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尤其是“四小龙”在强势政府引导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被国际学术界称作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
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源于什么因素?如何解释这一独特的发展模式?在与发展相关的国际社会科学界里,多数学者会同意,东亚国家主要依赖于一个发展模式,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这一发展模式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典型特征:(1)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增长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带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产业部门的结构转换具有跨越性特点。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快速下降;第二产业中的新兴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陡然上升,产品高度面向出口;第三产业超前性、跨越性发展,并向国际化、信息化迅速迈进。(3)外贸出口型增长,经常账户长年持续巨额盈余,外汇储备丰裕。(4)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包括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医疗卫生与营养、人民大众受教育程度、收入分配和贫困缓解等得到显著改善,有的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除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外,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多年来又形成了东盟三国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其中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方面。
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涵盖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政治高层具有全力支持经济发展的坚定政治意志。其次,有一个有能力规划并推动发展,且以发展为使命的经济官僚体系。发展的优先性必须在政策协调上显现,即政治高层的支持使得在不同领域政策的协调上,经济发展多半能够得到优先考虑。最后,经济成长的结果能够较为平均地为社会大众所分享,才能确保此发展目标的优先性得到社会长期的支持。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发展模式除了上述内在因素之外,全球经济必须处在一个自由化与全球化的过程中,而这一条,恰恰也具备了。
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除日本这一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外,亚洲各国经济已迅速从衰退中恢复过来,GDP增速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然而,在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扑朔迷离的情况下,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将面临许多挑战。在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之间,在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之前,政治上的权威统治形态应是普遍现象,而成功的经济发展,必会引起民众政治参与的愿望,经济发展越成功的地方则与传统权威统治方式的紧张程度越大。但是社会转型的演变如何进行,结果如何,则需依各地历史条件以及行动者的实际行动而定,不易归纳出清楚的规则。大致而言,原先经济发展模式越平均,民主化参与越广泛、越积极,社会转型良性演变的可能性越高。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验大致与此相符,但也显示了这个过程的曲折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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