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文化的历史

沈阳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城市，具有七千二百年的人类居住史及2300年建城史。沈阳地域文化在人类发展历史上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形成、发展，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沈阳城市历史也在其发展过程中按照自己的轨迹演进，并最终走向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从中国古代发展历史的视角去考查，沈阳是史前文明的发源地；是战国秦汉时期中央政权北方的边塞斥候重地；是辽宋金元时期沈水河畔繁荣的封建城邦；是明朝北方的防卫重镇；是清王朝的肇兴之地；是一代王朝的国都、陪都。进入近代，沈阳成为山海关外的都会城市中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沈阳作为重工业基地，是“一五”、“二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因而形成了以机械工业为主体，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并由此形成了城市的工业文化特色。在城市发展历史中形成的沈阳历史文化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也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从而成就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留存了无以数计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为今天文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文化积淀。

（1）历史文化溯源

迄今为止，已为考古资料证明的沈阳境内人类居住活动的历史开始于7200年前，这就是在新乐遗址上曾生活的“新乐人”，这时期已经进入了考古学定位的新石器时代。新乐遗址发现于1973年，位于市区内古浑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因最早发现于新乐电工厂宿舍区内而得名。经数次发掘发现有半地穴式居住址四十余座，并发现了以压印之字纹陶器、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煤精制品为主要遗物的文化堆积层，出土文物2000余件。在对出土的炭化木柱进行碳十四（C14）年代测定，树轮校正年代距今7245±165年。同时，还发现了以夹滑石褐陶为主，器型为深腹罐、高足钵、短颈侈口壶等为主的文化堆积层，距今约5000年；和以磨制石器、素面三足鼎、鬲、甗为主的青铜时代文化层。根据新乐下层出土文物及人类居住遗迹的特殊性及所处年代，考古学将其定名为“新乐文化”。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新乐文化属于新石器中晚期渔猎与农业文化类型。新乐文化在辽河流域史前文化研究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填补了沈阳地区、辽河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空白，将沈阳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溯到距今7000多年，并成为沈阳人文历史文化的源头。

在新乐下层文化之后，沈阳地区仍然有古人类在生活，新乐中层文化即是这一时期生活的印证。由于这一文化类型最早发现于沈阳新民市偏堡子，因此定名为偏堡子文化。新乐上层文化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1世纪，是为中原地区的夏商时期，即青铜文化时代，同一时期生活在沈阳地区的古人类也开始了铜器的冶炼，只是远没有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发达。在沈阳新民发现的高台山文化，也是这一时期沈阳地区古人类活动的遗存。新乐上层文化及新民高台山文化都发现了古人类的墓葬，是为古人类长期在此生存繁衍的佐证。

新乐遗址的发现及新乐文化的命名，在我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其学术价值不亚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黄河流域的裴李岗、磁山文化，对开展本地区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的研究以及建立中国考古学体系具有深远意义。进一步验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再一次证明了辽河流域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源地。

（2）古代城市文化探究

“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历史的魂”，研究城市地域文化演进，必须首先探讨城市建城始源。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包括沈阳地区在内的中国北部的是东胡列族。西周初年的封国—燕国，其疆界处于今河北西北部及辽西大凌河上游，是当时中原地区的北部边陲，与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比邻而居，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受制于东胡各族。战国中期，燕国强盛并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于是派名将秦开出兵向北，打败东胡族，将其疆界扩至今东北南部的广大地区。这一年是公元前300年，也是沈阳建城之始。候城遗址已在沈阳旧城内发现并被确认，大量的出土文物及文献资料证明了战国时期所建的候城县治所在沈阳，其候城城址即在以沈阳故宫为中心的沈河区内。

沈阳城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军事戍所发展而来，对于任何的统治者而言，其主要的作用都是军事防御为主，其城市的发展是为军事防御服务的，也因此，在战火中几经损毁重建，建城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元朝以前的城市文化遗存少而又少。

在沈阳城市发展史上，中国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曾在此生活，在城市文化中留下了他们印迹。早期的肃慎，东胡、濊貊、高句丽、鲜卑、契丹、渤海、女真、蒙古、以及后来的满族等，都曾是沈阳城的居民，高句丽、契丹等民族所建立的政权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占据着统治地位，且是城池的建造者，在城市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反映了他们民族的特征。许多少数民族融入其他民族之中，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有的分化重新组合，有的民族如东胡、契丹、鲜卑等虽然强大，但最终走向消亡。各民族可称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生灭兴衰，在二千多年的沈阳历史中，沈阳古代城市文化体现了多民族融合的特色。

虽然各少数民族生活在沈阳及周边的地区，但这里居民的主体一直是汉族，他们与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共生存，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汉文化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统治地位，这种先进的文化以其巨大的融合力改变着各少数民族文化，因此，中原的先进文化一直是沈阳城市文化的主体，这可以从历代的文化遗存中找出答案。但同时，少数民族文化也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原文化，这种文化之间的影响与渗透，是沈阳城市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3）盛京（清）文化考据

作为清代的首都、陪都，盛京是个地理名称。同时，“盛京”之名称始于清代建国，终于清代亡国，其存在又是一个时间概念，在这一时间段，在这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地域文化，称为盛京文化，也可称为清文化。盛京是清朝及满族共同体的发祥地，因此也是清代满族文化的故乡，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清文化随着清朝入主中原走向全国，对中国封建文化繁荣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①盛京文化之源。十六世纪中晚期，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族势力壮大，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地方政权的首领，1618年后金对明朝宣战，在萨尔浒之战中取得重大胜利，乘胜占领辽沈地区，将都城迁至辽阳。1625年，努尔哈赤力排众议，迁都沈阳，沈阳从此成为后金政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皇太极以后金政权为基础，建立大清政权，改族称“女真”为“满洲”，尊沈阳为“天眷盛京”，简称盛京。“天眷盛京”，即满语的“穆克敦”，为兴盛之意。新兴的清政权给首都盛京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从此沈阳社会历史发展进入了辉煌时期。

②城市文化发展的顶峰。建都之前，皇太极对明代的沈阳城进行了改建，《盛京城阙图》完整地保留了皇太极扩建后的清初帝都的面貌。经过大规模改建的盛京城成为具有都城特点的城市，也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宏伟壮观的城市，“京阙之规模大备”。

清朝迁都北京后，盛京作为陪都依然备受清政府的重视和保护，在盛京设有独特的建制。清中期以后，在对沈阳城进行扩建的同时，对陪都宫殿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使盛京旧宫的建筑规模扩大了一倍有余。为了管理盛京旧宫及建在城郊的清太祖、清太宗陵墓，朝廷在盛京设立了特有的行政机构，除设盛京将军统领盛京地区军政要务外，设立盛京内务府负责陪都的皇家事务，包括定期的旧宫朝会礼仪，皇陵祭祀，旧宫及皇陵建筑维护等，设立盛京户、礼、兵、刑、工五部，负责盛京各项相关事务。加之，盛京是盛京将军行署、奉天府、承德县的治所所在地，清朝政府的各级机构咸集盛京城内，这里成为北京以外的统治中心。

此外，有清一代，共有四朝四帝先后十次返回盛京，祭祀祖陵，瞻仰先朝旧宫。朝廷又在清中期以后，重新规划扩建盛京城，在城外增建圆形外城，设八关，使得盛京城内方外圆、八门八关格局最后形成。由于盛京“龙兴之地”以及作为清代陪都、留都的特殊地位，清代成为北京以外的又一政治中心，至清末发展成为东北地区、山海关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③盛京文化及影响。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文化的繁荣鼎盛阶段，而盛京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陪都圣地，政治地位空前提高，经济得到空前发展，文化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一是皇家的珍藏宝库。清朝历代皇帝以“慎终追远”为祖训，为教诲子孙不忘祖宗创业艰难，对盛京旧宫收贮的祖宗遗物推崇有加，将清朝历代帝王像及清初使用的十方宝玺藏于凤凰楼，将在京修定的历朝《实录》、《圣训》和记录清朝开国史事的《满文老档》、《汉文旧档》、《满洲实录》等送至旧宫中敬谨存贮，同时将修订的清皇室爱新觉罗族谱《玉牒》送至旧宫，“敬谨存贮”于崇谟阁、敬典阁内，将清朝各代皇帝、皇后的玉宝、玉册“恭送至盛京太庙尊藏”，且每年都有御用珍玩器皿送至盛京旧宫内收贮，包括陶瓷、雕刻、服饰、书画，以及御用武备、宫廷乐器等。

清中期以后，清政府开始编纂《四库全书》，这部历时十年完成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修丛书，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是一项浩繁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3种，79337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分装36000余册，约10亿字。清中期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大多收载其中。为使这部文化瑰宝万世流传，全书缮写七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盛京皇宫文溯阁、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盛京皇宫中的文溯阁除盛有《四库全书》外，还存放着另一部清代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成为清代的皇家图书宝库。

至清朝末年，收贮于盛京皇宫中的清代文物琳琅满目，盛京成为真正的皇家珍藏宝库。

二是众多的庙宇与宗教的多元化。随着盛京地区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聚集，各类宗教信徒在城内外修建庙宇，并定期进行宗教活动。据史料统计，仅具有一定规模而且经常进行宗教活动的有百座以上，除崇寿寺、回龙寺、长安寺等几座建于辽代、元朝、明朝的寺院外，大部分为清代所建。这包括清初所建的实胜寺、长宁寺及四塔四寺的皇家喇嘛寺院，佛寺道观中有慈恩寺、普济寺、大法寺（八王寺）、关帝庙、太清宫、龙王庙、太平寺、白衣寺、九圣祠、仙人洞，以及三座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加之清朝初年为建国而建的天坛、地坛、风雨坛、社稷坛、先农坛、厉坛和堂子，盛京城内可称为道观寺院林立街头，宗教活动丰富多彩。由于人口成份的复杂化，因此使得盛京人口的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状态。

三是众多的学府和文化名人。清朝统治者接受汉文化在其建国伊始即已开始，盛京称帝之始，在城内建文庙即孔庙，供奉儒家先师孔子，这座庙宇在清代屡次扩建、增建。并在孔庙旁设立奉天府儒学，供盛京地区民人子弟学习。

清初，书院，这种特殊的教育机构在盛京建立，这就是清初的沈阳书院后改称萃升书院，这里是当时文化名人讲学的场所，也招收“生童”进行学习，实为早期的学校。萃升书院在盛京地区存在一百多年，影响面广，在这里讲学的多为当地的知名文人，因此，这里被视为陪都的最高学府。为使居住在盛京的八族子弟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盛京城内设八旗官学、八旗义学，招收八旗子弟学习，设立专门的宗室、觉罗学，专供皇室爱新觉罗氏子弟就学。清朝末年，这里也出现了新式的学校，八旗小学堂、八旗满蒙中学堂等，以及具有近代学校形式的奉天中学堂、奉天师范传习所、奉天女子师范学堂、奉天方言学堂、奉天法政学堂，及新式的小学校十余所。总之，盛京的文化教育在清代位居关外之首。

在盛京作为都城和陪都的二百多年里，在此生活过或曾经到过这里的文化名人留下了关于这座城市的诗词歌赋、笔记文章，成为城市历史珍贵的记忆。

清朝皇帝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四帝曾先后来盛京拜谒祖陵，其间即驻跸盛京城内，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御制诗文传世，其中有对盛京地区风物的记述，有对先朝皇帝功绩的缅怀，有对盛京皇宫、盛京三陵建筑的咏叹，其中多有精彩之作；与皇帝同来盛京的朝廷文臣也不乏著述遗世。

此外，盛京作为清朝统治者眼中的“首善之区”，清初成为流放政治犯的地方，希望祖宗龙兴之地的淳朴民风教化这些政权的反对者。流放到盛京的不乏文人，这些人为盛京的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留下许多珍贵的作品。有东北第一流人之称的僧人函可，流放生活盛京多年，著有《千山诗集》、《千山剩人和尚语录》、《金塔铃》传世。两次流放至盛京的著名学者陈梦雷在盛京期间负责编纂了《盛京通志》，审定了《海城县志》、《承德县志》和《盖平县志》。陈梦雷还在盛京购筑“云思草堂”，开门授徒，讲解四书五经，盛京“诸公卿子弟执经问学者踵接”，一时成为盛京的问学中心。

清代康熙年间刊印的著名诗集《熙朝雅颂集》收录了辽沈地区满汉诗人鄂貌图、高塞、福璐、博尔都、塞尔赫、鄂宗安、双庆等人的诗作，其中不乏名篇。

随皇帝东巡至盛京的刘世英著《陪都纪略》刊印，记述了沈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市井文物，其中对盛京著名景致的咏赞流传至今。

清末，名士缪润绂的《沈阳百咏》、《陪京杂述》两部专著以诗文和杂记的文体，歌咏、记述盛京景物。《含光堂诗文集》、《律赋准绳》是其代表诗集。他与友人发起组成的荟兰诗社除以诗文唱和外，还创作子弟书，编写对联和谜语，有子弟书《锦水祠》、影卷《惊天录》和《谜选》等作品传世。天柱排青（天柱神松）辉山晴雪、浑河晚渡、塔湾夕照、柳塘避暑、花泊观莲、万泉垂钓（万泉莲舟）、黄寺鸣钟、星阁晴霞、凤楼晓日、四平灯市、北陵红叶、西园晚眺、东塔春耕等盛京著名景观因缪氏的著述而流传于世，影响至今。

四是文化特征与影响。盛京文化在满族文化基础上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博采蒙古、藏、锡伯、朝鲜等长期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是地域文化中多民族文化交融发展鼎盛时期。

盛京文化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等诸多地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由于满族在清代的统治地位及盛京的特殊地位。

八旗制度可称为清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种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形成于后金统一战争之中，在清朝建国初年得到完善，这种独特的社会组织终清之世发挥着作用，成为清王朝统治全国的重要军事支柱。

满语满文是满族形成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标志，早在后金建国前后，努尔哈赤命文臣以蒙古文字为基础发明了满文，到盛京后，皇太极命达海等人改造了旧有文字，完善了满文。并成为有清一代的官书语言。满语骑射是清朝统治者视为其统治的基础。

作为长期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满族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习俗，他们在衣食住行上有自己的特点，在婚丧礼仪上有自己的风俗，这些生活习俗虽在进入辽沈地区后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仍然保留着鲜明的的民族特色，这些习俗影响深远，随满族人入关及八旗军到全国的驻防而带到全国，许多至今仍保留当地人的生活之中。

（4）近代沈阳文化综述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中叶，沈阳开始了城市发展近代化的历程，出现了近代城市建置和城区格局，开始了近代城市建设，近代工商业经济、文化得到发展，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奉系军阀为增强其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军事工业，大力扶持民族工商业，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重视体育卫生事业，在客观上推动了沈阳经济社会的近代化进程，由此奠定了东北第一大都会城市的地位。

1927年，奉天市政公所成立，这是沈阳出现的最早的近代城市管理机构，出现了早期城市区划格局。在市制确立之前，城关地区边墙内以旧城为中心形成近似铜钱形状的中心板块。北大营占地较广，是城外的又一板块。市制确立之后，环绕古城周围又陆续形成了大东新市区、惠工工业区、西部的冯庸大学、北部的东北大学和东北部的沈海工业区等几个较大的城市板块，从而组成了20世纪20年代沈阳的新市区。

近代工业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以奉天机器局为代表的机器工厂的出现，推动了沈阳近代工业的发展，奉天纺织厂，八王寺啤酒汽水公司等著名企业创建在这一时期。在惠工工业区内兴起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影响到东北地区。在军事工业上，有奉天兵工厂、辽宁迫击炮厂等军工企业全国著名，辽宁迫击炮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台载重汽车，并参加了上海的展览，成为东北的创举。

奉天开埠，拉开了沈阳发展成为商业城市的序幕。开埠后，美、德、英、法、日、俄等国纷纷在沈阳设总领事馆，外国工商资本陆续投资，汇丰银行、花旗银行等国际资本进入沈阳，加之沈阳原有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如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奉天分行开展工商业务，沈阳成为东北地区金融中心。商业贸易繁荣发展，以旧城四平街为中心的商业街商贾云集，各类商铺鳞次栉比，贸易辐射东北地区甚至达关内。

这一时期，近代的市政建设已经开始，并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规模。浪速通（今和平区中山路）、千代田通（今和平区中华路）这些近代意义上的街道在满铁附属地、商埠地及旧城内出现，出现了平安广场（今和平区民主广场）这种城市广场设计，奉天公园、美国领事馆公园、奉天千代田公园、万泉公园等近代新兴的城市设施在这时期建成，昭陵（北陵）、福陵（东陵）作为公园向公众开放。这一时期，沈阳出现了早期奉天瓦斯作业所，“满铁附属地”内部分居民生活开始煤气化；建成了最早的城市给水塔，部分城区建有下水工程；城内出现了奉天消防队。沈阳出现了最早的无线电台，有了城市电话局，电报、电灯开始使用。

奉天大学堂的创办、教育行政机关的设立，标志着近代办学的开始。东北大学、冯庸大学、东北交通大学、东北讲武堂、奉天官立卫生院、奉天高等实业学堂、奉天警务学堂、奉天法政学堂、奉天医科大学、奉天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奉天同泽中学同泽女子中学、东关模范小学等各类新式学校建成，开始了近代的新式教育模式。奉天图书馆、东三省博物馆相继建立开放，使沈阳近代社会文化设施建设取得了进展。满洲医科大学、盛京施医院等新式医院在沈阳出现。开始了近代的体育运动，奉天国际运动场建成并使用，在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召开了第一届东北四省联合运动会，并且于1932年7月，在张学良资助下，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代表中国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开中国人参加奥运会之先河。

1905年《东三省公报》创办，《东三省日报》1907年创刊，《新民晚报》1928年创办，《奉天教育杂志》、《盛京时报》、《醒时白话报》的创办，标志着社会文化的进步与发展。

新式教育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全面普及加快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也成为城市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5）革命历史文化追忆

从日俄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脚步，而沈阳是其占领的首要目标，日本为掠夺中国东北地区的资源，在这里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而从其占领之日起，人民群众反日斗争一刻不停地进行着。中共奉天支部和中共满洲省委相继成立后，成为组织领导反日爱国运动的中间力量，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爱国人士纷纷加入到反帝爱国斗争行列。中共地下党组织编辑出版的进步刊物《关外》问世，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工具，被迫停刊后，又先后有《冰花》、《北国》、《翻飞》、《现实》、《呓语》、《南郊》、《怒潮》、《红蓼》等进步刊物进行革命思想宣传，其中《冰花》曾得到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同志的关注和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作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在沈阳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宣言，号召各阶层群众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沈阳的工人、学生、商人纷纷停工、停课、停市，不断反抗侵略者的压迫。大批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去关内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1932年，义勇军多次攻打沈阳，一度攻破沈阳城，表现出中国人民不甘屈辱、英勇抗敌的爱国主义精神。1932年3月11日《盛京时报》对义勇军的爱国行为进行了报道。在攻打沈阳城的战斗中，14岁的抗日小英雄关玉林三进三出沈阳城，表现出沈阳民众的机智和勇敢。抗日英雄邓铁梅，中共中央在著名的《八一宣言》里称其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他所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在战斗中屡屡重创日军，被捕后在沈阳惨遭日军杀害。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爱国抗日将领黄显声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事变后，沈阳市公安局所属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在黄显声的领导下进行了“不抵抗之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退出沈阳。尔后，黄显声组织领导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打击日军。1932年，黄显声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

此外，流亡关内的沈阳人民继续着抗日活动，1937年6月20日，“东北救亡总会”在北平成立，誓言“打回老家去”。阎宝航与高崇民、王化一、陈先舟、卢广绩等人在北平共同发起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东北人民抗日的一面旗帜。“九一八”事变两周年时，阎宝航等人又成立了秘密抗日组织—复东会。继续着抗日活动。

日本投降后，1946年3月13日，国民党第25师进占沈阳，沈阳被国民党接管。接着国民党又把东北行辕、东北长官司令部等机构设在沈阳，使沈阳成为国民党在东北统治的中心。为了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争取沈阳人民的自由解放，在中共沈阳地下党的坚强领导下，沈阳人民积极开展了英勇机智的革命斗争。这些斗争，成为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战线。

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设立多个秘密联络点，同敌人展开殊死斗争。著名的东北局社会部方涛军事情报小组的秘密联络点（今和平区北一马路106—4号），即设在了国民党军、警、宪、特密布的环境下。1948年中共沈阳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联”、“学生抗联”，在“七五”抗暴斗争中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发放传单，向市民宣讲，组织罢课，加强舆论导向作用。

建国初期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沈阳成为战争的大后方，作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沈阳支援了这场战争，并为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有沈阳人在战争中为保家卫国献出了生命。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埋葬着这一时期的烈士，成为沈阳红色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沈阳革命文化本身是一种优秀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了我们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也是沈阳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每一时期都有沈阳人在参与并做出一定的贡献，产生一定的影响，其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成为建设和发展现代文化强大的精神支柱。

（6）现代工业文化概览

新中国建立后，沈阳在近代工业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建成了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以及钢铁冶炼、煤炭开采、火力发电、汽车和拖拉机制造工业，成为新中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七十年代以后，化纤、塑料、合成橡胶等三大合成材料和电子等新兴工业相继发展，形成了以机械工业为主、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城市，为国家重点建设、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技术、军事装备，并向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新兴工业基地输送了大批技术人才，城市在发展中也形成了独特的工业文化底蕴。

在国家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沈阳是国家工业建设重点地区之一。国家用于沈阳的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工业投资额的4.4%。“一五”期间，国家拨给沈阳的资金16.1亿，比同一时期拨给上海、天津的资金分别多23.73%和53.04%，沈阳拥有全国694个限额以上项目的26个，其中全国156项重点项目工程沈阳占6项，全市工业建设项目达1500个。大规模经济建设使沈阳城市经济迅速发展，1949年至1966年，沈阳工业发展速度年均增长14.2%。沈阳作为国家的重工业基地，生产的各种主要产品、技术装备销往全国各地的数量占出厂的90%以上，机床、风动工具、矿山机械、铁路机车车辆、冶金机械等国营大企业相继建成投产，化工、制药、电缆、变压器等一批骨干企业成为国内行业的排头兵。

作为新中国最早发展和建设的重工业城市，沈阳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为社会主义改造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有“共和国长子”、“新中国工业摇篮”的美誉，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历史上的多项“第一”。

机械工业。第一台摇臂钻床于1953年由中捷友谊厂研制成功；第一台桥式自由锻锤于1952年由沈阳重型机器厂研制；第一台卧式镗床于1956年由中捷友谊厂研制；第一台气动凿岩机于1949年10月由沈阳风动工具厂生产，该厂被誉为“中国凿岩机摇篮”；第一台∮700mm初轧机于1958年5月由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这一机械的问世开创了中国成套设计与制造轧钢机的历史；第一台四轮冷轧机于1959年1月由沈阳重型机器厂研制成功；第一台2500吨自由锻造水压机于1958年9月1日由沈阳重型机器厂试制成功；第一套大型型钢轧机生产线于1958年由沈阳重型机器厂研制出；第一台1600KN热剪机，于1958年由沈阳重型机器厂研制成功；第一台850初轧机于1958年由沈阳重型机器厂研制成功；第一个板框式旋转漏网，于1960年由沈阳电力机械总厂设计生产，该漏网是用于火电厂、核电站、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的重要设备；第一台大型起重机于1955年10月于沈阳桥梁厂试制成功，填补了我国大型起重设备的空白；第一个钢结构架于1957年设计完成，是为武汉长江大桥提供的中国第一个钢结构架；第一台18马力蒸汽拖拉机于1958年4月30日由沈阳拖拉机汽车制造厂试制成功，被中共沈阳市委命名为“创造号”；第一台轮式蒸汽拖拉机于1958年由沈阳拖拉机汽车制造厂生产；第一台火车轮箍轧机于1962年由沈阳重型机器厂研制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新中国的第一枚金属国徽是由沈阳第一机床厂的铸造车间完成，1951年始正式悬挂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

航空工业。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5歼击机于1956年由沈阳松陵机械厂研制；第一架喷气教练机于1958年7月26日由沈阳松陵机械厂自行设计制造首飞成功；第一架超音速歼击机于1959年4 月26日由沈阳松陵机械厂研制首飞成功；第一架双倍音速歼击机于1966年1月17日由沈阳松陵机械厂研制首飞成功。第一枚地对空导弹于1963年7月2日由沈阳新阳机械厂研制，填补了中国尖端武器的空白。

冶金工业。1950年4月，沈阳冶炼厂在国内首次试验成功湿法炼锌，并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电锌20吨。1955年，沈阳冶炼厂从锌浸出渣中回收铟试验成功。沈阳冶炼厂从阳极泥中提取碲试验成功，1958年正式投产，该厂成为中国第一个生产碲的工厂。

石化工业。1956年，沈阳化工厂氯气液化改为热交换，既保证了生产安全，又提高了液化能力，这项成果使中国获得第一个化工业国际发明奖。

1954年，沈阳铁路信号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块红色和绿色铁路信号灯玻璃。

1956年，沈阳铁路信号厂生产出中国第一台小站电气集中面板式控制器，应用在火车进站后停靠控制方面；沈阳模具厂是中国最大的专业模具制造厂，拥有全国唯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生产的子午线轮胎活络模具；沈阳第三橡胶厂为国家重点轮胎生产企业，是中国最大的航空轮胎研制生产基地。1951年2月5日，沈阳第三橡胶厂成功研制生产出中国第一只战斗机轮胎。米格15战斗机轮胎的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飞机轮胎的历史。

电力工业。中国第一台大型电站远距离用电巨型变压器、中国第一台空气断路器、1957年12月由沈阳高压开关厂试制成功。

重工业基地的沈阳贡献给共和国的不仅仅是物质的财富，更有时代赋予共和国的一种精神，这就是无私奉献、大公无私的精神，“合力拼搏、埋头苦干、不畏艰难、敢为人先”的精神，沈阳众多的劳动模范，用行动诠释了时代的精神，为共和国创造了无价的精神财富。技术革新的带头人尉凤英一生13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被称为“毛主席的好工人”；工人工程师王凤恩，在工作岗位苦心钻研技术，革新工艺200余项，许多技术发明填补了当时工业技术生产领域的空白；无私奉献的技术革新大师张成哲；以革新刀具闻名遐尔的“刀具大王”金福长；全国“焊接大王”阎德义；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田桂英；全国职工技术协作发起人吴家柱、林海丰、吴大有，这些曾为新中国工业建设发展无私奉献者们的名字已写入沈阳工业建设的史册。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沈阳的工业门类增加到184个，全市工业企业达5800多家，初步构建了汽车、机械、电子信息、化工、环保、制药、冶金、船舶和飞机制造等为主的新兴产业群。雄厚的传统工业基础为沈阳市积累了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改革开放以后，沈阳被国家确定为综合体制改革的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开始。出现了东北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沈美日用品公司，1986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破产倒闭，在全国首开企业破产试验的先河。一大批国有企业实行转制。经过几年的阵痛，沈阳工业在新时期面向市场化的沈阳工业实现了新的飞跃，工业结构更加合理，生产向高科技、现代化、规模化迈进，实现了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老工业基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在中国工业发展进程中，沈阳工业以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重大贡献和辉煌成就谱写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重要一页，孕育了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工业文化。工业文化是沈阳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是沈阳的独特品牌和亮丽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