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领导思想精华

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和文明，形成了独特的传统文化，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领导思想遗产，下面我们简要地介绍其中的精华部分。

一、重视维护领导的基础

领导的基础是民众，离开了民众，离开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不可能有领导，即使依靠暴力，也不可能长期维持其领导地位，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历来比较重视民众的力量，重视维护领导的基础。

(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以民为本，顺乎民意，取信于民，赢得民心。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于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其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再者，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还有，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

(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

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

1.富裕民众

民富，才能国富。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力才会有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民富，才能君富。《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民富，才能国安。《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怎样才能富民呢?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行“仁政”。其次，要兴利民之举。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再次，要有富民之策。统治者不仅要有富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帮助民众发展生产等。

2.教化民众

为了国家的稳定，统治者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而且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化的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范。

二、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时期，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主张行“仁政”，讲“礼治”、“德治”，重视领导者的品德修养。

(一)修身正己，为政以德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把“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要求为政者必须加强修养，完善人格，提升品德。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才能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才能造福社会和人民。为此，领导者应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公与私。要求立政为公，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行私人权术，不计私仇私怨。二是言与行。要求谨言慎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身教重于言教。三是义与利。要求“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四是勤与惰。要求“称身就位”，“计能受禄”，不尸位素餐，警惕“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无功而受禄”。

(二)清正廉明，为政之本

为政者必须廉洁奉公。吏治清明，是政权巩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而吏治腐败，则是民不聊生、国破家亡的祸根。因此，历代统治者无不要求官吏清正廉洁。我国古代反腐倡廉的措施主要有:首先，重教育，对官员在入仕前和入仕后都加强廉政思想的灌输和训诫;树立榜样，以正风气;执政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其次，重预防，防微杜渐，及时治理，“勿使积重难返”。再次，重高官，抓上层，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最后，重法治，严刑峻法，重法治贪。

三、重视领导艺术和方法

我国古代领导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领导艺术和方法的研究为核心。重视对领导艺术和方法的探讨和运用，即重视“治术”、“权谋”，较少对领导制度和本质进行思考。

(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

德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的目的。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其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治的作用。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其二，主张礼治，提倡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其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主张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其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

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法治。其核心是依靠严刑峻法来达到国家大治。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第一，重视法治。法家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二，提倡重法严刑。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行威慑。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设。“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张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却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

(二)赏罚并行，奖惩分明

奖惩是一种重要的领导方法，奖励是应用积极的方式通过正面的鼓励来调动积极性，惩罚是应用消极的方式通过反面的刺激来驱动人的行为。古人认为，奖惩具有统御、引导、鞭策、教化等多种功能，因此，非常重视运用这种手段来进行领导。其一，赏罚并行，功过相称。赏与罚，奖与惩，二者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奖赏的作用是褒扬、鼓舞，从正面进行激励;惩罚的功能是威慑、惩戒，从反面进行督促。赏罚并施，才能引导人做好事，阻止人干坏事。另一方面，赏罚要公正，必须功过相称。赏罚只有公正，不徇私情，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其二，奖惩分明，及时守信。奖赏和惩罚要分明，使受奖者得到真正的实惠，该重奖则重奖，使之引人羡慕效仿。进行惩罚，要足以使受罚者受到真正损失，以儆戒他人，不敢重犯。如果奖惩不痛不痒，贤者就会不屑一顾，恶者就会有恃无恐，这样适得其反，还不如不搞。奖惩还应该及时守信。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要及时兑现，立竿见影。否则，事过境迁，则效用大减。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信守诺言，才能真正调动人们的积极性。

(三)重视人才，选贤任能

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选拔和使用人才，早在隋唐时就建立了科举制度，用于选拔与考核人才。在关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古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思想。一是人才为本。人才是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高度重视。《管子》云:“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荀子总结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二是选贤任能。我国古代除了皇帝是世袭制之外，在选拔各级官吏时都要求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用人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管子》主张德、功、能三者兼顾。墨子将德、官、劳、功四者并列。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选才标准，认为德、能不可或缺。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官吏“才行兼备”。三是知人善任。统治者要能选贤任能，必须要学会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掌握观察人、了解人、考核人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有:察人七途(鉴其表、听其言、察其行、观于友、询于众、试于事、考于绩)、取人八忌(忌以貌取人，忌以爱憎观人，忌以固定模式律人，忌以出身资历相人，忌以一时一事论人，忌以传闻毁誉鉴人，忌以假象判人，忌以私心察人)等。四是用人之道。统治者要善于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其要点是:扬长避短，职能相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

决策是一项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的重要活动。领导者的一个主意或决定，小则关系组织的兴亡，大则关系国家的安危。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多谋善断是领导者重要的素质和职责。其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行周密的谋划。《孙子兵法》中指出:“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中庸》里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其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全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基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孙子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领导者要重视信息在决策中的作用，注重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研究和利用。其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者的知识、经验、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在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多谋基础上，领导者还要有主见，善于决断。古人认为，适时决策，事半功倍;举措失时，事倍功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