discourse context，the process of constant‐ly constructing meaning and the criticism of necessity logic．Hall’s theory of articulation，which explores the new fields of cultural studies，avoids ex‐tremes of necessity or absolutely no necessity and contains responsibility and particip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is a new key theory of cultural studies．

Key words：Stuart Hall；articulation；the theory of articulation；cultur‐al studies

【注释】

(1)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2)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3)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4)［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

(5)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8页。

(6)［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7)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23页。

(8)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4页。

(9)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10)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页。

(11)［英］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216页。

(12)［英］保罗·鲍曼：《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黄晓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18页。

(13)［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3页。

(14)［英］约翰·斯道雷：《记忆与欲望的耦合———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与权力》，徐德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6—103页。

(15)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16)［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17)［英］斯图亚特·西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吕增奎、陈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18)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19)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48页。

(20)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页。

(21)Jennifer Daryl Slack，“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Articul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in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121，转引自和磊：《“没有必然对应”———霍尔的接合理论分析》，《哲学百家》2010年第10期。

(22)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23)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24)周凡、李惠斌：《后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25)［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常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7页。

(26)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话语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